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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 屋大维·奥古斯都致大马士革的尼古拉乌斯（公元14年）</h2>
八月九日
亲爱的尼古拉乌斯：我要向你致以热情的问候，也要感谢你最近寄来那些我喜爱的椰枣，你这么好，一送就送了多年。这枣子成了最重要的巴勒斯坦舶来品之一，我用你的名字来称呼它，罗马和意大利各省已经无人不晓。我叫它尼古拉枣，买得起的人就将名字沿用了下来。你的名字为世人所知并不是因为你甚多的著作，倒是因为一个温情的代称，希望这一点令你莞尔。想来你我都到了明白自己的生命终于沦为琐碎的年纪，可以从中体会某种反讽的愉快了。
我从我的游艇上给你写信，许多年前，我们时常坐着它悠闲地漂流在我们的西海岸之外星罗棋布的小岛之间。我坐在我们常坐的位置——甲板中前部擎起华盖的平台——位置高，海洋不舍昼夜的缓慢运动便可一览无遗。我们是今早从奥斯提亚扬帆出航的，当时天未拂晓，吹着不合时令的寒风；现在我们正向南漂流，朝坎帕尼亚海岸而去。我决意让此行节奏徐缓。我们会借助风的推驶前进；倘若天风不作美，我们就会在浮力巨大的海洋上漂浮，等待顺风的到来。
我们的目的地是卡普里。数月前，我在那里的一个希腊邻人邀请我做主宾出席一年一度的海岛少年的体育竞赛；我以事务繁忙为由推辞。但是不久之前，另一桩任务让我有了南行的必要，于是我索性给了自己这个轻松享受的假期。
上周我妻子带着她始终不褪去的拘礼的态度来访，请求我陪她和她儿子一同前往贝内文托——提比略要用到他新的权威在那边办点事。李维娅向我解释了我本已知道的——民众不相信我喜欢这个养子，我展示的任何感情或关怀都会有利于提比略将来顺利地接掌皇权。
这件事李维娅谈来没有那么露骨；她性格刚强，却一向有外交家的手腕。她就像我应付了大半生的那些亚洲使节一般，希望不挑明就让我知道，我已经来日无多，必须预做准备，让世界能够承受我撒手人寰时一定会出现的混乱。
当然，李维娅在此事上就像她多数时候一样，看法合情合理。我年已七十六，本不曾盼望要活这么长，这种对人生的腻烦固然无益于延年。我的牙齿几乎落尽；一只手偶尔会发作哆嗦的毛病，每次都让我惊讶；四肢发软，毕竟是上了年纪了。有时候我行走着，会异样地感到脚下大地好像在移动，仿佛我踏住的石头或砖块或泥地，会忽然抽离，使我坠向人在时间用尽后要去的不管什么地方。
因此我允诺了她的请求，条件是我的陪同是礼仪性的。我建议既然海行会让提比略身体不适，他与他母亲不如行陆路去贝内文托，我则乘船前往；如果他们之中任何一位希望放出丈夫或养父与自己一路同行的消息，我不会提出反驳。这是个令人满意的安排，而且我觉得这样掩人耳目，相比公之于众更加皆大欢喜。
是的，我妻子是个非同寻常的女人；我大概比世间多数丈夫都要幸运。她年轻的时候容貌甚佳，年长以后也端庄如昔。我们只有结婚最初那几年相爱，但始终和气相待；我觉得我们最终变成了像朋友一般。我们懂得彼此。我知道在她共和派的内心深处，她向来感到她是屈尊下嫁的，她出让了一个崇高古老的头衔，换来集于一人的强权，此人由于出身不高，本来不配拥有那样的权威。我认为她如此是为了她的长子提比略着想，她对提比略向来有难以解释的钟爱，对其前程也怀着至为不懈的野心。是这份野心造成了我们最初的疏远，这疏离愈来愈深，以至于我们这辈子有个时期，我跟妻子只谈那些我悉心做了笔记的话题，免得让我们额外背上误会的负担，无论是真实抑或想象中的误会。
然而长远看来，尽管那份野心造成了我和李维娅相处的种种困难，它到底有益于我的权威，有益于罗马。李维娅的智力令她始终知道，她儿子能否继承大统，取决于我能否保持无可争议的权力：假如没有先皇遗命留给他一个稳定的帝国，他必败无疑。如果李维娅能够平静地拟想我的死亡，我敢说，她对她自己的死也会做同样的一番拟想；她真正关心的是秩序，我们两人只不过是成全秩序的工具。
因此，出于我同样关心的秩序的考虑，并作为这趟旅行的预先安排，三天前我在维斯塔贞女神殿存放了四份文件，规定在我驾崩时启封，将内容在元老院宣读出来。
第一份文件是我的遗嘱，其中将三分之二的私人地产和财富赠与提比略。尽管提比略用不上它，这遗赠却是必要之举，可保障继位的顺利。余下部分——除了为公民以及一些亲戚朋友写下的次要条款之外——归李维娅所有，而她的利益尚包括被过继到尤利乌斯家族，并继承我的头衔。尤利乌斯家的名字不会令她满意，但那些头衔会的；因为她明白她儿子会由于她拥有的头衔而地位加固，如此一来，实现她的野心便会轻易得多。
第二份文件是我葬礼的程序。执行此事的人无疑会超过我的指示办理，而即便是我的指示也够铺张庸俗的；但这种奢华会让民众满意，因此就有必要。我能安慰自己的是，这最后一次的炫耀我不必出席了。
第三份文件是帝国情况的陈述——现役军人的数目、国库里现有（或说应当有）的金钱数额、政府对行省长官和无公职公民的财政义务、在财政或其他方面负有责任的行政官员的名字——这些事宜都必须公之于众，以保障秩序并防范腐败。陈述有一份附录，它是我给继任者的一些相当强硬的建议。我劝诫，不要太任意或太广泛地放开成为罗马公民的资格，以免损伤帝国的中心；我建议，高级行政官员均应当由政府雇用，付以固定薪酬，以减小滥权与腐败的诱惑；最后我命令，不要在任何情势下拓展帝国的疆域，军队仅可用于防卫既有的边界，尤其是防御日耳曼蛮族，他们对无聊的进犯似乎孜孜不倦。我不怀疑长远而言这些建议会遭受忽视，但数年内当不至于，这是我至少能给国家留下的可怜的遗产。
最后，我将一份陈述交给神殿里那些尊贵的女子保管，它交代了我对罗马及其帝国做过的事情和事务，同时指令，这份陈述要刻写在铜表上。在那座我敕令安放本人骨灰的铺张夸饰的陵墓外边，矗立着几乎同样夸饰的廊柱，这些铜表便会贴放在这些廊柱上。
现在我面前就有一份这文件的抄本，我不时浏览，好像它是别人写的。因为我记载的一些事件已经过于久远，撰述之际，我偶尔不得不参考各家著作。人老迈到必须倚仗他人著作来探究自己生平的地步，这也是非同寻常的。
我查阅的书籍里，有你初来罗马时写下的我的《生平》，也有我们的朋友李维所著的《建城以来史》当中讲述我早年活动的部分，以及我自己的《自传札记》——如此多年后，读来也像是出自他人之手。
如果你原谅我的冒昧，亲爱的尼古拉乌斯，我想说所有这些著作，如今在我看来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是谎话。相信你不会在字面上较真，当成这是对你本人作品的评论；你想必懂我的意思。它们全都没有不实之词，弄错的地方也寥寥无几，但它们是谎话。近年你在遥远宁静的大马士革研究与思考，不知是否也领悟到这一点。
因为如今在我看来，我读到这些书，写出我的词句，我读的写的仿佛是一个挂名是我，却很难让我了解的人。哪怕现在的我再费力气，也难以看见他了；当我瞥见他一眼，他就像在雾中一样消隐，躲开了我最锐利的审视。我思量，倘若他见了我，会认出自己变成的样子么？所有人都会变成自己的滑稽肖像，他认得出这幅画像么？我不信他认得。
无论如何，亲爱的尼古拉乌斯，撰就这四份文件并且存之于维斯塔贞女神殿，可能是我必须做的最后一项官方举动了。此时此刻，我其实已经放弃了我的权力与我的世界，向着南边的卡普里漂流，并向着我许多朋友已经先我而至的那个地方更缓慢地漂流过去。我终于可以有一个无牵无挂的假期，不会感到尚有事情未办。在至少几天的时间里，不会有传信人赶来报与我知道一场新的危机，或一个新的阴谋；不会有元老极力纠缠，要我支持一部图谋私利的愚蠢法律；不会有讼师在我面前，为了都一样腐败的主顾的案子而求情。我无拘无束，只消顾及这封我在写的书信、轻松托举着我们这条脆弱小船的大海，和意大利的蓝天。
因为我差不多是独自旅行。船上只有几个划桨手，我早已吩咐，除非突然刮起风暴，否则他们不用就位干活；几个仆人在船尾消闲，发出懒散的笑声；我新雇的年轻医者、雅典人菲利普斯在靠近船头的地方，始终关切地察看着我。
我的医者都没有我活得长久；知道自己活不过菲利普斯，我多少觉得安慰。而且我信任这小伙子。他知道的似乎很少；行医的年头不长，还没学会那种一边哄骗病人，一边中饱私囊的厚颜虚伪。他不给我的老年病提供解药，也不让我经受那些许多人乐于花钱买的皮肉之苦。我感到他有点紧张，毕竟他未能免俗，也将面前这个人肃然看作世界之主；但是他不谄媚，而且关心的是我的舒服，不像别人会自以为是地替我操心所谓的健康。
我乏了，亲爱的尼古拉乌斯。年纪的缘故。我的左眼已经几乎没有视力，但如果我合上它，便能看见东边意大利海岸我心爱的柔和轮廓；隔着那么远，我也能分辨某些屋舍的形状，甚至能望见人在陆上移动。闲暇的时光，我会遐想这些淳朴之民过着的神秘莫测的人生。一切生命大概都是神秘莫测的，包括我的生命。
菲利普斯坐立不安，正在警觉地看着我。显然，他认为我在工作而非娱乐，希望我停下来。我会拦住不让他张罗服侍，停顿一会儿，做出休息的样子。
十九岁时，我用私人财产自行组建军队，用它来使派系之争横行的共和国恢复了自由。因此，在盖乌斯·潘萨和奥卢斯·希尔提乌斯任执政官时，元老院通过嘉奖令选我为其成员，同时使我拥有同于执政官的投票权，并授予我指挥军队的权力。元老院命我为代理大法官，与执政官一起“防范国家遭受损害”。同年，由于两位执政官阵亡，人民又选我为执政官和重整国计的三人之一。
我迫使那些刺死我父亲的人流亡域外，依法律程序惩办其罪；之后他们向共和国开战，我两次在战场上将之击败……
这便是我今天上午早些时候在信中向你提起的那篇自述的开头，它叙说了我对罗马做过的事情和事务。有一个钟点，我卧在躺椅上假装打盹，好让菲利普斯少费点儿心，其间我再次想起这份自述，想起撰写时的情势。它将被铭刻在铜表上，贴放铜表的廊柱位于我陵墓的入口。廊柱有足够的地方承载六个这样的铜表，每个铜表可排列五十行，每行六十字。因此，我的自传必须限制在一万八千字的篇幅之内。
我不得不在这样的条件下写自己，这些条件也许看似武断，在我看来却全然恰当；因为，正如我的自述得去适应这样一种公共的必要性，我这一生也如此。正如我一生的行动那样，这些词句掩盖的真相至少不少于它们所揭示的分量；真相将会潜藏在铭文底下的什么地方，在铭文环绕的致密石头里。这也同样恰当；因为，我在隐秘中度过了大半的人生。透露心迹于我从来不是上策。
少年不认识自己的无知，这是幸运的；因为如果他认识，就不会有勇气去养成隐忍的习惯。也许是血肉之躯的某种本能预防了这样的认识，才让男孩可以变成男人，用一生来看见自己生存的荒诞。
十八岁那年春天我在阿波罗尼亚学习，接到尤利乌斯·恺撒的死讯，那时我自然是无知的……我对尤利乌斯·恺撒的忠诚常常被人称道；可是，尼古拉乌斯，我向你发誓，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爱过这个人。他遇刺前一年，我跟随他在西班牙作战；他是我舅公，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至为显赫；他的信赖让我深受荣耀；我也知道他打算收养我，立我为继承人。
尽管时隔近六十年，我还记得我在操练的野地上接到我舅公尤利乌斯死讯的那天下午。当时梅赛纳斯、阿格里帕，还有萨尔维迭努斯都在。我母亲的一个仆人将信件交到我手里，记得看了信，我就像受痛一样叫喊了出来。
但是起初那个瞬间，尼古拉乌斯，我并无感情；那痛苦的叫喊像是从另一个喉咙发出的。然后我全身发冷，离开了朋友们的身边，避免让他们看见我有什么感情，没有什么感情。当我在野地上独自走着，努力唤起心中痛失亲人的恰当感情时，我忽然精神大振，好比一个骑手感到他身下的马匹紧张跳跃，自知能够驾驭这头生气勃勃而精力过剩的、要试探主人的可怜兽类。回到朋友们那里，我知道自己变了，与从前已经判若两人；我知道我的命运，但不能向他们说起。然而他们却是我的朋友。
虽然我当时大概不能讲清，但我知道我的命运不外是：改变世界。尤利乌斯·恺撒登上权力之巅的那个世界，其腐败超乎你的理解。不出六个家族统治着它；罗马统治的城镇、地区、行省无不贿赂成风，各人中饱私囊；借着共和国的名义与传统的伪装，在权力、财富与名望之路上前进的习以为常的手段，是谋杀、内战与无情镇压。任何人只要资金充足，都可以组建军队，并借此扩充财富、增大权势、提高名望。因此罗马人相杀不已，视权威如无物，不过是武器与财势的较量。普通公民在这种派系之争中苦苦挣扎，其无助情状，恰似落入猎户陷阱的野兔。
别会错了意，在我青年时代（乃至今天），文辞里对普通人的感伤蔚然成风，我一向不买这种滥情的账。人类群体令我觉得粗野、无知而浇薄，不管这些性情是掩蔽在元老的白底紫边托加袍底下，还是农人的粗布短衣底下。然而在最软弱无力的人身上，在他们形单影只、现出本色的时刻，我却发现过难得一见的品质，犹如黄金矿脉从剥落的岩石中显露；最粗鄙的人也会偶现温柔与悲悯，最虚荣的人也有一转瞬的朴素与优雅。我记得在墨西拿的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我勒令这个失去头衔的老男人，公开请求宽宥他的罪行，饶恕他的性命；他在曾经由他统领的军队面前这样做了之后，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不带羞耻或后悔或恐惧，反而微微一笑，然后离开了我，直着腰杆大步走向他的寂寥残生。在亚克兴角，我记得马克·安东尼站在他的船头，望着克莉奥帕特拉带领她的舰队退走，撇下他面对必然的战败，那一刻他知道她从未爱他；然而他脸上却有一种近乎妇人的神情，是旷达的温柔与原谅。我还记得西塞罗，最后他知道自己愚蠢的阴谋已经失败，而且我秘密地告知他有性命危险的时候，他面露微笑，仿佛我们之间没有争斗，然后说：“你不要发愁。我是个老人了。不管我犯过什么错，我爱过国家。”后来我听说，他带着同样的风度引颈就戮。
因此，我决意改变世界，并不是怀有轻松的理想，以为正义在手，舍我其谁，这种心态必然会招致失败；我决意改变世界，也不是为了增加个人的财富与权力；我一向觉得超出个人安适的财富是最乏味的资产，超出实用的权力则是最可鄙的。近六十年前的那天下午，在阿波罗尼亚，是命运抓住了我，而我选择不躲开它的怀抱。
但是，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一种近乎本能的东西令我明白，如果一个人的命运是改变世界，他首先得改变自己。如果他要服从命运，他就必须在内心找到或开创一块坚硬而秘密的地方，这里无论对他自己、对别人，甚至对命运要他重塑的世界都漠不关心——重塑的依据并不是他的个人愿望，而是他在重塑过程中将会发现的一种本质。
然而他们却是我的朋友，恰恰就在我的心将他们舍弃那一刻，他们对于我是最亲爱的。人是多么自相矛盾的动物，自己拒绝或抛弃的偏偏至为珍惜！选择以战争为职业的士兵，打仗的时候渴望和平，太平无事的时候又渴望短兵交接与混乱的喋血战场；奴隶希望摆脱他未曾选择的奴役，凭借勤奋而赎买了自由，却依附了一个比旧主人更冷酷苛刻的主顾；抛弃情妇的爱人，在他终生不泯的幻梦中想象着她的完美。
这种自相矛盾我自己也不能豁免。青年时代，我大概会说我的孤单与隐秘是不由自主的。那样说是错的。像多数人一样，我选择了我当时的生活；我选择画地为牢，做着我半成形的、独踞高处的命运之梦，从此断念于那种平凡到不被谈及、因此鲜受珍重的人类友谊。
关于行为的后果，人不欺骗自己；人自欺之处在于以为他能背着这些后果轻松活下去。我知道决定封闭我内心的后果，但是我无法预见这是多么沉重的损失。因为我对友情的需要变得巨大，以至于我拒绝了友情。我相信我的朋友们——梅赛纳斯、阿格里帕、萨尔维迭努斯——永远不能完全明白那种需要。
不知未来的年轻人，将生活视同于史诗中的历险，一次奥德修斯之旅，穿过陌生的汪洋与无名的岛屿，其间他将会试炼并证明自己的力量，从而发现自己有不死之身。中年人活过了自己一度梦想的未来，将生活视为一场悲剧；因为他懂得了无论自己力量多大，也敌不过偶然的势力与他名之为众神的自然规律，也懂得了自己终有一死。然而晚年的人，如果恰如其分地扮演着他得到的角色，一定会将生活视为喜剧。因为他的各种胜利与失败汇合了起来，一边不比另一边更成为自豪或羞耻的理由；而他既不是战胜了势力的英雄，也不是被势力摧毁的主人公。像任何一副总在演戏的贫乏可怜的皮囊，他领会到自己演过的角色太多，以至于不再有本人可言。
这些角色我今生都演过；现在，到了我演最后一个角色的时候，如果我自信已经逃脱了构成我一生轮廓的那出蹩脚喜剧的话，这也许只是最后的幻象，是剧终前作为压轴的反讽机关。
青年时代，我演过学者的角色——意思是，一个审视他没有知识的事物的人。我与柏拉图及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一起，漂越过灵魂据说在它寻找新的肉身之际漫游其中的迷雾；有个时期，我深信人与兽譬如兄弟，不肯食肉，对我的马匹有了一种我不曾梦想的亲缘之感。与此同时，我又毫无困难地同样全然接受了巴门尼德与芝诺的相反学说，安心自在于一个绝对实在而没有运动的世界，一切意义都限于此世，因此它可被无限地操纵，至少对沉思的头脑是如此。
当我周围接踵而来的事件改变了情势，我戴上军人的面具演出指派的角色，也没有觉得不宜。在遍布世界的海域与陆地，我进行过内外战争……我两次举行小凯旋式，三次大凯旋式，二十一次被敬称为胜利大元帅。 然而，如他人暗示那般（也许我还不值得这样委婉），我是个漠不关心的军人。我名下有过的任何胜利，都得归功于用兵比我擅长的人——先是马尔库斯·阿格里帕，后来是他所发明的战术的继承者。在我军旅生涯早年传开的诽谤和谣言与事实相反：我不比别人更胆怯，也不乏忍耐征战之苦的意志力。我相信我当时对自身存亡比现在更近乎漠不关心，而对于战争严酷的忍耐，给了我一种此前此后我在别处都找不到的奇特的快乐。但我向来觉得战争一事不管多么必要，总有一种怪异的幼稚。
据说古昔的时候，我们祖先给众神献上的牺牲不是兽类，而是人祭；今天我们骄傲地相信这样的做法早已销声匿迹，只记载于不确定的神话传说中。我们摇着头，诧叹那个时代相距开明而人道的罗马精神如此之遥（话是这么说），对于给我们文明打下基础的野蛮，我们啧啧称奇。我也不能免俗：古时奴隶或农人在祭刀下受苦，成了某位狂野之神的牺牲，对此我也感到某种辽远而抽象的悲悯；但我总觉得自己的观感有点蠢。
因为有时在我的睡梦中，成千上万不再行走大地的身体会在我面前巡游而过，较之于以死亡取悦古昔神祇的那些牺牲，这些人也同样无辜；当时，在梦境的暗昧或明晰中，我感到自己就是那祭司，从我们种族的黑暗往昔出现，以宣叙领起落刀的仪轨。我们告诉自己我们已经变成了文明的种族，怀着虔诚的惊恐谈起昔时一个谷物之神为了他暗昧的功用，索要一具人的肉体。但是在我们的记忆乃至我们的时代中，众多罗马人侍奉的那个神，不也跟古时那个同样黑暗恐怖？即便为了摧毁他，我做了他的祭司；即便为了削弱他的势力，我对他无所不从。然而我并没有摧毁他，也没有削弱他的势力。他在人类心中躁动地睡着，等待自己醒来或被唤醒。一边是向一种未命名的恐惧祭献一条无辜生命的野蛮，一边是向一种我们命名过的恐惧祭献成千生命的文明，两者之间鲜有我可以选择的余地。
然而我早早判定，人敬奉那些源自幽暗本能的神祇于秩序有害。因此我鼓励元老院宣布尤利乌斯·恺撒的神格，并在罗马建起一座祀奉他的神殿，让黎民百姓可以感受他精神的临在。我确信在我死后，元老院参照前例，也将会宣布我的神格。如你所知，意大利的许多城镇和省份已经将我看作神，尽管我始终不允许这种崇拜在罗马实行。它是愚昧可笑的，但无疑有其必要。无论如何，我一生要扮的所有角色中，有死之神这个角色令我最不舒坦。我是人，和多数人一样愚蠢荏弱；如果我比同类有优势，那优势就在于我知道自己是这样的，因而知道他们的弱点，也从来不以为我会在自己身上发现比别人更多的力量与明智。这种知，是我权力的源泉之一。
下午了，太阳开始慢慢向西边沉落。大海笼罩在平静中，我头上高挂的紫色帆松弛着，对着苍淡的天空；我们的船在波面上轻轻摇摆，但是没有任何可察觉的前移。闲散了一整天的划桨手们从无聊中打醒精神，望着我，期待我会结束他们的轻松，催促他们干活，打破让我们停滞不前的平静。我不要这样。过半个钟点，或一两个钟点，会有一阵风起来的；那时我们会前往海岸，找到安全的港口落锚。此刻我乐意漂流在大海要带我去的地方。
年老的各种诅咒之中，我日益加重的失眠是最麻烦的。如你所知，我一向容易犯无法入睡的毛病；但在壮年，我能将夜间不歇的心智派上用途，每到仿佛举世皆睡，独我有暇观察它休息的时候，时光对于我几乎是享受。白天，许多人会依据他们对世界的视野——换言之，依据他们对自己的视野——向我出谋献策，远离那种催促，我有了沉思与静默的自由；我最重要的政策，不少是我凌晨时分清醒地躺在床上决定的。但近年我经历的这种失眠又不一样。从前的情形是心智太专注于自己的运作，因而戒慎于会夺去其自我意识的睡眠；如今这种失眠则不然，它是等待，是悠长的一刹那，其间灵魂在准备进入一种心智或身体都从未知晓的安息。
今夜我还没睡着过。近日落时，我们在离岸一百码左右的小海湾停泊，它庇护着一个无名村落的寥寥可数的渔舟，村子的草舍都盖在一座小山的坡地上，离海边也许有半里路。暮色越来越深，我望着昏暗中微微发亮的各处灯火，一直望到逐个熄去。现在，世界又一次入眠了；船队里很多人趁夜纳凉，睡到甲板上；菲利普斯在船舱中，在他以为我在内休息的房间隔壁。小波浪轻柔而隐匿地拍打着船身，夜风对我们卷起的船帆细语，我桌上的油灯明暗不定，因此，我要不时花费眼力才能看见我这些写给你的语句。
在这长夜里，我想到这封信没有达到它的原定目的。动笔给你写信时，我起先不过想要感谢你送来的尼古拉枣，要重提我对你的友情，也许由此能给我们的晚年带来一点相互的安慰。但是那些友善礼貌的音问，讲着讲着就变成了别的一样东西。它成了另一趟旅程，令我始料不及。我去卡普里是为了度假；但以我这时看来，在今夜的沉寂里，在星辰组成的神秘图形下什么也没有，只有这只手画出一个个奇特的字母，经过另一个神秘的过程，你将会读懂它们——以我看来我去的是另一个地方，如同我去过的任何地方一样神秘。明天我再继续写。也许我们能发现我旅程的去处。
八月十日
昨日我们从奥斯提亚启航时，水上有潮湿的寒气，我颇不智地待在甲板上，希望能望见意大利海岸在薄雾中消隐，并动笔给你写这封信——原先信中只打算为了尼古拉枣表示我的谢意，也告诉你虽然我们暌隔已久，我的情谊始终不渝。然而到如今你一定明白，这封信已经扯远了；不知我接下来还会发现有什么要说，只求老朋友担待听完。无论如何，那寒气使我受了风寒，发起烧来；我又身体欠安了。我没有告诉菲利普斯这个新起的微恙，反而要他对我的健康放心；因为我似乎非写完这封信不可，不愿意菲利普斯的操心将我打断。
对我的健康问题，我一直没有旁人那样关心。我自幼体弱，各种病症层出不穷，由此致富的医者有多少，我宁可不知道。我怀疑他们的财富属于无功受禄，但我也不吝惜我给的赏赐就是了。我的身体频频将我推到死亡的边缘，以至于在我年届三十五岁第六次任执政官时，元老院下令，执政官和圣职祭司应四年一度为我的健康立下誓言并奉献牺牲。为践行这些誓言应举办赛会，让民众不忘祈祷，并应鼓励所有公民，或单独或全城集体，在各所神殿为我的健康而不断献牲。 这当然愚昧可笑，但是它对我健康的用处，至少不亚于我的医者们施于我的各种药方和治疗，同时也会令民众感到自己与帝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这个封闭我灵魂的墓室，一生之中六次将我推至凡人终会陷入的永恒黑暗的边缘，却六次都退了回来，仿佛有一种它无法凌驾的命运要求它这样。我比朋友们都长寿得多，然而却是在他们身上，我比较完全地生活过。所有人都死了，我那些早年的朋友。尤利乌斯·恺撒卒年五十八，比我现在年轻将近二十岁；我一向相信他的死不只是由于刺杀者的匕首，也同样由于表现为疏忽大意的厌倦。萨尔维迭努斯·鲁弗斯卒年二十三，他自认背叛了我们的友情，宁死不愿蒙羞，于是自尽。可怜的萨尔维迭努斯。我早年的朋友中间，他最像我。不知他是否明白我才是背叛者，他只是受了我的污染，做了无辜的牺牲品。维吉尔卒年五十一，我在他床边送终；当时他神志不清，自叹壮志未酬，要我答应销毁他写罗马基业的伟大诗篇。还有马尔库斯·阿格里帕，卒年五十，一生从未染病，猝死于才华横溢之时，我赶不及与他告别。又过了几年——我记忆中的年岁错杂融合，如同大鼓与鲁特琴与喇叭交鸣，合成一个声音——梅赛纳斯与贺拉斯在一个月内相继去世。除了你，亲爱的尼古拉乌斯，他们是我最后的老朋友。
如今随着我自己的生命点滴流失，我看出他们的人生具有我一生所没有的某种匀称。我的朋友们死于才华横溢之时，事业已有成就，但依然有再度建树的憧憬；他们也没有不幸地发觉生命是枉费的。现在我看出，我过去二十年的人生是枉费的。亚历山大就幸运在英年早逝，否则他会领悟到征服世界是一件渺小的事，统治世界更是不值一提。
如你所知，无论景仰我还是诋毁我的人，都喜欢将我比作这个雄心勃勃的马其顿青年；今天的罗马帝国确实由最初是亚历山大征服的许多土地构成，我确实像他一样青年当国，我也确实在最初是他以铁蹄兼并的许多土地上旅行过。但是我从来没有期望过征服世界；说我是辖治者，还不如说是受辖治那么真切。
我纳入我们帝国的那些土地，是为了保障边陲的安全才纳入的；倘若没有这些新的疆土，意大利也能平安无事的话，我会乐意保持我们古时的疆域四至。现实是，我消耗在异邦的人生时光比自己乐意的要更长久。我的足迹遍及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黑海出海口到西班牙最偏远的海岸，从日耳曼蛮族活动的潘诺尼亚的寒冷荒野到阿非利加的炎热沙漠。然而更多时候我出行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作为使者去跟统治者和谈，他们可能不像是一国之主，更像是部落酋长，往往拉丁语、希腊语都不会说。我的舅公尤利乌斯·恺撒能从这样的远行中汲取重振精神的活力，我则感到远邦并非吾土，总想念意大利的乡间，连罗马都怀恋。
但是我渐渐对这些我不得不相与交涉的奇怪种族有了尊重，甚至有了一些感情，他们跟罗马人迥然不同。那北方部落的族人，半裸的身体包裹在他亲手杀死的动物的皮毛里，隔着营火的烟呆呆看着我，多少也像那在别墅招待我的阿非利加黑汉子，他的住宅之豪华会让不少罗马府第都黯然失色；那戴头巾的波斯酋长，蓄着精心卷曲的胡子，穿着怪异的裤子，斗篷刺绣着金线银线，眼睛机警如蛇，多少也像那狂野的努米底亚酋长，手持长矛与大象皮的盾牌站在我面前，一张豹子皮松松包着他乌檀木色的身体。偶尔，我将权力交给了这样的人；我让他们在本土做国王，给他们以罗马的保护。我甚至赐给他们罗马人的身份，以便罗马的名号给他们王国的稳定带来裨益。他们是蛮夷，我不能信任他们；然而更多时候，我发现他们值得敬重之处不少于令我厌恶之处。而且了解他们使我更加懂得了本国的人——他们在我看来常与异国他乡的种族一样奇怪。
罗马的纨绔子弟讲究香水与发式，穿着违禁的丝绸托加袍，在悉心照料的私家花园款步行走——这副派头下面仍是一个推犁前行的粗鲁庄稼人，劳作的尘土蒙在脸上，如蒙油膏；最豪华的罗马宅第的大理石墙面，内藏着一座稻草盖顶的农人屋舍；依照庄重的仪式宰杀白色小母牛的祭司身上，有那操劳的父亲的影子，他给全家挣来餐桌的肉食与冬季的御寒衣物。
有个时期，我必须巩固人民的爱戴与感激之情，养成了举办角斗士竞赛的习惯。当时大部分竞技者都是犯人，以参赛来抵偿他们本该受到处死或驱逐的罪行。我让他们自决，要么选择竞技场，要么选择罪行的法律后果，并进一步规定斗败者可以求饶，竞技三年仍存活的人，不论原犯何罪皆可获释。其罪当诛或是发配矿山的犯人选择竞技场并不让我意外；永远让我意外的是，被判逐出罗马的犯人竟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竞技场，而不是去相对安全的异邦谋求活路。我从来不享受这些竞赛，但是我逼着自己出席，让民众觉得我与众同乐；这种杀戮带给他们的快乐也使我叹为观止。他们观看一个命运不济的人丧生，就仿佛借此吸收了某种奇特的生命养分。不止一次，我因为让某个勇敢搏斗的可怜家伙捡回一命，不得不安抚群氓的欲望；我也察见过欲望未实现的郁郁脸色，千人犹如一面。曾几何时，我终止了让一方竞技者毙命的比赛，代之以意大利人与蛮人相斗的拳击；但是群氓不满意，而企图收买人心者则大肆制造血腥放纵的奇观，令我只好放弃替代，再次对国人的欲望顺水推舟，以便操纵他们。
我见过从竞技场回到住处的角斗士，满身汗水灰尘和血污，因为某件小事而像妇人一般哭泣——自己豢养的猎鹰死了；接到情人恶语相向的来信；丢了一件心爱的斗篷。我也见过站席上最体面的女主人，为了让某个倒霉的斗士流血而把脸都喊歪了，随后回到自己安静的家，却柔情脉脉、温和备至地照顾孩子，关心仆人。
因此，如果说最见过世面的罗马人身上流着农人祖先的村夫血液，他身上也流着最野性难驯的北方蛮族的血，两者都虚掩在他修建的墙面之内，他筑墙与其说是为了令他人不识真容，不如说是令自己认不出自己。
我们向南慢慢漂去之际，我发现没有赶路之忧的船队用不着我吩咐，本能地让船一直与陆地遥遥相望，尽管风向已变，我们要花费功夫纠正航向来贴近蜿蜒的海岸线。意大利人内心深处对大海有一种不喜爱，它如此强烈，有些人认为是近乎不正常的。它不只是恐惧，也不只是农人的天性——一心耕地，避开陌生事物。你的友人斯特拉波追寻奇异，忘乎所以地漂泊于未知汪洋的殷切之情，会让一般罗马人迷惑不解，唯有战争这样不得已的情势才会让他们冒险远航。然而在马尔库斯·阿格里帕的经营下，罗马有了世界上历来最强大的海军，几次击败敌人而挽救国家的战役也都是海战。无论如何，不喜爱依然如故。它是意大利人性格的一部分。
诗人们对这种不喜爱是晓得的。你知道贺拉斯写给载着他的友人维吉尔去雅典那条船的小诗吗？他在传说的基础上发挥文思：众神以深不可测的海洋分隔诸土，让土地上的民族各各不同，人却不问天高地厚，将一叶扁舟抛入这种不应触碰的浩瀚元素里浮沉。至于维吉尔自己，他那篇关于罗马基业的大诗每次谈及大海，无不是最不祥的口吻：埃俄路斯将他的风雷发到大渊上，波浪高高翻腾，遮暗了群星，打断了木板，众人茫茫无所见。即使今天，过了那么多年，读了那么多次，我一想到诗中的舵手帕利努鲁斯还是会泪上眼眶，他被睡神欺骗而落入汪洋溺死，埃涅阿斯为他扼腕，想到他过分相信海与天的平静，终被赤条条冲到异乡的岸边。
如今看来，梅赛纳斯替我办过的许多事情之中最重要的是这一件：让我认识了那些跟他结下友谊的诗人。他们占据我今生认识的最出众的人物之列；若说罗马人胆大放肆，常常蔑视诗人，那是一种掩藏着恐惧的轻蔑，而这恐惧和他对大海的感情亦差可比拟。数年前诗人奥维德牵涉一桩危及国家安定的阴谋，我下狠心将他放逐出罗马；鉴于他在阴谋中起的作用可定为文辞轻薄、有害社会，算不上有恶毒的政治意图，我从轻发落；我很快会撤销放逐，准许他从寒冷的北方返回气候较温和怡人的罗马。但哪怕是在流放地，在那个靠近多瑙河河口的半蛮荒小城托米斯，他仍旧写诗不辍。我们偶尔会通信，关系足称友好；尽管他想念罗马的逸乐，他对自己的境况并不绝望。不过在我认识的几位诗人里，奥维德是唯一一个我不能完全信任的。但我还是喜欢他，至今如此。
我信任诗人是因为我无法给予他们想要的。皇帝可以送给一个平民令最有奢华品味的人都难以消受的财富；他可以留下遗命，托付以极少有人敢反对的权力；他可以对一个释奴大加荣耀，令执政官都得敬他几分。我曾经邀请贺拉斯做我的私人书记官，这职位会将他变成罗马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而且，哪怕他只是节制地受贿，他也会变成最富有的人之一。可惜他答复说遗憾之至，碍于体弱，他无法承担这样的重任。我们俩都知道这职务不过有些典礼应酬，毫无繁重的工作，况且他的身体好得很。我无从恼火；他有一个梅赛纳斯给他的小庄园、几个仆人、他那些葡萄树，也有足够的进账去买一种舶来的美酒。
我猜想，我敬佩诗人是因为在我看来他们是最自由，也因而最有情的人，我对他们感到亲近，是因为我看到他们给自己的任务，与我多年前给自己的任务有几分近似。
诗人沉思着混沌的经验、迷离的偶然，和无法参透的可能性领域——那也就是我们所有人如此切身地生活其中，以至于极少有人费心审视的世界。沉思结出果实，让诗人发现——或发明——某个和谐与秩序的小原理，它是从遮蔽它的紊乱中抽绎出来的；这样的发现经过诗歌律法的调理，最终成了诗。统帅让军队操练精密的阵法，论细致，却也比不过诗人依照格律严整的必要来部署他的词语；执政官用一个集团制衡另一个集团来达到他的目的，论精明，却也比不过诗人用一行与另一行的映衬来揭示他所见的真实；皇帝费尽心机组织他统治的世界，将各各不同的地区合为一个整体，却也比不过诗人将他诗中的细节逐一呈现，让另一个世界在人的心灵宇宙运转，它也许比我们栖居的变动世界还要真实。
我先前说过，我的命运是改变世界。也许我应当说世界是我的诗，我承担任务将它的零件组合成一个整体，将这个集团归置于那个集团之下，用与其相称的各种美感将它装饰起来。但如果我塑造的是一首诗，那么它是一首很快会过时的诗。维吉尔在弥留之际认真地恳求我毁掉他那部诗篇；他说它没有完成，也并不尽美。他自认壮志未酬，就像一个将军看见自己有个军团被摧毁，却不知道另外两个军团已经胜利一样；然而他关于罗马基业的诗篇无疑会比罗马本身生命更长，绝对会比我归于一统的可怜之物生命更长。我没有毁掉那部诗；我不觉得维吉尔以为我会照办。时间会毁掉罗马。
我的热度没有减退。一个钟点以前，我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的发作，左边胁下剧痛，后来身上麻麻的。我发现自己向来有点虚弱的左脚，现在几乎不能移动了。它还能支撑我的体重，但只能曳行，很不济事；我拿铁笔戳它，疼感只若有若无。
我尚未将病况告诉菲利普斯；他没有什么纾解的法子，我也宁愿不逼迫他徒劳地操心并因此蒙羞，这身体正在溃败，他能施用的一切于我早已药石无灵。经过这么多年，我不能恼恨身体不争气了；虽然它虚弱，对我一直是服务周到的；我来守候它的消亡也许是相宜的，就像守候一个将死的老朋友一样，尽管灵魂会飘向不朽的存在，我想到，凡人的灵魂生时不能与做了它宾客的动物分离。如今我能够——几个月以来都能够——将我自己大致超脱出容纳我的身体，观察这一副我的外表。这种能力也不是前所未有，只不过如今它于我更加自然了。
就这样，我超脱于溃败的身体，几乎忘了它常驻的疼痛，在深不可测的大海里漂向南边的卡普里。高悬的太阳下波光粼粼，我们的船头剖开海面，白浪嘶嘶地扩散，随波荡漾开去。我要停笔了，这也许能让我恢复一点元气。今晚我们在普泰奥利停泊。明天我们将会在卡普里上岸，我将在那里践行我的可能是最后的一件公共事务。
我们到了港口。中午甫过，雾气还没有模糊海行人眼中的岸边陆地。我继续坐在桌前，写信消闲。始终从船头他的位置上守望我的菲利普斯，想必看出了端倪，疑心我的健康已经急转直下。一种疑虑的神情出现在他五官细腻的年轻面孔上，他犹如女子般笔直精巧的眉毛下的淡褐色眼睛时不时向我一瞥。我不知还能对他掩盖多久自己的病况。
我们落锚的地方是普泰奥利往北一些一个小海湾；再往北是那不勒斯，多年前，马尔库斯·阿格里帕在那里修筑了一条堤道，连接起大海与卢克林湖，以便罗马舰队安全操练，既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亦不受塞克斯图斯·庞培的海盗舰队滋扰。曾几何时，多至二百艘战舰在那内陆港口练兵，战斗力由此转强，其后击败塞克斯图斯·庞培，拯救了罗马。然而承平日久，淤泥任由堆积，阻塞了这个练兵场所的入口；据我所知它现在改成了牡蛎养殖场，给罗马富人增添生活享受。我从我们泊船处看不见这港口——看不见也好。
最近这些年我想到，人的适当境况——意思是他们在这种境况下最为可敬——或许并不是我倾力给罗马带来的繁荣、和平与和谐。执掌大权初年，我发现国人甚有可敬之处：他们在匮乏中从不抱怨，有时几乎是快乐的；他们在战争中对同伴的生死超乎对自己的关心；他们在乱世中保持毅然，忠诚于罗马的权威，无论他们认为谁代表那个权威。我们已经在罗马的和平下生活了四十余年。罗马人不再与罗马人相杀，蛮族不再通行无阻地践踏意大利的土壤，士兵不再被强征入伍。我们在罗马的繁荣下生活。住在罗马的人，不管地位多么卑微，都能领到每日的口粮；行省的国民不再任凭饥馑或天灾摆布，在紧急关头必有赈济；任何国民不论出身，都能凭着勤勉与时运致富。我们也在罗马的和谐下生活。我规范了罗马的法庭，以便每个出庭面对法官的人都有信心获得至少是一点的公正；我将帝国的各种法律编成法典，所以即使行省有滥权贪污之风，当地人也能有所保障；我将尤利乌斯·恺撒去世前颁布的叛国惩处法付于实施，防止野心膨胀让国家陷入危难。
然而现在罗马人的脸上有一种神色，使我担忧是不祥之兆。他们不甘心安分守己，极力想要回到差点令国家倾覆的糜烂昔日。我让人民免于暴政与权势与家族的压迫，让他们自由陈词免于惩罚之忧，尽管如此，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一起授予我独裁官之位，第一次时我人在东方，刚在亚克兴击败马克·安东尼，其后是在马尔库斯·马尔凯鲁斯与卢基乌斯·阿伦提乌斯任执政官时，我刚用自己的财力将意大利解救出粮荒。两次我均未接受， 虽然招来了人民的不满。而那些元老的儿子，他们，本来应当服务群众，哪怕只是争取自己的荣誉也好，如今却叫嚷着要上竞技场拼命，与普通角斗士对阵，以为那是危险的运动。罗马之勇就这样沦落在俗尘里。
马尔库斯·阿格里帕的港口如今为罗马的骄奢之人供应牡蛎，正直的罗马士兵的遗体做了肥料，滋养他们修剪整齐的常青灌木与柏树的茂盛园林，阵亡者的寡妇的眼泪汇入他们的人造溪，在意大利阳光中欣欣流淌。野蛮人在北方等待。
野蛮人在等待。五年前，日耳曼边陲莱茵河上段区域出了一场灾难，罗马尚未从中复原；它也许是罗马命运的预兆。
从黑海北部海滨至日耳曼洋的南岸，从默西亚至比利时，一千多里的地带没有天然屏障可将日耳曼各部落拒于意大利的门庭之外。他们无法被打败，他们也无法被劝服而罢手于抢掠和谋杀。我的舅公未能做到，我掌权这些年也没有做到。因此必须巩固边防，立即保护起罗马的北方行省，最终也就是对罗马本身施以保护。这条防线最棘手的部分在于莱茵河以下的西北地区，因为它保护的是特别富庶肥沃的土地。于是，从总共二十五个军团凡十五万士兵之中，我将五个由最有经验的老兵组成的军团派往那蕞尔之地。他们的统领是普布利乌斯·昆克提利乌斯·瓦卢斯，他曾经是胜任的阿非利加资深执政官与叙利亚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