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一早，我已经准备好回圣三一了。跟待在家里相比，上学更像是去度假。

中午，斯嘉丽在餐厅帮我占好座位。温也在，我猜他在这里只认识我们。“你肯定很高兴不用戴发网了吧！”斯嘉丽大声说。

“没，”我说，“我倒是有点儿习惯戴那个了，还有午餐值日。我还想着要去找阿斯利，给他倒一碗——今天吃什么？”我看着温的餐盘，里面是白乎乎的一团，浇了厚厚一层棕色酱汁，旁边还有一堆紫色的东西。

“九月的感恩节大餐，”温评论道，“不太适合倒在男朋友的脑袋上。”他用叉子挑起一大块白色的东西，“淀粉含量过多，会黏在托盘上，他能轻松地躲开。”

“嗯，你说得没错。我应该瞄准射击，就像打弹弓一样。”我朝餐厅那一头盖布尔常坐的位置看过去，他不在那里，“算了，阿斯利没来。”

“他也没参加年级大会，”斯嘉丽说，“也许他病了？”

“多半是逃课了，”我说，“我昨晚见他的时候他还好好的。”

“你见过他？”斯嘉丽问。

“不是你想的那样。他想——”我没说下去。温的父亲是警察非正式的头儿，我不确定该不该谈论我们的家族生意。

“他想干什么？”斯嘉丽问，她和温都在等我说完。

“对不起，”我说，“我刚才忽然想起奶奶的事。谈一谈，他想跟我谈一谈。”

“谈一谈！这可不像盖布尔。他想谈什么？”斯嘉丽又问。

“斯嘉丽！”我挑了挑眉毛，“分手，诸如此类的。以后再和你说吧，温肯定不想听这些事情。”

温耸了耸肩：“没关系啊。”

“嗯，我不是很想说这个。”我说着站起身，“而且，我该去领我的感恩球了，趁着它们还热。”

直到第二天击剑课，我才找到和斯嘉丽独处的机会。

热身的时候她小声问我：“你和盖布尔到底谈了什么？”

“没什么，”我小声回答，“他想要巧克力。我不能当着温的面说这个。”

“盖布尔真是个浑蛋！”斯嘉丽骂道，“真不敢相信他会做这样的事！”

“巴伯小姐，”雅尔先生说，“热身的时候请不要讲话好吗？”

“对不起，雅尔先生。”斯嘉丽说。“说真的，”她又小声对我说，“他可真让人恶心。对了，他今天又没来。”

“为什么？”我问。

“你信不信，”她说，“他大概正忙着淹死小猫什么的。”她咯咯地笑起来，“为什么帅哥都这么变态？”

“温看起来就不像个变态。”我不假思索地说。

“噢，是吗？你也觉得他很帅，是不是？至少你现在承认了。”

我摇了摇头，斯嘉丽真是无可救药了。

“承认是第一步，安妮。”

周三早晨上法医学2的时候，我才听说了盖布尔住院的消息。

似乎无所不知的沙伊·品特，专门跑到我实验桌旁对我说了这件事。她问我：“你听说盖布尔的事了吗？”我摇了摇头。她当然很乐意告诉我，“他周一早晨觉得不舒服，但是他的父母没当回事，只是让他在家休息。他周二差不多吐了一天，他的父母仍以为只是肠胃炎什么的。可是直到周二晚上也不见好转，他们才带他去了医院。他现在还在医院里！瑞安·詹金斯听说，他甚至动了手术！”沙伊为同班同学可能做了手术而欣喜若狂，“我不清楚是不是真的，你知道人们喜欢造谣。”

我确实知道这一点。

沙伊兴高采烈地说：“我以为关于盖布尔的情况，你知道得可能比我要多，毕竟你们约会了那么久。不过我想我猜错了。”

劳博士拍了拍手，示意开始上课，沙伊回到了座位上。

这节课讲的是不同疾病对尸体腐烂过程的影响，但是我没法让自己集中精力听课。我并不关心盖布尔，但这个消息依然让我震惊不已。我不由得想，自己是不是周日晚上最后见过他的人？如果真是这样，我不得不考虑，这个巧合会不会给我带来麻烦？或许麻烦会来得更快，我没法再处理更多的麻烦了。我可能太多疑了，但是……生活告诉我，智者要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这样才能有时间制订计划。忽然，温小声问我：“你还好吧？”

我点点头，但我一点儿也不好。我想给吉卜林先生打电话，现在就打，但觉得现在冲出教室给律师打电话可能不是个好主意。所以，我坐着没动，双手叠放在膝盖上。我看着劳博士，但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

温小声问：“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我摇了摇头，心烦意乱。他能做什么？我需要安静和时间。

下课铃一响，我径直走向办公室前面的电话亭。我得给奶奶打电话，还得给吉卜林先生打。我走得很快，但尽量避免跑起来。

我还没走到，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是校长。“安雅，”她说，“这些人要和你说几句话。”我转过身，看到几个警察站在她身后，我没有感到特别吃惊。他们没有穿制服——我猜是便衣警探——但我依然能看出他们的警察身份。

“校长，”我问，“大概要多久？我还有英语考试，考《贝奥武夫》。”我看到走廊那头有同学正好奇地看着我，我努力让自己不要在意他们。我需要集中注意力。

“别担心，我会安排帮你补上的。”她扶着我的后背说，“警官，我们找个人少的地方谈吧。”

在往办公室走的这几分钟里，我犹豫着是否要声明如果没有律师在场，自己有权拒绝回答问题。要是吉卜林先生在身边，会让我感觉好一些。但是我也知道，过早要求律师出席，会显得我问心有愧，尽管这是我的权利。但是如果我要求吉卜林先生到场，他们可能会让我去警察局接受盘问，那就更糟了。我默默地告诉自己，冷静，安雅，先看看会发生什么。

一共有三个警探，两男一女。女警探三十多岁，短短的金色卷发（虽然处境不妙，我还是不由得想，她应该弄两张美发券），她自称弗拉佩警探。两个男警探长得很像，都是平头，脸上肉乎乎的，打着红领带的是克兰弗德警探，另一个打着黑领带的是琼斯警探。

弗拉佩警探似乎是他们的头儿，主要是她在问话：“安雅，如果你能回答我们几个问题，那可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我点点头。

她说：“我想你已经听说盖布尔·阿斯利的事了。”

我仔细斟酌自己的回答：“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但我唯一能确定的是，他没来上学。”

“他住院了，”弗拉佩说，“病得很重，有生命危险。所以你应该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我点点头：“我能问个问题吗？”

弗拉佩看了看克兰弗德，他缓缓地点了一下头，也许他才是头儿。弗拉佩说：“我想没什么不可以。”

我问：“他怎么了？”

弗拉佩又同克兰弗德交换了一下眼神。他再次点头：“盖布尔·阿斯利中毒了。”

“噢，可怜的盖布尔，”我说，“我的妈呀！”说完，我摇了摇头，“对不起，校长，我会注意自己的用语。只是这太让人意外了。”

弗拉佩问：“你怎么看这件事？”

我以为刚才的摇头、感慨以及震惊已经足以表明我的看法，但是……“我当然很难过，我们才分手不久。”

“是的，校长和我们说过。这也是我们想找你聊聊的原因，安雅。”

“好的。”

“是他提出的分手吗？”

如果我刚才忘了说，那么我要补一句，琼斯一直在打字，记录谈话内容。我可不想让“盖布尔·阿斯利提出了分手”这个说法被记录下来，于是我说：“不是。”

“那是你提出的分手？”

我回答说：“你可以把这称为共同作出的决定。”

“你愿意再说得详细点吗？”

我摇摇头：“这算是私事。”

“这很重要，安雅。”

“问题是，我不太愿意在她面前说这个，”我看了一眼校长，“这不够体面。”我又补充道，“而且令人难堪。”

“说吧，安雅，”校长说，“我不会对你有什么看法的。”

“那好吧。”我能想象事情将如何发展。我想，在不了解盖布尔中毒的细节以及他们对我的怀疑程度的情况下，撒谎或隐瞒事实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盖布尔·阿斯利想和我上床，我拒绝了，可他依然坚持，最后我哥哥过来了他才住手。”

克兰弗德凑到弗拉佩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我从他的口型上看出“动机”这两个字。双唇收圆，稍向前突——“动”；口型半开，牙齿微露——“机”。动机。我当然有动机。

“你是说你生盖布尔·阿斯利的气？”这次是克兰弗德发问了。

“是的，但不是因为他想跟我上床。我生气是因为他对所有人都说了谎，这才是我把千层面倒在他头上的原因。我想你们应该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如果没有，我想校长很乐意告诉你们。”我停顿了一下，“我要强调一点，警探，我没有给盖布尔·阿斯利下毒。如果你们还想问别的事情，那么必须先把我的律师请来。你们可能知道我父亲是谁，但我母亲是个警察，我清楚自己的权利。”我站起身，“校长，我现在可以回去上课了吗？”

走廊里空无一人，我不确定是否有人监视我。我装作要去上英语课，但是没有进教室，而是走到了校园里。终于有点儿秋天的样子了，以前，季节的更替总会令我感到高兴。

我穿过校园，走进教堂，然后进了秘书的办公室。这里和我想的一样空无一人，秘书上个星期被解雇了。我拿起听筒，输入拨打外线的代码（别想让我告诉你我是怎么知道的），给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利奥。

我问：“有人跟你在一起吗？”

利奥说：“没有。我还有点头疼，安妮。”

“伊莫金在吗？”

“还没来。”

“奶奶醒了吗？”

“没有。发生什么事了？你的声音很奇怪。”

“听着，利奥，一会儿可能有人要去，我希望你不要害怕。”

利奥什么也没说。

“利奥，我听不到你点头，我们是在打电话。”

利奥说：“我不会害怕的。”

“我还想让你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继续说道，“但是你不能告诉任何人，特别是一会儿要去咱们家的人。”

“好的。”利奥说，但是声音听起来有些犹豫。

“把奶奶衣帽间里的巧克力拿出来，扔到垃圾焚烧炉里。”

“可是，安妮！”

“这很重要，利奥。这些东西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麻烦？我不想让任何人有麻烦。”他说。

“没人会有麻烦。然后，别忘了按下点火的按钮，做这件事的时候别让奶奶看到。”

“我想我能做好。”

“听我说，利奥，我今天可能很晚才到家。如果真是这样，给吉卜林先生打电话，他知道该怎么办。”

“你吓到我了，安妮。”

“对不起，我晚点再和你解释。”我说，“我爱你。”

我祈祷利奥能在警察去之前处理掉那些巧克力。

跟利奥打完，我又拨通吉卜林先生的电话。“今天警察来我们学校了，有人给我前男友下毒，他们认为是我干的。”电话一接通，我就把事情告诉了他。

“你现在还在圣三一学校？”吉卜林先生停顿了一下问我。

“是的。”

“我马上过去。别害怕，安雅，我们能把这件事弄清楚。”

就在这时，秘书办公室的门开了。“找到她了！”琼斯警探大喊，“她在打电话！”他转过身对我说，“我们要带你去局里作进一步调查。你的男朋友刚刚陷入了昏迷，医生觉得他可能要死了。”

“前男友。”我冷静地更正。

“安雅？”吉卜林先生叫我，“你还在吗？”

“是的，吉卜林先生。”我回答说，“你能来警察局见我吗？”

我不害怕警察局。不过，拘留也不会让我感到兴奋。尽管我在罪犯身边长大，但从未受到过指控。

警察把我带到了一间屋子里。有一面墙上是镜子，我推测外面有人在监视我。头顶上有日光灯。尽管天气还不冷，暖气却是开着的。警察坐在桌子一边，我坐在另一边。他们面前摆着水杯，但没有给我准备喝的。他们的椅子有坐垫，我的是一把折叠金属椅。很显然，房间的设计是想让面临指控的人（也就是我）不舒服。真可悲。

警探还是刚才去学校的那几个：弗拉佩和琼斯，不过克兰弗德不在。和刚才一样，弗拉佩负责问话。

“巴兰钦小姐，”她开口了，“你最后一次见到盖布尔·阿斯利是什么时候？”

“在我的律师吉卜林先生到来之前，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应该——”

就在这时，吉卜林打开门走进了审讯室。他已经谢顶，有些发福，长着世界上最和善的蓝眼睛（不过眼球有些突出）。他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我这辈子从没因为见到谁而如此开心。“对不起，我来晚了，”他小声对我说，“路上堵车了，我下车一路跑来的。”吉卜林先生的注意力转向两位警探，“真的有必要把一个没有前科的十六岁女孩带到警察局来吗？在我看来，这太过分了，就和你们暖气的温度一样！”

弗拉佩说：“先生，这是在调查一起谋杀未遂案，我们对巴兰钦小姐采取的措施是非常合理的。”

“这一点存在争议，”吉卜林先生说，“在监护人或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到学校里讯问未成年人，在我看来可有点儿越界了。我个人要怀疑，纽约警察局把一个孩子的肚子疼称为谋杀未遂究竟用意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