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利金：参议院，我能够做的就是……

肯尼迪：我知道，你很熟悉医学历史上的其他案例：塞麦尔维（Sem-melweis）医生看到由于手术细菌感染导致的出生缺陷，他被流放了，结果证明他是对的。莫顿（Morton）医生也被流放了，因为他相信乙醚。他是对的。哥白尼（Copernicus）认为地球并非宇宙中心。而他也受过苦。如今，为什么你认为你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

布利金开始胡言乱语，被肯尼迪那讽刺的提问打乱了阵脚。他告诉肯尼迪，他自己更像是这些医学上的标新立异者。肯尼迪所提及的不仅仅是额叶切除术。他指出，那些额叶切除术医生在医学界都有很高的地位。

“反精神外科手术的人更像是上火刑柱的人，”布利金说，“而不是那些精神外科医生。”

布利金之后说完了证词。听证会之后，肯尼迪赞助了一笔钱，创建了一个国家委员会，来调查精神外科手术是否应该在美国继续被准许。

1984年2月25日，我外祖父和他第二任妻子海琳（Helene）从他们在康涅狄格州发明顿（Farmington）的家里，出发去参加他妹夫在宾夕法尼亚州新希望镇（New Hope）举办的生日聚会。

他当时已经77岁了，仍然是一位执业的神经外科医生，也许是全国最老的神经外科医生。他没有想过停下，他曾经写道，他没想过停下，直到上帝或某人打倒了他，尽管年龄使得他的技术有所下滑。在之前的几年，他和哈特福德医院的管理者之间关系紧张。他们都担心他会犯错误，担心这错误所导致的结果。不久之前，他在手术室里做手术，处理病人的脊柱，他靠着切口，用他定制的工具移开脂肪和肌肉层。随后，他停下了，瞟了一下护士。

“哪一边是头部？”他问道。没有人确定他是否在开玩笑。

神经外科的主任当时是一位名叫詹姆斯·科里亚斯（James Col-lias）的年轻神经外科医生，外祖父在20年前聘用了他。医院把科里亚斯放到这样一个尴尬的职位上，试着通过他加强对其导师、前任老板所犯错误的监督，并限制他所执行的手术的数量和种类。科里亚斯和外祖父有过一系列的会面，之后科里亚斯给我外祖父写了一封信，信头上印着哈特福德医院的新准则：

1.手术权仅限于椎间盘和腕管手术，没有例外。

2.每天只允许安排一个有选择性的手术案例，只能在规定的手术时间执行。

3.下午5点之后，不得安排有选择性的手术。

4.在任何时间，没有神经外科员工或助手的情况下，不得执行任何手术。

5.对于一切需要在晚间（下午5点之后）、周末（周六和周日）、节假日进行手术的急诊案例（包括安排的手术的并发症），都交给待命的神经外科主治医生。

6.不允许在星期六安排有选择性的手术。

7.这些限制将会由科室主任定期查阅，他能在任何时间自由增加、删减、修改这些准则。威廉·斯科维尔违反以上任何一条准则，将会立即取消他的手术权。

外祖父同意了所有限制准则，尽管最终科里亚斯发现，他偷偷在附近的另一家医院获得了全部的神经外科手术权，以便能继续做脑手术。

1984年，他是否还在做额叶切除术，这一点并不清楚。国际精神外科学会在一年之前解散了，但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外祖父已经不需要它的支持了。1977年，肯尼迪在1973年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建立的国家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的国家保护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完成了其报告。报告并不像布利金和其他积极分子所希望的那样，宣布精神外科手术应该被禁止，反而经委员会“全体一致决定，在当下环境下，精神外科手术可以适当地执行”，而且“精神外科手术不应该被禁止”。委员会得出这个结论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麻省理工所带领的一项政府资助的研究，这项研究调查了数百名接受额叶切除术的病人，试图找出“这些手术所带来的副作用”。这是麻省理工所主导的最大的一次调查，其在委员会的要求下进展很快，委员会接受了其研究结果。这些结果让很多人都感到震惊。在仔细检查这些额叶切除术病人的“神经和精神后遗症”后，麻省理工的研究员并没有发现这种干预手段的“任何明显代价”。

很巧的是，麻省理工的文章的主要作者之一就是苏珊·科金。

精神外科手术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这一点并不确定，尽管似乎很清楚的是，新一代精神外科医生能够聚焦到更为有选择性的损伤，并且对大脑加以最小化的电刺激。在很多方面，这都是我外祖父在1953年的论文《人类的边缘叶》（The Limbic Lobe in Man）的预言的实现，他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提到病人H.M.。在文章结尾，他推测，“或许在未来，神经外科医生们能直接对下丘脑进行电刺激治疗，这样一来，就能让精神分析降格到它所本应待着的科学边缘了。”

尽管外祖父很少沉浸在反思当中，但在他事业晚年，他肯定也感到满足，他倾注了一生心血的学科以某种形式在继续发展。瓦尔特·弗里曼和外祖父开创的那种精神外科手术几乎已经消失了，但对心灵的手术还在继续进化。

另一方面，外祖父的个人生活和十几年前没有什么差别。他仍然喜欢做手术，而且尽可能花很多时间去做，即便他的技术退步，而且限制准则成堆。他一直都善于违反规则，而且非常享受走在边缘的感觉。外祖母抚养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开始过上自己的成年生活，而他也和他第二任妻子组建了新的家庭，他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了他在耶鲁大学的生物学班级里，他写道，自己当下的兴趣点就在“我那比我孙子还年轻的新孩子”身上。他仍旧喜欢跑车。事实上，两周前，他给他儿子巴雷特写了一封信，让他帮忙问问一辆欧洲跑车的情况。巴雷特住在法兰克福（Frankfurt），在当地的一个制药公司工作。

“让你帮我调查车辆信息这事弄得我很紧张，”他写道，“自我们上次谈话之后，我的兴趣大大增加了，我尽量不让自己去想它。我一辈子都在梦想有一辆好车。”他列出了他最感兴趣的一些车，包括宝马M635CSi、保时捷卡宴（带可拆卸式车顶的）、带扁平轮胎的保时捷944.他给了巴雷特一些德国名字，这些人可能可以加速出口进程，并且在信的结尾还写了一句急迫的请求：“你能把这个问题当作你最优先解决的问题吗，因为我梦想着在我死之前能够再有一辆跑车。”

外祖父最终没有得到他梦想中的跑车。在他去妹夫的生日聚会的路上，他走错了出口，停下了他为这次旅途选择的车（一辆相对沉稳的本田序曲），开始倒回新泽西收费站，往岔路口倒着车。

他的车被另一辆车撞了。他的妻子受伤不严重，但他当场死亡。

1968年，布伦达·米尔纳和苏珊·科金合作了一篇文章，名为《对海马遗忘综合征的进一步分析：对H.M.的14年追踪研究》（Further Analysis of the Hippocampal Amnesic Syndrome:14Year Follow-Up Study of H.M.)。文章谈论了当亨利在做一些新测试时，所表现的细节，比如他做了一个名为《戈兰不完整图片测试》（Gollin Incomplete Pictures Test）的测验，测验要求他试着辨认出某件物体的图像，即使图像是不完整的。比如说，他会看到一张飞机的图像，只有机翼、机身、机尾的一些模糊轮廓。如果他无法辨认出来，他就会被展示以同样图片的另一个版本，只是这一次的图片变得更为完整了。每张图片都有五个版本，最后一个版本是完整的。和期待的一样，第一次接受测试时，亨利的表现和非遗忘症控制组的表现一样。“这个结果进一步证明了，H.M.的感知觉能力几乎未受影响，”米尔纳和科金写道。当她们一个小时之后再次给亨利做这个测试时，他的表现有所进步，但不像正常有记忆的人那样进步那么多。“第一次接受测试时，”她们总结道，“H.M.的表现几乎和控制组没有差别，但是在重测中，他的进步明显比控制组要小。”

这是米尔纳写的最后一篇有关H.M.的文章。当时，她的兴趣已经转向了其他病例和其他神经心理学难题。多年之后，在我与米尔纳的一次谈话中，她这样描述她与科金的关系：“我已经得到了所有我需要的认可。我获了奖，得到了很多。我一生不止研究了H.M.。因此，你知道的，我希望也有很好的发展……不可否认我确实在H.M.身上完成了基础的工作，而且她是我的学生。”米尔纳又补充了一点她的看法，“科金是一位能干、谨慎、认真的科学家，但不是非常有创造力。我觉得她自己也会承认这一点。我也有一些其他更有创造力的学生，但是没有比她更专注的了。”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1968年的论文并没有特别启发之处。正如之后十几年中大多数科金与亨利的工作一样，这篇论文提炼了米尔纳早年的开创性发现，而自身并没有什么突破。然而，这篇论文在关于亨利是如何体验这个世界方面，有个单一的突破性描述。

“每一天都是独自一人，”他说道。“不论我有什么样的快乐，也不论我有什么样的悲伤。”

每日。

每周。

每月。

每年。

它们留下了痕迹，有的很淡，有的很重。

它们都沉积了下来。

它们编入了我们的心灵里，成了一系列的因果链。

它们变成了故事。

最后，这就是亨利和我们之间的不同：亨利不再能留在当下，不再能产生新的记忆，这也意味着他不再能讲述甚至理解故事，至少不能理解那些持续不止几个月的故事。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做到的还不止这些。

我们可以改变故事。

有时候，你发现某些事情正在无法挽回地改变，你对过去的理解，加上新的视角，就会开始质疑过去的理解。

这种改变在一座疯人院的文档中、在科学家的办公室中、在图书馆的地下层中发生着。

或者说，当你坐在一位老人家里的脚凳上，听着他回忆起你外祖父的某些印象，这些改变也会发生。

有时候，你所以为你了解的一切，你所以为你讲述的故事，几个词就能改变这些。

“每个人都很喜欢比尔，”卡尔·普利布拉姆说道，“他是个受人喜欢的人。但是……”

他停顿了。

“我觉得，给自己的妻子做精神外科手术的人值得怀疑。因此，我对这一点的看法有所保留。”

他告诉了我他所知道的，或至少他能记得的。

他觉得，那次手术应该发生在1950年左右，那种手术正是眼眶环切术，更准确地说，是我外祖父发明的一种伤害不那么大的额叶切除术。手术是在哈特福德医院执行的，而不是在生活研究所做的，普利布拉姆认为，这部分是因为，自己是生活研究所的研究领导，他已经表达了对这个计划的伦理限制。

在我的采访过程中，凯瑟琳·内维尔和全职看护人马琳（Mar-lene）都一直坐在我旁边，她们都告诉我，她们记得，卡尔曾告诉过她们，自己有一位精神外科同事，他给自己的妻子做过手术。

“我之前不知道那就是你外祖父。”内维尔说道。

我坐在那里，钢笔停住了，头脑在飞速运转。这有可能吗？我回想过去的那段历史。我外祖父给上百位有着和我祖母同样症状的女人做过手术，为什么他不会给自己的妻子做同样的事情？倘若他相信着自己所做的事情，倘若他觉得自己能有所帮助。

但是，他能一直保守秘密吗？

我还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在一次感恩节晚餐上，外祖父坐在桌子的主位上，他的第二任妻子坐在旁边，而我外祖母沉默地坐在远处。我很难知道我外祖母当时的疾病。那不是一个家庭能直接讨论的话题。直到我青年的时候，我才了解到了一些信息片段：我知道尼尼曾经疯掉过，她一直在吃氯丙嗪来治疗其症状。尽管如此，直到我着手写这本书时，我才了解到某些真实而沉重的细节。我所揭露的内容不仅让我非常震惊，而且让我母亲也很惊讶，我母亲对于外祖母的疾病和治疗的了解，几乎和我差不多。外祖父一开始就对他妻子疾病的细节保密。外祖母疯掉之后，外祖父写给他父母的第一封信就以一个请求结尾：“请不要把这些告诉任何人——甚至不要告诉爱丽丝（Alice）阿姨（除非你能确保，她不会和切尼斯家说）。”切尼斯家是我外祖母隔壁的一户人家。

但是，这个秘密怎么会保守得如此之深，以至于超出我的想象？

我知道一些先例。疯狂一直都是一种污点，很多住院的情况都会被隐瞒起来。有些家庭很善于将整个生活都隐瞒起来：1973年，当泰德·肯尼迪参议员主持精神外科手术听证会时，还有一个没有公开的事情，即肯尼迪的妹妹罗丝玛丽（Rosemary）在30多年前，也就是1941年，也接受了瓦尔特·弗里曼和詹姆斯·瓦茨的额叶切除术。罗丝玛丽的手术失败了，她直到去世都住在研究所里，深受伤害。

我也知道，额叶切除术的病人并不会记得做过手术，当被问起时，他们也会否认接受过手术。倘若外祖父真的给外祖母做过手术，她可能都不知道。她的大脑可能带着这个伤口，但她的心灵却全然不知。

“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普利布拉姆说道，“他做了当时他觉得没问题的事情：他给他妻子做了额叶切除术。而她变得更加温顺了。他成功地得到了他想要的——一位温顺的妻子。”

几个月后，我试图证实普利布拉姆告诉我的事情。我去寻找证明事情发生过的证据，或是事情没有发生过的证据。我什么都没有得到。外祖母的医疗记录不存在了，她的尸体已经下葬了。我询问的人们要么不知道，要么不告诉我。我盯着那些老家庭照片，试着认出浅淡的伤疤。当然，我告诉了我母亲，这也让她震惊了。我母亲说，如果外祖父做了这种事，那么他肯定也是出于好心。我告诉了丹尼斯·斯宾塞，他是外祖父的前住院医生，之后成了耶鲁大学神经外科的领头人。

“我从没有听说过，”他说，“但这并不让我觉得惊讶。这听起来像是比尔会做的事情。”

我能够确定的事情是这些：外祖母并不是一位温顺的妻子。至少，普利布拉姆在这一点上错了。

不论如何，不论她疯掉之前发生了什么，不论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她接受了电击治疗、水疗、发热室治疗、氯丙嗪治疗，还有手术治疗吗？

不论他们在生活研究所里对外祖母做了什么，不论那又多糟糕，不论他们拿走了什么：留下的都很强烈。

1957年，也就是外祖父和布伦达·米尔纳发表他们关于亨利论文的同一年，外祖母去了内华达州（Nevada）的里诺（Reno）。她走进了当地一家店铺，这家店铺专办快捷、无矛盾的离婚业务。她填写了他们给她的所有表格。那个工作人员赚了她的便宜，告诉她，留下结婚戒指是个会带来好运的习俗，让她把戒指放到柜台后面的箱子里，她那么做了，尽管她本可以卖掉戒指换点钱。但是，也许这是值得的，丢掉它然后离开。

她离开了外祖父，自己搬到了纽约城。

当时，她的孩子都已经去上大学了。

她从头开始。

她在上东城（Upper East Side）买了一间公寓，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广告公司当助手。最终她获得了矫正阅读的硕士学位，并且在一所学校教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

她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并且有了自己的孩子。她是一位很好的外祖母。我还记得，我12岁时去了一次纽约，我求她带我去看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的新片《独闯龙潭》（Com-m and o），因为这是一部R级电影，我没法自己一个人去看。她并不喜欢这部电影，但是她去了。我记得，她靠过来问我，施瓦辛格的肌肉是不是真的。

在工作之余，外祖母在一个叫做灯塔（Light House）的组织里当志愿者，她在那里给盲人读书，那些盲人所丧失的东西，对我们其他人来说都是清晰可见的。

我们丧失的有些东西则更加微妙、更加隐秘、更加秘密。

而我们的力量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