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是以电梯上方显示的数字开始的，镜头一直追随着那个数字。电梯从四楼开始下降，降到三楼、二楼、一楼，一直降到大厅。电梯门滑开，摄影师在镜子里的倒影才进入眼帘：他有着和哈米一样的黑色卷发和修长的身躯，穿着牛仔裤和一件棕色的皮夹克。当他向镜子靠近时，他高挺的鼻梁和浓密的眉毛也变得清晰可见。他丰满的红色嘴唇歪出一个熟悉的笑。这是玛万——哈米最小的弟弟，在用上个月哈米寄回拉马拉给他的那个DV-8摄影机拍摄。

电梯向上，停在了第九层。玛万的脚步声拍打在一个漆黑的楼梯井的地面，他用拳头敲门。门开了。现在是奥马尔——他们最年长的哥哥，有着相似的面部轮廓和如雕刻而成的鼻子，还有高高的额头。他35岁上下，比玛万矮，短发，身材有些笨重，但哈米微笑的痕迹也在他的脸上一闪而过。奥马尔看见摄像机似乎很吃惊：“你已经开始了？”

镜头上下点了点。它跟随奥马尔进入了一间大小适中、中产阶级的客厅。里面有一套现代的沙发、电视机、盆栽、帏帘，放着电脑的区域，还有阿拉伯特色装饰品和装饰物：铜茶壶和一个托盘，传统刺绣，墙上有阿拉伯式花纹，一个水烟袋。随着镜头轻快地扫过，我们瞥见窗外的景色，被阳光晃了眼：一片开阔的山地风景、方解石台阶和湛蓝的天空。

一个女性的声音越来越响——厨房里传来了阿拉伯的流行曲，三个年轻的女人站在罐子和炉面上散发着蒸汽的锅中间。一个在切洋葱，眼里全是眼泪，就像在怀疑谁似的眯着眼睛。第二个有一些胖，从冰箱门那儿好奇地抬头看。第三个的肩上有个裹着尿布的小宝宝，她在拍着宝宝的屁股。

“玛万在给哈米拍电影，”奥马尔的声音从背景中响起，“为了寄到美国去。”

那个泪眼汪汪切洋葱的女人是维达——哈米最大的姐姐，她手里握着刀，羞涩地笑了，因为在镜头面前而有些不好意思。第二个是阿迈勒——奥马尔的妻子，现在正望着镜头，充满魅力地把自己的大波浪往后顺顺。那个抱着宝宝的妈妈是法拉，她是哈米的表姐，她看看维达，又看看阿迈勒。

然后，有四个、五个、六个孩子挤进画面，尖叫着，十分雀跃：法拉的女儿，奥马尔和阿迈勒的双胞胎，维达的儿子和女儿。他们围着玛万，摇晃、拉扯他的袖子，又把他推得远远的。

昨天，哈米和我一起把这段影片看了两次。他兴奋得大笑，仔细地看屏幕里人们的脸。他把自己每一个兄弟、姐妹、嫂子、侄女和侄子都向我介绍，惊讶于孩子们都已经长得那么大了。他摇晃着手里的遥控器，频繁地定格画面、倒退、回放，帮我翻译，不住地哈哈大笑，解释着他们说的那些笑话。

现在他出门了，我一个人在家，第三遍看起他们：奥马尔、维达、双胞胎……在他们中，我看见了哈米的影子。客厅里全是他们的声音，他们在说阿拉伯语。那些人影、那些声音的腔调——那说话的方式、那手势，都是我所熟悉的。我不停地捕捉到四处浮动的、哈米微笑的痕迹。独自一人，我恣意地回忆起在自己的想象里他的哥哥们和他母亲的样子。他的母亲在我的脑海中有张坚毅而固执的脸，是一个虔诚的、裹着黑头巾的女人。我肆意地想起我昨天没说出口的那些念头，那些当哈米在我身边时我不想记起来的事，我自在地打量着那座位于拉马拉的公寓的真实的样子。之前，在我的想象中，它是黑乎乎的、朦胧的、简陋而残破的，人们在那里过着古怪又险恶的生活——这都是上个月我的例假推迟的那恐怖的四天中我脑海中想象出的画面。

那时，我的神经正因为“我可能怀孕了”这个事实而紧绷，我恐慌不已，夜不能寐。我意识到现在自己已经和他绑在了一起，失控地绑在了一起，绑在了要不要堕胎、生或死的问题上。那种噩梦般的感受，那种无助——我们那私人的、小小的秘密爱情，本来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也不需要付出太多，现在已经让人担心是不是正在失控。这段被藏起来的情事本来与未来没有任何关系，和我在家乡的真实的人生没有任何关系，现在就要被捅出去了，它会变成一桩丑闻。我没有告诉哈米关于例假延迟的事，也没提起那些闪过我脑海的噩梦般的场景。我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回避着他。我工作到深夜，祈祷着任何腰疼、任何的腹部绞痛，但每一次去卫生间都会怀着苦涩的失望离开。在夜里，我看见自己和他的家人一起站在拉马拉一所废弃了的公寓里。想象自己在那里和他们一同居住：我是一个越了界的犹太女人。我想象我们的孩子，我看到自己的命运被全然推翻。我再次回忆起四路车。很多年以前，那个尖叫着的广播广告：“以色列的女儿！迷失了的灵魂！”还有那司机不屑的声音：“上帝帮助她们。”坐在我前面的女人：“现在，那个不幸的女孩和两个孩子一同徘徊在纳布卢斯，都不剩什么牙了。”我看见我父母在哭泣，为我感到悲痛。我想象着我的祖母。

“啊，雅玛！”他突然大叫，把音量调高，“那是我妈妈！”

一位高挑、强壮的60多岁老妇人从一间房里走出来，长直发，宽肩膀。她穿着一件带风帽的黑色外衣，头发被归拢在一条白色的头巾下。她的皮肤发光，是红棕色的，上面有深深的皱纹。她长着和哈米一样的眼睛：浅棕色，疲惫，没有攻击性。

哈米昨日的笑声和奥马尔嘶哑的咯咯笑声重叠在了一起：“玛万问她有没有什么要对我说，”他用一种愉悦的、心情舒畅的声音为我翻译，“所以，她告诉他：我为啥要说？我们周六刚打电话聊过天。”接着，他带着发亮的双眼盯着屏幕，慢慢地解释她的话：“哦，啊，卡哈米斯，我的孩子！愿真主保佑你，inshallah。愿他赐予你子孙、一个好的妻子、一个好的生活。愿他保你拥有一段幸福而长久的人生。”

她把手放在胸口，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当她不再说话，而是悲伤地望着天花板的时候，奥马尔的声音催促她继续。还有一个不在屏幕中的女声，也许是阿迈勒：“告诉他你有多想他。”

“但他是知道的，ya binti，”她吃惊地回答，深深地叹气，“你以为他不了解我？”

一个小男孩哭起来，立即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当她的双眼再次别扭地看着镜头时，镜头拉近了，聚焦在她的脸上，使得她的脸变大了。“我的心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渴望哈米回家。”她的声音里满是思念，当哈米用英文重复这句话时，声音里也是同样的思念，“渴望着呼吸、嗅到他的气味。”她充满感情地闭上眼，她的双唇紧紧抿起，就像她儿子在激动时会做的那样，“但是哈米，在美国对你更好，我亲爱的。比你在这里好，我的灵魂。你开始慢慢地安顿下来了，为自己创造着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你知道吗？Yallah，就待在美国，我的甜心。在该回来的时候回来，别着急。”

我快进到了下一个镜头：晚餐桌上摆满了蔬菜和饺子、肉块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米饭，越来越多的亲人进了房间。他们互相轻吻脸颊、握手。我快进了整顿饭的过程，接着是在另一个房间对侄子和侄女的采访，直到我快进到阳台和日落的部分。

太阳，那熊熊燃烧的火球正挂在半空中。它所发射出的余晖，那晃眼的光让整个画面沉浸在带着淡红色的金色之中，短暂地反射在镜头上。玛万从这个位于九层朝西向的阳台出发，拍摄着那片由浅粉色和蓝色组成的天空，从这一端到那一端。他捕捉到了月亮的浅银色，一长列的鸟高歌着缓缓飞过天空，就像是一串黑珠子项链。

他的视线慢慢地转向左边，下降到之前在镜头边缘的一组建筑物上。“西部酒店”，一盏霓虹灯在屋顶上宣告。然后，他的镜头向更低的地方延伸，聚焦在酒店的停车场。一辆装饰着缎带和鲜花的梅赛德斯打开了门，一名穿着黑色燕尾服的男士和一位穿着霜白色连衣裙的女士——新娘和新郎走下车。伴随着鼓声和舞蹈，穿着节日服装的客人们陆续抵达。他们围着这对站在车辆间的新人唱着歌、拍着手。

镜头再次转向右方，降到酒店后的旱谷上，缓缓向西，轻触那里绵延起伏的山脉，而那山也注视着站在阳台上的玛万。玫瑰红色的落日给山峦涂上了一层蜜糖色的光，延长了斜坡上的阴影。这一切正是哈米曾经描述过的：当玛万的镜头逗留在光与影的交织处时，矮处山峰的影子爬上彼此金色的轮廓，还有树荫起伏的暗影来回摆动，这一切看上去就像是一片海洋。

画面模糊了一阵，变得不甚清楚，然后又再次变清晰，向远方展开。在10到12英里的深处，一块牧场进入了镜头。橄榄园、石头台阶、绿色和棕色的田野，浅色的一列列房子点缀其中，闪耀的灯光嵌在小村庄的斜坡上。哈米昨天认出了这些地方，说起过村庄和那些聚居处的名字，可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与往常一样，我轻易地靠着他们的寺庙和光塔顶上淡绿色的光认出了这里是阿拉伯的村庄。犹太人的聚居区是一排排闪亮的白色现代独栋房。巴勒斯坦人的房子是灰色调的，看上去很粗糙，混入周围景致的形状和颜色，而犹太人的房子是由各式的石头搭建的，还有斜斜的红砖屋顶。

当我们昨天看到影片的这部分时，我想起哈米曾说过的故事。他说曾经有一次，一群移民小孩向他走来，他的侄子们就在旱谷里尖叫着跑着，像是他们刚刚看到了一群狼。我昨天提起这事的时候，他大声笑了。我像他那样扁平着发“以色列”的“色”字，还用一种短促、惊恐的声音模仿他的表演：“Aravim！Aravim！”

但现在，我已经准备好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了。失焦的画面再次聚焦，融化为一片炽热的薄雾。过了一会儿，镜头再次聚焦，又向更远处延伸。整个镜头都被天空的红色所填满，太阳的火球在西方融化。我再次因为这一幕而惊叹，就像我昨天做的那样，几乎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很远很远的地平线上，灰暗、苍白得像一片朦胧的幻象，一片密集的城市显现出来，高高耸立。从拉马拉的阳台开始，玛万的镜头清晰地捕捉到了整个沿海平原和城市群地区，特拉维夫的摩天大楼正对着闪着蓝光的那一线大海。这一切离得都是那么近，近得令人惊讶，也许只有40英里远，近得可以触摸得到。

我把影片向后倒，定格画面，再次感到震惊。我把视线从北边移到南边，用我心灵的眼睛沿着滨海公路前行，仿佛看到旧的四号公路重建后去往雷霍沃特、里雄莱锡安、拉姆拉、罗德、本·古里安的机场、合隆、佩塔提克瓦、罗石艾因的指向标。我退回去，仔细地看着那一整堆密集地聚在一起的灰色和蓝色混凝土，特拉维夫完整的天际和在烟雾中模糊不清的郊区就这样被我找到了，我抓着遥控器的手同镜头里的画面一起僵住了。

以玛万的视角，从九层高的拉马拉望过去的以色列像一座巨大的岛屿。一座从海洋中拔地而起的混凝土高山，建筑物、摩天大楼和塔都挤成一团。像是一场幻觉，像一座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巨大都市，特拉维夫在天际线的那一边。

镜头直直地转向那些摩天大楼，我能清楚地看到既骄傲又强壮的阿兹列里塔，还有米格沙洛姆的边沿。我甚至看出了雷丁电站的烟囱，还有军队驻地的大楼，国防部上方飘扬着的旗帜，拉马特甘东边的购物中心。越过被夕阳的余晖笼罩着的巨大城市，我自始至终能看见一条闪着金光的大海。

带着跟昨天一样的鸡皮疙瘩，我想起我在那里的家人——我侄子以及我所有的亲人和朋友的时候呆住了。在玛万从拉马拉拍摄夕阳的时候，他们都在哪儿呢？他们在干什么？这让我回忆起我六岁还是七岁的时候，有一天在邻居家从窗户往自家厨房偷看。我偷偷地站在那里看着我妈妈在厨房忙碌地洗着餐盘，还有我那趴在报纸上吃西瓜的爸爸的脖子背面，我为这不同的观察角度所带来的新鲜感惊呆了。这一次也一样，带着那种同样的、混合着陌生和亲密的矛盾的感觉，混合着负罪感和背叛感，还有一些不太体面的隐秘的感觉，我的视线被牢牢地吸在屏幕上。

这种反转是多么奇怪啊——从外面的角度看我们，从邻居家的窗户看进去，从镜头里隐藏的一面看我们自己。从纽约看他们在拉马拉所看到的风景。站在他们的阳台上，像是在芒特内博去看以色列的每一天，去看特拉维夫的郊区，看着我们在另一边的生活。我们那么自信，那么的思想简单，像是从未反思过。而发现他们能把我们看得那么清楚的感觉是如此特别，又令人恐惧。

太阳沉到更深的地方，如血的残阳散入大海。玛万的镜头跟随着一群迁徙的鸟儿去往天边，那黑色的一串被夕阳染上了红紫色。我的视线却被屏幕的底部深深吸引，仔细地看着越来越多的特拉维夫的灰色屋顶的轮廓。尽管玛万想专注捕捉的是那铺散开的大海和天空，只是偶尔被鸟儿吸引了注意力时才会不经意地照到城市的轮廓，我却无法自控地看着我的故乡，我无法自控地看着存在于敌人锐利目光中的以色列。

我不可抑制地想象自己看见了我的家被导弹的瞄准线对焦，从炮兵部队的发射台，透过上帝知道在哪儿的望远镜镜头。我不可抑制地意识到我们的一切都暴露在外，脆弱万分，我们之间的距离是多么近、多么亲密。我被我们在另一边过着的，那珍贵的、热热闹闹的以色列生活所震撼，被那繁荣的壮观场景所震撼，我被我们占领了整片天空的舰队所震撼。这个场景让一阵寒意窜过我的脊柱，就像昨天那样，从这个角度看去，我们对于他们来说是那样地值得嫉妒、那样地让人愤怒、那样地使人怨恨。

“看！你看到了吗？！”哈米昨天十分满足，为我的惊讶而兴奋，“我告诉过你啦！”

在我们相遇后不久，他就坚持说在晴朗的日子里可以从他哥哥在拉马拉的房子里看到海。他说站在阳台往外看能看见从西岸到大海的全部景致。“这片大陆很小，Bazi，它是那么的窄，”他在我表示怀疑的时候回答道，“40多英里，就这样，”他补充说，好奇我怎么能如此坚持我那已经过时了的政治主张，“你要把这两个国家怎么放呢？”

那是一次令人疲倦的、毫无意义的争吵的白热化阶段，我们从冬季来临的那天就开始了类似的争吵。被信仰和热情所驱动，我们天真地企图说服对方、动摇对方的立场，或是毁掉那个立场。我们说教、引诱，一次又一次地陷入那重复的、翻来覆去的、无用的争吵中，带着无数的叫喊和情绪，沉沦在绝望中。我通常是喊叫的煽动者，很容易就会情绪失控，变得暴怒——一旦我们聊起政治，我就像是被什么魔鬼攫住了一样。我痛恨这样。我痛恨自己突然出现的猪脑子和我自以为是的狂怒，敌意使我头脑发热、呼吸困难、在愤怒中咬牙切齿。我痛恨最后的失败滋味，以及随之而来的挫败感和苦涩。那无尽的重复争辩是横在我们之间的潘多拉魔盒，那样的永恒和不可战胜，永远无法消除，像是一种可笑的本能。

直到有一天晚上，争论演化而成了肆虐的眼泪和摔门而出的战斗，我们俩都筋疲力尽，而且变得神经衰弱。我们决定结束这一切，发誓不再讨论政治。

哈米带着他盲目的双民族幻想，堵住耳朵，像个孩子一样狠狠地用头撞墙——对他来说，要么是全部，要么是没有。而我，带着我传统的、坚定的两国主张——一个重复到令人作呕的原则。他带着他坚持的列侬梦想——一个心软的理想主义者，依然双眼发亮地为两方人民的和解祈祷。然后，我又再次坚持自己的立场，使劲跺脚，把可行性和逻辑挥在他脸上，代表狗耳分区分割协定辩论。我是那么讨厌他那辞藻华丽的20世纪60年代跨国的天真，他确信人性价值是在自己这边的。他是开明的那个，是修复世界的那个，是眼界开阔的那个——而我还滞留着，带着隔离的、毫无吸引力的犹太复国运动者的保守的帽子。他是普遍论者，是脱去那过时的，关于国家、种族的观念和蠢笨的国旗和圣歌定义的和平的传播者。而我——非常不愿意被推向这个角色——是清醒的实用主义者：我只看重实际的和平条约和类似于“政治边界”和“国家主权”这样的术语。

我厌恶那持续掌控着我的、难以理喻的爱国悲情。我厌恶每一次当我面对他的阿拉伯极端主义时就会不由自主地变成“右派”，挤进我那保守派父母的阵营。让我愤怒的是，面对他的双民族热情，我发现自己站在了全以色列阵营，成为那种我家人会在周五晚上的吃饭时间一起声讨的人。在餐桌上，背景是电视里播出的一周新闻，我姐姐与我会和我们的父母争论，之后迈卡会加入他们的阵营。我们把一切的问题都归罪为军事占领，诅咒右翼政府和移民。但在纽约，我突然听上去和他们很像。我为以色列辩护，为它的政治正名。在全世界所有人中，我不能认同的那个人是哈米。我痛恨这一点。我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虽然有着亲密和爱情，还是一次次地败在了别的人也会失败的地方。我痛恨这样的事实，内心充满仇恨——对他的、对局势的、对我自己的。

我试过了所有耳熟能详的说辞：一个与以色列国并列存在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将会带来众多好处，巴勒斯坦人应该在属于自己的国旗和政府下有尊严地生活。我说那将要定义他们的自由和独立的边界，也将重新定义我们的和平和安全。“还有我们的心理健康。”接着，我又坚持道，“我确实希望这一切能实现，因为我就是一名犹太复国运动的支持者。因为我在意以色列，所以我担心如果我们继续这样的话会有什么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唱了红脸，也唱了白脸。我说如果我们这一代无法达成一致的话，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就边界问题取得统一意见的话，如果我们在还能做什么的情况下什么都不做的话：“我都不敢去想我们会踏上怎样的灾难之路。”

而哈米会再一次抬起头，激动地晃着他的卷发，一次又一次地带着一种耐心的、唐吉诃德式的热情，站起身来解释说，在这个故事里确实有两个民族，但不幸的是只有一片大陆。这个事实是不会被这世界上所有的那些边界、围栏、分界线和路障所改变的：“这片土地是不变的，但是Bazi，你曾经说过什么，你记得吗？所有的河流最终都将流进同一片海洋。”

“一个公正的分割不再有可能了，”他说，“不管是分割土地，还是分割水源。所有的水源都是联结在一起不能分离的。圣地也都集中在一起，挤在同一座城市里。”他重复说，事实上我们已经如同双民族那样生活了，就像风景和天空，它们同时属于两个民族。“我们已经黏合在一起了。”他说，把手指紧紧地交错在一起，“你能做什么呢？我们无法从你们中分离出来。”

然后，他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把眉毛挑到额头上的第三道皱纹里，问道，如果从内心深处说，他不知道一个双民族国家最后会发生什么，在我们70或者80岁的时候，或者在我们死去的时候。“那为什么不在现在，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试试？为什么要等到一切变得暴力，要通过灾难来解决问题？”

“所以，它在哪儿？指给我它确切的位置。”我昨天定格了画面，冲动地从长沙发上跳了起来，“那条绿线——它经过哪儿？这儿？”我站在电视机旁，用手指划过屏幕，越过村庄，在山间停住，“这儿？”我仔细地辨认山村的轮廓和居住地的外围，像是真的期待在漆黑的夜晚阴影和闪烁的灯光中间找到一条真正的绿色分界线，也许它就像在地图上那样由点线标记而成。

“在这儿。”我听见哈米在我身后偷笑着说。

然后我转身，看见他用手指轻敲自己的头：“就在这儿。”

除了奥马尔、维达和玛万之外，哈米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没有出现在这部家庭影片中：珊娜和丈夫还有孩子们一起住在希伯伦；拉姆斯——一名医院药剂师，和家人住在安曼；还有瓦西姆——一名政治法律学毕业生，住在柏林。在3月的早些时候，这部影片被寄来三周之后，瓦西姆作为学生代表团的一分子到访华盛顿。在回柏林的路上，暂停纽约八天。

哈米和他手足们的相似性在录像里出现的时候就已经让我着迷，而这种相似在我见到瓦西姆的时候倍加明显。他33岁，比哈米大5岁，他和哈米不只在面部轮廓、身高和身形上相似，连他的声音和说话的语调听上去都很像哈米。

“不，抱歉，这不是哈米。”他有一天下午在我为了获知餐厅地址而打去电话的时候打断我，在我咕哝着自己没衣服穿之后——我只穿着内衣和袜子站在那里，盯着我的衣柜，在衣架间翻找。瓦西姆接着用那令人迷惑的相似的声音说：“他在洗澡。请问你是？”

“哦，”我片刻之后含糊不清地说，大笑着试图盖过我的尴尬，“是莉雅特，我以为你是——”

“哦，是的，莉雅特，”他了然地说道，慎重地提到我的名字，带着十足的好奇，“我是他哥哥，瓦西姆。”

两小时之后，在特里贝卡的“安达鲁西亚餐厅”外面，我们握了手。穿着黑色的高领毛衣、运动夹克、时髦的腰带和鞋，瓦西姆看上去像是他弟弟更老练、更优雅的那个版本。哈米站在我们中间，骄傲地咧着嘴笑，穿着他惯常的牛仔裤和匡威鞋。他的右臂环着瓦西姆的胳膊，左臂搂着我的腰。瓦西姆的卷发很短，也很闪亮，用发油梳向后方。他戴着薄薄的金属框眼镜，当他新刮过的皮肤浮过我的脸颊做空气亲吻时，有一阵难闻的须后水的味道。

“你们长得都好像，”我评价道，睁大眼睛从一个兄弟看向另一个，“这太神奇了。”我再次在心里过了一遍那部录像，还有家族成员的影像。“你有没有问过你哥哥，欢迎你们以后一起来我的住处看那部录像？”我问哈米。

“噢，当然，”哈米在反应过来之后灿烂地笑了。他用双臂紧紧围住我，带着一种隐秘的感激，然后对自己的哥哥说：“玛万给我寄的那东西，记得吗？”

瓦西姆的眉毛挑过了眼镜：“我们能在你那里看？”

“你甚至今晚就能来。”我回答，哈米的手又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如果你不是太累的话。”

当瓦西姆进入饭店坐在我对面时，我发现了一些他们的不同之处：他的眉毛的拱形更宽，鼻子的坡度也有些不一样，还有他们下颌骨的形状。他有着他们妈妈的那种杏仁棕的眼睛和浓密的睫毛，但他在薄镜片下的神情和哈米完全不一样：警惕的、老练的，还有轻微的神经质。里面还有一种永远在评判一切的痕迹，他的嘴角有一丝不满。即使是他在笑的时候，脸上也依然带有一些让人不安的感觉。

他清了清喉咙：“莉雅特……”他从自己镜框的上方检视我，又咳嗽起来，“这是希伯来语，对吗？”

“是的，嗯……”我的不安在这笨拙的翻译下很明显，“它的意思大概是‘你是我的’。”

他靠近以便听得更清楚：“你是我的？你属于我？”

“它在希伯来语里听着更好听些。”

他摸摸自己耳垂上小钻石似的耳钉：“有趣。”

哈米看上去很吃惊：“真的？你是我的？”

“我告诉过你这个，”我嫌弃地说道，然后带着假装的不开心靠回自己的椅子，“你从来记不住——”

但是，他用一个拥抱打断了我：“你在说什么？我记不住……”

“你从来记不住任何事。”

“你是我的。”他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他亲亲我脖子的侧面，“我的，我的……”

瓦西姆的眼神——我越过哈米的肩膀已经注意它一阵子了——追随着一个在餐桌间穿行的服务生。我从哈米身边离开，用手抹过他亲吻留下的痕迹：“那么，你的名字的意思是？是什么？”

瓦西姆的注意力被刚从洗手间回来坐在他身边的莫汉摩德所吸引。莫汉摩德是同一个学生代表团的朋友，正在比尔泽特大学攻读法律博士学位，是一个害羞的、胖胖的、30岁出头的男人，留着法式的山羊胡子。几分钟之后，泽布拉和克里斯蒂安也到了。他们带来温暖的拥抱、亲吻和对自己的晚到表示的歉意。

泽布拉是哈米和瓦西姆的姐姐维拉的老朋友，他们自从两家在希伯伦成为邻居的时候就认识了。泽布拉是一位美丽的30多岁的女士，她爸爸是巴勒斯坦人，妈妈是英国人，她在史坦顿岛的私立学校教书。克里斯蒂安，她的丈夫是英国人，她是一名小儿科医生。几年前，哈米刚来纽约的时候，他只认识泽布拉和克里斯蒂安。他在我们相遇后不久就对我讲起了她们。当时，他说他要去拜访在史坦顿岛的朋友。泽布拉的爸爸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是巴解组织的资深成员，在她13岁的时候，她爸爸在黎巴嫩被以色列突击队暗杀。“所以，”哈米道歉道，“尽管我真心希望你能一起去，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个好主意。”但几周之前，在他从泽布拉家吃完午餐回来时，他带回来了用特百惠盒子装着的烤鸡、粒粒面和红薯饼。他说他跟泽布拉说起了我，所以她送了这些好吃的给我。

相聚最初的紧绷感被餐厅里欢乐的气氛和绝佳的食物所打破。这是一家价格适中的摩洛哥餐厅，装修得像是《一千零一夜》里的一个场景。这个餐厅靠近大众之夜，餐厅的主人是泽布拉和克里斯蒂安的朋友。“这是我们能订到一张桌子的唯一原因。”泽布拉解释说。剩下的桌子全被那四十几个法国游客占据了——中年的男士和女士，从南非移民来的退伍军人们正在进行着一次纽约团体之旅。餐厅里混杂着阿拉伯语、法语和银器的叮当声，这里红蓝相间的墙上装饰着灯罩、铁栏杆、铜壶和很厚的大水罐，大厅中回响着嘈杂的说话声。

似乎，虽然，不是餐厅的主人或者这里的穆斯林客人——客人们大部分是穆斯林，当泽布拉重复她的朋友——这餐厅的主人告诉她的话：我是这里唯一的犹太人——正在注意着禁酒令。服务生都穿着彩色的土耳其式长衫，端出了越来越多的桑格利亚冷酒和一瓶瓶的红酒。然后，伴随着肉桂、姜、红辣椒和藏红花的热气腾腾的香味，服务生端着圆锥形的黏土陶锅走来，里面装满了羊肉和鱼肉，还有大盘的蒸小米和巴斯蒂亚馅饼。在他们把食物摆在我们面前之后，桌上全是惊喜的赞叹声和饥饿的咕噜声。

在哈米最初把我介绍给泽布拉的时候，我担心她看见我在这里会不开心——她不住地说阿拉伯语，也并不掩饰因为我在场所以得使用英语而感到心烦。（“但是，那你为什么会阿拉伯语？”她眉毛讽刺地上挑，像是在说：毕竟，你们以色列人更应该熟悉弗兰德语或者古希腊语，不是吗？）她似乎在回避我，她的目光在其他用餐者身上徘徊，对我的在场感到不便。我的不安则在食物被送上来之后就消失了。

泽布拉越过哈米的肩膀带着忧虑的表情盯着我的盘子。“把那个盘子递给我，拜托，它看上去太空了。”她指示哈米，又在我的盘子上堆了更多的小米、羊肉和像是薄皱纸一样的巴斯蒂亚馅饼，我们以前都用它来把汤汁吸干。“快吃，快吃，”她催促我，监督着，“别害羞。”带着一丝微笑和从高挑起的眉毛里显露的霸气，“你现在是我们的一员了。”

瓦西姆在酒和食物的影响下，也似乎更放松、更满足了。先前，当我们走过拥挤的餐桌时，我看见他冲大声嚷嚷的法国人做鬼脸。他把头歪向一边，还用一只手捂住耳朵，像是无法忍受噪声。在我们坐下的时候，他嫌弃地环顾四周，说在柏林，他永远不会把食物放在这样的盘子里。他装模作样地转转眼睛，有一种谄媚的魅力，显然是为了满足西方人对异国风味的胃口。他似乎对哈米那一览无余的爱意已感到厌烦。当他的弟弟用爱抚和触摸把我包围的时候，他会移开视线，虽然哈米没有注意，也不会在意，就算是在我暗示和尝试着从他身边扭开之后。我想着瓦西姆是嫉妒或者感到有竞争了，才对我们这样黏在一起感到不适应。

他对哈米明显的占有欲——一种我能想象我姐姐在同样情形下一定也会有的感受——和我在他冷漠的注视及语调下不断减少的自信，即使是在对我感兴趣、问起我的名字时，他依然保持了冷酷，而这种冷酷一直持续到了这顿饭的末尾。

到服务生清理我们的餐盘，梳理我们的水烟袋中的煤，带着巨大的银壶和镶了金边的玻璃茶杯再次出现的时候，他们架势十足地把新鲜的薄荷茶从高处倒下，带起一阵恼人的细雨。服务生还送上了杏仁、大枣和杏仁蛋白软糖，瓦西姆和泽布拉都已经开始自在地聊天了。他们大声地谈笑，脸涨得通红。他们和哈米一起回忆起在希伯伦的日子，而莫汉摩德和我——克里斯蒂安在上甜点前被她的传呼机叫去了医院——成了他们的听众。

我不记得是什么在转瞬间使空气紧绷了起来。对话是什么时候被拉去了那个方向，从那种轻松随意的闲聊频道把我们冲进那肮脏的流水中的？我们是怎么突然开始谈论政治的？瓦西姆和我是怎么开始无休止地争论的？

“你们以色列人，”他突然说，直直地看着我，“你知道你们的问题出在哪儿吗？”

先前，即使我们陷入一场角力，他也避免看我，把目光从泽布拉晃到哈米，从哈米晃到莫汉摩德。但现在，像是为了强调他的观察，他把眼睛眯成一条缝，聚焦在我身上。

“你们活在否定中，”他终于说出口，因为自己在这张桌子上挑起的预言而得意地露出微笑，“这就是你们的问题。”在他说话的时候，他嘴角的牙签跟着前后晃动，“你们拒绝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不久的将来，你们将会变成那片土地上的少数民族。”他用舌头前前后后地把那根牙签卷起，很频繁地咀嚼它、吮吸它，“你们那么努力地想把巴勒斯坦人从你们的意识中驱赶出去，是因为你们无法再向前看了。你们在抗拒短短30或40年后就注定会发生的事。”

瓦西姆是一名富于技巧的演说者，自信、有魅力。尽管有着很深的喉音，他还是说着一口令人印象深刻的、高雅的、无可辩驳的英语。他听上去像是习惯于演讲厅的那种人，显然很享受听到自己声音的效果。但作为一名专业人士、一名辩手，他根本就是一个病态的控制狂，傲慢的、充满恶意的、决心为了赢而不顾一切的家伙。

我第一次打断他以示反对的时候，他向下看着桌子，等着我说完。接着，像是在展示一节关于克制的课，他在重复自己的整句话之前停了一会儿，带着爱说教的家长式口吻。而这一次，他几乎没给我插话的机会，他提高音量，在空中挥舞着双手，坚持要把话说完。他的眼中有种不顾一切的神情。他对我的顶撞做出夸张反应，显得既震惊又无语，还环视餐厅，似乎是要给我对他的冒犯找一个证人。他的嘴里还哼出一声假意的嘲弄，肆无忌惮地打了个嗝，意在指出我的问题是多么的荒唐。如果我胆敢再反驳，如果我足够粗鲁去驳斥他的观点，他就会绝望地摇着头，呼出一大口气，甚至连嘴唇都颤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