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现在都没有说过这个。

“您先得报失踪，在您自己国家的警察局登记寻人，最好是在您国家的政府部门那里，然后由您国家的政府跟丹麦政府取得联系，丹麦政府会跟凡卢瑟[11]法医部门我的同事联系。此外，要提出查阅申请的话，还得有详细的资料，跟可能的逃亡时间有关的更加详细的信息，可以用的照片，细节，如果可能的话，如此等等。”

他慢慢地合上我的纸夹，把两根手指放在上面。

“这是一条非常漫长、非常困难的路，本德勒先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清清嗓子，我们一起盯着外面的架子看了一会儿，肩并肩，就像是迷路的船上的两个军官，站在毫无用处的指挥台上。

“我想说的是，您是第一个到这儿来的人，二十四年了，这谁又能想得到？就好像没有任何人要找他们，我们的这些死者。”

他补充说，当然事情不是这样的，从来就不是这样，正相反，完全不是的。事实上是五十二年——从柏林墙建起开始。不过，他自己在地下的这个地方也才三十年。

梅德森站起身。

我的拜访结束了。

我也想站起来，但他的手按住了我。不止如此：他的手沉沉地压在我的肩膀上，两三秒钟时间，像石头一样沉重。

他开始了一段简短的讲话，他显然是为了这个才站起来，他的头几乎碰到了小阁子间的房顶：“三十年，无怨无悔，本德勒先生！”

梅德森一句一句地简要介绍了失踪部的历史，据他所说，这里有三位专职的工作人员，三位很好的、非常优秀的警官，办公室在凡卢瑟。警察局里没有档案保管员，从来就没有过，只有他，还有他这个技术人员的职位。他要监管所有的房间，特别是那些通风设施和空调，这需要非常精心，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把工场设在了下面这儿，伴着那些死去的人，反正当初这是最主要的原因。经过这么多年，他已经慢慢熟悉了这里的情况，在清理、改造、引进新的储藏架，将档案重新整理进无酸纸档案盒的过程中，他逐渐地，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不可避免地了解了这些独特的档案的组成和内容，从那时开始，他只能这样说，他就被那些档案迷住了，并且一直到今天。

“这些无名的人，单单因为他们没有名字就显得可疑——这难道不是不公平吗，本德勒先生？以前，那些航海的人身上文着复杂的文身，还戴着耳环，这样，假如他们被冲上岸的话，也能有人从他们身体上的装饰认出他们。当时的人就知道，一个不能辨认身份的死者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可怜。没有名字的人非但没有人会信任，人们还会觉得他们讨厌、丑陋。没有名字就意味着没有出身，没有家庭，既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他们躺在这些架子上，就像从链条上脱落的环。他们还在那儿，但却迷失了方向。这个地下室现在就是他们唯一的家乡，本德勒先生，最后的一个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只有我，我熟悉他们，不是因为名字，而是因为那些照片，鉴定，物品。”

梅德森清清嗓子，停了一下。这不是偶然的间歇，而是在默哀。我既没有感到尴尬，也不紧张，寂静让人舒服。从什么地方传来隐隐的雷鸣声，可能是从旁边开过的货车，在上面的马路上，包围在这座钝头楔子堡垒外面的马路。

为了更好地弄清楚别人交托给他这个房屋管理员的是些什么东西，梅德森说自己暗地里，完全出于主动地开始自学，而且是在各个不同领域，刑侦学，法医学，证据学。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时间，不，他并不是不安分守己，想超出房屋管理员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做的事的范围，不过现在，他恐怕是最清楚这些档案和这些库存的人了。

梅德森摸摸插在大褂兜里的电压笔（摸他的心，我想），看了一眼那些工具，就好像他要迅速地再检查一下现在急需的东西是不是都在。

“二十四年，五十二年，这段时间真是太漫长了。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使用者须知能够受得了这个，能够存留这么长时间，我是说——没有使用者。这就是我的观点，本德勒先生。但我只是这儿的房屋管理员，我也没有被授权，您明白吗？”

我点点头。我明白，他是把我看成了被委派来的人，一个代表团，他所有那些死者的代表。

“请您在这儿等着。还有，您请自便。”

他指指一个放着饼干的盘子，旁边是一个暖水瓶和两个塑料杯子。

在门口，他再次转过身来。

“在诺瓦利斯笔下，那些死去的人都是好人，本德勒先生！”然后，他的脚步声在台阶上响起。

外面就像是一片闪光灯连成的海洋，几百个日光灯管亮了起来。我从这个指挥台的位置能看到亨利在架子中间穿行。他走路的时候有点不对劲，有点轻微的跛足，或者那只是因为他的体重在他身上摆来摆去。他推着一个类似餐车的东西，那上面一开始只放着那张纸。那辆车在无缝地面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叮咣声，不过随着亨利朝架子里伸手的次数越来越多，那辆车也越来越安静地穿行在架子中间。

过了一会儿，他又从指挥台旁走过，抬起头看着我喊道：“饼干，本德勒先生，您吃饼干！”然后朝右边转过去，走进时间比较近的那些档案架里。

随着一声轻轻的隆隆声，四五个漆成灰色的巨大文件柜在地板上滑动起来。他只是轻轻碰了碰它们（那儿显然有按键），它们就加快了移动的速度，仿佛一队钢铁大象。工作台颤动起来，康懋达“咔”地响了一声。梅德森不慌不忙地在这些庞然大物中间穿行，他是它们的驯兽员，穿着棕色的大褂，举着胳膊。它们没把他挤扁真是个奇迹，或者也不是奇迹，如果看见这个身躯庞大沉重的男人多么优雅地从那些狭窄的通道里飘过去。他的屁股时不时会轻轻地，几乎孩子气地一摆，每次转身转到最后总是一个抚摸，一种温柔的果决：一伸手，又有一个盒子落在他的车子上。

陪伴我一路走来的所有信念在这一刻烟消云散，我不再能感到那种忠诚，它或许只不过是一种责任感，从一种以前就有的，几乎无法估量的负罪感里获得滋养，我不再能感到许诺带来的冲动，和想要履行诺言的愿望，不知怎地，对自己价值的证明，配得上那份友谊的证明，所有这些——都不再重要。只剩下这个充满单纯美感的瞬间，这种，应该怎么说呢，亡灵之舞。就好像我是专为这个来的，来到这个地下的集会地，三十年来的唯一的观众。

不光是诺瓦利斯，在特拉克尔的笔下，亡者也是好人——在这一刻，我明白了。特拉克尔不光是个创伤，他还是种渴望。我心里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到出口而不被发现。是不是从里面也得输入密码。我能不能找到上去的路，没有线人陪伴。

不知道接下来的这一部分如何能够写进报告。这几天我再拿起哥本哈根笔记，感觉那更像是其他什么人写的，随便什么对这一切感兴趣的人，反正不是我。有人把那些记录下来，字迹潦草，写了好几页，具体是这样的：

——脚在鞋里，已腐烂。残肢，骨头有咬痕，梅：运动鞋就像救生衣，尸体的其余部分缺

——女性：没有嘴唇，没有鼻子，脸上只有牙齿，胳膊黑色，布满海藻，梅：海藻层

——男性的上身：全是孔，像被枪击。鳗鱼，梅说，常见的动物咬痕

——像橡皮娃娃的女性，肿胀，絮状物，有光泽，梅：尸蜡，尸油

——女性，头盖骨暴露，磨损，四周有皮肤，梅：漂移的痕迹，擦伤，脸朝海底

——穿大衣的男性，嘴前有白泡，梅：粘霉菌

——男性，胸前有树根状纹，黑色，像文身，梅：静脉突出

——死者，无法辨别，没有轮廓，梅：船用螺旋桨，大块。打碎了。20页报告，照片，整体图和细节图

——男性躯干，梅：头和胳膊在4公里外，发现地照片，残缺不全，啃噬，动物撕咬，可能为度假者丢弃的流浪犬。

如此种种。

那儿这样写着，但我自己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说过的那些话。说过的话有声音，能够在梦中听见。一个句子一个句子，没有词。所有人都梦见了这种声音：梅德森，那些亡者，还有我。其中没有内容，没有信息，它包含在一切之中，在半明半暗的大厅里，档案架组成的迷宫里，工作台上的那些照片里，里面只是偶尔会冒出一些说过的话。

“想想看，他们住在那下面。坐在桌子旁边，散步，自由自在，每个人都自由自在。”

“所有这些尸体，艾德，就像是在黑暗中从大家身边漂过，珍贵，像活着一样，或者说神圣。”

我找到了四盏绿色的灯，那是紧急出口，大厅两端各有两盏。每个梦都需要一个紧急出口，否则就不是梦了。但也有些梦是非常清晰的，在那些梦里，所有的一切都很正常，真实得不可思议。

我先认出的是那件衬衫。他曾经穿过，1989年，那张旺季开始前的照片。然后是门牙中间的那条缝，然后是他的头发，金色的头发，出人意料地完好（像天使一样——我并没有想，那个词就冒出来了，我马上试图把它抹去，但它还是牢牢地盘踞在我的大脑里），但身体已经发黑，像是充了气。尽管如此还是能看出这曾经是个瘦长而笨拙的人。辐条。

为了确认，我请梅德森把整个解剖报告和警方的鉴定翻译给我听。他明白我是发现了什么。一个我并没有找，但却找到了的人。他的努力值得了。

从辐条衬衫上剪下的一块贴在一张硬纸壳上（衣服卡，梅德森说），还有铅笔粗细的一撮头发，包在锡箔纸中。他这份档案的抬头上写着一个数字，我问梅德森那是什么。

“他坟墓的编号，他在线标墓里的编号。”

“是什么，线标墓？”

“我们这样称呼那些无名者的墓地。”

“线是什么，指的是什么？”

“那些死者安葬在一条线上，这样就能够找到他们了，随时，借助坐标，坐标里包含这些数字，它们能够标出尸体在地下的准确位置。如您所知，这些无名死者的墓上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只有青草，再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些尸体没有火化？”

“没有。那些亡者在等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说，万一有人来想要回那些残骸。他们会无限期地埋在那儿，这儿的这些档案也会永久保存，没有找到名字之前，没有一个案件会被认为已经终结。一开始，这些尸体躺在法医学院的太平间里，零下二十度。有些一年，有些时间更长，这种情况出现过。然后他们就被取出来，送回到发现他们的地方去。”

“送回去？”

“送回他们上岸的地方——由各地方负责他们，法律里是这样规定的。他是在斯泰厄，默恩岛上最大的镇子，斯泰厄的线标墓。”

档案摆脱了档案架的逼仄后，开始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浊气，使人神志昏昏。那不是年迈者的气味，不是黏液或者腐烂的气味，不——那纸有种生病的味道。我呼吸，呼然后吸，实际人在世上就是为了这个，为的就是有规律的呼吸。那些死者不在哥本哈根，不在主教山公墓。他们在哥本哈根被解剖，所有的档案和报告都留在这儿，但他们自己却又回到了海边。他们被安葬在海边，临时的，没有痕迹的，葬在一条线上。

哥本哈根给人的印象是一座处处都坚固的城市，靠水的房子都是砖房，砖烧得很坚硬，北欧风格。有时会有一堆破破烂烂的自行车挤着靠在房子的墙上，栖遑地交错在一起，就像没找到栖身之处的动物。天已经开始黑了，窗户亮起灯，让人突然非常向往，尽管四周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我体会到曾经的对洞穴的渴望，对孤独幸福的渴望，缩在房间里的某个地方，桌子旁，灯光下，在那里，人终于能够安静下来，远离一切，远离每个人。看完辐条的东西之后，我把残余的所有意志力都集中在一点上，并对梅德森说，我愿意再来这里——明天，后天，接下来的几天中。

我信步转悠了两三个小时，等我走进一家名叫“角落”的咖啡馆时，天已经黑了。我点了些东西，然后拿出笔记本，开始把我在这个下午所看到的、听到的记录下来。最后还记下了咖啡馆和街道的名称（绿斯路76号），记下墙上挂的鹿头，菜单也挂在墙上，等等——所有的动作都很机械。我看着咖啡馆、吧台和外面的那些人，因为我知道这些也要记录下来。我觉得要把笔放下很困难，手腕已经僵硬，但我还在写，手指抽筋了，但我还在写，我在纸上画下一行又一行的字，画下整个哥本哈根，脑子里什么也没有想。

在“角落”的里间屋有个小理发馆，显然是这个咖啡馆招揽生意的办法。一扇玻璃门上贴着一把剪刀的超大剪影画，透过这扇门，可以看到在里面干活的女理发师。女理发师下班的时候，我刚刚开始吃三明治（一只手拿着三明治，另一只手握着圆珠笔）。她已经穿好了大衣，手里提着塑料垃圾袋。她跪下来（看上去很优雅），想用带子扎紧垃圾袋，但是扎不紧。我已经在考虑要不要把这个也记下来。她从我桌边走过的时候，我看见那个袋子里全是头发——鼓鼓囊囊的都是头发。

在大门口，我就已经赶上了女理发师，但是我已经忍不到某个角落里，或者至少往旁边再走一米。确切地说，我直接吐在了她的脚跟前。一位年轻的女理发师，已经下班，穿得很漂亮（肯定是跟人约好了要去吃饭、看电影，听音乐会或者做其他什么），而我从她身后扑过来，在她的脚跟前呕吐，对着她对着我，对着她那个装满头发的垃圾袋，对着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堆乱糟糟，沾满污渍的东西，这一堆带着斑点，揉成团，结成块的人类的垃圾。她发出一声丹麦式的尖叫，一种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哎”，然后冲着咖啡馆里喊了些什么。我一边呕吐一边怒吼。我在心里冲着她怒吼，同时也冲着大街怒吼，冲着哥本哈根的夜怒吼：你为什么要把这堆尸体拿到我桌子跟前来？我拿这些尸体要怎么办？怎么办？

几个月后，我开始写这份报告之前，在梦中看见了那些死者。他们站在路边，身形残破，难以描述（解剖报告就像是看图说话，梅德森曾经这样说），他们在问自己的姓名。我叫船用螺旋桨吗？我叫橡皮娃娃吗？还是说我叫瓦尔特？或者莫妮卡？在梦中，就像是必须马上给出答案一样，就好像时间已经所剩无几，而这是他们从这条路上退回去之前的最后一个机会，没有疑问，没有痕迹，像从来不存在一样。

但是我离开了，没有再回到档案馆去。从我的报告里也能看出，我是多么不适合做这一切，多么不能胜任这个任务。报告里全是细枝末节的内容，还有各种感觉和想法，取代了本应该有的数据。

还有其他的原因。我踏进了他们的地盘，亡者的领地，碰巧是我，可能是因为这个。写作是自卫，是盾牌和隐身帽，没有这个笔记本的话，那我就什么也没看到过，他们就不会选择我来做这件事，其他任何人也都不会，这点我很清楚。我不是研究者，不是历史学家，不熟悉整理材料的方法，如果要说的话，那我只是遵循着一个诺言，遵循友谊的规则，一开始只是这样而已：克鲁索的请求。而且：仅只如此。但后来我跨越了那条界线，随着第三重失踪那个词，我开始就是那样想了。

不管怎样，在写的过程中，我恢复了清醒，我胃里隐隐跳跃着的那个地方也平静了下来。我走进离房子有段距离的那个小简易房里，那里我已经很久没有进去过了。门前的松针铺出已经腐朽的地毯。过了一会儿，我找了自己要找的东西，一个浅黄色的邮政包裹箱，放在一个塞满了玩具、科技垃圾和从来不用的健身器械的架子上。四下里到处都是沉闷的哀伤，沉着脸，冥顽不化。我打开盒子。毛衣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黏糊糊的茧，麂皮鞋已经发霉了。离开岛的时候，我就穿着这两样东西，鞋和毛衣，后来也还穿过。在旅行袋里的东西中间（全都冰冷潮湿），我找到了辐条的眼镜——在克劳斯纳生病的那段日子里，我自己在什么时候把它塞了进去，然后就没有再想起，一秒钟都没有。

保留这些东西无非是想骗自己忘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使用和损耗了几样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假如辐条有一天突然出现了，那我至少能够……当时的那个我应该就是这样，或者类似这样想的，那个我只是想了一下，然后就把这个盒子忘记了。

尽管事实（从某种程度上）正好相反，我胳膊底下夹着那个纸盒走进公墓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像个盗墓贼。我刚把盒子放下，就有人在我背后喊了起来，说的是俄语。我没有回头看，但是那个男人朝我走了过来。他穿着制服，大衣敞着，显然喝醉了。我匆忙间把自己学校里学过的那点俄语组装在一起（可能有十二个词，有的时候多一些），但是没有用上。“没喝，法西斯！”那个俄罗斯人捉住我的胳膊，拖着我穿过公墓，从那个假人身边经过，穿过深邃的，已经被泡软了的路，一直到他的那个墓前。他指了指。

他们是三个人，两个女人还有他。那两个女人穿着夹克，围巾一直裹到头顶，年纪大些的那个脚上穿着毡靴。她们坐在一小块塑料布上。在坟墓的下面一半上铺了一块擦碗布，上面放着巧克力，熏肉和香烟，墓碑上倚着一个罐头盒。“喝——喝，同志，五分钟——不法西斯！”一只摊开的手掌在我胸前横着虚虚一画，这事就决定了。那个伏特加的牌子叫百乐门。他们甚至还带了酒杯，杯子上镶着金边。俄罗斯人把第一口酒倒进墓碑旁边坟墓右边的角落里，然后点上两支烟，其中一支插进坟墓里，让它在那儿慢慢地燃烧变短。两个女人在跟亡者说话，一边说一边用手抚摸着泥土，并且朝香烟的火光上吹气。时不时地会有一声轻轻的，但又无所顾忌的啜泣，一种持续几秒钟的哭泣，然后再喝伏特加。那个男人开始打起盹来。他看上去很满足。我站起身，跟那两个女人告别，我想，我当时甚至还鞠了躬，然后走回自己的那个坟墓跟前。我很高兴自己“不法西斯”，可能我也喝醉了。

我从盒子里把东西一样样拿出来，擦干净，至少是暂时干净了。它们很周到地给我服务过，而且我当时确实很需要它们。“确实需要。”我小声说着，有种无边无际的感激突然善意地从我身体里涌过。这可能已经跟辐条没什么关系了。在一个无法估量长度的时刻里，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个整体，一个长长的故事，跟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是的，在那一刻它们最准确地表达出了到这一天、这个小时、这个地方为止所发生过的一切：一双发霉的鞋，一堆毛线，一副只有一个镜片的眼镜。

“对不起，真对不起。”后来，我开始说起话来。我先是向克鲁索表示道歉——因为我没能够坚持。我给他解释，努力不遗留任何细节。我想把所有的事都总结一下：一方面是恐惧和一种莫名其妙的厌恶感（对死者的厌恶），另一方面是悲伤和莫名其妙的同情感（对死者的同情）。我突然间能说话了。因为喝醉了，所以我说了一些没打算说，也从来没有说出口的话，一些只跟我们俩有关的话，洛沙和我，那两个人。眼泪也不是事先计划好的。最后，我请克鲁索允许我做辐条这件事。我解释了自己想要做什么（很自然就想到了，“孤儿院”的辐条，那个孤儿，我后来想到，对他来说没有其他的家属，除了我，他在克劳斯纳洗碗间的这个继任者，他不会再有其他人了），还有，这个为什么不会损害对瓦伦丁娜·克鲁索维奇或说索尼娅的追思（我是这样说的），正相反。我现在可以定期到这儿来了，我会负责，就像我答应过的那样，这将是做这件事的合适地点，“找到部”。然后，我还对辐条本人表示了歉意，先是为那件毛衣和那双鞋。然后，作为代言人，也为大家后来说他的那些坏话，嘲笑（孤儿院的小孩儿，傀儡，废物），大家开过的所有那些恶毒的玩笑，对一个，就像克鲁索说过的，“从其他方面看也不合适”的人。

在秋天的那几周里，哥本哈根教区委员会的伍尔夫·D.瓦特杨又来过一封信。“没能对您的调查工作提供帮助，我至今仍感到抱歉……”他的邮件开头这样说。我得承认，这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自己在丹麦的日报《政界》上读到一则关于柏林墙博物馆研究计划的消息，内容是关于东德那些逃往丹麦的人。博物馆委托刚出版新书《东部逃亡者》的作者耶斯佩尔·克莱门森搜集物证、姓名和其他一些史料。如果跟博物馆方面联系，瓦特杨说，也许能让我有些进展。我跟耶斯佩尔又通了一次电话，他说，柏林方面一开始想提出相应的申请，来为这个项目筹集经费。我把听筒更紧地贴在耳朵上，说自己非常确信会筹集到这笔钱的，用不完的钱，“不为这个还为什么，耶斯佩尔？”

今年春天，俄罗斯公墓重新修葺了。那些坟墓闪闪发光，像新的一样。公墓的大门也重新刷了漆（那两个苏联红五星现在是灰色的），他们还修了一道更坚固的篱笆来对付这个地区经常出没的野猪。

我常常只是蹲在墓前，脑子里想不到什么。没有《颂歌》，没有《诗篇》。树林静悄悄，或者沙沙地说着那些曾经的句子：

“那些死去的人在等着咱们，艾德，你怎么看这件事？”

或者

“记着那个绿色的光”

或者

“你在这儿等着，不要离开。”

“我保证。”我喃喃地说，后来，我跟辐条聊起了克劳斯纳，在洗碗间的工作，大汤勺，维奥拉，厨师迈克，和那些只有在那里，在岛上才会有的东西，只有那个时候会有。说起他为什么还是要那样做，为什么他就不能走其他的路。

如果有时间，我会在回去的路上到“丽塔小吃店”停一下，那是B2公路旁边的一个小木板屋，在回家的路半中央。那里有一个锯木厂和一个名叫“荨麻地”的废弃火车站。那里还有一个给载重卡车掉头的弯道——实际上是一大片空地，只有沙子，就像海滩上一样，离波茨坦三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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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克林特霍尔姆（Klintholm），丹麦默恩岛东南部港口，临波罗的海。

[2] 西兰岛（Seeland）、洛兰岛（Lolland）、法尔斯特岛（Falster）均为丹麦岛屿。

[3] 丹麦语，意为“小美人鱼”。

[4] 库伦斯伯恩（Kühlungsborn），德国东北部市镇，临波罗的海。

[5] 沃尔丁堡（Vordingborg），西兰岛南部城市。

[6] 柏林墙于1961年8月13日开始修建。

[7] 籍里柯（Jean Louis André Théodore Géricault，1791—1824），法国画家，浪漫主义画派的先驱。

[8] 丹麦语，意为“警察局”。

[9] 德国诗人诺瓦利斯的本名。

[10] 指诺瓦利斯的作品《夜颂》（

<i>Hymnen an die Nacht</i>）。

[11] 凡卢瑟（Vanløse），哥本哈根的一个行政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