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严寒囚禁了萨拉热窝这块盆地，我每天上学都要全副武装。从大街小巷穿行而过，就像正在穿越西伯利亚的冻土地带。我是从父亲布拉措·卡莱姆的故事中了解到苏联的冬天的；我的母亲阿兹拉·卡莱姆将冬天视为猛兽，而父亲，对地图上这个遥远的地方毫不掩饰自己的激情。为了不让这头猛兽冻僵我的双手，我只好不断朝着手吹热气。一说起我父亲，我就浑身暖和起来了：这个波黑共和国RS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紧紧抓住散热器不放，因渴望看到西伯利亚而激动不安。而我，我的愿望却是把自己变成一颗李子、一只梨、一个苹果，或者至少，变成一枚樱桃。如果我是一只梨，掉落到草丛中，让我饱受痛苦的东西就与我再无半点瓜葛，我便能够摆脱寒冬的噩梦，而且一旦生存条件有所改善，我便会静静地恢复生机——这愿望如果真能实现该有多好啊！

“气温骤降，温度计里的水银柱停在零下33摄氏度的位置。毋庸置疑，我们正经历着近六十年来最严酷的寒冬！这里是波黑共和国水文气象研究所的武科·泽塞维奇……您刚刚听到的是萨拉热窝电台的早间天气预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1971年2月3日7点15分，祝大家一天愉快……接下来请收听广播节目《欢乐圆舞曲》……大家一起跳舞吧！”

因为气温下降，我的穿着变得复杂起来，床褥也堆得厚厚的，一层叠一层，就像世上的困难一样。电台里的播音员说政治环境不会很快恢复正常。尽管对政治心存怀疑，阿兹拉还是对报纸和广播里所说的深信不疑。但这里，我忽略了什么事情：我想让她注意到“堆”和“叠”并不一样，可她反手就把我驳回了。

“问题堆在一起！而困难是叠在一起的，就像叠纸盒一样。”我坚持说。

“你呀……想教训别人？你还太年轻啦！”

我只好闭嘴。十三岁，不是争辩的年纪。我还太小！

父亲的脸在剃须泡沫下消失了。他面朝镜子，用獾毛刷扫过两颊，但在我眼里，这么做毫无意义。他只穿了三角内裤和紧身背心，毫不怕冷。母亲是家里第一个起床的，早已穿好衣服，正喝着咖啡。她继续头一天的讨论：

“我们学院里要加薪了。”她说道。

“太好了！”

“所有人的工资都要上调！那你们呢？”

“波黑RS执行委员会例外。”

“你们也在预算里了。你们的工资也会上调的。”

“我们？不会的。”

“会的！你是想向我隐瞒你赚多少钱吗？”

“什么？向你隐瞒……”

“那么，告诉我，你赚多少？”

“够了。”

“看吧……你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没有的事儿！”

我父亲走向他的妻子，亲吻她，脸上还留着一小团泡沫。只是轻轻一吻，工资的事儿就被阿兹拉抛到九霄云外：

“要是你们那些粗人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就好了！”

“我们这些粗人？你说的是谁啊，亲爱的？”

“你们执行委员会的头头儿们。”

“你是说我也是，我也是个粗人？”

“当然不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又不归你管！”

他停止刮胡子的动作，把脑袋旋转360度，终于让我母亲心情愉快起来。

“赶紧停下，傻瓜！你会弄疼自己的！你要跟委员会主席说气温都降到零下30摄氏度以下了，好吧？还有，孩子们会冻坏的！”

波黑共和国并没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可阿兹拉毫不犹豫。于是，我的长裤里面，除了必须要的衬裤之外，又加了一条厚厚的绒裤！又堆了一层！或者，像她说的那样，又叠了一层。

在楼道里，我站在一面大镜子前仔细打量着自己，转过身去，又转回身来，可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没什么差别。看着歪扭的两条腿，我心酸地得出结论：它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变直了。在我那双细长的竹竿腿和下颌未脱落的乳牙之间，是不是有着某种联系呢？我龇起牙，又斜眼看看自己的两条腿。

“这是一场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当年拿破仑和希特勒被困在俄罗斯的时候，也正是遇到了这样的寒流。”父亲说完，往两颊涂满剃须泡沫。

“布拉措……求你啦！说天气能不能不掺和政治啊？”阿兹拉一边穿鞋子一边反驳道。

“我可没跟你谈政治，”父亲一边扎领带一边强调，“我跟你说的是事实。”

“事实……什么事实？！”母亲一边穿大衣，一边吃惊地问。

“波黑共和国水文气象研究所的武科·泽塞维奇的官方天气预报啊。”

“可我好像没听见武科在天气预报里提到希特勒和拿破仑啊！”

严峻的天气状况就像从井中拉出水桶的手，从我的脑袋里扯出来一些不同寻常的问题。其中一些在我看来属于纯哲学范畴。从学校回来的路上，一连串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是谁？我是什么？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把这些问题一股脑儿抛给了母亲。

“你才这么大点儿，就已经开始瞎琢磨了。这不是你这个岁数该想的事儿！”

我父亲最嫌恶平庸之辈。看到我的智慧相较于长相占了上风，他大喜过望。

“杰出的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也曾经这样问过自己。”

“他也生活在鸟不拉屎的地方吗？”

“这我不清楚，但他不会说脏话！现在啊，你还太小了；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明白的。”

阿兹拉不太愿意看见自己的丈夫布拉措出现在厨房里。其实，她心里憋着一股火，却还要佯装出一副和善平静的模样，去掀开佩蒂斯牌小炖锅上的黑色盖子。这盖子上有四个小孔，在压力的作用下，蒸汽嘶嘶地从小孔中喷出来。布拉措把大块儿的肉和菜丢进锅里，那姿势宛如赫伯特·冯·卡拉扬(1)。除了午睡之外，这是唯一一件阿兹拉授权他的家务活动了。他完成这些是有回报的：午休过后，他要完成一项代号为特利-特利的行动，那就是去咖啡馆喝一杯汽酒——一升白酒掺一升气泡水！阿兹拉一边摆放餐具，一边低声咕哝：

“好歹，这也比我做碎牛肉酱的时候轻松一百倍了！等他神气十足地忙完他那一摊子，就该轮到我像个老妈子一样，擦玻璃窗上的番茄汁液、抠粘在电视机上的洋葱碎、刮掉门上的碎肉！”

“等我午睡完，我打算到城里喝杯咖啡。”

“你打算？得了吧，这恐怕早都决定好了，而且也不是为了去喝咖啡吧！”

“那喝什么？”

“当然是汽酒了！”

“你知道什么啊？！没准儿我还不去呢……”

“呵！是嘛！老天可以做证，就算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你还是会去！”

“别担心，现在各方势力势均力敌。冷战嘛！”

“你家里可不是！”

“你有点过分了啊，阿兹拉——拉——拉——”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顶嘴，让布拉措有了睡意。他重复着妻子名字的尾音，渐渐入眠。这个长长的拉——拉——经常在他身上起到催眠效果。我暗自思忖，如果她叫珍妮弗又会是怎样的呢。因为，曾经在英国待过一年的他，是完全有可能从那儿带回来一个未婚妻的。如果他的配偶，也就是我假设中的母亲，名叫库尔特或者尼姆尔呢？鉴于我父亲非常重视不结盟运动，这也完全是有可能的。那么，他就不能用尾音当催眠曲了：乌——乌——尔特或者姆——姆——尔怎么能让人睡得着呢？请仔细想想，当我们说库尔特的时候，嘴唇之间基本上不会送出什么气流……至于尼姆尔，就更不用提了！这种名字，都是供人们起床时喊的！这在巴尔干是一个男人必须要考虑的，即使他在结婚之前并不太为每个细节考虑太多。这与西方科学家们常说的本能倾向并无什么关系。因为，就算在睡梦中，布拉措也会坚持做自己地盘的主人。在他看来，睡眠过程中的头几秒钟是最惬意的。

“那时候大脑指令分泌一种甜的物质，会直接传向舌头！”他得意扬扬地说道，仿佛自己是从生物化学专业毕业的，而不是出自新闻学院。

布拉措在长沙发上睡了。我一边做作业，一边观察着他的呼吸：他的衬衫有节奏地浮起又落下。有个念头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他有可能一口气倒不过来就死了。我双眼死死盯着他的胸口不敢移开。突然，他的衬衫不动了！胸口也失去了活力。没有丝毫起伏。只有微弱而嘶哑的喘息声，像是要窒息了！

他还在呼吸吗？我心想。呼吸，不呼吸，呼吸，不呼吸，呼吸，不呼吸……我父亲是不是归天了？

起初几秒钟，我就那样注视着他——没感受到什么。

尽管在我看来他已经死了，我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紧接着，我从椅子上跳起来，把一只耳朵贴在他心口上。看到他从肺中长长呼出一口气，重又开始断断续续地呼吸，我才松了一口气。

他还在呼吸！

刚睡醒的布拉措有点沉默寡言。他一时还难以从梦中回过神来，阿兹拉小心翼翼，不想再与他展开一场无谓的争论。

不过她总试图提起严寒，实际上，她是想把他留在家里。

“你就非得出门不可吗？拿本书看看，跟儿子聊聊天！”

“唉，”他对我说，“把手给我，你看啊……”

他把我的手按在他的心口。

“……只要她一来烦我，我就会心律不齐！”

“所以我才让你别出门啊！哪怕就一个晚上，跟咱们的孩子说说话！”

“前天我就没出去啊！”

“那当然了，电视上有比赛嘛！”

父亲站在门口，我的眼泪上来了。我哭得有些延时。此时悲痛才将我淹没，当我又重新想起布拉措有可能因为呼吸骤停而死掉，莫名的悲痛将我吞噬。我看着他，心想：没准哪天他就永远地离开了。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悄然滑落，却没有逃过他的眼睛。他套上外套，也不管我为什么哭，用手臂指向我。

“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阿兹拉！”他说，“你为什么非要弄成这样？”

然后，他离开了。

周日。气温微微回升。按照阿兹拉的说法，雪是没有权利在人们的休息日落下来的。可那些白色的小絮片才不在乎她怎么想，很快，厨房窗子外面的白杨就只能隐约可见了。树枝上挂满了冰霜，母亲已有些心烦意乱，可父亲偏偏又在做波斯尼亚特色的蔬菜炖肉！

我一双眼睛直勾勾盯着佩蒂斯的黑色锅盖，听着自己肚子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蒸汽鸣响着，从四个小孔中冒出来。一团从白杨树冠上落下的雪突然砸在楼梯上……白杨树徒劳地耸向天空，冬天又把它们压低了；树尖弯成拱形，酷似班布里奇兄弟的脊背。班布里奇兄弟俩就住在我们这条街上，与同龄人相比，他们的身材明显魁梧许多。一棵棵白杨树让人联想到这两个篮球运动员：他们每次在FIS训练完后都累弯了脊背，偷偷溜去达沃尔之家喝杯啤酒。

突然，黑色的旋钮不再排放蒸汽——午饭好了。阿兹拉正要掀开锅盖，布拉措从容不迫地拦下了她。他在盖着的炖锅前俯下身来，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做了，最后，我们三个人一同注视着这锅波斯尼亚烩菜。

“看！”父亲说，“肉都碎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了，就像灵魂一样。”

“为什么说肉像灵魂一样碎成一块一块的呢？”

“这是一种表达方式，我的小哲学家！”

“我知道，可是说真的，灵魂怎么能碎成一块一块的呢？”

“当然是在庸俗的物质主义的冲击下。”

“这么说，灵魂就不是自己碎成一块一块的，而是风把它吹散的，就像春天风会吹散尘土那样。”

“你还太年轻，只知道想入非非。可生活，是现实的。等你长大了，你会明白的！”

可是，我还想给这顿波斯尼亚烩菜加点儿料！因为之前刚聊过一波庸俗的物质主义，布拉措万万没有预料到接下来的对话。他开始吃起肉来。他大声咀嚼的声音惹恼了我：

“什么他妈的鸟不拉屎的地方！”我说道。

“又来了！绅士都是讲理的，你就骂吧！”

“怎么？这是阿兹拉常说的啊，不是吗？……对吧，老妈，你难道不说点儿什么吗？！”

“我啊，我怎么不说？我当然要说！”

“每次你都说：‘我究竟做了什么对不起老天的事，让我生活在这个该死的鸟不拉屎的地方！’”

“呵……”布拉措反手一击转移了话题，“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怎么就成‘过去的事’了？！”阿兹拉说着，拨旺了炉中的火，“体面人才不会住在这儿呢！”

“要是让你住在西伯利亚那种地方，还不知道你会说出什么呢！”

“住在西伯利亚？那我还真不知道。可在这儿，根本就不是人过的日子！”

“唉，我真是无语了。这儿怎么得罪你啦？”

“住在这儿，活着的时候就没法把日子过得漂亮。到头来，死也没法死得漂亮！”

“‘死得漂亮’？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就是死在那种人们参加完你的葬礼不用费劲儿弄掉鞋子上的泥的地方！”

“那他们该做什么呢？”

“要是你死在松香弥漫的地方，人们就会踩得脚下的松针和松果噼啪作响了。”

布拉措喜欢听阿兹拉阐述她看这个世界的独特方式。尤其是因为这是他在吃一口饭和另一口饭之间的空当展现思想精髓的现成机会。这可不简单：说话还是吃饭，是要选择的。该把优先权赋予谁——是一大口饭菜还是一段发言呢？通常情况下，发言会占上风，可思想极有可能会飘忽不定，饥饿也会吞噬话语！尽管有这种说法：人在饿肚子的时候思考会更妙。不过这对父亲来说并不适用。他极少饿着自己，但这并没有掩盖他谈吐之中流露出的睿智。在满口食物的时候讲话是他长久以来奉行的诀窍。此外，他拒绝在平淡无奇的琐事上多费口舌，这也对他大有裨益。所以他讲话从不会跑题。

“也就是说，死在海上更好了？”

“活在海上是好事。所以啊，死在那儿也是好事！”

“可据我所知，如果一个人死了，他根本不在乎自己死在什么地方啊！”我也插入争论之中。

“你说得对，阿列克萨。根本就不在乎！”

“继续啊！接着说你们那些歪理啊！反正不管怎样，要是我也是光鲜亮丽的上层人，我早就去海上生活了！”

“新一轮降温来袭。气温低至零下33摄氏度。1971年是有史以来最冷的一年，从乌克兰来的冷空气还要在我们国家停留至少一周……”萨拉热窝电台的午间天气预报开头这样说道。

“这些禽兽真是毫不作为！”阿兹拉怒气冲冲，而布拉措正在长沙发上睡觉。

我看着父亲呼吸，忽然有了这样一个念头：他也许会像足球外皮那样泄气瘪掉！

“他在呼吸吗，还是不呼吸了？”我心想，“呼吸，不呼吸，呼吸，不呼吸……”

这回，我并没有觉得必须要从椅子上跳起来，哪怕眼前父亲的胸口不再起伏。

又一次，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我注视着他的胸口，什么都感觉不到。直到母亲去洗碗，我的心脏才开始怦怦直跳。

“快摸摸我的心脏！”我对她说。

“没事儿，你还年轻，身体健康着呢。滑雪板在那儿，去滑雪吧。”

我鬼使神差地起身离开炙热的火炉走向屋外，走到寒冷之中。仿佛热爱着西伯利亚的人是我，而不是我父亲。沿着阿夫多-亚布奇卡路朝军医院蜿蜒前行，这是个神圣的挑战。工会组织的滑雪运动，按阿兹拉的说法，是“最时尚的”。等我穿好滑雪板、安好固定器，身上已经因为出汗微微泛潮了。我朝着拉扎雷维奇家的方向攀上斜坡。我本来根本不想像其他人那样，在结了薄冰的台阶上滑行。可当我听到街上男孩子们的叫喊声，看到他们脚下踩着单人雪橇、溜冰鞋或是滑雪板各显神通，瞬间便改变了想法。我向来不喜欢被事情牵着鼻子走。

在我面前，两个比我年纪要小的男孩，正从斜坡上全速冲下来，接着他们又开始挑战台阶。不知是出于害怕还是兴奋，他们大喊：

“当——心！让——一——让！”

他们成功避免了相撞，超过了前面脚踩雪橇和滑雪板的孩子们。

我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我怎么能打退堂鼓呢？我模仿着让-克洛德·基利的样子，开始从台阶上往下滑。我眼看着军医院的大门口朝我扑过来！在这个本该急停的时刻，我的双腿却不听使唤。我舞动着双臂，前摇后摆了好几次。戈鲁察路十分陡峭，还结了一层薄冰，医院门口站岗的士兵赶紧打开大门，以防我撞得粉身碎骨。他看着我像子弹一样从眼前晃过。

“留神，小子！你要直冲进沟里了！”

军医院的厨房在一楼。我撞上了正在卸土豆的炊事员。他被撞得径直穿过地下室的窗子，最后跌落在一大桶四季豆里。

表兄内多是我舅舅的儿子，他耳朵不太灵光，所以讲话声音过大。他是个司机，高兴时也做做雕刻工。他有一双大手，喜欢女人，听说他会令所有落到他手里的女人，度过淫秽下流的一刻钟，比待在离心机中还要糟糕。他张口闭口总是这句：“最终……你会亲身感受到的！”

“可别随便跟经验丰富的女人这么说，她们会把你当成软蛋的！”

“我还小呢，跟她们搭不上边！”

“这是一个男人生命中唯一重要的事！”

阿兹拉正在洗碗，布拉措趁这时候跟内多说起悄悄话：

“他这个年龄太爱高谈阔论。给他找个姑娘吧！”

“跟我说说，阿列克萨，自慰，你试过吗？”内多问我。

“嗯？”

我朝母亲那边看了一眼。碗盘碰撞的声音，流水的声音，让她无法听见我们在聊什么。

“……就为了以后，让人们把我当成淫贼？！”我心想。

“你得趁早开始了！”

“不！我太小了！”

内多把我拉到一边：

“你往浴缸里倒好热水，然后关起房门，接下来你泡到水里……让你的右手动起来吧！”

“可我是左撇子啊！”我勃然大怒，赶紧反驳道。

“最终……你会亲身感受到的！”

我满脸通红，对内多极为恼怒，三步并作两步冲出门去。我一点儿都不想回家，决定等内多开着他那辆FAP卡车走了再说，车是弗拉尼察建筑公司的，挂着红色牌照。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看到门开了，影子映在地毯上。我抬起眼，能够看见父亲的身影；在他背后，楼道里的灯还亮着。他走到我的床边，又往母亲那边看了一眼。她正睡着，只有头上的卷发夹子露在被子外面。

“唔，”他趴在我耳边悄悄对我说道，“她的风湿病……所以她总说在海上生活有多好。但我们可不是随便什么人，我们是南斯拉夫人啊！你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少南斯拉夫人吗？”

“嗯，我知道。”

“你想不想听我跟你说说都有谁啊？”

“不想，现在不要！明天吧！”

他离我太近了。酒精的气味让我一阵恶心，由于他自鸣得意地讲述我们的历史时还要多喝几杯，等听他如数家珍地讲完所有事之后，我几乎完全醉了。

直到冬季结束，我一直在冬眠；春天来的时候，我就苏醒了。

“气温正在回升，南斯拉夫各大河流的水位令人担心……”水文气象研究所的天气预报里这样说道。紧跟着还有详细解说和一连串我完全不懂的数据。

春天来了，曾经无比坚信冰川时代冰冻了萨拉热窝的阿兹拉也不得不承认这点。从房子前悄悄变绿的树尖就看得出。我想变成一颗李子、一只梨甚至一枚樱桃的愿望也随之烟消云散。窗子后面，白杨树正静静地等待着改变。柔风习习，簌簌声传进我的耳朵里，就像咖啡壶里微滚的水。当姑娘们穿着迷你短裙爬楼梯的时候，春天对我来说才真的苏醒了。她们各自的区别，不仅在于裙子的长度、颜色和剪裁，还在于爬楼梯的速度。那些迈大步上楼的女孩儿，更容易露出大腿；不过她们下楼的时候，却无法在我心中激起半点涟漪。甚至，在下楼的时候，不知为何人的身体竟显得有些令人厌恶。

我到柴房里找来些木柴燃起锅炉，然后拧开水龙头，往浴缸里注满滚烫的热水。我学着内多。

“往浴缸里注好水，然后会发生什么呢？”

“什么也不会发生。毕竟……这是要你去亲自感受的！”

午后的阳光照得白杨树树尖闪闪发光；我出神了几秒钟。姑娘们的膝盖在我脑中和我的身体里突然闪现，温度计里的水银柱都随之攀升了几摄氏度。

季节的变化——尤其是夏季的到来——真正打乱了卡莱姆一家心里的平静。气氛变得愉悦，每个人脸上的笑容显露出来，愠怒的神色都不见了。这对我来说是最快乐的事儿。太阳让鸟儿和人们变得伶牙俐齿。阿兹拉已经在为八月的假期做准备了。

“唉！我的天呐……如果我现在就已经在那儿了，该有多好啊！”她叹息道。

“谁拦着你了？”

“咱们就不能一起去吗？哪怕就一次？”

“医生嘱咐我不要到太热的地方去，因为我心律不齐，这你是知道的。”

“好吧，那我就跟阿列克萨去了。”

“我也非常想陪你们去杜布罗夫尼克(2)啊，舒舒服服泡个澡，然后到咖啡馆来个冰激凌！”

“你干吗非要撒谎呢？”

“撒谎？”

“你从来都不喜欢冰激凌！”

“从来都不喜欢冰激凌……我？！你要知道，我在布拉格吃过，就是去参加第三国际大会那次！而且是在大冬天！你啊，亲爱的，你都不知道我在冬天也会吃冰激凌！”

事实上，布拉措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我们赶紧出发。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满心欢喜地投身到特利-特利运动当中了！

“喏，这是给阿列克萨的一点儿零花钱。这可是从我的年终奖里省出来的……”

“你还真把我当成傻子了！一个副部长，赚的可不少吧……你怎么就不能实话告诉我，你的工资究竟有多少？”

“到此为止吧，你实在是问了太多遍了！”

他们的对话果真就到此为止了，再多说一句，就该爆发了。然而，瞧着阿兹拉对布拉措紧盯不放的架势，很显然她从未放弃过有朝一日打探出公务员丈夫的工资的秘密。

如果晒太阳也被列为奥林匹克运动项目，那阿兹拉无疑会是金牌得主。我们一到杜布罗夫尼克，还没来得及打开行李，她就跑到租给我们房间的男人那里买了一瓶橄榄油。她先往我身上抹了个遍，然后是她自己。我们背靠着老城的城墙，就像两个等待行刑队的死刑犯。

“最好是站着晒太阳，这样的话维生素D能够均匀地渗透进骨头里。”她解释说。

“也就是说，如果死的话，也最好是站着死喽？”

“我们能不能暂时不去想死亡这件事儿啊，真不是时候。”

“可你说过，宁肯死在海上也不愿意死在萨拉热窝啊！”

“不，我是说活在海上！”

“可这意思不就是你也愿意死在那儿吗？”

“别再说那些关于咱们那鸟不拉屎的地方的事情了。嘿，看那儿……”她边说边用手指着一团火球，那火球正从海平面上逐渐消失。

她在一块圆形的礁石上躺下身来，显然是在享受炎热。布拉措说得对，阿兹拉的那些大道理都是从她的血液分子里生出来的，而这也是她风湿病的所在。我的脚掌一碰到礁石就感受到强烈的灼痛，更加证明了父亲的说法。

“日出日落，真的需要用眼睛看。”

我喜欢朝天空丢鹅卵石。我等着它们重新掉落下来，在水中发出“扑通”一声。对我来说，水与石子触及的时刻，就像探求真相的时刻。如果有人要揭露一个重要的真相，它就会发出“扑通”一声。父亲和母亲之间为争论在哪儿生活、在哪儿死亡而掀起的战争，并不会发出“扑通”一声，而是两个：“扑通扑通”。两个“扑通”合二为一，它们之间的一切差异都被抹去。

等我们回到萨拉热窝，布拉措偷偷跟我说：

“别跟你妈说，我犯了一次梗塞……”

“心脏吗？”

“活着不容易，再加上各种烦心事……不过，拜托你了，一个字都不能对你妈妈讲。”

“我保证。”

到返校的时候了。想知道梗塞是怎么回事也就容易了许多。班里的一个小伙伴向我解释道：

“这没什么，塞梗而已。我父亲发作过七次呢！”

当我洗澡的时候，想保守这个秘密就变得更难了。看着好不容易晒出的棕褐色随着洗澡水一点点消逝，我就非常恼火。因为体育课上用来炫耀的王牌就这样从管道中流走了。运动衣下面，只剩下苍白的肩膀。我可能永远也变不成埃塞俄比亚马拉松选手阿贝贝·比基拉的模样了。

“是梗塞还是塞梗啊？”我向母亲问道。

“梗塞。”

“我朋友说是塞梗。”

“梗塞。你问这个干什么？”

“没什么。我一个朋友的爸爸犯了一次塞梗。”

“梗塞！”

“管他梗塞还是塞梗，我要是再泡澡，就没人会相信我去过海边了！”

“好吧，有时候可能是泡太久了。可每次健身完了，你免不了要洗澡啊！”

“好吧。”

“气温轻微回落，但从北大西洋来的气流将为天气增加不稳定因素。本周天气变化频繁，不过从下周开始，等待我们的将是持续的晴好天气……”

武科·泽塞维奇准确地做着天气预报。

这一天是周日，白杨树也知道今天是休息日。随着季节的迅速更替，秋天艰难地降临在厨房的窗子上，白杨树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弯下腰。楼梯上来来往往的姑娘和女人们中间，穿着迷你短裙的身影少了许多。她们大多穿起了大衣，我也再没了兴致从窗口观望。每当我沉醉于观察自然界的变化时，时间便不够用了。那些白杨树啊，真是笑话！就算它们的腰再弯，就算它们像这像那，又能给我带来什么呢？！我闭上眼睛；眼皮下面闪过姑娘们的膝盖，初春时分，在窗前肆意卖弄。

“家都要被你淹啦！”厨房里传来叫喊声。

“最终，你会亲身感受到的！”

我正穿衣服，阿兹拉透过窗子往外看：

“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没有春天，十月份还是夏天。再这样下去，一年就只剩下两季了！”

“跟社会一样的趋势，”父亲迫不及待地接上话，“很快就只剩下富人和穷人了……”

“你太夸张了！”

“时间会说明一切……”

“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

“要是明天我死了，就永远也不知道你赚多少钱了。”

“死是迟早的事。可要想知道我赚多少钱，永远不可能！”

“你好大胆子！”

我透过厨房窗子向外看。厚厚的乌云冲到我们头上，紧接着下起雨来——武科·泽塞维奇果真说话算话。很快风吹散了云，雨停了。树叶窸窸窣窣，没日没夜地掉落下来。太阳又回来了。

秋天时分，哪怕只要一个晴天，也会让所有人异口同声地说道：这就是圣马丁的夏天。也只有这一天，我们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竟破天荒地有了几分海滨浴场的模样。

“要是咱们这里也有亚得里亚海，而不是什么特列别维奇山和米丽雅茨卡河，在这儿生活也挺不错的。”母亲第N次开始了她的老生常谈。

即便她喜欢太阳和历史——不可思议但又千真万确。即便十月的萨拉热窝从不下雨，每年的这个时候，母亲还是会在家中拉响战斗警报。目标：给墙壁增加点儿新气象。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所有的墙白得发光！”

每年刷石灰浆的时候，布拉措都抱怨个不停。他不能放弃在厨房里小憩的嗜好。在七零八落的工具和物件儿中间，他平日里睡的长沙发就像一个小岛，从一头到另一头盖着一张大大的塑料布。他要小睡一会儿，为出门做准备，当然了，出门是为了特利-特利！

布拉措在看决赛的过程中睡着并不是新鲜事了。这次，是贝尔格莱德游击队与斯普利特海杜克角逐铁托元帅杯。

“不是任何事情都是非黑即白的，阿兹拉——啊——啊——”他睡眼惺忪打着哈欠。

阿兹拉和内多还在忙活。房间的另一头已经粉刷好了，他们把布拉措连带沙发一起推了过去，想趁着一家之主睡觉的时候赶紧完工。布拉措要外出，阿兹拉甚至帮他把箱子都收拾好了。她只希望他尽早出门，这样就能在午夜之前结束粉刷工作。

当布拉措醒来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我母亲也是。她倚着门框，点起一支烟，神色骄傲，像一只表演完马戏等待掌声的雌虎。她等待着丈夫的称赞，她笃定他会这样做。房间焕然一新！我父亲走到冰箱前，从里面拿出一个盛着冷牛奶的三足小锅，灌了一大口。然后，他说：

“有什么用啊？瞎折腾！”

布拉措·卡莱姆走下楼梯，启动他的大众1300C，沿阿夫多-亚布奇卡路扬长而去，留下他的妻子阿兹拉·卡莱姆呆呆站在原地。她一只手抓着沙发，很像片头字幕滚动时定格的电影画面。她整个人跌倒在内多的怀中，满脸痛苦。

“内多……把沙发挪近点儿……”

她双手捧着肚子，坐到一把椅子上。

“我去叫布拉措？”我说着便往门口冲去。

“别，别。没事儿……”

阿兹拉到卧室躺着去了。内多和我，我们两个在过道里守着，时不时朝她房间里看一眼。晚上九点钟，她从门口探出头来。

“给利帕医生打电话……”她说，“我包里有他的电话号码。”

我按她的要求去做。很快，我就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医生的声音。

“我？我很好。是阿兹拉肚子疼得不行。”

“是肚子上边！”阿兹拉大喊，“我没有办法……站起来！”

“医生问你摸的时候会疼吗？”

“都要疼哭了！不碰都疼。”

“你有没有吐？”

“吐了三天了！”

“可怜的妈妈，医生说你得了膀胱炎！他马上给医院急诊打电话！”

“但愿不会很严重！”

出租车停在我们楼门口，是一辆福特金牛座。司机帮我们把阿兹拉安放在后排的横座上。车子起步时，阿兹拉痛得大叫一声，司机抽噎起来，像个小姑娘似的哭泣着。

“邻居啊，你可千万不能死！我求你了……”

“你瞎扯什么呢，嗯？”内多插了一句。

“我瞎扯？昨天，我有一个顾客就死在去医院的路上了！”

我脱下鞋子，想往他脑袋上狠狠砸一下，可阿兹拉伸手拦住了我的动作。她自己也下定决心绝对不能死。她又哭又笑。

“别操心了，好邻居！我还没想‘驾鹤西游’呢。你呀，操心好自己吧！”

“‘别操心’？你这是什么话！你知道你自己现在什么样吗？”

“别说蠢话了！”我大吼道，“别说了！”

“别说了……你说谁啊，我吗？”司机呜咽着。

“行了！”内多发话了，“你赶紧停车！”

“让我停车……为什么啊？她都要不行啦！”

“我叫你停车！”

司机回头看看我们。他被内多的大嗓门吓坏了，猛地在哈德尼克电影院门口的人行道上停了下来。

“下车！”

“悠着点儿，内多，”阿兹拉呻吟着，“求求你了……”

“什么？悠着点儿？！”

内多踹了他好几脚，随后又狠狠扇了他一个耳光，他一跟头栽倒在柏油路上。那个家伙怕自己再遭一顿痛打，当场脱下脚上的白袜子，挥动着表示投降。

“行啦！看在老天的分上……”他苦苦哀求，拳脚又像雨点一样落在他身上。

“喂！表哥！”我大喊，“咱们先把阿兹拉送医院吧，回头你再解决他！”

他们俩根本听不见。直到司机从汽车后备厢里拿出起重器，让它在地上打转儿，使内多没办法靠近，这场殴斗才告一段落。阿兹拉挪蹭到车门边，从背后紧紧抱住我。

“把我背起来……”

我听了她的话。当我把她像书包一样背在背上时，她痛苦地号叫起来，毕竟后背是我浑身上下最坚硬的部位了。

不远处的服务站，一个警察静静地观看着大街上的这场格斗。他只顾喝着咖啡，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旁边的加油工沉不住气了，告诉他街上有人正在打架，可他还是像一尊大理石像一样一动不动。

“你可别让我喝呛了……等他们都打累了，我把他们都抓起来！”

在我的背上，阿兹拉的呻吟声渐渐微弱。

我的后背足够强壮，能够承担自己母亲的重量，这真不错，我沿着医学院的路边走边想。这下再也不会有人说我太小了！

到了科索沃医院的接待处，我就不着急了。阿兹拉被人放到担架上，她也安心了许多。一个护士带她去看外科。阿兹拉打了一针之后睡着了，长得很像法国演员费尔南多的利帕医生特意来安慰我：

“好了。现在，你乖乖回家吧。不用担心，但千万别告诉你爸爸。他犯过一次梗塞了，这你是知道的。”

“嗯，我知道。我明白。”

“他什么都不知道就最好了。明天会给阿兹拉做必要的检查，如果需要手术的话，就做手术！”

我原本不太想自己一个人住在家里，毕竟我年纪还小。可忽然间，一切都变了！粉刷之后，家里的东西都不在原位了。唉，它们都在等阿兹拉回家呢！她知道怎么把房间布置得井井有条。我在被子里蜷缩成一团，比丽春花籽还小，给人的感觉是我想回到母亲的肚子里。我焦虑万分：明天早晨我怎么醒来？我又有点忧伤，因为明天早上就没有人让我再多睡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了……

然而，我白担心了。

当茶盘里的闹钟跳起来的时候，我早已睁开双眼，看到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气温很低，我迅速完成了穿衣洗漱的所有任务，比平日里快了很多。

我一只脚刚迈出门口，父亲出现了，他没刮胡子。他拖着箱子，亲了亲我的后脑勺，好让我闻不到酒气。

“早啊，小子。你妈呢？”

“她在这儿。我是说……她去旅行了。”

“去旅行了？她怎么可能又在家又去旅行了？”

“她去匈牙利的贝初努(3)了。去疗养了。”

“这可真是新鲜事！”

“新鲜事？没有啊。这事儿都酝酿好久了。她跟她姐姐说起过。”

“要想有效果，她得在那儿多待些日子，为了她的风湿病啊！你要去学校了？”

“是啊，可惜……”

“喏，一本关于植物的书。如果你把它们连根拔除的时候，它们也会呻吟，也会疼痛！我以前都不知道。”

“那它们之间也吵架吗？”

“书上没说。等放学了，我带你去吃糕点。”

“雷绍店还是奥洛曼店？”

“任你选！”

在一楼的大厅里，邻居纳达已等候我多时了。她瞪了我一眼。

“千万别让你爸爸知道你妈妈住院的事。”

“别担心，我知道的。”

课上，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我一直在看那本关于植物的书。当人们采摘或者修剪植物的时候，原来它们真的会呻吟。不过我比它们强壮得多。自从阿兹拉住院以来，我不再唉声叹气了，也不再幻想着变成别的什么东西了。尤其是再也不想变成一个可笑的李子、梨或樱桃了！只有小的时候才能说出这种蠢话！

我得编个什么谎话给布拉措，才能让他相信阿兹拉真的延长了她在匈牙利的疗养？碰碰运气吧，毕竟阿兹拉经常会提起那里大大小小的温泉疗养区。

我的老师斯拉维察·雷马克女士特许我提前一小时放学，这样我就可以赶上医院的探访时间了：

“我也一样，也做过膀胱手术。你告诉她，这没什么的。除了严禁吃蛋黄！”

医院里弥漫着90度氯水和酒精的气味。透过门中间的玻璃窗，我看到了阿兹拉。她睡在床上，额头和脸颊蜡黄，就像涂了蛋黄而导致脸部被灼伤一样。我一进门，她便睁开了眼睛，从被子下面拉住我的手。她微笑着，从床垫下面拿出一块很大的结石，这是从她身体里取出来的。

“别怕，野草是除不尽的！”她看出我担心，便安慰我道。

她露出骄傲的神色，那块结石在她指间转来转去。

“你看，阿兹拉！一层堆一层！”

“你是想说‘叠’吗？”她笑着说。

“哎呀，不是！堆！你看啊！”

“你爸爸呢，他回来了吗？”

“回来了，前天回来的。”

我无法解释我为什么会撒谎，为什么我会说父亲早就回来了。谎言一个接着一个，就像前一支烟灭了就得点燃后一支烟。

“他每天晚上都出去，肯定的吧？”

“没有！完全没有！就连特利-特利都不怎么去了。”

“不可能……”

“我是说……你知道他啊，他回家，弄吃的，睡觉。”

“那他打扫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