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相关的书面文件很好奇。那是个怎样的……”

她打断了我的话语。

“我不能谈及那些书面文件。”她说。

我又向她问到托马斯·穆尼，那是她钦定的亨利的监护人，是他签署了大脑的捐赠协议。在协议中，穆尼说自己是亨利关系最近的亲属。我问科金是否可以准确地告诉我，穆尼和亨利的关系。

我也曾试图问了穆尼同样的问题。我多次打电话给他，甚至出现在他家门口。他总是制造各种借口，推脱与我的会见。

我问科金，她是否知道在穆尼成为亨利的保护人，并且签字捐出亨利的大脑时，穆尼根本就不是亨利第一次序的近亲，那时候亨利还有很多亲近的侄辈就在亨利住处附近。我提及他们的其中一个，弗兰克·S.莫莱森。

“我当时可不知道他的存在。”她说。

我问科金，对这个她研究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男人，她有没有做过任何谱系学研究。

“没有。”她说。

“也就是说，”我说，“你并不知道，穆尼先生不是他的近亲吗？”

“不知道。”她说。

那我就要问问她又是如何寻找到亨利第一位次的监护人的。

“我只是想要更高级别的安全保证。需要有一个人没有罹患遗忘症，而且将亨利的利益放在心上。”

我问她所谓的“安全”是什么，对什么的安全。

“当然是为了亨利的安全，”她说，“是为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安全。”

那么麻省理工学院的弱点又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她说，“这得问问我们的律师了。”

二八分的方案协商失败之后，麻省理工学院和圣地亚哥分校的律师们，继续就协议最后的争论点进行磋商：安内瑟和他的同事们，在切片期间获取了高分辨率的切片表面成像资料。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方面提出，这些数据理应在创造了它的机构进行保存，并且保留机构对此的知识产权，当然数据可以供大家使用。麻省理工学院拒绝了这个提议。大卫·阿马拉尔向圣地亚哥分校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解释了为什么他仍希望这些虚拟数据能够和生物素材一起待在同一个屋檐下，全部放在他的实验室里。

“我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他写道，“亨利的后裔认为，我们是这一珍贵资源的最佳监护人。”他补充说，他很乐意认同安内瑟在H.M.的分析上所做的贡献，但是如果H.M.那部分数据遗产因为法律或政策的关系，没能成为一项永久而可利用的资源，那么他会“深表遗憾”。我们都与出现在教科书中的H.M.共同成长着，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确保他生命的最终篇章以及遗产，收受最深切的尊重，获得最高的科学标准的保存。

阿拉马尔的邮件也转发给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助理副校长玛丽安·詹内瑞拉斯（Marianne Generales），而她又加了一行注释转发给了另一位同僚。

“这是什么鬼话！”她写道。

但最终，圣地亚哥分校还是同意了最后的要求：那些虚拟数据，也要一起转移走。

这的确令我十分挫败，不过也未尝完全是一件坏事。

玛丽安·詹内瑞拉斯发表的评论可能有失公允。无论怎么样去解释这场从圣地亚哥转移亨利的大脑所引发的冲突，一旦材料转交确定了下来，将所有东西集合在一起的意愿就显得十分合理了：所有的材料以及所有的数据。这将使科学家们继续分析亨利的大脑变得更为便捷，更容易地去挖掘大脑其中蕴含的各种关联，无论是种什么样的关联。从这个角度来看，阿马拉尔的邮件内容的确无懈可击：谁不希望H.M.的“遗留数据”得以放入一个“永久、可访问的资源”中呢？

理想情况下，那座宝库当然包含着从亨利还在世时就收集到的数据，以及在他离开我外祖父的手术室以后，科学家们所收集的所有的实验和测试信息。

在我与科金的会面即将结束时，我问她准备如何处置有关亨利的那些文件，那些她用毕生精力收集到的原始实验数据。保护亨利的大脑的这一行为的目的，归根结底就是把她之前收集的神经解剖数据和数量惊人的现存行为数据进行比对和修正，而这些数据大概还在科金的研究以外。

我：你打算将他的文件存档吗？

科金：他的文件倒不会，但我正将他留下的相关用品交给我们学部里。他们将在三楼进行展示。

关于这些遗物，科金认为这代表了亨利的个人旨趣——他的《圣经》、他的日记、他的十字架，以及她所拥有关于他的一切。科金还声称，她复刻了所有已知的亨利与父母的家庭照片。

我：好吧。那么文件本身又怎么办呢？

她停顿了几秒钟。

科金：直接销毁。

我：销毁？这又是为什么呢？

科金：没人要看这些。

我：真的吗？我无法想象，将历史上最重要的研究课题相关文件就此粉碎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科金：嗯，你总不能一天做一个测试，还就此得出了结论。这是种非常危险的事情。

我：的确，不过你的文件明明很全面。它们的时间跨度有几十年之久。

科金：的确如此，但那些测试已经过时了。那些测试数据、数据表都已经过时了。因为人们都就此发表了作品。其中大多数都出版了。

我：但这并不是全部。

科金：嗯，还未发表的那些东西，你知道的，那些实验……（又是长时间的沉默）没做好，就是没法用。你知道的，研究中存在一个问题。他有癫痫病之类的。

我：但是你知道，即使是那些发表了的东西……倘若你看了那些文章，每篇文章只是大量工作中的冰山一角，而在我看来，做完的那些工作（工作之下庞大的数据）都值得保护。人们很可能想要回去重新查阅……

科金：没有足够的地方来保存。

我：没有保存的地方？麻省理工学院不可以吗？所涉及的文件到底有多少，你能够粗略估计一下吗？那整箱整箱的论文可以放满这样的一个储存室吗？

科金：不是，没有那么多。

我：那现在它们都在你家里？

科金：有一些吧。没，现在没有。没在我家里。

我：那它们在某个专门存放的地方吗？

科金：大部分都过时了，都作废了，被粉碎掉了。

我：大部分都已经粉碎了吗？最近粉碎的？

科金：是的。在我搬家以后。

她刚搬到一个新住处不久。

我：你搬家以后就粉碎了它们？

科金：……嗯。

我：那剩下的呢，你也准备大都销毁了？

科金：可能吧。

她叙述中的所有部分似乎都不断地在变化，她一直在闪烁其词。不过，不管这些细节到底是怎样（无论科金有没有将这些文件粉碎掉），这种意图故意将有关亨利的数据给损毁掉的想法，着实令我感到可怕。她所告知我的一切，不仅表现出了对基础研究伦理和科学责任的违背，还有一种更加难以言说的东西。

我：倒不是我夸大其词，不过我能够想象，如果那些与病人H.M.工作的一手资料就这样被毁灭掉，以后的年轻人该是多么失望。

科金：呃，我的意思是，世界上还有其他许多著名的遗忘症病人，他们的数据也并没有公之于众。

我：但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我想话又得说回来：对我们认识自己而言，他是一位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我看来，这些用于建构我们对自己认识的数据，应该是人类共有的遗产。

科金：是的，但是它们不应该是由同行评议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发表出来的东西都是可圈可点的。经由同行评议以后，你就可以相信它了。但是你得知道，其中的实验也许并不尽人意，或许根本没有充分地控制变量……那么一系列差错就会随着实验接踵而至。并不是所有的实验都有资格发表。

我：但它们仍然可以为其他人所解释。也许在我们对大脑和记忆的工作原理进行进一步理解的时候，这些H.M.的现存数据能够启发新的理论、新的思想，甚至新的一切……若是就此摧毁它，这简直是一种耻辱。而且这种销毁行为似乎（用更阴暗一点的视角来解释）也将你对H.M.的故事的见解永远封存了起来，使得这些见解无法重见天日了。

科金：嗯，不过还不只是我，是我和我的100多个同事。

我：我知道。不过，你是那过去几十年的首席研究员。如果这是一个故事的话，那么，若是你毁掉了那些数据，关于病人H.M.的故事就盖棺定论了。若是你摧毁了它们，我能想到，人们会说，嗯，这可能出于自利的动机。

科金：我并不认为科学家们会那样说。

我：好吧。

科金：不过，我倒认为像你这样的人可能才会这么说。

在这点上，她显然错了。可不只是像我这样的人才这么说。后来我将科金所说的关于粉碎掉亨利数据的事情，告知了一些科学家。几乎所有人的反应都带着恐惧。此外，有些人还告诉我这很符合科金的一贯作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唐纳德·麦凯（Donald MacKay）曾经对亨利的语言缺省进行了记录。他说，粉碎数据“这种离谱的数据保护策略，并非科金第一次使用”。2006年，科金跟别人联合撰写了一篇关于亨利完成纵横式字谜的论文，论文描述到亨利具有“一种优秀的问题解决能力”，后来麦凯致信给科金，要求看一下作为那篇论文基础的字谜游戏，因为麦凯认为，以亨利的实际能力，完成这样高难度的字谜似乎是不太可能的。科金拒绝提供麦凯谜题，麦凯告诉我，他会向美国心理协会进行投诉，因为他认为这种数据囤积是违反研究伦理的行为。

纵使作为一名非科学人士，我都能注意到，当我写作本书过程中进行检索时所看到的那些未发表的数据，明显和已知的病人H.M.的故事大相径庭。比如心理学家利泽洛特·费舍尔在手术前一天对亨利的评估。费舍尔的报告是亨利的术前认知能力的唯一记载。该报告有三页纸那么长，其多年以来只出版了一小部分，大部分还没有出版。当我看到这份报告时，一些未发表的部分立即映入我眼帘。在对亨利尝试解决算术问题的描述上，费舍尔如此写道，“在解决，或者说尝试着解决简单的算术题时，他会在回忆这道题目方面出现困难，然后会产生一种错误的计算思路，即使意识到算错了，却又不记得原来的题目要求是什么了。”之后费舍尔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他的大多数智力功能都完好无损，比如格式塔认知和抽象能力，但是他对数字概念以及新材料的学习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因此他的脑功能严重失衡。”换言之，费舍尔的报告提供了一种证据，其表明在手术的前一天，亨利·莫莱森已经变成遗忘症患者H.M.了，他的记忆已经“严重受损”。乐观地来看，这样的事实可以说明，多年以来，即从1957年以来，关于亨利的论文（比如那些提及他在手术之后状况的文章），除费舍尔的测试以外，有一种亨利“在算术上有所进步”的论调。不过这些论文却并没有提到，亨利在手术之前，很明显因为无法回忆手头上的题目，从而在算术上面吃尽苦头。而科金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虽然说费舍尔的测试的确揭示了亨利在对随机数列的记忆能力上低于平均水平，但是亨利“在那场大手术之前的缺陷，很可能是癫痫发作和神经紧张所共同导致的”。

亨利术前记忆缺失的缘由和深层含义似乎有待商榷，是由于他的焦虑，他的癫痫发作，还是某些先天的、神经学方面的疾病？若是要将费舍尔的整篇记录都从记忆科学历史中最重要个案的科学记录中完全抹去，这似乎还是很难吧。我很想知道，在所有未发表的亨利数据中，至少在那些还没有被科金扔进碎纸机的数据里，是否还有更多的意外的收获有待发掘。

你根本不需要成为一名科学家，也能够明白这件事情的本质：外祖父在亨利的记忆上打了个洞，而现在，因这个动作而获益的诸多人中的一位，打开了另一个洞，这个洞却是开在了我们对亨利的记忆上。

这又让我想起了自己一直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一个我需要问科金的问题。根据法院的遗嘱认证文件，比克福德医疗中心（Bickford Health Care Center）已经承担了亨利所有的社会保障和医疗补助费用。确切来说他们每月要支付30美元，即每天不到1美元来满足亨利的“个人需求”。“麻省理工学院那个关于病人H.M.的著名研究项目”也为科金和她的同事们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个人利益、专业利益、经济利益。我一直以为大多数在麻省理工学院或者其他高校，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们都会按时收到报酬。因为据大家所说，亨利是历史上作为研究被试时间最长的人了。

我：亨利作为研究对象，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工作酬劳呢？

科金：我们是有……

她再次停了下来。

科金：我们正在研究大量的老年痴呆症患者，他们还患了遗忘症。还有一些帕金森患者，他们的精神错乱了，其中一些人疯了。而我们得到了机构审查委员会（IRB，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的豁免，可以不用补偿这些人。因为他们其实从这些测试和生理检查中获得了好处。比如说，亨利所患的从耳部扩散的基础细胞癌症就得到了免费的治疗。况且，我们认为他需要什么东西时，都会满足他的。比如说衣物、录像机、食物等等。

换句话说，就是并没有补贴。

在离开科金办公室的路上，我看到墙上有一张装裱起来的亨利大脑的照片。这张照片在光线选择和拍摄技巧上，都极富美感和专业性。照片是在安内瑟的实验室里拍摄的，就在那天晚上，安内瑟刚刚将大脑剥离出来，将各种覆盖于上的脑膜除掉，令其完全暴露出来。那个大脑有着自己独特的美感，即便你并不知晓它的前世今生，即便你根本不知道他的主人是谁，或者它对我们又有怎样的教育意义。即便你完全不知道任何关于它的故事。

那张照片是在非常近的距离拍摄的，照片展现了大脑的侧面。大脑是粉红色的，就像是芭蕾舞鞋那样的粉色，即便表面上有着暗紫色的血管纵横交错。它的轮廓比较矮胖，但看上去动力十足。额叶向下挨着大脑表面，就像是跑车的车头。从此处划出一道柔和的流线向上翘起，直到皮质的顶部，到大脑背面又再次向下拐，在枕叶的底部向内延伸，又接着绕着小脑那厚厚的基底向外延伸。而大脑表面就像是一个迷宫。破旧的脑回路通道，以一种复杂而紧凑的方式交错在一起，期间有一些沟裂将它们隔开。而在脑回路和沟裂之中，还有着更加广泛而精巧的界线，比如颞叶和额叶之间的那一道界线。或许，你有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那么，你会注意到这颗大脑中的小脑似乎比常人的要小，这是因为常年服用迪兰汀使它萎缩了。不过那一处实在的伤害，即将亨利·莫莱森变成病人H.M.的那一处则无法在照片上看到。亨利颞叶的外层部分是完好无损的；外祖父只破坏了它们最内层的结构。若是想看到那个真空管造成的伤害，你得将大脑从一侧掀起来，去从它的下腹角度来看。而在科金墙上那幅照片里，亨利的大脑看起来无异于你我他，或者是任何人的。

它的周围被一种液态物包裹着，就像一种你若是潜水太深，就会在黑暗的水下洞穴里看到的海底生物。盯着它，我突然想起安内瑟曾告诉我的一些事。当时他正抱怨当前对大脑的描述取向，都是从它的神经网络来描述，那些神经网路就像是一些电气化的大都市。他说，你扫一眼报刊亭的杂志架子，往往都能看到那种电脑合成的插图，上面的大脑看上去就是个闪闪发亮的光纤集成体，就好像在泰晤士广场（Times Square）周围行走的我们，大脑都在闪闪发光。而安内瑟并不喜欢这种纯电气式的隐喻。他认为大脑的有机性不仅于此。大脑要更加组织化一些。它不像个灯泡，反而更像一只牡蛎。

当然我也不太赞同这个说法。

总之它并不是一个气动泵、电话总机或者一台录音机。

或许人类的大脑已经超出了任何关于客观实在的隐喻，原因很简单，大脑是唯一一种可以创造一种隐喻来描述自己本身的东西。或许它真的什么都不像。人类的大脑缔造了人类的思维，而人类的思维又反过来试图对大脑进行理解，甚至不在乎要投入多少时间和金钱。

我又看了一眼墙上的照片，看了一眼那像是冶炼铜时出现的波纹，想把这一刻留在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