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后，霍诺拉教他玩十五子游戏。她心想，他很快便学会了这游戏，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在她看来，他在孤独、悲伤和无聊之中浪费他的青春是一种巨大的耻辱。他并不漂亮，他的脸太善变了，他的微笑有点儿傻。她想，他还只是一个男孩而已，经验和慈爱是可以改变他的脸容的。他们玩十五子游戏一直玩到十一点钟，说实话，自从她开始旅行，她还没有感觉如此快乐，或者至少如此闲适。当他们互相道了晚安，他仍然在门口踯躅不走，似乎用他那内心愚蠢的—是否也是狡猾的—微笑表明，她也许可以让他睡在房舱那空着的舱铺上。这已经过分了。她当着他的面砰然关上了门。

第二天，他没有出现，她只是纳闷在这么一座偌大的轮船里，饥饿、孤独的他能躲在哪里。在上层甲板传递的牛肉清汤和三明治使她想起了生活中残酷的不平等，她吃的午餐让她感觉淡而无味。她在下午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待在房舱里，就怕他会需要她帮助。在打晚餐铃之前一会儿，有人在轻轻地敲门，他走了进来。晚餐后，她拿出十五子游戏的棋盘，然而，他看上去心不在焉，她赢了每一盘棋。她指出他需要理发。当他说他没有钱，她给了他五美元。他在十点钟时道晚安，她邀请他第二天晚上一块儿用晚餐。

他没有来。当晚餐铃声在七点钟打响时，她叫来侍者，要了晚餐。这样，他一来，一切便准备就绪了。但是，他没来。她可以肯定他一定被抓到禁闭室里去了，她想作为一个年轻人的辩护人去见船长，给他解释这年轻人的生活是何等地孤独和空虚。不过，她决定到第二天早晨再说，便上了床。早晨，当她在欣赏大海的风景时，她看见他在主甲板上，和谢菲尔德夫人谈呀，笑呀，不亦乐乎。

她心中充满了愤懑。她有点儿妒忌，同时，她也有常理上的忧惧，生怕他一旦对谢菲尔德夫人坦白一切，谢菲尔德夫人会把他出卖的。不过，她还是试图对显示她人性弱点的这一忧惧立场做一个合理的解释。他看见霍诺拉了，很明显—他在向她挥手—然而，他还是继续和谢菲尔德夫人谈笑风生。霍诺拉生气了。她甚至似乎非常痛苦，因为她被剥夺了他们在她的房舱里玩十五子游戏时所感觉到的那种闲适和惬意，被剥夺了那种独一无二的对人有所帮助的感觉，那种责无旁贷的感觉。她在船头绕了一圈，来到轮船背风的一边，从那儿欣赏滚滚浪涛。她注意到，由于她的情绪还处于不安之中，这辽阔的、玛瑙色的、镶嵌着白色纹理的大海似乎更加宏伟了。她听见了甲板上的脚步声，在想会不会是他。他最终还是为了与谢菲尔德夫人聊天而来道歉，并来感谢她的慷慨大方了？她对一件事情是肯定的：谢菲尔德夫人是不会将一个逃票者领进她的房舱，并给他吃晚餐的。那脚步声走过去了，随后又走过去几个人，但她紧张的期望并没有过去。难道他永远不会再来了？有人在她的背后停住了脚步，说：“早晨好，亲爱的。”

“别对我说‘亲爱的’。”她说，转过身去。

“但你是我的亲爱的。”

“你还没有理发。”

“我在赛马上输掉了我的钱。”

“你昨晚在哪儿？”

“一个好人在酒吧请我吃了三明治、喝了酒。”

“你对谢菲尔德夫人说了什么？”

“我没有告诉她任何事情。她告诉我她的奥纶衣服，她邀请我在午饭前和他们一起喝酒。”

“那好极了，他们会给你吃午餐。”

“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一个逃票者，亲爱的。你是唯一知道这个的人。我不会相信任何其他人。”

“那好，如果你需要吃午餐的话，”她说，“我中午的时候有可能在房舱里。”

“你最好定在一点半或者两点钟。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摆脱掉谢菲尔德先生和他夫人。”他说完，走开了。

十二点半，她就去她的房舱等候他，因为像她那样年迈的人，好多人都将钟表拨快一刻或者二十分钟，一般都要比约定的时间早半个小时，空手坐在等候室、大厅或者走廊里，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她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两点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出现了。他起先拒绝躲进浴室里去。“如果你希望我到船长那儿去，告诉他船上有一个逃票者，那么，我这就去。没有必要让这样的信息从厨房传到船长的耳朵里去，而如果侍者在这儿看见你，这就非常可能了。”最终，他藏进了浴室，她要了午餐。午餐后，他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她坐在一把椅子里看着他，用脚拍打着地毯，手指击拍椅子的扶手。他鼾声如雷。他在睡梦中咕咕哝哝说梦话。

她看出来了，他业已不再年轻。他的脸庞憔悴，布满皱纹，头发花白了。她看出来，他的青春只是一种诡计，一种骗局，用来欺骗、糊弄就像她那样的老傻瓜，她可以肯定她并不是唯一一个被愚弄的人。睡着之后，他看上去衰老、有罪而且狡黠，她感觉他说的关于两个孩子和孤独圣诞节的故事全是谎话。在他身上压根就没有纯真，除了几分天真，以为他可以在孤独的人身上轻易得手。他似乎是一个骗子，一个糟透了的骗子，但是，她不能去告发他，她甚至都不能去摇醒他。他一直睡到四点钟才醒来，用他那充满青春活力、讨人喜欢的微笑打破了她的所有怀疑，说他晚了，走了出去。她下一次见到他是在后半夜三点钟，他正在将她的钱袋从地毯下拿出来。

他碰了什么东西，引起一阵声响惊醒了她。她惊恐万状，倒不是被他吓到，而是被世界上存在邪恶的可能性吓到了。她曾经担忧她的现实感和她的理智不会比庇护她的门和窗户更不可摧毁，而现在她真的被这种担忧吓到了。她太愤怒了，以致她一点儿也不怕他。

她打开离床最近的灯开关。那是一盏独个的小灯泡，发散着微弱可怜的光，这光使最黑暗的时光中在广阔的海洋上发生的抢劫和出卖的情景看起来像是晕船时的幻觉。他露出了最狡黠的微笑，他的模样就像是多年失踪的亲爱的儿子。“对不起，我把你吵醒了，亲爱的。”他说。

“把钱放回去。”

“啊，啊，亲爱的。”他说。

“现在就把钱放回去。”

“啊，啊，亲爱的，别激动。”

“那是我的钱，”她说，“把它放回你找到它的地方。”她往肩膀上披一条披肩，双脚一扫便站到地板上。

“啊，听着，亲爱的，”他说，“站着别动。我并不想伤害你。”

“哦，你不会伤害我，是不是？”她说，抄起一盏铜灯，径直往他的脑袋上砸去。

他的眼珠往上翻起，微笑消失了。他踉踉跄跄左右摇摆，最后一股脑摔了下去，脑袋撞在了椅子扶手上。她一把抓回她的钱袋，然后再跟他说话。她摇曳他的肩膀。她把了一下他的脉搏。他似乎已没有脉搏了。“他死了。”她自言自语地说。她不知道他姓什么，既然她不相信他告诉她的一切，她便对她杀死的这个人一无所知。他的名字没有登记在旅客名单上，他是不合法的。甚至他在她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过是一个招摇撞骗的人罢了。如果她把他的尸体从舷窗扔到大海里去，谁又会知道呢？但这样做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是，不管发生什么，去找一位医生来，于是，她走进浴室，匆匆忙忙地打扮了一番。然后，她走进空无一人的走廊。轮船事务长和医生办公室的门紧闭着，里面黑乎乎的一片。她爬了一段舷梯来到主甲板上，但舞厅、酒吧和会客厅都空空如也。一位年迈的老人穿着睡衣，从黑暗中走出来，向她那儿走去。“我也睡不着，妹妹，”他说，“那编织一堆乱丝似的愁绪的松子酒 [30] 。你知道我有多老？我比赫伯特·胡佛年轻七天，比温斯顿·丘吉尔年长一百零五天。我不喜欢年轻人。他们太闹了。我有三个孙子，我只能容忍他们十分钟。多一秒也不行。我女儿嫁了个王子。去年，我给了他们一万五千美元。今年，他要两万五千美元。他就是这样问我要钱的，真气死我了。‘对于我来说，问你要两万五千美元是很痛苦的，’他说，‘非常痛苦，非常丢脸。’我的小孙子们不会说英语。他们叫我大大……别傻站着啦，妹妹。坐下，跟我聊聊，让我们一块儿打发时间吧。”

“我在找医生。”霍诺拉说。

“我有一个喜欢引述莎士比亚的坏习惯，”这老人说，“但我不会让你为难。我也很熟悉弥尔顿。还有格雷的《墓地挽歌》和阿诺德的《吉卜赛学者》。这些小溪和草场显得多么遥远！我良心不安。我杀了一个人。”

“你杀了人？”霍诺拉问道。

“是的。我在奥尔巴尼做燃油生意。那是我的故乡。我一年的营业额有两百多万美元。燃料，石油，维修。一天晚上，一个人来，说他家的燃油炉发出怪怪的声音。我跟他说，明天上午再说。我可以给他派一个维修工去，我也可以自己去，但我正在和朋友们一起喝酒，在这寒风呼号的夜晚我干吗要去呢？半小时之后，这家着火了，原因不详……有一个男子，他的妻子，三个小孩。一共五口棺材。我常常想到他们。”

霍诺拉这时想起来她的房舱门开着，路过的人有可能会看见那具尸体。“坐下。坐下，妹妹。”这老人说，但她挥手婉谢了，晃晃悠悠走下楼梯去。房舱门开着，但那具尸体不见了。发生什么了？是有人进来，把尸体处理了？他们正在全船寻找她吗？她侧耳倾听一下，没有任何脚步声—除了大海轰隆的涛声之外，什么声响也没有。当轮船尾部有一点儿翘起时，在某个地方，有一扇门在乒乓作响。她关上并锁上她的门，给自己倒了一杯波尔多红葡萄酒。如果他们来逮她，她想她得穿着衣服睡觉，但她怎么也睡不着。

她在她的房舱里一直待到中午，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事务长请她到办公室去一下。他只是询问她是否愿意将她的行李从那不勒斯运到罗马去。由于她原来准备的问话和答话与此迥然不同，她有点儿心不在焉。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是她有个同伙将逃票者的尸体从舷窗扔到海里去了？几乎每个人都对她微笑，他们到底知道多少呢？是不是他自己从房舱的地板上爬起来了，现在正在什么地方养伤呢？要在如此巨大、拥有数千扇门的轮船里去寻找他让她望而却步。她在舞厅和酒吧里找他，在走廊尽头的扫帚间里搜索了一遍。当她走过一扇开着门的房舱时，她想她听见他在大笑，然而，当她停止脚步，笑声也戛然而止了，有人关上了门。她检查了一遍救生船—她知道那是逃票者惯于藏匿的地方—但所有救生船的篷盖都完好无损。如果她有些她熟悉的事干，例如耙落叶和焚烧树叶，她也许会觉得好受些。她甚至想询问侍者她是否能打扫一下走廊，但是她明白这样不妥。

她直到船在那不勒斯靠岸的时候，才又见到那逃票者。天空和大海灰蒙蒙的。空气湿漉漉的，这浓重的湿度让人心灰意懒。她想，这是不合时宜的一天，多么不像那春天和秋天最美丽的日子呀，不过这是许多阴郁日子中的一天，这些日子终究构成了一年的光景。在薄暮时分，他从甲板上和一个女人挽着手臂摇摇晃晃地走来。这女人不再年轻了，容貌非常丑陋，他们就像一对情人互相对视着，谈笑着。当他走过霍诺拉前时，他跟她说话了。他说：“对不起。”

这种终极的藐视让她生气了。她走回自己的房舱。一切都打包好了—她的书，她需要缝补的东西—她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再可以转移她的注意力了。她曾经做过的事是很难解释的。她并不是一个心不在焉或者没有心眼的女人，但是，她是在煤气灯和烛光中被带大的，她从来没有和电器或者其他家用机械相处融洽过。在她看来，它们似乎非常神秘，有时候还非常任性。由于她马马虎虎地对待它们，而对机械又一窍不通，因此，它们每每当着她的面不是损坏了，还击她一下，就是爆炸。她从来没有想到她自己有错，而是感觉在她和机械之间有一层模糊的隔阂。这种对于引擎的冷漠，再加上她的急躁和她对于逃票者的气愤，可以解释她的所作所为。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发现她的容貌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于是，她从手提箱最底下拿出陈旧的卷发器，将它插上电源插座。

他们漂流进了那不勒斯湾，船上没有一丝灯光。轮船没有动力，舵轮不起作用，只是顺着落潮，船尾向前漂流着。从港口驶来两艘驳船将轮船拖进了港口，同时，在码头上有一座发电机与轮船上的线路连接，这样，轮船上就有了足够的光源可以照亮旅客下船。霍诺拉是第一批上岸的乘客之一。那不勒斯人的说话声在她听来仿佛来自荒野。一踏上老世界的土地，她感到这旅途带给她一种彻骨的激动。她的先祖们数百年前踏上另一个大陆组成的新国家时，也感觉到了旅途带来的这同样彻骨的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