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荷兰的早上四点醒来，神采奕奕，一切重新入睡的企图都告失败，于是我躺在那儿，任凭呼吸机将气体泵进去、吸出来。我喜欢听宠物龙的呼吸声，但心里还是希望能自己决定怎么呼吸。

我重新读起《无比美妙的痛苦》，直到六点左右妈妈醒来，翻个身凑到我身边。她把头挨在我肩上蹭了蹭，这让我感觉很不舒服，隐约有点奥古斯丁 [1] 的感觉。

酒店把早餐给我们送到了房间，令我十分高兴的是，早餐主打肉类熟食，还有许多别的食物也都颠覆了传统美国早餐的构成。我本来打算今天穿去见彼得·范·豪滕的裙子昨天去橙意吃晚餐的时候已经提前穿了。于是，冲完淋浴，好歹把头发弄得平整些之后，我花了半个小时跟妈妈逐一讨论余下的选择中各自的优缺点。一番激烈辩论之后，我最终决定照着书里的安娜打扮自己：穿她常穿的匡威帆布鞋和深色牛仔裤，再配一件浅蓝色T恤。

T恤胸前印了勒内·马格里特 [2] 一幅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他画了一只烟斗，然后在下面用连笔草体写道：Ceci n’est pas unepipe.（“这不是烟斗。”）

“我实在搞不懂这件T恤。”妈妈说。

“彼得·范·豪滕会懂的，相信我。《无比美妙的痛苦》里提到马格里特大概有七千次。”

“可这明明就是烟斗啊。”

“不，不是。”我说，“这是一幅烟斗的‘画’。懂吗？所有对一件事物的艺术表现，从本质上来讲都是抽象的。非常巧妙。”

“你怎么变得这么成熟的？老古董的老妈搞不懂的东西你全明白。”妈妈问，“好像就在昨天，我还在告诉七岁的小海蓁天为什么是蓝的。那时候你觉得我是个天才。”

“那天到底为什么是蓝的？”我问。

“因为呗。”她答道。我笑起来。

离十点越来越近，我也越来越紧张：想到要见奥古斯塔斯，紧张；就要见到彼得·范·豪滕，紧张；我的衣着会不会不合适？紧张；阿姆斯特丹所有的房子都长得一个样，我们能不能找到要找的房子？紧张；我们会不会迷路，再也回不了费罗素夫酒店？紧张；紧张紧张紧张。妈妈一直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说话，可我简直听不进去。我正要叫她上楼去看看奥古斯塔斯起床没的时候，他敲门了。

我打开门。他低头看看我的衣服，微笑起来。“好玩。”他说。

“不许说我的胸部好玩。”我答。

“我可在这儿呢。”妈妈在我们身后说。但我已经让奥古斯塔斯脸红了，他暂时出局，我也终于能抬起头来直视他了。

“你确定不想跟我们一起去吗？”我问妈妈。

“我今天计划好要去国立博物馆和冯德尔公园。”她说，“此外，我实在不懂欣赏他的书，请别见怪。替我们向他和李德薇问好，好吗？”

“好的。”我说。我抱了抱妈妈，她在我的耳朵上方吻了一下。

彼得·范·豪滕的联排别墅在冯德尔大街，正临公园，离酒店也就是一拐弯的工夫。158号。奥古斯塔斯一只胳膊挽着我，另一只手拖着氧气推车，我们上了三级台阶，来到漆成深蓝色的大门前面。我的心怦怦直跳。自从我第一次读到那半途戛然而止的结尾时起就一直惦念的答案，如今离我只有一门之隔。

房子里传出低音贝斯沉重的节拍声，几乎把窗棂震得咯咯直响，令我怀疑彼得·范·豪滕家是不是有个喜欢说唱音乐的孩子。

我抓住狮头形状的门环，试探性地敲了两下。音乐节拍依然故我。“也许音乐声太响，他听不到？”奥古斯塔斯问。他抓住狮子头用力敲，声音大多了。

音乐停下了，继而响起了拖着脚走路的脚步声。锁住的插销打开的声音。又一只插销。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大腹便便、头发稀疏的老头出现在我们面前，迎着阳光眯起眼睛。他下颌松弛，胡须大约一个礼拜没刮，穿着老电影里常见的那种浅蓝色男式睡衣。他的脸和肚子都圆滚滚的，胳膊又特别细，所以整个人看起来就好像一个面团上扎了四根细棍儿。“范·豪滕先生吗？”奥古斯塔斯问。他的声音有点儿刺耳。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听到门后面一个结结巴巴的声音尖厉地嚷道：“李——德——薇！”（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他的助理名字发音应该是“李德——阿——薇琪”。）

门里边发生的一切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他们来了吗，彼得？”一个女声问。

“有——李德薇啊，有两个小鬼在门外边显形了。”

“鬼？”她带着轻柔悦耳的荷兰腔问道。

范·豪滕连珠炮般地答道：“幽灵鬼魂幻象魑魅魍魉阴魂冥界那个鬼啊，李德薇。你一个正在攻读美国文学硕士的人怎么能表现出如此令人发指的英语语言能力呢？”

“彼得，他们不是冥界阴魂。那是奥古斯塔斯和海蓁，你跟他们通过信的，你的读者。”

“他们是——什么？是他们——我以为他们住在美国呢！”

“没错，但是你邀请他们来这儿的，你应该记得。”

“你知道我为什么离开美国吗，李德薇？是为了这辈子再也用不着见美国人。”

“可你自己就是美国人。”

“这一点我是无能为力了。但说到这两个美国人，你必须告诉他们立即离开，告诉他们，出了个可怕的误会，告诉他们该死的范·豪滕提出会面邀请是修辞性的，只是说说而已，不能当真，告诉他们这类邀请只能象征性地解读。”

我觉得我可能要吐了。我朝奥古斯塔斯看去，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门，我看到他的肩膀垮下来。

“我不会这么做的，彼得。”李德薇答道，“你必须见他们，非见不可。你应该看看他们，你需要看看你的作品有怎样的意义。”

“李德薇，这事是你背着我故意安排的吗？”

接下来是长久的沉默。最终，门又打开了。范·豪滕仍旧眯着眼，像节拍器一样把头从奥古斯塔斯脸上转到我脸上。“你们两个谁是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他问。奥古斯塔斯小心翼翼地举起了手。范·豪滕点点头：“你搞定那个妞儿没？”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遭遇到彻底哑口无言的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我，”他好不容易开了口，“呃，我，海蓁，嗯，那个……”

“这小伙子看上去有点智力发育迟缓啊。”彼得·范·豪滕对李德薇说。

“彼得。”她语带责备。

“好吧，”彼得·范·豪滕说着向我伸出手来，“无论如何，见到这样本体论意义上的不可思议生物我非常高兴。”我握了握他浮肿的手，然后他又跟奥古斯塔斯握了手。我在想“本体论”是什么意思。不过不管啦，我喜欢。奥古斯塔斯和我同属于“不可思议生物俱乐部”——我们俩，还有鸭嘴兽。

当然啦，我本来希望彼得·范·豪滕是个神志正常的老人家，不过这世界又不是批量满足心愿的大工厂。最重要的是，大门敞开，我已经迈过了通向《无比美妙的痛苦》结尾之后故事的门槛。这就足够了。我们跟着他和李德薇进了屋，路过一张只有两把椅子的巨大橡木餐桌，来到一个简洁得令人脊背发毛的客厅。这儿看起来就像个美术馆，只不过空落落的白墙上没有一张美术作品。除了一张长沙发和一把安乐椅（都是不锈钢和黑色真皮材质），房间里似乎一无所有。然后我注意到，沙发背后有两个大大的黑色垃圾袋，装得满满的，扎着口。

“垃圾？”我对奥古斯塔斯喃喃道，声音很小，我觉得其他人听不见。

“读者来信。”范·豪滕说着坐进安乐椅，“十八年来的读者来信。没法拆开。可怕极了。我回复的第一拨长函就是你们的，可你们瞧，让我落到什么地步。坦白地说，现实中的读者委实令我感觉索然无味。”

原来如此，所以他从来没有给我回信，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看到我的信。我很奇怪他为什么还留着那些信，尤其是，还放在一间原本空荡荡的正式会客厅里。范·豪滕把双脚高高跷起，放到搁脚凳上，两脚交叉。他又指了指长沙发，于是奥古斯塔斯和我并肩坐下，但靠得不算太近。

“你们想吃点早餐吗？”李德薇问。

我想说我们已经吃过了，可刚开口就被彼得打断了。“现在吃早餐太早了，李德薇。”

“哎呀，他们是从美国来的，彼得，所以他们身体里的时间现在是午后了。”

“那么吃早餐又太晚了。”他说，“不过，既然说到身体里是下午之类的，我们应当来点儿鸡尾酒了。你喝不喝威士忌？”他问我。

“我喝不喝……哦，不用了，谢谢。”我说。

“奥古斯塔斯·沃特斯？”范·豪滕冲格斯点点头问。

“嗯，我不要了。”

“那么，就我一个人要，李德薇。请给我来杯威士忌加水。”彼得把注意力转向格斯，问道，“你知道在这个家里怎么做威士忌加水吗？”

“不知道，先生。”格斯说。

“把威士忌倒进玻璃杯，然后把水的意念召唤到脑际，再然后把真实的威士忌和抽象概念的水掺到一起。”

李德薇说：“还是先吃点早餐吧，彼得。”

他看着我们，用有意让人听见的低语说：“她觉得我酗酒。”

“我还觉得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呢。”李德薇说。话虽如此，她还是转身去客厅的吧台伸手拿了一瓶威士忌，往玻璃杯里倒入半杯，然后把酒拿给他。彼得·范·豪滕浅啜一口，在椅子上坐直身体。“这么好的酒理当以最好的姿势品尝。”他说。

我有些不自在地意识到自己的姿势，也把脊背挺直一点，又整了整鼻管。爸爸总是告诉我，你可以通过一个人对待侍者和助手等服务人员的态度来判断一个人，如果这么看，彼得·范·豪滕很可能是这世界上最白痴的白痴。“那么说，你喜欢我的书。”他又啜了一口酒，对奥古斯塔斯说。

“是啊，”我代表奥古斯塔斯回答道，“没错，我们——嗯，奥古斯塔斯，他把来见你作为他的‘愿望’向基金会申请了，所以我们才能来这儿，听您告诉我们《无比美妙的痛苦》结尾之后发生了什么。”

范·豪滕什么也没说，只从杯子里长吸了一口。

一分钟之后，奥古斯塔斯说：“说起来，是您的书让我们走到一起的。”

“可你们没在一起啊。”他看都没看我地评论道。

“您的书让我们几乎走到一起。”我说。

于是他转向我。“你是故意穿成她的样子？”

“安娜？”我问。

他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有点儿吧。”我说。

他又喝了一大口酒，然后皱起眉。“我不酗酒，”他宣布，声音高得没有必要，“我跟酒的关系是丘吉尔式的：我可以说笑话也可以治理英格兰，可以做任何事，只是不能不喝酒。”他瞟了一眼李德薇，冲酒杯点点头。于是她过来拿了杯子又去了吧台边。“只要意念的水哦，李德薇。”他发出指示。

“嗯，知道。”她说，这次口音听起来几乎是地道的美国音了。

第二杯酒上了，范·豪滕又一次满怀敬意地挺直了脊背。他踢掉了拖鞋，脚长得真难看。他基本上已经把我心目中什么作家的非凡天赋之类的东西整个毁掉了，但他手里握着答案。

“那个，嗯，”我说，“首先，我们想发自真心地感谢您，昨天晚上的那顿晚饭还有……”

“我们昨天付钱请他们吃晚饭了？”范·豪滕问李德薇。

“是的，在橙意餐厅。”

“啊，对了。唉，相信我，你们应该感谢的不是我而是李德薇，她在替我花钱方面具有极其出众的才华。”

“我们荣幸之至。”李德薇说。

“那个，无论如何，谢谢。”奥古斯塔斯说。我可以听到他嗓音里有几分气恼。

“既然都来了，”过了一会儿范·豪滕说，“说说吧，你们的问题是什么？”

“呃。”奥古斯塔斯说。

“这孩子笔头上看着很聪明的呀，”范·豪滕对李德薇说，“也许癌症已经在他脑袋里抢滩登陆了。”

“彼得——”自然，李德薇给吓了一大跳。

我也十分惊骇，但有人如此面目可憎、不屑于对我们另眼相待，竟也有几分让人高兴。“我们的确有几个问题，没错。”我说，“我在电子邮件里提到了，不知您是否记得。”

“不记得。”

“他的记忆力受到了损害。”李德薇说。

“但愿我的记忆力愿意妥协。”范·豪滕针锋相对地答道。

“所以，我们的问题……”我再次提醒。

“她用了皇家人称‘我们’ [3] 呢。”彼得说，但没有明确的说话对象。又一口酒。我不知道威士忌是什么味道，不过如果跟香槟差不多，那我简直无法相信他怎么能在这么早的时候就喝得这么多，还这么快。“你熟悉芝诺的‘阿基里斯和乌龟赛跑’的悖论吗？”他问我。

“我们的问题是关于小说结尾之后，书里的角色后来怎么样了，特别是安娜的……”

“你以为我需要听完你的问题才能回答吗？你想错了。你知道哲学家芝诺吗？”我茫然地摇了摇头。“哎呀。芝诺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据说他在巴门尼德世界观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十个悖论——你当然知道巴门尼德是谁了？”他说，我点点头，表示我听说过巴门尼德，但其实没有。“感谢上帝，”他说，“芝诺非常专业地揭露了巴门尼德理论中的不准确和过度简化之处，这倒不难，因为巴门尼德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错得令人叹为观止。巴门尼德存在的价值恐怕恰好等同于这样一位相识：你每次带他去赛马场，他都能选错马，回回如此，绝无例外，敬请放心。但芝诺最重要的——等等，先告诉我你对瑞典嘻哈音乐有几分了解。”

我简直不知道彼得·范·豪滕是不是在开玩笑。过了一会儿，奥古斯塔斯替我回答了：“了解有限。”

“好吧，但我窃以为你应该知道‘失语与污秽’乐队的精华专辑《雪花》？”

“我们没听说过。”我替我们俩回答。

“李德薇，立刻放《Bomfalleralla》来听。”李德薇走到一台mp3播放器前面，转了转旋钮，然后按了一个键。一首说唱乐从四面八方轰然炸响。听起来除了歌词是瑞典语之外，这是一首各方面都相当正常的说唱。

音乐放完后，彼得·范·豪滕满怀期待地看着我们，小眼睛瞪得前所未有的大。“怎样？”他问，“怎样？”

我说：“对不起，先生，我们不懂瑞典语。”

“哎呀，那是当然的，我也不懂。谁他妈懂瑞典语啊？重要的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废话，不是歌手‘说’了什么，而是他的嗓音‘感觉’如何。当然你应该知道，世上只存在两种感情：爱和恐惧，而‘失语与污秽’能在两者之间自如来去，那种能力在瑞典以外的嘻哈音乐里你压根儿就找不到。要不要我再给你们放一遍？”

“你是在开玩笑吗？”格斯说。

“抱歉，什么？”

“这是不是什么整人节目？”格斯抬头看着李德薇问，“是吗？”

“恐怕不是，”李德薇回答，“他并不总是……今天实在反常……”

“哦，闭嘴，李德薇。鲁道夫·奥托说得好：如果你没有遭遇过神圣，如果你没有体验过与‘令人战栗的神秘’非理性的相遇，那么他的作品就不是为你写的。而我也要对你们说，年轻的朋友，如果你们听不出‘失语与污秽’的音乐中对恐惧虚张声势的答复，那么我的作品也不是为你们写的。”

我不得不再强调一次：那是一首绝对正常的说唱音乐，只除了是用瑞典语演唱的。“嗯，”我说，“那个，《无比美妙的痛苦》里，安娜的妈妈，故事结束的时候，她正要……”

范·豪滕打断了我，接下来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敲着玻璃杯，直到李德薇来重新给他倒上酒。“那么，芝诺最有名的悖论是‘阿基里斯和乌龟赛跑’。让我们想象一下，你和乌龟赛跑，乌龟在你前面十码起跑。当你跑过这十码时，乌龟又向前爬了也许一码，然后当你赶上这一码的距离，乌龟又往前爬了一点，如此下去，距离永远存在。你比乌龟跑得快，但你永远也追不上它，只能无限缩短和它之间的距离。”

“当然，如果真赛跑的话，你会直接跑到乌龟前面去，不去考虑其中涉及的原理。但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极为复杂，谁也没有真正破解，直到康托 [4] 向我们证明：有些无穷比别的无穷更大。”

“嗯。”我说。

“我觉得这就回答了你们的问题。”他很有把握地说，然后从杯子里慷慨地啜了一大口。

“还没有啊，”我说，“我们想知道，在《无比美妙的痛苦》结尾之后……”

“我拒绝对那本令人作呕的小说负任何责任。”范·豪滕打断我说。

“不行。”我说。

“对不起，你说什么？”

“不行，我不接受，”我说，“我能理解小说结尾叙述中断了，是因为安娜死了，或者病得太重，没法继续写下去了，但你答应告诉我们每个人后来怎么样了，所以我们才来了这儿，而我们——我，需要你告诉我。”

范·豪滕叹了口气，又喝了一口酒，说：“好极了。你想知道谁的故事？”

“安娜的妈妈，荷兰郁金香老爹，仓鼠西西弗斯，还有，就是——每个人，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范·豪滕闭起眼睛，鼓起双颊，长长吐出一口气，然后抬眼望着天花板上裸露在外的木头横梁，它们像棋盘一般纵横交错。“那只仓鼠，”过了一会儿他说，“那只仓鼠被克莉丝汀收养了。”——那是安娜得病前就认识的一个朋友。说得通。书里写过几次克莉丝汀和安娜一起跟西西弗斯玩的场面。“它被克莉丝汀收养了，在故事结尾之后又生活了几年，最后在它的仓鼠睡梦中得以安宁终老。”

现在我们终于略有进展了。“太好了，”我说，“太好了。好吧，然后是荷兰郁金香老爹。他是骗子吗？他和安娜的妈妈结婚了没？”

彼得·范·豪滕仍然望着天花板上的横梁，喝了一口酒，酒杯又见底了。“李德薇，我做不到，不行，真做不到。”他目光往下移，落到我脸上，“荷兰郁金香老爹没有怎么样，什么也没有。他既非骗子，也并非不是骗子，他是上帝。显而易见，他是用隐喻表现的上帝，毫不含糊，要问他后来怎么样了，跟问《了不起的盖茨比》里脱离躯体的T.J.艾克尔伯格医生的眼睛后来怎么样了处于同样的智力水准。他和安娜的妈妈结婚没有？我们谈的是小说啊，亲爱的孩子，不是什么历史进程。”

“话是没错，但你肯定想过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吧，我是说，作为人物，就是说，抛开他们的隐喻意义什么的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