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的小说而言，我的态度有所不同。很难想象我自己会写信给编辑以回答对我作品的批评，更不用说花一整天时间构思一篇文章，进行解释、反驳和抗议。我等了至少三十年——偶尔，也是愉快地——注意到某种陋习，那是我用“弗·西林”的笔名时遇到的，但那与书目有关。我的文学创作、我的生活圈子及我的独特的岛屿安然无恙，不受恼怒的读者的侵扰。我也从不屈从于狂野的欲望去感谢一个乐善好施的批评家——或者至少对这个或那个作家的同情和理解表示一下心意，在某种特殊的状况下，这似乎总是与才华、独创性一致，这是一种有趣的现象，虽然并非不可解释。
然而，如果批评不是针对想象性作品，而是针对实证性的参考书之类，如我那本《叶甫盖尼·奥涅金》注译本（下文简称EO）(1)，那就另当别论。与我的小说不同，EO有它的伦理层面，有道德和人性因素。它反映编撰者是否诚实，是否具有专业素养。如果有人说我是个糟糕的诗人，我一笑了之，但如果有人说我是个不称职的学者，我就得伸手去翻我那本最厚重的词典了。
我并不认为我已经读了EO出版后的全部书评，我杂乱的书房里肯定存有一些书评，但没有找到；但就我所读到的书评来判断，人们也许可以得出结论：直译这种翻译方法完全是我发明的，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关于这种翻译方法和实践，存在着某种令人反感、甚至危险的东西。安东尼·伯吉斯所谓“艺术性翻译”——用韵考究、译文内涵配置得当，就是说，18%有意义的成分加上32%无意义的成分，再就是50%中性的废话——我想，这种翻译的倡导者和生产者要比他们意识到的更谨慎。表面上，他们受遥不可及的梦想的诱惑，但他们下意识地受自卫心理的驱动。“艺术性翻译”通过对无知、信息不全和知识模糊的隐藏和伪装来保护他们。而相反，不加修饰的直译则把他们脆弱的知识结构暴露给不确定和无法估量的种种危险。
因而这相当自然，抱成团的职业意译者体验到一股阴暗的憎恨和恐惧的强烈情绪，在某种情况下，这是一种真正的恐慌，当遇到这样的可能性：因时尚的转换，或一家具有冒险精神的出版社的影响，这就可能将他头脑中晦涩难懂的玫瑰花丛，或将他面对具体知识的幽灵竖起的有污点的盾牌突然去掉。结果，押了韵的译文录了音，广而告之大行其道，文本准确性的牺牲被当做某种英雄行为受到喝彩，反之，等待着憔悴、丢脸的直译者的只是怀疑和追究，他在绝望中摸索，字斟句酌，力求忠实，并在翻译过程中积累宝贵的信息，而这只是招致华丽伪装的鼓吹者的颤抖或冷笑。
上述评论，虽然有具体的事实依据，但不应狭隘地理解为自吹自擂。我的EO并不是一件圣物。它与原著还有距离，还不够“丑陋”。将来再版，我计划作更多的改动。我想把它完全译成实用的散文体，用一种更艰深的英语、方括号这类令人讨厌的路障、不雅词语的破烂的旗帜，以去除资产阶级诗意和韵律的最后残余。这就是我所期待的。眼下，我所要做的只是公开表明：那种对直译所抱的不分是非、庸俗不堪的态度，我深恶痛绝。
大部分批评家对在翻译行业中为数不少的无意识欺骗无动于衷，这的确令人惊奇。我记得有一次打开别雷英文版的《圣彼得堡》，在一处有关蓝色双座轿车的著名段落中看到了令人惊讶的错误，译者将kuhovyy（意为“蓝色”）误解为“立体”，这样轿车的颜色荡然无存。这种误译仍是一个样板和象征。但谁在乎呢？为什么要操心呢？罗森先生在《星期六评论》（1964年11月28日）的文章结尾时论述《叶甫盖尼·奥涅金》韵文本，表达了一种热切的希望：“只能等待像罗伯特·洛威尔这样有才华的诗人来写出嘹亮动听的英诗了。”但在我看来，这是可怕的，我能在最精致的模仿中，将简单幼稚的错误与文中可怜地嵌入的外在形象区别开来。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埃德蒙·威尔逊会说，“这就是翻译的一部分”。现在译自俄语的书大量出版，译文中那些难以置信的错误被作为细小的瑕疵忽略不计，只有书呆子才会当回事。
就连穆奇尼克教授（她在最近一期《纽约时报书评》上精巧地剖析了盖伊·丹尼尔斯先生，好像他是一种陌生、可能有缺陷的咖啡机）也没有就她引用的莱蒙托夫诗歌的两个译本——丹尼尔斯的和巴林的——指出吹着刺耳喇叭的是同一个小鬼。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来说明语言习惯的怪癖，出于心理平衡，外国译者甚至不愿意进行合理的解释。莱蒙托夫的诗句“Sosedka est'u nih odna... Kak vspomnish, kak davno rasstalis'！”字面的意思是：“他们有某个邻居……哦，我们已分别了多久！”vspomnish'一词看起来像“记忆”的第二人称单数，但在这儿它如果直译应该是第一人称，因为说话者向他自己发言，然而，两位译者忽视了俄语的习惯用法，径直用了第二人称（虽然实际上，如此译法使句子带上了硬性说教的味道），这本来可以让译者三思的。巴林的译文（穆奇尼克教授称之为“意义和风格的完美再现”）：“我们有个邻居……你
<b>记得</b>我和她……”而丹尼尔斯的译文更简陋：“有一位姑娘，当<b>你想起</b>……”我把他们共有的错误用区别于正文的字体表示。问题不在这个译本比那个译本好（坦率地说，两个译本都不足取），而是两者都稀里糊涂地用错了人称，好像所有的意译者都是一个乐队的成员。
尽管人们对直译抱有偏见，我在发现我那相当枯燥、沉闷的工作所引发的强烈情绪时还是不无惊讶。雇用的书评作者匆忙地为正统的苏联传声筒辩护，这些传声筒是我一再谴责，而那些雇用文人从未听说过的。在纽约，有个多少也算是背井离乡的俄国人固执己见，说我的评注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琐事的汇编，而且，他还记得几年前就在高尔基家中听他的高中老师阿塔莫诺夫说起过。
“娘娘腔”一词我用过几次，如今它经常受到指责，因为有几乎成为一个日常用语的危险，就像“性感少女”一样。我的一个最为愤怒和口齿不清的攻击者似乎是别林斯基（生于1811年）的好朋友，也是所有我“迫害”的意译者的好朋友。我想，这种愤怒是可以原谅和高尚的，但要我去回应这种愤怒则没有意义。我也将无视某些闹剧——如《新共和》（1965年4月3日）的一篇小文章，它在开头写道，“检察官纳博科夫重访奥涅金事件犯罪现场”，他感到恼怒，因为编辑多半不学无术。一位书评家在《新杂志》（Novyy Zhurnal，第77期）上写道：莫里斯·弗里德伯格先生——恐怕有人会指控我捏造了这个名字——使用了一种极其滑稽和糟糕的俄语（kak izvestno dlya lyubogo studenta，如每个学生都知道的）来介绍这一有趣的看法：文本的忠实是不必要的，因为“（普希金）作品的题材并不很重要”。他还抱怨我对普希金之类的作家，如莫扎列夫斯基、托马舍夫斯基、邦迪、谢戈廖夫及戈夫曼不置一词，他这么说只表明他不仅没有读过我的评注，甚至也没有查过索引；最重要的是，他把我和阿恩特教授搞混了，弗里德伯格先生把阿恩特先生有关他的读者“不是专家，而是学生”这一论断安到我的头上了。还有一个更不走运的绅士（见《洛杉矶时报》），他被我评注的傲慢与偏见所激怒，以致几乎因愤怒而窒息，他给文章起了个耸人听闻的题目“纳博科夫作为翻译家的失败”之后并无下文，并没有论及译文本身。在更严肃的文章中，有一篇长文刊登在1964年6月28日的《纽约时报书评》上，作者是欧内斯特·西蒙斯，他热心地纠正了第1章25节第5行诗句中他认为的一处印刷错误。他认为“Chadaev”应该是“Chaadaev”，但在我对那段文字的注解中，他应该看到“Chadaev”是那名字的三种形式之一，在那一行中也是普希金自己的拼法，作者对这一行没有多加注意。
显然我不可能讨论所有善意的书评。我将只涉及其中一部分，以感谢有益的提议和指正。我要感谢约翰·贝利（《观察家》，1964年11月29日），他使我注意到他所说的——太亲切了——评注中“唯一的差错”：“Auf allen Gipfeln”（有关歌德的诗歌）应改为“Ueber allen Gipfeln”（我至少可以再加一例：第2章35节第8行的注解有明显的错误，应该无情地删去）。安东尼·伯吉斯在《交锋》发文，意外和断然地取消了我对菲茨杰拉德的喜爱，他证明“醒来！黑夜中早晨已然来临……”一句中，“风趣的形而上宣教士”的实际隐喻是错误的。约翰·韦恩（《听众》，1965年4月29日）在一种纯粹的风格方面使我立刻为我的一个“受害者”感到遗憾，收敛笑声：“顺便说一下，在（讨论韵律）这部分，阿瑟·休·克拉夫被形容为一个打油诗人，其效果就像是看一个无辜的旁观者突然被房顶上掉下的雪砸倒……”托马斯·肖（《俄国评论》，1965年4月）认为，我应该在普希金毕业后将他提升到十等文官（“学院文书”），而不是把他搁在官梯的第十四阶上；但我在书中找不到他所说的印错的有关杰尔查文的日期；我也强烈反对他把我尊敬的詹姆斯·乔伊斯，与那些被我“打入冷宫”并加以谴责的作家并列（肖先生显然误解了我的意思，把我对乔伊斯人物的看法运用到他的读者身上了）。最后是《泰晤士文学增刊》（1965年1月28日）上的一位不知姓名的书评作者，他说我在评注中并没有具体讨论普希金的艺术，这话完全正确；他提出了许多诱人的建议，这些建议和其他两位书评作者及一些记者的建议将会收入评注本第5卷，或至少出一卷漂亮的纪念专集。当他说“细看每一行也没有发现译文中有什么粗心犯下的错误”时，这个书评作者也真是太仁慈了。至少有两处：第4章43节第2行，“but”（但）应该删掉；第5章11节第3行，“lawn”（草地）应为“plain”（平原）。
最长、最雄心勃勃、最吹毛求疵，天哪，也最无情的文章是埃德蒙·威尔逊的（《纽约时报书评》，1965年7月15日）(2)，现在我对此作专门的讨论。
许多头脑简单的人认为威尔逊先生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权威（“他不放过纳博科夫的任何一个错误”，8月26日，一个匆匆表示祝福的人在给《纽约时报书评》的信中写道），无疑，对这种幻觉不应听之任之；另外，我不能肯定，捍卫我的作品免受生硬的攻击和无端指责，这种必要性是否会成为我讨论这篇文章的一个明显的动机，要不是我被这种不同寻常、难以置信、也很有趣的机会所打动，这个机会是威尔逊先生本人意外给予的，在他那篇大作中，他实际上否认了批评的每个方面。文章中的错误和不实陈述连篇累牍，似乎运用了一种反面艺术，这让人疑惑，是否故意写得如此支离破碎，以便反映在镜子中显得合适和连贯。文学史上像这样的文章，我想不起还有别的例子。这是一个善辩者的梦想成真，要是对此不屑一顾，那真是一个可怜的傻瓜。
威尔逊先生在文章开头以示好的口吻指出，他和我是老朋友。他说他同情我，因为“愤怒冷却了温情”，我深有同感。当我二十五年前刚来到美国时，他写信给我，来拜访我，在许多方面对我很好，这并非必然地与他的专业相关。我很感激他，因为他在我很少参与的所谓文学圈里从不评论我的小说及不断地说恭维的话。我们有过多次愉快的交谈，通过许多坦率的信函。他像一个自信的病人，长久而无望地迷恋俄语和俄国文学，我尽力向他解释他在发音、语法和理解上的可怕的错误。直到1957年，我们最后几次见面，那是在纽约北部的伊萨卡，我当时住在那儿，我们两个都意识到，尽管我不断地解释俄语韵律，但他仍不能阅读俄国诗歌，这种情况既有趣又令人沮丧。我们鼓励他大声朗读《叶甫盖尼·奥涅金》，他开始的时候兴致很高，但接二连三地读错，将普希金的抑扬格诗句读成了一种痉挛性的抑抑扬格，还扭着下巴，嗯嗯呃呃，诗的节奏完全打乱，不久便惹得我们两人哈哈大笑。
说到下文，我很遗憾威尔逊先生没有就他的困惑向我咨询，如他过去常做的那样。以下就是一些可怕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原本是可以很容易避免的。
威尔逊先生问道：“为什么纳博科夫将netu一词称为net的老式和方言形式。它在口语中很常用，我也发现，在纽约的苏联书店要找某一本书，通常会得到这个答复。”威尔逊先生把意为“没有”、“我们没有这本书”的日常口语netu误解为已经过时的词netu，这个词他从没有听说过，我在第3章3节第12行的注释中作了解释，这个词是net的一种形式，意为“不是这样”（与“是这样”的意思相反）。
威尔逊先生又说，“yo这个词发音更像‘yaw’，而不像‘yonder’中的‘yo’”。威尔逊先生不必教我怎样发这个或那个俄语元音。我的“yo”符合发音标准。他建议发“yaw”的这个音听起来很奇怪，也不正确。我能听见威尔逊先生——他的俄语口音我很清楚——问书店营业员要一本Myawrtvye Dushi（《死魂灵》），怪不得他拿不到这本书。
根据威尔逊先生（他解释“all”在俄语中的两个变体）的看法，“vse用于人，而vsyo用于物”。这种说法毫无意义。vse只是ves（阳性）、vsya（阴性）和vsyo（中性）的复数形式。
我认为，形容词zloy是俄语中唯一的单音节形容词，威尔逊先生对此感到不解，他问道：“怎样解释单音节表语形容词呢？”答复很简单：我不是说单音节表语形容词。为什么乱扯呢？像“mudr（聪明）”、“glup（愚蠢）”、“ploh（病得很重）”这一类词根本不是形容词，只是副词性变体，其义不同于相关的形容词。
在讨论pochuya一词的时候，威尔逊先生将它与chuya混为一谈（我在1965年4月23日给《新政治家》的信中讨论了这个词），他说，普希金要是用pochuyav这个词，那我就可以译为“感觉到”。威尔逊先生质问道：“我们的一丝不苟的直译家在哪儿啊？”就在这儿。我的朋友没有意识到，尽管有着不同的词尾，但pochuyav和pochuya是可以互换的，两者都是“过去式动名词”，词义也完全一样。
所有这一切都相当奇怪。每当威尔逊先生开始检查一个俄文短语时，他就会犯某种可笑的错误。他的好为人师的意图被这些错误挫败，也被他文章的奇腔怪调所击碎。泰然自若的浮夸，加之乖戾的无知，要讨论普希金和我的语言——或者讨论任何一种语言，都不会有什么成果，因为如我们会看到的，威尔逊先生对英语的运用同样极不精确和误人子弟。
首先，他说在评论阿恩特教授的译本（《纽约时报书评》，1964年8月30日）时，“纳博科夫特别论及他所认定的阿恩特教授的德语习惯用法和其他的用词不当，唯独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是多么的脆弱”，这么说是不真实的。我特别讨论了阿恩特的误译。威尔逊先生所谓的我的用词不当让他讨厌，更多出于心理因素，而与阿恩特没什么关系，我的错误与阿恩特或其他意译家的错误性质不同，而威尔逊先生知道这一点。我敢说，他会否认有意把水搅浑，用“小题大作”一词来应对理所当然的质疑，而无视另一种附庸风雅的翻译对普希金杰作的伤害。威尔逊先生断言，在我的译文中，“纳博科夫的唯一特点”（除了天生的“施虐受虐欲望”促使他“折磨读者也折磨他自己”之外，如威尔逊先生笨拙地企图将一枚又粗又锈的大头针戳入我的画像）是我“喜好生僻之词”。他没有想到，我需要表达生僻之事；这是他的损失。然而，他又说，考虑到我业已宣布的意图，要为学生提供帮助，这样的用词是“完全不合适的”，因为更为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去查阅俄语而不是英语词汇。我将稍作停留，以考虑威尔逊先生可怜的假设：学生可以通过“查阅”每一个词阅读普希金，或其他俄国诗人的作品（其实，这一简便方法的结果在威尔逊先生自己的错译和误译中昭然若揭），或者说一部可靠和完整的《俄英词典》不仅存在（并不存在），而且对学生来说，它比完整的《韦伯斯特大词典》第二版更容易得到，而我真的主张威尔逊先生去弄一部。即使那神奇的词典真的存在，如果没有我的帮助，要分辨两个同义词的差异仍然是困难的，没有我的指导，难以避免落入那些已不再使用的成语的陷阱。
埃德蒙·威尔逊（我觉得，不够坦率，而多半错误地）视他自己为一个具有常识、质朴的普通读者，拥有六百个基本词汇。无疑，这样一个想象的读者，有时可能对我觉得需要而时不时使用的难以捉摸的词汇感到困惑与不安。但是，这样的天真汉会有几个去碰EO呢？威尔逊先生暗示我不要用词典编纂演变过程中，只出现在一部“相当全面的词典”中的词汇，这是什么意思？何时一部词典不再是简本，而开始变得“相当全面”，再“极为全面”？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序列：袖珍本、口袋本、大口袋本、我的三个书架、威尔逊藏书丰富的书房？如果要表达一个观念或一个对象，有一个恰到好处的词——一个他作为教师或博物学家或新词发明者刚好知道的词，在一部标准词典的修订版中也能找到，但并不收在它的初版中（反之亦然），翻译家就应该干脆不作任何参考？这种可能发生的事情多么令人不安！真是噩梦般的不信任！疲惫焦虑的翻译家如何知道在图书馆的架子上恰恰没有威尔逊的相当全面的词典？（顺便提一句，威尔逊先生所谓“词典用词”在我的译文中真的很少，我难以找到什么例子。）
威尔逊先生没有意识到，作家一旦选择让某个旧词复活或焕发青春，这个词就又有了生命，又会哭泣，就会穿着紧身上衣和短裤，在墓地到处走动，让古板的掘墓人烦恼不已，除非那个作家的书不再存在。在好几种情况下，我的EO中，古词的使用不仅与这些过时的俄语词汇吻合，而且复活了普通的俄语单词中意义的细微差别，而这种差别在英语单词中已经丢失了。这样的单词并不见得成为习惯用法。我渴望的是文字的精确性，不是文字的可读性。它们是走过冰川的脚印、攀上陡峭山崖的岩钉。有些只是警示语，意在提示或指示普希金的某个习惯用语此时此刻又出现了。选用另一些古词是因为它们在俄语中隐含的法国色彩，以模仿措辞的一种法国式转向。所有这些词都有着痛苦、埋没和恢复的历史，应该被作为康复治疗者和古老的孤儿来对待，而不是被批评家当做冒名顶替者进行斥责，尽管这个批评家声称他欣赏我的一些作品。我不在乎一个词是“古词”、“方言”还是“俚语”，就此而言，我是一个兼收并蓄的民主派。无论什么词，只要我觉得适合就行。我的方法也许是错的，但这也是一种方法，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的工作应该是去检查这方法本身，而不是相反，在我的池塘里钓几条奇特的鱼，这些鱼是我特意养着以备不时之需的。
现在让我转向威尔逊先生所谓我的“用词不当”和“脱离常规”，向他解释为什么我用了他不喜欢或不知道的词。
考虑到奥涅金对家庭生活的淡漠，普希金在第4章13节第5行，用了semeystvennoy kartinoy这个短语。现代用法是semeynoy kartinoy，要是普希金这么用，我就会用“family picture”(3)。但我要表明普希金用了一个不常用的词，所以我也用了一个不常用的单词“familistic”。
为了表明vospomnya一词（普希金用在第1章47节第6—7行，而没有用vspomnya，或vspomniv，或vspominaya）的古义，也为了提示这两行诗的深厚响亮的用词，我得寻找比“回想起当年的情意……”更能让人回味和唤起情绪的表达，不论威尔逊先生是否喜欢，要更好地翻译vospomnya一词，没有比“rememorating”（追忆）更合适的了。(4)
威尔逊先生也不喜欢“curvate”（弯曲）这个很朴素、也很适当的词，我用它来翻译krivye，因为我觉得“curved”或“crooked”不能完全对应奥涅金常用的弯曲的指甲钳。
同样，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再三考虑才将第4章9节第5行中的privychkom zhizni izbalovan译为“spoiled by a habitude of life”（“为生活习惯所败坏”）。我需要一点法国色彩，它更适合来暗示“生活习惯”那种无限或不定的特性——普希金的诗句有着优雅的含混。这儿的“habitude”（习惯）是一个很不错的词。《韦伯斯特大词典》并没有说它是“方言”或“过时”。
另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词是“rummer”（大酒杯），我待之如友是因为它和ryumka的亲缘关系，也因为我希望为第5章29节第4行中的ryumki找到一个更普通的葡萄酒杯，而不单是32节第8—9行中的香槟酒杯，它也是ryumki这个词。如果威尔逊先生查阅我的注解，他就会明白，我想了又想才没用29节中的酒杯，不是因为这个词过时了，而是尺寸偏大，我换了在上头道菜前可以一口喝光的伏特加杯。
我不理解为什么威尔逊先生对“dit”（第5章8节第13行）感到困惑，我选这个词来代替“ditty”（小调），同样，下一行中用“kit”代替“kitty”（小猫），我希望这些词能进入或重新进入语言。可能，我这儿需要的诗歌单韵可以让我稍微偏离对字面意义的亦步亦趋。但这并非是不全面的；毕竟，任何人，只要他知道“titty”（乳房）的意思，就能理解“tit”的意思。
在威尔逊先生“用词不当”的名单上，下一个要讨论的是“gloam”。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词，济慈用过它。这个词能完美地翻译第5章47节第8行中的mgla，表示暮色四合，也能表达第3章16节第11行对幽暗的树林的描写。这个词要好于“murk”，后者属于方言，威尔逊用它来翻译mgla，我则在另一行诗句中，用来形容冬日晨曦。
在对同一诗句的翻译中，我的“shippon”（牛棚），每个熟悉英国乡村的人都知道这个词，而威尔逊的“byre”，只有新英格兰的农夫才知道。这两个词对只有袖珍本词典的读者来说是陌生的；而这两个词都收在三厘米厚的企鹅大词典（1965）中。但我更倾向于用“shippon”来译hlev，因为我清晰地看到它的形状很像俄国的牛棚，但当我极力想象“byre”，我只看到佛蒙特州的谷仓。
再来讨论“scrab”：bednyazhku tsaptsarap（第1章14节第8行），tsaptsarap是个“动词性叹词”，假设（根据普希金用于另一首诗的注解）存在一个仿拟动词tsaptsarapat，既诙谐又是拟声，将tsapat（抓取）和tsarapat（抓挠）结合起来。我用不常见的“scrab up”来译普希金的不常见用词，将“grab”（抓取）和“scratch”（抓挠）结合起来。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发现。
我不想分析“in his lunes”这个短语，威尔逊先生自有他的理由将此归入我的“脱离常规”之中。这个词没有出现在他讨论的译文中，但出现在我的普通的描述性散文中，我们另文讨论。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主要的指责：“mollitude”。针对普希金的法语色彩的词nega，我需要找到mollesse的英语对应词，以便和它在下列短语中一样常用：il perdit ses jeunes années dans la mollesse et la volupté或son coeur nage dans la mollesse(5)。威尔逊先生说读者从来没见过“mollitude”这个词，这说得不对。勃朗宁的读者就见过。对此，威尔逊先生好奇：我会如何翻译普希金晚年一首挽歌中的chistyh neg——会译成我所说的“pure mollitude”？我恰好在三十年前译过那首小诗，如果威尔逊先生找到我的译文（收在我的一部小说(6)的引言中），他会明白，nega的所有格复数在词义上与它的单数略有不同。
在威尔逊先生的黑名单上，我喜欢的词是“sapajou”（卷尾猴）。他奇怪我为什么将dostoyno staryh obez'yan译为“worthy of old sapajous”，为什么不是“worthy of old monkeys”。确实，obez'yana意为任何一种猴子，但在上下文中，“monkey”（猴）和“ape”（猿）都不很合适。
“sapajou”（严格地说，此词用于新热带地区的两类猴子）在法语口语中有“无赖”、“色狼”、“可笑的家伙”的意思。在第4章7节第1—2行和9—11行中（“我们对女人爱得越少，越能讨得她们的欢心……但这种重要的娱乐，只有我们祖先夸耀的时代的情场老手才适合”），普希金对一段道德说教的文字进行了回应。1822年秋天，他从基希涅夫给他在莫斯科的弟弟写了一封法文信，那是他开始写《叶甫盖尼·奥涅金》前七个月，写第4章前二年。这段文字，普希金的读者都熟悉：“Moins on aime une femme et plus on est sǔr de l'avoir... mais cette jouissance est digne d'un vieux sapajou du dix-huitième siècle。”(7)我不仅难以拒绝诱惑，将第4章中的obez'yan译回信中的英、法词“sapajou”，而且，我也期待某人对此词发起攻击，以便让我可以用那则精彩的参考资料进行反击。威尔逊先生撞到枪口上了。
“还有实实在在的英语错误”，威尔逊先生接着说，并举了三个例子：“dwelled”（居住），我用的是“dwelt”、第2章39节第14行，以“about me”译obo mne，而没有采用更好的译法“of me”、“load-en”这个词，威尔逊先生“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但在我的词典中，“dwelled”只是“不常用”，不是“不正确”。“remind about”（提醒）的用法并非不可以（如“这件事明天提醒我”）。至于“load-en”威尔逊先生建议代之以“loadened”，这是他的英语错误，不是我的，因为“loaden”是“load”正确的过去分词以及分词形容词形式。
他为阿恩特的译文作了奇怪的辩护——在威尔逊先生看来，我盯着德语习惯不放——他声称，“在纳博科夫那儿，也不难发现俄语习惯”，并举了个似是而非的例子（“left us”应该代之以“has left us”）。确实，在一部长达一千五百页，由一个俄国人翻译一部俄语诗歌的作品中，这样的错误肯定不止一处，然而，威尔逊先生列举的另外两个因俄语习惯造成的错误却是他自己无知的结果：
在译slushat' shum morskoy（第8章4节第11行）时，我采用了一个古雅、诗意的及物动词用法，译为“to listen the sound of the sea”（“聆听大海的声音”），因为普希金的诗句就有一种风格化的古调。威尔逊先生可能不关注这种译法——我也不是太关注——但他的愚蠢就在于，他设想我陷入俄语习惯中去了，而没有注意到，如他告诉我的，“in English you have to listen to something”(8)。首先，是威尔逊先生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俄语中也存在类似的结构prislushivat'syak zvuku，即“to listen closely to the sound”——因而，他想象的独一无二的俄语习惯不成立。其次，如果他读过《唐璜》的某个章节（这部作品完成的同年，普希金开始写他的长诗），或读过某篇《回忆颂》（其时，普希金的长诗即将完成），那我这位有学问的朋友也许会得出结论，拜伦（“Listening debates not very wise or witty”）和丁尼生（“Listening the lordly music”）必定有某种俄国血统，就像普希金和我一样。
在第5章描写的玛祖卡舞中，跳舞的人之一“将达吉雅娜和奥尔加”（podvyol Tat'yanu s Ol'goy）引向奥涅金。这一描写与威尔逊先生提到的成语my s ney（字面义为“我们与她”，但也可以理解为“她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为了将两位姑娘塞入第5章44节第3行的头三个韵脚中，普希金让自己犯了一个小小的语法错误。podvyol Tat'yanu i Ol'goy这一结构可能是较好的俄语表达（就像“Tatiana and Olga”可能是较好的英语表达），但它未必合乎韵律。威尔逊先生应该小心在意，Tat'yanu s Ol'goy这一不幸的表述另有其回应：它与下一行诗句发生不愉快的冲突，在此行诗句中，组合的形式是必需的：Onegin s Ol'goyu poshyol，“Onegin goes with Olga”（“奥涅金和奥尔加一起走了”）。在我的翻译中，我忠实于普希金的俄语，而不是忠实于威尔逊的英语，所以在这些诗句中，我毫不犹豫地重犯错误和迎接随之而来的冲突。
“对法语的处理也很怪异”，威尔逊先生严肃地说，还提供了三个例子。
他断定，“卢梭女主人公的名字在某一页上叫朱丽，在下一页上叫朱丽娅”。这种吹毛求疵很荒唐，因为在四页与她有关的注解中，提及她（见第3章9节第7行注）的十三次，她都被叫作朱丽，也包括多次在其他地方出现时（见索引）；但也许威尔逊先生将她和奥古斯都或拜伦的女孩混起来了。
第二个“怪异”的例子与monde一词有关，在第1章5节第8行的注解（le monde, le beau monde, le grand monde）中，此词在“社交界”（world-of-fashion）的宽泛意义上使用。在威尔逊先生看来，在诗歌翻译中，此词应该始终与“le”一起出现。这自然是无能的表现（那些主要的提倡者，如威尔逊先生，他们对“le”和“la”的使用没有把握），结果是以“le noisy monde”来代替“the noisy monde”（第8章34节第12行）。18、19世纪英国作家写“the monde”，不写“le monde”。我肯定，如果威尔逊先生查一下《牛津英语大辞典》（我手头没有），他就会从沃尔波尔(9)、拜伦、萨克雷等人那儿发现许多例子。对他们来说是合适的，对普希金和我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