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境将会被控制，惩罚将会到来。

——让·谷克多[1]

21

我出生在黄楼街区的街道最深处，那并不是一个适合成长的好地方。乞丐们耍着小聪明过日子，妓女们在美国士兵离开后便都失业了，还有各种各样的贫苦人整日赖在家里敞开大门听着收音机。偶尔会有人走运了，开了一家肉类熟食店，或者一家咖啡吧，或者搬家离开，但无论你搬去哪里，所有人都认得出你是黄楼街区里的一个。

对我来说也是这样。我离开那里已经太久了，但直到今天，在街上认出我的人依然会称呼我为来自黄楼街区的爱德华多。

在右眼得青光眼之前，我父亲是瓦莱考迪纳地区的一名火车司机。他每天凌晨四点钟醒来，奔向火车站，启动电力火车，等待着要前往贝内文托的通勤乘客。在五点五十分的这趟车上平均会有八名乘客，晚上十八点零一分的那趟也是这个数字。每天他在贝内文托-那不勒斯这条线路上来回奔波。有些早晨，如果那八名乘客中某个人没有按时出现，他便会谎称火车出现了故障，等着，直到有人开始抱怨为止。绝不能在五点五十分的时候落下某个人在站台上，唐·杰皮诺反复说道，那样太残忍了。然而这么多年来他得到了什么回报？什么也没有，甚至连一声谢谢都没有。

后来有一次他靠着车门睡着了，火车出轨了。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有一些碰伤，不过铁路公司的技术员发现了一瓶烈酒，心中生疑。我父亲激动地为自己辩护，和酒精没有关系，他说道，他就是睡着了而已。

幸运的是，那个技术员也出生在黄楼街区。他便开始向我父亲询问一些老友的现状，这个人后来在做什么？那个人后来去了哪里？而唐·杰皮诺被逼着只能说出真相：谁还没有死，或者谁进了监狱，谁并没有多少出息，有人开了一家肉类熟食店，还有人开了一家咖啡吧，而大多数人都离开了。在最终的报告里，技术员并没有提到那瓶烈酒。

然而，在那次事故之后，乘客们不停地在背后说着他的坏话，在旅途中我父亲听着那些流言蜚语，心中苦恼不已：他们议论他是一个可怜的人，一个酒鬼，有人甚至编了故事说他在火车上搞了一个夜间地下赌场。那当然不是真的，但即使用大炮也拦不住那些人说长道短。再说，那些人还说，什么时候从黄楼街区里出来过好东西呢？

他被解雇了。

不久之后，我在街上捡到一只带斑点的猫。我不记得它的颜色了，但它带着斑点。我可不能带一只猫回家，我父亲会把它撵走。我们住在教会预留给贫困家庭的那种廉价出租房里，如果神父们发现了那只猫，很有可能会把我们赶出去，于是我把它藏在了屋顶上。那天晚上我喂了它一些牛奶，当我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听着它喵喵地叫着，我无法停止去想它那双饥饿贪婪的小眼睛。就那样想着想着，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第二天我去上学，整个早上我都在想尽办法给它找吃的东西，我的同学们却像往常一样说着蠢话。“它叫什么？为什么你不给它起个名字呢？”

“什么名字不名字的。”我越来越生气地回答着他们，“真正的问题是食物！”

晚些时候，我回到家中，一种焦虑感顶到了我的嗓子眼。我撞开门，看到了谁正在狼吞虎咽着我母亲买回来用以做晚餐的那块牛排。正是它，那只带着斑点的猫。一股愤怒感涌上心头让我失去了理智。我从后面抓住它的脖子，甚至没给它吐出嘴中食物的机会，我去到阳台，把它从五楼扔了下去。喵喵喵，那个可恶的叛徒在飞翔的时候哭喊着。将一个活物从这么高的地方扔下去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没有向下看，我回到厨房，用清水冲洗那块牛排剩下的部分，再用油纸重新包起来。

就在那个时候，我母亲打开了门。她立刻打开油纸包装，看到了那块被咬碎了的牛排。她问我是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我，除了真相之外想不到任何有效的借口，便沉默不语。她又问了我一次。再一次。就在那个时候，双脚站立在那儿，我开始了一段疯狂的戏剧表演，一段沉默的谎言独角戏，直至今日那都是我的演员生涯里无可比拟的杰作。我屏住呼吸，直到我的脸憋得像圣马尔扎诺番茄那样红，接着我突然扑倒在她脚下，开始像刚出生的婴儿那样号啕大哭。任何认识我母亲的人都会说我将被她狠狠地教训一顿，然而她却抱住了我的头，轻拍着我，说她感到很抱歉。她忍不住流下了泪水，她深信不疑是我因为太饿了，饿到竟然去啃生肉。那天晚上，唐·杰皮诺从咖啡吧回来，我们晚饭吃了那块牛排，我还记得在分牛排的时候，我母亲把被咬碎的那一部分留给了自己。

我知道你在想着什么，我是一个懦夫，我不能说你错了，然而那也是一种命运。因为要感谢那天晚上的懦弱，让我明白了接下来的人生里我想要做什么。当我看着我母亲狼吞虎咽地吃着那块肉的时候，我决定我永远都不要再贫穷了。

我二十岁那年，我的哥哥马尔切利诺因为肾脏疾病在阿斯卡莱西医院住院已有两个星期。那是一段荒诞的时期，因为与此同时唐·杰皮诺在同一家医院住院已经超过一个月了。一个人需要切除肾脏，另一个人则需要第无数次做眼部手术。每一次去医院我都会守上两夜，我记得很清楚。一夜在第一层我哥哥的房间，另一夜在第二层我父亲那里。那里所有人都认识我，护士们对我很好。

我从马尔切利诺那里开始，他是一个安静的人，喜欢闲聊，然后接近午夜的时候我会悄悄地从他房间里出来，来到楼上，尽量不被人注意到。那间病房里的情况不算很好，因为唐·杰皮诺有在睡觉时胡言乱语的习惯。自从住进医院以后，他停止了喝酒，造成了他那奇怪的习惯，就这样他和房间里其他病人都闹了矛盾。如果说当你住院时有一件事情很重要，那就是不要得罪任何人，因为在那里所有人都能够伤害到你。

然而那天晚上我父亲向我保证他不会胡言乱语，事实上他也确实没有，就这样在经历了不知道多少个疯狂的夜晚之后，我终于能够睡上一觉。清晨时一个护士突然叫醒我，让我赶紧去楼下，马尔切利诺的状况恶化了。

我冲了下去，医生告诉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需要紧急手术。在去手术等候室之前，我又回到了我父亲那里。由于在那段日子里他已经几乎看不见了，他开始像一个老瞎子那样摸着我的脸。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抚摸我，假如那算是一次抚摸，而不是一次检查的话。

“你没有刮胡子？”他生气地说道，“你算是什么样的人。”

“没有时间，爸爸。”我回答道，“我要在哪儿刮胡子？如今我算是住在这医院里了。”

“你应该感到羞愧。”他坚持着，“你哥哥要做一个危险的手术，而你却像个乞丐一样转悠着。”

“好的，爸爸。”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明天我就刮，我向你保证。”

“如今太晚了。”他总结着，“所有人都已经看到你了。”

我没有把他的话太当回事，唐·杰皮诺就是那样的人。我哥哥一直是他更喜欢的那个。此外在那一天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操心，我母亲和我的姐姐妹妹们也过来帮忙了，可怜的马尔切利诺，医生们正准备着摘除他的左肾，同时向他的静脉里输入已经被污染过的血液，他正在坟墓边缘徘徊着。但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人能想象到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们所有人都对医院和医生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是穷人，而穷人总是觉得懂科学的人比他们事实上更加可靠。有这么一个外科医生散发着一种救世主的气质，而我母亲在他面前说话时会变得结结巴巴，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那种稳重的目光，那种目光能给人一种他很有能力的假象，能让人满怀希望地去期待。一般来说，那是一种只有主座教堂里的圣雅纳略雕像才会有的目光。

很可能，就在他通知她马尔切利诺死了的那一天，她还是在用同样的方式仰望着他。

那天早上一通电话突然惊醒了我。“尽快过来，爱德华，”母亲抽噎着说道，“你去通知你父亲……这个世界上最违背天理的事情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而我，就在那个时刻，并没有立刻去叫醒他，让他赶紧起床，告诉他我们要去医院，因为你的长子死了。相反，我把自己锁在厕所里，刮了一次我人生中最完美的胡子。

每一次回想起来，我都会感到内疚，在我为了刮胡子而浪费掉的那些时间里，我母亲独自在医院守在马尔切利诺含毒的尸体旁。我记得在那天早上，当我往脸上涂剃须膏的时候，我脑子里唯一的念头便是：我要让医院里所有的医生、护士、麻醉师都不再觉得我是一个满脸胡须的乞丐，而是一个死者的气质非凡的弟弟。

我永远也无法从我脑海中抹去唐·杰皮诺抚摸着我哥哥的脸默默流泪的画面。尽管我知道那一天马尔切利诺才是焦点，但在所有的时间里我都在希望着我父亲会转过身来，看着我，注意到我那完美的胡须。然而他什么也没有说，继续抚摸着我哥哥那粗糙的暗黄色的脸。就在那个时候，我还在想着：唉，看吧，他并没有责怪马尔切利诺还没有刮胡子就死去了。

几个星期后，右眼里最后的那一缕微光也抛弃了我父亲。就这样，还不到五十岁，唐·杰皮诺便拒绝了再多看一眼这个世界。从那一天起，他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在黑暗中听着收音机，再也没有离开过那个房间。

22

你想让我和你说些什么，美国小鬼？我在一张写字桌后面度过二十七年的光阴。我从一开始就明白，在那不勒斯银行工作将会很枯燥，但我喜欢枯燥，它给了我时间去计划，去做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赚到很多钱。我是付出了很多时间和努力，但最后我做到了。

大多数时候，我等着酒席桌上的面包屑会掉进我嘴里，当我趴在那些官员的脚边的时候，就像是一只小狗伸着舌头，散发因为受挫而变得慵懒的气息。

然而我并不想要面包屑，我想要整块面包，我想要和那些脸颊丰满红润穿着晚礼服坐在桌边的官员喝一样的东西。

我从小份额的股票开始做起，我买下来再卖出去，利润是可笑的，但那总归是利润。在那个年代，经济还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有的行动只存在一种正确的解释，需要迅速地了解信息，需要懂得一些决疑法，但如果你头脑敏捷，你只需要翻一翻《24小时太阳报》就能明白应该在哪一只马上下注。

我在预测股市走向方面是个魔法师，然而我的上级却从来不重视这种能力。

一家银行，本应该是资本主义的神庙，相反，我感觉却像是生活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

领导、政治家、工会领导人、承包商，每一天我看到他们簇拥在银行的走廊里，我都会想着那些婊子养的明明知道他们撒下的面包屑足以让我买到任何我渴望的东西，任何我妻子和我儿子渴望的东西，然而关于欲望的问题就在于你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底线之上。

后来，突然地，那不勒斯银行消失了。嘣！

毫无预兆，他们就那样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双手捧着一点饲料，对我说：“走吧，老好人，享受退休吧，现在这里是我们的天下了。”

然而，如果说有一个永远也不能犯下的错误，那就是低估一个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欲望底线的人。

从股市玩家的角度来说，帕斯夸雷·索马不值一提，但他算是头脑敏捷并且很真诚的人。遗憾的是，他那个一无是处的儿子，在外面搞大了一个在私人电视台工作、虚荣无知的女人的肚子，被迫要娶她。他们买了套房子，因此负债。接着有一天，那个浑小子被炒了鱿鱼，而帕斯夸雷被逼无奈地担保了他的贷款。

在那个时候，受到互联网泡沫的影响，我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因此我就陪着我的朋友去石头脸那里借了一笔钱。

在那之前，我都一直和这一切保持着距离。但我不是从月亮上来的，我是在街道上长大的，我知道暴力是一种策略，而且也许是最有效率的，为了能够强加自己的生意于别人。然而，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不懂它真正的含意。自从我还是一个年轻学生，还在准备着关于海关税的论文时，我就很清楚商业世界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前进着。肉体强迫和威胁恐吓都只是适得其反的手段。让我无法理解的是，面对无限的可投资资源，黑社会帮派却固执地留守在原始的金融规模里，没有出路。如今的市场在讨论着全球化、国际贸易、财富虚拟化，而这些守旧的为荣誉而战的人依旧在内裤里插着手枪，在瓷砖下藏着现金。所有的这一切假如都很顺利，也就意味着，没有某个同伙背叛你，再开枪打花你的脸，或者没有警察抓到你。

事情必须要有所改变，即使是思想保守的帮派分子也能明白这一点。

然而，那一天，当我陪同帕斯夸雷去借钱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那个发现的诸多潜力，我也没能想象到像石头脸这种级别的大佬，身边竟然没有人有能力为他指明方向。

“你们好，先生们。”这个身材矮小粗壮的男人带着点神秘感地说道，“有什么事是我可以为你们效劳的呢？”

“我的朋友正经历着一段困难时期。”我指着可怜的帕斯夸雷说道，他双手捧着帽子，两只发红的大耳朵露在外面，像是两顶草帽挂在头的两边。

“好吧。”石头脸用令人安心的语气回答道，“那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让这些困难时期都过去。”

几个月后，肥皂匠的儿子没能向大佬还上一期款项。按照惯例，我作为贷款担保人，被喊到阿莱那卡赌场解释情况。

“您好。”石头脸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微笑着对我说道，“请坐下。”

我在台球桌旁一把破旧的椅子上坐下，而他继续拿着台球杆在练习着。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我意识到他已经对我做了全面的调查。

他掌握了我所有的信息，我在哪里出生，我父母亲是谁，我是怎么认识我妻子的，我在银行的职位是什么。他甚至了解到有一段时期娜娜在流浪汉食堂里很活跃，还有我儿子在大学里成绩很优异。

在滔滔不绝地说出关于我这个存在的主要信息之后，他把台球杆重新放回到架子上，并注意到了我的忐忑不安。就在那时，他穿过房间，打开冰箱，抓起两瓶啤酒，打开，递给我一瓶，接着在写字桌另一边的椅子上也坐了下来。“你别担心，”他低声对我说道，“你不会有任何危险，我在这儿就是为了帮助你。”

他根本不在乎帕斯夸雷欠他的那点钱，那点钱的问题很容易就可以解决。“放轻松，”他说道，“我喊你过来是因为我想成为你的朋友。”

“朋友？”我问他，脸上写满了猜疑。

“朋友。”他回答我。

“那在这个新的朋友身份里，我应该做些什么？”

“那些在正常情况下每一个好朋友都会做的事情，”他补充道，“提出建议。对你来说这将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一个那不勒斯银行永远也不会给你的机会：证明你自己的能力，去操纵真正的钱，一大笔钱，你甚至无法想象有多少钱。作为回报，你将会得到一笔丰厚的酬金。”

起初，我有一点震惊，甚至感到被那个提议冒犯了。我反驳道还有一些事情他并不知道：银行曾经真的给过我机会，让我离开了我儿时的贫民窟，让我变成了一个受尊敬的人，一个丈夫，一个家庭的父亲。接着，如果是指职业上的，许多年前我曾有机会去领导香港分行。“如果我接受了，”我对他说道，“我将会变成一个重要人物，一个高层领导。”

“那么为什么你没有接受？”他打断了我。

“我妻子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生活。”

“唉，你看到了吗，你是一个受害者。你一直都是。”

“不，我不是。”

“你是一个受害者。你本可以做成大事，但他们不允许。”

“也许那不是我的命运。”

“如果一切都是因为那婊子养的命运，那些像我们这样的人甚至都不该出生。我们是从街道上混出来的，所有那些被我们征服的东西，都是我们付出了手上的汗水得到的。命运永远都和那些有钱人在一起，跟我们无关。”

“但是我们并不是来自同一条街道。”

“恰恰相反。”

“甚至手上的汗水也是不同的。”

“是相同的。所有那些你曾经一直梦想着的东西，现在你都可以得到了。”

“如今已经没有时间了，我老了。”

“有的是时间，爱德华。”

“没有了。”

“既然你遇到了我，我就告诉你你有时间。”

然后他对着我微笑。就这样，站在六十岁的门槛上，我意识到我刚刚遇到了我的第一个朋友。

是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我这样做是为了钱。你在想，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有着我这样的过去，对那些钱肯定会贪婪。那些钱当然会让我垂涎，我还从没有见过任何一个聪明人在看到一堆窸窣作响的卡拉瓦乔[2]时心跳不会加速。

但我并不是为了这个，美国小鬼。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喜欢，因为在整个人生中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有活力。我盲目地相信着的唯一真理是这个：钱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但和上帝比起来更有趣，而且你真的可以触碰到它。

没有人会在我身上下一分钱的赌注，甚至连我也不会，然而我还是做到了。我离开了黄楼街区，我清理掉了我的衣服上那用来建造这座城市的腐烂的凝灰岩的气味，我为银行尽职尽责直到他们把我像一只流浪狗一样抛弃了，再之后，我舔了舔伤口，又找到了新的主人。

在二〇〇二年年初，石头脸就有感觉恐怖主义的威胁将会占用政府情报部门接下来数年的精力，因此有了空间和机会把他那笔巨大的散发着臭味的财富洗干净，并转化成一个诚实的企业大亨的可靠财富。

我就这样正式地成为乌贼3000，在整个意大利南部规模最大的冷冻食品批发公司当税务顾问。事实上，在那些装满了冷冻章鱼和虾的巨大冰柜后面，在我的小办公室里，我在和时间赛跑。每天我都在为石头脸寻找着有钱可赚的投资，一切都要抢在奥萨马·本·拉登在巴基斯坦或者阿富汗的山中被找到之前。

因此奥萨马逃脱追捕越久，我们就能够越发从容不迫地在世界范围内计划投资，与外籍投机商人合作成立空壳公司，确保抢下一些项目的承包合同。比如说在哈萨克斯坦建设公路和机场；在撒哈拉沙漠里安装摄像头；为卡塔尔供应零部件；在南美洲买卖房地产套餐。如果不是存在着数百万人每天都在使用“全球化”这个词去表达一个精确的意思，没有人会怀疑所谓的全球化就是一个来自地拉那的毒贩子和一个来自阿曼的体育场建造商之间产生了联系，并且是因为一个对台球狂热的那不勒斯黑帮分子逐渐增加的地理知识。

在短短的时间里，我成功地把来自当地毒品市场的所有粪便转化成了一个香气宜人的经济帝国：我把过去变成了未来。此外，我还多赚到了一堆钱。

23

几年前的某一天，我儿子比说好的时间晚了很久才回到家。我记得在那一段时期我经常会夜里突然醒来，接着便再也无法入睡。就是在那一段时期，银行里刚刚传出了关于漏洞的消息。

那天夜里，听到他回家的动静，我决定了要臭骂他一顿。但也许我只是需要和某个人说说话。

我把耳朵贴在厕所的门上，立刻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劲。我不知道他遇到了什么事，事实上，我不知道关于他的任何事情。也许是为了一个女孩而遭受痛苦，也许是和谁吵了架。我本打算回到卧室，叫醒我妻子，告诉她去看看儿子遇到了什么事，他把自己锁在厕所里已经一个小时了。但我并没有那样做。

自从他出生起，我已经听他哭过一千次了。我见过他从单车上跌落摔伤，他不小心吞下一个小兵玩具差点窒息。他有过发高烧、肚子疼、腮腺炎、水痘，有过两次直奔急诊，还有一次他腹部神秘地疼痛着，整整一夜娜娜都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然而在那一天之前，我从没有尝试过为他做任何可以称得上“父爱”的事情。

我可以确定，那个十五岁的、把自己锁在厕所里的人在守着一个秘密。我放弃了那一顿臭骂。

第二天早上，我得知有人放了一把火烧掉了流浪汉食堂。

我回到家中，等着我妻子出门去买菜。接着我走进马尔切罗的房间，拉起窗帘，打开窗户。他突然惊醒，等他恢复了意识之后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是星期六。”我对他说道，“去刮胡子。你要陪我去墓地探望爷爷奶奶。”

不到一个小时之后，他崩溃了。就在给杰皮诺和阿玛莉亚坟墓上的花瓶换水，再插上两束菊花的时候。

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燃烧弹，火灾，坐在卡利弗内上的逃亡。最后，他忍不住痛哭起来。“你能原谅我吗？爸爸，”他说着，“你能原谅我吗？”我决定帮助他掩盖一切。那是制胜的一步棋。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他停止了和你的往来，埋首于学习。他开始走上正轨，那个夏天我送他去伦敦参加了一个为期两周的夏令营作为奖励。我盼望着他能遇到新的人，一些在八岁的时候不会口袋里揣着刀到处转悠的人，一些不住在那些小巷子里的人，一些不总是用方言咕哝着相同的那么两句话的人。一瞬间的工夫，他变成了我一直希望拥有的那种儿子，而我也变成了我一直希望成为的那种父亲。每一天我都更加爱他。

他进入大学的时候是一个博学的、无拘无束的、热爱帆板运动的年轻人。他没有当冠军的才能，但能和最优秀的人在一起竞争。夏天的时候，他会跟着风的方向走遍欧洲。我想象不到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让他远离所有那些堕落的东西。每一次他起程出发的时候，他母亲都会哭，而我正相反，浑身散发着一种喜悦。我所知道的能够防止那些堕落的东西再次吞噬你的方法只有两种：清理它，或者离开它。我不是那群觉得能够改善世界的爱幻想的穷人中的一员，所以我开始想尽办法维持住第二种，也是最后一种方法。

在二十四岁的时候，他以满分的成绩毕业于商业经济学专业。一个月之后，我亲自送他到了米兰，他已经决定了要再攻读一个经济与环境管理的硕士学位。

我喜欢马尔切罗思考问题的方式，我喜欢他谈及未来的方式。他用清醒的目光望着四周，他明白这个世界的轨道不会再回到原地。为了在经济危机、恐怖主义袭击、环境污染这些不间断循环发生着的事情中幸存下去，唯一的答案便是要在一个行业里变成最好的那一个，找到一份高端的工作，无论走到哪儿都要扎下根来，没有怨言。

在硕士阶段的尾声，他被一家专门设计绿色热能源系统的荷兰公司录用为实习生，公司的客户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新富人阶层，以及所有那些曾经建立了苏联的下等民族。实习结束后他们向他提供了一份月薪三千欧元，外加奖金和补助的报价，适用于整个学徒阶段，并且在阿姆斯特丹总部。正是在那儿他认识了丽贝卡。

她出生在荷兰，爸爸是佛兰芒人，妈妈是刚果人。她比他大两岁，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实验团队的首席工程师，参与研究了首个太阳能热能共生系统，用于生产电能和热能。

他们开始以同事的身份经常往来，直到十个月后他们一起参加了由位于布鲁塞尔的联合国组织的关于气候变化的主题会议，在返回荷兰的前一晚他们上床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继续在工作场所之外见面，直到丽贝卡搬到了马尔切罗的公寓里生活。

“我很热切地想让你们认识她，爸爸，我迫不及待地想圣诞节回去了。”

“你母亲给她做了占星。”我对他说道，并希望他不要生气。

“你是怎么知道她的生日的？”

“你觉得我们没有能力在搜索引擎上输入某个人的名字？那么你当我们是老糊涂？”

“对不起，我没想冒犯你。无论如何，再过两个星期我们就过去了，到时候亲自告诉你们任何你们需要的信息……”

“我可记住了啊。”

“你放心，我们会过去的。”

在互联网上读过一些关于某个人的信息之后就自以为很了解这个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幻觉。当丽贝卡走进我们的家，并用生硬的意大利语宣布她是多么高兴能够认识她的小乖乖的父母亲时，我本应该意识到在我们的家庭里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然而，我低估了这种危险，忽略了她的异族成分这个问题。

一个像是从雕像里走出来的女孩，黑皮肤，年龄比我儿子大，到毕业之时已经周游了世界。这个疯狂世界里的一块碎片碰巧掉落在我们位于卡波迪蒙特的公寓里，碰巧在到处飘散着鸡蛋蜜糕和洛可可蛋糕香味的圣诞节期间。和她相比，我们的生活全部都局限在同一个地方展开。

我们将会有黑皮肤的孙子吗？他们将会说意大利语吗？正是这些巨大的疑问让我妻子和我那天夜里在我们的卧室里小声地讨论着。就这样我把所有那些挤满了我脑海的问题都归结于我和娜娜的偏狭闭塞，最后，我恼怒地关了床头柜上的灯。就这样我当时还没搞懂的是，在我们的家庭里接受了她的存在之后，我儿子将会被推向一个深渊的边缘，将会犯下错误向深渊里看去。

他们的皮肤只是有一些黑，双胞胎，他们长得并不像丽贝卡，至少不完全像。

在被调到公司的米兰分部之后，她为了照顾孩子申请了休假，那并不是她的主意。我儿子一直在施加压力直到她选择了母亲的身份，最后，在从每一个角度研究过这个问题之后，他下决心要让她和孩子有一段适应环境的时间，他觉得这并不是那么大男子主义的事情。

二〇〇八年，还不到三十岁，和我以前同事的儿子们相比，马尔切罗挣到的钱要多得多。另一方面，我在乌贼3000的工作也让我攒下了一笔丰厚的积蓄。所有这些钱我拿来做什么呢？我打算为双胞胎建立一个信托基金，这样一来，等他们长大了就可以将这笔钱用于学业。然而，尽管我非常努力，那种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家庭前景仍然让我觉得太不真实，以至我无法想象它能永远地持续下去。

丽贝卡觉得是时候换工作了，便接受了来自大学的一个工程师团队的委托，研究智能手机在环境领域里的可能应用。凭她的简历和人脉，那份工作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这样一来，她说道，她将会有更多的时间陪着双胞胎。我儿子同意了这个选择。

在最初几个月，娜娜经常跑去米兰帮她一把，做家务，带孩子。但丽贝卡出生在六月的最后十天里，没过多久，就像所有的巨蟹座那样她的头脑固执起来，伴随而来的还有那像不锈钢一样的对于独立的需求，一旦涉及我妻子她就会表现出要发生争执的样子。

对于娜娜来说，在她清洗并分类消毒了家里每一样东西，甚至每一平方厘米的地方之后，她的儿媳所应该表达出的感激丽贝卡继续全部都表达给了多丽娜，那个她和马尔切罗慷慨付钱请来的女佣。来自一个家庭里的成员之间相互帮忙这种符合人性的想法，对于那个黑色维纳斯来说却是完全陌生的。

“不是说丽贝卡不是个好女孩，”有一次我妻子回到那不勒斯的时候对我说道，“但那个家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怎么能信任一个时刻打着电话的摩尔多瓦女孩？只有上帝才知道她在电话里和她那十个男友中的一个说了些什么。”

“你这种批评我觉得不太恰当。”我回答她。

“恰当也好，不恰当也罢，那个女孩不懂该怎么干活。”娜娜反驳。

“可是你去找他们的时候就一定要干活吗？你已经六十岁了，娜娜。你不能做点别的事情吗？”

“爱德华，你不懂。”

事实上我确实不懂。我妻子确实意识到了什么事情，只是她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又一次我觉得自己比她层次更低，又一次我给予了丽贝卡高于实际上考虑到她所代表的一切我本应该给予的评价。所以说，又一次地，我忘记了去保护我儿子。

24

“我们做到了，那些中国人准备让步了。”有一天马尔切罗在电话里说道，“在接下来的五年计划里，我们将会看到好事发生。”

不时地，当我在马雷基亚罗我最喜欢的一家酒吧的露台上放松着的时候，马尔切罗会打来电话告诉我关于全球绿色经济的新消息。在某些日子里，那不勒斯海湾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游泳池，没有什么，水也好，鱼也好，人也好，能从这里逃出去。从这里看所有事物的视角都是破碎的，难以呈现，而那地平线就像一堵难以渗透的围墙。

我在乌贼3000的工作顺利地进行着，用财富生产更多的财富。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当我的建议不再被需要的时候，接下来我会做什么，石头脸和我会停止做朋友吗？那个想法困扰着我。我仔细观察着波西利波山上那些有钱人的房子，感觉到一种怀念，怀念在过去的时光里财富背后有着可以公开的故事，怀念在过去的日子里每一张钞票都对应着一个不同的梦想，而不是所有钞票都是为了生产更多的钞票。也许我应该买下那些别墅中的一栋，和娜娜一起搬进去。

面对着这样的一种景色，度过我们年老的岁月一点也不糟。

“他们终于让步了。”我儿子补充道，带着很满意的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