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又爬了起来。“看我翻筋斗。看我——”
“宝贝，安静点儿。”露西尔说。她在比夫身边坐了下来，坐在那张长毛绒沙发上。“她是不是让你有点儿想起他——她的眼睛和她的脸？”
“见鬼，没有。我看不出贝比和勒鲁瓦·威尔逊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
露西尔看上去太瘦，太憔悴，跟她的年龄不相称。或许是因为那身黑衣服，因为她刚刚哭过。“毕竟，我们得承认他是贝比的父亲。”她说。
“你就不能忘掉那个男人吗？”
“我不知道。我想，对于两样东西我一直是个傻瓜。那就是勒鲁瓦和贝比。”
比夫新长出的胡子衬着他脸上苍白的皮肤显得更青，他的声音听上去很疲惫。“你能不能把一件事琢磨透，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应该从中得到什么？你能不能使用一下逻辑——如果这些就是给定的事实，那么这就应该是结果？”
“对于他，我想不能。”
比夫疲惫不堪地说着话，眼睛几乎要闭上。“你十七岁时嫁给了这个家伙，后来，你们之间只有吵闹，一场接一场。你跟他离了婚。两年之后，你第二次嫁给了他。如今他又跑掉了，你不知道他在哪里。这些事实似乎应该让你明白一件事情——你们俩都不适合对方。而且，撇开更加个人化的方面不谈——不管怎么说，这家伙碰巧就是这种人。”
“上帝知道，我一直清楚他是个靠不住的混蛋。我只是希望他再也别来敲那扇门了。”
“看，贝比。”比夫急速地说。他扭着手指，举起双手。“这是教堂，这是尖顶。打开门吧，这儿是上帝的子民。”
露西尔摇摇头。“你不必担心贝比。我把一切都告诉她。她从头至尾了解整个事情。”
“如果他回来，你还会让他留下来，继续靠你混日子，想混多久就混多久——就像从前一样，是不是？”
“是啊。我想我会的。每次门铃或电话响起，每次有人走上门廊，我就会下意识地想到那个男人。”
比夫摊开手掌。“瞧你这德行。”
时钟敲响两点。房间里又闷又热。贝比在打蜡的地板上又翻了一个筋斗，再做了一个劈叉。随后，比夫把她抱到膝盖上。她小小的双腿悬在他的小腿上。她解开他的马甲，钻进了他的怀里。
“听着，”露西尔说，“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保证说真话？”
“当然。”
“不管是什么问题？”
比夫摸了摸贝比柔软的金发，轻轻地把手放在她的小脑袋上。“当然。”
“大约七年前吧。我们第一次结婚后不久。一天夜里，他从你那里回来，满头都是大包，他告诉我，你抓住他的脖子，按住他的头往墙上猛撞。他编了个故事，说你为什么那么干，但我想知道真正的原因。”
比夫转动着手指上的结婚戒指。“我从来都不喜欢勒鲁瓦，我们打了一架。那时候的我跟现在可不一样。”
“不。你这么干肯定有具体的缘由。我们互相认识很久了，到如今我知道，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有真正的理由。你的头脑总是跟随理性，而不只是欲望。你答应过我告诉我真相，我想知道。”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告诉过你，我想知道。”
“好吧，”比夫说，“那天夜里他走了进来，我们开始喝酒，他喝醉之后便信口开河讲到了你。他说，他一个月回家一次，把你打得屁滚尿流，而你会默默忍着。过后你会走到外面的走廊里，大笑几次，好让其他房间的邻居以为你们只是在打闹，一切都是个玩笑。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忘掉它吧。”
露西尔坐直了身子，两颊泛红。“你瞧，巴塞洛缪，那就是我什么喜欢一直戴着眼罩的原因，这样我就不会瞻前顾后，胡思乱想了。我能让自己想的，只有每天要工作，在家里要准备一日三餐，要考虑贝比的职业生涯。”
“嗯。”
“我希望你也这样，别开始回忆过去。”
比夫把头低到胸前，闭上眼睛。在这漫长的一天里，他都没法去想艾丽斯。当他试着去回忆她的面庞时，心里只有一片空白。关于她，他脑海里唯一清晰的东西是她的双脚——又短又粗，又软又白，脚趾肿胀。脚底是粉红色的，左脚跟附近有一颗褐色的小痣。他们结婚的那天夜里，他脱掉她的鞋和袜子，亲吻了她的脚。突然想到这个——倒也值得一想——是因为日本人相信，女人身上最精华的部位——
比夫动了动身子，瞥了一眼手表。再过一会儿，他们要动身去教堂，葬礼在那里举行。他在脑子里把葬礼上的活动过了一遍。教堂——自己与露西尔和贝比坐在车上，缓慢而庄重地跟在灵柩后面——人群在九月的阳光里垂首肃立。太阳照着白色的墓碑，照着正在凋萎的鲜花，照着那顶帆布帐篷覆盖着刚刚挖好的墓穴。然后回家——再然后呢？
“不管怎么吵，自己的亲姐姐总归不一样。”露西尔说。
比夫抬起头。“为什么不再婚？难道没有此前从未结过婚的好小伙子，愿意照顾你和贝比？如果你忘掉勒鲁瓦，你会成为一个好男人的好妻子。”
露西尔好一会儿没有回答。最后她说：“你知道，我们一直怎样——我们几乎始终能很好地互相理解，而没有任何脸红心跳的杂念。好吧，这就是我想任何男人保持的最亲密的关系了。”
“我的感觉是一样的。”比夫说。
半小时之后，响起了敲门声。葬礼用车停在了屋前。比夫和露西尔缓慢地站起身来。他们三个人庄重而安静地走到门外，贝比穿着白色丝绸裙子走在前面。
第二天，比夫让餐馆关了一天门。接下来，傍晚时分，他从大门上取下了已经凋谢的百合花环，再次开门营业。老顾客进来时一脸的悲伤，靠着收银台跟他交谈几分钟，然后各就各位。几个常客都在——辛格，布朗特，在这个街区沿街店铺里以及在河下游的工厂里干活的各色人等。午餐过后，米克·凯利领着弟弟出现了，把一个五分硬币投进了老虎机。输掉第一个硬币时，她便用拳头猛击老虎机，不停地打开接收槽，以确定真的什么也没掉出来。随后她塞进了另一个硬币，差点儿中了个头奖。硬币稀里哗啦地掉出来，滚了一地。这孩子和弟弟一边捡着硬币，一边目光敏锐地环顾四周，以防其他顾客踩着硬币。哑巴坐在屋子中间那张桌子旁边，面前摆着他的午餐。杰克·布朗特坐在他的对面喝啤酒，穿着礼拜天的衣服，正说着话。一切都和从前没什么两样。过了一会儿，空气由于抽烟而变得灰蒙蒙的，噪声越来越大。比夫很警觉，任何声音或动作都逃不过他的注意。
“我到处走动。”布朗特说，他热切地俯身趴在桌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哑巴的脸，“我到处走动，试图告诉他们。他们哈哈大笑。我没法让他们理解任何东西。不管我说什么，似乎都不能让他们认识真理。”
辛格点点头，用他的餐巾擦了擦嘴。因为无法低头吃饭，他的午餐已经凉了，他太客气，不好意思打断布朗特说话。
在男人们更粗糙的声音中，老虎机前两个孩子的话显得高昂而清晰。米克不断地把硬币投回到老虎机中。她时不时地看着中间那张桌子周围，但哑巴背对着她，看不见她。
“辛格先生点了一份炸鸡作为晚餐，可他一块也没吃。”那小男孩说。
米克非常缓慢地拉下那台机器的操作杆。“别多管闲事。”
“你总去他的房间，要不就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我说过给我闭嘴，巴布尔·凯利。”
“你就是这样。”
米克摇晃着他，直至他的牙齿格格作响，然后拽过他走向门口。“你给我回家睡觉去。我已经跟你说过，我白天受够了你和拉尔夫，我不想你晚上还跟着我，我以为这段时间我应该是自由的。”
巴布尔伸出他脏兮兮的小手。“那好吧，给我一个硬币。”他把那个硬币揣进衬衫口袋之后，便回家了。
比夫弄直了外套，向后抚平了头发。他的领带是纯黑色的，灰色外套的袖子上有他缝上去的黑纱。他想走到老虎机前，跟米克说说话，但有什么东西不让他这么做。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喝了一杯水。收音机里传来一支管弦乐舞曲，但他不想听。最近十年所有的曲调都千篇一律，他分不清彼此。一九二八年之后，他就再也不喜欢音乐了。但他年轻的时候总是演奏曼陀林，他熟悉每首流行歌曲的歌词和旋律。
他把手指放在鼻子的一侧，把头歪向另一侧。米克过去一年长的太快，以至于很快就会比他还高。她穿着开学以来每天都穿的红色毛衣和蓝色百褶裙。这会儿褶子都翻出来了，褶边松松垮垮地拖在她清晰突出的膝盖周围。在她这个年龄，她看上去既像是一个姑娘，又像是一个长得过快的男孩。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最聪明的人多半都没有看出这一点呢？所有人天生都是双性人。所以，婚姻和婚床无论如何都不是全部。证据么？真正的青年和老年。因为老年男人的声音常常变得又高又尖，走起路来忸怩作态。而老年妇女有时候变得身材臃肿，声音粗糙深沉，甚至长出了黑色的小胡子。他甚至亲自证明了这一点——他的一部分有时候几乎希望自己是一个母亲，米克和贝比是他的孩子。突然间，比夫从收银台转过身去。
报纸被弄得一团糟。他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整理过一张报纸。他从柜台底下拿出一叠报纸。他以训练有素的眼睛从报头到报尾扫了一眼。明天他要检查一下后屋里储藏的报纸，看看能不能改变一下归档的办法。做几个架子，用那些装运罐头的结实箱子做些抽屉。按年代顺序，从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一直排到现在。用不同的文件夹和封面标签概述历史事件。分成三组：第一组是国际大事，从停战开始，到后来的慕尼黑协定；第二组是国内事件，第三组是本地消息，从莱斯特市长在乡村俱乐部枪杀妻子，到哈得逊工厂大火。过去二十年里发生的每一件大事都有目录和摘要，完完整整。比夫擦着下巴，用手挡住嘴巴默不作声地面露笑意。但艾丽斯想让他把报纸拉走，好让她把那间屋子改成女卫生间。那正是她经常催促他干的事，但有一次，他把她打倒在地。只有那一次。
比夫以一种心平气和的专注，沉浸于面前那张报纸的细节中。他镇静而专注地读着报纸，但出于习惯，他身体的另一部分对周围的一切保持着警觉。杰克·布朗特还在说个不停，时不时地用拳头击打桌子。哑巴小口地喝着啤酒。米克绕着收音机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眼睛注视着顾客。比夫逐字逐句地读着第一张报纸，在边上的空白处做了几条笔记。
突然，他猛地抬头，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他张大着嘴巴，随后突然闭上。收音机转到了一首老歌，可以追溯到他和艾丽斯订婚的时期。《黄昏时只有一个孩子在祈祷》。那是一个礼拜天，他们乘坐有轨电车去老萨迪斯湖，还租了一艘划艇。日落时分，他弹着曼陀林，她唱着歌。她戴着一顶水手帽，他抱着她的腰，她——艾丽斯——
一张捕捞失去的感情的拖网。比夫叠好报纸，放回了柜台底下。他单脚站在那儿，不时地换脚。最后，他朝屋子那头的米克喊道：“你不在听吧？”
米克关掉了收音机。“没听。今天晚上没什么可听的。”
那一切他不愿去想，而是要专注于别的事情。他趴在柜台上，逐一观察着顾客。最后，他的注意力落在了中间桌子旁的哑巴身上。他看见米克慢吞吞地朝哑巴走去，并在他的邀请下坐了下来。辛格指了指菜单，女招待给她端来了一杯可口可乐。除了像哑巴这样的怪人，这样与其他人隔绝的人，谁也不会邀请一个妙龄少女在他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喝酒的桌子旁坐下来。布朗特和米克都看着辛格。他们交谈起来，当哑巴注视着他们的时候，他的表情变了。这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原因——是在他们身上，还是在他身上？他很安静地坐在那里，双手插在口袋里，由于他不说话，这使他看上去显得高傲。这家伙在想什么，明白了什么？他知道什么？
这天夜里，比夫两次想走到中间的那张桌子旁，但每一次他都克制住了。他们走了之后，他还在琢磨这个哑巴是怎么回事——在黎明的晨曦中，他躺在床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琢磨着问题和答案，都不能令人满意。这个困惑在他心里扎下了根。在意识深处困扰着他，让他烦躁不安。一定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
<h3>
3</h3>
科普兰医生和辛格先生谈过很多次。他真的和其他白人不一样。他是个聪明人，他理解强大的、真正的目标，其方式是其他白人所不能的。他倾听，脸上有某种温和的、犹太式的东西，对一个属于受压迫种族的人充满理解。有一次，他带着辛格先生一起去巡诊。他领着辛格先生穿过那些寒冷而狭窄的过道，过道里散发着污秽、疾病和炸肥肉的气味。他让辛格观看了对一位重度烧伤女患者的脸部所做的一次成功的植皮手术。他治疗过一个患梅毒的孩子，指给辛格先生看手掌上正在脱落的疹子，那没有光泽的、不透明的眼睛表面，以及倾斜的上门牙。他们探访了那些只有两间房的简陋棚屋，里面住着十二到十四个人。壁炉里橘黄色炉火快烧完了，他们很无助，一个老人患上了肺炎，喘不过气来。辛格先生走在他后面，观察着，理解了。他塞给孩子们一些硬币，由于他的安静和端庄，他没有像其他来访者那样打扰患者。
天气寒冷，变化无常。镇上爆发了一次流行性感冒，因此科普兰医生白天黑夜大部分时间都很忙。他开着高高的道奇汽车闯过镇上的黑人区，过去九年里他一直开着这辆车。为了挡住寒风，他把鱼胶材料做的窗帘扣在车窗上，脖子上围着他那条灰色的羊毛围巾。这段时间里，他没有见到波西娅、威廉和海博尔，但他经常想到他们。有一次他外出时，波西娅来看他，留下了一张字条，借走了半袋玉米粉。
一天夜里，他回家时已筋疲力尽，尽管还有几个地方要出诊，但他还是喝了杯热牛奶，上床睡觉。他浑身发冷，有些发烧，刚开始没法入睡。随后，正当他要睡着时，一个声音在叫他。他疲倦地起身下床，依然穿着长长的法兰绒睡衣，他打开了前门。是波西娅。
“老天帮帮我们，父亲。”她说。
科普兰医生站在那里瑟瑟发抖，睡衣紧紧裹着腰部。他用手捂住喉咙，看着她，等她说话。
“是我们家威利。他是个坏孩子，给自己惹上了大麻烦。我们得做点儿什么。”
科普兰医生拖着僵硬的脚步从门厅往回走。他在卧室停了下来，找出浴衣、围巾和拖鞋，然后回到了厨房。波西娅在那儿等他。厨房里了无生气，冷飕飕的。
“好吧。他干了什么？怎么回事？”
“等一会儿。让我头脑清醒清醒，好让我把事情想透彻，然后才能说清楚。”
他弄皱了放在炉边的几张报纸，捡起了几根引火柴。
“让我来生火吧，”波西娅说，“你在桌旁坐着就行，等炉子热了，我们就煮杯咖啡。然后，没准一切并没有那么糟糕。”
“没有咖啡了。最后剩下的一点儿我昨天喝掉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波西娅哭了起来。她凶巴巴地把报纸和木柴塞进了炉子里，哆哆嗦嗦地点着了。“事情是这样，”她说，“威利和海博尔今晚去一个地方胡闹，他们在那儿没什么正经事。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吗？我一直让威利和我们家海博尔紧跟在我身边。没错，如果我在那儿，就不会有这样的麻烦。但我去教堂参加姐妹会了，这俩小子闲不住。他们去了丽巴夫人的‘甜蜜快乐宫’。父亲，这肯定是一个邪恶的坏地方。他们找了个男人在那儿卖票——但他们还找来了一些趾高气扬、一肚子坏水、搔首弄姿的黑人女孩，拉着红色绸缎帘子——”
“女儿，”科普兰医生急躁地说，他用手压住自己的太阳穴，“我知道这个地方。别绕弯子了。”
“拉芙·琼斯在那儿——她是个坏女孩。威利喝了酒，一直围着她跳摇摆舞，转眼间跟人打了起来。跟他打架的那小子叫六月虫——为了拉芙。他们徒手打了一会儿，然后六月虫掏出了刀子。我们家威利没有刀子，于是他大叫一声，绕着客厅狂奔。最后，海博尔给威利找了一把剃刀，他被堵住了，差点儿把六月虫的脑袋给割了下来。”
科普兰医生把围巾拉得更紧了一些。“他死了吗？”
“那小子命贱，死不了。他在医院里，但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出来，还会找麻烦。”
“威廉呢？”
“警察来了，把他带上了囚车，拉到了大牢里，他还被关在那儿。”
“他没受伤么？”
“哦，他的一只眼睛被打破了，屁股上割下了一小块。但这对他来说不算什么。我搞不懂的是，他为什么会和那个拉芙搞到一起。她至少比我还要黑十个灰度，是我见过的最丑的黑人女孩。她走起路来就像两腿间夹着个鸡蛋，不想把它打破了。她甚至很不干净。而威利为了她，却干了这么件漂亮活儿。”
科普兰医生俯身靠近了炉子，嘴里哼哼着。他咳嗽起来，脸部变得僵硬。他拿起纸巾捂着嘴，纸巾上沾着血点。脸上的黑皮肤呈现出绿幽幽的苍白。
“当然，海博尔很快就跑来，把那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你知道，我家海博尔跟那些坏女孩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给威利作个伴儿。他为威利感到伤心，出事之后一直坐在监狱前面的马路牙子上。”火红的泪珠子顺着波西娅的脸颊滚落下来，“你知道我们三个人一向如何。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计划，之前从未出过什么差错。就连金钱也没让我们犯过愁。海博尔付房租，我买吃的——而威利负责周末之夜的花销。我们一直就像三胞胎。”
最后，已经是早晨。工厂里传来第一班开工的哨声。太阳出来了，照亮了炉子上方挂在墙壁上的平底锅。他们已经坐了很长时间。波西娅扯着耳朵上的耳环，直至耳垂疼痛难忍，变成了紫红色。科普兰医生依旧双手捧着头。
“照我看，”波西娅最后说道，“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些白人写信替威利说说话，或许能帮上我们。我已经去找过布兰农先生。他完全照我说的写了。这一切发生之后，他像从前一样还在咖啡馆里。于是我走了进去，向他解释了是怎么回事。我带着他的信回家了。我把它夹在《圣经》里，这样我就不会把它弄丢或弄脏了。”
“信中说了什么？”
“布兰农先生只是照我的要求写。信中说威利三年来如何为布兰农先生工作。讲到威利是一个诚实正直的黑人小伙子，之前从未惹过祸。信里说，如果他像其他黑人小伙子一样，他有大量的机会在咖啡馆里偷东西，还有——”
“哼！”科普兰医生说，“这些有个屁用。”
“可我们总不能坐在那儿干等呀。威利关在牢里。我们家威利是个多么可爱的小伙子，即使今晚做了错事。我们总不能坐在那儿干等呀。”
“也只好这样了。这是我们能做的唯一事情。”
“是啊，我知道我啥也做不了。”
波西娅从椅子里站起身来。她的眼睛心烦意乱地四处张望，仿佛在搜寻什么东西。接下来，她突然走向了大门。
“等一会儿，”科普兰医生说，“你这会儿要上哪儿去？”
“我去上班。我得保住我的工作。我得跟凯利太太待在一起，挣到每周的工钱。”
“我想去监狱，”科普兰医生说，“或许我可以见见威廉。”
“我上班的路上要经过监狱。我还得打发海博尔去上班——否则的话，他很可能整个上午坐在那里为威利伤心。”
科普兰医生匆忙穿好衣服，和波西娅一起来到门厅。他们出了门，走进了这个凉爽而蔚蓝的秋日早晨。监狱里的人对他们态度粗暴，他们几乎没有打听到什么。科普兰医生随后去咨询了一位律师，他以前给此人治过病。接下来的几天十分漫长，脑子里装满了忧心忡忡的想法。三周后，对威廉的审判开庭了，他被宣判犯有用致命武器袭击罪，被判处九个月的苦役，立即被送往本州北部的一座监狱。
即便他心里一直存在着强大的、真正的目标，现在也没有工夫去考虑它。他挨家挨户地跑，工作没完没了。每天一大早，他就开着那辆汽车出发，十一点，患者来到他的办公室。在室外呼吸了秋天凛冽的空气之后，屋子里有一股闷热的、发霉的气味，让他忍不住咳嗽起来。走廊的长椅上总是坐满了耐心等待看病的黑人，有时候，就连前廊和卧室里也挤满了人。一整天都有工作，经常要干到半夜。由于身心俱疲，他有时候很想在地板上躺下来，用拳头击打，然后大哭一场。如果能休息，他可能会好起来。他患有肺结核，每天量四次体温，每个月照一次X光。但他不能休息。因为有另外一件事情比疲倦更重大——这就是强大的、真正的目标。
他会一直想着这个目标，直至有时候，在漫长的日夜劳作之后，他的大脑一片空白，这时他会暂时忘记了这个目标究竟是什么。接下来，他会再次想起，他会焦躁不安，急于着手新的工作。但他经常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他的声音如今变得嘶哑，也不像从前那么响亮。他把这些话送进那些很有耐心的黑人患者的耳中，他们是他的同胞。
他经常跟辛格先生谈。跟他谈化学和宇宙之谜。谈极其微小的精子和成熟受精卵的分裂。谈复杂的百万倍细胞分裂。谈生命物质的神秘和死亡的简单。还跟他谈种族问题。
“我的同胞是被人从大草原和幽暗的绿色丛林中带到这里，”有一次，他对辛格先生说，“在被铁链锁着走向这片海岸的漫长旅途中，他们成千上万地死去。只有身强体壮的人幸存下来。他们被锁在恶臭难闻的船上，被带到这里后又有人死去。只有吃苦耐劳的黑人才会活下来。他们遭到殴打，被铁链锁住，被公开拍卖，强壮的人当中那些最不强壮的人再次死去。最后，经过了艰苦的岁月，我的同胞当中最强壮的人依然在这儿。他们的儿女们，他们的子子孙孙。”
“我来借东西，我来请你帮个忙。”波西娅说。
当她走过前厅、站在门道里对他说这话时，科普兰医生独自一人在厨房里。自威廉被送走之后，已经过去了两个星期。波西娅变了。她的头发不像从前那样抹得油光水滑，梳得整整齐齐，眼睛里布满血丝，仿佛喝了烈性酒。她两颊凹陷，蜜色的脸上布满悲伤，现在她真的很像她母亲。
“你知道你这里有一些漂亮的白色盘碟和杯子吧？”
“你可以拿走，并留下它们。”
“不，我只想借用一下。我来这儿还想请你帮个忙。”
“什么事都行。”科普兰医生说。
波西娅在桌子旁边父亲的对面坐了下来。“我想最好是先解释一下。昨天我收到外公捎来的口信，说他们明天要来，和我们一起待一个晚上和半个礼拜天。当然，他们很为威利担心，外公觉得我们大家应该重新聚在一起。他也是对的。我很想再见见亲人。威利走后，我一直很想家。”
“你可以拿走那些盘碟，以及你在这里能找到的其他任何东西，”科普兰医生说，“但挺起你的胸膛，女儿。你的仪态很糟糕。”
“那将是一次真正的团聚。你知道这是二十年来外公第一次在镇上过夜。他整个一辈子只有两次在自家之外的地方睡过觉。不管怎么说，他晚上总是有点儿紧张。夜里，他得起来喝水，看看孩子们是不是盖好了被子。我有点儿担心，外公在这儿是不是过得惯。”
“我的任何东西，只要你需要——”
“当然，李·杰克逊会带他们来，”波西娅说，“跟着李·杰克逊，他们怕是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赶到这里。我估计他们要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到。当然，外公对李·杰克逊总是很有耐心，根本不会催他。”
“天哪！那头老骡子还活着？他应该足足十八岁了。”
“比这还要老。外公用他干活到现在二十年了。他拥有那头骡子这么长时间，以至于他总是说李·杰克逊就像是他的一位亲人。他理解并爱李·杰克逊，就像对自己的孙子孙女一样。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像外公那样清楚地了解一头动物在想什么。他对一切能走会吃的东西都有一种亲近感。”
“一头驴子干活二十年真够长的。”
“确实是这样。如今李·杰克逊相当虚弱。但外公肯定会好好照顾他。当他们在太阳底下犁地的时候，李·杰克逊的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像外公一样——他的耳朵上还打了两个孔。那头骡子的草帽是个名副其实的笑话，犁地的时候如果头上没有那顶帽子，李·杰克逊一步也不肯动。”
科普兰医生从架子上取下白瓷盘，开始用报纸包它们。“你有没有足够的锅碗瓢盆来做所有吃的东西？”
“够了，”波西娅说，“我不想特别费心。外公自己就是个体贴先生——他们一家来吃饭时，他总要带点儿什么东西来帮衬帮衬。我只要足够的玉米粉、卷心菜和两磅上好的鲻鱼。”
“听上去不错。”
波西娅蜡黄的手指紧张地绕在一起。“有件事我还没有告诉你。一个惊喜。巴迪和汉密尔顿都要来。巴迪刚从莫比尔回来。他现在在农场里帮忙。”
“我上次见到卡尔·马克思还是五年前。”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波西娅说，“你应该还记得，我进门时便告诉你，我来借东西，并请你帮个忙。”
科普兰医生把指关节弄得噼啪作响。“嗯。”
“好吧，我来是想看看明天的团聚你能不能来。除威利之外，你所有的孩子都要去。我觉得你应该参加。要是你能来，我肯定会高兴。”
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和波西娅——还有威廉。科普兰医生摘下眼镜，用手指按压着眼皮。霎时间，他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他们四个，就像许久之前一样。随后他抬起头，戴好眼镜。“谢谢你，”他说，“我会去的。”
那天晚上，在黑暗的房间里，他独坐炉旁，回忆往事。他回想起自己的儿时。母亲生下来就是个奴隶，自由之后，她成了个洗衣妇。父亲是个牧师，曾经认识约翰·布朗。他们教他读书识字，从每周挣到的两三元钱中存下一部分。十七岁那年，他们送他去北方，在他的鞋子里藏了八十元钱。他在一家铁匠铺里干过活，在一家酒店里当过侍者和门童。与此同时，他一直坚持学习、阅读和上学。父亲去世了，没有了父亲，母亲也没活多久。奋斗十年之后，他成了一个医生，认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再次回到南方。
他结了婚，安了家。他没完没了地挨门串户，宣讲使命和真理。他的同胞们毫无希望的受苦受难让他发狂，心里产生了一种疯狂而邪恶的毁灭感。有时他喝烈性酒，头撞地板。心里有一股野蛮的暴力，有一次，他从炉膛里抓起一根拨火棍，把妻子打倒在地。她带着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廉和波西娅回了娘家。他的心灵在痛苦挣扎，压制着邪恶的黑暗。但黛西没有回到他的身边。八年后，当她去世时，他的儿子们不再是孩子了，他们也没有回到他的身边。他已经是个老人，被留在一幢空荡荡的房子里。
第二天下午五点，他准时赶到了波西娅和海博尔的住处。他们住在镇上一个叫糖山的地方，那幢房子是一个狭小的农舍，有一个门廊和两个房间。屋里传出了含混而嘈杂的声音。科普兰医生很拘谨地走近了房子，站在门道里，手里拿着他那顶破旧的毡帽。
屋里挤满了人，起初没人注意到他。他找到了卡尔·马克思和汉密尔顿的脸。他们旁边是外公和两个坐在地上的孩子。当波西娅发现他站在门口时，他还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两个儿子的脸。
“父亲来了。”她说。
说话声戛然而止。外公在椅子上转过身来。他身材瘦小，弯腰驼背，满脸皱纹。他穿着墨绿色的西装，还是三十年前女儿婚礼上穿过的那套。他的马甲上挂着一根已经失去光泽的黄铜表链。卡尔·马克思和汉密尔顿互相看了一眼对方，随后低头看看地板，最后看着他们的父亲。
“本尼迪克特·马迪——”老人说，“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了。”
“可不是吗！”波西娅说，“这是多年来我们大家的第一次团聚。海博尔，你到厨房去拿把椅子来。父亲，这是巴迪和汉密尔顿。”
科普兰医生跟他的两个儿子握了握手。他们两个都高大强壮，笨手笨脚。衬着他们蓝色的衬衫和工装裤，他们的皮肤像波西娅的皮肤一样呈现出浓厚的褐色。他们没有看着他的眼睛，他们的脸上既没有爱，也没有恨。
“可惜的是，今天有一些人来不了——莎拉姨妈和吉姆，还有其余的人，”海博尔说，“但我们来的人真的很开心。”
“骡车太挤了，”其中一个孩子说，“我们不得不下车走了一段，因为骡车确实太挤了。”
外公用火柴杆掏着耳朵。“总得有人留在家里嘛。”
波西娅紧张地舔着她又薄又黑的嘴唇。“我想到的是我们家威利。在任何派对或热闹场合，他始终是个风头人物。我脑子里一直惦记着威利。”
整个房间里有一阵轻声咕哝，表示同意。老人靠在椅子里，上上下下地摆着头。“波西娅，亲爱的，给我读会儿《圣经》吧。遇到麻烦的时候，上帝的话肯定管用。”
波西娅从房间角落的桌子上拿起《圣经》。“你这会儿想听哪段，外公？”
“全都是圣主的箴言，你翻到哪儿就读哪儿吧。”
波西娅开始读《路加福音》。她读得很慢，用她那长长的、无力的手指追踪着字句。房间里很安静。科普兰医生坐在人群的边上，把指关节掰得噼啪作响，目光从一个角落漫游到另一个角落。房间很小，空气又塞又闷。四面墙壁乱七八糟地挂着日历和杂志上剪下来的绘制粗糙的广告。壁炉架上摆着一个花瓶，装着红色的纸玫瑰。炉火慢吞吞地烧着，油灯摇曳的灯光在墙上投下影子。波西娅以缓慢的节奏读着，以至于那些词句在科普兰医生的耳朵里睡着了，使他昏昏欲睡。卡尔·马克思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板上，在孩子们旁边。汉密尔顿和海博尔打起了瞌睡。只有老人似乎在琢磨词句的意思。
波西娅读完了这一章，合上书。
“我一次又一次地思考这个问题。”外公说。
房间里的人全都从昏昏欲睡中醒来。“什么？”波西娅问。
“是这样。你们还记得耶稣让死者复活、治愈病人那些部分吗？”
“我们当然记得，先生。”海博尔毕恭毕敬地说。
“很多日子，我在犁地或干活时，”外公慢吞吞地说，“我琢磨并推导过耶稣再次降临人间的时间。因为我太想此事实现了，我觉得那应该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对此我琢磨过很多次。我是这么计划来着。我想，我会领着我的子子孙孙、亲戚朋友，站到他的面前，对他说：‘耶稣基督，我们大家都是悲伤的黑人。’然后，他会把他神圣的手放在我的头上，我们马上变得像棉花一样白。那就是我心里琢磨过很多很多次的计划和推理。”
寂静笼罩着整个房间。科普兰医生拽了拽袖口，清了清喉咙。他脉搏跳得太快，喉咙憋得太紧。坐在房间的角落里，他觉得隔绝、愤怒和孤单。
“你们有没有人收到过天国的信号？”外公说。
“我收到过，先生，”海博尔说，“有一次，我患上了肺炎，我看到上帝的脸从壁炉里朝外看着我。那是一张很大的白人的脸，长着白胡子和蓝眼睛。”
“我看到过一个鬼。”一个孩子说——那个女孩。
“有一次，我看见——”那个小男孩开口了。
外公举起了手。“你们小孩子别吱声。你，西莉亚——还有你，惠特曼——现在是你们听而不是说的时候，”他说，“只有一次，我收到了真正的信号。事情是这样。那是去年夏天，很热。我正在费劲地挖着猪圈旁边那棵大橡树桩的树根，我弯下身子，突然间，一阵剧痛爬上了我的后腰。我直起身子，周围一片漆黑。我用手撑住后腰，抬头看天，此时我突然看到那个小天使。那是一个小小的白人小女孩——我看大约豌豆那么大——黄头发，白袍子。正在太阳周围飞来飞去。过后我走进屋子，开始祈祷。我研究了三天《圣经》，然后再出门，下地干活。”
科普兰医生感觉到心里有一股从前那样的邪恶怒火。一些毫无条理的词语涌上喉咙，却无法说出来。他们会听信老人的话。但理性的话他们不会听。这些人都是我的同胞，他试图告诉自己——但是，由于他说不出来，这个想法这会儿帮不了他。他紧张而阴郁地坐在那里。
“那是一件怪事，”外公突然说，“本尼迪克特·马迪，你是个好大夫。为什么我挖了一会儿地、种了一会儿庄稼之后，后腰有时候会疼？这种痛苦为什么让我烦恼？”
“你今年高寿？”
“七十到八十之间吧。”
老人喜欢药品和治疗。从前他带着家人来看黛西时，总是要检查一下身体，给一大家子带些药和膏药。但黛西去世之后，老人再也不来了，不得不满足于那些在报纸上做广告的泻药和补肾丸。这会儿，老人以胆怯而热切的目光看着他。
“多喝水，”科普兰医生说，“尽量多休息。”
波西娅走进厨房去准备晚餐。热乎乎的气味开始充满房间。大家在轻声闲聊着，但科普兰医生既没听，也没说。他时不时地看着卡尔·马克思和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谈到了乔·路易斯。汉密尔顿大多数时间说的是那场毁了一些庄稼的冰雹。当他们碰到父亲的目光时，便咧嘴笑笑，在地板上蹭着脚。他一直注视着他们，目光里有一种愤怒的痛苦。
科普兰医生咬紧牙关。他想得太多，关于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廉和波西娅，关于他为他们设计的真正的目标，以至于看到他们的脸便让他心里油然而产生一种黑色的膨胀感。一旦他能够对他们说出这一切，从遥远的开始直到今夜，这样的讲述就会缓解他内心尖锐的疼痛。但他们不愿听，也听不懂。
他绷紧了身子，好让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僵硬而紧张。对于周围的一切，他既没听，也没看。他像一个又瞎又哑的人一样，坐在角落里。很快，他们纷纷走到餐桌旁，老人念叨起了感恩祷告。但科普兰医生没有吃。当海博尔拿出了一小瓶杜松子酒时，大家都笑了，嘴对瓶子喝了起来，一个传一个，但他拒绝了。他僵硬而沉默地坐在那里，最后，他拿起帽子，离开了那幢房子，没有跟大家道别。要是不能把一大套真理完整地说出来，他就无话可说。
一整夜，他都神经紧张地躺在那里，彻夜未眠。第二天是礼拜天，他出了几趟诊，半晌午的时候，他去了辛格先生的房间。这次拜访缓解了他内心的孤独感，当他起身告辞时，他再一次恢复了平静。
然而，当他离开那幢房子时，这种平静又离他而去。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当他走下楼梯时，他看到一个白人拿着一个很大的纸袋，他于是紧贴着楼梯扶手，好让他们彼此都能通过。但那个白人两步并作一步跑上楼梯，看都不看，他们猛烈地撞到了一起，科普兰医生被撞得想吐，在那儿直喘气。
“天哪！我没看到你。”
科普兰医生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没有作答。他以前见过这个白人一次。他记得那身材矮小、模样粗野的身体，以及那双粗大、笨拙的手。接下来，他突然产生了职业兴趣，观察了那个白人的脸，因为在他眼里，他看到的是古怪、固执、孤僻的疯狂表情。
“对不起。”那个白人说。
科普兰医生抓着楼梯扶手，继续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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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3>
“那人是谁？”杰克·布朗特问，“刚从这儿出去的那个又高又瘦的黑人是谁？”
这个小房间非常整洁。太阳照亮了桌子上的一碗紫葡萄。辛格坐在那里，椅背后翘，双手揣在口袋里，望着窗外。
“我在楼梯上撞着他了，他瞪了我一眼——嗨，从未有人这样凶狠地看着我。”
杰克把那袋啤酒放在了桌子上。他这才惊讶地认识到，辛格并不知道他走进了房间。他走到窗前，碰了碰辛格的肩膀。
杰克打了个哆嗦。尽管阳光明媚，但房间里还是有些冷。辛格抬起食指，走进了门厅。回来时，他拎来了一桶煤和一些引火柴。杰克看着他跪在炉前。他干净利落地在膝盖上折断了几根引火柴，把它们放在纸上，再把煤块整齐地码放好。起初，火没点着。火苗微弱地颤抖，被一股黑烟给闷熄了。辛格用双层报纸盖住了炉栅。气流让炉火重新烧旺了。房间里响起呼呼的燃烧声。报纸烧着了，被吸进了炉膛里。一片噼啪燃烧的橘黄色火焰填满了炉栅。
早晨的第一杯浓啤酒味道醇正。杰克很快就喝完了自己的那一份，用手背擦了擦嘴。
“很久之前我认识一个女的，”他说，“你有点儿让我想起了她，克拉拉小姐。她在得克萨斯州有一座农场，做果仁糖拿到城里去卖。她是个身材高大、模样好看的女士。穿着长长的、松松垮垮的毛衣和粗大笨重的鞋子，戴着一顶男人的帽子。我认识她时她丈夫已经死了。但我逐渐明白了：要不是因为她，我可能一直都不知道。我可能像其他千百万不知道的人一样度过一生。我或许只是一个牧师，一个棉纺工，或者一个推销员。我这一辈子可能就被浪费掉了。”
杰克疑惑地摇摇头。
“要明白我所说的，你得知道从前发生过什么。你瞧，我小时候在加斯托尼亚生活过。我是个八字脚的小矮子，个子太小，没法去工厂干活。我在一个保龄球馆干过球童，只管饭，没有工钱。后来，我听说在离得不是很远的地方，一个聪明伶俐、手脚麻利的男孩串烟草一天能挣三毛钱。于是我就去了，一天挣三毛钱。那是我十岁的时候。我离开了亲人，我没有写信。他们很高兴我走了。你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再者说，除了我姐姐，家里也没人识字。”
他在空中挥舞着手，仿佛要把什么东西从脸上掸掉。“不过，我的意思是这样。我最早的信仰是耶稣。有一位伙计和我在同一个工棚里干活。他有个神龛，每天晚上布道。我去听了，于是信了这个。我整天满脑子耶稣。空闲时，我研究《圣经》并祈祷。接下来，一天夜里，我抄起一个锤子，把手放在桌子上。我很生气，我把钉子敲进了我的手心，敲进了桌子，我看着它，手指颤抖着，变成了青色。”
杰克伸开手掌，指了指中间那个粗糙而煞白的伤疤。
“我想成为一个福音传道者。我打算走遍全国各地，布道并举行培灵会。在此期间，我奔走于不同的地方，差不多二十岁的时候，我去了得克萨斯，在一个山核桃林场上干活，离克拉拉小姐住的地方不远。我认识了她，晚上我有时候去她家。她跟我谈话。你懂的，我并不是立即开始知道一切。我们当中任何人都不是这样。那是逐渐发生的。我开始读书。我会工作到刚好攒到足够的钱，让我可以停止工作一阵子，用这段时间来学习。那就像是重生一样。只有我们这些知道的人才懂得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睁开了眼睛，看见了。我们就像是来自另一个国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