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到1957年，根据吉罗迪亚先生的说法，当协议对我在美国“即将到来的成功非常重要”的时候才诅咒与奥林匹亚出版社的关系的，而是早在1955年就开始了；那就是说，在我和吉罗迪亚先生签约的第一年就开始了。从一开始，我就与他跟我商业交往中的那种特别的氛围格格不入，这是一种疏忽、推诿、拖延和虚伪的氛围。我在给经纪人的信中，多次抱怨这些怪事，经纪人忠实地把我的抱怨转达给他，但他在叙述我们之间长达十年（1955—1965）的关系时从不作出解释。

吉罗迪亚先生写道：“我几乎没有收到返回的校样（他1955年7月收到的），这时，纳博科夫发来一份电报（8月29日，吉罗迪亚沉默一个月后）说，‘《洛丽塔》什么时候出版？很着急。请回我的信’——这种恳求的电报不知有多少作者向（聪明、冷静、仁慈的）出版商发过。”这一也许机智、逗人但轻率无礼的言论愚弄不了什么人。吉罗迪亚先生这儿暗示一个此前几乎没有发表过作品的年轻作者那种典型的忐忑不安的心情。实际上，我已经五十六岁，自1925年来，我跟——包括现在的——至少十多个出版社签约过，也从未有过斤斤计较和闪烁其词，如吉罗迪亚先生形容他的受害者那样，也许这不是故意的，看起来正是他古怪性格的一部分。事实上，有两个特别的问题让我着急，而且我得不到回答。其中主要的是版权问题：这部小说必须以作者的名字在华盛顿重新注册，为此，我得知道确切的出版日期，以便填在申请表上。1955年10月8日，我终于收到了样书的复印件，但只是在11月28日，经过更多的“恳求”，我才得知《洛丽塔》于1955年9月15日出版。第二个问题涉及钱——这证明是吉罗迪亚先生所谓“《洛丽塔》的悲伤和忘恩负义的历史”的“主题”。我的恩主同意预先支付40万“老”法郎（约1000美元），签约那天（1955年6月6日）付一半，另一半出版后再付。他一个月后才付第一笔钱。我妻子不清楚吉罗迪亚先生何时会付第二笔钱。但对他来说很容易说清楚。我不断写信提醒他第二张支票。我告诉他（10月5日），“我为快乐写作，但出版则为钱。”在我的经纪人的强烈要求下，在既定付款日期三个多月后，他到12月27日才付了第二笔钱。

我对版权的忧虑没有结束。用吉罗迪亚先生喜欢的话来说，因我“并不在意”，他在小说的版权页上注明“1955年版权归纳博科夫”的地方加上了“和奥林匹亚出版社”。1956年1月28日，我从华盛顿版权部门获知，如果小说要在美国再版（五年内就有望出版），这一（未经我同意的）版权归属会引起麻烦。有人建议我从吉罗迪亚先生那儿得到一份“转让或放弃”文书，我马上就要求他寄我这样一份文书。我没有得到回复（就像“不知有多少作者”得不到来自出版社的回复一样），我就一再给他写信，只是到4月20日（三个月后），我才收到了那份我要求的文书。要是我没有预见性地维护版权，当“我们的”书在美国出版时，吉罗迪亚先生会是什么角色呢？这一猜想是很有趣的。

到1957年初，我还是没有收到自小说1955年出版后的任何财务说明。根据协议第九款，我可以终止协议，但我决定还是再等等。我一直等到1957年3月28日才收到账单，但寄来的账单并没有按既定条款包括全部的财务说明。

不寄账单的烦人事再次发生。到1957年8月底，我还没有收到7月31日前就应寄出的当年第一季度的任何账单。9月2日，吉罗迪亚先生要求延期两个月，我同意等到9月30日，但什么也没有，我对这种失信的事已经受够了，便建议他（10月5日）将所有的版权归还给我。他立即支付了44220“老”法郎，我也就心软了。

在一段特别恶劣、愚蠢的文字中，我们的传记作家把我对小说在法国受到当地法官和“庸俗读者”（如我1957年3月10日写给他的信中所说）的攻击时拒绝作出辩护与我要求他（一个月后）在宣传我作为“大学教授”时避免提及“康奈尔”这件事相提并论。只有一种非常扭曲的心灵才会把我的要求扭曲为意志薄弱。当我为《洛丽塔》签下我的名字时，我就做好准备承担一个作家必须要承担的责任；但只要种种不健康的流言蜚语包围着我无辜的《洛丽塔》，我当然有理由那么做，以免伤及给我的教学提供极大自由的大学（我的课程从未受到干预）；我也不想让那个好朋友为难，是他把我带到那儿，享受到一种真正的学术自由。

然而，吉罗迪亚先生不断地鼓励我参与他发起的反对法国书报检查的运动。“我们的利益是共同的”，他写道；但其实并不一致。他要我捍卫《洛丽塔》，但我不明白，在他那份二十多本下流图书的名单上，我的书如何得到不同的处理。我甚至不想为《洛丽塔》辩护。他在文章中一再重复他喜欢的观点：没有他，《洛丽塔》也许永远不能出版。如我1957年8月3日给他的信中所说，我（过去和现在）很感谢他出版那本书。但我也必须对他指出，他不是一个理想的出版商，因为他缺乏恰当地发行这本书的条件——这是一本在词汇、结构、目的（或没有目的）等方面与他另一些只是商业出版物的书，如《黛比的浴盆》、《柔软的大腿》，截然不同的书。吉罗迪亚先生夸大了他的力量。要不是格雷厄姆·格林(1)和约恩·戈登(2)恰好在伦敦发生冲突，《洛丽塔》——尤其是令所谓“外行”反感的第二卷——也许就被送入旅游读物或奥林匹亚小绿皮书的公墓了。

1957年，《洛丽塔》事件进入它的美国阶段，对我来说，无论从哪方面看，这是比奥林匹亚阶段更重要的一个阶段。贾森·爱泼斯坦(3)声援在梅尔文·拉斯基主编的《支点评论》（纽约双日出版公司）上以相当篇幅发表的《洛丽塔》部分章节，F. W. 杜皮教授为其写了精彩的文章，使得在美国出版此书的想法能为大家接受。好几家出版社表示有兴趣，但吉罗迪亚先生在我们同美国公司谈判中制造的困难成为我为之烦恼的又一根源。1957年9月14日，一家美国著名出版社的负责人飞抵巴黎同吉罗迪亚先生商谈。后者在文章中这样描述这次商谈：“一位出版商自愿出20%的版税得到这本书，但当他们后来在纽约见面时，明显被纳博科夫的态度吓跑了。”这段文字一部分不确切，另一部分不真实：让这位出版商打消念头的不是我，而是他的合伙人。说它不确切，是因为吉罗迪亚先生没有说谁将得到这20%中的大头。“我打算接受这一建议，”吉罗迪亚先生在给我的信（显然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他得到的部分有所不同）中写道，“如果我能拥有12.5%的话。预支部分也按同样的份额。你能接受7.5%的份额吗？我觉得我的提议是合理和公正的。”我的经纪人写信表示，她“对这些要求感到十分气愤”（合同要求他一万册书必须付给我10%的版税，超过一万册则付12%）。

临时版权规定进口到美国的书不能超过一千五百册，吉罗迪亚先生相当反感我盯着他快乐的跨大西洋交易。比如说，我知道他出版的《洛丽塔》卖十二美元，在纽约售价则更高。他让我相信，差价落入了零售商的口袋。1957年11月30日，吉罗迪亚先生用一种柔和的心情写道：“我承认，在我们的交往中，好几次我有过错……”他还说，他不再对美国版“要求更大的份额”，他掩盖了他“另外的计划”，出他自己的“美国版”——一个愚蠢的威胁，如果付诸实施就会导致他的失败。但到了1957年12月16日，他再次胡闹：那天，我惊讶地从我的经纪人那儿得知，吉罗迪亚先生宣称他在美国三个月内（4月到6月）只卖出八本书，但既然我认为他的售价比财务说明上的价格要高，他要支付差价，寄给我一张五十美分的支票。他加上一句，他认为我们之间所有的分歧都解决了！

要继续列举他如何拖延或不完整说明财务状况，将是十分冗长和乏味的，这是吉罗迪亚先生随后几年的常态，他还未经我的同意，在巴黎出版了他自己写序（用极其糟糕的英语）的《洛丽塔》重印本——他知道我是不会同意的。让我始终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感到遗憾的不是“即将到来的成功的梦想”，不是我“怨恨”他“偷走了纳博科夫的一部分财产”，而是不得不忍受这个人的狡诈、推诿、拖延、逃避、欺骗以及极端的不负责任。这就是为什么1959年5月28日，在坐船去欧洲之前，我离开那儿恰好十九年了，我写信给埃尔加夫人说，在我为法文版《洛丽塔》去巴黎时，不希望见到吉罗迪亚先生。现在根据他发表在《常青评论》上的文章，他暴露出来的人品比他在书信中显现出来的更糟糕。我怀疑，他文章中那种粗鲁很大程度上是他太依赖新闻风格，也许让人想到法国人那种轻浮而可悲地缺乏英语的准确性。另外，我在这儿不想谈论他对我妻子所作的无礼和庸俗的议论（如他愚蠢地暗示1959年7月6日《生活国际》上某篇署名“ED”的社论是她写的）。

让我再重复一下：我从来没有见过吉罗迪亚先生。他被形容为“迷人的”、“潇洒的”及“散发着法国人的魅力”；当我要想象他实际什么模样时（他的德行我知道得够清楚的了），那这就是我所有的全部依据了。然而，在我们开始通信五六年后，他突然在《花花公子》上写文章（《奥林匹斯山上的色情学家》，1961年4月号）宣称，我们实际上是1959年10月23日在巴黎伽利玛出版社的一次鸡尾酒会上经人介绍而认识的，尽管我告诫过经纪人不想见到他。他提供的细节是如此荒唐，我觉得有必要让他说清楚，因而在1961年7月的《花花公子》上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没有如我期待的那样长久保持沉默，吉罗迪亚先生在经过四年对我小小的注解和他的虚构的过去沉思默想之后，现在又在《常青评论》上抛出这一事件的新版。两个版本之间的不一致是学者称作“衰落”的伪作的特点。在《花花公子》的文章中，我们读到这样的经典描述：当吉罗迪亚先生“在人海（‘人海’是个出色的意象）中慢慢走向作者”时，“伽利玛家族成员”看上去“惊骇不已”。在《常青评论》的文章中，没有伽利玛，取而代之的是莫尼克·格拉伊“在一个角落笑得直不起腰”，另一位女士，杜西亚·埃尔加“躲在角落”（即另一个角落），难以置信地“被一块蛋白杏仁饼干噎住”。在《花花公子》文章中，埃尔加夫人被称作纳博科夫的“文学经纪人和有耐心的支持者”。在《常青评论》文本中，她成了吉罗迪亚先生的“亲爱、痛苦、可怕的朋友”。在《花花公子》上，他和我“并非不友好”地交谈了几句。在《常青评论》上，这次伟大的会面没有话语：我保持一种“空洞的笑容”，很快转身跟一个捷克记者（人们想要从我们的记录者那儿知道更多关于这个不速之客的情况）“热烈地”交谈起来。最后，相当令人失望的是，《花花公子》上关于我行走的古怪方式的文字：“以海豚般的潇洒自如突然后退或侧行”，被代之以“马戏团海豹的轻松自如”；而吉罗迪亚先生“走向吧台，喝上一杯”（《花花公子》直白的描写），或者“灌下几杯香槟酒”（《常青评论》华丽的文字）。

如我在回信中指出的，即使吉罗迪亚先生被介绍给我（我表示怀疑），我也记不得他的名字；但尤其让他的叙述站不住脚的是他插入的这样一小段文字，即当他在人海中慢慢向我走来时，我“很明显地认出了他”。显然，要是我生平没有见过他，我就不会认出他来；我也不会侮辱他的理智来暗示他的设想，即我以某种方式得到了他的照片（在著名的“简历”的日子里），而且那些年来始终珍藏着。

我期待吉罗迪亚先生发表有关我们神秘见面的第三版。也许，他最终会发现，他走错了地方，参加了另一场聚会，跟一个赴宴的斯洛伐克诗人作了交谈。

<b>（本文写于1966年2月15日，发表于《常青评论》第14卷，1967年2月。1965年以来，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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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作家。

(2)　John Gordon（1890—1974），英国报纸编辑和专栏作家。

(3)　Jason Epstein（1928— ），美国杂志编辑、出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