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那场灾难大概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因为我禁不住劝说，将日耳曼帅印交给了瓦卢斯。他是我妻子的远房亲戚，从前也替提比略做过些事。那是我人生最严重的错误之一，而对一个我不知底细的人授以那样的大权，也是我记忆中绝无仅有的。
瓦卢斯到了那北方行省简陋原始的边疆上，仍然想象自己可以生活在叙利亚般的豪华舒适里；他对军中士卒依旧不闻不问，却开始信赖那些精于逢迎的日耳曼外省人，让他们张罗出一种与他在叙利亚习惯的声色享受差可比拟的生活。这些奴才里最主要的一个是切鲁西人阿米尼乌斯，他曾服役于罗马军队，受赏获得公民权。阿米尼乌斯虽是蛮族出身，却能说流利拉丁语，他博取了瓦卢斯的信任，企图进一步实现他本人对分散的日耳曼各族的权力野心；当他摸清瓦卢斯的轻信与虚荣，便给他虚假的情报，说远处两支部落考契人与布鲁克特里人起兵叛变，正向南方横扫而来，危及行省边界的安全。狂傲鲁莽的瓦卢斯罔顾他人劝告，抽调夏季扎营于威悉河畔的三个军团，朝北边进军。阿米尼乌斯早有精心的策划；正当瓦卢斯带领军团穿越森林与沼泽向莱姆戈行来，按照阿米尼乌斯的预告而准备就绪的蛮夷部落冲向了疲惫的军团。突然袭击令我军措手不及，无法维持有序的抵抗，密林与雨水与沼地也使他们晕头转向，终于全军覆没。三日之内，一万五千名士兵被杀或被俘；有的俘虏遭蛮人活埋，有的被钉上刑架，还有的被蛮族祭司奉献给北方诸神，随即被斩首，首级搁在圣林的树上。仅有不足一百名士兵从袭击中逃脱，他们报告了灾难的经过。瓦卢斯或是被杀，或是自裁而亡，说法不一。无论如何，有个名唤马若波杜乌斯的部落酋长将他的首级交还到罗马给我，这是出于惶恐的虔敬抑或狂喜的讥讽，我不得而知。我将瓦卢斯可怜的遗骸体面地收葬，倒不尽是为了他的灵魂能够安息，更是为了那些由于他的权威而陷于灾难的士兵。野蛮人依然在北方等待。
在莱茵河获胜后，阿米尼乌斯没有乘势追击的聪明；在北方他已经势不可当——从莱茵河河口几乎到它跟易北河交汇处——却仅仅满足于抢劫四邻。次年，我让提比略统领日耳曼各军，因为当初是他说服我任命瓦卢斯的。他自知对灾难有责任，也清楚他的前途取决于能否平定日耳曼人，让战乱的北方诸省恢复秩序。他成功做到，大半是由于仰赖了久经行伍的百夫长与军团保民官的经验，而非自行谋划的缘故。因此现在，北方有了一种不安的和平，只是阿米尼乌斯未被收服，仍在他扰乱过的边界之外的某处荒野里。
辽远的东边，比印度更遥迢、罗马人未曾踏足的未知世界之中，据说有一片土地，那里接连无数个朝代的国王们修筑了一道坚壁长墙，在他们北方全境的边疆上延伸千百里，保护他们的王国不受其蛮族邻居的侵犯。也许这传说是某个冒险者的狂想；也许根本就没有这么一片土地。无论如何，我承认，在我们那些既征服不了、又安抚不了的北方邻居令我头疼时，我想到过这样一个计划。但我知道它没有用处。时间的风雨终究会粉碎最结实的石头，至于人类心灵，任何筑起的墙都无法防范它自己的弱点。
因为造成一万五千罗马士兵被屠杀的，不是阿米尼乌斯的匪帮，而是瓦卢斯的弱点，同样也是这个骄奢的罗马人，从阴间招致了更多人成千地被屠杀。野蛮人在等待，而我们在温柔乡之中日益虚弱。
又到了夜里，是航行的第二夜，我也越来越清楚，它也许会变成我最后的一夜。相信我的头脑尚未和身体一样不中用，但我得承认，我还来不及留意黑暗的入侵它就漫了上来；我这才发现自己呆呆向西望着，一无所见。此时菲利普斯再也难抑焦灼，走到我面前，带着他那种略显粗暴的态度，让他自己的害羞与不自信暴露无遗。我准许他用手贴着我的额头，掂量发烧的程度，还回答了他几个问题——其实没说实话。但是当他试图坚持要我下到舱中房间歇息，避开夜凉的时候，我就扮起任性乖谬的老头子，假装发火。我中气十足，倒让菲利普斯相信了我没事，传人从舱中取来毛毯，我答应会裹在身上。菲利普斯决定待在甲板上，随时观察我的情况；但他迅速打起瞌睡，此时此刻，他蜷缩在光光的甲板上，头枕在交叠的臂弯里，睡梦中仍带着青年那种动人的信念与完整，确定他明早会醒来。
我现在看不见它了，但先前，黄昏的雾气还没从海上腾起笼罩住西边的天际，那时我觉得我能辨认出它的轮廓，大海环绕之中的一个暗点。我相信自己看见了潘达特里亚岛，我女儿被流放而受苦多年的地方。她已经不在潘达特里亚了。十年前，我判定情势已经可以让她安全回到意大利大陆上来；她如今住在卡拉布里亚的村庄雷吉奥，靴形意大利的足尖上。已经有不止十五年，我没有见过她，没有提及她的名字，也不许别人当着我谈起她还活着。那对于我太过痛苦。但是那沉默只坐实了又一个将我困囿于自己一生的角色。
大约三十年前我颁布了一套经元老院通过的婚姻法律，在我的敌人们看来，我最终作茧自缚般用上了它，他们感到快心的原因不难明白；就连我的朋友们也感到必须对我抱怨这些法律。贺拉斯有一次对我说，法律没有力量管束人类心灵之中私密的激情，而唯有不去支配人类心灵的人，譬如诗人或哲学家，可能劝服人心去追求德行。也许在此事上我的敌人与朋友都是对的；那些法律并没有使大家践行美德，而我从贵族集团中的古板守旧阶层赢得喝彩所换来的政治优势，也转瞬即逝。
我不至于糊涂到以为自己关于婚姻与通奸的法律会被遵守；我就没有遵守，我的朋友们亦然。维吉尔呼唤缪斯襄助他写《埃涅阿斯纪》，并不是实实在在地相信自己所呼唤的女神；那是他学到的一种开启诗篇的方式，一种宣告意图的方式。所以我颁行的那些法律，意图并不是要人遵守它，而是要人仿效它；我相信德行不可能没有德行的观念便产生，而有效的德行观念，必然要先存在于法典之中。
我当然错了；世界不是诗篇；这法律没有实现其既定的意图。然而最终它对于我是有用的，不过我未曾预见是那样的效用；我立法以来始终没有追悔。因为是这法律救了我女儿的性命。
当人年龄愈长，世界对于他愈发变得不相干以后，他会愈来愈多地思索那些驱动他穿过时间的力量。对这个向自己的宿命挣扎而去的可怜生物，众神无疑是漠不关心的；他们对他言说的方式如此拐弯抹角，最终他必须自己决断他们预示的含义。我履行祭司职务时，验看过上百只兽类的肝肠，并在占卜师的辅助下发现或发明了在我看来切合我意图的各种朕兆；我得出结论，如果确实有神明，他们也无关紧要。倘若说我鼓励了民众信奉古老的罗马神祇，我这么做是出自必要，并非怀有教义的信念，果真觉得众神各自司掌归于他们的那些势力……也许你究竟是对的，亲爱的尼古拉乌斯；也许只有一个神。但如果确是如此，你的命名错了。他的名字叫偶然，他的祭司是人，那祭司唯一的牺牲最终必定是自己，他可怜而分裂的自己。
诗人明察诸事，比多数人更其知道这一点，尽管他们表达这种知识的方式在某些人看来是琐碎的。从前我同意过你的看法，他们过多谈论爱，对一件至多不过是愉快消遣的东西估价过高；但我不再确定那同意是明智的了。我又恨又爱，卡图卢斯这样谈起克洛狄娅·普尔喀，她的家族使罗马满城风雨，在她死后还长久祸及我们的时代。那是不够的；但又有什么更好的方式，会让我们开始发现那个对世界所给的从不完全满意或不满的自我？
请你原谅，尼古拉乌斯；我知道你不会同意，你也无法讲出你的不同意；但我近年有时觉得，也许可以围绕爱的观念构建一个神学体系甚或宗教，如果这观念能拓展到比通常的想法宽广，而且是从特定的途径去接近的话。现在我没有能力这样做了，不过，这股神秘之力以其众多式样在我身上存在多年，我始终在审视它。也许我们给予这股力的名字不恰当；但若是这样，我们给予所有较为简单的神祇的名字，说出的和不说出的，也都同样不恰当。
我逐渐相信，每个人一生中迟早会有个时刻令他知道——无论他还懂别的什么，无论他能否说清自己所知——那件恐怖的事实：他是孤单的、分离的，他除了是他可怜的自我，就不能是别的什么了。现在我看看我细瘦的小腿、手上枯槁的皮肤、布满老人斑的松弛肌肉；我很难相信，这身体曾经借着另一个身体来出离自己，另一个身体也借着它如此。有人向这瞬间的快乐献上他们全部的生命，当身体出现必然的衰退时，就变得怨怼而空虚。他们怨怼而空虚，因为他们只认识那快乐，却不认识那快乐的意味。因为与我们可能以为的相反，情欲之爱是全部种类之中最不自私的一种；它追求与他者合一，从而逃离自我。这种爱当然会最早消亡，随着承载它的身体衰退而衰退；无疑由于这原因，许多人觉得它是各种爱之中最卑下的一种。但是恰恰因为它会消亡，我们也知道它会消亡，它才更其珍贵；而且我们一旦认识了它，我们就不再无可回归地受困并放逐于自我之内了。
但是单有它不够。我爱过许多男人，但从不像我爱女人那样；男人对少年的爱是罗马的一种风俗，你不无惊奇地观察过它，我相信你也不无反感，而我对这种行为的宽容使你困惑，更困惑你的也许是，尽管我宽容它，自己却没有参与其中。然而这种实际是友谊的爱，在我看来，最好是与肉体的快乐不相掺和；因为抚摸属于自己性别的身体即是抚摸自我，因此便不是自我的逃离，反而是囚禁于自我之中。因为人爱一个朋友时，并不变成他者；他还是他自己，沉思着一个他永远不会成为的人的秘密、那些他从未成为的自我的秘密。爱一个孩子也许是这秘密最纯粹的形式；因为那孩子里面有他难以想象的各种潜质，那个自我，最大程度地远离着观察者。我对养子们和孙辈的爱在熟悉我的人当中是一件笑谈，被看成是一个别方面理智的人的放纵、一个别方面负责任的父亲的感情用事。我并不这么看。
好些年前的一天早晨，我从圣道走向元老院议政厅，准备在那里演说，对我女儿定下终生放逐的罪名。路上我遇见了一个童年的相识，她叫希尔提娅，是我从前的奶妈的女儿。希尔提娅待我如同己出，十分爱护，因其忠诚的侍奉获得自由身。我五十年没有见过她，要不是她脱口说出一个我当年的小名，也不会认得她。我们谈起彼此童年的日子，一时间，我身上的成熟稳重都消失了；我在悲伤中差点对希尔提娅讲出我必须做的事。但是她说着她的孩子们、她的一生，还说起她回去过出生的地方，好让自己能带着往日青春的美好回忆终了此生，我看着她平静的脸色，我说不出来。为了罗马与我的权威，我要对亲生女儿定罪；我想到，假使希尔提娅有权力做这个抉择的话，罗马会倾覆，孩子会留下。我说不出来，因为我知道希尔提娅不会明白我的迫不得已，那会给她短短的余生带来烦恼。一时间，我又成了个孩子，在我感到深不可测的一种智慧面前哑口无言。
跟希尔提娅那次重逢以来，我想到，与他者的融合由于其感官快乐而迷醉我们，却有一种爱比它更加有力与持久，而较之于我们从中沉思他者之秘密并因此变成自己的柏拉图式的爱，这种爱也同样更加有力与持久；情妇会变老，或撇下我们而去；肉体会衰退；朋友会死；孩子会实现——因此叛离——我们最初从他们身上看见的潜质。这种爱，亲爱的尼古拉乌斯，你一生有很多时候沉浸其中，我们的诗人在它之中最为幸福；学者对他的文献、哲学家对他的观念、诗人对他的词语，都是这种爱。因此奥维德流落在北方的托米斯并不孤单，你选择在遥远的大马士革将余生投入著作，也同样不孤单。如此纯粹的爱不需要一个活着的对象；于是它被公认为形式最高级的爱，因为它的对象是接近绝对的。
然而从一些方面看来，它也许是形式最卑下的爱。因为如果我们剥去常常堆砌在这概念上的词藻，显露出的只是一种权力之爱。（原谅我吧，亲爱的尼古拉乌斯；让我们假装再一次进行着我们从前喜欢借以自娱的那种争辩。）哲学家对于其读者脱离形体的心智有这种权力，颂诗人对于其听众活生生的头脑与心脏有这种权力。如果被这种指定权力迷住的心智与精神昂扬奋起，那也是偶然的，并不属于这种爱的根本，甚至不属于它的目的。
我开始明白是这样一种爱多年以来驱策着我，虽然我一直出于必要掩盖事实，令我自己也像别人一样不知。四十年前，我三十六岁的时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向我奉上奥古斯都的称号；二十五年后，我六十一岁的时候，也是我将女儿放逐出罗马的同一年，元老院和人民给了我祖国之父的称号。它相当简单贴切；我用一个女儿交换了另一个，收养的女儿对此予以承认。
西边，在黑暗中，有潘达特里亚岛的所在。尤利娅住过五年的小别墅如今无人栖居，依我的命令废置。风吹雨打之下，它正在被时间慢慢腐蚀；再过几年就会开始倾圮，时间会像消灭一切那样，将它消灭。我希望尤利娅原谅了我免她一死，就像我原谅了她想过要我死那样。
因为那些你肯定听说过的传闻是真的。我女儿参与了那场阴谋，目标是刺杀她丈夫，并谋杀我本人。于是我搬出那些尘封不用的婚姻法律对她处以终身流放，好让她不会由于她那希望用叛国罪审判她的丈夫提比略的秘密手段，而被处以死刑。
我经常思忖，不知我女儿是否认识到她自己有多么难辞其咎。我知道我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尤利乌斯·安东尼的死讯令她迷乱而悲伤，她当时无法承认。我希望她永远无法承认，终此一生都相信自己是激情的牺牲品，因激情而沦落，不相信她参与了一场阴谋，这阴谋肯定会造成她父亲的死，也几乎肯定会毁掉罗马。第一件事我可能容许，第二件事我不能。
我对我女儿可能感到过的怨恨，我都抛开了，因为我逐渐明白了虽然那阴谋她有份，尤利娅身上有一个部分始终是小孩，爱着那个也许太宠惯她的父亲；必定有一个部分让她害怕地退缩，不做她感到自己最终被迫要做的；有一个部分让她在雷吉奥的孤寂中，依然记得她曾经所是的那个女儿。我逐渐明白了人可以盼着另一个人死，同时不觉稍减地爱着牺牲者。曾有一时我习惯将她喊作我的小罗马，这称呼受到很大的误解；其实，我是寄盼我的罗马会成全我在她身上看到的潜质。最后，两者都背叛了我；但是我无法因此减少爱她们。
我们停泊处的南边有卢克林湖，从前为了让罗马舰队能保护民众，正直的意大利人疏浚了这湖，如今它向罗马富豪的餐桌供应牡蛎；尤利娅在荒芜的卡拉布里亚海岸的雷吉奥憔悴委顿；而提比略将会统治世界。
我活了太长时间。那些可以继承我的事业来为罗马的生存而奋斗的人已经全都死了。马尔凯鲁斯，我最初将女儿许婚的人，死在十九岁；马尔库斯·阿格里帕死了；我的孙儿们，阿格里帕与尤利娅的儿子盖乌斯、卢基乌斯，死在为罗马服务之时；提比略的哥哥德鲁苏斯既比弟弟能干又较为平和，我将他抚为己出，他死于日耳曼。如今只有提比略还活着。
我毫不怀疑，我女儿落到如此命运，提比略比任何人更加负有责任。他不会犹豫让她涉入算计他和我的性命的阴谋，他也会乐于看见元老院通过对她的死刑判决，同时装出哀痛与懊悔的举止。我对提比略除了鄙视没有别的态度。他灵魂中央有一种怨毒，无人可知其深，他的为人有一种刻骨的、没有一定目标的残忍。无论如何他不是个弱者，也不是个蠢人；而残忍在皇帝身上是比软弱或愚蠢要轻微的缺点。因此我将罗马遗留给提比略的恻隐与时间的偶然。我别无选择。
八月十一日
夜里，我没有离开躺椅，注视着星辰在它们永恒的旅程中缓缓移过巨大的天穹。拂晓时分，几天里第一次，我睡着了一会儿，做了个梦。我处在梦境的奇异状态，自知是梦，却感到其中有一种真实，嘲弄着清醒时的人生；我希望记住那另一个世界的轮廓，但我醒来以后，梦的记忆便在明亮的早晨消弭无踪了。
是船上人员的窸窸窣窣，还有一种遥远的歌声将我唤醒的；迷糊中，我一时想到荷马写得极美的众海妖塞壬，想象自己被绑在这条船的桅杆上，听见一种超乎想象的美妙呼唤，无力抵抗。但那不是塞壬；是一条从南边亚历山大港向我们徐徐航来的运粮船，埃及水手们身穿白袍，头戴花冠，立在甲板上用他们本土的语言唱歌，一面靠近我们；早晨的轻风将熏香在烧的麝香味道向我们送来。
我们有点迷惑不解地注视他们靠近，直到那条令我们的船相形低矮的巨船来到近处，我们才看清那些人黝黑的笑脸，然后那船长起步上前，向我呼名致敬。
我有点艰难地（但我大概连菲利普斯都瞒过了）从躺椅上起来，走到甲板边缘，倚在阑干上对船长的问候回礼。看来，这条船在普泰奥利与那不勒斯之间的港口卸了货，听说御驾去此不远；水手们希望在启程返回他们遥远的乡土埃及之前，向我致以问候与感谢。两船相距很近，我不必喊叫，也能清楚看见船长的深色脸。我问了他的名字；他叫坡忒利俄斯。水手们继续低沉地唱歌之际，坡忒利俄斯对我说道：
“您给了我们航行诸海的自由，因此给了罗马以埃及丰赡的物产；您清除了海上的匪盗，他们的行径，曾经令那种自由只是空谈。因此埃及的罗马人得以繁盛，可以放心地返回乡土，知道唯有风浪的变故能危及他们的安全。为了所有这些，我们向您致敬，祈求众神让您的晚年享有幸运。”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坡忒利俄斯对我讲的是一种生硬的、却也还过得去的拉丁语；我想到倘若在三十年前，他讲的会是埃及人的通俗希腊语，那么我就要摸不着头脑了。我答复了船长的感谢，对水手们说了几句话，又指示菲利普斯去张罗，让船上人人都得到一些金币。然后我回到躺椅上，从那里注视着巨大的货船徐徐离开我们，向南驶去，在风中张着满帆，水手们又挥手又欢笑，为自己平安的归航而高兴。
现在我们也同样向南航行，我们不那么笨重的船在波浪上跳舞。阳光逮着小浪尖儿上的晶莹白沫，波浪轻轻拍打我们的船身又对它私语，蓝绿色的深海几乎好像在游戏；我现在可以说服自己了：我的一生到底有某种匀称、某种意义；对这个我现在可以无憾离开的世界，我一生带来的恩惠大于伤害。
罗马的秩序如今在世界各地盛行。也许日耳曼野蛮人在北方等待，帕提亚人在东方，其他人在我们尚未知晓的边疆之外；假如罗马不沦陷于他们，它终究会沦陷于谁也逃脱不过的野蛮人——时间。但是现在，若干年之内，罗马的秩序会盛行。它盛行于每个重要的意大利城镇、每个殖民地、每个行省——从莱茵河与多瑙河到埃塞俄比亚的边界；从西班牙与高卢的大西洋海岸到阿拉伯沙漠，到黑海。在世界各地我都开设了学校，让拉丁语和罗马制度为人所知，也保障了那些学校的兴旺；罗马的法律调和了外省风俗的无序残忍，正如外省风俗也对罗马的法律有所修订；世界敬畏地仰视着我前来之时用塌陷的泥土堆起、如今用大理石建成的罗马。
我先前那些绝望之词，现在看来与我的成就并不相埒。罗马不是永恒的，这无妨。罗马将会沦陷，这无妨。野蛮人会来征服，这无妨。曾经有过罗马的一瞬，它将来不会完全死灭；野蛮人将会变成他征服的罗马；那语言将会驯服他粗野的土话；他毁掉的景象将会在他血里流淌。盐海不舍昼夜载着我这孤舟浮沉，在和它一样不知止息的时间里，那代价是无有的，小于无有。
我们靠近卡普里岛了。它在晨曦中珠宝似的闪光，像湛蓝大海中升起了一颗深色翡翠。风歇了，我们仿佛在空气中飘游，接近那个让我度过许多愉快时光的闲静之地。岛上的居民——他们都是我的邻人朋友——已开始纷纷聚集在港口上；他们挥着手，我能听见他们的声音在呼唤。欢欣地，他们欢欣地向我呼唤。很快我就要起身回答他们了。
那个梦，尼古拉乌斯；我想起了我昨夜的梦。我梦见我又去了佩鲁西亚，那是卢基乌斯·安东尼反叛罗马政府期间。我们整个冬季封锁着那城镇，希望迫使卢基乌斯投降，避免罗马人的流血。我们的士卒因为长时间等待而厌倦沮丧，有哗变之虞。为了鼓舞军心，我下令在城墙外面建一座祭坛，向朱庇特献上牺牲。梦是这样的：
一头从未套轭犁田的白牛，被助祭的众人牵到祭坛前；它双角镀了金，头上挂着月桂叶编的环。绳索很松，牛自愿上前，仰着头。[50] 它眼睛是蓝色的，似乎看着我，好像这只兽认识谁会是它的行刑者。助祭人在它头上敲碎了盐饼；它没有动；助祭人尝了酒，然后将祭酒倒在它的双角之间。那头牛仍然没有动。助祭人说：“该动手了？”
我举起斧头；那双蓝眼睛对着我，目光没有游移。我落了刀，说道：“完成了。”牛抖动着，慢慢跪了下来；它的头仍然仰着，眼睛对着我。助祭人拔出匕首，切开喉咙，用高脚杯接血。就连血在流的时候那双蓝眼睛也似乎凝视着我，直到最后呆滞无光，身体向一旁倒下。
那是五十多年前了，当时我二十三岁。我会在那么久以后梦见此事，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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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章</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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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 雅典的菲利普斯致卢基乌斯·阿奈乌斯·塞涅卡 发自那不勒斯（公元55年）</h2>
亲爱的塞涅卡，接到您的来信，我又惊又喜；相信您会原谅我迟来的答复。我收到您的询问之时正是我离开罗马当天，现在我在新居里也才开始安顿。我终于采纳了您当面以及在文章中给我的建议，从我忙乱的职业退休，以便自己专注于宁静庄重的学问之事，将我经年累月的一点知识传授给他人。我在那不勒斯城外的自家别墅写着这些词句；露台上顺着棚子抽芽儿的葡萄藤分散了阳光，让它在一行行填满的纸上婆娑。你曾经许诺我的退休生涯会很快乐，为了您的保证与它和现实的吻合，我要感谢您。
这些年来，我们的友谊实在过于断续；您还记得我，而且体谅我在您不幸遭流放到寂寞荒凉的科西嘉岛的时候没有为您出言力争，我只有感激。大概您比多数人都更加明白，一个位卑言轻的可怜医者——哪怕是一百个这样的人——并不能拂逆像我们的先帝克劳狄乌斯那样反复无常的意志。现在您又能运用天才使您挚爱的罗马生辉，我们这些仰慕您的人即便默默无言，也都欣喜万分。
我有缘与您交谈的机会相当稀罕，那些时候，我们谈到过我与恺撒·奥古斯都皇帝的短暂相识，现在您要我写一写此事，我乐意从命。不过您要知道，我心里充满了朋友的好奇心：这作品会是什么，一篇新论？一册书信录？甚或是一部悲剧？您打算如何运用我不多的回忆，切盼告知。
从前我们谈起皇帝时，也许因为我希望引起您持续的好奇心，以增进我所渴求的友谊，便闪烁其词，多有保留。然而如今我已六十六岁，比屋大维·恺撒辞世的时候年轻十岁。我相信我终于克服了那种您时常抨击的虚荣——但您宅心仁厚，从不为此批评我——我会将我记得的事情告诉您。
如您所知，我担任屋大维·恺撒的医者不过数月之久；但是在那几个月，我总是在他左右，往往就在随唤随到的距离以内；我是亲眼看着他辞世的。即使现在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在知道自己只剩几个月的时候会选择我来服侍他；比我著名，比我经验丰富的人很多；而且当年我才二十六岁。无论如何，他选择了我；尽管我年轻时无法想象，但现在我猜测他喜欢我，只不过他喜欢人的方式与众不同，淡然超脱。虽然我在他病重那几天已经无能为力，他还是做了安排，让我在他辞世后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那时我们从奥斯提亚出发，向南悠然航行了几天，在卡普里登岸；尽管他的身体显然越来越坏，他还是顾全礼节，没有忽略等候他的人群。他跟许多人闲聊，说出他们的名字，可是他已经虚弱到好几次只好靠我搀扶。卡普里岛的居民大多是希腊人，他对他们讲希腊语，不时为自己颇奇怪的口音道歉。最后他心满意足地跟邻居们道了别，我们便前往皇帝的别墅，那里望得见几里之外的那不勒斯海湾，景色壮丽。我劝他休息，他乖乖照办，似乎很乐意。
他答应过岛上的年轻人会去观看他们的体育比赛，选拔出来的人将代表岛屿参加下星期的那不勒斯竞技会；他不顾我的严词抗议，坚持要践行诺言；而且再次违背我的愿望，邀请他们晚上全都到他的别墅来，他要设宴替他们庆功。
他在宴席上谈笑风生。他现编了希腊文的淫秽警句诗，鼓动那些青年抱怨写得差；他加入他们孩子气的活动，将面包屑互相扔来扔去；又罔顾他们下午奋尽全力的赛事，始终戏称他们为“怠民”而不是“岛民”，因为他们平素过着闲散的生活。他许诺会去那不勒斯出席他们要参赛的竞技会，又坚称他会拿全部家产来赌他们会赢。
我们在卡普里逗留了四天。大多数时候，皇帝静静坐着，凝视大海，或凝视东边的意大利海岸。他脸上有沉静的微笑，不时轻轻点头，仿佛记起了什么。
第五天，我们乘船前往那不勒斯。其时皇帝已然虚弱不堪，只能让人搀行。虽然如此，他坚持要将他带去他答应了青年们会出席的竞技会；我得坦白，尽管我知道他时候近了，我还是赞成他去。那显然只是三数日之内的事，没有多大区别了。整个下午他都坐在烈日下，为卡普里岛希腊人的胜利助威；竞赛结束时，他发现自己无法从椅子上起身。
我们用轿子将他抬出运动场，他表示，他希望立即去诺拉那边一处他童年的家宅。鉴于路程只有十八里，我同意了；清晨，我们到了他的旧居。
我知道时候近了，于是遣人去贝内文托报信，李维娅和她儿子提比略已经在那里待了数日。依从皇帝的嘱咐，我申明他不愿见提比略，不过他容许放出消息说，提比略在他弥留之际陪伴在病榻前。
他去世那天早晨，他对我说：
“菲利普斯，时候近了，是吧？”
他的态度中有点微妙的东西，不许我对他掩饰。
“说不好，”我说，“不过时候近了，是的。”
他平静地点头。“那么我得尽我最后的责任了。”
很多他的相识——我相信他已经没有称得上朋友的人了——在罗马接到他病重的消息，纷纷赶来诺拉。他接见众人，与他们诀别，训谕他们要协助将他的权力有序地交接，告诫他们要辅佐提比略接掌国柄。其中一人故作姿态地哭泣时，他面露愠色，说道：
“你不厚道，在我甘心瞑目的时候哭。”
这时，他表示要和李维娅单独相见。但是当我开始走出房间的时候，他示意我留下。
他跟李维娅说话时，我察觉他的病情急转直下。他向她做了个手势，她便跪了下来，亲了亲他的脸颊。
“你的儿子——”他说，“你的儿子——”
一时间他呼吸粗重，下巴松开；随后，他显然用了意志的驱使，稍稍缓了过来。
“我们不必原谅我们自己。”他说，“这是一场婚姻。它比大多数婚姻都好。”
他倒在床头，我冲到他旁边；他还呼吸着。李维娅摸了摸他的脸颊。她在他身边徘徊了一阵，出了房间。
又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睁开眼睛，对我说：
“菲利普斯，我的回忆……回忆现在对我没有用处了。”
这时，他的心绪似乎一时岔开了，因为他突然叫道：“年轻人！年轻人会比他们领先！”
我将手按在他的额头上；他又看了看我，用肘弯支撑起自己，露出微笑；然后那双不同寻常的蓝眼睛变得呆滞无光；身体抽搐了一下，向一旁翻倒。
这就是至尊的盖乌斯·屋大维·恺撒的驾崩。他卒于八月十九日午后三点钟，这一年塞克斯图斯·庞培与塞克斯图斯·阿普列乌斯担任执政官。往前七十二年，他的生父老屋大维在他离世的同一个房间离世。
关于屋大维写给他在大马士革的朋友尼古拉乌斯的那封长信，我要说一件事。信件是托付给我，准备让我传递的，但是我在那不勒斯接到消息，尼古拉乌斯本人两周前已经去世了。此事我没有禀告皇帝，因为我当时看来，他对于老朋友会读到他的绝笔感到欣慰。
他死后几个星期，他的女儿尤利娅也死于幽禁之地雷吉奥。有人传闻是她的前夫提比略皇帝扣留饮食，将她饿死的。这流言我不知真伪，健在的人中间大概也没有谁知道。
很多年轻的公民会居高傲下地谈说屋大维·恺撒统治的漫长年代，这是今时的风尚，也是三十余年以来的风尚。至于他本人，在他一生即将终结的时候，也认为他全部的工作都已经付诸东流。
但是他开创的罗马帝国禁受了提比略的冷酷无情、卡利古拉的残暴不公，以及克劳狄乌斯的昏庸无能而依然存续。现在我们的新皇帝，少年时蒙受您的教导，登基后仍然与您亲近；我们都应当感恩，他的统治将会辉映着您的智慧与美德之光，也让我们向众神祈祷：在尼禄君临世界的年代，罗马终将实现屋大维·恺撒的梦想。
罗马，北安普敦，丹佛，1967——19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