余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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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我像蛀虫啃石梁一般颇怀壮烈感地翻译完了这本虽然不厚，但绝难一口气读完的《撒旦探戈》，立即沉不住气地告诉了责编，与其说告捷，不如说告饶，若这书再长上几十页，估计我会得抑郁症的。读这本几乎不分段落的小说，就像读没有标点的古文，每读一行都感觉艰难。随后是一段刻意的遗忘，我将译稿旁置了三个多月，才又鼓起勇气重新拾起，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重读，校改，润色，定稿。译稿发出去后，我跟责编抱怨：“简直就要憋死我了！现在我真想跺脚，喊叫，砸东西，摔书，再也不想看到它！”

当然说归说，怨归怨，心里还是惦着我的这个译本能早一点印出，好让我揣着所有释放不掉的焦虑和愤懑再次把它翻开，换一个读者的身份再读一遍，当然，再焦虑一遍，愤懑一遍，绝望一遍，也再清醒一回。这本书于我，是一种虐读，全新的体验，折磨加享受，窒息式的快感；快感之后，是更持久的窒息。

十月末的一个清晨，就在冷酷无情的漫长秋雨在村子西边干涸龟裂的盐碱地上落下第一粒雨滴前不久（从那之后直到第一次霜冻，臭气熏天的泥沙海洋使逶迤的小径变得无法行走，城市也变得无法靠近），弗塔基被一阵钟声惊醒。离这里最近的一座小教堂孤零零地坐落在西南方向四公里外、早已破败了的霍克梅斯庄园的公路边，可是那座小教堂不仅没有钟，就连钟楼都在战争时期倒塌了，城市又离得这么远，不可能从那里传来任何的声响，更何况：这清脆悦耳、令人振奋的钟声并不像是从远处传过来的，而像是从很近的地方（“像从磨坊那边……”）随风飘来。他将胳膊肘支在枕头上，撑起上身，透过厨房墙上耗子洞般的小窗口朝外张望，窗玻璃上罩了一层薄薄的雾气，在幽蓝色的晨幕下，农庄沐浴在即将消遁的钟声里，依旧喑哑，安然不动，在街道对面，在那些彼此相距甚远的房屋中间，只有医生家挂着窗帘的窗户里有灯光滤出，那里之所以能有光亮，也只是因为住在房子里的主人已经许多年不能在黑暗中入睡了，弗塔基屏住呼吸，生怕漏掉哪怕半声正朝远处飘散的铿锵声响，因为他想弄清楚这阵钟声到底来自何处（“你肯定是睡着了，弗塔基……”），所以他绝对不能漏掉任何一点声响。

这是《撒旦探戈》开篇的头几句。整部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这样黏稠、缠绕、似火山熔浆涌流的句子，而且不分段落，让人读得喘不过气，恨不得一个塔尔·贝拉式的超长镜头从《创世记》拍到《启示录》，翻译完这本小说，我感觉从人间到地狱里走了一遭。绝望之后的绝望，没有人能逃出书中描绘的泥泞世界。这部作品有着宏大的构思、公式般精密设计的情节，环环相扣，密不透风，在那个阴雨连绵、广褒无垠的泥泞世界里，所有人都没有自主的空间，都是希望的奴隶，命运的棋子，包括作家自己，最终也与那个将自己关在家中昼夜偷窥并勤奋记录的医生融为一体，既操纵蛛网，也被蛛网绑缚。我们以为自己生活在有希望的人间，哪知人间在魔鬼的陷阱里；我们以为自己长脚就有可能逃离，哪知道自己是粘在蛛网上的米蛾。人类的历史就是周而复始，永难逃脱魔鬼的怪圈。

《撒旦探戈》，这书名对国内读者来说并不很陌生，因为它是2015年曼布克国际奖得主的代表作，后现代名著，匈牙利制造，而且作者多次来过中国；喜欢欧洲文艺片的国内影迷们更会知道，匈牙利著名导演塔尔·贝拉曾将这部小说改拍成一部七个半小时的黑白故事片，从头看到尾的人不多，但收藏它的肯定不少；搞电影的人更清楚，塔尔·贝拉导演的所有影片，无论是原著还是剧本，几乎都出自《撒旦探戈》的作者一人之手。这位匈牙利作家的全名很长，我认识了他二十年，才勉强能一口气把它说出来：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但说之前必须长吸一口气，说完后差不多断了气。据作家本人说，他的家姓是一个地名，在现在的斯洛伐克境内有一座始建于十三世纪的著名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城堡，城堡曾是匈牙利大贵族安德拉什伯爵家族的领地，2013年3月被一场“由两个男孩抽烟引发的大火”烧毁。

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城堡有什么关系？有的，除了他的祖先可能来自那块地方，还存在着历史、文化、命运上的秘通暗连。不久前，我在匈牙利的“图书博客”上读到了一篇文化记者纳吉·伽布丽艾拉对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采访，时间选在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城堡火灾的纪念日。这显然不是巧合，而是为那次对话铺设了某种背景或基调。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承认，火是他生活中的一个可怕的组成，迄今为止，他曾亲身经历过六次火灾。其中一次，他与著名作家麦瑟吉·米克洛什在布达佩斯会面，圣安德列的家宅着了火；还有一次，他在一个乡村图书馆当管理员，由于图书馆被一场大火烧成了灰烬，他失掉了工作，回到了城里，两年后水到渠成地写出了《撒旦探戈》，而且也跟凯尔泰斯一样，处女作一出手就抵达高峰，确立了他后来作品的反乌托邦主题与忧郁的基调，无论是后来的《抵抗的忧郁》《战争与战争》，还是新近问世的《温克海姆男爵归来》，都可以看成是《撒旦探戈》的续写。总之，火是他生活中的重要元素或符号，被问及自己与那座同名城堡的关系时，他卖关子地回答：“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城堡火灾是我生活的第七个阶段，我现在没必要告诉你它的意义。至于我的家姓和那个地方有什么联系，还是让它继续被青苔覆盖，保持它的神秘吧。”

2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书里书外都是纯粹的作家。从某种角度讲，他是一位演技相当出色的文学演员，时刻都在扮演一个绝无仅有的洞察者角色，就像《撒旦探戈》中因窥视而存在的医生，用冷酷的方式记录窥视到的一切（包括自己），他善于从生活中提取深层的意义，也擅长用隐喻讲述无意义的历史——周而复始，如封闭的魔圈，没有谁能挣脱掉，逃出去。医生自己也不可能，因为记录本身就是迷宫。

《撒旦探戈》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处女作，也是代表作，充满了神秘而冷酷的隐喻，在奠定自己文学风格的同时，已经达到了自己的高峰。一个个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的复杂长句接力，缠绞，确如火山爆发时殷红的熔岩顺着地势缓慢地流淌，流过哪里，哪里就是死亡。小说的构架十分奇特，带着强烈的音乐性，有时让我听到谭盾的《火祭》，有时透出柴可夫斯基《悲怆》的韵律，虽然场景荒僻，但是叙事宏大，在沉缓、苦涩的叙事内部有着魔鬼般邪恶力量的指挥和驱动，正是这种撒旦的旋律像摆布棋子一样摆布着每一个角色，操纵他们的每一个步伐、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个念头。

故事发生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小村庄，那是一个曾经红火过一阵、现在已被废弃了的农业合作社，绝大多数居民陆续逃走了，逃到别的地方谋生，只剩下十几个人无处可逃，在阴雨连绵、一片泥泞的晚秋日子里演绎着酗酒、通奸、阴谋、背叛、做梦与梦破的活报剧。伊利米阿什来了！他的出现在村里人眼里无异于救世主、弥赛亚，点燃了他们绝望中的希望；他们欣喜若狂地追随他，跟着他跳起死亡之舞，直到最后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救世主实际是魔鬼撒旦。可悲的是，人类的智力赶不上撒旦，因此他们永远都不会醒悟。

这部小说的标题跟内容一样神秘而复杂，小说的结构也与书名紧扣。《撒旦探戈》的十二个乐章环环相扣，首尾连接，描绘了人类生活的可悲、绝望、惨败与毁灭，既充满了忧郁，也充斥着荒唐，否定了一切幻梦和希望。尽管也有短暂的麻痹和可笑的乐观，但最终揭示的还是一个永恒的真理：希望是相对的，绝望是绝对的，一切都比绝望还更绝望。作家在他的作品里，没有留给人类任何出路。正如曼布克国际奖评委会主席、英国女作家玛丽娜·华纳所说：“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是一位有深刻洞察力的作家，并拥有非同寻常的热情和表现力，抓住了当今世界形形色色的生存状态，精细刻画出那些可怕、怪异、滑稽、既惊悚又美丽的生存肌理。”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笔下的世界，充满了毁灭的喑哑与嘈杂。

从匈牙利到欧洲到世界文学，克拉斯诺霍尔卡伊都是令人仰望的星斗，不过他投射出的是阴影的黑光，投射到阴影的世界上，不是照亮，而是相反，让我们震惊于自己认知的懦弱。有人说他是悲观主义者，我说他是绝望主义者，至少在他的文学上。黑色虚构，又绝对现实，是后现代隐喻文学的代表作。

事实上，无论从1985年出版的处女作《撒旦探戈》到去年新问世的《温克海姆男爵归来》，还是从《优雅的关系》中从A向B、从B向C的连环跟踪到《抵抗的忧郁》中杀机隐伏的巡展鲸鱼，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所描述的都是一个阴影的世界，沉闷，诡异，绝望，惊悚，活在这个阴影世界中的人物都是阴影中的阴影，在偌大天宇下一个蛛网蔓延、被上帝遗忘了的角落里跳舞，向前两步，后退一步，撒旦的节奏，在原地踯躅。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一个主题，刻画人类生存的怪诞、冷酷、无情和绝望。他像一个预言家，预言了我们都不愿正视的未来。

或许并不算预言，只是推理，因为人类的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或许，我们可以把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作品看成凯尔泰斯作品的变奏，曾几何时，凯尔泰斯不也以奥斯维辛代言人的角色说，只要人类存在，大屠杀就会进行，因为大屠杀是一种人类文化，有墙的奥斯维辛虽被烧毁了，没有墙的奥斯维辛依旧存在，人们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和平的废墟。让世人直面人生固然残酷，但总比虚构人生更有意义，能让人活得明白并有所准备。难怪苏珊·桑塔格把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比作果戈理和梅尔维尔。

3

我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相识在二十五年前，那时我刚漂泊到匈牙利不久，他也刚出版了那本名为“乌兰巴托的囚徒”的中国游记。他是1991年以记者的身份去中国的，中国政府邀请各国记者去中国访问，拉斯洛在华期间得到了周到、完美的安排，他的文字和他看到的面孔一样带着笑容。

我第一次见拉斯洛是在1993年早春，在匈牙利南方的塞格德市。那正是我最落魄的时候，没工作没钱没身份，寄宿在好友海尔奈·亚诺什博士家，准确地说是被他收留。亚诺什年长我十岁，当时在尤若夫·阿蒂拉大学（现塞格德大学）历史系任教，1989年后率先创办了一份在精英阶层影响甚广的文史杂志《2000》，成为文化名人，并以Q.E.D出版社社长的身份先后出版了由著名哲学家、翻译家兼画家库拉琼·伽博尔老先生翻译并作注的《易经》和《道德经》，他和拉斯洛是好朋友，出版过拉斯洛的短篇小说集《优雅的关系》，现任匈牙利塞切尼国立图书馆副馆长。在当时，亚诺什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一大群大学师生、学者和诗人、作家在身边，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还是文学界的“当红小生”。

我记得很清楚，那次是亚诺什邀请拉斯洛到塞格德与读者见面，提前几天，亚诺什就一再叮嘱我，这个周末哪儿也别去，说要把我介绍给一位“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他还说，那位作家很想跟我聊聊中国。可以想象，他对作家也说了一套介绍我的好话。总之，那次会面是双方共同期待发生的，有朋友做中介，都带了美好的预期。

拉斯洛是个高个子，稍微有点驼背，总喜欢穿蓝色或黑色的棉布外套，最有个性的该算他常戴的黑色礼帽，长发齐肩，一副我想象中的田园诗人气质。虽然对一位不惑之年男人的面孔不适合用“漂亮”来形容，但他确实长了一副兼灵秀飘逸、浪漫敏感、深邃成熟于一体的漂亮面孔，深棕色的络腮胡修剪得利落整齐，额头很高很宽，即使在冬天也晒得红红的，发际很高，那时齐颈的长发还没变灰白，唇须下挂着温善友好、能够融化陌生的微笑。说话的时候，他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你，湖蓝色的眼睛明澈透亮，透抵人心，既有孩子的真纯、成年人的狡黠、音乐人的热烈，也有思想者的深邃。我想，大凡第一次见到拉斯洛的人，都会被那双波斯猫般的眼睛和裘德·洛式的微笑迷住，他讲话的音调也温和、委婉，如同朗读自己小说中绕山绕水的长句。

拉斯洛说，他1991年第一次去中国，回来后写了一部散文体游记《乌兰巴托的囚徒》。“我从中国回来，一进门就向家人宣布：从今天开始咱们改用筷子！”他的英文讲得很流利，绘声绘色，家人听了莫名其妙，以为他在发神经，殊不知，拉斯洛真的染上了“病”，一场持续了多年的“中国病”。从那之后，不管他走到哪儿，都不忘搜集与中国有关的各种书籍，关心与中国有关的消息和新闻。在外吃中餐，在家听京剧，不管跟谁闲聊，开口闭口都离不开中国。他尤其迷恋古代中国，崇拜诗仙李白，他自称在他的文字也染上了一股“中国味道”。他说：“只要在街上遇到一个亚洲人，尽管分不清他们是不是中国人，我都忍不住想告诉他们，你好，我去过你们的国家。”

他给了我一张带中文的名片，上面印有“好丘”二字。他说那是他的中文名，是他上次去中国之前特意请一位汉学家朋友帮他起的，一是取“美丽山丘”之意（他的家姓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就是一座山丘的地名）；二是借“丘”字与孔夫子挂钩。虽然我觉得这名字不妥，但还是保持了善意的沉默。我能想象出中国人接到他名片时的微微皱眉，也能想象出他绘声绘色对自己中国名的得意解释，这名字怪虽怪，但很可爱。

虽然拉斯洛去过一趟中国，但在亚诺什家，我是他有生以来第一个能够作为“朋友的朋友”近距离接触的中国人。拉斯洛是个情感丰富、善于表达的男人，不但知道如何被别人欣赏，也知道如何欣赏别人，尽管他极富阴柔与自恋，可一旦对谁产生兴趣，便会表现出无尽的耐心和溢于言表的情感，会用童话般的语调讲一段长长的小事，会用诗一样的词语赞美你。生活中的他，就像一位既迷恋自然又在乎自己的印象派画家，不失毫厘地观察日出日落的色彩，体验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然后将思维转换成文字，画到纸页上。

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跟我聊到了李白，他说李白是他最崇拜的中国诗人，他读过许多李白的诗，要知道，科斯托拉尼·德热[1]、沃洛什·山多尔[2]、法鲁迪·久尔吉[3]、伊雷什·贝拉[4]、萨布·吕林茨[5]等多位匈牙利大文豪、大诗人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翻译过李白的作品。叫他感到惊异的是，在唐代的中国，怎么会出现一位在欧洲人眼里的“现代派诗人”？谈到兴奋之处，他要我抄一首李白的诗给他，我便用毛笔写了一幅《赠汪伦》，我不仅用中文吟给他听，还将大意翻译给他，他从书架上找到一本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匈文版《李白诗选》，还真找到了这首的译文。读罢，他点头微笑：“妙极了，这比兰波的情诗更动人。”我不知道兰波是否真给魏尔伦写过情诗，不过他的这个比喻让我会心地笑了，觉得这个人很浪漫，很敏感，很个性，很随意，在他思想的原野几不设防，也没约束。更何况，诗歌本身就是一种暧昧的文体。

这天晚上，拉斯洛和我聊得投机，索性邀我随他一起回家小住几日，连夜开车带我离开了塞格德。当时，他住在北方一个叫乔班考的小村庄里，我在那里住了有一个星期。

4

那是栋盖在果园里的石头房子，感觉更像座图书馆。书架直抵天花板，其中两层是他从世界各地收藏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和画册。出于好奇，我问他是怎么开始写作的。他给我讲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

1954年1月5日，拉斯洛出生在匈牙利西南部、与罗马尼亚接壤的边城——久洛市（Gyula），父亲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久尔吉是一名律师，血缘里混合了法兰西和犹太人的历史记忆；母亲帕林卡什·尤利娅是血统纯正的匈牙利人，在地方政府做社保业务。少年时代，他曾是小有名气的钢琴手，是一支爵士乐队里唯一的未成年人，或许因为音乐，他身心充满了浪漫气息。在久洛市，他一直读完职业高中的拉丁语专业，而后先后在塞格德和布达佩斯学习了两年法律专业，准备子承父业。拉斯洛迷恋文学由来已久，1977年就在文学杂志《运动的世界》上发表过一篇《我曾相信你》，但那只是练笔，很少有人读过它。同年，由于忍受不了法学的冷漠和枯燥，拉斯洛转到罗兰大学文学院攻读大众教育专业。读书期间勤工俭学，当过思想出版社的资料员、编外记者，还做过地板打磨工。

那时的拉斯洛还是一位充满青春理想的社会主义者，揣着一股为大众服务的朴实激情。1983年，拉斯洛大学毕业，抱着用文化拯救贫困的热愿，主动离开都市，跑到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沟里，当了一位乡镇文化馆的图书管理员。那是一个吉卜赛人聚居、被上帝遗忘的角落，镇子上虽有一所小学，但真正读书的孩子少得可怜。所谓“文化馆”不过是一幢低矮破旧的老屋，有一间办公室、一个储藏室和一间二十来平米的阅览室，藏书不过几千册，而且大多是纸页棕黄的旧杂志。旧归旧，但却很“新”，因为很少有谁摸过它们。四壁和家具都散发着霉味儿，书上落满了尘土，墙角和书架上蛛网密布，塔灰高悬，大概就像《撒旦探戈》中描绘的小酒馆库房。

在拉斯洛之前，曾有过一位图书管理员，据说是一个只在梦里清醒过的中年酒鬼。让酒鬼管书，倒也平安无事，直到有一天清晨发生了意外：这个酒鬼在从酒馆到文化馆上班的路上和另一个骑摩托的酒鬼撞到一起。拉斯洛说，幸好酒鬼被送进了医院，才给了他一个在别人眼里根本不是机遇的机遇。医生先给酒鬼接上几根肋骨，随后把他转到了精神病院。终于，小镇上发生了一点点变化，出现了一个新鲜的年轻人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