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题为《女工》的诗表明了霍姆斯对拉丁区众多的年轻女士没怎么留意。不过，这首诗是他当时写的还是后来写的，不得而知。

啊，克莱孟丝！我上一次见到你

沿着塞纳河旁的大街走过，

当你转身走过时，

我说：“又见面了。”

我梦想着，你的倩影不是在这样

随意的一瞥中消失，

只留下模糊的记忆

身影和一个名字。

另一个来自于肯塔基州的医学生路易·佛里茨后来写了一本书，是关于他在巴黎期间生活的。他说当时学生和“他的‘女工’在旅馆里亲密地住在一起是可以接受的，不会惹老板或老板娘生气的”。“女工”只要乐意，可以在任何时间来年轻男人的房间，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许多留存下来的美国医学生写的第一手描述中，只有一本日记简单真实地描写了他们的业余生活。很多人无疑是放纵的，但他们从不写这些事情。19世纪40年代，来自里士满弗吉尼亚大学的毕业生、年轻的菲利普·克莱宝·古奇在日记中，用不大通顺的法语写道，他们有时在台球桌上度过无数个小时，花整夜的时间打牌，喝香槟和葡萄酒至大醉。古奇记录，他有一次和一个朋友每人喝了一瓶葡萄酒。他还写了他们去逛妓院，并和街头女郎厮混，但在医院还是很勤奋，一直努力学习。

古奇找了一个名叫克莱孟丝的“女工”，而他的朋友西亚多喜欢另外一个名叫爱米丽娜的，她们两个好像都是舞女。“我整天工作。”古奇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后面他写了晚餐和之后傍晚的事情。

我开了香槟，西亚多开始吃，我们喝了酒。我把爱米丽娜搂在怀里，她哆嗦着，跪下。我们接吻，开始哭，他们接吻，我们也接吻。她说“你”，我也说“你”……这是亲切的称呼，我们是朋友。三瓶香槟喝完了，我们发热，酒精在血液中流淌。爱米丽娜醉了，我们把她放到床上，我们三个人又喝酒，大家都上了床——接下去……

古奇写道，第二天早晨，“我们10点钟起床，吃了丰盛的早餐，然后就各自分开了，姑娘们去排练歌剧，我去了解剖室，在那里一直到下午4点钟”。

每天早晨又开始了工作。“早晨6点我去医院，一直到下午6点，我至少有八个小时在病房里……观察、记录……有时一天要记15页。”小詹姆斯·杰克逊写道。他1833年春天几乎一直在和皮埃尔·路易一起工作。当时他们都在路易的指导下，包括梅森·沃伦。沃伦说有他的朋友在一起就够了，他为此“牺牲”了六个月，在路易的指导下工作。

1833年夏天，沃伦的父亲来信，让他“定下时间”回国，但这个年轻人觉得他几乎还没怎么开始学习呢。

<h3>三</h3>

19世纪中期，那些活动在巴黎的有名的老师和医学大师之中，没有人比皮埃尔·夏尔·亚历山大·路易更受美国学生们的尊敬，对美国学生影响更大的了。20多年来，他对美国医学生的鼓舞要超过任何其他的法国医生。

路易办事从来不为做秀；他没有什么迷人之处和耀眼的光芒；他永远也不会像加布里艾尔·安达拉那样让医学院的阶梯教室爆满；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有人认为他“枯燥”。亨利·鲍迪奇记忆中，他对当老师好像不太适应，讲起课来有点笨口拙舌。不过，他是有实力的，和别人最大的区别就是看病时头脑特别清楚，坚持在证据、“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就像霍姆斯所说，他教给学生“热爱真理”。

路易四十几岁，在巴黎完成学业之后到了俄罗斯，在那里行医七年。回国之后，他放弃了一般的行医，专门进行疾病研究。他娶了维克多·雨果的妹妹，这在许多学生眼中，也增加了他的分量。

他因对病人连续不断的问题、慢条斯理的仔细检查，还有没完没了的笔记而出名，同时也让人取笑。一天早晨，他看到霍姆斯在爱心医院巡查时记笔记，于是称赞道：“先生，你很努力，这，很好！”

他坚持“精确观察”，意思是仔细倾听病人的叙述，用听诊器仔细、系统地听诊。听诊器是法国医生勒内·雷奈克于1819年发明的，用来检查胸腔的工具。霍姆斯写道，听诊器“在当时几乎是新鲜的东西，我作为医学生的时候，任何一个医学教师都没有讲起过显微镜的使用”。

亨利·鲍迪奇说起路易时写道：“这位先生的头脑并不聪明。”

他具有那种观察和计算的精神，在病床边把病症查到最精确，然后考虑在各种情况下其不同的价值。（路易）是，他也希望被认为是，事实的仔细观察者，并从所观察到的事实中推断出诊断疾病的规律。

霍姆斯非常乐于实践路易的方法。他一天花近五个小时坐在病人的床边，问问题，并在笔记本上记录。路易的主要兴趣是胸腔疾病，主攻当时人类主要的杀手——结核病。有时小詹姆斯·杰克逊也承认，路易对结核病的兴趣超过了治病救人。

路易个子很高，说话语调温和，长长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小眼镜，如果不坐在病床旁边，他在病房里走路很快。霍姆斯把他描写成一个“平静严肃又面带笑容，声音温和的”人。梅森·沃伦特别记得，经过了很长一段健康状况良好之后，他病了几天，路易来看望他。

像外科大夫韦尔博一样，路易偏爱美国学生；也像韦尔博一样，他特别看重美国学生中的几个佼佼者——杰克逊、沃伦、鲍迪奇和霍姆斯。杰克逊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他在霍乱肆行期间和路易一起工作，这更让他敬重路易。他开始把路易当作自己的第二个父亲。路易后来也告诉老詹姆斯·杰克逊，他也把小詹姆斯看作儿子。

杰克逊决定，要在巴黎比原计划多逗留一段时间。路易鼓励他在科研上花更多的时间，他也希望这样。他找到了自己一生的使命。“说实话，一想到有一天我能把时间花在挣钱上，而不是探求真理上，我就充满了恐惧和战栗。”他在写给父亲的长信中说。

一次有人对我说学生生活是最幸福的，我笑了。在行医的事业中我相信，我们的职业满足了人间的温情，让人有道德感——不过我得承认，如果客观情况允许，我应当愿意花上8~10年的时间来研究病理学和治疗学，希望能确立一些重要的真理……

我们生活在黑暗中，要花费许多时间来发现那些貌似真理的谬误，而不是得到有价值的真理……我相信在美国我们认为是公理的东西，许多并未得到证明。很久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在医学上要在许多点上对一个东西加以证明是不可能的，医学不值得像确切的科学那样加以研究，这是不对的。

路易写信给杰克逊的父亲，要求杰克逊在巴黎多待几年，致力于病理学研究。老杰克逊虽然完全赞同儿子的愿望，还是想让他回家。他在给路易的信中写道，这里需要杰克逊，“我们是一个干事情的民族，我们是全新的……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相比，人手太少，每一个青年一有能力就需要投入到工作之中”。

事情定下来了，1833年7月13日，小杰克逊写信给他父亲：“再过两个小时我就要离开巴黎了，我不想给您叙述，要离开路易我是多么苦恼。”

在路易和他的做法的鼓励下，鲍迪奇决定致力于胸腔疾病的研究。他写道：“我来这里有三重欢喜：踏上了法国的土地，呼吸法国的空气，认识了路易。”

霍姆斯对路易的科学方法着了迷，觉得精神愉悦。他更加坚信他所学的价值，这一切在国内是学不到的。这就是医学的未来。如果有人问霍姆斯为什么宁愿相信一个在巴黎学习过的青年，也不愿相信一个行医多年的本地老医生？他的回答会是：

……因为这个青年有经验，已经见过了各种已有的病例，他所见过的病例已经在头脑中形成了一个体系。他被要求对这些病例都进行刻苦的研究，每天都有世界上最有能力的老师指导他。这些老师心目中没有任何的陈规陋习，只按自然规律办事。这样的老师在病床边指导青年学生，为他们答疑解惑，学生尽可以表述自己的意见，稍有疑问还可以和老师争论。学生一年中解剖的尸体比我们医生十年解剖的都多……仅呼吸一下巴黎那科学的空气对那些容忍愚昧、迎合平庸的人来说也有效果……

在另外一封信中，霍姆斯写道：“我对研究我的专业的兴趣与日俱增，越来越坚定了为我的国家服务的决心。”总结第一年在巴黎所取得的成绩时，他说：

我的目标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是要做一个学究，没有主见地跟在别人的身后，依赖权威的意见；我要做一个见证真理，通过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的人。我在一个伟大光荣的民族中生活过了；我已经用一门新的语言重新塑造了自己的思维；我已经接受了新思想，形成了新的习惯；我已经和自己国家那些有理想、有思想的人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我希望您不要觉得您的钱浪费了。

霍姆斯说，他一年的花费全部加起来是1200美元，买书籍、仪器、请私人教师。“我告诉你们，金钱没有白花，因为有九成的钱，直接进入了我的思想，变成了知识。”

在1834年4月的第二周，巴黎爆发了抗议政府的暴力活动。在这座城市最穷的区域出现了路障。在随后的“和解”中，有几十位市民被打死打伤。在特朗斯诺南街，为了报复，有人从一座房子里向外开枪，政府的军队破门而入，杀死了房子里所有的男女老幼，共12人。后来漫画家奥诺雷·多米埃把这恐怖的一幕画在了他有名的漫画出版物中。

几天来，手推车给医院送来了一堆堆受伤的人。学生们第一次见到枪伤和刺刀伤。梅森·沃伦写道，“一个可怜的家伙”身中10颗步枪子弹，一个妇女的腿有一部分被枪打掉了。“许多尸体在停尸房处理，有些人被砍得很可怕。”

后来，仅几周后的5月份，传来了让人心碎的消息。霍姆斯、沃伦和鲍迪奇从未受过如此的打击。尽管他们每天都在医院里度过，接触各种各样的疾病，但他们在巴黎期间谁也没有得过重病。而现在传来消息说，小詹姆斯·杰克逊在波士顿得了伤寒，病逝了。

去年冬天时就有消息说杰克逊病了，这让他在巴黎的朋友们很是担心。“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让我们挂念。”霍姆斯给父母写信说。虽然事先知道他病了，但噩耗传来，对大家都是很大的打击，而不仅仅是让这里的波士顿人感到伤心。梅森·沃伦写道：“我很少见方方面面的人都经历同一种情感。”皮埃尔·路易“倍受打击，几乎不能自制”。

老詹姆斯·杰克逊后来解释说，他儿子自从回国后，积极投身于马萨诸塞总医院的工作中。

这里秋季发烧比起往年来流行得厉害，也很严重。詹姆斯对此进行研究，并和巴黎的发烧病进行比对。关于巴黎的发烧病路易曾发表过让人钦佩的研究成果，他超越不了。他发现这种病在活人和死人身上显示出同样的特征，他的老师曾那么确切地描述过，他的热情越来越高，并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他们伟大的实验中。回顾起来，他感染了这种流行病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几周的重病，逐渐恢复，小杰克逊似乎要康复了。然而，病情突然恶化，他的大脑“让步”了，他去世了。

“对于他的雄心我该说什么呢？”他父亲问道。

我想他的年轻的朋友和同行都会同意，他并不急于出名，他并不想在学业上争第一，以高于他的同行……不过，他有最大的雄心，就是要对得起智慧善良的人们对他的厚爱。在知识方面取得进步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欣喜。

同一个月，也是在1834年5月，玛丽·约瑟夫·保罗·伊夫·洛奇·吉尔伯特·德摩蒂尔，即拉法耶特侯爵去世了。这位传奇英雄于5月20日，在圣奥诺雷区丹茹大街的家中停止了呼吸，享年76岁。葬礼那天，军人送葬队伍走过，道路两旁排列了二十多万人为他送行。遵照他的要求，他在皮克普斯公墓自家的私人墓地中下葬。在华盛顿，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宣布全国哀悼，作为众议院议员的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为这位支持自由的英雄宣读了一篇长长的悼词。

对于那些在巴黎的美国人来说，拉法耶特的存在是一种闪着光环的象征，他的去世对他们来说是一大损失。对于许多像纳撒尼尔·威利斯这样的人来说，军人葬礼是虚伪的也是有辱拉法耶特名声的。威利斯正好回到巴黎短时间逗留，“他们把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爱国人士像罪犯一样埋葬了，他的灵车前后都是刺刀，他自己的国家卫队被解除了武装，来的军队足可以攻下一座城池，‘平民国王’对辅佐他登上王位的那个人就是这样报答的！”

一个美国人愤愤不平地对威利斯说：“他们把自由和拉法耶特一起下葬了，我们在欧洲最后的希望和他一起死去了！”

1834年秋，梅森·沃伦注意到，从纽约、费城和美国其他地方来到巴黎学医的“优秀青年”越来越多。他自豪地补充说，在所有的学生中，“美国人和其他国家来的人一样优秀，他们不比任何人差……”

到了1835年初，沃伦兴奋地报告说，路易医生讲课的灵活性提高了，现在“一大帮”学生跟着他。路易被人认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学生的原因，对他的“价值”的认可一直到后来。阿考利特像沃伦、鲍迪奇和霍姆斯一样，把消息传回到波士顿和其他地方——鲍迪奇已经在把路易的一本有关伤寒病的主要著作翻译成英文。

鲍迪奇于1834年出发回波士顿，比计划的要早。他给家里寄了一封信说，他和他的英格兰恋人奥丽维娅·雅德莉准备结婚了。他父亲回信让他必须立即独自一人回家。

梅森·沃伦是1835年离开巴黎的。除了中间零碎去过欧洲的其他地方之外，他在巴黎几乎三年了。

霍姆斯已经在巴黎待了两年多了。他不断写信，要求父母再让他在巴黎多待一些时间。主要是钱的问题，他知道这意味着家里要“紧一紧”，不过他坚持认为他的事业是崇高的。然而，他的请求没有结果。1835年秋，他不情愿地离开了巴黎。

同时，更多的美国学生不断到来，包括另一个波士顿人。他注定会在医学事业上有所作为。乔治·珊塔克开始在路易的指导下学习。路易非常看重他，把自己有关黄热病的著作交由他翻译。珊塔克于1838年鼓励查尔斯·萨姆纳加入到“医学界”来，和他们一起进行上午的医院巡查，并以此纳入到萨姆纳自己制订的博学计划中来。

萨姆纳在索邦学院的学习囊括了从希腊历史、民法到地质学的所有东西。他很愿意有机会接触医学。以他6.2英尺的身高，在巡查时他可以从大家的头顶上看过去，没有什么困难。

在慈善医院跟随着阿尔弗雷德·韦尔博，萨姆纳看到老师和学生们在见到“各种伤痛、肿胀和痛苦的抱怨”时“平静面对”。他写道：“保佑科学吧，它把人们用知识武装起来，坚定地面对人类各种各样的痛苦！”皮埃尔·路易特别让萨姆纳有所触动的是，他热爱科学的精神。

法国的医院和法国的医疗方法给萨姆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他未来的生活带来了重要的影响。而他在索邦学院所见到的对他的未来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

萨姆纳在日志中记录，1838年1月20日，星期六，他在索邦学院听了关于赫拉克勒特的哲学理论的一场讲座，讲座是阿道斐·玛丽·德考华讲的，一个著名的学者，头发灰白，语速很慢。

“他的听众很多，”萨姆纳写道，“我注意到学生中有两个黑人，也许是混血儿，有三分之二的黑人血统，他们穿着时髦，有着年轻人春风得意的神情……”他仔细观察，别的学生对黑人学生“很接受”，他注意到：

他们站在年轻人中间，肤色对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影响，我对此很高兴，尽管作为一个美国人，从印象上来说感觉有些奇怪。那时我感到，美国人中自由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隔阂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教育的结果。

对萨姆纳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觉醒。在这之前，他没有对黑人的生活表现出一点儿兴趣，无论是自由黑人还是奴隶。他在几年前去华盛顿，坐火车穿过了马里兰州，第一次见到了奴隶。他们在田野里干活，他在日志中表示出了对他们的蔑视：“他们似乎就是能动的一堆堆的肉，比畜生的智力高不了多少。”现在他再也不这么想了。

萨姆纳的觉醒不是一下子出现的——美国人对于种族的态度也是教育的结果，不是“与生俱来”的。不过一旦觉醒了，其结果是很深远的。的确，这些美国人要从巴黎“带回国”的东西中，有新学的专业技能、新思想、新的看事情的方法，对种族的看法同样重要。

像许多人一样，萨姆纳也希望能在巴黎多待些日子。在1838年春，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他写信表达了他的遗憾：“有上千件的事情是我想干的、学的、研究的，结果没干、没学，也没有研究。”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补充道：“我从未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是美国人，这么热爱我的祖国……”

美国人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都在流向巴黎这个“医学圣地”。同样，这些法国杰出的医生——李斯佛朗、韦尔博、鲁、路易——继续领着他们巡查，给他们上课。在专业的星座中唯一消失了的一颗明星是纪尧姆·杜沛伊特朗。在他的葬礼那天，在去往柏尔·拉雪兹神父公墓的路上，学生们解开了拉灵柩的马匹，他们拉着他到了墓地。

在19世纪30~60年代之间，有700多名美国人来到巴黎学医。几乎所有人后来都回国行医，用他们的所学给美国的医学带来了很大的发展，并把所学传了下去。

每个从巴黎学成归来的年轻医生回国后，都得到了相当的关注和尊重。人们对梅森·沃伦的评价具有代表性：“除去其他一切之外，仅就他在欧洲待了那么久这件事本身就让人重视他。当时美国出国旅行的人没有多少……”当然，不可避免的情况是，有些从巴黎回国的人有点过于扬扬得意；而那些一直待在国内从未出国的医生看不起出国学医，并公开批评法国的医学。

几十年之后，到了19世纪90年代，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创建者之一，威廉·奥斯勒，也是美国医学界德高望重的先生，写道：“现代的医学科学”，“在本世纪初，出现在法国。”特别是皮埃尔·路易的学生们对美国医学的科学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19世纪30年代在巴黎学习的人中，差不多有70人，也就是三分之一的人后来在美国的医学院授课，有几位成了美国有名的医生。费城的威廉·吉布森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首席外科专家；来自于马萨诸塞州的亨利·威廉姆斯在巴黎期间开始对眼病感兴趣，后来成为哈佛的第一位眼科教授；乔治·珊塔克成了哈佛医学院的院长。另外，有些人以别的方式为国家做着贡献。比如，威廉姆斯就写了三本眼科学的著作，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眼科专著。

亨利·鲍迪奇成为哈佛医学院临床医学的教授。胸腔疾病一直是他主要的研究领域，结核病是他的专长。1846年，鲍迪奇出版了《年轻的听诊专家》。这部书被医学学生使用了半个世纪。不过，他“最大的贡献”在公共卫生领域，其影响在他的时代是无人能及的。

梅森·沃伦“立即投身于”波士顿的外科医学。这是一个很大很热门的行业。1846年10月16日，在马萨诸塞总医院，他见证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当时他70岁的父亲约翰·柯林斯·沃伦进行了第一例乙醚麻醉手术。乙醚麻醉是波士顿一名叫做W.T.G.默顿的牙医发明的。默顿成功地试验了在拔牙时使用乙醚气来抑制病人的痛感。约翰·柯林斯·沃伦听说了这件新鲜事，决定进行一次公共外科手术演示——用了五分钟的时间割去了一位年轻人脖子上的肿瘤，病人没有感觉到疼痛。

一个月之后，1846年11月12日，梅森·沃伦本人进行了首例成功的乙醚麻醉手术，手术没有公开。第二个月，他第一次在给儿童手术时使用了乙醚。

温德尔·霍姆斯在哈佛医学院做了36年受人爱戴的杰出的解剖学教授，其间曾担任过院长。他的解剖学课每周五天，下午1点准时开始。“他不知疲倦，总是神采奕奕，总对解剖学的研究和教学充满了热情。”他的一个学生回忆说。

霍姆斯的著作引起了全国医学界的关注。在业余时间，他还继续文学创作，出版了诗歌和散文。他在这方面的名气更大。1857年，他开始在他作为创办人之一的新杂志《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系列小品文。第一篇小品文的题目是《早餐桌上的独裁者》，后续又有很多小品文，之后集齐出版成书，成为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霍姆斯在其作品中把波士顿定义为太阳系的“中枢”，把波士顿的贵族人士称为“波士顿名流”的第一人。他自己除了在财富上有所欠缺之外，其他各方面都符合这类人的特点。

这三个有名的波士顿人都结婚生子了。鲍迪奇在耐心等待了几年之后，终于和他在巴黎的真爱奥丽维娅·雅德莉结为伉俪；沃伦娶了波士顿的安娜·科隆尼史尔德；霍姆斯和小詹姆斯·杰克逊的堂妹阿弥莉·杰克逊订了婚，并生了三个孩子。1841年3月8日，老大，也就是后来有名的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出生。

霍姆斯除了两年在巴黎学习之外，一生都在波士顿及其附近度过，但巴黎的时光对他来说极其重要。半个世纪之后，也就是1886年，在从哈佛医学院退休的前夜，回忆起自己多年职业生涯中的事情，他念念不忘的是在法国学习期间指导他的医生，皮埃尔·路易是排第一位的。

“他天生就有教师的素质——有激发对他所教的东西兴趣的能力。”霍姆斯说：

你们年轻人……几乎不知道路易给了你们多少东西……我回想起我在爱心医院的病房和解剖室里度过的漫长的日日夜夜……

一次，爱默生在公开场合提到了皮埃尔·路易是法国人做作的一个例子时，霍姆斯写信给他说，路易“同化了”那么多杰出的美国学生，他“除了真诚、勤奋和在本真面前谦虚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路易成功的“秘诀”，霍姆斯说，就是他的“真诚”。

不过，经过许多年之后，霍姆斯开始考虑，他和其他美国学生是不是过于“迷恋”老师的教诲了。霍姆斯说，他觉得“我完全接受了他的思想和研究方法”。重要的是，通过仔细科学的调查来研究具体病例有着无比的价值之外，医生的理解和方法也很重要，还得有对病人的理解。医学无疑是一门科学，但同时也是艺术，“最高贵的艺术”。

他对这种双重性有过长时间的思考。在几年前医学院的介绍性讲座中，回忆起他的第一位伟大的导师老詹姆斯·杰克逊时，他谈起了杰克逊的善良是他伟大的职业力量来源之一。他总是在实践“他所知道的对病人最有好处的治疗……我从未见过有人在病床旁比詹姆斯·杰克逊医生还令人钦佩”。

霍姆斯对他在巴黎岁月的珍惜，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巴黎医学界之外的所学，还有就是从在巴黎生活本身所得的东西——那里有那么多的艺术、音乐、诗歌和高雅的对话。

沃伦和鲍迪奇也是一样，他们一辈子也忘不了第一次走进卢浮宫看到珍宝时的感受，忘不了巴黎歌剧给人的兴奋，忘不了看到莫里哀的作品在舞台上表演，忘不了看到塔里亚尼舞蹈给人的刺激。他们知道这些能让他们更好地理解人性，以便在专业上做得更好。

鲍迪奇的儿子温森特后来写到他的父亲：“他永远也不会让他对病例的兴趣掩盖这样的事实：他是在面对着一个和他一样的人。”温森特自己出国学医时亨利·鲍迪奇告诉他：

在把医学作为你主要目标的同时，记住，我希望你尽量多了解艺术和音乐。我常想，对一些可怜的无精打采的病人来说，我坐下来和他们聊一聊让人愉快的欧洲之行，也许比我给他们吃下的所有那些药品的效果都好。

鲍迪奇、沃伦和霍姆斯成了一生的朋友和同行，他们都忘不了共同的巴黎。听了沃伦在马萨诸塞医学协会的讲话后，霍姆斯在给他的留言中说他很遗憾很多话没有听清楚：“我怀疑我的耳膜不像年轻的咱们在三兄弟饭店喝勃艮第葡萄酒时那么好了。”

他们后来都回到过巴黎，有人还不止一次。有时他们是因为健康原因去巴黎，希望在那里住一段时间有助于振奋精神，这样有时很起作用。梅森·沃伦的一生身体都不大好，但在巴黎学习期间没什么问题。他后来3次回到巴黎。第一次是1844年，他精神抑郁。从巴黎回去之后，他又精神奕奕地工作了10年。去巴黎时，他重新去了所有那些老地方，鲍迪奇和霍姆斯也是一样。

在1867年回巴黎时，鲍迪奇发现在原来住的拉丁区的老房子里，那个老看门人还在那里。他惊奇地写道：“见到了我的老门房约翰，他还清楚地记着我。”他又去了第一次和奥丽维娅·雅德莉见面的地方。作为此行的高潮，他和皮埃尔·路易共进晚餐，路易已经80岁了。鲍迪奇描写说路易很英俊：“你能想到一个老人有多英俊，路易就有多英俊。”五年后，路易去世了。

霍姆斯只回去了一次，是在1886年。他把这叫做瑞普·凡·温克尔的大梦试验。像别人一样，他也到王子街走了走，充满了回忆。根据他们后来写的那么多回忆，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在巴黎的“医学生”生活，用小詹姆斯·杰克逊的话来说，是“最快乐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