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站在窗口。这么说并不准确，应该说他倚靠在窄窄的窗沿上，额头紧贴着窗玻璃。卧室里光线暗淡，今天的天气跟昨天一样：雾蒙蒙的，太阳虽竭力想破雾而出却难以如愿。

“你是怎么过来的？”我问。

他说了句什么，但我没有听懂。

“你说什么？”

他用手臂把上身稍微撑起来一点，挺直后背，使脑袋不再靠在窗户玻璃上。“那只冠鸦不见了，”他说。

“什么？”

“那只冠鸦，它飞走了。”

我的视线越过父亲的身体，又透过卧室的窗户，我看到了从厨房正面的窗户望出去从未看到过的情景：那棵歪脖子白蜡树的树枝上如今空空如也。

“看来，它不是在等我。”

“对啊，它当然不是在等你。你这说的是什么胡话？”

“我原以为它在等我。”他的手臂开始颤抖，脑袋也开始晃动。

“要真是那样就太好了，”我低声嘀咕一句。

“你说什么？”

“自己走，回到床上，”我说。

“我做不到。”

“怎么做不到？你刚才就是自己走到窗口的，不是吗？”

慢慢地，他转过身，可他的右手始终不肯离开窗沿。他望着自己的床，就像一个犹豫不决的跳远运动员在打量前面的起跳板。一英寸，又一英寸，他一步一挪慢慢地把脚从窗户旁边移开。“我做不到的，”走到半途，他说。

“行的，你能做到，”我说。“不要放弃。”

他没有做到。我上前去帮他。我把他扶起来，走到床边。我正准备让他躺下去，电话铃又响了起来。随它去响吧。如果我赶过去接了，说不准听到的依然是那种压抑的静默。电话铃一共响了七声。我让父亲在床上躺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