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科金的办公室，位于麻省理工学院脑与认知科学大楼的五层，这栋楼于2006年开放使用，花费了1.75亿美元。这座建筑是麻省理工学院近年来大兴土木的一个部分。在它右边的街对面是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所设计的史塔特科技中心（Stata Center），里面进行了很多人工智能研究。大脑与认知科学大楼颇有一种现代公司总部的感觉，更像是一家互联网公司。楼里面那闪闪发光的金属物件和抛过光的大理石相得益彰，给人一种娱乐的感觉，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五楼阳台上的桌上足球设施，并且在阳台上还能俯瞰楼下的庭院。楼内四处都挂着高清电视，播送着每天的学术讲座和研讨会。这个建筑群中的各个独立建筑，都是由几家建筑公司通力参与设计的，这几家公司在网络上声称，这是一种“协同设计的典范，而这种设计旨在激发未来的合作”。其中许多实验室都有挨着走廊的玻璃幕墙，所有路过的人都可以看到里面正在工作的研究者们，他们蜷缩在各自的试管和笔记本电脑前，无一例外地在追求着自己独有的秘密。
科金的办公室就在长长的红色走廊的尽头。办公室其实是一间套房，里面有带办公桌的前厅、有衣帽间，而书架上堆满了各种科学杂志的最新期刊。我穿过了前厅，来到后边那间比较宽敞的办公室。我坐在一张小圆桌旁，科金就坐在我对面，还从玻璃碗里拿了一颗法国巧克力给我。此时的她正在与一场严重的疾病做斗争，身体十分虚弱。她的狗特鲁珀（Trooper）从狗床上站起来，踱步出去到了外面那个房间。科金让我确认一下通往走廊的大门是否关好了。她跟我说，特鲁珀有一次跑出了办公室，下了五层楼一直跑到大楼外面的街上。而她所能做的，也只是让人帮她看看大厅的门是不是打开了。
“这是麻省理工学院，这里的人要比你想象的还要聪明。”科金说。
这是我们第二次会面了。第一次发生在一个星期以前。她在同意接受采访之前，已经多次拒绝了我的采访请求，因此，我非常希望能有机会将我设想好的访谈一举完成。在第一次采访中，我们约定的会面时间是下午1点，科金迟了几分钟才出现，而大概到1点50分的时候，就有个人把头伸进来提醒科金，说他们在两点还有个会议。我自然希望争取更多的时间，因为第一次会面进行到尾声的时候，我都还没有机会去了解科金在哈特福德的童年，以及她年轻时在麦吉尔和麻省理工的工作经历。这一系列问题并没什么难以启齿的，但是她的回答却都非常简略，她一直在用一种非常临床且十分冷静的方式在回应，提供着极少的信息，即使是在论及她人生中的主要里程碑事件时也是如此。当我问她，是否能够描述她第一次见到亨利时的一些细节，从而让我能够设想出那个场景，即她第一次遇到那个定义了她职业生涯的人，但科金是这样回应的：
没有什么细节。不过这也不奇怪。因为你所要求的是一个情景记忆，而情景记忆通常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当然我很肯定也有例外，你知道，比如说当你问及一个被强奸了的人时，她会记得事件的所有细微情节。但是这类非常情绪化的记忆，很可能会不断地重现。这些记忆会不断在心理上排演，而变得语义化。因此我并不记得第一次与亨利握手时是怎样的状况，若是我说出来了，大概也是一种虚构的情节而非事实。
我并不确定我是否还有跟她再次交谈的机会，因此，我询问了她一些关于病人H.M.的文献，譬如说亨利的详细测试数据、他的大脑捐赠事宜、一些尚未公之于众的访谈资料，以及我外祖父的原始手术报告。总之我希望她能够让我看看。她说了一大串的原因，这让我感到这件事希望渺茫，她说她不确定完备的文件放在哪儿，而且她在分享任何东西之前，都必须跟麻省理工学院的律师以及她的学术代理人进行确认。况且，向一个我这样的外行提供未经筛选的研究数据，也会让她感到很不舒服。
“我的意思是，你并不是一个心理学家，”她说，“对于处理或解释这些测试，你并没有经受过专业的训练。所以你会误解一些东西，这就很危险了。”
我决定与她进行第二次会面，一次不同于之前的会面。我事先就知道自己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就直接跳到了最迫切想知道的问题。其中一些，自然有关于雅各布·安内瑟。我听说过，在科金和安内瑟之间爆发过一场巨大冲突，我很想知道科金这一方会如何解释这场冲突。当我提及安内瑟的名字时，科金的表情从往常那种波澜不惊，明显变得有点不悦，仿佛刚刚尝了什么难吃的东西。
“他在技术上非常厉害。”她说道，“他手艺高超，的确是一个高水平的技术人员。”然后，我提到了安内瑟主持对亨利大脑进行切片的那段时间，科金说，“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很信任他的。我们还是朋友。我认为这是一次具有合法性，也有诚意的合作……他提前为大脑准备了各种前沿的设备，以及冰箱、备用急冻装置和警报系统。”
我随即问出了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么发生了什么事，使得科金不再对信任安内瑟呢？
“我不会跟你说一个字的。”她说。
“只字不提吗？”我说，“因为我想……”
科金打断了我。
“你就是在想所有人之所想。”她笑了出来，“而《纽约时报》会渴望这个故事。”
可有趣的是，《纽约时报》事实上已然得到了这个故事。只是他们没意识到而已。科金和安内瑟的关系第一次出现裂痕时，安内瑟这一方的说辞，就记载在了《纽约时报》上一个毫不起眼的小版面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2009年12月22日，《纽约时报》在其科学版的封面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切片，建立起大脑的搜索引擎》（Building a Search Engine of the Brain,Slice by Slice）。这篇文章的内容是关于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大脑观测所，通过数字化和组织学方法，对亨利大脑进行保存和归档的项目的。有位记者前往圣地亚哥，报道了那次切片的过程，并且他的撰文有着翔实的内容和触动心弦的文笔。他一度描述了刀片如何深深切入那些包裹着亨利大脑的乳白色冷冻明胶，让大脑越来越大面积地展示出来，显现出来的大脑可见部分，就那样“一片一片出现，像是奶油色地毯上流淌的粉色玫瑰酒”。
安内瑟和他的实验室自然是那篇文章的中心，不过科金也到圣地亚哥见证了那次切片，而且那篇报道还有几处提到了科金。在第六段，出现了以下几行：
这次解剖标志着一种全盛时期，一方面是关于H.M.那受人瞩目的一生，以及为了这一刻而做出的一年多的准备。那是由一位名叫苏珊·科金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者所精心策划的，在莫莱森先生生命的最后50年，她都一直与他一起工作。
安内瑟非常喜欢这篇文章，但这一段让他有点摸不着头脑。说实话，这段话击中了他的内心深处，他并非一个迷失了自我的人。安内瑟清楚地意识到，科金的确在那天所发生的一切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没有科金的话，安内瑟绝不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亨利的大脑，并且开展工作。但若是说，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她“精心策划”了那场对亨利所进行的48小时现场直播解剖（而且，这次解剖无疑代表着安内瑟自己的事业巅峰），那就有失公允了。一年前，在波士顿洛根机场的捷蓝航空登机口前，在那些电视台摄像机面前，科金将亨利的大脑递给了安内瑟。而实际上，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参与过这些事情。在之后的一年里，安内瑟偶尔会收到她的电子邮件，不过他一直是依靠自己的设备来运营他的团队，并且申请立项资金来获取相关设备。事实上，安内瑟前所未有地努力工作，只为了确保切片工作能够顺利完成，为了给将来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而苏珊·科金几乎没有出什么力气。
安内瑟向那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写了一封电邮。他运用娴熟的外交辞令，提出了对文章中那几行的疑问。他并不想轻视苏珊·科金在项目中扮演的角色，只是觉得这篇文章实在是太过夸张。“我是这样想的，”安内瑟写道，“苏珊撰写的是莫莱森的个人与科学传记，在大脑观测所，我们则是撰写解剖学的部分。2010年，我们会选一天来交换意见，去推翻记忆研究者的观点！”安内瑟不想有那种在科金背后做什么手脚的感觉，因此他点下发送键之前，还抄送给了科金一份。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在线版本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变化。
那一行文字重新变成了这样：“那次解剖标志着H.M.那受人瞩目的一生的最高峰，而他的一生是由一位叫做苏珊·科金的麻省理工学院记忆研究者所记录的，莫莱森先生生命的最后50年里，科金一直同他一起工作。”
这样一个微妙的变化，你可能需要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这两个版本，才能注意到，说科金“精心策划”了这次解剖的那个句子已经不复存在了。当时安内瑟对这个改动很满意，不过后来回想起来，他认为那个微小的调整就是两所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之后争夺监护权大战的其中一个导火索，他们争夺着一个著名的人类大脑。跟所有的监护权争夺事件一样，这一起也有着胜败双方之分，而其中的败方就是安内瑟的职业生涯，或者最起码说，他自己所认为的职业生涯。
如何来描述一段关系的消亡呢？
就苏珊·科金与雅各布·安内瑟来说，这很可能始于一个微小而无声的抱怨，这个抱怨慢慢地溃烂、扩散，最终成了更加糟糕的事情。
安内瑟在切片以后仍然和科金保持着联络，他会寄送给科金最新款的卡拉·苏（Cara Sue）包包，然后接收到她用黑莓手机回复的表情符号。至少表面上看，事情似乎跟从前没什么差别。到切片五个月之后的2010年4月，科金让安内瑟将亨利切片后的大脑拍成照片全部发给她。这些照片都是在切片过程中所拍摄的高分辨率照片，当时，切片机上安装了一个相机，相机记录下了每一片大脑切下来的过程。科金解释说，一位来自波士顿的马蒂诺成像中心（亨利曾在那里接受过核磁共振扫描），名叫简·奥古斯蒂娜（Jean Augustinack）的年轻博士后想要这些影像，因为她想要写一篇文章来分析亨利病变的解剖学意义。
安内瑟并不确定该怎么做。这个切片表面图像的数据库是他对亨利大脑进行工作的第一个产物，这代表着他数千个小时的辛勤劳动，更别说近75万美元的巨额投资。他的计划一直是将这个切片表面图像公之于众，让所有人都能使用，不过他打算先基于这些图像写一篇自己的论文。同新闻界一样，在科学界，最新资讯被挖走一样会使人极度恐慌。让安内瑟在发表论文的绝佳机会面前，拱手让出他自己的数据，这实在让他难以接受。
往来了几封邮件以后，安内瑟打电话给科金讨论这件事，试图重新规划一下接下来如何做。但是，他接收到的，却是科金态度极其恶劣的回应，科金表示，安内瑟在圣地亚哥所产出的一切数据都应属于麻省理工学院和麻省总医院，而非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因此，安内瑟必须将这些切片表面影像及时交出来，包括所有的神经病理学检验材料。而他却对科金的要求产生了迟疑，因为这种要求很可能会终结掉他的事业。科金也让安内瑟意识到，在科金看来，安内瑟并没有“神经解剖学的能力”。他自己没有能力对亨利的病变进行有效的分析，科金还提到，在一些关于安内瑟对亨利大脑进行工作的新闻报道中，他对科金的角色进行了刻意地淡化。
在此之前，安内瑟都觉得他的实验室和科金的团队应该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应该互相尊重地联结起来。而此时，他忽然清楚地感觉到自己错了，这种尊重并不是相互的。
电话联络过后，安内瑟向科金发了一封邮件，在信中，安内瑟强硬地捍卫自己的能力，并强调自己“有责任去定义我的实验室产出数据的最适宜用途，以及将其公之于众的时机……我们具备探析这些复杂数据的专业知识，我的计划是，一旦我的工作完成，就将分析的结果分享出来”。他还补充道，自己十分愿意与科金对一些成果性的论文进行合作，他希望彼此能够“一贯地在内容、解释以及作者名单的设定上达成共识”。至于记者们在媒体报道中对安内瑟的描绘，他对科金表示，他自始至终都非常赞赏她与H.M.的工作。包括她的前瞻性，若是她“介意任何我在观点、方法或者任何与项目有关的科学上，做了无功受禄的行为，都希望你开诚布公地告诉我”。他用一个恳切的和解的请求作为了结束语：“我希望这可以清楚地表达了我的科学和学术原则，以及你对我和我团队的一切期许。如果这种有潜力而卓有成效的合作因为一些误会而失去平衡，那是非常耻辱的。因此，我希望这一切都可以避免。而且显而易见的是，我和我实验室，对这个项目有着绝对第一的热情。”
科金和安内瑟都将参加在2010年11月下旬于圣地亚哥会展中心举行的神经科学学会会议。到了10月底，安内瑟还应科金的要求发给她了一些主题演讲所需要的图片。安内瑟还给了她一个U盘，里面包含了亨利内侧颞叶地带的表面影像。不过，他并没有将完整的切片表面影像，以及神经病理学检验的材料发过去。与此同时，安内瑟和他的同事仍然在大脑观测所继续着与亨利相关的工作，比如处理切片、建立大脑的三维数字模型、开发关于网络大脑图谱的软件。安内瑟知道，他和科金之间有着难以化解的芥蒂，但他选择将其抛之脑后，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缓和的办法来化解这件事。
不过他们的这段关系已然结束了。只是安内瑟还没意识到而已。
2011年7月，安内瑟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所在学院的领导威廉·布拉德利（William Bradley）收到了科金的一位名叫布鲁斯·罗森（Bruce Rosen）的同事的电子邮件。他供职于麻省总医院的马蒂诺生物成像中心。电子邮件抄送给了科金和她在麻省理工学院以及麻省总医院的同事们，而安内瑟则被排除在外。
“我想与你们建立友好的联系，并且我想恳求你们的帮助，处理一个潜在的问题，即雅各布·安内瑟与麻省总医院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之间的问题。这个研究团队由苏珊·科金领导，她参与H.M.的研究工作已经近50年了。”这是罗森邮件的开头。他不仅抱怨了安内瑟拒绝他们获取“长远分析所需要的核心数据”，他还强调“已经有数篇有关这个大脑的社论发表，但这些文章却只字未提这个大脑的捐赠者以及捐赠方对这个研究的参与。这些当然导致了这种不利情形的发酵，甚至超越了科学的范围……至少可以说，这里的人都感到十分失望，甚至商议着要用法律行动拿回大脑”。他要求布拉德利告诉安内瑟，“带着大脑叛逃，并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然后他发出了一个相当明确的威胁：“我深感担心，”他写道，“我们可能具备更好的神经病理学知识来处理这颗大脑。不过我希望是我错了，这仅仅是一位年轻而没有受过专业指导的科学家，还未理解到这一系列行为将对他的科研生涯造成多大的损害而已。”
布拉德利回答说：“我想，我们只是沟通有碍，并不是雅各布带着物品叛逃了。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证据，因为他的确还一直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但我确实应该让他做出回应。我想这一切都会解决的。”
罗森在给布拉德利的回信中，又重申了科金与她的团队“为了让他归还数据以及大脑，已经努力了一年多了”。并且，他们有着“非常明确的预期”。他还提醒布拉德利，他们的团队“正在展开法律行动，因为大脑在法理上是属于麻省总医院的，不过我相信，您将督促他做出正确的选择。我认为若是H.M.这种著名历史人物成为法律纠纷的对象，各方都会非常尴尬。”
2013年3月，在纽约举行的峰会中，各方就亨利大脑控制权所产生的冲突进行了谈判。会议在位于第五大道的西蒙基金会（Simons Foundation）总部的八楼会议厅举办，由杰拉德·菲斯巴赫（Gerald Fischbach），也就是西蒙基金会的生命科学负责人主持。这个基金会被选为这场冲突的主持方，原因之一是这个基金会是一个中立的团体，在各大私人或公共科学基金会中，这个基金会是为数不多的没有对亨利研究进行资助的团体。安内瑟和科金都出席了会议，同时露面的还有德纳基金会（Dana Foundation）的主席，这个市值2.4亿的机构，资助过H.M.过世后的大脑研究。出席的人员还有诸多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麻省理工学院以及麻省总医院的研究者和理事人员，不过他们的重点显然是放在了安内瑟和科金之间的不和上面。自罗森一年前收到电子邮件之后，情形并没有什么好转。事实上，他们的协商完全失败了。安内瑟和他在大脑观测所的同事们仍旧在继续工作，他们基于切片表面图像建立了亨利的大脑三维模型，还对这次切片进行了第一次术后检测。安内瑟还撰写并提交了一篇基于其相关工作的论文，刊登在一本叫做《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的杂志上。到底是否应该保留科金所要求的切片表面成像，以及必要的组织样本还有待讨论（解决这些数据的所有权，是这次会议的一项关键流程），但安内瑟尚未和科金及其同事商议，就撰写和发表论文的行为，至少这一点就违反了学术礼仪。论文被提交给了四个同行评议者。其中三个评议者都给出了正面的回应。而第四个审稿人是苏珊·科金。她收到了这篇文章不久之后，这次纽约会议就开办了。
在会议的前一周，麻省理工学院向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管理层发送了一封官方信函，正式要求他们将亨利大脑的全部2401块切片交给麻省理工学院的代表，他们会将之带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收入其心理研究所的大脑银行中。这个心理研究所由大卫·阿马拉尔（David Amaral）负责管理，他是科金的前同事。阿马拉尔出席了纽约的会议。神经病理学家马修·弗劳斯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曾经与安内瑟一起负责抽离亨利的大脑。同时还有麻省总医院的研究者简·奥古斯蒂娜也出席了会议，她在努力写一些以针对亨利死后的大脑进行神经解剖学分析为基础的论文。
菲斯巴赫宣布会议开始以后，安内瑟进行了开场发言，他告知会务组，自己希望他们能够尽快起草一份适宜的材料转让协议，来解决这次争端。材料转让协议是一种合法性合同。一些重要的生物标本在机构之间转让时，通常会需要这种合同。合同能够确定转让的永久性或临时性，同时也会对所有权进行定义。当科金将亨利的大脑交给安内瑟时，并没有起草转让协议。科金只是在四年前，在捷蓝航空的登机口前，将装着大脑的冷却器交给了安内瑟，这当中并没有任何书面文件。安内瑟在此告知组委会，他并不关心亨利的大脑最终安身何处，不过他想要确保，自己的实验室无论如何要获得公平与信用，还有对他们所投入的时间、金钱与劳力的肯定，并且他们所深陷的冲突不能对他的名声造成损害。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拥有着这个大脑，”安内瑟说道。似乎在那一刻，亨利大脑的最终归属问题（无论是留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安内瑟那儿，还是如麻省理工的要求，移送到戴维斯的大卫·阿马拉尔那里）可能会很快得到解决。
“那你接下来如何安排呢？”会议主席杰拉德·菲斯巴赫问道，“如果这块组织的最终所在并不重要的话。你现在要做出决定吗？或者由委员会决定？”
此刻科金打断道，“这不该由组委会决定。”她说，“因为这应该由大脑组织的所有者来决定。也就是麻省总医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我们的决定是，想要把大脑交送到大卫的实验室。”
“你是如何定义自己拥有这块组织的？”主席发问道。
“我们有一份大脑的捐赠证明。”科金说道。
她接着提交了一份证明的副本，那是托马斯·穆尼在1992年12月19日签署的，在一个月之前他成了亨利的监护人。
会议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并且变得越来越有争议。接着还有一个会议议程关于那篇向《自然通信》供稿的论文，有的与会者并不同意它的发表。安内瑟表现出一副希望和解的姿态，他告诉科金刊物的编辑同意将她的名字添加到联合作者上。
科金说，即使“加上文章的署名，这篇文章也不能发表。文章需要重新撰写，作为一份严肃的科学文档来重新撰写”。
“这难道不是一份严肃的科学文档吗？”安内瑟反问道。
“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文章，”科金说，“这可不像另外三位审稿人所说的那样。”
那位原计划与科金合作，基于亨利大脑的核磁共振成像来撰写她自己的解剖学论文的研究者，简·奥古斯蒂娜跳出来说道：“也许这里的关键是，‘安内瑟的论文’并不是一篇解剖学论文。”
“那是当然。”科金说，“当然并非如此。”
会议主席出来进行干预。
“有人刚刚阅读并且评论了文章。”主席告诉科金，“他们已经确定这是可以发表的。”然后，主席继续谈论到安内瑟和奥古斯蒂娜类似主题的论文：“我们纠结在两篇论文之间，我不太想去批判那些我并没有参与过的文章。如果雅各布从他科学的角度判断，这篇文章值得出版，而且评论家们也接受，那么……这篇文章也可能不是一篇真正的论文。而这些都取决于你，苏珊和你的同事们，还有你，雅各布。”
“这根本是场闹剧。”科金指的是安内瑟的文章。
“而评论家们认为它非常合理。”安内瑟说。
“你管他叫亨利。”科金说。“我的意思是，这太口语化了！‘在手术期间，亨利……’”
“苏珊，你只需要对我的文章本身进行评论。”安内瑟说，“评论家说这篇文章的数据是一流的。”
这场争论持续不断，会议延后了半小时才结束。在发给所有参会者的备忘录中，德纳基金会的顾问盖伊·麦凯恩（Guy Mc Khann）总结了他所认为的主要决策。他写道，科金和她的同事马修·弗劳斯都会作为联合作者，在安内瑟的论文上署名。他们需要在安内瑟提交文章后，在4月15日前向安内瑟提供对其文章的评论。麦凯恩还写道，虽然亨利大脑的“最终归属”会有一天移放到戴维斯分校的心理研究所，不过哪些组织需要移送，以及移交的时间，要由安内瑟和阿马拉尔共同决定。
安内瑟和科金都很快将备忘录交还给了麦凯恩，并且各自都做了大量改动。关于大脑的最终归属，安内瑟在下面写道：“科金医生要求这块组织最终要归属于戴维斯的阿马拉尔医生那里。”而科金，她用横线划掉了阿马拉尔和安内瑟要共同商定移交的时间和细节事宜。相反，她写道，圣地亚哥分校只需要将“莫莱森的全部大脑组织，包括已经装裱好的部分”转交给麻省理工学院的代表那里即可。在这一点上，“麻省理工学院和麻省总医院将撰写一份材料转让协议，让渡一些权利，允许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对属于麻省理工和麻省总医院的大脑组织进行使用和分配。”
对科金来讲，她认为自己和同事们拥有着这个大脑，而此时安内瑟对于此事完全没有发言权。
尽管关于亨利的大脑最终驻留何处的问题，还是悬而未决，不过纽约会议至少完成了一件事：就是现在科金和弗劳斯要作为作者追加到安内瑟发表在《自然通信》上的文章里，科金和安内瑟必须在修订过程中进行沟通，这将打破他们之间漫长而固有的沉默。这种重新建立的通信表明，即使她在会议上说了那样的话，科金对于那篇她极力反对发表的文章的关键质疑，绝不在于安内瑟那过于啰嗦的文笔。相反，她所关心的是，安内瑟在亨利大脑里发现了什么。
明确来说，就是安内瑟对于切片表面影像以及大脑组织本身的分析，揭示了亨利前额叶中从未报告过的损伤。这处损伤位于大脑左半球，看起来很像是人造物体所造成的。在他论文的手稿中，安内瑟猜想，是我外祖父在手术中造成了损伤，大抵是他将额叶撬起来之后，接触内侧颞叶的时候产生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正如论文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侪评论者所指出的，“很多对于H.M.的神经心理学文献都已经提出，所谓的额叶功能是完好无损的。”这些与这篇新的论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评论者在此强调道，安内瑟及其同事明确地阐释了其额叶白质受到了影响，并且疑似是外科手术方法造成的。而他们之后所做的研究，那些关于这个区域的翔实的组织学检验性质的相关研究，都会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如果额叶系统中有显著的白质损伤，这可能会对H.M.神经心理学的相关发现产生影响，可能要重新回过头来去阐释那些研究发现。换言之，先前60年诸如科金这样的神经心理学家，他们对亨利的研究结果的解释，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他的病变局限于内侧额叶区域。而在亨利大脑的另一处所发现的新病变，或许会让他们那些关于内侧颞叶功能的所谓结论变得不那么可靠，使得所有的旧有数据都需要重新审核。
在科金将她的修订意见发给安内瑟时，她删掉了对额叶病变的所有叙述。在交给安内瑟的一份报告中，她解释道，“额叶病变既没有显现在原位扫描（大脑还在亨利的头骨里面时的核磁共振扫描），也没有出现在新鲜大脑的照片里。”另外，“任何有关的关注点，都有极高的误导性。”她随后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显示，科金和她在麻省理工学院和麻省总医院的同事们相信，“除非是个绝妙的巧合，否则他所断言的眼眶前额损伤不可能是人为造成的。”这意味着那是在死后造成的，是在大脑的提取和后续处理过程中造成的。她又补充说，“马蒂诺（麻省总医院）的那些人和我都没有任何隐藏证据的动机。”
而安内瑟回复了一系列核磁共振的原位扫描影像，它们与科金的主张恰好相反，它们显示出了很清晰的损伤影像，表明病变不可能是在尸检之后才人为造成的。安内瑟还交送了一些亨利的额叶的切片图像资料，这些切片也可以确证，病变是人造工具所致，比如说那种大脑压片。安内瑟对科金说，那种病变“是之前没有报告过的（我们确认过，这种损伤甚至在1992到1993年的核磁共振扫描中就出现了），而在这个病例中，能够代表这种新证据的其他数据也同样没有被报告出来。我真的很难理解这种不情愿：这种损伤并不是K空间中重建出来的图像数据，这是真实的，鲜活存在着的。内侧颞叶外的病变明明如此显而易见，应该要被报道出来。请记住，这篇论文的目标是促进一轮新的调查和辩论，这也正如我们曾经所做的那样”。
有关论文中的损伤和其他方面的争论持续了几个月，之后转变成了激烈的论战。在一次外部调解人主持的电话会议中，这场论战最终达成了妥协。关于额叶损伤的论述会最终留在论文中，不过不会像早期的初稿一样如此突兀了。
2014年1月28日，《自然通讯》刊发了这篇文章，《病人H.M.大脑的事后析误——基于组织学切片和数字三维重建》（Postmortem Examination of Patient H.M's Brain Based on Histological Sectioning and Digital 3D Reconstruction）。安内瑟是第一作者，而科金和马修·弗劳斯也是作者之一。这篇论文中体现的研究成果，包括对于一处“眼窝前额皮质的局部损伤”的发现。这个发现被认为是“在大脑整体病理学的研究背景下，有助于阐明H.M.手术结果的新证据”。
这篇论文的发表看似显示出了安内瑟的胜利，不过这似乎是场得不偿失的胜利。
纽约会议后不久，麻省理工学院律师就开始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同行开始协商，最后草拟出一份材料转让协议，这个协议解决了大脑从波士顿转移到圣地亚哥期间所遗留下的问题。在合同的初稿中，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提出一个二八分的方案：也就是说，他们将持有大约20%的大脑，包括大部分由安内瑟的实验室加工的切片。而剩余的组织则交还给麻省理工学院，将其按计划储存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阿马拉尔的大脑银行中。麻省理工学院拒绝了这一提议，要求所有争议之中的材料，都必须转移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其中的“材料”，被定义为“大脑及其未经更改的衍生品，以及所有使用这些材料所制作的的其他物质”。这自然也包括安内瑟制作的切片。
9月18日，安内瑟所在学院的负责人发了电子邮件给他：
“如你所知，”他写道，“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一直在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律师协商，尽量试图让你保留至少20%的H.M.的材料……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坚持要立即征回全部的材料，倘若不按他们的意思来办，他们就可能会起诉我们学校。”他补充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首席法律顾问评估了这一事务，表示一旦提起诉讼，他并不相信能够在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官司中胜诉。
六周后，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部门的负责人给麻省理工学院的首席法律顾问写了一封信，她说校方同意“向麻省理工学院的代表转移所有的大脑组织”，而且她非常“希望这会带来一种彼此都满意的良好局面”。
大约时隔五年之后，雅各布·安内瑟乘坐那趟捷蓝航空的航班抵达波士顿后，苏珊·科金又重新掌握了病人H.M.的控制权。
2015年2月5日，安内瑟坐在他公寓的地板上，整理着亨利的大脑切片。那些原始未经加工的组织样本还在安内瑟实验室的冰箱里，但所有的切片都在他的家里。总共有2401块切片，装满了3个盒子，50个托盘。安内瑟每取出一个托盘，就仔细顺次对它进行检查。他寻找着其中的裂缝，检查它们是否变质，是否存在一些他必须提醒管理机构的任何问题。在许多切片的右下角，都有着他自己设计的激光雕刻标志。那是“大脑观测所”的草书体。他希望科金不要把这些雕刻给抹去了，不过他深知，这些都已经不在他的掌控之内了。
在一个星期前的1月29日，安内瑟已经向圣地亚哥分校递交了辞呈。“我遗憾地表示，对于H.M.项目的变故，这是唯一一个能够带来还算体面的结局的办法了。”他将辞呈递给了副校长。他已经决定不再战斗了。他觉得这所大学已然倒戈，不再愿意为他而战。他本可以以自己的力量、以自己所希望的方式继续战斗下去。那是他曾呐喊着让自己放手一搏的方式。他甚至一度告诉学校的人力资源经理，他宁可坐牢也不愿意放弃亨利的大脑。不过他感觉，整件事情已然脱离轨道。科金将大脑交给他，他为之倾注了多年心血。但他知道，这是一场他必然落败的战斗。这是一场涉及巨额金钱和大批律师的战斗。他对此无能为力。
他只能放弃大脑。他不得不忍痛割爱。
然而当这一刻真正到来，他很怀疑自己是否能够洒脱地放手。他很怀疑自己是否能控制住对这些切片的情感。他甚至感觉，仅仅是看着它们，把玩着它们，都像是往伤口上撒盐。而事实上，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都在担心同样的事情。安内瑟辞职之后，他致信麻省理工学院主管研究的副校长玛丽亚·祖贝尔（Maria Zu-ber），告知她自己已经辞职。还表示他希望彼此可以“就病人H.M.大脑剩余组织的未来计划进行合作”，安内瑟的大脑观测所，或许还能以某种方式持续地发挥作用。而这被麻省理工解读成了一种隐秘的威胁，关乎还存放在安内瑟那里的剩余大脑组织的安危存亡，因此这封信引发了两个学校的高管和律师之间的频繁信件往来。“我写这封信是为了表达我对麻省理工做出的关于H.M.大脑组织的一切研究成果的关心。”这出自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律师写给圣地亚哥分校同行的信件。“安内瑟医生写给祖尔贝教授的信件似乎暗示着，他可能会对脑组织的未来研究进行单方面行动。”而圣地亚哥分校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回复，表面上波澜不惊，但是背地里却暗流汹涌。“看来你也经历了一段被亨利大脑的轰动所逼疯的日子吧，”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位官员写信给他的另一个同事。“我认为在这事儿过后，我们都需要一段时间来好好放松。”
最后，安内瑟的前任院长声援了他，接着还向他在圣地亚哥分校的同事们致以令人宽慰的声明。
“我刚和雅格布通过电话，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他写道。“在所有的H.M.材料中，只有那些不需要冷冻或是其他保护措施的切片才被移送出了放射学成像实验室。而其他材料都还在实验室中，一直被妥善保存着。安内瑟会在下午4点，和那些切片一同在放射成像实验室中等待着你们。”
4点钟很快就要到了，而安内瑟仍然在打包着那些切片。每一件，对他来说都是精巧的工艺品，是他职业生涯的荣耀巅峰，是他苦心孤诣大量工作的产物。他想起过去几年中自己的旅程，从严冬清晨在马萨诸塞那拥挤的解剖室，到那般不寻常的捷蓝跨国班机，旁边的座位上便放着那个冷却器。从他向全世界直播那场切片，到牺牲大量私人时间整夜待在实验室，听着埃尼奥·莫里康内的歌曲，将那些漂浮在他跟前的小小粉色脑组织切片分离开来，最终安置在玻璃板上。
他知道，那就是他的全部自我了，他感到很难放手，因此他会竭力反对阿马拉尔和科金带走他的切片和数据。他渐渐懂得，对于科金来说，这是场关于控制和赞誉的战争；而对于阿马拉尔，这是为了获得他从未拥有的极其重要的收藏品。安内瑟若是对自己坦诚，那么他会承认，他曾考虑过把大脑留下，或者至少留下其中一些漂亮的切片吧。安内瑟的自我，给了自己一种主观的占有欲望，也是一种出离愤怒的感觉。现在他试图让这些感觉冷却下来。最近他开始练习瑜伽。在他的巅峰状态，他相信科学会是一种公众的信任。不过，这显然并不容易。每个人都乐于去谈论“开放数据”，但是当真的面临着这种情形时，有多少人愿意就此拱手让出他们耗费多年心血的产物呢？
他必须得试试看了。
情人节快到了，他一直在听一个网络广播电台，这个电台接连播放着一些对抗情人节的歌曲集锦，歌名都是诸如《你他妈的》（Fuck You）、《邪恶的女人》（Evil Woman）和《不再想你》（Over You）此类的。他一张接一张反复检查着那些脑切片，耳边放着苦涩的歌曲。接着，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他意识到，他的感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他意识到，他好像已经在某时某地，在某种意义上放弃了这场漫长而荒诞的奥德赛。看着那些脑切片，他开始想象着今后的50年甚至更漫长的时日，想象着会有一些满怀热忱、意气风发的年轻学生，或许会在某个地方拿着这样一张组织学艺术品将之放到灯光底下，啧啧称赞着它那长久犹存的历史感、精妙感和神秘气息，感叹道，这些艺术品可千万不要再被独占、被控制。
当天下午的晚些时候，安内瑟将切片放到了租来的卡车后备厢里，载着它们来到大脑观测所的原址，将它们交由早已和两位警官一起等候在那里的副校长，他们得确保一切都妥善进行。
思绪回到科金的办公室，我请求从她的角度来了解这个故事，想知道她是如何看待这场大脑争夺战的。
“我并不想谈论到这事儿。”她说，“你知道我们曾进行了一个大脑的捐赠仪式，对吧？这就已经说明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