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他后来肯定睡着了。最终我也睡着了，飞机放下起落架的时候才醒来。我嘴里的味道糟透了，为了不毒害飞机里的空气，我闭紧嘴巴。

我转过头去看奥古斯塔斯，他正注视着窗外。此刻，飞机缓缓下降，落入低垂的云层，我直起腰来看荷兰是什么样子。这片土地似乎就要整个沉到海里去了，只见一个个小小的绿色矩形，四面八方都被运河包围着。事实上，我们降落的轨迹就与一条运河平行，仿佛两条并排的跑道：一条我们用，一条水鸟用。

取到行李、过了海关之后，我们挤进了一辆出租车，司机白得像面团儿，光头，英语说得溜极了——可以说比我说得还好。“能否去费罗素夫酒店？”我问。

他说：“你们是美国人？”

“是的。”妈妈说，“我们从印第安纳来。”

“印第安纳，”他说，“他们从印第安人手里偷了土地，只留下名字，嗯？”

“差不多吧。”妈妈说。出租车上路了，我们朝一条竖满了蓝色标志牌的公路开去，标志牌上的地名全都有双元音：Oosthuizen，Haarlem。公路两边，大片平坦宽阔的土地绵延数英里，只偶尔点缀着一些公司总部的巨型建筑。一句话：荷兰看起来跟印第安纳波利斯一个样，只不过汽车小一点。“这是阿姆斯特丹？”我问司机。

“是也不是。”他说，“阿姆斯特丹就像树的年轮：越靠近中心越古老。”

景色的变化发生在突然之间。一下公路，我就看到了想象中成排的房屋，摇摇欲坠地倚着运河而建，自行车无处不在，咖啡馆外的招牌写着“宽敞吸烟室”字样。我们经过一条运河，从桥上能看到水上停泊着船屋。这里和美国完全不一样。它看上去就像一幅古老的画作，但却是真实存在的：在晨光里，一切都充满诗情画意、田园风光。我想，如果能住在这样一个地方，一切几乎全是由已死的人建造的，那该是多么奇妙而又奇怪呀。

“这些房子很古老吗？”妈妈问。

“运河边的这些房子大多都是黄金时代建的，那是十七世纪。”他说，“我们的城市有丰富的历史，纵然许多旅游者只想看红灯区。”他顿了顿，“有些旅游者觉得阿姆斯特丹是一座罪恶之城，但事实上，这是一座自由之城。而绝大部分人在自由之中找到的只是罪恶。”

费罗素夫酒店的房间全都以哲学家命名 [1] ，妈妈和我住在一楼的克尔凯郭尔房间，奥古斯塔斯住在我们楼上，房间名叫海德格尔。我们的房间很小，一张双人床紧靠墙边，我的BiPAP呼吸机、制氧机和十二个可充装氧气瓶都放在床脚边。这些设备的另一边，是一张桌子和一把佩斯利旋涡图案的旧单人沙发，颜色灰暗，坐垫已经陷了下去。床上方有一排书架，上面放着索伦·克尔凯郭尔的作品集。我们在桌子上发现了一个藤编篮子，里面放满了灯神给我们准备的礼物：有木鞋、一件橙色的荷兰文化衫，还有巧克力和糖果。

费罗素夫酒店临近阿姆斯特丹最著名的冯德尔公园，妈妈想去公园走走，但我已精疲力竭，于是她把呼吸机打开，把鼻罩按到我脸上。我讨厌戴着这玩意儿说话，但还是说：“你去公园吧，我醒了给你打电话。”

“好的，”她说，“睡个好觉，宝贝。”

几个小时后，我醒来，发现妈妈坐在角落里那把古老的小沙发上读一本导游书。

“早上好。”我说。

“事实上现在是傍晚。”妈妈说着叹了口气，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她走到床前，往轻便推车里放了一个氧气瓶，连上导管，同时我取下呼吸机鼻罩，把鼻管塞进鼻子。她把氧气瓶设定在一分钟二点五升，也就是说这一瓶可以用六小时——然后我起了床。“你感觉怎么样？”她问。

“挺好。”我说，“好极了。冯德尔公园怎么样？”

“我没去。”妈妈说，“不过在导游书里读到了详细介绍。”

“妈，”我说，“你不用待在这儿的。”

她耸耸肩：“我知道，但我想这样。我喜欢看你睡觉。”

“听起来像游戏里的变态偷窥狂。”她自嘲地笑起来，但我还是感觉很糟，“我只想让你玩得开心，知道吗？”

“好的，我今晚就去找乐子，好吗？等你和奥古斯塔斯去吃晚餐的时候，我就去体会一把疯狂老妈的感觉。”

“你不跟我们一起去？”我问。

“对，我不去。事实上，你们的位子已经订好了，在一个叫‘橙意’的餐厅。”她说，“范·豪滕的助理安排的，那地方在约旦区，从导游书上看来，是个非常高级的餐厅。这附近就有个电车站，奥古斯塔斯知道怎么走。你们可以在露天吃饭，看水上的小船划过。一定会很愉快的，非常浪漫。”

“妈。”

“我只是说说而已。”她说，“你该换衣服了。或许，穿那条吊带裙？”

这一荒唐情景简直要叫人惊叹：一位母亲打发她十六岁的女儿和十七岁的男孩单独出门，而且还是在以开放著称的异国城市。然而这也是死亡的副作用之一：我不能跑步、不能跳舞、不能吃含氮丰富的食物，但在自由之城里，我是它最无拘束的子民之一。

我果真穿了那条吊带裙——花朵图案、蓝色印花及膝裙，Forever21出品，配连裤丝袜和低跟玛丽珍鞋，因为我喜欢比他矮很多的感觉。我在那间小得可怜的浴室里和睡觉时被压得一塌糊涂的发型搏斗了一会儿，最后一切都恰到好处，我看起来活像二○○五年前后的娜塔莉·波特曼。下午六点整（美国印第安纳时间的中午）响起了敲门声。

“谁呀？”我在屋里说。费罗素夫酒店的门上没有猫眼。

“好啦。”奥古斯塔斯的声音。我可以听出他嘴里叼着烟。我低头看看自己，这条吊带裙前所未有地暴露出了我的胸部和锁骨，奥古斯塔斯绝对没见过。倒不至于色情什么的，但基本上就我的极限而言，能露的都露了。（在衣着方面我妈有一句格言，我也坚决支持：“兰卡斯特家的人绝不露腰。”）

我拉开门，奥古斯塔斯穿了一件窄翻领的黑色西服，剪裁无懈可击，里面是浅蓝色礼服衬衫和黑色细领带。他一边嘴角扬起，另一边叼着一根烟。“海蓁·格蕾丝，”他说，“你看起来美极了。”

“我……”我张口结舌，拼命希望下面的话能跟着通过声带的气流自己跑出来，但什么也没发生。最后，我说：“我感觉自己穿得不够隆重。”

“啊，又来这一套？”他微笑地望着我说。

“奥古斯塔斯，”妈妈在我身后说，“你看起来英俊绝伦啊。”

“谢谢您，夫人。”他说。他向我伸出胳膊，我挽住他，回头望了妈妈一眼。

“十一点见。”她说。

我们在一条交通繁忙的宽阔马路上等1路电车，我问奥古斯塔斯：“这是你参加葬礼穿的西服吧，我猜？”

“事实上，猜错了。”他说，“我参加葬礼的西服可比这套差多了。”

白蓝相间的电车来了，奥古斯塔斯把我们的乘车卡递给司机，但司机说应该在一个圆形的感应器上刷一下。我们上了拥挤的电车，一位老人站起来让我们坐在一起，我想告诉他不用，请他坐下，可他坚持向座位比着手势。我们坐了三站，我靠在格斯身上，一起看窗外。

奥古斯塔斯指着路边的树冠问我：“看到那个没？”

我看到了。沿着运河处处都生长着榆树，它们的翅果漫天飘飞。榆树的翅果长得并不像果子，而是像极了漂去颜色的微缩玫瑰花瓣。这些苍白的花瓣在风中追逐聚集，就像一群群鸟儿——成百上千的鸟群，又像春天的暴风雪。

给我们让座的那位老人看到我们在留意翅果，就用英语说：“这是阿姆斯特丹的春雪。榆树扬起彩纸碎屑在迎接春天呢。”

我们转了一趟电车，又坐了四站，来到一条小街，一条美丽的运河穿街而过，古意盎然的桥和运河旁风景如画的红砖房倒映在河水里，随波荡漾。

橙意餐厅离电车站只有几步之遥。餐厅和露天座位分别位于街道的两边，露天座位设在一个高于地面的水泥台上，紧邻运河。女招待看到奥古斯塔斯和我向她走过去，眼睛亮了起来：“沃特斯先生和太太？”

“也许吧……”

“你们的桌子在这边。”她一边说一边指向街对面一张小桌子，离运河只有几英寸远，“香槟是我们免费赠送的。”

格斯和我对视一眼，微笑起来。我们走过街道，他替我拉开椅子，我坐下时他又帮我把椅子推进去。铺着雪白桌布的桌子上，果然有两只高脚玻璃杯盛着香槟。傍晚的阳光正好抵消了空气中的些许寒意，许多人骑自行车从我们身边路过——衣着考究的男男女女下班后骑车回家，漂亮得不像话的金发女郎侧坐在朋友自行车的后座上，没戴头盔的小不点儿在爸妈背后的塑料座椅上一路颠簸。我们的另一边，运河里，成千上万的翅果铺满了河面，砖垒的岸边停泊着积了半船雨水的小船，有的已经快沉了。河里稍远的地方，可以看到船屋浮在趸船上；运河中央，一条平底敞篷船上随意摆放着花园椅和便携式音响，闲闲地向我们漂过来。奥古斯塔斯拿起香槟酒向我举杯，我也举起酒杯，尽管我除了啜过一两口老爸的啤酒，从来没喝过酒。

“好吧。”他说。

我也说：“好吧。”然后我们碰了碰杯。我轻抿一口，香槟里那些微小的泡泡在我嘴里融化，然后一路向北，直冲大脑。甜蜜。清新。美味。“真好喝。”我说，“我以前从来没喝过香槟。”

一位长着金色波浪鬈发、身材结实的年轻侍者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可能比奥古斯塔斯还要高。“你们知道吗，”他有着好听的口音，“唐培里侬修士发明香槟之后说了什么？”

“什么？”我问。

“他对身边的修士喊道：‘快来呀，我尝到了星星的味道。’——欢迎来到阿姆斯特丹。你们想看看菜单吗？还是直接点厨师推荐？”

我看着奥古斯塔斯，他也看着我。“厨师推荐听起来不错，不过海蓁是素食者。”这点我对奥古斯塔斯只提过一次，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

“这个不是问题。”侍者说。

“好极了。另外，我们能否再来一杯这个？”格斯问的是香槟。

“当然，”侍者说，“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星星都装到瓶子里了，年轻的朋友。哦，这翅果！”他说着，轻轻从我裸露的肩头拂下一枚翅果，“好多年都没这么严重了。到处都是，非常烦人。”

侍者走了，我们看着碎纸般的翅果从天空飘落下来，随着微风在地上翻滚，最后落入运河。“有点儿难以置信，竟然有人会觉得它们烦人。”过了一会儿奥古斯塔斯说。

“美的东西看久了就习惯了。”

“我还没看习惯你呢。”他微笑着回答，我感觉到自己脸红了。“谢谢你来阿姆斯特丹。”他说。

“谢谢你让我绑架了你的愿望。”我说。

“谢谢你穿那条裙子，真是——哇噢。”他说。我摇摇头，努力忍住不对他微笑。我不想当手榴弹。可是话说回来，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不是吗？他也有选择的权利。“嘿，那首诗是怎么结尾的？”

“嗯？”

“在飞机上你背给我听的那首。”

“哦，普鲁弗洛克？结尾是这样的——我们流连于大海的宫室/被海妖以红的和棕的海草装饰/一旦被人声唤醒，我们就淹死。”

奥古斯塔斯拿出一根烟，用过滤嘴轻敲餐桌。“愚蠢的人声总是能毁了一切。”

侍者端来了另外两杯香槟，还有一道菜，叫“薰衣草汁浸比利时白芦笋”。

“我也从来没喝过香槟。”侍者走后，格斯说，“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还有，我也没吃过白芦笋。”

我正在品尝第一口。“好吃极了。”我说。

他也咬了一口，咽下去。“上帝，如果芦笋总是这么美味，我也要当素食者了。”下面的运河里，有一条涂了漆的小木船朝我们划来，船上有几个人，其中一个三十来岁的金色鬈发女子喝了一口啤酒，然后向我们遥遥举杯，喊了句什么。

“我们不会荷兰语。”格斯也喊回去。

另一个人把那句话翻译了喊出来：“漂亮的一对儿，赏心悦目。”

这里的菜肴令人惊艳，每上一道菜，我们谈话的热情就转移一分到食物上，逐渐演变成有一搭无一搭对美味的赞颂：“我希望这个意大利紫胡萝卜烩饭变成人，那我就能把它带到拉斯维加斯跟它结婚了！”“甜豌豆冰果露，你真是美妙迷人，出乎意料。”我下午要是饿得更厉害些就好了。

侍者上了意式青蒜土豆团子配红芥菜之后说：“接下来是甜点。还要再来点星星吗？”我摇摇头。两杯对我来说已经够多了。我对抗抑郁药物和止疼药的耐受性都比一般人高，香槟也不例外；两杯之后，我觉得心里暖洋洋的，但还不至于晕头转向。但我不想喝醉。像今天这样的夜晚可不是平时常有的，我想要记住今晚。

侍者离开后，奥古斯塔斯依旧扬起一边嘴角微笑，望着运河下游，而我往上游望去。可看的东西太多，因此沉默并不让人觉得尴尬，但我想要一切都完美无瑕。也许已经堪称完美了，但我总感觉好像有人努力把我想象中的阿姆斯特丹呈现在我面前，结果反而很难忘记这顿晚餐，包括这趟旅行本身，都是癌症福利。我只希望我们自在地聊天、开玩笑，就像在家里的沙发上一样，可面前这一切的背后却有某种紧张感挥之不去。

“这不是我参加葬礼穿的西服，”过了一会儿他说，“最初得知我的病情时——嗯，他们告诉我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治愈可能。我知道这已经是很大的胜算了，但我一直在想，这无异于一场俄罗斯轮盘赌。我是说，我要经历地狱般的六个月到一年，丢掉一条腿，可到头来，还是有可能不起作用，你明白吗？”

“我明白。”我说，但其实我不明白。我从来就是晚期，所有的治疗目的都是为了延长生命，而不是治好癌症。法兰昔弗给我的癌症历程带来了几分模糊的可能，但我和奥古斯塔斯不同：在我确诊的那天，生命的终章就已经笔墨落定；而格斯则像大部分癌症幸存者一样，活在不确定性里。

“对了。”他说，“于是我从头到尾折腾了个够，为那一天做准备。我们在皇冠山公墓买了一小块地，有一天我和爸爸去转了一圈，我自己选了个地方。我把自己的葬礼整个都计划好了，最后，就在做手术之前，我问爸妈我能不能买身西服，嗯，真正的好礼服，万一我挂了，嗯。后来吧，总之，我一直没机会穿。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