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这份论及法语的“怪异”名单中，还有sauvage一词，根据威尔逊先生的看法，此词不应该出现在我对第2章25节第5行诗句dika, pecnal'na, molchaliva的译文“sauvage, sad, silent”（“腼腆、哀伤、沉默”）中；但除了英语中找不到确切的对应词，我选这个单词也是提醒读者，普希金不是简单地在“天然”、“不合群”的意义上用dika这个词，而是如译为“sauvage”一样，在法语词义上用这个词。顺便说一下，这个法文词与monde（社交界）和ennui（厌倦）一起，经常出现在那个时代的英国小说中。
“至于古典学问，”威尔逊先生说，“Zoilus should be Zoïlus and Eol, Aeolus.”但在第一个例子中，那个区别记号是多余的（见《韦伯斯特大词典》），“Eol”是诗歌中的缩写形式，英语诗歌中经常出现。而且，威尔逊先生在我的索引中可以找到它的完整形式。我不能阻止我的Zoilus去仿效一个聪明、活泼的学童，但他真的不应告诉我怎样拼写“automaton”的复数，它有两个词尾形式，都是正确的。他又干吗指责我偏爱提奥克里图斯(10)而不是维吉尔，并暗示这两个作家我都没读过？
还有关于“stuss”的怪事。威尔逊先生质问：“纳博科夫说普希金沉迷于stuss，是什么意思？这不是一个英语词，如果他指的是‘胡说八道’的希伯来语，并已进入德语，就应该斜体和大写。但即便如此假设，也没有意义。”这是威尔逊先生的胡说八道，不是我的。“stuss”是一种纸牌游戏的英语名称，我在论普希金赌博嗜好的注解中作过详细的讨论。威尔逊先生真的应该参考我的这些注解和《韦伯斯特大词典》。
接下来是纳博科夫先生的风格。我的风格也许就像威尔逊先生所说：笨拙、平淡，等等。但按他提供的例子来看，并非就是笨拙、平淡等。如果将toska lyubvi Tat'yanu gonit（第3章16节第1行）译为“the ache of love chases Tatiana”（而不是如威尔逊先生胡乱引用的“the ache of loss”），我用“chases”而不是威尔逊先生草率提议的“pursues”。我之所以这么译，不仅因为俄语中，“pursues”不是gonit，而是presleduet，而且因为，威尔逊先生没有注意到，这会是一个误导性的重复，“pursue”在前一节诗中已经用过（tebya presleduyut mechty，“day-dreams pursue you”），我的方法是，只有当普希金用了重复，我才近距离地重复一个词语。
保姆对达吉雅娜说nu delo, delo, ne gnevaysya, dusha moya，我译为：“this now makes sense, do not be cross with me, my soul”（“现在明白了，别对我发火，我的心肝”），威尔逊先生的腔调让人想起一些17世纪法国学究讲解高级和低级风格，宣布“make sense”和“my soul”别一起用，好像他知道在俄国保姆那里，什么词语可以在一起，而什么词语不可以在一起！
我已经说过，许多我一再用的词（如ache, pal, mollitude等）是我所称的“提示语”，即用这样一些词语表明相应的俄语词的一再出现。这就是风格！我希望提供正确的信息，而不是“正确风格”的样本。我将第4章18节首行（也是第4章18—22节艺术性最单薄的部分的开头）Ochen' milo postupil…nash priyatel'译为“very nicely did our pal act”（“我们这位伙计干得漂亮”），威尔逊先生觉得“用语粗俗”；但威尔逊先生在我放轻脚步的地方大步踩踏，因为他不明白相应的俄语短语也是陈旧、平淡的。ochen' milo这个文雅的词干脆就没有其他的译法（普希金这儿模仿一个假装笑着的读者），如果我在这儿及别处选择“pal”这个提示语翻译俗语色彩的priyatel'，是因为不存在其他的表达方式。“pal”保留了句中priyatel'一词的轻率无礼，另外也再现了它的首尾字母。举例来说，在一篇严肃的论争文章中，priyatel' Vil'son就是一个轻浮无礼的短语，很不得体。或者威尔逊先生真的认为有问题的这段文字阿恩特先生译得更好？(11)
与“不良风格”有关的问题，威尔逊先生给出的最后一个例子发生在第7章32节结尾。达吉雅娜要离开她的乡村别墅，为了翻译挽歌般的词语，我必须考虑它们和普希金年轻时写的挽歌用词相像，这首挽歌是为一处可爱的乡村景色而写（“别了，你们忠实的小树林”等），也要同连斯基的最后一首诗的用词相像。这是一个调整和校准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让达吉雅娜说出一些生硬、陈旧的成语，“别了，安宁的故乡；别了，僻静的（注意相应的成语uedinennyy的发音）家园！我还能见到你吗？”威尔逊说，这些诗句“听起来像是电脑的产品，是它们将俄语译成了英语”。但既然那些电脑由威尔逊掌握的基础俄语输入，由人类学家和激进的语言学家来操作，其结果将是他的喜剧性译本，而不是我的笨拙但直译的文本。
也许，威尔逊先生进行责难的最逗人的部分是把他自己的拙译当做佳译，要我努力仿效。
我将gusey kriklivyh karavan tyanulsya k yugu（第4章41节第11行和第12行开头）译为“the caravan of clamorous geese was tending southward”（“喧闹的雁群列队飞向南方”），但我在评注中说明，kriklivyh字面意义是“screamy”（悲鸣）(12)，成语性质的tyanulsya传达的意义与此非常吻合，按一定方向“行进”的意思也优于从袖珍词典得到的“stretching”（延伸）之义。威尔逊先生认为，在他的译本中，描写冬天来临的第4章（我在评注中引了一部分，其中的错误好心地用斜体标出），“字面上几乎正确无误，而诗意上要比纳博科夫生动得多。”“几乎”简直就是非常宽容，因为“loud-tongued geese”真是太抒情了，“stretching”无法表达与语境有关的tyanulsya一词的要旨。
更好笑的情景是威尔逊先生极力向我示范如何正确地翻译ego loshadka, sneg pochuya, pletyotsya rys'yu kak nibud'（第5章2节第3—4行），我的直译是“his naggy, having sensed the snow, shambles at something like a trot”（“他的小马嗅着雪，踏着碎步”）。威尔逊译成“his poor (? ) horse sniffing (? ) the snow，attempting (? ) a trot, plods (? ) through it (? )”，这段译文除了胡乱翻译，就是马大哈英文的典型。然而，如果我们拒绝不公正的诱惑，不去想象威尔逊的马沉重地走着我的碎步，而让它沉重地走在威尔逊的雪地上，我们也只能得到一幅糟糕的画面：一匹不幸的驮兽费力地走在雪地上，但实际上，普希金赞美的是解脱，不是忍辱负重。那个农夫并非“欢欣”，或“觉得喜庆”，如意译家们所译（他们不知道普希金在此处和别处用了torzhestvovat’），而是“庆祝”（冬天的来临），因为雪橇下的雪有助于马的行进，漫长的秋天没有雪，大车在泥泞中艰难跋涉，因而一场冬雪大受欢迎。
虽然威尔逊先生发现我的评注做得过多，但他还是忍不住建议增加三条。在伪学术的炫耀下，他暗示我“似乎认为”（我没有，也从不认为）法国人将“goddams”（诅咒的）一词用于英语（我甚至都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始于18世纪。他希望我说这可以追溯到15世纪。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他查阅过？
他还希望我提及它与“pensive vampire”（忧郁的吸血鬼）的联系（第3章12节第8行），波里道利(13)中篇小说（1819）中的这个吸血鬼是普希金1834年的一首诗中间接提到的吸血鬼之一，而这首诗则受到梅里美的著名仿作(14)的启发。但那个吸血鬼是个更粗糙的vurdalak，一个卑下的盗墓食尸鬼，和第3章（1824）中那个浪漫的典故没有什么关系；另外，它出现在十年后（普希金完成《叶甫盖尼·奥涅金》三年后）——我对那个阶段之外的吸血鬼不感兴趣。
然而，威尔逊先生自愿提供的最精细的建议与形容词krasnyy有关，“意为既艳丽又漂亮”。这没有受“俄国古老风俗”的影响吗？“这种风俗在哈克路特(15)的《航海记》中有过描述，农妇在她们脸上画上大红斑，以此为美。”这是一种可笑的注解，多少让人想起弗洛伊德解释一个病人对少妇的热情，那个可怜的家伙童年手淫时，习惯从厕所的窗户欣赏圣女峰。
威尔逊先生那些涉及我对韵律的注解的文字，我不想多说什么。这简直不值得多费笔墨。他跳过我的“冗长乏味的附录”，也不理解他设法搜集的东西。从我们先前的谈话和通信中，我很清楚，就像奥涅金，他把握不了诗歌的要旨——无论是俄语诗歌还是英语诗歌。正因为如此，他克制自己不“批评”我这方面的文章。他用铅笔头一戳，就重新制造了我好不容易澄清了的混乱，小题大作地将“第二口音”和“扬扬格”放到不属于它们的地方。他不愿意吸收我的用词，固执地无视我讨论的异同，确实，我不相信他读了那些东西。
在威尔逊先生看来，我“最失败的是解释方面”。要是他更认真地读了我的评注，那么他就会明白，我不相信<b>任何</b>一种“解释”，所以他的或我的“解释”既不会失败，也不会成功。换言之，我不相信威尔逊先生捍卫的那种老套、幼稚和变味的温情脉脉的批评方法。这种批评方法将人物从作者的想象世界抽出，再移入批评家的一般来说不怎么可信的想象世界中，而批评家开始考查这些已被挪动的人物，好像他们是“真实的人”。在我的评注中，我举例说明这种批评并开了一下善意的玩笑（然而，绕开了任何对威尔逊先生在《三重思想家》中那些非同寻常的谬误的暗示）。
我也联系这部长诗的结构，说明了普希金的形象塑造的实际效果。在他对主人公的处理中，存在着某种不协调，在第6章的开头尤其明显，也可以说尤其有吸引力。在第6章28节第7行的一个注解中，我强调了在决斗前及决斗过程中奥涅金行为的怪异、梦幻般的特征。这纯粹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不是个人的解释。我的观点是有客观依据、不可辩驳的。我在普希金的世界里，我与普希金在一起。我并不关注奥涅金优雅还是粗鲁、活泼还是懒散、友善还是刻薄（“你真是好心肠！”他的日记里引述一个女子的话说；威尔逊先生说他“zloy，不友好”）；我只关注普希金出于情节考虑的全局观，在普希金看来，奥涅金是个典型的上流社会男士，一个有经验的决斗者，不太会找一个仆人做副手，或者在这种单调乏味的事件中开枪杀人，只要确认对手已经开枪，并不还手，虚荣心已经得到很大满足了。
然而，冲突的实际原因是相当可信的：发现他自己置身于一场庸俗的盛宴（第5章31节），完全不像连斯基向他许诺的那样是一场非正式的聚会（第4章44节），奥涅金有理由对这位不诚实或没头脑的年轻朋友生气，就像连斯基大声喊他出去，以便跟奥尔加调情，这么做也有他的道理。奥涅金接受了挑战，而如果连斯基挑选一位不那么迂腐的副手，他可能会微笑着予以拒绝的。普希金强调这一事实，“奥涅金真诚地喜欢这个年轻人”，但自尊心有时比友谊更强大。就是这么回事。人们应该坚持这一点，而别“深思熟虑”搞出什么花样，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花样了；因为威尔逊先生打扰我、教导我如何理解奥涅金的，无非是老一套、一本正经的废话：奥涅金讨厌和嫉妒连斯基的理想主义、忠贞的爱情、热情洋溢的德国浪漫主义之类，而“他自己却如此苍白和空虚”。实际上，这很容易争辩：奥涅金，而不是连斯基，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不喜欢连斯基是因为他想到，将来连斯基必定要成为一个肥胖、丑陋的乡绅，于是他慢慢地举起了手枪……但渐渐变得冷血的连斯基也举起了手枪，天知道谁会一命呜呼，要不是作者明智地遵循古老的法则，放过那个更有趣的人物，小说还要发展下去。如果有人要谋取某种“不正当优势”，如威尔逊先生荒唐的说法（在自愿进行的决斗中，任何原则都不能得到特殊的“优势”），那不是奥涅金，是普希金。
我的“最大的失败”就说到这儿。
现在有待检讨的是威尔逊先生对声誉的关注——普希金作为一个语言学家的声誉和圣伯夫(16)及其他人作为作家的声誉。
和那些争论这一问题的俄国自以为是的语言学家一样，威尔逊先生也情绪激烈地指责我低估普希金的英语知识，“无视证据”。我提供的证据不是威尔逊的，不是西多罗夫的，甚至也不是普希金父亲的（一个骄傲的老党员，坚持他的儿子常说流利的西班牙语，更不用提英语了）。要是威尔逊先生细心地参考我对第1章38节第9行作的注解，他就会明白，我十分肯定地证明：无论1821年、1833年，还是1836年，普希金连简单的英语句子也不懂。我的论证仍然是无懈可击的，那正是威尔逊先生无视的证据，他只向我提及老掉牙的说法或无聊的掌故，说什么拉耶夫斯基姑娘在克里米亚的树荫下给普希金上英语课。他甚至不知道普希金从皮乔特和茹科夫斯基那儿获得了“拜伦式”故事的风格，也不知道普希金对外国作家的摘抄并无意义。威尔逊先生也可能抄外国作家，其结果我们都清楚。他抱怨我不想承认普希金的语言能力相当好，对此，我只能回答，威尔逊先生和我对这种能力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我自然意识到，我的朋友对这个问题有一种既定的兴趣，但我能向他保证，虽然普希金说一口很棒的18世纪法语，但作为一个绅士，他对其他外语只是略知而已。
最后——威尔逊先生对我“本能地对大名人宣战”感到震惊。哦，这可无济于事；威尔逊先生必须接受我的本能，并等待下一次碰撞。我拒绝被既定观念和学术传统所引导和控制，而他则希望我如此。他有什么权利阻止我发现那些被高估的平庸之辈呢？比如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圣伯夫，或所有那些喜爱法兰西式质朴之士的宠儿——司汤达。威尔逊先生真的很喜欢斯达尔夫人的小说吗？他研究过巴尔扎克的荒谬和司汤达的陈词滥调吗？他审视过陀思妥耶夫斯基闹剧般的混乱和虚假的神秘主义吗？他真的尊敬那个大庸人圣伯夫吗？为什么禁止我认为柴可夫斯基可怕的、糟糕的剧本并不能因音乐而得救？其音乐的令人倒胃口的平庸自我还是一个天鹅绒包厢里的鬈发男孩时就一直纠缠着我。如果允许我对普希金、勃朗宁、克雷洛夫(17)、夏多布里昂、格里鲍耶陀夫(18)、塞南古(19)、库赫尔贝克(20)、济慈、霍达谢维奇——只是列举我在注解中称赞的作家中的一些——表现我的特别的、非常主观的欣赏，那也应该允许我加强并约束我的称赞，向读者指出徒有虚名的人当中我最讨厌的怪人和骗子。
在他对我的信（《纽约书评》，1965年8月26日）的回复中，威尔逊先生说，重读他的文章，他觉得比他期待的“更具破坏力”。他的文章，正如我所揭示的，完全是诡辩和谬误，只能破坏他自己的声誉——如此烂文我都不想再看一眼了。
<b>（此文完成于1966年1月20日，同年2月发表于《交锋》，收入《纳博科夫杂文集》，纽约，1968年。）</b>
<hr/>
(1) EO是《叶甫盖尼·奥涅金》（Eugene Onegin）书名的缩略形式，文中指的是纳博科夫的注译本。
(2) 读者应该读一下，这篇文章经过删节、修订并重印，收入埃德蒙·威尔逊的《俄罗斯之窗》，纽约，1972年。——原注
(3) 字面意为“全家福”，诗中指家庭生活图景。
(4) 出于与本文主题无关的理由，我后来在翻译这两行诗时作了改变，语气没变，但句法不同。（见《玛丽》引语，麦格鲁－希尔出版公司，纽约，1970年）——原注
(5) 法语<b>，他放纵欲望，虚度年华；他精神涣散</b>。
(6) 《绝望》，普特南森出版公司，纽约，1966年版。——原注
(7) 法语，其意与文中所引诗句相似。
(8) 英语中，“listen”（听）一般是不及物动词，如果作为及物动词使用，要跟介词“to”。
(9) Robert Walpole（1717—1797），英国作家。
(10) Theocritus（310B.C.—250B.C.），古希腊诗人。
(11) 译文：My reader, can you help bestowing praise on Eugene for the fine part he played with stricken Tanya？（我的读者，你能忍住不称赞叶甫盖尼对可怜的塔尼娅做的好事吗？）
(12) 在新版中我对译文作了修订，将“clamorous”改为绝对确切的“cronking”（虚弱的）。——原注
(13) John Polidori，拜伦的私人医生，业余作家。
(14) 可能指法国作家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 1803—1870）写吸血鬼的小说《拉·古兹拉》。
(15) Richard Hakluyt（1553—1616），英国作家。
(16) Sainte-Beuve（1804—1869），法国文学批评家。
(17) Ivan Krylov（1769—1844），俄国寓言作家。
(18) Aleksandr Griboyedov（1795—1829），俄国作家。
(19) Senancour（1770—1846），法国作家。
(20) Wilhelm Küchelbecker（1797—1846），俄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