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失踪部（艾德加的报告）</b>
我是1993年夏天得知克鲁索死讯的，在8月28日。第二天早晨，我就开车去了波茨坦方向，我要去联邦路2号旁的俄罗斯公墓找他母亲的墓地，那个曾经的红军杂技演员。我住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已经有段日子了，开车只要几分钟，穿过森林里走路过去半小时。
公墓在松林里的一个山坡上，这些松树像柱子一样立在坟墓之间，给它们荫凉和保护。这个地方这几年还是有改变的——总有一天，1993年也会成为很久之前。当时克鲁索出事的时候，我对事情的发展无能为力。这句话我一定要再说一遍，只说这句，其他事可以说都已经讲清楚了，虽然我觉得很难就此结束那一段，但那些不属于这个报告的内容。
我没有任何线索，所以就把整个墓园挨着找了一遍。前面对着马路的地方躺的是军官，后面是士兵，然后是埋葬小孩儿的地方，最后面挨着栅栏的地方是妇女的墓地。很多坟墓的边已经碎了，石头滚到一边，上面盖满松针。公墓中心处有一个纪念碑，一个假人守卫着它，那是一个铸铁的红军战士，四五米高，戴着钢盔，拿着机关枪，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全神贯注地盯着大门，要用铸铁的眼神把所有怀着不恭敬的心走进来的人逼得跪倒在地。
那些孩子的坟墓上放了很多玩具，塑料汽车，橡皮娃娃，泰迪熊。玩具们斜靠在墓碑上，腿上已经长了青苔。从铭文上能够看出，同时牺牲的士兵是被埋葬在一起的——一个队伍，直到最后，经常是因为飞机坠毁，墓碑上刻着不同机型的轮廓（轰炸机，米格，运输机），刻在名字上方。有些墓碑有面孔，椭圆形的小照片罩在玻璃里，用贵金属镶了边。其他一些上面只有名字，没有出生日期，没有死亡日期——我后来听说，那是些被打死的逃兵。离开假人越远，坟墓上的青苔就越软、越厚。许多士兵死去时还很年轻，特别是在1958年和1959年，我不明白是为什么。更奇怪的是有那么多的小孩。有个坟墓上插着个风车，还有一个上面插了把塑料小叉子。我找到了女杂技演员的坟墓，在几堆树根和土的附近，花环和鲜花在那里被弄成堆肥。
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个瞬间。天已经热起来，松树在阳光下开始蜕皮，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浅棕色的小块树皮旋转着落到地上，在阳光下，这些树皮仿佛皮肤一样是透明的。我想象着索尼娅当年表演魔术的情形，在还没有掩埋的墓坑前。然后是对着松树冠鸣枪致敬，还有儿时的克鲁索，既哭不出来，也不会道别。虽然并没有在心里彻底地承认，但我的确以为（或者担心）会在墓碑上看到索尼娅的名字，在她母亲名字的下方。索尼娅·瓦伦丁娜·克鲁索维奇，克鲁索的姐姐。
“如果我哪天不在这儿了，一段时间，那么就由你来负责，答应我。”克鲁索曾经这样说。就好像他的死让我的诺言最终生效，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会碰到那本书（纯属偶然）。几天之后，我漫无目的地在市立图书馆里转悠时，看到了这样一个书名：“穿越波罗的海奔向自由”。海洋灰的封皮上的副标题：“传奇式的逃亡故事”。这本书放在“新书”那个架子上，离大门口不远，实际上是不可能看不到的。书的附录里有一个采访：《搁浅在克林特霍尔姆[1]——港务长埃里克·延森口述》。我拿下那本书，走到报纸架后面去，那儿用棕色的软沙发弄了一个角落，一些退休的人和失业的人就在那里打发时间。
跟港务长的对话讲的是那些从东德逃跑，后来被冲上默恩岛的人。其中讲到了破碎的小船，被打成碎片的折叠式帆布艇，船上没有人。还有那些死人，或是被水冲到克林特霍尔姆，“冲到他家门口”，如对话里所说，或是过去那些年里被丹麦渔夫的大拖网从水里捞出来。哪儿也比不上吕根岛和默恩岛中间找到的多，港务长说。
“我们把他们从这儿弄上岸，交给哥本哈根法医学院。”
“如果今天有家属要寻找某个逃离东德的人，他能有机会弄清楚这个人的下落吗？”
“如果他知道大致的逃跑时间，能够描述一下那个人，甚或有照片的话，那是有可能的。对这些死者的处理是由哥本哈根大学法医学院负责的，皇家医院，哥本哈根布莱达姆街9号。”
我换了一些钱，还买了一张市区图，并在上面用圆珠笔事先画出我要走的路。9月7日，我乘渡船从罗斯托克去了丹麦的盖瑟，又从那儿去了哥本哈根的皇家医院。单是买轮渡票就几乎花光了我的现金。这个国家，这座城市，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有时，我感到自己就像是在进行一次科学考察，一次发现之旅，这或许是一场考验，不过，这也不是这个报告要讲的。
皇家医院的主楼是一栋钢筋与玻璃构成的灰色新式建筑，大概二十层高。咨询台的女士刚开始没听明白我说的话——我蹩脚的英语。她直接就转成德语，并把最主要的信息告诉了我，法医学院的位置和对外开放时间。她的友好给了我信心，但是学院已经下班了。
我开到街上，这条街直接从法医学院的楼前经过，腓特烈五世大街，这是个很安静的街区，旁边是一个公园，里面有人踢足球。皇家医院的院区看上去非常大，类似于医院中的曼哈顿，周围都是空地，相当于曼哈顿岛上的哈德孙公园。我在公园里转了一圈，给一辆自行车拍了照片。那车子连着一个大黑盒子，看上去就像一辆人力车。我慷慨地给自己买了一杯咖啡，然后，我开始平静下来。我在足球场附近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一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做了些记录——会客时间，街道和街区的名称，等等。我的想法是，不管干什么都要非常仔细，我不想遗漏什么。说过的事就要做到——孩子气的话。或者也不是，那更像是父母亲的话，某种教育的目标，但后来再提起都只是为了嘲讽，出于某些我没必要细想的原因，因为我很确定，而且我的目标很明确。我慢慢地、仔细地吃完带来的最后一块面包，走回车跟前，准备过夜。
大概三年前，我父母亲把这辆旧车给了我，这是一辆日古利拉达，1971年产，我小时候就知道这辆车特别适合过夜，因为前排的座椅靠背放下来后，能跟后排座椅的椅面完美地连成一体。当时还没有头枕或者壳形座椅，至少苏联陶里亚蒂的汽车是这样的，那是俄罗斯人给他们的汽车城起的名字，用的是一名意大利共产主义者的名字，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这款车也是按照意大利的设计制造的，“依照菲亚特124的设计，1966年的年度最佳车型！”——所有这些，我们开着拉达在路上的时候，父亲都讲过不知多少回，以至于到现在，这辆珍贵的汽车已经是我的，坐在驾驶座上的也是我，那些话依然在我脑海中盘旋，就好像它们已经成了这辆车的必要组成部分，跟车轮或者换挡杆一样不可或缺。我真正喜欢的是一条条拼接在一起的非常柔软的棕色人造革，上面有一股童年的味道，一股坐车和睡觉的味道，长长地舒展开睡在后座上，脚尖抵着一个门，头抵着另一个门。
但这也不是我报告里要写的。我筋疲力尽，想睡马上就能睡着，但我还想再等等，至少等到天黑下来。我又绕着皇家医院兜了一圈。住院部的楼前有一个长条水池，里面有些焦虑的小喷泉。法医学院大门的上方写着“泰鲁姆楼”，问讯处的那个女工作人员说的也是“泰鲁姆”，而对我来说这是个溺亡者博物馆。看老港务长的采访时，这个词就进入了我的脑海中，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离开。
这个“泰鲁姆”看上去并不像座博物馆，也不像尸体陈列馆。这是一栋五层的新楼，外墙用的是砾石混凝土，大门左右两边的花坛也用同样的材料。花坛里，两株非常小的银杏树正在做垂死的挣扎。透过前门和后门的玻璃门能看见前厅和外面的走廊。宽敞的走廊上设置了一些供人坐的角落，用屏风隔开，放着彩色的碗形软椅，浅蓝色，绿色，红色，想象不出那儿曾经会有人坐过。通向应该躺着那些死者的深处的是一架柠檬黄的螺旋形楼梯。
我把额头从玻璃上拿开，向后退，打算给“泰鲁姆”拍张照片，它那绝望的斑斓色彩让我油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敬意（或许可以用一种更现代、更乐观的方式跟这些死者打交道？），这时，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朝我这边过来。他坐在车上问了我些什么，估计是想知道我在这儿干什么。他穿着灰色的警卫制服，那衣服让人想起钳工的制服。他自己也是灰色的，灰白的头发，灰白的脸。我用英语回答。我解释说自己是一个德国作家，在这里为一本关于死去的人的书收集资料，“关于以前送到这儿来的那些尸体”，我结结巴巴地说，听到这儿，负责安全的男人马上收起对我的盘问，并且祝我一切顺利。他把身体深深地朝前埋下，用相当惊人的速度骑走了。这应该是一辆赛车。我突然想起，他之前已经从我身边骑过去了好多次，当时我正想从近处看看这个溺亡者博物馆。
我缩进拉达，马上就睡着了。头顶上方，大众公园（名字记在笔记本里）的树木沙沙响。第二天早晨，我尽量把自己收拾整齐。用水瓶里的水，打开后备厢，躲在下面刷牙。我换了件衬衫，并努力把它抚平，然后走进公园，但是卖咖啡的小摊关着门。
我在车里找到一个苹果。我掂量着继续讲那个作家的故事对我的计划是不是更有好处，反正听上去是挺了不起的。我用一个纸夹装着索尼娅的照片，还用英语写了一篇附带的说明，用来解释为什么我可以算是“家属”。我还把索尼娅的一些个人信息列在了一起（就我所知道的），包括她逃亡的可能时间，她可能的逃亡。我再次打开那个纸夹，但是却无法集中精神，只是从索尼娅破碎的脸上抠掉了一些蜡点。
“吹啊，见鬼！”
“你得吹蜡烛，艾德！”
我试着武装自己。僵尸和碎尸块在我的脑袋里兴风作浪。我看见死去的索尼娅躺在冷冻箱里，“躺在那个王国的优质冷藏柜里”——非常荒唐，是啊，突然就连我自己都觉得非常荒唐，我竟然会来到这个地方，多么幼稚而又无知。但不管怎样，并不是毫无理由的。是的，我会负责，而且我当然希望不会找到索尼娅。
我在一层的走廊里瞎转了一会儿，第一大教室，第二大教室，门都开着，空气中有股甜丝丝的味道。办公室在楼上。那儿有个类似等待区的地方，有衣帽架和接待处，里面坐着两个女秘书，一个年轻的，一个年纪大些的。
我开始背诵那些准备好的句子（我蹩脚的英语）。还没等我打开纸夹，那个年轻的就已经抓起了电话。
“索伦森博士？”
索伦森博士讲德语，这让我对他突然非常感激。他的楼里每年要进行差不多3000次尸体解剖，其中当然也可能有那些溺亡的逃跑者，从西兰岛，洛兰岛或者法尔斯特的海边捡到的那些，[2]他还模模糊糊地记得其中几个，但是很遗憾，资料都在警察那里……索伦森穿着一件白色大尖领的衬衫。说话时，他的头微微朝一边倾斜着，点了几次，以表示“没办法，就是这样”。
我感到短暂的、模糊的轻松。我很高兴这些似乎全都会说德语的丹麦人接待了我，并且对我那么友好，尽管我一副熬了夜、邋里邋遢的样子，就像个冒冒失失的闯入者，不管怎样，这是“泰鲁姆”来的第一个对自己同胞尸体感兴趣的东德人，就像索伦森说的，“同胞——还能用这个词吗，今天，恐怕不太能吧，本德勒先生？”
我得说，这个索伦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贵族气质，他棕色的脸——今天我可能不会那样看，但在当时，索伦森就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来自另外一种（更优越的）生活的人，距离我来的地方好多个光年。在他面前，我几乎为那张污渍斑驳的照片感到害臊。尽管如此，我还是从纸夹里拿出照片，把它从桌子上推了过去，就像是在提最后一个请求，同时自惭形秽。索伦森只是朝照片瞥了一眼（就像看着一个误会），他并没有碰那张照片，所以我很快就把照片又拿了回来，匆忙而又尴尬。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我到那儿之后得到了许多主动的帮助，包括他提出带我在“泰鲁姆”里面参观一下，或许是觉得让我空手而归不太过意得去吧（因为我走过的漫长的路），或许也因为我是从东边来的，因为我态度谦卑，所以让人感觉我实际对任何东西都感兴趣。
索伦森带着我一个个房间参观过去的时候说，他们在这里说起死亡会比较坦然。我穿着一件白大褂，踢踢踏踏地跟在他后面。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解剖尸体的工具，可能是因为那些东西我都很熟悉吧——刀子，勺子，大汤勺。器官都是几个一组取出的，先是心脏和肺，然后是胃、肠和肝，最后是肾脏，膀胱，性器官。所有的东西都经过清洗，分别称重，通常情况下还会留样本。“这些塑料小碗就是装那些用来化验的器官的。”我手里突然多了一个那种小碗，里面有白色的粉末。“氟化钠，”索伦森解释说，“防腐剂。”他拿回那个小碗。我抽出笔记本，因为觉得这是我的责任，这促使解剖师产生了，如他所说，照顾“我特别浓厚兴趣”的想法。浮尸都是一些腐烂的尸体，有种味道，让人难以忍受的味道。你开着车回家，堵车了，突然间：那股味。它藏在皮肤里，头发里，无处不在。他们确实更愿意碰上新鲜的尸体。索伦森笑了起来，但是随即又表达了歉意。他说这些终归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好奇心，某种特别的，可能有些夸张的好奇心，无论何时都不能失去这种好奇心。
告别的时候，索伦森博士跟那两个秘书说了几句。我看上去肯定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反正那个年纪较大的女秘书一直把我送到了出口那里。在电梯前，她朝我凑过来一点，然后说了下面这番话：如果我敢的话，就是说，如果我想找个合适的地方，一个跟我的女朋友告别的地方（她是这样说的），那我应该到市公墓去，去那些无名墓前。说着她把一张纸条塞在我手里：主教山公墓，北桥区腓特烈堡街125号。
我已经记不清这天剩下的时间里自己都做了些什么。我神志昏昏地走在旅游的人踩出的小路上，一路来到了港口。我惊讶地回过神来——惊讶的是小美人鱼（Den lille Havfrue[3]）原来那么小。我在城市导游册里看到，她曾在1964年被人割掉了脑袋，1984年被割掉了右臂，但是看不到伤口，一点痕迹也没有。她看上去忧伤得难以言表——让人怜悯，也理应得到所有怜悯。我就是在那一刻决定去主教山公墓的，这点我还记得。在路上，我试着想象小美人鱼没有头没有胳膊的样子，她没有变成海中的泡沫，没有变成空气组成的幽灵，不，她腐烂的身体卡在岩石间，刚刚漂上岸，但是没有人采取任何措施。只有几个旅行的人在拍照。然后是警察，法医，解剖师，记录员。不管怎样，她是个有名的人，每个丹麦人都能认出她，就算没有头。
主教山公墓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能够把车开进去。这里有一条很宽的、铺着柏油的椭圆形环道，就像赛车跑道，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小的分支道路。全都是大马路，两边种着杨树或者枞树。我先是在火葬场那儿停了一下，用那儿的一张位置图确定了一下方位。沿着跑道分成不同的部分，上面像高速公路的出口那样挂着指示牌——瑞典出口，俄罗斯出口，穆斯林出口，天主教出口，在墓园的另外一头，南侧环道的后面，德国墓，那里是德国的死者。我上了拉达，一直开到那里，大概三公里。
德国墓有三个石头十字，三棵橡树和一个青铜面的大纪念碑。还有一排比较小的碑上按照字母顺序列出死者，写着生卒年月。这个名单的最后写的是“十七个无名的德国逃亡者”。
我在那一刻的感觉——已经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对于在公墓里过夜感到很困难，尽管在拉达里面我觉得很安全。我还记得自己午夜的时候又偷偷从车里出来，走到石碑跟前。黑暗中，一切看上去都不一样了，显得更温暖。我把那张皱巴巴的照片放在草地上，等待着。一片寂静，林间没有风，没有沙沙声，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信号。我想到了克鲁索，想到了索尼娅，也想到了G。我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就好像那是对自己许下的。
“你不会离开我吧，索尼娅？”
“不会，不会，永远不会。我会跟着你。”
差不多二十年后，我看到一个男人指着一片宽阔的、空荡荡的草地说：“这里到处都埋着死去的人。”那是北德广播公司摄制的讲述波罗的海逃亡故事的纪录片。我那天一直工作到临近午夜，然后打开了电视机。我之前喝了葡萄酒，半瓶。一切都是偶然。我只是想有疲惫的感觉，像我母亲说的那样，沉重得只想上床睡觉的感觉，没有比喝酒更好的办法了。
摄影机的镜头（忧伤地）慢慢从草地上摇过去，最后（虔诚地）停在一大丛年代久远的灌木的枝条上，灌木丛是这里的荣誉警卫。草地和树木，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那个公墓叫作主教山公墓，但跟我二十年前去过，并待了一个傍晚和一个夜晚的地方没有一点相像之处，我是去告别，就像法医学院那个女秘书建议的那样。镜头前的那个丹麦年轻人穿着一件中长大衣，他的头发是金色的，一直垂到肩上。他身后只有草地，草地上零零散散地有一些五颜六色的小花圃，相互之间隔着一段距离。
曾经许下的诺言。重点不在于我可能找到的是另外一个坟墓，或者是让人耍了。这和我的愤怒没有关系，没有：我当时心不在焉。我太快就满足了，事实上又对什么都不满足。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看了所有跟这件事有关的东西。我找到的材料不多。两本书，上面有详细的调查和分析，几篇文章，一个巡回展览。一个统计数据说有超过5600名逃亡者，913人成功，4522人被捕，从1961年之后至少有174人因此丧生，这些人被水冲到了费马恩岛，在吕根岛和丹麦之间。最有代表性的逃亡故事被拍成影片，不是大制作，但对电视三台来说却是很好的纪录片：两个冲浪者，他们利用十一月的风（用自制的冲浪板）从希登塞岛到了默恩岛。两个划着橡皮艇的年轻医生被一艘丹麦小艇救起。一个男人在24小时内游了48公里，从库伦斯伯恩[4]到费马恩岛，干粮是五板巧克力。这些逃亡变成了逃亡故事，逃亡者变成了英雄，一些甘冒任何风险，并且活下来的人。“我们成功了”，或者“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总是这样一句话，就像咒语。
他们也说到了许许多多不成功的逃亡，但是关于那些无名的死者，我没有找到任何资料，哪儿都没有。没有发现地点，没有日期，没有坟墓，只是简单提了一下说葬在哥本哈根。奇怪的是，15这个数字总是不时出现，那上面说，15个无名的死者被冲到了丹麦的海滩上。我不知道这个数字从何而来。且不说大家经常提起的那个不是很确切的数字，据推测要比这个数字高出很多倍，就是那些死者，总也能够被辨认出是东德人吧。肯定有人曾经看见过他们，并且得出结论说：他们是从那边来的。“我们的渔民在默恩岛和吕根岛之间拉网的时候，有时会在鱼中间发现尸体。我能够记得12名死者。我们把他们带到岸上，交给哥本哈根的法医学院。”
这肯定是对整个事情的概括，只是局限在最重要的部分上，一个上了年纪的港务长会这样做，不提警察，法医，检察官，还有整个的处理程序：这些尸体总是去了某个地方，总应该有档案，解剖报告，能够找得到的坟墓，或许不是博物馆，但总有点什么。
我先是给哥本哈根大学法医学院写了信，法医病理学部，彩色的停尸楼。答复马上就来了，上面说，我在信里写到的是一些“很有趣，很神秘的事件”，不过遗憾的是，他们不能帮我。所有的解剖都是由警方授权进行的，只有他们才有权调用解剖报告。所以，他们不得不请我去找西兰岛南部地区和洛兰——法尔斯特地区的警察局，奈斯特维兹，公园街50号，信的署名是汉斯·彼得·霍根教授，国家级尸体剖验员，不是索伦森，那个人现在恐怕已经退休了。在一个会说丹麦语的朋友的帮助下，我重新写了一封尽可能详细的问询信，这次，答复同样来得很快。南海地区和洛兰——法尔斯特地区警察局秘书处的阿兰·拉蓬伯格说，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并没有我所描述的那类案件的档案，这个地区覆盖了丹麦南部三分之二的海岸线。他的信后面附着地区警察档案馆负责人库尔特·汉森·罗伊的说明，说明里写道：“我向年纪较大的同事询问过，他们在相关时间段内在此地供职。警方显然并未接手过此类案件，应该也没有人报告过死亡事件。这一点证明了港务长提供的信息，这些死者应该是被送到了法医学院。沃尔丁堡[5]的警察档案馆里并没有东德时期的死者档案。”尽管地区警察档案馆负责人的说法让我非常意外，我还是决定不再找霍根教授，而是给很多不同的地方写了信，实际上很盲目，无非就是认为（希望）在这些地方能够找到某个知情人，告诉我那个已不复存在的国家的那些无名死者现在何处，至少是不断出现在遇难者名单里的那15个人。
我写信给哥本哈根的圣彼得德国教堂，写给IEDF，即“东德逃亡者利益联盟”，写给罗斯托克的东德秘密警察档案馆，写给柏林的柏林墙博物馆（“8月13日[6]研究小组”，位于查理检查站旁边），还包括曾经提到过这些遇难的逃亡者的各种网站，其中几个提到过15这个数字，没有日期，没有年份，只说最后下落不明。我不由思考起这些人的存在，就好像他们是可能存在的。我眼前出现籍里柯[7]的画，这就是说，我想着这些死去的人时，就好像他们是活着的一样，就好像一切都还存在于他们的残躯之中：欲望和需求，孤独和绝望。
“那些死去的人在等着咱们，艾德，这个你以前知道吗？”
“但是不会有人来，不会有人，永远不会有。”
简短地说，询问结果并不乐观，没有人真的知道什么，相互矛盾的信息越积越多。我费力地在网站那个“联系我们”栏里就像给小学生用的一样的小格里打进去问题，但网站的运营者并没有回答。哥本哈根的德国主任牧师刚上任，他许诺说会问问教区委员会里最年长的那些人。“关于那些死者的埋葬地，您应该到丹麦的海岸警卫队去寻找线索。”IEDF这样写道。罗斯托克的东德秘密警察档案馆分馆的福尔克尔·霍费尔博士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但是关于那15个无名的死者，他却并不知道什么。他说这个数字（15）依据的恐怕是内政部“防御”司的丹麦专家的说法，但是很遗憾，他跟那边已经没什么联系了。柏林墙博物馆的亚历山德拉·希尔德布兰特写来电子邮件：他们博物馆现在也正试图弄清那些埋葬在主教山的遇难者的姓名。“根据我的调查，我们圣彼得教堂里并没有跟这些东德逃亡者相关的资料。”圣彼得教堂教区委员会的委员伍尔夫·D.瓦特杨写信说。沃尔夫冈·迈尔博士受IEDF的委托写信来，建议我去找哥本哈根的德国大使馆问一问。
海岸警卫队，参赞还是内政部？
德国使馆的答复来自外交部工作人员奥拉夫·伊费森：“我今天去了主教山的公墓管理处，但很遗憾，他们并不能提供跟这些无名的东德逃亡者有关的信息。”我的问题刚提出一天，伊费森就去了公墓的管理处。圣彼得教堂教区委员会委员瓦特杨又来过一封信，说他也问过主教山公墓——但没有埋葬那些人的记录，死者登记簿上没有记录。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不光是我，影片中的那个丹麦年轻人也弄错了——那些无名的死者并不在主教山，既不在阵亡战士墓的青铜碑下面，也不在旁边那片柔软的草地下面。
使馆秘书提出帮我跟耶斯佩尔·克莱门森联系一下，他是丹麦的电视台记者，曾经报道过波罗的海的逃亡事件，也就此拍过几部片子。两个小时之后，他的答复来了：“耶斯佩尔·C的答复里说，他能够讲流利的德语，并且很希望您能够直接跟他联系。”正是伊费森这种毫无保留的热情帮助使我找到了这个至关重要的人。
我希望能给耶斯佩尔·克莱门森留下一个严谨的印象，而不是被他当成一个偏执的疯子。但像我既没有机构也没有正式委托就满世界打电话写邮件问那些死者的事，这种危险也在所难免。正因为如此，我只字没提索尼娅或者克鲁索，而是表达得更为模糊一些——一个无需过多解释，显得合理得不能再合理的理由。话都是现成的，就像纪念碑上的铭文：还死者一个身份，打破统计数字的匿名性，不使他们悲惨的命运被人遗忘等等。所有这些听上去分量已经足够，而且也不可能是假的。（你就是要找索尼娅，实际你找的就是G，因为你这一生也不会，永远也不可能放下这件事——提什么诺言。）（对死者的想念，你曾经这样说过，是不是？）
我不知道耶斯佩尔是不是相信了我的解释，可能不太信，尽管如此（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我能碰上他还是很幸运，因为不可能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他就在当地，认识“几个人”，他有自己的关系，知道该给谁打电话，知道如何查找资料。他说起“线人”（“我的线人这么说”）和“珍贵的信息”，但我无论如何也没看出有什么进展。我不是很喜欢打电话，但是跟耶斯佩尔通电话很轻松。两个月过去了，这段时间里，他把他们国家的警察局和档案馆整个筛了一遍，包括法医学院，国家尸体剖验中心，皇家档案馆。直到9月23日下午，他给我打电话说，他现在知道那个“溺亡者博物馆”在什么地方了。问题只是在于，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我进去，我既不是受委托进行研究，也不能提供亲属证明。
“那些死去的人在等着咱们，艾德，你怎么看这件事？”克鲁索曾经说过。
“他们不交出尸体。”克鲁索曾经说过。
一大早，我的飞机降落在哥本哈根机场。从火车站步行到我住的旅馆只要三分钟。从站前广场上留出的一大片空洞里能看见下面的隧道，里面的轨道向北延伸。几辆自行车倒在轨道旁的碎石上，有人把它们扔了下去（从甲板上丢出去）。道床上到处都是垃圾，跟旁边的广场一比，更是显出古怪的破败相，就好像那里已经不怎么有火车经过，或者这些轨道是通向另外一个地下的丹麦，一个再没有任何人想去的地方。
我们约在下午见面，这个时间是耶斯佩尔跟他的线人定的。天很冷，空气中挂着细密的，几乎看不见的雨。市政厅广场上，几个印第安人在演奏音乐。那个头领的羽毛装饰一直垂到脚面。他戴着红色的手套，穿一件人造毛呢夹克。我试着让自己沉浸在音乐中，但就一会儿而已，我没有那么多耐心。我转过弯，找到一条能迈开大步走的背街。没多久，这条路前面就豁然出现一个广场。我随便找了一家餐馆走进去，它的名字叫斯堪的咖啡。自助午餐69克朗。斯堪的咖啡还不错，但也有点不对劲的地方。天花板上垂着波浪形的金属条，反射出下面咖啡馆里正在发生的一切。桌子上点着防风的蜡烛，就像是放在厚重的红酒杯里的航迹灯。我坐在靠窗的地方，能够看见外面。天空低垂，天色相对于这个时间来说有点太暗了。我的航迹灯开始跳动，从什么地方吹来一股风。我朝四下里看去，明白了：我背后，一个传菜升降机打开了口。我坐到桌子的另外一头，眼睛紧紧盯着那两个活门。服务员将它们猛地合住，然后再把升降机放下去。这个口上面有个牌子，我看到上面写着：禁止乘坐。
我想起自己在岛上度过的最后一天，想起自己如何放掉克劳斯纳暖气里的黑水，锁上窗叶板，关上扎啤机上的充气口，把二氧化碳瓶上的接头取下来擦干净。从外面关上通向平台的门时，听够听见里面维奥拉的声音，德意志广播电台。那就好像我抛弃了什么人。更加艰难，更加决绝。
我们碰面的地方在警察广场14号，哥本哈根V，1780，皇家警察，也就是丹麦皇家警察局的主楼，这里也被称为Politigården[8]，在市中心的西南边。由于我是从相反的方向到广场上的，所以得先绕着整栋楼转一圈。
Politigården是一个堡垒，一栋四层的碉堡，外形像一个钝头的楔子。这是一个古老的建筑群，不论规模还是明亮程度都让人叹为观止。我还从没见过类似的建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想法是：为什么偏偏在这儿？几乎同时，我心中也涌起谦卑和郑重的情绪，双膝发软。
就像是应激反应一样，我换到了马路的另一边。马路上方挂着几盏生了锈的漏斗形的灯，没有树，奇怪的是也没有车，让人不可思议的还有，他们就躺在那下面，在地底，某个地下室里，在权力的地基中。这栋楼就修建在那上面，这个水泥的宇宙飞船，有一点很清楚，只要愿意，这艘船能吞没地球上的一切，包括那些死去的人，包括死亡……当时我脑子里就是这样的或者类似的想法。
“我有他的号码。”耶斯佩尔在上一封邮件里告诉我说。耶斯佩尔的线人是丹麦皇家警察刑侦技术中心的工作人员，是“跟这些档案有关的三个人中的一个”，他强调说，肯定知道这个，肯定清楚这些事的“失踪部”里“三个人中的一个”。我觉得耶斯佩尔给失踪人员办公室名称的这个翻译从各个角度看都很合适。这个失踪部就是我们要开始搜寻的地方，经历过之前所有的迂回曲折，这是其中最关键的信息。
在电话里，耶斯佩尔就已经给我讲过档案馆的分类原则：失踪部收录的不光是那些失踪的人，也收录所有没有姓名的死者。就算有人知道，或者像默恩岛港务长那样，因为熟悉洋流，所以能够很确定地判断说海滩上或者渔网里的那些残躯是东德的逃亡者，也从来没有过专门的名单，不会额外增加来源地一栏，没有备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档案馆里从来没存在过，不在它的分类名录、证物和死者名单中。在王国境内的发现时间和发现地点才是依据，一切都是按照这个依据来整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再次被淹没了，那些死者，这次是沉没在无名者、失踪者、不明情况者的海洋中——失踪部。
根据我自己的经历和记在哥本哈根笔记里的那些内容（短暂的寻找之后，我第一次来这里的笔记本又找到了，现在我在继续记，记得更认真，并且，应该怎么说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比当年更负责了，与二十年前相比），这是三重的失踪。
第一重：出发。因为有所顾忌，所以这些逃亡者没有跟任何人道别，也不会留下任何东西，没有告别信，没有信号。他留下证件和钱包，留下所有的东西，为的是保护自己最亲近的那些人，使他们免于包庇或者帮助逃跑的罪名，保全母亲、父亲、兄弟姐妹不受无休无止的审问、恐吓以及牢狱之苦。第一重失踪还包括，这些逃亡者会拆掉衣服上的标签，“马里莫”“时尚”等牌子，假如他在海上被那些灰狼（人民海军的边境巡逻艇）捉住，所有会暴露他东边人身份的东西。几个小时之后，这个逃亡者就失踪了，他成了失踪者。他常常还能巧妙地抹去自己留下的痕迹——没有嫌疑，或许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所谓的黑色数字——没有人会去研究这些“失踪者”里有多少是逃跑的。
然后是第二重失踪。跳进海里，企图逃跑。远海，寒冷，痉挛，只有海水，海浪，没有告诉任何人，没有人安慰，没有人在，只有绝对的形单影只，“什么样的侮辱，这他妈是什么样的侮辱？”然后就是溺水阶段（窒息），可以分为五级。第一阶段：逃亡者挣扎着不沉下去，慌乱地反应，动作剧烈，头还在水上（吸气阶段）。第二阶段：呼吸暂停阶段。逃亡者沉进水里，屏住呼吸。第三阶段：血液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增高，迫使人重新喘气，由对呼吸中枢的强烈刺激引起。第四阶段：呛水，水和空气以及支气管里的黏液在呼吸道中混合成带小气泡的白色黏稠糊状物（呼吸困难阶段）。声门裂闭合，动作小，相对安静。然后，由于大脑缺氧，因窒息产生的抽搐开始。也就是说：剧烈的动作重新出现，呼吸肌撕裂，生死间的挣扎——逃亡者失去意识。第五阶段：死亡。死者躺在海底。他的新陈代谢脱轨，循环系统崩溃，心跳停止。
第二重的失踪里也包括死去的逃亡者一开始趴在水下漂过的那一段路。他的尸体就像一只疲倦的、四处嗅来嗅去的狗一样，在海底随波逐流，头垂着蹭着海底——摩擦着额头，摩擦着膝盖，摩擦着双手，一直擦到露出骨头。四肢垂着，就像一艘船的龙骨。死者会在那下面随着寒冷的洋流漂一段时间。然后是腐烂，腐烂后释放的气体，浮出水面，解体：鳗鱼咬出的孔洞，动物的啃噬，庞大的和细小的生物，不断分解。不少尸体保留了下来，成为潮汐的一部分，波罗的海的一部分，“和平之海”，终点站。有些人被冲上岸，冲到他们所痛恨的那一边，或者冲到他们所渴望的那一边。
然后就是第三重的失踪。
耶斯佩尔在拱廊下面等着我，这是堡垒南边的一个前厅。我们还没来得及寒暄上几句，他的线人就来了。他引着我们上台阶，走到门卫那里。线人很瘦，惊人地年轻，看上去有些像个跑腿的，尽管他毫无疑问应该是职位比较高的。我往一个本子上登记名字和住址，然后拿到了一个塑料小卡片，一边的耶斯佩尔在问线人什么。他们开着玩笑，但就我所能辨别出来的，那里面更多是尴尬，虽然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坐在棕色安全玻璃圈出的盒子里的门卫也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耶斯佩尔听到后，走到我身边，把那个小卡片固定在我衬衫胸前的兜上。直到这时我才看清楚他，他的头刚刮过，看到那个光头让我有些触动——他脑袋上的那种毫不做作跟他毫不做作的气质浑然一体（就好像头发只是为了伪装或者制造假象），至少在那一刻我是这样想的。他军绿色棉袄的扣子一直扣到脖子那儿，风帽高高地围在脖颈上，就像过去贵族们的那种领子。我在心里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谢谢，耶斯佩尔。
我的卡片是14号，耶斯佩尔说这个卡片结束后还要交回去，之后再让门卫在那个本子上注销我的名字。他还补充说，我不用感到惊奇，就依着程序来。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他并不会一起去。我身子一软。线人碰碰我的胳膊，我的目光落在他胸前的一个牌子上：一个名字，但我已经想不起来是什么了，下面写的是法律顾问。
让我吃惊的是，那个法律顾问并没有带我进堡垒里，而是进了斜对面的另外一栋楼。那也是广场上这个警察局建筑群的一部分，是一栋旧时汉萨同盟城市中常见的那种五层砖瓦房。我们穿过汽车入口的一段隧道，走进里面的院子，来到一扇雪白的窄门前。这个院子很出人意料地给人一种普通住家的感觉。我看见阳台上挂着衣服，一扇窗户上还挂着一串彩灯。
法律顾问输入了个密码，然后用英语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发出一个类似好奇的声音，那扇门开了。我们前后相跟着走下一段狭窄的、弯弯曲曲的台阶，钻进地下，然后是一道没有锁的防火门。这里分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地上还有些凸出的钢铁尖角得小心，尖角用黑黄两色标记出来，跟工厂一样。天花板下面盘着空调管，我听见压缩机低沉的嗡嗡声，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雷鹑的机器。恐惧。
房间非常大，像一个厂房。不远处，一个小阁子间耸立在那些高大的架子上方，就像小船上的舱房，里面灯火通明。我们默默地在架子中间走了一会儿。我让自己平静了下来。黑色的封套，上面写着年代，结实的盒子。这些文件盒就像抽屉一样，每个前面都有一个金属把手或者一个灰色拉环。每一层都叠放着两三个这样的盒子，我又感到一种想伸出手去的欲望。法律顾问四下看看，然后喊了几声。
走到小舱房前，他直接弯腰钻回大厅里的那片昏暗中，不见了。我面前出现一个男人，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他马上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并让我跟着他。他穿着一件无袖的棕色薄大褂，胸前的口袋里插着一个眼镜盒和一支电压笔，这工具我曾经在父亲的工具里面见过。
我不知道亨利·梅德森（亨利或者亨得利克，梅德森或者迈德森，我太紧张，没有全听清楚）突然从哪儿冒出来的，可能他一直就在那些架子中间，可能他站在那儿，在隐蔽的地方，等着我们的到来。
一开始是一段有扶手的小木楼梯。这个小船的舱房比我想象中要宽敞许多。冲着前方的窗户前放着一张长条形的办公桌，看上去像工厂里的工作台，确切地说那就是一个工作台。两盏工作灯，一个电脑显示屏。奇怪的是那里还有工具，很好的工具，都干干净净的，各种钳子，螺丝刀，一台电钻，一些铁丝。房间的后面还连着另外一个小一些的房间，没有灯。他睡觉的舱房，我胡乱地想着。
亨利是个大高个，样子就像个上了年纪的重量级拳击手，他的体重肯定远远不止一百公斤。他让我在工作台前的一个凳子上坐下，然后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当时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一时间竟没发现他说的德语一点口音都没有。我回答的时候，他只是点点头。
“1945年，我祖母带着我母亲从德国逃了出来，当然，我母亲那会儿还是个孩子。她们坐的是最后那一批船，从东普鲁士过波罗的海，一直到哥本哈根。很多难民都死在了这儿，在战争结束后，多半都是些孩子。有些葬在战争阵亡者墓地里，标着姓名和生卒年月，在那儿是可以这样做的，一岁，两岁，不到一岁。只要有德国士兵的地方，您就能找到这样的坟墓，也就是说，全世界各地都有。维护这些德国战争阵亡者的坟墓，本德勒先生，意味着要有很多的钱和条件优厚的合同——这对您的那些死者来说都是奢望，对吗？”
我不知道梅德森是怎么看我的，他怎么评价我，对我的动机又了解多少。他不笑，脸始终板着。尽管如此，我还是马上就对他产生了信任感，也许是因为那些工具，因为他是一个使用工具的男人。并且他毫不迟疑地就开始聊起来，就好像对他来说，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要发生的事情早就已经确定好了。
他的家族（德国分支，亨利继续说）跟弗雷德里希·冯·哈登伯格[9]是远亲。他自己的先祖也曾经在矿山上干过活儿，跟那个诗人哈登伯格一样。“我们这家人总是会被吸引到地下”，亨利说。他讲了起来。我看出，我知道谁是哈登伯格，这让他很意外（也很高兴），他马上背了《颂歌》[10]里的几句：“你也垂青于我们吗，黑色的夜？你的斗篷下掩藏着什么……”
听见诺瓦利斯的诗，在地下室的这个大厅里，从失踪部档案管理员的嘴里，一切都那么不真实，我不由伸出手抓住了木头的工作台。那木头很光滑，边缘处是圆的，或者是磨成了圆的，不过最关键的是：它是存在的。我朝外看去，望过一排排的架子，架子的尽头在看不见的远方。我回答说，在据说是哈登伯格在地上钻出最后那些空洞的地方，也就是蔡茨和格拉的中间，我的父母亲到现在还在那儿有一个花园。
“很可惜，我对东德没什么了解。”亨利说。他打开工作台下面的一个抽屉，从里面抽出一张纸。（一下子就拿出来了，他把什么都准备好了。）那张纸上全是架号，分成好几列，用手整齐地抄写在一起。他的手指轻轻在上面点点，看着我。他浓密的金发在耳朵上方的地方已经发白了。
“说老实话，这儿没有人相信您会来。我是说，任何人——会来。过了这么长时间。”
“您这儿不好找。”
亨利慢慢地摇了摇头。
“这是一栋很大的建筑，本德勒先生，就在哥本哈根市中心，而且我们一直都在这儿。”他摊开手掌放在桌子上，再次标记出了这个地方。
我又恍惚了：丹麦王国的失踪部。但是在丹麦，根本没有人会找这些死去的人（我的死者，梅德森是这样说的）。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人会提出要回他们的尸体，在这儿也不会有人登能够让人找到当年这些逃亡者的寻人启事，根本不可能。他们只有这个档案馆，失踪部。第三重的失踪。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亨利已经站起身，打开他的舱房里后面的灯。“以前我在这儿搞了一个工作台，用来做研究。一个显微胶片阅读器，一台电脑，康懋达牌的，当然现在已经老了。”他摸摸金属灰色的电脑屏幕，然后我们回到了长条工作台那里。“柏林墙倒掉的时候，我还提议扩充了阅读区，并且起草了使用者须知。当时还谈到要搞一个小的阅览室。”他的眼睛朝大厅里看过去。“请原谅，如果有些语法问题的话……我对德语拿不准，到底过了那么多年。”他从桌子上朝我推过来一张纸，《使用者须知》。
我利用这个机会，几乎像是作为回答，也把那个夹着索尼娅的照片和我收集在一起的一切信息的纸夹递了过去。他打开纸夹，久久地看着那张照片。
“正如我说过的，本德勒先生，您没有得到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