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一</h2>
如今他们高谈阔论说什么“提高你的觉悟”，以及诸如此类的狗屁话，如果我的觉悟提得足够高，但是底特律联邦重型蒸汽机车厂滚珠轴承计件工计数器上记的件数少了（那年九月我去该厂挣钱攒钱，归还我欠新婚妻子姑妈的那一百美元），那么他们就会用活动扳手打肿我的屁股，揍扁我的脑袋，这次可不是什么左撇子活动扳手了。
这是我所干过的最好的活。从半夜开始干到早晨八点，这份工作是通过约翰妮父亲的影响找到的，她的父亲很出名，交际广泛，就此事而言，是通过朋友的帮助，我不知道那些滚珠轴承工人们会怎样看待我，不过他们看见的是每晚十二点过后，我在计数器上核查完他们完成的件数，随后一直到早晨八点我都无事可做，整个嘈杂的夜晚，我坐在工头的办公桌边（我猜想是的）的一张高脚转椅上，没完没了全神贯注地阅读、记笔记。我在做的是非常认真地学习有关美国文学批评的一系列书籍，所以我在为未来的斗争做准备，而不是为我们正在制造的滚珠轴承所用于的战争做准备。
在所有东西中，滚珠轴承是我青少年时期的快乐所在，因为它们总能比玻璃弹子滚得快，赢得马赛……
我和约翰妮婚后不久，地区检察官格吕梅就把我从布朗克斯监狱里释放了，我交了一百美元保释金，担保五千美元。我们去西部密歇根州的格罗斯波因特，与她的姑妈一起生活。起先，我父母还来探望我，不过是在监狱里，坐在一张长桌边，当着狱卒的面和我说话，就像约翰·加菲尔德 [1] 的电影情景一样。我决定娶约翰妮为妻，他们感到很意外，他们明白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没有朋友，得从监狱里出来，尝试某种新的生活，他们把我看成一个误入歧途，但却单纯的孩子，认为他在邪恶的城市里交结了一些颓废堕落的朋友，成了无辜的受害者，某方面来说，这也是真的，不过，不管怎么说，一切都可以原谅。
在格罗斯波因特约翰妮姑妈的家里，一切都很好。每天晚上七点，我们都吃上丰盛的晚餐，花边桌布，漂亮的瓷餐具，银质焙盘，天花板上悬挂着枝形吊灯，虽然，饭菜是约翰妮烹调的，由她的姑妈端菜侍奉，没有用人，却是一个漂亮的家，她姑妈是个漂亮娴静的女人。当然，在吃烤牛肉和薯饼的时候，约翰妮的姑妈要么不跟我说话，要么说些让我稍感愧疚的话；不过，晚餐后，当我与她一起坐在客厅里继续读书做笔记时，她意识到我也许把“写作游戏”当真了。
“好吧，”她说，“我听说有些人靠写书谋生，赛珍珠，今天他们在俱乐部里告诉我的，还有密歇根州平克尼的哈丽特·范阿内斯为自己挣得很高的声誉。”他们在密歇根州平克尼有个农场，由他们的亲戚占用着，这个农场就在亨利·福特的农场附近，离安阿伯 [2] 大约几英里，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农场，星期天我们去那里游玩并进晚餐。这是密歇根北部美丽迷人的十月天，我和约翰妮漫无目的地越过农场的田野，躺倒在小溪边枯黄的野草中，冬季即将来临，野草散发着阵阵寒气，我俩憧憬着将来某一天我们能拥有自己的农场，身穿灯芯绒休闲裤和羊毛套衫，四处随意睡躺，抽着味道芳香的烟斗，抚养健康的孩子，孩子们吃着牛奶制成的乳品黄油。但是，约翰妮不能生孩子了，因为患有危险的贫血症，至于我呢，几年后发现，像伯父文森特和约翰·杜洛兹以及姑妈安妮·玛丽一样，几乎不育。杜洛兹家族太古老了……
我想，很自然，到我和父亲弄清了杜洛兹家族的底细时，我们明白能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唯一好事，就是我们能在晚上酣然入睡并且做做美梦；唯一糟糕的事情就是醒来时又要面对这个令人咬牙切齿的世界。至少，早年的杜洛兹家族在康沃尔和布列塔尼半岛有绿色的田地、骏马、羊排、三桅帆船、索具、盐瓶、盾牌、长矛、马鞍，还有悦目的树林。不管他们杜洛兹家族（凯鲁亚克家族）是何许人，他们名字的意思是“寓所的语言”，你是知道的，这是个古老的名字，凯尔特人的名字，那么古老的家族不可能再延续太久。正如克劳德常对我说的“糟糕的血统”。总而言之，我和“我青年时代的妻子”不可能有孩子了。
帕尔默也许也是个古老的家族，她是一个苏格兰家具大亨的孙女，家里的财富被她爸爸挥霍殆尽，都用来寻欢作乐。想想所有那些文学界和政治界的混蛋们吧，他们故弄玄虚，告诉你们生命和它的“价值”多么美好，使用那些精心挑选的术语，言语中故意充斥着欲盖弥彰的陈词滥调，他们不知道古老家族后裔的感受，他们太古老了，不会再说谎。
九月，我整整工作了一个月，并且继续工作到十月，直至我还清欠帕尔默夫人的保释金，分期付款，每周二十美元，还清了我的债务，然后请帕尔默老先生帮我安排了一辆免费搭乘的卡车前往纽约城，那样我可以再次出海。时值一九四四年十月，轮船都开往其余有趣的海岸，比如意大利、西西里、卡萨布兰卡，我想甚至还有希腊。
<h2>二</h2>
于是，我吻别了约翰妮，得到了帕尔默夫人的同意，傍晚时登上了那辆卡车。拂晓时刻，我们已经来到烟雾缭绕的宾夕法尼亚群山之间，秋天的迷雾朦胧，苹果的香味扑鼻。夜幕降临时，我回到了纽约的码头区，跟一些家伙在海员工会大楼附近交谈了一阵；早晨，我就签约受雇，成为美国海湾和西印度群岛 [3] 航线“罗伯特·特里特·佩因”号轮船的一名代理一等水兵，“多尔切斯特”号以前就是这家航运公司的。此时，他们十分缺乏海员，因此让我这样的普通海员充当一等水兵，而我甚至不知如何摆弄绳索、钻头和甲板上的小型机械装置。船上的水手长立刻发觉了，他说：“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竟然在这艘船上签约当一等水兵？你甚至不知道如何抛出救生船！”
“你去问工会，至少我能煮咖啡，能站在船头值岗放哨，能在海上掌舵！”
“听着，你这不中用的家伙，你在这艘船上要学的东西太他妈多了！”不过，在其他海员面前他不叫我“不中用的家伙”，他叫我“奶油小生”，这种称呼更加糟糕，恶毒多了。还好，我们在北河靠岸装货，于是傍晚五点，我下船去哥伦比亚校园，探望欧文、塞西莉和其他朋友。
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和酒吧间里依然还在对克劳德米勒凶杀案议论纷纷。乔·阿姆斯特丹在《哥伦比亚观察家》上刊登了一则有关此次谋杀的小故事并配有钢笔画插图，描绘俄国式陋屋的台阶通向黑暗绝望的深处，使这个故事显得浪漫颓废。他也祝贺我放弃了“死硬的橄榄球，转而创作沃尔夫式的小说”。我已经丢失了为取悦克劳德和欧文而写的那部长篇小说，是用铅笔写的，用印刷体写的，遗失在一辆出租车里：从此再也没有这部书稿的消息。我身着在伦敦买的黑色皮夹克、丝光黄斜纹裤，头戴一顶仿造的金色穗带帽。哥伦比亚书店那个一脸苦相的大个子店员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我再也没有看到这张照片，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那是一张绝望的照片，彻头彻尾的绝望。
漂亮的金发女郎塞西莉开始挑逗我，这足以使我大胆妄为，可以说，做了我一生中最卑鄙的事情，我礼尚往来，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她，试图诱奸她。可是塞西莉只是想“挑逗”。不过整个晚上我还是一直搂着她的脖子亲她。我想如果克劳德在管教所牢房里（在承认过失杀人以求轻判之后，他去了少年管教所）得悉这一切，他一定会流泪的。塞西莉毕竟代表着他十九岁那年的一切。不过，对于这件事，他一直蒙在鼓里，直到两年以后他出了监狱才知道。总之，那个女人是个祸害。
因为当塞西莉与可怜的小欧文、多弗·贾德（一位来自佐治亚说话啰唆的诗人学生）和我一起在西区酒吧喝酒时，她甚至开始与两个海军军官调情，两个军官生气了，因为我们几个“都很怪”，白白浪费了这位白肤金发碧眼的大美人。他们甚至直接冲着我来，扬言要砸扁欧文和多弗的脑袋，他们表现得好像塞西莉已经同意跟他们去丽思酒店了。我走进男厕所，像上次那样在墙上猛捶几下，然后出来高声喊道：“好呀，走，咱们到外面去！”
到了酒吧外面，那位海军中尉像约翰·劳·沙利文 [4] 那样举起双拳，我突然哈哈大笑。他的朋友就躲在他的身后。我斜身插进，左右开弓，啪啪连续打了他几巴掌，出拳结实迅猛，将他打得仰面朝天，躺在人行道上。我可是当过海军的！接着，另外一个家伙从空中一下子朝我扑了过来，我本能地弯曲手臂，拳头朝我自己的脸，胳膊肘朝上。他狠狠地撞在了胳膊尖骨上，在人行道上脸朝地面滑了六英尺。他俩爬起来时，满脸是血疼痛难忍。此时，他俩合力将我摔倒在地，抓住我长长的黑头发，使劲将我的头朝路面上撞。我绷紧脖子，结果那撮头发被扯掉了，哎哟，疼啊！这时，小个欧文·加登插手试图帮我。我开始喜欢他了。他们一把把他推开。最后，我的大个子好朋友、酒保约翰尼走出来，还有一帮其他人和他的兄弟，他说：“好啦，行啦，两个打一个算什么英雄。别打啦！”
我与欧文和塞西莉一起回到道尔顿大厦我的新寓所，趴在她的腹部哭了一宿。我感到这很可怕，在人行道上噼里啪啦拳脚相加，那种肉体上的痛感，那种可怕的感觉。我真应该把她从房间里扔出去，不管怎么说，这整个事件都是因她而起。同时，我不住担心那两个海军军官会突然闯进门来，把活给干完了。但是没有，第二天我回到西区酒吧喝啤酒，大约早晨十点，那两个军官也在酒吧，全身裹着绷带，静悄悄地在店里喝酒，甚至没有抬头看我：也许已经被他们军舰的船长臭骂了一顿。他们缠了绷带，因为他们有战地医务护理员；我呢，除了疯狂的海港码头，其他啥也没有。那天下午，回到船上，我被水手长更加厉害地臭骂了一顿，说我在甲板上有多么笨拙，他好像已经注意到我头发里的血迹了。
不过，出海之神秘和美丽在那天夜里出现了：经历了酒吧里所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打架、街道、地铁、隆隆的嘈杂声，仅仅几小时之后，在大西洋中，在驶离新泽西海岸的夜空下我站在噼啪作响的左右支索和绳索边，我们正在向南航行，前往诺福克继续装货后驶向意大利，一切烦恼都被洁净的大海冲洗得一干二净，我还记得那位法官说水手在海上风暴中比在陆地上更安全的话。星星是那么硕大，它们像醉酒的伽利略、喝高的开普勒、思索中的哥白尼和在床铺上沉思的瓦斯科·达·伽马那样左右摇摆，那海风、那洁净、那黑暗、驾驶台那静悄悄的蓝色灯光，在那里，有人把握着舵轮，航向已经确定。船舱里熟睡的海员们。
<h2>三</h2>
很奇怪，当我们到达诺福克的时候，我一生中第一次被安排掌舵。当轮船靠近港口水雷防御网的时候，我不得不数次转动舵轮，使轮船沿着开尔文罗盘指引的航道前进，这不像福特或庞蒂亚克汽车的方向盘，只要轻轻转动；你转动舵轮之后，身后巨蟒一般硕长的铁甲轮船需要等待大约十秒钟才有反应，当轮船摆动时，你会意识到你得回调，因为船还在继续转向，慢慢地旋转，于是你再次向左转舵，驾驭轮船费劲多了！与此同时，一艘小艇匆忙靠了上来，他们抛下雅各布（绳）梯，海港的引航员登上船，大踏步走进驾驶舱，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说：“保持一九九航向，稳住！”他说：“我们将穿越那里的水雷防御网，那个开口处，就在罗经方位二一点。稳住！听我指挥！”他，船长，我，还有大副，都站在那里，直直地朝前面眺望，但是他们为什么让我把舵，我永远也弄不清楚。我猜想因为不管怎么说这很容易。这时已经是艳阳高照的中午了。我们顺利穿越了水雷防御网区域，轮船四周还有足够空间。接下来停靠码头，他们叫来了正规一等水兵监督我。我猜他们是想累垮我。别问我这里、那里或者任何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想回去睡觉或者在塞西莉光滑的肚皮上大哭一场。
我们泊好轮船，我和（其他）普通水手在轮船四周摆放防鼠网，这时，码头上好几个身着棉布连衣裙的姑娘齐声欢呼，我的天哪，她们，诺福克的姑娘们像往常一样，甚至还没等防鼠网展开，就径直前来迎接海员。
“你们到哪里去？”
“不知道。”
“带上我们吧！”
船长命令：“把这些姑娘赶下码头！”
此时，当我们用绞车卷起绳索时，水手长又开始叫我“奶油小生”，甚至“娘娘腔”，我转身对他说：“你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娘娘腔，娃娃脸，你不是个合格的一等水兵。到我与你缘分断绝的时候……”我觉得他想与我打架。其他水手对此根本不在乎。我开始意识到他对我的刺激和挑衅有着某种同性恋的暧昧态度。我不想与这个二百三十磅的同性恋水手长一同驶向那不勒斯。
<h2>四</h2>
那天太阳下山时，我真的躺在床铺上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年轻的水手们都上岸去探索领略诺福克了，那里啥也没有，只有成千上万的水手、汽车、电影以及要价太高的妓女。站在水手长一边的是一个木匠，他也恶狠狠地看着我。而在船上，我除了缺乏一些干甲板活的知识之外，没做错过任何事情。但是，这已经足够了，足以发生争吵。甚至第二天过后的整整一天我都与另一个舱面水手在烟囱里用电线修理过滤器，然后下舱修理其他东西，他还是不满意，不断叫我“甜心”，惹得其他水手哈哈大笑，不过只是一部分人在笑，他们中有些人眼睛转向了其他方向。
我要不要告诉你，几年后我在哪里再次遇见那个家伙？十五年后，当我在麦克杜格尔街的咖啡馆里免费朗诵我的诗歌时，他在场全程录制了我的朗诵，我马上认出了他，但是在诵读诗歌的欢乐气氛中，我只是把拳头搁在他的下巴底下，说：“你，我记得你，水手长，你把这全部录下来派什么用处？”看着他的板刷头和花呢服装，我现在意识到，十五年后，一九五九年，他是政府的某种侦探。十五年来，他一定记住我的名字，认为我是个共产党员，也许海军告诉了他有关我在罗得岛纽波特与海军情报机构的谈话，我总有种感觉，联邦调查局在监视我，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因为我在海军里有游手好闲的记录，尽管我依然对我在纽波特海军基地的历史上有着最高的智力商数感到自豪。
不管怎么说，为了摆脱所有那些恐怖的事情，我不得不离开那个可怕的水手长。于是，我穿上我所有的衣服，外面再套上丝光黄斜纹裤和黑皮夹克，折叠好空水手袋，将它塞在皮带下，然后在那天晚上离开了轮船，一个你所见过的最胖的一等水兵。哨兵是在码头上工作的，他不认识我，也不了解我的体形大小，只是注视着我走下轮船，向轮船下面突码头上的人出示我的证件。我看上去像一个五乘五先生，一个快乐的胖海员，上岸去观赏姑娘的大腿。可那只是我。
我穿过环形的突码头，来到公路，站在那里我能看见上等豪华的餐馆里海军军官们正在与金发女郎欢宴作乐；我走进一个德士古加油站的厕所，在里头脱下所有的衣服，重新放回水手袋，轻如羽毛一般踏入南方秋季凉爽的傍晚之中。我提着水手袋，自信地扬手招拦了一辆公共汽车，可是，你知道坐在汽车前排斜眼看着我的是谁吗？水手长和木匠！“你提着水手袋到哪里去？你是怎么下船的？”
“这不是我的袋子，我从一个加油站取来的，准备给我马萨诸塞州的朋友送去，他在市区等着接这个袋子。”
“是吗？”
“是的。”
“别忘了，我们明晚五点开航。祝你玩得愉快，孩子！”他说话的时候我走到公共汽车的后排，与一些水手站在一起。
半夜，我把袋子寄存在汽车站的锁柜里，甚至还去看了一部电影，天哪，既然到了诺福克，那就痛快地玩一下，事实上，我甚至碰巧遇见了来自洛厄尔的童年好友，名叫查利·布拉德沃斯，一九三九年径赛运动会期间，他也爱上玛吉·卡西迪，此时在海军服役。随后，我乘上长途汽车，穿越黑茫茫的南国，返回纽约。商船的逃兵，我又多一个恶名。
<h2>五</h2>
到了纽约，我直奔哥伦比亚校园，在道尔顿楼六楼租了个房间，给塞西莉打了个电话，把她拥在怀里（她依然只是挑逗而已），对着她高声喊叫，当她离开之后，我拿出新笔记本，开始了文学艺术家的生涯。
我点了一支蜡烛，在一个手指上划破了个小口，滴出鲜血，在一张名片上写了“诗人的鲜血”，用墨水写的，然后在上面写了个大字“血”，把它挂在墙上，作为我新职业的提示。“血”是用血写成的。
我从欧文那里得到了我需要的所有书籍，兰波、叶芝、赫胥黎、尼采、马尔多罗。我写了各种各样空洞浅薄的东西，当你想到我时，就会觉得那些东西真的很傻，比如：“创造性的孕育证明我所做的事情，除犯罪外，都是正当的。我为什么要过有道德的生活？那么不便，一开始对这种生活就不感兴趣。”接着用红墨水写出答案：“如果你不想过那种生活，那么你的创造将不会完美。完美的创造在性情上是道德的。歌德证明了这一点。”我再次揭开伤口，从中挤出更多的血，画了一个血的十字和一个“J.D. [5] ”，在用墨水写下的尼采和兰波的语录上画了一道破折号：
“尼采：艺术是最高任务，是今生今世适宜的抽象思维活动。”
兰波：“Quand irons-nous，par delà les grèves et les monts，saluer la naissance du travail nouveau，la sagesse nouvelle，la fuite des tyrans，et des démons，la fin de la superstition，adorer...les premiers！...Noël sur la terre？”译文是这样的：“我们何时去，到那里去，到岸边去，到山麓去，去向新的作品、新的智慧、暴君的逃亡、恶魔的溃退、迷信的终结致意，去崇拜……那些首创者！……地球的圣诞节？”
我把这段话钉在我的墙上。
我彻彻底底独自一人，我的妻子和家人以为我出海了，除了欧文，没人知道我在这里，我打算去一个甚至比我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写一些短篇小故事时住的更加僻静的房间。而现在，一切都是象征主义，各色各样愚蠢的垃圾作品、现代思想的仓库、“克洛岱尔 [6] 的新教条主义”、“新埃斯库罗斯主义、需要实现内省幻想主义与浪漫折中主义的相互联系”。
现在，我只提及这些引文中的极少一部分，让读者看看我此时在读些什么书，我是如何（如何！）吸收这些知识的，以及我是多么的严肃认真。事实上，我可以列出无穷无尽的引文，它们中的一些语录仅仅反映了我所经历的那个时期的格调：
比如：
（一）赫胥黎（？）关于不断发展的观点（也是歌德的）。Élan vital [7] 。交谈（辩论）、阅读、写作和体验 的过程必须永不停止。进取 。
（二）性的新柏拉图主义，十八世纪贵妇人 对性的理解作为一种现代潮流。
（三）政治自由主义处在发育成型阶段（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前期）的关键时期。血腥的现代欧洲。物质主义已经受到了抨击。
（四）托马斯·曼、罗兰、沃尔夫、叶芝、乔伊斯作品中的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和艺术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
（五）兰波、洛特雷亚蒙，或者像在克洛岱尔作品中的新角度，或者新视觉。
（六）尼采主义——“没有一样东西是真实的，一切都是被允许的。”超人。琐罗亚斯德 [8] 的宗教思想中的新神秘主义。一场伦理道德的革命。
（七）西方教派的衰退——哈代粗陋的因果关系在同一时间内使其屈从于裘德的刚毅。
（八）弗洛伊德的机械论几乎在同一瞬间内屈服于情感（像凯斯特勒 [9] 的作品一样），或者屈服于新的道德观念（像赫德作品中模糊的意识）。
（九）从赫·乔·威尔斯作品中的人道主义，萧伯纳、霍普特曼 [10] 和莱维松 [11] 作品中的自然主义，直接到新埃斯库罗斯主义色彩的斯蒂芬·德达勒斯 [12] （<i>Bous Stephanoumenos</i> [13] ）和影响广泛的埃里克本人。
（十）施本格勒和帕累托 [14] ——一种结果性的回归东方，如卢维 [15] 或兰波的作品，（马尔罗 [16] 。）法国人为什么要回归南方？（那些阿尔弗雷多·塞格罗红木热带地区的马赛颓废堕落者。）艾略特作品中的英格兰天主教教义和古典主义。“高雅的情操，”肯辛顿花园的知识分子在皇家艾伯特演奏厅里评论道。
（十一）音乐……倾向冲突与不和谐。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第三乐章结尾的预示。肖斯塔科维奇、斯特拉文斯基 [17] 、勋伯格 [18] 。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已经浮现，现在听说 有争论。这在印象派画家、毕加索、达利等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
（十二）桑塔亚那 [19] 的过分神秘主义……《大幻影》中德博尔迪和他的白手套。高度觉悟。
（十三）弗朗西斯·汤普森 [20] 有关人类生活虚无缥缈的说教。梅尔维尔·“我寻找那种不可思议的东西！”还有沃尔夫、汤普森，例如后者一直受到孤独真相 的困扰，直到他被迫接受它（！）。
（十四）纪德主义……“无动机行为”被理解为放弃理智，回归冲动。不过，现在我们各种冲动存在于一个被基督教文明化了的社会之中。纪德主义是内涵丰富的矛盾多样化和不道德……从本质上讲，是艺术道德狄俄尼索斯精神的泛滥。等等。
<h2>六</h2>
艺术道德，这是关键所在，因为那时我打算烧毁我撰写的大部分东西，那样我的艺术就不会（对我自己也对其他人）看上去像为了别有用心的，或者为了讲究实际的目的而作；写作只是一种功能，一种日常责任，一种每日糟粕排泄的“堆积”，为的是净化内里。所以，我会烧了我写的东西，用蜡烛的火焰烧，看着纸张被烧得卷起扭曲，疯狂地笑。我猜，那就是作家诞生的方式。一个神圣的主意，我称之为“自我的根本性”，或者，SU [21] 。
我也要向你们展现克劳德和欧文的理智主义此时对我的影响。不过，“理智主义”这个词只会遭到哈伯德的嗤之以鼻。那年十二月初，在我用蜡烛烧了不少书稿，将血滴在名片上之后，哈伯德来到我的住处，“天哪，杰克，别再干这种蠢事，我们出去喝一杯！”
“我一直在西区酒吧与欧文从同一个碗里喝土豆汤。”
“你出海远航之类的事情怎么啦？”
“我在诺福克逃离轮船，以为我回到这里会与塞西莉轰轰烈烈地爱一场，可她不在意。”
“哎呀，你是个怪人。我们去吃晚饭吧，然后看让·谷克多 [22] 的电影《诗人之血》，不知现在是否符合你的口味，随后我们去我在滨河大道的公寓套房，注射一支吗啡刺激一下。那会给你一些新的视觉。”
这么说让他听起来很邪恶，其实他一点也不坏，吗啡从其他途径侵入我的生活，不过我拒绝了。不知为什么，那时的老威尔，他只是等待着他的年轻朋友，也就是我，创作的下一部骇人听闻的作品，我把这些作品带来了，他噘起嘴唇，以一种愉快探究的态度阅读。读完我提供的作品之后，他点点头，将书稿还到作者的手里。我呢，要么在我的房间里，要么在他的公寓套房里，坐在他双脚附近的一个凳子上歇着，怀着一种羞涩崇拜的态度期待着，我的作品又回到了我的手中，结果发现他除了点点头，没有任何评论，我几乎是脸红耳赤地问：“你读完了，觉得怎么样？”
哈伯德这家伙点点头，好像佛陀刚从天堂转世来到这可怕的人间（他还能怎么做？），他无奈之下合拢十个指尖，从双手组成的手弓之上眯缝着眼睛看着我，回答说：“好，好！”
“你能不能谈谈具体看法？”
“嗯……”他噘起嘴唇，目光转向令人愉快并同样有趣的墙壁，“嗯，我没有具体的看法。我就是非常喜欢它，就这样。”（几年后，他与衣修午德 [23] 和奥登 [24] 一起在柏林，又在维也纳认识了弗洛伊德，到北非访问了皮埃尔·路易的寓所。）
我将作品放回到我衣服的内侧口袋，再次脸红地说：“好吧，不管怎么说，写这部书很开心。”
“我认为是这样，”他小声说，“告诉我，你的家人怎么样？”
不过，你瞧，那天夜里很晚的时候，他独自一人，在台灯耀眼的光线下，手指相互支撑着，两腿交叉，眼皮子不住打架，耐心等待着，再次牢记明天那个年轻人会带着他想象的纪事回来……尽管他也许认为这些作品稍显轻率，有些累赘……他，对，期待着更多的作品。而别处只有既成的事实和毁灭性的退缩。
<h2>七</h2>
第二年我花了大约整整一年，渴望着去见他，从他那里得到书籍，施本格勒，甚至莎士比亚、蒲柏，整整一年都在吸毒，与他交谈，会见底层社会的人物，他开始把他们作为某种无动机行为 进行研究。
一九四四年圣诞节前后，约翰妮从底特律回到我的身边，我们住在道尔顿楼里，短暂欢愉，随后与她昔日女友琼一起搬到北边的一百一十七号街，并且劝说哈伯德也搬到那里去住，那里有一个空房间，他后来娶琼为妻（我和约翰妮知道他们相互喜欢）。
这是颓废、邪恶、堕落的一年。不仅吸食毒品、吗啡、大麻，那些日子，我们常常服用可怕的安非他明，打开安非他明吸入器，取下湿透的纸，将它卷成一个个有毒的小球，它们会使你浑身冒汗痛苦难忍（我第一次过量尝试它时，三天体重下降了三十磅），而且我们还结交了坏人，时报广场货真价实的小偷进来藏匿从地铁偷窃的口香糖贩卖机，最后藏匿枪支，借用威尔的手枪，或者他的包革金属棍棒，最骇人听闻的是，琼铺着东方褶裥床套的宽大双人床上有足够的空间，我们有时六个人拿着咖啡杯和烟灰缸，懒散地伸开四肢躺着，就这么夜以继日连续几天讨论“资产阶级”的腐朽。
当我从这些无休止的放荡生活中回到奥松公园家里时，已经没有人样了，脸色苍白、形容枯槁，我父亲说：“天哪，那个哈伯德和那个欧文·加登终有一天会毁了你。”雪上加霜的是，我父亲已经患了“班替氏病” [25] ，他的腹部每隔两三个礼拜就会鼓起来，不得不去医院抽液。他很快不能再工作了，即将回家等死。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