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科弗利打好包，在没有被告知干什么的情况下和卡梅伦以及他的小组前往大西洋城。他模棱两可的地位让他感觉非常尴尬。小组里有一个人告诉科弗利，说卡梅伦要在一个科学家会议上作报告，讨论一种比地球上的闪电所产生的力还要强大一百万倍的引爆力，而且人类可以非常经济地获得这样的引爆力。这是科弗利所能理解的全部了。卡梅伦不和大伙儿坐在一起，离得远远的，兀自在读一本平装本的书。科弗利伸长脖子看到书名叫《西马隆：西南的玫瑰》。这是科弗利第一次和这样等级的人交往，他自然会非常好奇，但是，他无法听懂他们的观点，甚至无法听懂他们的语言。他们讨论热核之类莫名其妙的玩意儿。那完全是另一种语言，那在他看来似乎是最枯燥乏味的语言。你无法在这种语言中寻索山脉、大河和与大海类似的水域所造成的省音和变化。科弗利琢磨，他们中最次的人也能摧毁一座山，但是他们不大可能是那种把自己想象成可以叫世界走向末日的具有霹雳伟力的人。他们在自己的人造语言中谈论闪电，但是他们的嗓音有时会因为紧张和神经质而变得沙哑，因为咳嗽和大笑而失声，同时因为地区的不同而带有一点口音。他们中的一个人是鸡奸者，科弗利在想，他这种对待性事的玩世不恭是否和他的科学家身份有关。其中另一个人穿着一套西装，那西装臃肿地耸立在他的肩头。另一个人，伯伦纳，系着一条画着马蹄的领带。还有一个人有神经质地拽拉眉毛的习惯。他们全是一支接一支抽烟的烟鬼。他们是女人生下来的，全受制于喜怒无常的贪婪肉欲。他们可以毫不费代价地摧毁一座城市，然而，他们在解决日夜之间以及脑袋与腹股沟之间的冲突时有什么进展吗？在他们这群人中间，淫欲、愤怒和痛苦会少一些吗？难道他们能免于牙痛、恼人的性无能和疲惫吗？

他们住进哈顿楼，科弗利被分配到一间单独的房间。友善的伯伦纳跟他建议，他可以去参加一些公开的讲演，他去了。第一个演讲的是一个中国人，讨论星际空间的法律问题。这中国人用法语演讲，通过晶体管半导体收音机进行同声传译。科弗利对法律方面的词汇倒是熟悉的，但是运用到宇宙中他便不甚了了了。他不能轻易地将比方说国家主权这样的短语运用到月球上。下一个演讲者讲的是在一个充斥液体的囊中将一个男子送入太空的实验，实验的困难之处在于沉浸在液体中的人会严重地、有时是无法挽回地失去记忆。科弗利真想认认真真地—不带有任何的感情色彩—去看一下现场，然而，他怎么能将一个生活在液囊中男子的形象和他降生的并在那儿形成他性格的新英格兰村庄相调和呢？在核革命的这一阶段，他周围的世界似乎正以不可理解的速度改变着，然而，如果这种改变真的不可理解的话，那么，他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对他的儿子他应该劝诫些什么呢？他判断是非的基本标准过时了吗？离开演讲厅后，他撞见了伯伦纳，请他吃午饭。他这是受到了好奇心驱使。和伯伦纳崇高的对科学诚实的心灵相比，他在人性方面却是放浪不羁、多愁善感的。伯伦纳的安详挑战着他的自律和他自己的用处，他在纳闷他对大西洋城海滨木板道不科学的景致所抱有的快乐情趣是否也过时了。在他的右手是吟唱着的波涛，在他的左手，在大海边孕育的神秘文化正在慷慨上演。那种神秘文化以及它与神秘本身—预言家，看手相者，算命先生，赌博游戏，用茶叶占卜的预言家—明显的关联，似乎是大海与大陆之间沧海桑田的变化历程的一个产物。占卜预言家们似乎在那带有咸味的空气中蓬勃着。他纳闷伯伦纳会怎么想这一幅情景。煎猪肉的味道激起了他的回忆，或者说激起了他所谓的回放吗？波涛的吟唱会使他生发一种浪漫的遐想，让他可能去冒险吗？科弗利瞧了一眼他的伴侣，但是，伯伦纳如此淡然而冷漠地望着外面的景致，于是科弗利也不便问他问题了。他猜想伯伦纳确实看见了他所看见的一切—那咸味，那海滨木板道，那商店的门面。他寻思如果他超越当今的时光—这看来是不可能的—他也许就有可能预见商店的门面被拆除，换上公共的游乐场、球场和供野餐的树林了。到底是谁错了呢？科弗利可能是错的，这让他感觉很不舒服。伯伦纳说他从未吃过龙虾，于是，他们来到木板道拐角上一家用假型板搭建的老旧龙虾宫就餐。

科弗利要了波旁威士忌。伯伦纳喝啤酒，对价格不禁大惊失色。他脑袋硕大，蓄着浓密但并不黑的胡须。那天早晨他一定刮了脸了，也许刮得有点儿粗枝大叶，但到中午，那褐色胡须的轮廓便清晰地凸显出来了。他脸色苍白，那苍白似乎在他硕大的殷红耳朵衬托下，显得更加厉害了。那耳朵的殷红色在与脑袋连接的地方突然消失，而其他部位则全然是苍白的。那不是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或者说地中海沿岸诸种族的那种白皙—也许那是从祖上继承下来的糟糕饮食习惯的一个特点或者说产物。公正地说，那是一种男性的苍白，由于那像着了火一般的点燃的耳朵而显得更厚重。他自有他的魅力，其实他们都有魅力，科弗利觉得这魅力来源于他们所拥有的视野。在这视野中，一切未来的障碍都是可以逾越、不在话下的，那是一种对未来的信心，一种手段，表述对进步和变化的自然的热情。他呷饮他的啤酒，仿佛指望啤酒会让他沉醉。这正是他们之间不同的地方。除了这一点不同外，他们也都是致力于节欲的男人。其实，科弗利并不是一个想节欲的男人。他疏于自制，正是由于他感觉生活实在太丰富了。

“你住在塔利弗吗？”科弗利问道。他知道伯伦纳住在塔利弗。

“是的。我在西边有一间小房间。我一个人住。我结了婚，但我们过不到一块儿。”

“真遗憾。”科弗利说。

“没什么遗憾的。过不到一块儿。我们不可能将婚姻最优化。”他拌着他的生菜。

“你一个人独住？”科弗利问道。

“是的。”他说话时嘴里塞满了食物。

“那你怎么度过夜晚呢？”科弗利问道，“我是说，你去剧场看戏吗？”

伯伦纳友善地笑了起来。“不，我不去看戏。小组中有些人有一些工作之外的兴趣，但我恐怕没有。”

“如果你没有工作之外的兴趣，那你晚上干什么呢？”

“我学习。我睡觉。有时候，我去二十七号公路上的餐馆吃饭，在那儿你能吃到两美元五十美分的鸡。我喜欢吃鸡。当我胃口来了，我便会去美美地吃一顿。”

“你和朋友们一块儿去吗？”

“不，”他充满自尊地说，“我一个人去。”

“你有孩子吗？”科弗利问道。

“没有。那就是为什么我的妻子和我过不下去。她想要孩子。我不想要。当我是孩子的时候，我过的日子惨极了。我不想让任何人再过那样的日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唉，在我两岁的时候，母亲死了，父亲和祖母把我抚养长大。父亲是一个自由职业的工程师，每一次都做得不长。他是一个酒鬼。你瞧，我比大部分人经受的东西都要多，我想我比大部分人都更想摆脱这一切。没有人懂我。我是说，我的姓名毫无价值，那只是一个老酒鬼的姓而已。我必须赋予我的姓名以一定的意义。所以，当有了研究闪电之类的事儿之后，我感觉好多了。我开始感觉好多了。现在，我的姓名有一定意义了，至少对一些人是这样的。”

在这儿，闪电这一纯粹的能量显出了它的脉络来，就像我们在云翳中看到的那样，整个世界都是有脉络的—比如叶脉和波涛—在这儿，是一个孤独的男人，他对水疱和消化不良熟稔，他发明一种可以摧毁整个世界的爆破力的谦卑动机就像一个女童星、一个怪癖的发明家或小镇的政客一样。“我只想赋予我的姓名以一定的意义。”他一定比大部分人受着更加强烈的动机驱使，要在死亡的神秘之中加上行星的毁灭。当他被一阵滚滚雷声惊醒时，他一定会比大部分人更加纳闷这是不是世界末日。世界末日由于他希冀获得一个名分而加速了。

这时，女侍者拿来了龙虾，科弗利便也停止了询问。

当科弗利回到旅馆，有一张卡梅伦亲笔写的字条在等着他。字条上写着要他在五点在三楼会议室外面等他，开车把他送到机场。从这他判定他在卡梅伦的团队里是干司机的活儿。他在旅馆的游泳池里度过了一下午，五点钟准时去到三楼。会议室的门锁着，并用金属线封着，有两个穿着便服的秘密警察在走廊里守卫。当会议结束，有人用电话通知了他们，他们便除去金属线封口，把门锁打开。房间里的情形乱糟糟的，很古怪。作为一种安全措施，窗户和门都用毯子遮上。物理学家和科学家们站在椅子和桌子上，将毯子除去。空气中弥漫着烟雾。科弗利还没有意识到房间里没有任何人在说话。这就好像是一场刚结束的葬礼。科弗利跟伯伦纳打招呼，但与他共进午餐的朋友没有理他。他脸色发青，嘴巴紧闭着，表现出一种苦涩和厌恶的表情。是不是卡梅伦跟他们描述的悲剧和恐怖造成了这一片沉默？这些男人的脸是表示他们刚被告知了千年的灾难吗？科弗利纳闷，他们是否被告知这行星已经不宜居住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这旅馆的走廊里，在这曾经走过应召女郎、度蜜月的夫妇和来消遣长长的周末、呼吸新鲜海风的年老夫妇的地方，他们可以抓住什么呢？科弗利满怀狐疑地瞧着这些显然被吓得半死的苍白脸庞，以及地毯上那盛开的深色洋蔷薇。卡梅伦和其他人一样，走过他面前没有说话，科弗利顺从地跟在他后面来到车前。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卡梅伦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道别。他登上了一架小型的比奇飞机—他是前往华盛顿—当飞机起飞后，科弗利发现他忘了拿他的皮包了。

和这样一件简单的玩意儿联系在一起的责任却是吓死人的。皮包里所装的一定包括他在那天下午所讲的核心内容，科弗利从那些听众的脸庞猜测，他所演讲的一定和世界末日有关。他决定立即回旅馆去，在小组一位成员面前把皮包打开。他把皮包放在膝盖上，驱车回城去。他在问询台询问伯伦纳在哪儿，服务生告诉他伯伦纳已经结账离开旅馆了。所有其他人也都离开了。他往大厅周围瞧了一眼那些可疑的或者至少是异族的人的脸庞，心中不禁纳闷在这些人中间会不会藏着外国间谍。摆出一副不引人注目的低调姿态似乎是他这时最好的应对办法。他走进餐厅吃饭，一直将皮包放在膝盖上。在他行将吃晚饭时，旅馆外面响起了一连串噼噼啪啪的爆炸声，他以为世界末日真的来到了，直到女侍者向他解释那是一帮礼品店店主在开年会，放鞭炮和烟花庆祝娱乐而已。

他将皮包夹在腋窝里，走出旅馆去瞧放烟火的热闹。对他来说，在一个有关爆炸力的会议结束时，放一阵便宜的、好玩的、完全无害的烟火似乎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在海滨木板道上已经摆放了让观众坐的折叠椅子。烟火是从沙滩上的一排迫击炮发射出来的。他听见烟花炮弹脱落下弹壳的声响，望着一道灰烬燃烧的明亮的抛物线轨道冉冉升空，滑过星空。白灼的光发出一阵巨大声响—他们要过一会儿才能听到那声响—然后便现出摇曳的金色旗幡。旗幡弯曲像大腿一般，最终演化成彩色斑斓的无声火球。所有这一切美景都映在旅馆窗户的玻璃上了，那些礼品店的店主们抬起脸欣赏这精巧的一幕，那一张张脸庞看上去漂亮又朴实。零零散散地响起阵阵掌声，那是令人感动的礼貌与热情的表现，就像人们在听到舞蹈音乐结束时鼓掌一样。在薄暮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见那袅袅的黑烟，黑烟不断变更形状，最终飘散到大海里去了。科弗利安坐下来，一派闲适，倾听那一排排迫击炮炮弹重新响起，欣赏那灰烬延续的抛物线，火星熠熠闪烁的光弧，盛开的彩色绚丽的花朵，数百人的赞叹、唏嘘，以及那彬彬有礼的掌声。这场烟火礼花表演以一阵排炮结束，那是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模仿战争，魔鬼般的鼓声响起，旅馆数千扇窗户玻璃都燃烧起白色火焰的光来。最后一声爆炸震动了海滨木板道，却无伤大雅，随之而起的便是犹如在舞蹈学校般的捧场的阵阵掌声。他起身回旅馆去了。当他回到旅馆房间，他不禁纳闷房间是否被抢劫了。所有的抽屉都被打开了，衣服散落在椅子上，但是他估摸他并不是一个整洁的旅行者，也就并不在意了。他双手抱着皮包睡了。

上午，他就像姑娘们抱着她们的书本一样在胸口抱着皮包，从大西洋城搭乘飞机到一座国际机场，在那儿等待飞往西部的飞机。一方面是圣博托尔夫斯火车站抵达与离开的熙熙攘攘的人群，空气中充斥着煤气、地板漆和厕所的味道。候车室黑黝黝的，在那儿，似乎有一种夸张的力量征服了候车旅客的生命。另一方面是这顶楼或者说宫殿般的机场候机室，透过玻璃墙可以看见满布乌云的天空，在那里，宽敞、效率和人造皮革的味道似乎并没有拓宽而是缩小了旅客之间相互的认知。科弗利搭乘的飞机原定于两点钟起飞，但到三点一刻他们仍然等候在登舱门前。有一些旅客开始叽里咕噜抱怨起来了，有两三个旅客带着一份午报，报道说在科罗拉多发生空难，死亡七十三人。难道发生空难的飞机正是他们在等候的吗？他们这些站立在昏暗的落日余晖中的人得到非凡的怜悯了吗？他们的生命得救了吗？科弗利走到问询处，询问有关这次航班的信息。问的问题当然是非常有技巧的，但机场职员回应时脸色阴郁，仿佛购买一张机票就是让你谦卑地在黑暗中闲步似的。“有一点儿误点，”他不情愿地说，“也许发动机发生了毛病，要不就是连接的欧洲航班误点了。三点半之前你不可能登机。”科弗利为他如此赏脸而感谢了他，便信步踏上楼梯去了酒吧。在门右边镀金的架子上挂着一幅一位漂亮歌星穿着晚礼服的照片，她是那些在酒吧门槛边或者旅馆餐厅边向我们微笑的成千小姐的代表，不过，她不到九点是不会来的，眼下可能正在睡觉，或者拿着她要洗的衣物到自助洗衣店去。

酒吧里播放着背景音乐，酒保穿着军队制服。科弗利在一条长凳上坐下，要了一杯啤酒。坐在他旁边的一个男人正闲适地兀自在凳子上摇晃着。“你到哪儿去？”他问道。

“丹佛。”

“我也去丹佛，”陌生人惊呼道，在科弗利背脊上拍了一下，“在前往丹佛的路上，我已经花了三天的时间了。”

“是这样的，”酒保说，“他错过了八班航班。是八班吧？”

“八班，”陌生人说，“因为我爱我的妻子。我妻子在丹佛，我是这么地爱她，以至于我上不了飞机。”

“照顾了我们的买卖。”酒吧老板说。

在酒吧一端阴暗处，两个头发染成黄色、一眼瞧上去就知道是同性恋的人在喝朗姆酒。有一家人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吃午饭，用广告式的语言在交谈。那似乎是一场家庭笑话。

“哎呀！”母亲惊呼道，“请尝一尝一口一块的爱达荷白火鸡肉，用核黄素调料，美味无比。”

“我喜欢那脆生生的、吃起来嘎嘎响的土豆片，”男孩说，“土豆片在有利健康的红外线炉中烧烤成金黄色，再撒上进口的盐。”

“我喜欢一尘不染的厕所，”姑娘说，“在一位受过训练的护士监督下运行，并为了我们的舒适、方便和安心而贴上卫生封条。”

“温斯顿牌烟味道真棒，”坐在高椅子里的婴儿尖声说，“烟卷就应该是这个味道。温斯顿牌烟卷有味道。”

黝黑的酒吧具有神的创造物的权威，但它是独立于宇宙意象之外的。除了酒瓶上的商标，在这地方没有一件东西他是熟悉的。灯光像洞穴般幽暗，墙壁是一面面黑镜子，甚至也没有让他想起外面世界的一根被截短的漂流木或者形状像一片树叶的酒瓶垫子。星星和贝壳、大海和云朵具有同样的美，这同样的美似乎都是出于同一双手，但那同样的美如今消失了。音乐中止，广播传来科弗利的航班正在登机。他付了他的啤酒钱，一把抓住皮包。他去了男厕所，在那儿，有人在墙上写下了极其富含人性的话，然后，他顺着亮灯指明的号码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登机口。仍然不见任何飞机的影子，但旅客中没有人因为延误或者空难的消息而改变他们的计划。他们被动地站在那儿，仿佛那阴郁的机场职员实际上已经随机票将谦卑的品性卖给他们了。科弗利穿的大衣对于当时的天气过于暖和了，但是大部分旅客都来自要不比这儿寒冷、要不比这儿暖和的地方。就在头顶上的一个管道不断往他们耳朵里播送着柔和的音乐。“会没事儿的，”科弗利旁边一位年迈的妇人轻声细语地对身边一位年龄更大的伴侣说道，“没什么危险。它不会比火车更危险。飞机每年运送成百万的乘客。没事儿的。”那更加年迈的妇人用关节像漂流木一样长着疙瘩的手指摸一摸脸颊，在她的眼神中流露出对死亡的恐惧。对于她来说，眼前的情景—穿着白工作服的生气勃勃的机械师，标着号码的跑道，正在驶来的波音707飞机的噪声—就意味着死亡。一个婴儿哭号起来。一个男人用梳子梳理他的头发。在科弗利周围的物件和声响似乎汇聚起来，做出一种永恒的表白。这些物件和声响包括那音乐，那年迈老妇人对死亡的恐惧，那一望无际的平整机场，以及在遥远处房子的屋顶，等等。

飞机驶进来了，他们登了机，空姐让科弗利坐在那年迈妇人和一个口中喷吐威士忌酒味的男子之间。这位空姐穿着高跟鞋和一件雨衣，戴着一副墨镜。科弗利在她的雨衣下面看到一件红色的丝质连衣裙。她一关上机舱的门，便径直去了厕所，再出来的时候，便穿着她职业所要求的灰裙子和白衬衣了。当她除去墨镜，便露出一对憔悴的眼睛，眼神显得很痛苦的样子。“乔·勃纳。”科弗利右手边的男子说。科弗利跟他握手，并自我介绍了一下。“我很高兴见到你，科弗 [34] ，”陌生人说，“我有一个小礼物想送给你。”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科弗利打开盒子，看见盒子里装着一只镀金的领带夹。“我经常旅行，”陌生人解释道，“我到哪儿就送这些领带夹。我是在普罗维登斯专门叫人给我定做的。那是美国的首饰之都。我一年送掉两三千只领带夹。那是一个很好的交朋友的方法。谁都可以用上领带夹。”

“非常感谢你。”科弗利说。

“我为宇航员织袜子，”科弗利左手边的年老妇人说，“唉，我知道我这样做很傻，但我爱那些男孩子们，他们光着脚受冻，我受不了。在过去六个星期中，我给卡纳维拉尔角寄了十双袜子。他们没有感谢我，是真的，但他们也没有将袜子退回来。我权当作他们正穿着我的袜子呢。”

“我度几天假，去看一位老朋友，他得了癌症，快要死了，”乔·勃纳说道，“到目前为止，我有二十七个朋友得了癌症，快要死了。他们中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活过一年。”

他们当时正处于一阵听得见、一阵听不见的振动之中。当飞机在简易跑道上滑行，开始艰难地往上蹿升、爬高时，由于地心引力，他们被粗暴地顶撞在椅子背上。一块偌大的镶板从天花板上掉坠下来，砸在过道上，食品间的瓶瓶罐罐发出丁零当啷的响声。当他们上升到散落的云彩之上时，旅客们解开了安全带，按他们的习惯，过上了他们自己的正常生活。“下午好，”广播响了起来，“我是机长麦克弗生，欢迎诸位搭乘直飞丹佛的七十三号航班。我们收到关于山间有一小股气流的报告，但我们估计在飞机按原定时间降落的时候这股气流会消失。对于延误，我们很是抱歉，希望趁此机会向诸位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的耐心，感谢你们对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扬声器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