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抒己见(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_《花花公子》（1964）（2 / 2）_独抒己见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这是一个错觉。

您的回答也许可以作为对有些评论的认同，人们说您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搞笑者”、“一个使人迷惑者”、“一个文学密探”。您怎么评价自己？

我想我对自己最欣赏的一个方面是：我从未因批评家的无聊话和坏脾气而沮丧，我一生中从未请求或感谢书评家为我做书评。我对自己欣赏的第二个方面是——我是否就此打住？

不，请接着说。

第二个方面是，自年轻时代起——我十九岁离开俄国——我的政治信念就如同一块花岗岩一样，无可改变。还是传统的老一套：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艺术自由。我很少关注理想国家的社会或经济结构。我的愿望不过分。政府首脑的肖像不超过一张邮票的尺寸。没有酷刑，没有处决。没有音乐，除了来自耳机或在剧场演奏。

为什么没有音乐？

我没有听音乐的耳朵，这是我很苦恼的一个缺憾。当我出席一场音乐会时——大约五年中有一次——我努力跟随音乐的进展和不同乐调之间的关系，但过不了几分钟，我就跟不上了。视觉印象、手在上了漆的乐器上照出的影子、一个在小提琴上不断晃动的秃脑袋，这些取代了音乐，不久，我就被音乐家的演奏弄得不胜其烦。我的音乐知识少得可怜；我有一个特殊理由为我音乐方面的无知无能感到悲哀和不公平：家里有一位了不起的歌唱家——我自己的儿子。他的音乐天赋、极为美妙的男低音，还有职业上的美好前景——所有这些都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音乐家谈论他们的专业时，我感觉就像一个傻瓜。我完全意识到在艺术形式上，音乐和文学之间有诸多相似，尤其是结构方面，但如果耳朵和大脑拒绝合作，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在国际象棋中找到了音乐的一个奇怪替代品——确切地说，是在象棋的棋题中。

另一个替代品，当然是您自己的有乐感的散文和诗歌。作为能娴熟地用多种语言写作的少数作家之一，您怎样把握俄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您用起来同样得心应手）之间的文本差异呢？

仅仅从词语的数量上说，英语要比俄语丰富得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名词和形容词。俄语的一个很困扰人的特点是：专业术语的不足、粗略和笨拙。举个例子，一个简单的用语“泊车”——如果从俄语翻过来——就是“让一辆车长时间停着”。俄语，至少是俄语的礼貌用语，要比英语更正规。这样，俄语中表示“性的”词——polovoy——就有些不雅，不能随意使用。在英语交谈中经常表达，也非常熟悉的一些解剖学和生物学用语，运用到俄语中就会产生不同的意思。从另一方面说，要传达运动、姿势和情绪的某种细微差别，俄语更胜一筹。这样，通过改变一个动词的词头（有十多个前缀可供选择），就能让俄语在表现持续和强度方面的差异时极为细腻。就句法而言，英语是一种很灵活的语言，但俄语则具有更微妙的迂回和曲折。将俄语译成英语要比将英语译成俄语更容易一些，比将英语译成法语容易得多。

您说过不会再用俄语写小说了，为什么？

在伟大的、至今仍被埋没的俄国知识分子流放者时代——大致在1920年至1940年之间——那些由俄国侨民用俄语写作、由国外侨民公司出版的作品大多由急切的侨民读者购买和借阅，但在苏俄却完全被禁——现在仍然被禁（除了少数几个已故作家，如库普林、布宁，他们受到严格审查的书最近重印了），不论是什么主题的小说或诗歌。一部侨民小说，在巴黎出版，在欧洲所有的自由国家销售，在那些年里，一部这样的小说也许会卖出一千或二千册——那就是一部畅销书了——但每一本书至少会有二十个人传阅，如果俄文外借图书馆收藏的话，那每年至少会有五十个人读过，而这样的图书馆仅西欧就有几百个。这一侨民时代可说在二战期间结束了。老作家去世了，俄国出版商也消失了，而最糟糕的是，流放者文化的整体氛围，连同它的光彩、活力、纯净和影响力，都日趋萎缩，只剩下几份软弱、狭隘的俄语期刊了。现在拿我自己来说，问题并不是在经济方面，我的俄语作品每年只给我带来几百美元收入，我置身于象牙塔内，我的写作只取悦于唯一的读者——我的自我。但一个人需要某种回应，即使不是响应，他的自我需要在一国或多国适度地增殖；如果一个人的书桌周边空无一物，那他至少期待这是一种有声的空，而不是处在一间软壁病房之内。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俄国的兴趣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对曾经令我心神不安的想法无动于衷：只要我对这个警察国家和政治压迫的轻蔑足以打消任何一点回国的念头，我的作品就仍然会在那儿遭禁。是的，我不会再用俄语写小说了，虽然我也偶尔写几首俄语短诗。二十五年前我写了最后一部俄语小说。而今天，作为补偿，为对我的美国小缪斯公正起见，我正在做一点别的事。但也许我不便早早就来谈论。

请说一下吧。

嗯，有一天，当我扫一眼形形色色的《洛丽塔》译本的书脊时，发现这些译本的语言我不懂，如日语、芬兰语，或者阿拉伯语——我不禁想，如果把这十五或二十个译本中难以避免的差错找出来，其篇幅就会超过任何一个译本。我曾校对过法语译本，译得很好，但要是我不对其中难以避免的错误加以订正，这译本就会让读者恼火。然而，面对葡萄牙语译本、希伯来语译本或丹麦语译本，我又能做什么呢？我想象在遥远的将来，有人会搞出一个《洛丽塔》俄译本。我将内心望远镜对准遥远的过去那个特定时刻，我看见，每一段文字本来就布满了陷阱，现在更难免可怕的错译了。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译者手里，《洛丽塔》的俄译本很可能因随心所欲或错误百出而面目全非。所以，我决定自己来翻译。迄今为止，我已译六十多页了。

目前您在忙什么新作吗？

问得好，正如他们在电视上常说的。我刚完成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的校对——厚厚四册，今年将作为波林根丛书之一出版，这首长诗本身的翻译在第一册中只占小部分。第一册的其余部分和另外三册是对长诗详尽的注解。这部作品的产生起因于我妻子1950年的一次闲谈——我很讨厌用韵文对《叶甫盖尼·奥涅金》进行意译，我妻子回应说——“你自己为什么不译呢？”结果便有了这个译本。我用了十年的时间来做这件事。仅索引就做了五千张卡片，放满了三只长条鞋盒；你可以在那个架子上看到那些鞋盒。我的翻译当然是逐字逐句的直译。为了迻译的忠实，我牺牲了一切：优雅、声音的和谐、清晰、良好的品位、现代用语，甚至语法。

考虑到这些您承认的缺点，您期待读到对此书的评论吗？

我实际上并没有急于去读对我自己的评论或关注那些评论，除非这些评论是机智和敏锐的杰作——而这不常见。我也从不重读它们，虽然我妻子会收集这些材料，也许有一天我会用一些有关《洛丽塔》的更可笑的新闻来写这个小仙女的落难简史。然而，我清楚地记得三十年前我的早期小说遭到了俄国移民批评家的攻击；并不是我那时更脆弱，而是我的记忆力肯定更强、更有进取心，那时我自己也是一个评论家。在20世纪20年代，我受到某位莫丘利斯基的严厉批评，他因我对有组织的神秘主义，对宗教，对教会——任何教会漠不关心而一直不以为然。另有一些批评家不能原谅我远离文学“运动”，不能原谅我未表露出如他们所期望的诗人的“焦虑”，不能原谅我不属于任何诗人团体（他们在巴黎咖啡馆包间举办共同灵感的聚会）。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关于吉奥吉·伊凡诺夫(11)的，他是个不错的诗人，但却是个粗鄙的批评家。我从未见过他或他的太太伊莉娜（也是个文人）；但在20年代后期或30年代初期，那时，我常为柏林的一家移民报纸写书评，有一天，她从巴黎给我寄来她的一本小说，书页上写有狡黠的题词：“感谢《王，后，杰克》”——我理解为“感谢写了那本书”，但也可以提供给她一个托词：“感谢寄给我您的书”，虽然我从未寄给她任何东西。她的书显然很平庸，我在一篇简短、令人不快的书评中表达了这一看法。伊凡诺夫在一篇有关我及我的作品的很情绪化的文章中对我进行了报复。通过文学批评手段，有可能发泄感情或制造友好或敌对情绪，就使批评成为一种有偏见的艺术。

据传您曾说过：我所喜爱的则是最让人们感到紧张的事情：捕捉蝴蝶和写作。它们有可比性吗？

没有，它们基本上属于两种不同的乐趣。对一个没有经历过的人描述捕蝴蝶和写作都不容易，但对有过这方面经历的人来说，这两者的乐趣显而易见，任何描述听起来都显得粗糙和多余。就捕蝴蝶来说，我能把握四种主要因素。第一，是希望捉到——或实际捉到——未知品种的第一只样品；每一个鳞翅目昆虫学者心底里都有这样一个梦想，无论他登上新几内亚的山峰，还是涉过美国缅因州的一片沼泽地。第二，捉到一只非常稀有或本地产的蝴蝶——这种蝴蝶只在书中、在鲜为人知的科技书评中读到过，在著名图书的漂亮插图上看到过，而现在你看见它们在自然环境中飞舞，与周边的植物、矿物有一种亲缘关系，像是一种神奇的魔术，产生和维系着这一珍稀的品质，所以，特定的风景有两次生命：既作为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观，又作为某种蝴蝶或飞蛾的家园。第三，这是一个自然学家的兴趣所在：解开一种鲜为人知的昆虫的生活之谜，了解它们的习性和结构，确定它们在分类体系中的位置——有时，当一种新发现打破旧体系，并同这一体系的拥护者产生冲突时，这一体系就可能在一片炫目的争论的烟花中炸毁。再就是第四，人们不应忽略变种的因素、运气的因素、快速的动作和稳健的成就的因素，不应忽略一次充满激情而又艰辛的寻求的结果，一只收起丝绸般三角翅躺在掌心的蝴蝶。

写作的快乐是什么呢？

写作的快乐完全取决于阅读的快乐，一个短语带来的欣喜、欢乐由作者和读者分享，由得到满足的作者和感恩的读者分享，或者——这是一回事——由对内心中启示他进行意象组合的未知力量怀抱感激的艺术家和从这种组合中得到满足并有艺术气质的读者分享。每一个好读者一生中总欣赏过几本好书，所以，为什么要去分析两者都知道的这种乐事呢？我主要为艺术家写作，为艺术家同行和艺术追随者写作。然而，我从未在文学课上对学生恰当地解释如何阅读——事实是，你不用心灵去读一部艺术作品（心灵是一个相当愚蠢的读者），也不单单用大脑去阅读，而是用你的大脑和脊椎去阅读。“女士们先生们，脊椎感到的震颤真实地告诉你，什么是作者所感受的以及希望你去感受的。”我好奇地想，我是否会再次用幸福的双手去丈量讲台的宽度，面对一群充满同情的大学生再次把头埋到笔记本里。

某个批评家在他的书评中分析您的写作特点，说您具有优秀的创造性智慧，但“并不具有充分的概括性理智”，说您是一个“绝对怀疑理念的艺术家”。对此您有什么反应？

出于同样严肃的态度，某些坏脾气的鳞翅目昆虫学家也抨击我论述蝴蝶分类的文章，指责我对亚种和亚属比对属和科更有兴趣。我料想这种态度是精神气质的事情。品位一般或对艺术一窍不通的人难以摆脱这种诡秘的感觉；一部作品要成就伟大，必得涉及伟大的思想。哦，我知道那类人，枯燥乏味的人！他喜欢添加了社会评论的故事情节；他喜欢在作者的思想中辨认他自己的思想和痛苦；他希望书中至少有一个人物是作者的傀儡。如果是美国人，他便流着马克思主义者的血，而如果是英国人，他就有着敏锐而又荒谬的阶级意识；他认为写作中处理思想比处理词语更容易；他没有意识到：他在一个特定的作家身上找不到一般的观念，也许是因为那个作家特定的观念还没有成为一般。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认为是世界上的一个伟大作家，他处理的主题，就其范围和意义两方面来说，都被认为具有普遍性而为广大读者接受。而您却把他形容为“一个廉价的煽情作家，既笨拙又粗俗”。为什么？

非俄语读者意识不到两件事情：并非所有的俄国人都像美国人一样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多数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国人崇敬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而不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先知、一个哗众取宠的记者、一个毛躁的滑稽演员。我承认，他作品的一些场景、一些精彩和滑稽的争吵写得很有趣。但他的神经质的凶手和凄婉的妓女让人受不了——反正本读者受不了。

您称海明威和康拉德是“给孩子写书的作家”，这是真的吗？

确切地说他们就是这样的作家。海明威当然要优于另一位，他至少有自己的声音，就他那篇令人愉快，也具有很高艺术性的短篇小说《杀手》来说，他是一个可信任的作者。在那篇久负盛名的写鱼的作品中，他对那条彩虹色大鱼和有节奏的撒尿的描写极为出色。但我无法容忍康拉德的纪念品商店风格、瓶装船及贝壳项链这些浪漫派的老一套。在这两位作家身上，我借鉴不到什么。在智力和情感方面，他们纯属幼稚，另一些宝贝作家也是这样，是公共休息室的宠儿、大学生的慰藉和支撑，如——但有些作家还健在，我不愿去伤害活着的老男孩，而死去的几个还没被埋葬。

您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读些什么？

在十到十五岁期间，在圣彼得堡，我读的小说和诗歌——英语、俄语和法语的——肯定比我一生中其他任何五年读的都要多。我尤其喜欢威尔斯、坡、勃朗宁、济慈、福楼拜、魏尔伦、兰波、契诃夫、托尔斯泰和亚历山大·勃洛克的作品。在另一层面上，我的英雄是红花侠(12)、菲利亚斯·福格(13)、夏洛克·福尔摩斯。换句话说，我是一个家中拥有丰富藏书、能用三种语言阅读的很正常的男孩。在后来的一个时期，在西欧，二十至四十岁之间，我喜欢的作家是霍斯曼、鲁伯特·布鲁克、诺曼·道格拉斯、柏格森、乔伊斯、普鲁斯特和普希金。在这些我最喜欢的作家中，有几个——坡、儒勒·凡尔纳、埃穆什考·欧尔齐、柯南·道尔和鲁伯特·布鲁克——失去了对我曾有过的魅力和刺激。其他作家风采依然，在今天看来，就我个人而言，他们可能是不朽的。在20年代、30年代，我从未像我的许多同龄人那样，接触算不上一流的艾略特和肯定是二流的庞德的诗歌。1945年前后，他们已不再时尚，我读了他们的诗，那是在一个美国朋友家中的客房里，我不仅仍然对他们无动于衷，而且不理解为什么该为他们操心。但我想，对那些先于我发现他们的读者来说，他们的诗歌保存了某种情感的价值。

您现在的阅读习惯是什么？

通常我同时读好几本书——旧书、新书、小说、非虚构作品、诗歌，什么都读——当床边一摞十几本书减少到两三本时，那一般常发生在周末，我就再添上一摞。有几种小说我从不碰——如神秘小说，我讨厌，还有历史小说。我也厌恶所谓“特有劲”的小说——充满了千篇一律的淫秽描写和大段的对话——实际上，当我从一个抱有希望的出版商那儿收到一本书时——“希望我像他那样喜欢这本书”——我首先就检查一下书中有多少对话，如果对话看起来啰里啰唆或没完没了，我就砰地合上书，不许它上我的床。

有什么当代作家您喜欢读吗？

我有几个喜欢的作家——如罗伯—格里耶和博尔赫斯。在他们神奇的迷宫中你可以呼吸得多么自由和欢快啊！我喜爱他们思想的清澈、纯净和诗意、镜中的幻景。

许多批评家觉得这一描述也很适合您自己的创作。作为艺术形式，您觉得散文和诗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融合？

除了我出道要比他们更早——这是对你问题前半部分的回答。至于后半部分：嗯，诗歌，当然包括了所有的创造性写作；我从未在诗歌与艺术性散文之间看出任何一般性的差异。事实上，我倾向于将任何长度的一首好诗定义为一篇浓缩了的美文，不论有没有循环往复的节奏和韵脚。韵律的魔力可以提升我们称之为散文的品质，生发出意义的全部美感，然而，在朴素的散文中，也有着某些音韵模式、精当语句的音乐性、通过有特色的成语和语调的反复运用传达出的思想节奏。按今天的科学分类，我们现有的诗歌和散文的概念就有很多的重合。跨越两者之间的桥梁是隐喻。

您也写诗来表达“经由理性的词语感知非理性的神秘”。但许多人觉得，在一个科学的精确知识开始探究存在的大部分神秘领域的时代，“非理性”几无立足之地。您有同感吗？

这种表象是很有欺骗性的。这是一种新闻错觉。事实上，一个人的科学感越强，他的神秘感越深。而且，我不相信今天的科学已粉碎了一切的神秘。作为报纸的读者，我们倾向于将“科学”称作一个电工的聪明或一个精神病医生的胡言乱语。就此而言，最好的是应用科学，应用科学的特点之一是：昨日之中子或今日之真理死于明日。但甚至就“科学”的更好的意义来说，即作为对可见和可感知的自然的研究，或作为纯数学和纯哲学的诗来说，科学的前景依然没有希望。我们永远不知道生命的起源或生活的意义，永远不知道时空的性质，永远不知道自然的性质或思想的性质。

人类对这些神秘现象的理解体现在“神性存在”的概念中。最后一个问题，您相信上帝吗？

坦率地说——现在我所要说的是我以前从未说过的，我希望这会带来一丝有益的寒意——我知道的要比我能用言辞表达的更多，要是我知道的不多，我所能表达的那部分也会无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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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亚里茨是法国西南部旅游胜地，纳博科夫的相关回忆可参见《说吧，记忆》。

(2)　洛丽塔在书中名为多洛莉丝·黑兹（Dolores Haze），昵称“多莉”（Dolly）。“多洛莉丝”含有“悲伤、痛苦”之意；而姓氏“黑兹”的爱尔兰语意为“雾”，而在德语中意为“小兔”。

(3)　H. Cortez（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1518年率探险队前往美洲大陆开辟新殖民地，1523年征服墨西哥。

(4)　Zhukovsky（1783—1852），俄国诗人。

(5)　Selene，希腊神话中的月神。

(6)　Naprapathy为英语词，指医学上的推拿疗法。

(7)　法语。

(8)　Arcadia，希腊南部地区，在诗歌和小说中常被用来指世外桃源。

(9)　此处所说的马拉不知是否就是那位投身法国大革命，后在浴室被刺杀的著名政治家马拉（J. P. Marat, 1743—1793）。

(10)　所指不详。

(11)　Georgii Ivanov（1894—1958），俄国侨民作家。

(12)　Scarlet Pimpernel，英国女作家欧尔齐（Emmuska Orczy, 1865—1947）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

(13)　Phileas Fogg，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1905）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