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您还不知道。我也是一名员工……”

“交通公司的？”

“电力公司。实际上是一回事。是一个托拉斯，老师，就像您说的那样。”

“没错，帝国主义托拉斯。”弗拉加·奈托笑了。

“所以，老师，我是一个声援罢工协会的成员。我找您是为了……”

“钱……”

“不是的，先生。我是说：钱也是一种帮助，这是肯定的，但这是另一个协会的任务，他们负责财政。如果您愿意提供资金，我会跟财政协会的人说，让他们去找您。我想说的是另一件事；希望您能加入工会。我们一直都在工作，不分昼夜，许多人都给了我们支持，报纸刊登了报道，这很重要，来了几位法律系的老师、议员、记者、作家，许多好人，还有大批学生。我想到了老师您，还有您的思想……”

“我的思想……你确实应该想到我，我有自己的想法，从未改变。对于工人而言，没有比罢工更加正义的方式，这是他们的武器。但是我不能去。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说了：我要竞争教授职位。”

“那维拉亚教授呢？我知道他还活着，前几天还在报纸上看到他的报道。”

“席尔瓦·维拉亚教授退休了。他觉得既然自己已经不教课了，也不打算回来，就不该霸占着教授席位。我极力阻止他，但是没用。我有两位竞争者，阿尔杉茹。一个非常有才能，来自累西腓，是这门课程的自由教师。还有一个笨蛋，就是咱们这儿的，到处都是他的熟人。这是我们的战争，阿尔杉茹大师。我希望能赢，但我正遭受一场可怕宣传的攻击，他们用尽一切手段反对我，尤其是我的那些想法，你刚刚提到的那些。如果我参与你的工会，我的朋友，我就要和教授席位说再见了……你明白吗，阿尔杉茹？”

他点了点头。老师继续说道：“我不是政客。我有自己的信仰，但并不参与政治活动。也许我应该参加，这是对的。但是，我的好人阿尔杉茹，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拿自己的职位头衔冒险，只为捍卫自己的想法。别用不好的方式评判我。”

“一个杂役的头衔……微不足道，老师，如果跟教授的头衔相比较的话。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价值。我为什么会评判您呢，老师？我会跟财政协会的同事说，让他们去找您。”

“最好晚上到家里找我。”

阿尔杉茹站了起来，弗拉加·奈托也站起身，他拿出钱包准备付钱。

“你在电力公司做什么工作？”

“送电费单。”

教授压低声音，颇受触动地问道：“我能帮到你什么吗，阿尔杉茹？你能不能接受……”他从钱包里拿出一张钞票。

“别瞧不起我，老师。收起您的钱吧，将它和支持罢工的钱放在一起。祝您竞选顺利。如果不是他们禁止我走进医学院，我会为您加油助威的。”

弗拉加·奈托看着他：这是个固执的魔鬼。他内心焦虑、脚步犹疑地离开酒吧，向汽车的方向走去。失去理智的老魔鬼，只能给人送送账单。考试就是考试，教授就是教授。一个刚刚从欧洲回来的年轻人，正准备竞选教职，当然有权像个疯子一样宣扬马克思主义。但是一个医学院的老师，马上就要跟两位对手竞选教授席位，一个很有才华，一个受部长保护，除非他想输掉竞争，失去工作，才会去罢工者组成的工会。这简直就是在把教授头衔向外扔，阿尔杉茹。杂役的头衔是一回事，教授的头衔是另一回事，没有可比性，这是你自己说的。贫穷的杂役，悲惨却有尊严。富有的教授，你的尊严与骨气哪里去了？只有杂役才能有骨气，才能有尊严吗？他加快脚步，几乎跑着追赶老人。

“阿尔杉茹！阿尔杉茹！你等等！”

“老师……”

“那个工会……什么时候，你告诉我，我该什么时候去？”

“现在就行，如果您愿意的话，老师……跟我来吧，我的好人。”

弗拉加·奈托老师没有输掉教授竞选。在竞争中，他的表现极为出色，将那位才华横溢的强者与那位受保护的人远远甩在后面。但佩德罗·阿尔杉茹却丢掉了工作，因为这个老魔头不满足于将支持者带入工会。他一直非常积极，与别人交谈、说服别人，是电力公司罢工的主要推手，紧随电话公司之后。一场胜利的总罢工，在此期间，没有人遭到解雇。一个月之后，辞退开始了。在第一批人中就有佩德罗·阿尔杉茹。

阿尔杉茹笑着走下佩罗林尼奥。又失业了。没错，萨贝拉，失业了[9]。

4

找工作的历程漫长而又不幸。每份工作都很短暂，薪水也都很少。老年人的工作本来就少，这个老魔头还不守时，总是中途丢下工作，迟到、早退、缺勤，在街头的闲聊中忘记了一切。尽管大家心怀善意，却无法让他继续留任。

他是一家晨报的备用校对员。傍晚时分，他就能知道他们是否需要他。今天一个人缺席，明天是另一个，老人有一些经验，语法重音都不错。一到清晨，吃饱喝足的他便将国内外新闻告诉给朋友，米盖尔、少校、布迪昂、马奈·利玛将是最早听说的人。世界正在沉沦，到处一片混乱。法西斯分子在阿比尼西亚屠杀黑人，摧毁了示巴王朝，唉，“天使”萨比娜，示巴，你的国王被关进了集中营！还有多起犹太人大屠杀，出现了雅利安主义的官方宣告，世界大战的战鼓将要敲响。在巴西，又是另一回事：“新国家”[10]、言论控制、监狱人满为患。老头儿不仅马上遭到解雇，还上了报社的黑名单。

这一切使人们相信，是老头子弄散了排印铅字，破坏了那片赞颂希特勒的指向性文章。这篇文章由政府要员卡尔瓦略上校签署，由印刷宣传局下发至各家报刊，成为出版界最大的重磅消息。这篇文章到处都是排字错误。即便承认，州审查局的局长向报纸主任重复了许多遍，作为后者的朋友，他心怀善意，但即便承认“希特勒，世界之光”印成了“希特勒，世界之疮”，只差了一个字，可能是排印失误，也很难解释原文中“人类的救世主”如何变成了“人类的杀人狂”。至于在元首旁边出现了两次“chibungo”[11]，更是完全无法接受。幸运的是，在里约，没人知道“chibungo”就是男妓的意思。即便如此，里约下达的命令依旧十分严酷，而他则是冒着被解职的风险，将这件事大事化小，减小了惩治力度，仅仅没收了当期报纸，禁止发行八天（八个工作日），并且要求报纸审查员立即着手调查，将责任划分清楚。

审查员什么都没弄清，所有校对的证据都消失了，根本找不到。该死的统一口径，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每个人都是瞎子聋子。老头子不过是临时替补，他的名字根本没有进入调查范围。就连报纸的所有人，尽管禁止发行与相应的损失使他怒火中烧，但独裁统治更让他愤怒，连他也没有说出这个疯子的名字，只是将他写在了出版黑名单上：“如果让他继续校对，会害得我们每个人都进监狱。”“这老头真厉害！”排版工说。这期报纸在暗地里销售，价格很高。

作为法院公证处的誊抄员，如果他只是不工作，也不要紧，书记官卡组扎·皮韦德就是这样告诉达米昂·德·索萨少校的。问题是他不仅不工作，而且也不让别人工作，他一来，一切工作都停止了，这个老魔头有一肚子故事，每一个都错综复杂、引人入胜，少校先生。连我都放下工作来听。

中学杂役的工作，他只干了一天：在他看来，那些住校生就像囚徒。他们从家庭学校来到这里，受到难以容忍的纪律限制，一直处于对食物与自由的饥渴状态。在他当守卫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夜晚，他给孩子们上了一堂文学音乐课程：弹奏四弦琴、朗诵诗歌。如果不是主任及时赶来，以自己的权威终结了这“难以形容的纵酒狂欢”，他们会一直唱到黎明。在酒店看门，随便一个邀请就能将他叫走。在鞋匠中心区的奥林匹克影院看门，他让小男孩儿在星期天晨祷时免费进场。他在建筑工地当考查员，风吹日晒，跟工人聊天，降低了工作效率。老头子天生不是管理别人的料，当不了丛林队长，更当不了监工。毕竟，工人们工资很低，遭受剥削，为什么这些石匠、木匠、正式工匠或者临时帮工累得要死，却让其他人平白得利呢？老头子从来不遵守时间：在学习上的自觉性也是内在的，并不受钟表的指针控制；他从来不按照日历行事。

他的衣服穿旧了，衬衣磨破了，鞋子也不行了。他只有一件西服、三件衬衣、两条裤衩、两双袜子：不可能一直衣冠楚楚。即便如此，他依然无法容忍污垢，会亲手清洗那不多的几件衣物，而卡尔迪奥——他在耶稣圣殿广场当了二十多年的擦鞋匠——则会为他免费擦鞋。

“来吧，我的爸爸，给你的鞋子上上光。”

他高兴地走来走去。在“但丁·阿利吉耶里”书店，他将邦凡提叫作强盗。“我那本美食书的钱呢，你这个卡拉布里亚人？”“叫我强盗吧，别叫我卡拉布里亚人，我是托斯卡纳人，混蛋上帝！[12]”在米盖尔的店铺里，在佩罗林尼奥的作坊里，在“黄金集市”“模范市场”“圣芭芭拉市场”，他早晨下午都在聊天。他到处吃饭，是个快乐的宾客。他是特伦西亚饭桌上的常客，如今这里由她的侄女纳伊尔上菜，后者是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姑娘，但已经是六个小孩的妈妈了。第一个是特伦西亚的孙子，因为是纳伊尔与表兄达米昂所生的。达米昂不是傻子，知道肥水不流外人田。另外五个孩子，每一个人的父亲都不一样，他们的肤色由白皙到黝黑依次排列。纳伊尔既没有肤色偏见，也不曾浪费时间。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就不能见到男人……”特伦西亚抱怨道，她的头发已经白了，眼睛看着自己的干亲家。“她就没有你那样的自尊，干亲家。”

“我的自尊，干亲家？为什么这么说？”

在她悲伤的眼神中，他看到了答案：这么多年，她一直在等待着一句话、一次邀请、一份哀求。那并非自尊，干亲家，而是尊敬。你总是提起“独眼”索萨，嘴里生气，心却在等待着他。我吃了你的面包，教会你的孩子读写，我尊敬那张空着的床，我以为……干亲家如此聪明，干亲家是桑构的眼睛，啊！干亲家为什么不看看？现在已经晚了，我们是两个无药可救的老人了。真的无药可救了吗，干亲家？纳伊尔的倒数第二个孩子是谁的，那个淘气鬼？他还不到两岁，他的爸爸，干亲家，如果你不知道是谁，那我就告诉你，他就是你顺从的幼崽。

他在卡波埃拉学校与布迪昂与瓦尔德罗伊尔一起讨论，他会去牧羊舞会、“非洲沼泽”的阿佛谢总部与坎东布雷盛典，直到凌晨，他还在七扇门，在男孩之水酒吧。他不断与人聊天，在黑皮本上做记录，讲的故事让人或笑或哭，每天忙忙碌碌——这就是佩德罗·阿尔杉茹最后几年的生活：那么忙碌，那么多人，那么孤独。

自从里迪奥·库何死后，他便独存于世。他过了很久才恢复过来，耗尽了他全部的力量与生活的激情。不久之后，这位干亲家便在上千个故事中复活了，成为了最受偏爱的英雄。老头子看过，做过的一切，都有里迪奥的陪伴，是他们共同的作品。他们是兄弟，孪生兄弟，连体兄弟。“有一次，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里迪奥和我参加一次烟散的庆典，路途很远，在格梅亚那边，那时候佩德里托专员还在用木棍殴打诸神的子民。干亲家里迪奥……”

看到他如此穷困、需要帮助，经常要他帮忙解决圣殿问题的普尔盖利亚妈妈建议他担任一个有报酬的职位。她需要一个人向阿谢的成员收取月费，收取圣子亲友所居住的简陋村舍的租金。她自己没有时间，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来算账。薪水很低，但总有些用处，比如买张电车车票。自从罢工之后，他就不需要买车票了。食物也很充足，到谁家吃都行，有很多种选择。我接受这项委托，普尔盖利亚妈妈，这是奥茹欧巴的责任，作为朋友，我乐意帮这个忙，但有一个条件：我免费做这件事，不接受任何报酬，不要看不起我，我的妈妈。他心想：如果我还相信宗教奥义，如果我还没有参透这个谜题，也许我还能，作为一名虔诚的信徒，接受神圣的报酬。现在不行了，普尔盖利亚妈妈：完成这项任务的不过是一名热心的朋友。可以付钱给信徒兄弟，但不能付钱给一位朋友，友情不能出租也不能贩卖，它有另一种价值，不同的价值：这就是我要说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佩德罗·阿尔杉茹一直管理着普尔盖利亚圣殿成员的月费，管理着房客所交的租金，他将阿谢的账目算得清清楚楚，如果自己有钱，他还会将几枚硬币放在奥里沙的秤盘中，放在桑构的圣坛里，放在埃舒的神龛中。

有一次，他几天都不见人影，朋友们发现之后乱作一团。他们找了又找，找遍了所有地方，却一无所获：他到底去哪儿了？自从他离开了海边的阁楼，离开了那三十年的居所，就再也没有固定的过夜之地。每个月的床与卧室都不一样，全凭上帝的安排。终于，埃斯特发现了他。埃斯特是上玛西埃尔街区的一家妓院老板，是个令人尊敬的老鸨，也是阿尔杉茹在圣殿的小女儿。她还是个端茶送水的小姑娘时，就已经开始供奉神祇了。那时候，玛耶·巴散妈妈几乎已经不能行走，奥茹欧巴帮了她很大的忙，引领圣女之船抵达奥伦科的安全港口，这一天也就是“圣名节”[13]。轮到为埃斯特剃头时，玛耶·巴散一点力气也没有，便借助奥茹欧巴的手，将折刀递给了他。

那地方肮脏得就像猪圈，没有床，没有床垫，只有一条旧毯子、一张破布片，还有一箱书——如此悲惨的境遇，埃斯特从没见到过——阿尔杉茹发着高烧，还说不要紧，只是有点着凉了。医生开始诊断为肺炎，开了口服与注射药品，要求马上把病人带走。我决不去医院，阿尔杉茹表示反对，决不踏进医院半步。穷人进医院，就相当于死了。医生耸耸肩，随便去一个基督徒能生存的地方吧，绝不能留在这个潮湿的洞穴里，这儿连老鼠都活不下去。

在埃斯特妓院的最里面，有一间留给服务生的房间。服务生负责给顾客端送啤酒、苦艾酒、白兰地，维持秩序，保护妓女。如此多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了“大蚂蚁”马里奥。他是一个强壮的红头发混血儿，也是一个模范家庭的父亲，跟妻子儿子住在一起。小房间因此空置下来。妓院的房间，不适合奥茹欧巴爸爸，但是埃斯特没有其他办法，因为这位固执的老头儿不允许提医院。

埃斯特妓院深处的房间极其窄小。在那里，阿尔杉茹快乐地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他换过不少工作——已经不算工作，只是零活——他度过了自己的七十岁生日，没有任何庆祝活动；在年满七十一岁之前，战争开始了，这也成为了他唯一的职业，占据了他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与每一分钟。

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从妓院到市场，从集市到店铺，从作坊到圣殿，无论在家里还是在街上，他都积极辩论、斗志昂扬。他所想所做的一切都深陷其中，遭到了危机，致命的危机。

他，平民中的平民，成为了士兵与司令。他深谙谋略战术，设计推行了多场战役。当所有人都丧失信心、认罪投降的时候，他承担了指挥的重担，率领着一队由混血儿、犹太人、黑人、阿拉伯人、中国人组成的军队，启程抗击纳粹军团。来吧，我的好人，让我们战胜这肮脏的恶行，这肆意的屠杀！

5

经过成年累月的走路送信，老头子还能跟随游行队伍，从坎普格朗德出发，一直到主教堂广场。在那里，第二次世界大战四周年示威活动在盛大的集会中结束。为了能够承受这次跋涉，他在已经破损的鞋掌里面垫上纸片，并且已经不再掩饰外套的污渍与裤子的破洞。

反法西斯队伍集结了成千上万名示威者，一家报纸称有两万五千人参加，另一家说有三万人。学生、知识分子、工人、政客、社会各阶层的民众都参与了游行。在火把的照耀下——这些火把是由巴西石油点燃的，而官方却否认巴西石油的存在，许多人因为肯定巴西有石油而吃了官司，进了监狱——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缓慢前行，人群不断重复着口号，高喊“万岁”或者“去死”。

协约国的旗帜、海报、横幅、反纳粹法西斯战争领袖的巨幅画像。在队伍的最前方，“医学联盟”的领导成员扛着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肖像。在抬着这种圣像的人里面，阿尔杉茹认出了弗拉加·奈托老师：他那高高扬起的头颅、富有争议的山羊胡，还有红色的小胡子。他是最早违反警察禁令在公共广场要求派巴西部队参战的人之一。

在丘吉尔与斯大林的画像后面，在疯狂的欢呼中，是戴高乐与瓦加斯的画像。这场游行主要有两个诉求。首先，要求立即组成一支远征军，将巴西对轴心国的宣战由单纯的象征变成确切的现实。其次，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勘探巴西石油，已经证实在雷孔加夫发现了石油。同时也有要求赦免政治犯的呼声。至于自由，在游行与集会中，人民已经在事实上得到了它。这位衣衫褴褛、脚步缓慢的老人并没有错过示威演讲，有几名演讲者深得他的偏爱。他能够区分每个人的政治阵营，如今，所有人都在抗战胜利的统一战线。

在圣佩德罗的理工学院门前，游行队伍做了短暂停留。从二楼的一扇窗子中，传出对纳粹集权与种族主义罪行的厉声控诉，伴随着对民主战士与社会主义的赞扬。每一句话都能获得喝彩。老人吃力地爬上一张凳子，想要更好地看清楚演讲者。这是他最喜欢的演讲者之一，名叫费尔南多·德·桑塔纳，是工程专业的学生，也是学生运动的绝对领袖。他的声音饱满，词句丰富。他是个瘦削的混血儿，肤色与塔代乌一样。许多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老人曾听见学生塔代乌站在同一个窗口，要求巴西参战、抗击日耳曼军国主义。尽管他费尽口舌支持法国与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对他造成太大影响。然而，塔代乌的演讲却使他非常感动，他看到了男孩儿的智慧、准确的话语与清晰的逻辑。几天之前，他在报纸上看到，作为“巴伊亚最天才的城市规划设计师”，塔代乌·坎尼奥托工程师被任命为首都公共工程书记。高梅斯一家搬到了里约热内卢，为了照顾他们好不容易才出生的小孙子。究竟是露在法国的治疗起了作用，还是艾米丽娅太太在巴伊亚对圣主邦芬的承诺呢？

如今一切都不同了：老人贪婪地听着年轻学生的每一个词句，聆听充满激情的混血儿指责种族主义，在冲动鲁莽的年轻人身上看到模糊的未来。他从凳子上下来：他是这场战役的老兵了，他战斗了许多年，他的一生都消耗在战壕里。

游行队伍又在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广场停了下来。由于人数众多，一部分人只好站在巴洛克尼亚、蒙丹尼亚或者圣本笃斜坡上。在那里，在斜坡中央，步伐迟缓的老人看到少校站在献给诗人的雕塑底座上，伸着食指。老人只能听到欢呼声，演讲者的话语到不了他那儿。也不需要：那些话他都知道，从术语到句子，从夸张的形容词到那些设问句，噢！人民，巴伊亚人民！他的小男孩达米昂，站在雕像的小台阶上，他是人民的律师，在全城各处奔波，为穷人主持正义，给身陷囹圄的人以希望，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他那时已经有些兴奋，肚子里有不少烧酒，即便如此，他依然清醒出色，从没有人能把他灌醉。其他的演讲者，每一个都代表着这个或那个机构、阵营、公会、阶级、团体、受到迫害的秘密党派。只有少校在为人民说话。他站在雕塑的小台阶上，几乎与街道在同一高度。

游行队伍像一条巨大的蟒蛇，沿着智利街向上走去。政府大楼门前，联邦专员向群众挥手致意。在市政厅，路易斯·罗杰里奥教授向民众致辞：胜利属于我们！老人记起了他，那时他还很年轻，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参加了那场种族主义教授的象征性葬礼；在耶稣广场上，他发表演说，抗议辞退这名杂役。

在主教堂广场，在旗帜飞舞的露台上，举行了盛大的闭幕仪式。老人在拥挤的人群中向里走，请大家让他过去，如果有人恰好认出他，就会为他让路。他得以靠近露台。一个年轻高挑、面容英俊的直发混血儿声音低沉，正代表“反法西斯医学联盟”发言。他是迪瓦尔多·米兰达博士。那时他刚刚毕业，老人之前并不认识他。但是在1943年9月1日那天，这个小伙子回忆起遗忘的往事，将阴影幻象重新翻了出来。他提起某个法律提案的研究，提案的作者是医学院教授阿尔格鲁·德·阿拉乌茹，按照这位教授的说法，巴西混血儿应当隔离在国内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区域，而那些没有因气候疾病而暴毙的人，则应该流放非洲。这项提案无果而终，只引发了嘲笑与愤慨。等到希特勒在德国当权，宣布开启种族主义时代，这位教授还活着，他写了一篇呓语般的文章《上帝的使者》，向希特勒致意。上帝的使者要彻底消灭黑人、犹太人、阿拉伯人与混血儿，根除肮脏的种族融合，将他的屠杀提案变成法律。

在广场上，老人赞叹着如此英俊潇洒、血气方刚的男孩儿，想起了三十五年前的一次对话。那时侯，他刚刚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阿尔格鲁教授在医学院走廊拦住了他。“这就是一个毒瘤，必须连根拔起。手术治疗虽然残酷，但是有益且必要的。”阿尔杉茹就像讲台上的男孩儿一样年轻气盛，板起脸来问他：“把我们都杀死，一个接着一个，教授先生？”狂热的褐色光芒，在教授的眼睛里燃烧着。他宣布了这无情残酷的惩罚：“把他们都消灭，一个只有雅利安人，只有上等人的世界，只留下必要的奴隶去干下等活计。”一个天才、一位领袖、一名上帝的使者从他手中接过这震撼的想法，一位常胜的战神来完成这至高无上的使命：将犹太人、阿拉伯人与黄种人从世界上清除出去，将“玷污了我们的非洲渣滓”从巴西清扫殆尽。

教授渴望预言的一切都成为现实。老人宣传捍卫的一切都面临危机。观点论证再一次针锋相对。这一次，已经不再是知识界的辩论，而是真枪实弹的较量。遍地鲜血，军团的士兵手握死亡。

如果希特勒赢了，希特勒或者任何一个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就能将他们全部消灭，或者杀死或者变成奴隶吗？教授说会，他要推举一名有能力这么做的领袖，在德国的浓雾中，希特勒回应道：我就是！如果他赢了，就能将民众消灭掉，或者死亡，或者沦为奴隶？老人在演讲者的话语中寻找答案。

吉奥孔多·迪亚斯是一名付诸行动的革命者，他以巴西工人的名义，向自由世界的战士致敬，他说到大赦这个词，群众也跟着重复，引起了长久的喧嚣，只有监狱的大门打开，这种喧嚣才能停止，那便是胜利的前夜。奈斯托尔·杜阿尔特是法学院教师、作家，他的嗓音嘶哑，话语激昂，抨击了对自由的限制，说这是独裁体制的产物，要求民主，“为了捍卫民主，士兵应当拿起武器对抗纳粹”。扎列·如赫老师是犹太人代表，他的表情激动而又痛苦，声音因种族隔离与屠杀而充满悲伤。埃德加德·玛塔是个备受爱戴的人物，也是一位高超的演说家，他用贡戈拉式的预言结束了这次集会：“撒旦的灾难，启示录的预言，希特勒将在失败的泥沼中匍匐挣扎！”

人群欢呼、尖叫、鼓掌，热情而又急切。庞大的人群开始移动，聚集得更紧，广场开始变得空旷。在人群的推挤中，老人试图找到出路，他带着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真的有人能把他们全部消灭吗？希特勒或者其他人，今天或者明天？他几乎被挤扁了，依靠一名海员开启的道路，他逃了出来，呼吸困难。

队伍向耶稣广场进发，一阵剧痛袭来。不是第一次了。他想靠在主教宫殿的墙上，却没能走到。他要摔倒了，一个姑娘跑过来扶住了他。老人缓过劲来，心脏恢复跳动，疼痛也逐渐消退，就像在远处轻轻用刀划了一下。

“谢谢。”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了？快告诉我，我是医学院的学生。需要送您去医院吗？”

他害怕医院，穷人去医院，就相当于预定了棺材。没什么，只是人多拥挤，我觉得呼吸不畅，快窒息了。没关系的，非常感谢。

他用模糊的双眼看着扶住他的混血姑娘。他认得这种美貌，这是他所熟悉的，最亲密的美貌。啊！只可能是罗萨的外孙女！她的甜美、娇媚、渴望、诱惑，她那极致的美丽，阿尔杉茹完全认出来了。

“你是罗萨的孙女？米米娅的女儿？”他的声音满是疲惫，但很开心。

“你怎么知道？”

你们如此之像，又如此地不一样。多少种血液相互融合，才能造就如此完美的姑娘？一头魅力十足的长发，细腻的皮肤，蓝色的眼睛，体格纤细而又丰满，多么神奇啊！

“我是你外婆的朋友，参加了你妈妈的婚礼。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罗萨，和她的名字一样。罗萨·阿尔坎达拉·拉维尼。”

“你学医？”

“我学到第三年了。”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像你外婆一样美的女人了。罗萨·阿尔坎达拉·拉维尼……”他看着姑娘的蓝眼睛。那双眼睛坦诚而充满好奇，是遗传了拉维尼家族。又或者是阿尔坎达拉家族？蓝色的眼睛，褐色的皮肤：“罗萨·德·奥沙拉·阿尔坎达拉·拉维尼……”

“德·奥沙拉？这名字是从哪儿来的？”

“从你外婆那儿。”

“罗萨·德·奥沙拉……这名字真美，我想我会喜欢的……”

一群学生在叫她：罗萨！罗萨！该走了，罗萨！我马上就去，罗萨的孙女罗萨回应道，她们如此相似，又如此不同。

集会的人群散开了，电车里挤满了人。夜幕降临在已经熄灭的灯柱上。老人微笑着，既疲惫又开心。姑娘疑惑地察觉到，这个步履蹒跚的老人——他也许生了病，外衣满是污渍，裤子上打了补丁，鞋子上有破洞，心脏也不行了——与自己很亲近，也许是她的亲戚？外婆家那边，她一点确切的信息也不知道，线索消失了，奥秘沉寂着，奥沙拉的家庭。

“再见了，我的女儿。就像又见到了罗萨一样。”

突然之间，受到一股莫名的力量或情感推动，姑娘拿起他那贫穷的黑色手掌，吻了一下。然后她就跑了，回到了活泼的同学中间，唱着歌走下阴暗的斜坡。

老人缓慢地穿过耶稣广场，向上玛西埃区走去，到埃斯特妓院开饭的时间了。一个人，哪怕他是最有权势的军队长官，能够杀死全体人民，或者让他们成为奴隶吗？他会杀掉罗萨与他的孙女，那么完美的姑娘？

“给我祝福吧，我的爸爸。”一个妓女请求他。她几乎还是一个小女孩儿，出来寻找当晚的第一个客人。

阴影遮住了老人，蹒跚的脚步，残酷的谜题，谁能给他一个答案呢？

6

看到新闻与战争简报，玛鲁福喝了一口酒：“这些俄国人真是好样的！”她们谈论着聚会与游行，讨论着战无不胜的英国人所表现出的价值、美国人在亚洲岛屿上的英雄史诗与苏联的伟大功绩。阿道尔夫是一名悲观主义者，不认为胜利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还早着呢。希特勒的外衣袖子里还藏着不少东西，他有秘密武器，能够摧毁整个世界。

摧毁整个世界？如果希特勒赢了这场战争，就能杀死、奴役所有不是纯种白人与地道雅利安人的人吗？就能终结生命与自由，屠杀，或者比这更糟，将我们每个人都变成奴隶，无一例外？

讨论非常热烈，能，不能，为什么不能？肯定能！铁匠生气地说道：“连造人的上帝也不能将我们一次杀光。他得一个一个地杀。而他杀得越多，出生、长大的人也越多。出生、长大、混血，这些都是必须的，任何一个混蛋也阻止不了！”

他用拳头捶了下吧台。他的手非常大，连曼努埃尔·德·普拉赛德斯或者“大灵魂”泽也比不了。酒杯震翻了，剩下的烧酒也洒了。土耳其人玛鲁福人很好，也很支持他，重新上了一轮烧酒。

老佩德罗·阿尔杉茹重复着他终于听到的答案。

“出生、长大、混血，这些都是必须的，谁也阻止不了。伙计，你说得有道理，就是这样的，没有人能将我们消灭，永远不能。没有人能，我的好人。”

已经很晚了，他能感觉到胳膊的麻木，疼痛蛰伏在身体深处。他开心地与大家告别：明天见，我的好人们，只要有朋友，有烧酒，有如此确信的答案，就值得活着。我要走了，后面的人要把门关上。

在阴暗的斜坡上，佩德罗·阿尔杉茹大师步履缓慢，用尽最后的力气向前行走。疼痛将他撕成了两半。他靠在墙上，在地上翻滚。哎，罗萨·德·奥沙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