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诞生于两种意识状态之间；我们在黑暗和光明之间度过我们的人生，为了爬上另一个国家的山峦，用另一个国家的语言组织我们的思想，或者欣赏另一个天空的色彩，我们被越来越深地拖曳进我们生存状态的神秘之中。旅行已经失去了特权和时髦的象征意义。我们不再和拥有三个烟突、花十二天横渡大西洋的游轮的夜半航行打交道了，我们也不再与路易威登箱包和五星级酒店灯火辉煌的门厅打交道了。拿着纸袋装的食品、抱着熟睡的婴儿登上奥利机场喷气客机的旅行者有可能是在工厂做了一天工回家的人。我们可以在巴黎吃晚饭，如果上帝允许的话，在家里吃早餐。在这里是一整套对人类自我认知的新的创造，爱情和死亡的新的形象，我们的事务既脆弱而又重要的特性。我们中大多数人旅行是为了改善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但这一切对于老霍诺拉姑妈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她是作为逃亡者前往欧洲的。

多年来，她已经形成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圣博托尔夫斯是地球上最精美的创造。啊，她十分明白，它并不壮丽，它根本没有当她还是一个孩子时，她的伯父洛伦佐给她寄的明信片上的卡纳克和雅典的景色。但是，她对壮丽的景色没有兴趣。在世界上，哪儿还有这丁香树丛，这摇曳的和风，这灿烂的天空，这新鲜的鱼儿呢？她在这儿度过了她的一生，每一个行为都是另一个行为的变异，她经验里的每一个感觉都和一个相似的感觉相连，通过一条回忆链穿过她的漫长岁月，回到当她还是一个漂亮而难以驾驭的孩童的时光。在天黑之后很久，她在帕森池塘边解开她的溜冰鞋鞋带。那时，所有的溜冰者都回家了。彼特·豪兰的牧羊犬的狂吠清晰可闻，叫人心惊胆战，仿佛那是凛冽的寒冷往沉沉的夜空中击发炮弹般的爆炸声响。从她的火中散发出来的馨香的烟和她人生的火糅合在一起。她修剪的有些玫瑰还是在她出生之前栽种的。她亲爱的伯父将她的世界和文艺复兴的欧洲连接在一起，但她总是不相信他。有哪个在新罕布什尔大山里看见过大瀑布的人会关心国王们的人工喷泉呢？有哪个尝过北大西洋浓郁佳酿的人会理会肮脏的那不勒斯湾呢？她不想离开她的家乡，不想到一个使她感觉被连根拔起的地方去。那地方的玫瑰和氤氲的味道只可能使她想到，她离她自己花园的距离是多么可怕的遥远。

她独自乘火车到纽约，焦躁不安地睡在一家旅馆的床上。一天早晨，她走上了一艘驶往欧洲的轮船。在她的船舱中，她发现老法官给她送了一束兰花。她讨厌兰花，她讨厌铺张浪费，而这绚丽的鲜花则兼而有之了。她最初的冲动便是将兰花扔到窗外去，但火车的窗户打不开。她继而一想，也许一朵花是一个旅行者的装束里所必需的，是一种离别的记号，一种象征，表明这人和朋友们告别了。那儿有大声的喧笑聊天声，有喝酒的嘈杂声。似乎只有她是孤单的。

从她熟悉的人的众目睽睽之中解脱出来，她显得有一点儿傻乎乎的—她花了一些时间试图寻找到一个地方藏匿她那帆布钱袋。她在钱袋里放着现金和文件。放在沙发下？放在画框后面？放在那空的花瓶里，或者药箱里？地毯的一角松动了，她把钱袋藏在了那儿。然后，她走到走廊上。她穿着一身黑衣服，戴着一顶三面的边往上翻的帽子，看上去有一点儿像乔治·华盛顿，如果他活到这么老的话。

高级包房里的庆祝活动延伸到了走廊里，男男女女站在走廊里喝酒、聊天。她不否认，如果是一些朋友在她离别的时候来相聚祝福她，那倒也可能会令人更加愉悦些。没有别在肩膀上的兰花，这些陌生人怎么可能知道，在她的家乡，她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女士，人人都认识她，都知道她所做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工作呢？当她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瞧她一眼时，他们不会把她错当作一个怪僻的老女人吗？这些怪僻的老女人在世界上到处游荡，只是想掩盖或者减轻她们痛苦的孤独感，而她们的孤独感正是由于她们乖戾、自私的行为所造成的。她痛苦地感觉到自己被完全地剥夺了一切，似乎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她的身份了。她现在希冀的是一间普通的房间。在那房间里，她可以坐下来，瞧瞧这世界。

她找到了一间普通的房间，但那房间里充斥了人，所有的座位都被人占了。人们在喝酒，聊天，叫喊着。在一个角落，一个成年男子站着和一位娇小的姑娘道别。他的脸上挂满了眼泪。霍诺拉从来没有看见也没有梦见过这种极度的感情流露的表现。请送客上岸的信号响了起来，虽然大部分的送别是轻松而快乐的，但也有许多并不是这样。看见一位男子和他的小女儿—那准是他的小女儿，两人因为什么糟糕的事情被分开了—霍诺拉十分难受。这男子突然跪了下去，把小女孩抱在怀里。他将脸深埋在她瘦削的肩膀里，霍诺拉可以看见他的背脊因为哭泣而抽搐，而这时广播里在不断地说离别的时刻到了。她感觉她自己的眼眶里业已蓄满泪水。她可以想到的唯一能安慰小女孩的方法是将她的兰花送给她。这时，走廊里已经站满了人，挤得满满当当的，使霍诺拉已经不可能回到她的房舱里去了。她只好走上高高的铜窗台，来到甲板上。

舷梯上全是正在离船的送客。到处是喧嚣。在她下面，她可以看见一汪肮脏的码头海水，头顶上飞翔着海鸥。人们在如此短的距离，在这还没有完全隔绝的情况下，互相叫喊着。一会儿，所有的舷梯，除了一个外，全部吊起来了，乐队奏起了在她听来仿佛是马戏团的音乐。巨大的麻绳开始松动了，然后是一阵震耳欲聋的汽笛声。汽笛声是如此令人震撼，它准将天上的天使都打扰了。所有的人都在叫喊，所有的人都在招手—所有的人，除了她。在所有站在甲板上的人中，只有她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告别，只有她的旅行是孤独的，是毫无意义的。仅仅是出于自尊，她从手提包中拿出一条手绢，也向那些迅速消逝轮廓和吸引力的脸挥舞起来。“再见了，再见了，我亲爱的，亲爱的朋友，”她自言自语地说，“感谢你……为你做的一切感谢你……再见，谢谢你……谢谢你，再见了。”

七点钟，她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去吃晚饭。她和谢菲尔德先生和夫人共用一个餐桌。他们来自罗切斯特，是第二次到国外旅游了。他们穿着奥纶衣服旅行。用餐时，他们和霍诺拉谈起他们上次去欧洲的旅行。他们首先去了巴黎，天气好极了—那种令人爽快的干燥天气。每晚，他们轮流在澡盆里洗衣服，然后将衣服晾挂起来。在卢瓦尔河上航行时，他们遇到了雨季，几乎有一个星期没能洗衣服，但一到大海，就变得阳光灿烂而天气干燥，他们把一切都洗了。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他们飞到了慕尼黑，在拉齐纳宫酒店洗衣服，然而，半夜下起了雷暴雨，所有晾挂在阳台上的衣服都被淋得湿透了。他们不得不把淋湿的衣服打包前往因斯布鲁克。他们在一个晴朗、满天星星的夜晚到了因斯布鲁克，把一切衣服都再次晾起来。在因斯布鲁克，他们又遭遇了一次雷暴雨，他们不得不在旅馆房间里待上一整天，等他们的衣服晾干。威尼斯是一个洗衣服的绝妙好地。在意大利，他们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在他们觐见教皇时，谢菲尔德夫人认准了罗马主教的礼服是用奥纶做的。他们记得日内瓦是雨天，而伦敦的天气糟透了。他们买了戏院的戏票，但什么都是湿漉漉的，他们不得不在房间里待上两天。爱丁堡更加糟糕，但是在斯凯岛云层被吹散了，太阳露出来了。他们从普雷斯蒂克机场起飞，一切衣物都干干净净的了。按他们的经验，总的来说，他们给予霍诺拉的警告是，别指望在巴伐利亚、奥地利、瑞士和不列颠群岛做过多的衣物洗涤工作。

当他们快讲完时，霍诺拉涨红了脸，倏然将身子前倾在餐桌上，说道：“你们干吗不待在家里洗衣服？为什么你们周游大半个世界，在奥地利和法国的侍者和女佣面前出丑？我从来就没有穿过任何奥纶的衣服，或者任何你们说的那种衣料，但是，我相信我可以在欧洲就像在美国一样找到洗衣房和干洗店，我可以肯定我永远不会为了晾晒衣物的快乐而去旅游。”

谢菲尔德先生和夫人大为震惊，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霍诺拉的嗓音传得很远，附近餐桌上的游客转过头来望着她。她试图让自己摆脱这种情景，便大声喊侍者过来。“支票，”她说，“支票。是否可以请你将我的支票簿拿来？”

“压根没有支票簿，夫人。”侍者说。

“哦，是的，”她说道，“我忘了。”她踉踉跄跄地走出了房间。

她对谢菲尔德先生和夫人太愤怒了，心中毫无悔意，然而，她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她的暴躁脾气是她最糟糕的缺陷之一。她在甲板上盘桓，让自己镇静下来，欣赏着有点儿黄的桅杆上那侧支索上的灯光，心想它们多么像星星呀。她站在船尾的甲板上，望着尾流的水波。这时，一个穿着细条子织物西装的年轻人来到她的身边。他们进行了一场关于星星的非常有趣的谈话。然后，她上床，很快就睡熟了。

早晨，在吃了一份非常可口的早餐后，霍诺拉在船的背风面要了一把椅子，拿了一本小说《米德尔马契》，准备好好放松一下，充分体味一番海上的健康空气。九天宁静的日子会积蓄她的体力，也许还会延长她的生命。这是她一生第一次计划让自己休息一下。有时，在午饭后，她会花上五分钟的时间闭上眼睛，永远没有超过这个时间。在她前往换一下空气的山间旅馆里，她总是一个早起者，一个摇椅马拉松的参加者，一个不知疲倦的桥牌手。直到现在，她总是有干不完的事，总是有需要她付出时间的事，然而现在，她年迈的心脏疲惫了，她需要休息了。她将头靠在椅子靠背的垫子上，将毯子拉到大腿上。她看到过几千份旅游广告，在这些广告中，和她年龄相仿的人伸直腿坐在甲板椅子里，望着大海。她总是纳闷，在他们的心中会有怎样愉快的幻想呢？现在，她期待着这令人羡慕的宁静来沐浴她的周身。她闭上眼，她是用力才闭上的。她的手指击打着椅子的木头扶手，不安地扭动着她的大腿。她劝慰自己要耐心等待，等待，等待那休息爬上她的身子。她等待了大约十分钟，便不耐烦地、愤懑地站了起来。她从来就没有学会安安静静地坐着不动。就像她生活中许多其他的事情一样，她再要学会这个已经太迟了。

她对于生活的感受是一种充满内在冲突的动态感受，即使活动使她的心脏激烈地疼痛，她仍然会无奈地选择活动。在一天的早晨这么伸胳膊伸腿地躺在甲板椅子里，让她感到太闲散了，太不道德了，太没有意义了。让人受不了的是，她像行尸走肉，像一个极不情愿的旁观者。在甲板上晃来晃去会使她疲惫不堪，但这样躺在毛毯下面，就像一具尸首，会让她痛苦百倍。生活就像河面上一连串的明亮影像，也许与河水的流动没有关系，却完全吸收了水的色彩和光明。她有可能让她所爱的东西弑杀她自己吗？生命的力量和死亡的力量是一样的吗？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早起的快乐有可能是击碎她心脏之船的暴力吗？活动、聊天、交朋友、与人结仇以及让自己整天忙活着的需要是无法抗拒的。她挣扎着想让自己站起来，但是，她无力的双腿，她沉甸甸的体重，她年迈的身子，以及甲板椅子的形状都使这成为不可能。她陷在椅子里了。她抓住椅子的扶手，挣扎着想让自己抬起身来，但她还是毫无办法地倒了回去。她再次挣扎着想站起来。她又颓然跌回椅子。她突然感觉心脏有一阵刺心的疼痛，脸上一片潮红。她想她有可能在几分钟之内死去，在她第一天出海就死去，被缝进一面美国国旗里，扔到大海里去。她的灵魂沉到了地狱。

她为什么应该到地狱去呢？她很清楚。因为在她一生中，她都是一个偷食品的贼。在孩提的时候，她等待着，窥视着，厨房一空，便去打开偌大的冰箱门，从冻鸡身上扯下一只鸡腿，将她的手指蘸进黄油甜酱中。要是她一个人在家，她便会将椅子、凳子垒起来，爬到食品储藏室架子的最高处，将放在银碗里的糖块全吃掉。她从高脚五斗橱里偷糖果吃，这糖果储放在那儿是准备星期天吃的。在感恩祷告之前，只要厨师一转身，她就会从感恩节的火鸡身上扯下一块皮来。她偷过冷的烤土豆，凉在那儿的炸面圈，牛肉骨头，龙虾的爪子，还有楔形馅饼。当她长大了之后，这种弱点仍然没有得到改正。当她作为一位年轻女士邀请教堂教友来家喝茶时，在客人还没有到之前，她已经将一半的三明治吃光了。即使到了老年，拄着拐棍的时候，她还会在半夜走到食品储藏室吃奶酪和苹果。现在是清算她贪嘴的时候了。她绝望地转身，面对着左手边甲板椅子里的男子。“对不起，”她说，“我琢磨你能否……”他似乎在睡觉。她右手边的甲板椅子是空的。她闭上眼睛，呼唤天使。一秒钟之后，她的祈祷刚说出来，一位年轻的高级船员便止步前来向她问候早上好，向她转达船长邀请她到船桥上会面的消息。他把她从椅子里拽了出来。

在船桥上，她用袖珍六分仪测量太阳的高度，然后回忆起来。“当我九岁时，我的伯父洛伦佐给我买了一个十二英尺的单桅帆船，”她说，“在以后的三年中，特拉弗廷没有一个渔夫驾帆船能赛得过我。”船长邀请她赏光参加他举办的鸡尾酒会。在午餐时，侍者让一个十二岁不会说英语的意大利男孩坐在她旁边。他们只能互相微笑，做手势交流。下午，她打牌，直到该是下甲板的时间，她便准备参加船长的鸡尾酒会了。她前往她的房舱，从她的手提箱里拿出一只业已生锈的卷发钳，这卷发钳已经为她服务了三十五年还要多了。她将卷发钳插上浴室的电源。房舱里所有的灯都灭了，她赶紧把插头拔出来。

过了一会儿，走廊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人们在用意大利语和英语互相莫名其妙地叫喊着。她将她的卷发钳藏在手提箱底，喝了一杯波尔多红葡萄酒。她是一个正直的女人，但是，在这时她太害怕了，不敢向船长去明说，是她将一根保险丝烧断了。

她似乎还做了更糟糕的事。她打开房舱通向走廊的门，发现走廊一片漆黑。一个服务生提着一盏灯，从门前匆匆走过去。她又关上门，从舷窗望出去。这船渐渐地、渐渐地减速了。冲向船首的滔天的白色浪头也减弱了。

从走廊和甲板传来更多的叫喊声和慌乱的脚步声。霍诺拉凄然地坐在床铺边沿，由于她的笨拙、她的愚蠢，这艘巨大的轮船中止了航海的行程。下一步他们将做什么呢？乘上救生艇，驶向被人遗弃的小岛，大伙儿按定量分发饼干和淡水。这都是她的错。小孩要受苦了。她要将她的那一份淡水和饼干分给他们，但她并不认为她有坦白的勇气。他们有可能将她关进禁闭室，或者干脆将她扔到大海里去。

大海是平静的。轮船随着海浪漂流着，开始有一点儿摇晃。男人们、女人们、孩子们的嗓音在走廊和水面上回响着。“是发电机，”她听见有人说，“两个发电机都烧坏了。”她开始哭泣。

她擦干了眼泪，站在舷窗旁边，看着日落。她能听见从舞厅传来的乐队演奏的音乐声，她在心中琢磨，人们是不是正在黑暗之中跳舞。在她下面，在船员的舱位，有人伸出来一根钓线。他们一定是在钓鳕鱼。她真希望她也能有一根钓线，但是她不敢问人要，因为这有可能让人发现是她造成轮船停驶的。

在天黑下来的前几分钟，所有的灯火都亮了，甲板上有人欢呼起来，船又开始航行了。当轮船又开始驶往欧洲的航程时，霍诺拉望着白色的海浪在船艏凝聚，然后升腾起来。她不敢去餐厅，就着咸饼干和波尔多红葡萄酒凑合吃了一顿晚餐。后来，她在甲板上转悠了一圈，穿细条纹西服的年轻人询问她，他是否能够和她一起散步。她乐于有这样一个伴侣搀扶她的手臂。他说，他在旅行，想摆脱世俗的尘嚣，她猜想他是一个成功的年轻商人，非常自然地想在娶一个老婆和有孩子之前游览一番世界。一刹那间，她真想自己能有一个女儿嫁给他。然后，她可以给他在圣博托尔夫斯找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他们可以住在村子东端的新房子里。星期天，他们可以带着孩子们来探望她。当她累了，她走路迈步子就非常艰难了。他帮着她来到她的舱位，道了晚安。他的举止太得体了。

第二天，她在餐厅里寻找他。她纳闷，他是不是住在另一等级的舱位，或者他属于那种不来吃午餐、只在酒吧吃三明治的节食者。那天傍晚，当她在等待晚餐铃声时，他来到甲板上，来到她的身边。

“我没有在餐厅看见你。”霍诺拉说。

“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我的房舱里。”他说。

“但是，你不应该这样不与人交往，”她说，“你应该交朋友，特别像你这样英俊的年轻男子。”

“我想，如果你知道我的真实情况，”他说，“你就不会喜欢我了。”

“啊，我不知道你在指什么，”她说，“如果说你是工人阶级之类的话，那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不同。去年夏天，我前往贾弗里想休息一下，你知道，我碰上了一个非常和蔼的夫人，和她交了朋友，她跟我说了同样的话。‘如果你知道我是谁，’她说，‘你就不会喜欢我了。’我于是问她你到底是什么人，她说她是一位厨娘。啊，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人。我继续跟她打牌。她是一位厨娘，对我没有任何分别。我不是那种自命不凡的人。哈维斯先生是一位除灰工，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常常到我家来喝上一杯茶。”

“我是一个逃票的人。”年轻人说。

她深深地倒吸了一口海风。这信息对她显然是一个打击。啊，为什么生活似乎总是由一连串神秘的东西构成的呢？她曾经想象他是一个发达的成功人士，而实际上他只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流浪者。“你睡哪儿？”她问道，“你吃什么？”

“我睡在船艏厕所里，”他说，“我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

“但你必须吃饭。”

“我知道，”他愁眉苦脸地说，“我知道。你瞧，我想到我所能做的是向什么人—比如说乘客—坦白，如果他们友好的话，他们会叫上饭送到房舱里，我就可以和他们一块儿吃。”

有那么一刹那，她还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他似乎太急切了。他进行得也太快了。这时，他的胃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响，而一想到他可能遭受的饥饿的痛苦排除了所有疑问。“你叫什么名字？”她问道。

“加斯。”

“我住在B甲板第十二房舱，”她说，“过一会儿，你到我这里来，我要让你吃顿晚餐。”

当她回到房舱时，她打铃叫来侍者，要了一份六道菜的晚餐。那年轻人来了，藏在浴室里。当桌上摆放好盖着盖子的菜肴时，他从藏身之处走了出来。看着他用餐让她感觉特别舒心。

他用完餐，掏出一包香烟，给她递上一支，仿佛她不是一个年迈的女士，而只是一个亲爱的朋友和伴侣。感受着海风吹拂的好处的她在纳闷，她的相貌是否变得更加年轻了。她接过烟卷，划了四根火柴点烟卷。当烟卷最终点着了，那烟味就像生锈的刀片割着她的喉咙。她一阵咳嗽发作，将烟灰撒在衣服的前襟上。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有失尊严的情景，他正在讲述着他的人生故事，而她则双指优雅地夹着烟卷，直到烟卷的火熄灭。抽上一支烟肯定让她感觉年轻了。他告诉她，他已经结婚了。他有两个小孩，海蒂和彼特，而他的妻子跟随一个水手私奔，将两个小孩也带到加拿大去了。他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他在一家保险公司做资料员，过着孤独而空虚的生活。所以，一天中午午餐的时候，他上了船，船起航时他留下来了。他会损失什么呢？他至少可以看看世界了，即使他有可能被关在禁闭室里被送回去。“我想念孩子，”他说，“那是最要命的事。你知道我在圣诞节干什么了吗？我买了一棵小树，就是人们在小杂货店买的那种小树。我把它装饰起来，就在我住的房间里。我买了给孩子们的礼物。在圣诞节那天，我就假想他们来看望我。当然，那只是我自己欺骗自己。我打开所有的礼物，仿佛他们就在那儿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