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牙签从自己的嘴里拿出来，迅速而傲慢地看了一眼被咬过的边缘：“因为即使在67边界内——就像你称呼它的那样，会出现一个双民族国家。”一个满意的微笑在他的脸上浮现，“不论如何都会有一个双民族国家，不管有没有一个协定。”

我屏住呼吸，并没有仔细听他讲，反驳的话已经到了我的舌尖，叫嚣随时就要冲出来。

“还有，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如果我们以一种简单的逻辑来看，仅仅从人口统计学来说，最早在2020年，也就是从现在起不到20年的时间，两边的人口数就会变为一致。”

我监视着他嘴唇的动作，还有那飞速转动的牙签，等着一个他要开始总结了的提示，让我能插进去话的一个逗号或者一个句号。

“而且，不仅是在这个国家，联合民主主权是这个民族未来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嚼过的牙签现在捏在他手里，他的舌头在嘴里戳来戳去地寻找着碎片，“从地中海到约旦河。”

我开始反击：“但它要怎么实现？！你怎么能去追求一个和平的国家还想象一种共享的民主的可能？当事实其实是——”我屏住一个浅浅的低喘，“在现实里，极端民族主义的力量在日益壮大？”我睁大眼睛看着泽布拉，接着又转向莫汉摩德，“你怎么能想象这一切，在宗教狂热正在控制你们的同胞的时候，在我们都处在军事占领的压力之下的时候？”我的声音变得又细又尖，听上去很紧张，又像是在恳求，“在以色列，从1987年的以色列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暴动到下一个骚乱，这不正是右翼力量在壮大的证明吗？”

泽布拉担心地望了我一眼。莫汉摩德用手支着脸颊，把半边脸都揉皱了，好奇地看着我。哈米低着头坐在我左边，使劲盯着他的酒杯。

我试着压下我声音里的颤抖：“还有这些言论，关于难民遣返的，还有一个国家的这种设想……”我抓住泽布拉善意的眼神，“都只会把以色列推向右翼。这只会向保持中立的以色列人证明，我们右翼的担心是合理的。可是，那些中立派本来是同意分割这片土地的。那些支持巴勒斯坦国的人实际的目标是毁掉以色列国。”我的声音失去了平静，再次升高，“那这样……这很简单……你得明白，这是……”冷静下来，我提醒自己，记得要喘气，我呷了一口酒，“这就是引出我们最深的恐惧的原因，和对我们最严重的伤害。”

在我和哈米争论的时候也会变成这样。那可怕的、严肃的悲伤会将我逼入角落，我瞬间就被卷入一种国家责任感，像是以色列的未来已经扛在我肩上——犹太人民今后的命运就取决于我怎么说。我非得完成一场坚定的、胜利的论战去改变这个固执的巴勒斯坦人的想法。

“因为就算是最温和的犹太人，最清醒的那一群，”我继续，声音又变得紧张而焦虑，“那些会为了和平而妥协和让步的人，愿意从任何地方撤出——这一种言论，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是……”

在我说话的时候，我瞥见瓦西姆在向莫汉摩德做鬼脸。他翻着眼睛，偷偷表示不耐烦。当他发现我注意的时候，就假咳一声，用手捂在嘴上来掩饰他脸上挖苦的笑。他真的不明白该怎样公平竞争，就像泽布拉之前说的那样。她回忆说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会一起玩西洋双陆棋或者跳棋，瓦西姆在意识到自己就要输了的时候，就会把棋盘打翻，挑起一场争斗。他还有一个习惯——泽布拉带着善意的笑回想道，我们也一样笑着，包括瓦西姆。她把一块白色的亚麻桌布放在头上旋转来模仿——他会带着得意扬扬的吼声给自己打气，他热切地鼓舞自己士气的那些话会迷惑他的对手，让对方觉得自己是失败者：“我输了！我输了！”

此刻，也是一样，他在用一种虚情假意的友好语气攻击我的时候，给自己注入了新的活力：“莉雅特，莉雅特，你们的人都该醒醒，睁开你们的眼睛。你们不停地重复那愚蠢的、老旧的标语，说什么两个国家，就像首颂歌似的，而实际上这么多年它就没有变得可行过。”瓦西姆以一种苦涩、讽刺和自满的方式大笑，“它永远不会发生。”

泽布拉显然被惹恼了，她用阿拉伯语严厉地嘘了他。我从自己的酒杯向上看，在瓦西姆回答泽布拉的时候盯着她——他是坚定的、愤恨的、陷在狂怒中的，但泽布拉并不害怕，她打断了他，继续严厉地说着什么。

也许是我们之间的语言障碍让我此刻把他们的表情解读为生硬和咄咄逼人的。换回阿拉伯语似乎让他们更自由地交谈，暴露出那些更实质、更严峻的问题，那是他们只能私下交谈的内容。我再次绷紧，每次他们提起“以色列”或者“亚胡狄”这些单词都会让我警觉，我想试着弄清楚他们在说什么。当瓦西姆说“el-gaysh tzahiyuru”的时候，莫汉摩德突然紧盯着我。我瞥一眼哈米，触碰他的手背，希望他能帮助我翻译。但他正凝视着瓦西姆，为他的话而惊讶——在哥哥面前的哈米是这样的孩子气，一个虚弱的少年，一片钦佩的影子，他一秒也没有转头看我。

一开始的时候，哈米是在我这边的，尽管每个人都清楚他和他哥哥观点一致，但我依旧感受到他的支持——他把手伸到桌下安抚着我。当事情变得白热化的时候，他很苦恼。瓦西姆发表“参战演说”，迫使我反击。哈米试着平息我的怒火，还拉拢泽布拉帮忙转换话题和气氛。但从某一时刻起，他缩回了自己的椅子，全然放弃。他甚至变得得意起来。他自己并没有怎么参与这场争论，只是低头听着，频繁地点头。他的手不再在桌下探寻我的大腿了。

当我看着他，期望他会回望时，当我带着期待触摸他的手时，他终于回了我一个沉重而又情绪复杂的眨眼，因为他哥哥用阿拉伯语说的什么而同情地叹了一口气。

瓦西姆转回了英语，用更响亮的声音，像是一直在等待着一个信号：“不，泽布拉，不！军事占领永远不会结束。”他挑衅地斜眼看我，确保我在听，他拾起一根新的牙签，像蠢货一样捻着牙签尖，“Bas，军事占领目前是不可逆的，就像犹太人聚居地在加沙和西岸不停扩散那样不可逆，就像犹太殖民主义者有条不紊地从巴勒斯坦人民那里夺取公路、土地和水源那样不可逆，就像——”

“不可逆？！”我愤怒地喊叫，所有人都望向我，“你认为这是——”

“就像40年的军事管制和暴力压迫——”

“不！真的，我在试着理解，”我坚持，“回到67边界在你看来是不可逆的？但是，回到55年以前，回到没有边界的历史当中——”

他继续忽略我：“就像我之前指出的，这同样——”

“这不是不可逆的！”

“这也同样存在于这个国家当中，”他继续说道，用那漠不关心的、不在意的眼神让我闭嘴，他拿牙签刺向空气，“阿拉伯人口的自然分布，我们的自然生殖率……”又是他最爱的人口统计学预测，“这也是不可逆的现实。”

当哈米为双民族辩护时，他总是把它和遥远的、令人怀念的往昔相联结，那些橄榄园和存在于1984年故事里的水井。但瓦西姆很奸诈，也更冷静。他表示他愿意为历史付出代价，再忍受20或是30年的军事占领和迫害，因为他知道，从长远看巴勒斯坦的耐心总会用尽，他们对妥协的坚定拒绝最终会为他们正名：他会把信念寄托在阿拉伯的出生率上，等待它变成现实。

也许不仅仅是他令人厌恶的傲慢和充满恶意的个性，还有他描述的黯淡的未来，让我害怕的是他也许是正确的，这让我如此愤怒，一次次地与他对抗。

瓦西姆依然在发表演说，自信异常，终于：“在一年又一年之后，事实逐渐显露，那过时的两个国家的观念，和1984年分隔计划中的条款一样，也许在某一层面上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可以就这个再讨论，但它们在今天已经不再成立了。它已经不再反映冲突的深意，这僵局的深意，这局面的复杂性。”

也许是我喝太多了？我掂量着杯中的酒，这是我今晚的第二杯。在我呷酒时，一声讽刺的轻哼从我嘴唇中迸出，让莫汉摩德的眉毛好奇地上扬。“这就是它如此简单又有逻辑的原因，是吧？”我问道。

哈米小心翼翼地想把酒从我面前移走：“也许它不是——”

我把他推开：“让我说话。”现在，我什么也不在乎了，不在乎我声音中那令人窒息的悲伤，不在乎我不加抑制的怒吼，“到底是谁能给我们一个保证——你？！”我向瓦西姆摇摇手指，“你能保证除去失败了的犹太复国主义，我们不会面对胜利的、图谋报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们不会沉醉在自己的胜利中？”

哈米靠了过来，我感到他的手在我的后背上抚过，但我也不在乎他了。他现在出现了？！他现在才反应过来？他整晚都像个球形门把手一样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甚至没试图让他哥哥恢复平静。他把我一个人丢弃在旷野中，现在倒准备插手了？我猛地把他的手臂晃开：“离我远点！”

“我认真地问你，”我对瓦西姆说，用手背抹去因为太激动而喷出的口水，“你怎么能向我保证你们不是把一个压迫变成另一个？一场军事占领换成另一个？”我持续敲击着桌子，“我们怎么能，作为一个民主的犹太少数民族，活在一个以穆斯林阿拉伯为多数民族的国家，同时确保像大屠杀那样的浩劫不会再次发——”

“哦，又是这个！”瓦西姆把手甩起来，转向泽布拉，“这让人该如何反驳呢？”他抱怨道。

“不，不，你不是打算要——”

“这确实是有问题，”他看着莫汉摩德，用手指在太阳穴处，“他们被洗脑的方式。”

这让我只得强压住自己的怒火：“洗脑？！”我提醒他以色列国是在600万犹太人被逐一屠杀后才建起来的，“是这样才建成的，所以我们——”

“建立在一个被放逐出这片土地的人的遗迹上——”

“所以，我们犹太人才能掌控我们自己的命运——”

“和找到机会去造成几百万巴勒斯坦人的浩劫——”

那些三角形的摩洛哥灯罩——蓝色和红色——点亮了这间充满欢乐气氛的女士卫生间。墙上有燃着的蜡烛、镶着金边的镜子，白玫瑰的花瓣在水池里散开——像是在营造东方后宫神话中的私人女性浴室。

我终于从马桶盖上站了起来，打开隔间的门走出去，手在捋平自己的裙子时止不住地颤抖。我的双肩下垂，但这双我今天刚买的高跟鞋（我走进商店，试穿它们，一时兴起花了160美元把它们买下）让我觉得自己又高又挺拔。我蹒跚着靠近镜子：花了的睫毛膏和黑色眼线，通红的鼻子，乱七八糟的头发。在所有闪闪发光的装饰品散发的微弱亮光中，我的脸看起来拉得老长，又写满了挫败。

但是，我得振作起来。我使劲抽了下鼻子，晃了晃自己，用水冲洗了双手。那亮红色的指甲油——我在去沙龙做完头发之后还去修了指甲，这双优雅的鞋——它们现在都在嘲笑我。看着所有这些为给他们留个好印象、想要被他哥哥和朋友们喜欢而付出的努力，我向前倾，试着擦去我眼睛上那些油腻的灰色痕迹，还有我脸上和眼皮上因为发怒而形成的红痕。纸巾在我手中被揉成了一团，因为化妆品而变得脏兮兮。我还不是想向哈米展示一下自己的魅力？我希望他看到我在他们眼中是个美丽的女人，我希望他因为我而感到骄傲。我那么努力想变得讨人喜爱、变得可爱和有魅力，但最终变成了一个愤怒、固执和眼泪汪汪的耻辱。我用手指梳理了几下头发，试着挡住新涌上来的眼泪。我把纸巾扔进垃圾桶，又抓起另一张。

卫生间的门开了，一阵模糊的吵闹声也飘了进来，厨房里的人在清洗不锈钢餐具。

“莉雅特？”是泽布拉，她的眼神中满是担忧，在门口踟蹰着。“你还好吗？”她小心地问道。

我的目光垂到了地面，冲地板点了点头。“是的。”我用卷成一团的纸巾捂着嘴，“谢谢。”停下，停下，我对自己在太阳穴猛烈跳动的脉搏和咸咸的眼泪说。稳住你自己，别又这样。

“你确定？”

但这次是不同的眼泪：不是当我在瓦西姆演讲的中途站起来时爆发了的骄傲和愤怒的抽泣，也不是我在厌恶中拉开自己的椅子并冲向卫生间的那种不管不顾的抗议性的哭泣。此刻，这是不同的哭泣，平缓但依旧充满伤痛，在我身体里颤抖，冲击着我的肺。我想扑进泽布拉的怀抱，抵在她的脖子上抽泣，让紧绷着的自己放松下来，释放出所有对瓦西姆的愤怒，所有在我内心不断叠加的挫败感和羞耻感。多么可悲！我是怎么落到这般境地的？我还要因为哈米而流泪，为我对他的失望。他怎么能让自己的哥哥那样对我说话而不帮着我抵抗一下？我想要靠在泽布拉身上，卸下所有突然间将我打败了的悲伤——悲伤淹没了我，淹没了他们，淹没了这所有的该死的境况。

我用力地点头，努力保持着我仅剩的尊严和受了伤的骄傲，没有看她：“我没事。”

“好吧，那……”

她似乎要离开了，但她的脚步靠近了一些。“我想你也许需要这个，”她出乎我意料地说，把我的手提包放在大理石台子上，“但我看你已经把自己整理好了。”她的眼睛在与我的相遇时露出了笑意，我的眼神软化了下来。

“谢谢你，泽布拉。”

“你看上去还不错。”她向我保证。

“谢谢。”

有那么一刻，我以为会有一个拥抱，我们会进入彼此的怀中，尝试着在女性友谊中团结为一体——我记起那些烤鸡和炸红薯。我想抓住她鼓励地拍拍我肩膀的手，我想要亲吻它，想要哭泣和谢谢她，但她的手已经从我身上移开了。

在特里贝卡的这个晚上之后，我没有再见到瓦西姆。他又在纽约和哈米一起待了六天，所以我也没有见到哈米，这是自我们三个月前相遇以来第一次哈米不在我身边。在他哥哥返回柏林之前，我们没有见面，也没有在电话里聊天。

哈米说第一个晚上瓦西姆是在工作室的长沙发上度过的，接着就开始背痛，所以就和他一起睡了床。莫汉摩德住在切尔西的酒店里。他们一起在城市里散步，去了帝国大厦，还计划坐船去看自由女神像，但它已经关门了，所以他们搭乘渡轮去了斯塔滕岛。

那天晚上，我没有向哈米告别就离开了饭店。在泽布拉离开卫生间之后，我悄悄地溜走了，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家。哈米说泽布拉看见我离开了，但当他起身要去找我的时候，泽布拉说就让我走吧。

他们一直待到凌晨1:30，我让哈米告诉我之后发生了什么。在我带着眼泪离开那张桌子之后，瓦西姆说我被惯坏了，还很自恋、固执，迷恋着我那国家受害者的自我认知，就像每一个以色列人一样，他在柏林的学校里就遇见过我这个类型的。哈米还汇报说泽布拉跟瓦西姆说他攻击我攻击得过了头。

“你什么也没说？”

他没有回答。

“一个字也没有？”

“我说也许泽布拉是对的，而且他可能是——”

“也许？”

“我说了他对你有些粗鲁，好了吧？你希望我跟他说什么？”

我没有回答。

“他是我哥哥，Bazi。他是我的客人，我四年没见过他了。”

我们都沉默地坐着。

“瓦西姆有时会有点像个傻子或者笨蛋，但是他……”

“他是你哥哥。”

“是的。”

哈米在那顿晚餐之后的那天中午打来电话，还留了言。他听上去像是刚睡醒。他说他希望我平安到家了，然后，他停了一会儿等我来接电话，又说他晚上会再打来。我那天故意在图书馆工作到很晚，自己在外面吃了晚饭。当他第二天打来电话并问道“Bazi，你在吗”的时候，我一直盯着答录机，听着他带着恳求的沉默，没有回答。晚上的时候，我给他写了一封很短的邮件让他别再打电话来，让我一个人静静。“我们在他走了之后再谈。”我加上。他在隔天早上回信了，只有一个单词：Beseder（好吧）。

起初的几天里，我持续和他冷战：他怎么能像一个傻瓜一样坐在那里？当他看见对话的方向不对了的时候，他怎么能不制止瓦西姆？他怎么能不帮我一起反击？每一次我回忆起那一段经历的时候，都会变得泪眼蒙眬和愤怒异常。但在那一周慢慢地过去，电话也不再响起，我每天晚上都独自在沙发上看电视之后，我对那晚发生的事情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我意识到他是想报复我，他想让我感受他之前的感受。就像是他在说：自从我认识你的那天起，你就对你的父母、你的家庭、你的部族致以高于一切的忠诚，而现在我周围全是我们的人。在现实逼临的那一刻，他选择了代表他最真实、最本质的自我认知的那一边。他抛弃了我，站在了他哥哥身边。当处在特殊的情况下时，他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我知道我这样对他说，他也许会否认。他也许自己都没认识到这些，但他的行为已经将一切展露无遗——就像我之前也没有站在他那边一样。

“你是什么意思，就这样吧？他在这里待了六天，而你没有——”

“几乎没有。他问过几次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话，情况怎么样了。”

“哦，那真是太感谢了。”

“然后，他说他确定我们会和好的，这基于他在餐厅时观察到的，我们是很棒的一对。我对这点很吃惊，我没有料到他会——”

“那你说什么了？”

“我说没错，你超级爱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