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有什么，亲爱的，”科弗利说，“你可以再烤一次。”

“不是没事，”贝特西说，“不是没事。没有一件事是对劲的。我恨塔利弗。我恨死这地方了。我恨你。我恨潮湿的马桶座。我住在这儿唯一的理由是我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我太懒了，不想找一份活儿。我相貌太平常了，不可能再找一个男人。”

“你想出去旅游吗，亲爱的，你想让生活发生变化吗？”

“我全国都跑遍了，到处都一样。”

“啊，回来吧，亲爱的，回来吧，”他充满着极大的爱，同时又显得极度困顿地说，“我感觉我好像是走在大街上，在你的后面叫喊着你，请你回来，你却从不转过头来。我知道这大街是什么样子，我见得太多了。那是夜晚。在街角上有一个地方，在那儿你可以买到烟卷和报纸。还有文具。我可以看见你走上这条大街，我跟在你后面，喊着叫你回来吧，回来吧，但你决不转过头来。”贝特西继续哭泣着，科弗利以为他的话对她有所触动，一只手伸去搂住她的肩膀，她却猛然一扭，从他的拥抱中挣脱出来，嘶号道：“滚开。”这吼叫就像那刺耳而可怕的刹车声一样，听上去已经全然不符合常理了。

“但是，亲爱的。”

“你揍我，”她嘶号道，“你把你的皮带抽出来揍我，你揍我，你揍我。”

“我从来没有揍过你，亲爱的。我从来不会打任何人，除了墨菲先生，他那晚偷了我们家的垃圾桶。”

“你揍了我，你揍了我，你揍了我。”她号叫道。

“我什么时候揍你了，亲爱的，什么时候？”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我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她走进自己的卧室，把门砰然关上。他惊呆了（或者说，如果这样的事果真发生了，他会惊呆的），他犹豫了一两分钟，终于认识到（或者说，会认识到）宾克西害怕得哭了起来。他一把抓住这小孩，仿佛他就是理智、爱和动物性温情的化身似的。他将他夹在胳肢窝里，将他带到厨房里去。这似乎并不是思考问题或者做出决定的时候。他给自己做了几个汉堡包，晚餐后，对小孩讲了一个傻乎乎的太空漫游的故事，就像他每晚都要做的那样。这些故事并不比他小时候听到的会讲话的兔子的故事糟糕多少，只是那些会讲话的兔子天真得可爱。他关上灯，和小孩吻别，道了晚安，在卧室门前停了下来，问贝特西是否想吃晚饭。“离我远一点。”她说。他喝了一杯啤酒，阅读了一会儿一本过期的《生活》杂志，走到窗前，眺望大街上的华灯。

在这里（或者说，如果他正视事实的话，会在这里）存在一个没有先例的、被遗弃的痛苦悖论。小偷和谋杀者还享有他们的侠义交情，还信仰他们的先知，而他什么也没有。精神病治疗，精神病治疗，当他将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时，他想到了这个词，但是，如果他去找医生，那他通过安全审查的地位和职业都会泡汤。一个人如果和心理状态不稳定挂上钩，那塔利弗绝不会雇用他。他坚信生活摧毁性的打击终究会带来一些积极的结果，坚持这一信念的唯一方法就是相信这些特别的打击还没有来到。他一边这么想着，一边给自己在沙发上收拾了一个床铺，上床睡觉。

第二天早晨，当科弗利去拿一件衬衫穿时，他发现贝特西将他的衬衫纽扣全部剪掉了。这时，那古怪的思路—发生过的事压根没有发生过，正在发生的事也没在发生—又回到了他的心头。剪掉衬衫纽扣的事是不能明白说出来的。他用领带箍住了衬衫领口，将衬衫下摆塞进裤子里去，便去上班了。在上午中间时分，他去了厕所，给贝特西写了一张便条：

“亲爱的贝特西，”他写道，“我要离家出走了。我太绝望了，我对绝望的生活毫无兴趣，特别是那种悄无声息的绝望生活。我没有地址，我想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在我们生活在一起的这些年中，你从来没有给我寄过一张明信片，我也不会指望你会开始给我写一大摞、一大摞的信。我曾经想过带着宾克西，但这是违反法律的。我爱他，甚于我爱世界上的任何人，请好好照顾他。你也许想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家出走，为什么我会绝望，虽然我简直不能想象你会询问自己关于我离家的任何问题。你家的人，除了卡罗琳，我谁也不认识，有时候，我真想更好地认识他们，因为我有时候在想，你把我跟你早年生活中让你痛苦的一个人搞混了。我知道我的性格很难让人接受，我家的人总说科弗利是一个非常古怪的男孩，我也许比我所能了解的更应该受到谴责。我并不喜欢怨怼，我也不喜欢心怀不满、怀恨在心，然而，我却总是这样。在我们一起生活的清晨，当闹钟把我叫醒，我想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你拥进我的怀中。然而，我知道如果我这样做，你定会从我的怀抱中猛然挣脱出去。一天就是这么开始，一般也是这么结束。我也不想再说别的事了。正如我在便条的开头说的，我对绝望的生活毫无兴趣，特别是那种悄无声息的绝望生活，所以我离家出走了。”

科弗利将这封信寄走了，买了几件衬衫，请了年假，那晚便前往丹佛，在丹佛住进一家四等旅馆。浴室的地板上扔满了烟蒂，不知因为什么可疑的理由，床脚边放着一面穿衣镜。他喝了点儿酒，去看了一场电影。他半夜回来时，开电梯的问他需不需要找个姑娘，或者找个男孩，要不要瞧一些淫秽的图片，或者露骨的滑稽漫画。他说不，谢谢，便上床睡觉。第二天上午，他去参观一家博物馆，又看了一场电影，在薄暮时分，在一家酒吧喝酒，他感觉他的灵魂在那穿着破旧的印第安鹿皮靴、挂着一串念珠的形象面前屈膝、俯身、弯腰、下跪膜拜，贝特西总是挂着那念珠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又喝了一杯酒，又看了一场电影。当他回来时，开电梯的又问他需不需要找个姑娘，或者找个男孩，要不要来上一次猥亵的按摩，瞧一些淫秽的图片，或者露骨的滑稽漫画。他需要的是贝特西。

婚姻的秘密被十分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科弗利有可能毫无拘束地谈论他的不忠，他要掩饰的是他对于忠诚的激情。她错误地责怪了他，将他的衬衫纽扣剪去，这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她在他的内裤上烧几个洞眼，或者给他吃砒霜，也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她把房门锁上不让他进去，他可以从窗户爬进去。如果她将卧室的门锁上，他可以把锁砸了。如果她一见他就号啕大哭，就抡起一把斧头，或者一把砍肉的大刀，那没有什么关系。她是他的磨石，他的带有重铁球的脚镣，他的天使，他的命运，她的手中掌握着他最辉煌的梦幻。他当时就给她打了电话，说他要回家来了。“好吧，”贝特西说，“好吧。”

在回家的路上，换车时，他遇到了些麻烦，第二天夜里十点钟才到家。贝特西已经上床了，正在锉指甲。“嗨，亲爱的。”他说道，坐到床上，喉咙里发出一声呻吟。“啊，好极了。”贝特西说道，将指甲锉刀随手扔到桌上，仍然保持她的矜持。她走进浴室，关上门，科弗利听见流水不同的响声，犹如蒂沃利的喷泉一样多样而欢乐。但她没有回来。发生什么事了？她在什么地方磕碰了？难道她爬出窗户了吗？他撞开浴室的门，发现她赤裸裸坐在澡盆的边沿上，在阅读一本过期的《新闻周刊》。“怎么回事，亲爱的？”他问道。

“没事儿，”贝特西说，“我只是在读杂志而已。”

“但那是一本过期的杂志，”科弗利说，“那是一年以前的杂志了。”

“啊，它太有意思了，”贝特西说，“我发现它太有意思了。”

“但是你并不关心时事，”科弗利说，“我是说你甚至连副总统的名字都不知道，是吗？”

“那不关你的事。”贝特西说。

“你知道副总统的名字吗？”

“那压根不关你的事。”贝特西说。

“哦，亲爱的。”科弗利呻吟道，他的心中充溢着爱意，他双手将她抱了起来。然后便是交媾的快意，生气勃勃，犹如最葳蕤的树丛绿叶，充满了房间。流水淙淙的声响。金丝雀在田野上飞翔。轻轻地，轻轻地，他们毫不费劲地从石壁、烟囱、水槽、长长的通廊往上升腾，升腾，在每一个转弯的地方，他们互相扶持、帮助，一直到达最高处的屋脊，从那儿极目远望广阔的世界全景。科弗利身在其中，是最幸福的人了。然而根据他的思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怎么可能发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