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一</h2>

太阳出来，我们的火车喀嚓喀嚓穿越在你们最美丽翠绿的田野里，九月的英格兰，九月初，大干草堆随处可见，骑着自行车在铁路道口等候的人们，看着我们的火车隆隆驶过；梦幻般的一条条窄小的河流，显然哺育着它们流经的村庄，仿佛包含着吗哪 [1] 的水；树篱也是一道风景线，戴着沃尔特·皮金 [2] 帽的老太太正在修剪村舍的灌木树篱；我一直想看看整个英格兰的山水风貌，可是只能站在邮车车门的窗户前热切地向外眺望，因为三百多名澳大利亚人坐在车厢地板上抽烟，高声嚷嚷，玩掷双骰子赌博游戏，士兵嘛。火车被挤得水泄不通。轰隆隆，我们进入了灯火笼罩下英格兰的夜晚；轰隆隆，伯明翰，曼彻斯特，你称它什么都可以；早晨，我在车厢地板上熟睡，全身肮脏不堪，像所有其他的士兵一样蓬头垢面，但是我们都不在乎，因为我们休假来到了伦敦城。

在那些岁月里，我非常熟悉地铁，所以我从火车站出来，乘了地铁直奔特拉法尔加广场 [3] ，我知道它靠近皮卡迪利广场 [4] ，可我想看鸽子，出于某种原因，还想看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纳尔逊 [5] 雕像。有个孩子给我擦了擦皮鞋，我在美国劳军联合组织俱乐部里把自己打扮得整洁漂亮，开始在这个温暖的城市里四处游荡，心满意足，我甚至还参观了一个先锋派绘画展览，聆听了伦敦当代知识分子讲述他们如何继续进行在他们血腥历史的地图上任何战争之前、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已经成就的事业。

随后，我漫不经心地四处闲逛，看看招贴海报，决定傍晚去皇家艾伯特演奏厅 [6] ，观看那里的人们演出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由巴尔比罗利 [7] 担任指挥。我因此而去了海德公园，心里不断寻思：这个公园是以海德先生命名的吗？那么杰基尔博士 [8] 在哪里呢？当你年轻时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那是很有意思的，尤其是在英格兰，尤其是你在里亚尔图剧院看了所有那些电影之后。

音乐会正在进行，我坐在楼厅里一个英国士兵的身边，他拿出一本诗集，是托·斯·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他说这些诗歌好极了。我也很喜欢。坐在我右边的是一个带着一个扁平小酒瓶的美国士兵。演出中间（天知道在那些岁月里，我怎么能坚持从头到尾听完每场音乐会，没上一次厕所，没吃一块三明治或喝一杯饮料或到户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当巴尔比罗利大声说：“你们都能听见，外面响起了空袭警报，今晚伦敦正受到纳粹德国空军的空袭。我们是继续音乐会呢还是下楼进防空洞？”全场掌声雷动，“不理它！继续音乐会！”于是他们继续演出。不过，我是幸运的。这时正处于不列颠真正的空战之后，皇家空军和加拿大人狠揍了戈林 [9] 的纳粹德国空军，请注意，此时正好是下一轮报复空袭开始的前夕：火箭推动的超级V1炸弹，更不用提稍后的V2炸弹。我到英国的时候，正好是空战的间隙期。

有趣的是，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机会在任何地方目击空袭，甚至在大烟囱上画了三个大叉的“乔治·威姆斯”号上也没遇见，一九四二年途经格陵兰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时也没遭遇过。我猜，美国海军航空部队把我给裁了，原因也就在此。

言归正传，音乐会结束后，我们都拥挤着走出皇家艾伯特演奏厅，踏进灯火管制下伦敦城的一片漆黑之中，我猜郊区的空袭可能依然持续着，我和《四个四重奏》士兵，还有那个喝酒的士兵，跌跌撞撞一起沿着街道径直朝皮卡迪利广场的酒吧走去，想来上几杯苏格兰威士忌。我们在那里喝酒胡闹，直到后来，天哪，酒店老板居然用压倒飞行员、陆军士兵和水手们叫喊声的嗓音，声嘶力竭地高喊：“先生们，请你们赶紧离开，到时候啦！ ”我们三三两两走出酒吧，踏入皮卡迪利广场的黑暗之中，穿着皮外套的妓女不断地碰撞我们，“宝贝儿，我说你……”还有：“嗨，到哪里去？”我周围的人都走散了，最后有个皮外套说她的名字叫“丽莲”，于是我们一起离开，走进了一家温暖舒适的小旅馆。

<h2>二</h2>

早晨，他们给我们送来了早餐；室外灰蒙蒙的，雾气朦胧，威廉·布莱克笔下的烟囱里冒着煤烟，丽莲说：“宝贝，再来一次，然后我要为今晚的生意做准备。”完事后，我告别了她，付了房钱，去小旅馆或宾馆有壁炉的阅览室抽烟休息。在那里，一位身穿花呢外套又高又胖的英国人正抽着一个大烟斗，对着一位身穿花呢套装的干瘪丑老太说话，声音洪亮真诚，但有点夸张，他们用柴郡 [10] 杯（不管它们是什么茶杯）喝茶。壁炉里火呼呼地烧得很旺，像那个英国胖绅士的眼睛一样闪着亮光，发出噼啪响声。据我看来，他们戒心重重，实在不想别人干扰英国。我想跟那个男士交谈，可我害怕那家伙，他让我想起毕林普上校 [11] ，手里拿着鞭子，神气活现，高傲自大；但是，你知道，我也知道，如果我真的与他交谈了，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苏格兰威士忌，酗酒，满城乱转。在那些岁月里，美国人对亲爱的古老的英格兰有一种天真幼稚的敬畏感。今天，我已经没了对英格兰的敬畏，因为他们太努力尝试变成跟“我们”一样。这是真的。这不是剑桥的谎言。

<h2>三</h2>

早晨，我和几个美国飞行员在皮卡迪利广场的啤酒吧里喝了几杯冰啤酒，这里的酒吧冰镇啤酒，以符合美国人的口味。我在四处转了一圈，一次空袭中甚至还在一个公园里小睡了一会儿；随后，我得摸索着回针线街去，因为丽莲或者什么事或者什么人拿走了我大部分的钱，我认为可能在皮卡迪利广场黑咕隆咚的情况下，钱从我的口袋里掉出来了。我去向一家美国船运公司办事处借钱买火车票回利物浦。有个老头带着一把雨伞，戴着一顶卷边毡帽，他走到我面前，拍拍我的肩膀傲慢地说：“我说，去针线街走哪条路？”怎么，这里是该死的英格兰银行街，对吗？总之，我拿到了钱，上了火车，回到利物浦时已是深更半夜，当我试图走回码头我的轮船那儿时，我在河边附近的纪念碑处遇见了另一个丽莲模样的妓女，她说：“嗨，宝贝儿！”就像我在故事前面说过的那样，站着倚靠在纪念碑上。可是，在我回船的路上（我认识路），又有一次空袭灯火管制，你认为我会有一点点害怕那些德国人可能投来的炸弹吗？老天作证，我绝不害怕！在码头区那些卵石铺成的街道正中心，我一手攥着从针线街借来的钱，另一只手拿着一块他妈的大卵石，我像加拿大印第安人那样蹑手蹑脚地走着，因为在灯火管制的黑夜里，我能听见他们躲在那些门道里的呼吸声：恶棍暴徒，行凶抢劫犯，他们引发了柏油马路上的殴斗，而且他们不付房租。

<h2>四</h2>

就在我们准备起锚远航布鲁克林前的最后一个早晨，我构想出了《杜洛兹传奇》，那是个灰蒙蒙下着雨的早晨，我坐在水手长办公室的打字机前，我想他正在最后一次酗酒，我看到了这一点：用毕生精力写出我亲眼目睹的事情，用我自己的语言来叙述，用我决定的风格来写，不管是二十一岁还是三四十岁，或者岁数更大一些的时候，把我的见闻汇集在一起，作为当代历史的见证，供未来研究，让后代看看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人们当时的真实思想是什么。

很自然，我没被选中代表洛厄尔高中毕业生发表告别演说是件好事，我从另一所学校毕业了。

于是，我们起锚远航，越过爱尔兰海，此时遇上了风暴，就像乔伊斯所说，风暴汹涌蛮横，请上帝帮助我。随后，我们再次绕过苏格兰海湾，驶入大西洋，我们与大不列颠之间没有任何阻隔的东西，只有收音机里BBC微弱的播音。

一场巨大的风暴迎面袭来，“嘶嘶”，潜水艇在攻击，巨浪猛烈撞击着“乔治·威姆斯”号的船舷，撞击力如此之大，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放下我们的救生船。现在，我们卸掉了炸弹，船轻了，在海面上上下来回颠簸；可是，如果船上那可怜的、几乎像人类一样脆弱的舱壁被击中，或者威力强大的德国鱼雷进入船体内，将船击沉的话，我们不可能幸存下来，我们这些人就会像上下漂动的软木塞，终将被冻死（在我们航道遥远的北方）；所以，我们只能闷闷不乐地坐在厨房里，所有的舱面水手和乘务员都在那里，穿着救生带，呷着咖啡，玩着跳棋，煮着可可茶，黑人二厨穿上一件多余的救生衣，高声喊道：“好吧，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反正我要出舱了，”说完他独自奔上了甲板。

“他到哪里去？”水手长一边移动一个跳棋子一边说，跳棋子随着轮船上下颠簸而滑动。

“没有地方可去，”我说，我在此次航程中已经说过四个字，这次说完了我最后的六个字。

甚至没人抬头看一眼。

杜洛兹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说话。

不过，我们有惊无险，在冰岛向左转，回航布鲁克林，停靠在位于乔拉利蒙街的莫尔麦科马克码头，在那里，你可以看见河对岸曼哈顿的高楼大厦黄昏时刻灯火通明，也能看见钢筋水泥大楼间所有狭窄的街道支路，它们会把你引向餐馆、金发女郎、父母、朋友、恋人、温暖、城市、婚礼、游行、旗帜、啤酒沙龙……

<h2>五</h2>

哇，我们都拿到了用棕色信封装的工资，我对所有我可怜的同船船员一下子说了几箩筐话，因为有人把啤酒带上了船，我喝醉了，他们抱怨说：“这个该死的杜洛兹，整个航程说话没过十个字，现在却说个没完了！”

“我要去看我的宝贝！”我高声嚷嚷，迎着码头上未经烘焙咖啡酸甜的味道，匆匆离开，冲进街道，踏入伯勒大厦，进入散发着桂皮味的地铁，从时报广场下车，穿越广场，向北前往哥伦比亚校园；在蒙蒙细雨中，我冲到约翰妮与琼合租的公寓，一下子闯了进去，此时已经是大雨倾盆，但还没到海上风暴的程度；她在那里，光彩照人，朝气蓬勃，见到我非常开心，她是我青年时期的妻子。

在我出海的这整个夏天，经验丰富老到的琼已经教会约翰妮在性交时如何使我满足。

于是，我们放下窗帘，把大雨挡在外面，吃了我们喜欢的冷芦笋蘸蛋黄酱和成熟的油橄榄当点心，随后借着烛光上床就寝。

<h2>六</h2>

随后，我回到奥松公园的家里去见父母，当时流行的歌曲是《人们会说我们相爱了》，那是布鲁克林寒冷的十月，妈妈让我在街头等着，她奔进亚伯拉罕施特劳斯商店去买点东西，为老爸买点“巴里西尼”糖果，接着我们乘坐欢乐的高架铁道，不知是何原因，一切都变得令人快活和充满希望。爸爸兴致很高，说他依然能在颠簸的轮船甲板上行走。我带着约翰妮回家见他，我们在自由大道和克罗斯湾大道交界处的德国小酒店里喝了啤酒；随后，在十月的月光下，在稀疏飘落的秋叶中，两对恋人手挽着手，四人一起步行回家。

作曲家阿莱格罗应该到这里来谱曲。

我的下一个计划是：几个月后，乘长途汽车去新奥尔良，然后从那里出发远航；不过，在这个冬季里，我打算在约翰妮家和妈妈家来回走走，在约翰妮的公寓里，我经常写作，在妈妈的家里也写了不少，生活也很充实。

我和约翰妮乘火车去密歇根州的格罗斯波因特见她的姑母和父亲，她母亲已经去世。她父亲是个游手好闲的人，见面时，他穿着褴褛的外套，戴着破旧的帽子，从街上迎面走来，我想：“毫无疑问，帕尔默夫人嫁了个游手好闲的人。”可是，他说：“来，跟着我，”我和约翰妮跟着他上了他的车，他脱掉了破烂的外套，里面穿的是全套礼服，他把我们带到了圣克莱尔湖畔去吃了一顿蒸蛤蜊晚餐。随后，他带我们乘坐他的摩托艇（三十五英尺长，我忘了它的牌子或型号）穿越圣克莱尔湖，去安大略，我们在那里上了岸，采摘新鲜的薄荷用于那天晚上游艇的厨房里我们的牛排上。他身边有个情妇。我们住在游艇前面不同的船舱里，用“哈得孙湾牌”毯子裹着身子。有一次，他与他最好的朋友一起喝醉了酒，他朋友是旅馆业巨头或大亨，当时非常著名，但是，他们喝醉了，就他们俩，没有女人，只有酒瓶；于是，他们从底特律商厦订购了一些人体模型，摘下它们的腿，从游艇舷窗里塞出去，在众人惊讶不已的眼前，“噗噗噗”驶向湖面深处。

那时，在格罗斯波因特四周的各式别墅里，青少年团队正举行各种狂欢聚会，门铃响了，一个家伙高声嚷嚷：“嗨，一瓶啤酒想从冰箱里出来！”我悄悄地穿过纱门来到后院，抬头仰望满天星星，耳朵倾听着欢闹的声音，我的确喜欢那些岁月里美国的样子 。

<h2>七</h2>

在这本书中，我没有详细说我的女人，或者以前交往过的女人，因为这本书写的是橄榄球和战争，但是当我说“橄榄球和战争”时，我现在还得进一步补充一点：“谋杀。”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步走错步步错，但是我与这起凶杀案毫不相干，或者说我真的与之没关系？

一九四四年初，开始接二连三发生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要想了解这个案件，我要先作个交代：一九四四年五月，我的确乘汽车南下新奥尔良，去全国海员联合会办公楼登记上船出航，可是运气不佳，只好在海员俱乐部里厮混。有一次，与一个海员酒鬼一起（在吊扇下）喝醉了酒，这家伙曾经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我们沿着马格津街来回溜达，想弄个午餐车女招待玩玩，我写了张便条给约翰妮，说我正在忍饥挨饿，请她汇点钱来，还写信回家；后来彻底厌倦了这里，于是决定回纽约，准备像往常一样从那里或波士顿登船出航。我只是潜意识里有种狂热的欲望，想看看新奥尔良和南方，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仅此而已，这些我都从窗户里看见了，摘棉花的棚屋在那些平原上绵延数英里。我还在北卡罗来纳的阿什维尔与汤姆·沃尔夫酗酒的哥哥一起，就在汤姆·沃尔夫阿什维尔家的客厅里喝醉了酒，客厅里卧式钢琴上放着一张汤姆和他哥哥“本”的照片。那天晚上，就在布罗德河（是法国的那种宽宽的河）河畔迷雾笼罩的云雾山间的柱廊里，我与一位拒不顺从或者说道德败坏的小姐闲晃胡闹。在罗利 [12] 等地以及在华盛顿特区的另一次旅行中，在同一些公园等地方，与一些女人有争执，但关键的问题是，整个旅行很荒唐。我很快就回来了，在约翰妮的卧室里脱去我黑色的皮夹克，当时她还在艺术班听课，师从著名的乔治·格罗茨 13] ，然后我就上床睡觉了。约翰妮回家时看见椅背上我的皮夹克激动地高声喊叫了起来。

她从来没有读过奥维德，不过，她肯定知道他有关骑那匹矮马的所有忠告。（奥维德，《爱的艺术》，第三部。）

随后就是些悲伤的夜晚，房顶上雨点淅沥，大约在一百一十八街和阿姆斯特丹大街附近的六层楼上，开始出现了我未来“生活”中的一些新人物。

<h2>八</h2>

有个来自新奥尔良的男生名叫克劳德·德莫布里斯，出生在英格兰，父亲是法国子爵，目前在领事馆工作，母亲是英格兰人；现在每当他在路易斯安那州时，他就会与祖母一起住在那里的别墅（他难得住在那里）；他年方十八，金发碧眼，是个极其漂亮的美男子，很像长着绿色丹凤眼的金发泰隆·鲍华 [14] ，和他有着同样的长相、声音、言辞和体型，关于言辞我的意思是，他谈吐同样具有说服力，实际上更有点像艾伦·拉德 [15] ，事实上，我想，像奥斯卡：王尔德笔下典型的男主人公们，但总之，他就在这时出现在哥伦比亚校园里，身后跟着一个六英尺三的高个男子，飘着大红胡子，看上去像斯温伯恩 [16] 。

我忘了提一下，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的冬天，我打零工挣外快，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在当地校园的小旅馆里当电话交换台接线员，接着为市中心第七大道上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写电影剧本梗概。所以，当我从新奥尔良回来之后，我计划在等待上船的同时，干回一份之前做过的工作。碰巧的是，这位克劳德在道尔顿楼（一家校园旅馆）弄了个房间，“斯温伯恩”也在那里租了个房间，我认识那里的经理，这成了这些事件中大部分事情的关键点。

嗯，结果，一个暖洋洋的下午，克劳德来到校园，开始他在哥伦比亚一年级第二学期的学习，他马上去了图书馆，那样他就能在听力间免费播放一些勃拉姆斯的唱片。斯温伯恩就在他后面，天使男孩 [17] 要他在外面等着，那样他就能戴上耳机不受干扰地听音乐，并且思考问题。他是个非常聪明有条有理的男生，这一点你后面会看到的。但问题是，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教法国文学经典的教授罗纳德·马格维姆普，我想就是他，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小个子老保守，或者说我都不愿意看他一眼，他跑进克劳德的听力间说了些类似于“你从哪里来，你这个漂亮的孩子”的话。你可以想象，什么事情会降临到这个男生的身上。同性恋者的活动场所。

因为谈到一八九年代后期的女神游乐厅 [18] 世纪末的狂欢演出时，这里不仅是特里斯坦·德·佩拉德旺蒂尔（不管他是谁或者会是谁）的黄页电话，而且也是比尔兹利 [19] 、道森 [20] 、阿莱斯特·克劳利 [21] 以及其他极端恶俗堕落分子的黄页电话。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碰巧的是我的约翰妮的公寓套房成了哥伦比亚校园里这帮极端分子聚会的集中点。起先，约翰妮告诉我，有这么个新来的年轻小伙，疯疯癫癫的，老泡在西区酒吧，名叫克劳德。克劳德白肤金发碧眼，非常漂亮、健壮、聪明，常到她这里来洗澡，但并不想与她性交。奇怪的是，我相信了她，而且后来证明她说的是真的。他被人拼命追求，只好找个地方躲起来。他跟约翰妮一样，是个南方富裕贵族家庭的后裔，需要有个热情友好的姑娘陪伴和保护，所以他去了约翰妮的寓所。最后，他开始带他的女朋友来，是个韦斯特波特的富家姑娘，塞西莉。终于，在西区酒吧里，我打了个长盹醒来后第一次见到了他。

“就是他，那个大名鼎鼎的克劳德。”

“在我看来，他像个调皮的蠢货，”我对约翰妮说，我现在还是这样认为。不过，他人还不错。他想再次登船出海，他曾经在从新奥尔良出海远航的船上当过海员，也许会与我一起出航。他不是同性恋，他身体精瘦结实。那第一次见面的晚上，我们真的喝醉了，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第一个夜晚，不过，我记得第一个晚上，他叫我钻进一个空桶，然后开始将桶沿着百老汇北街的人行道滚动。几个夜晚以后，我真切地记得在一场倾盆大雨中，我们一起坐在雨中水潭里，朝我们的头发上浇黑墨水……高声唱民歌以及各色各样的歌曲，我开始越来越喜欢他。

他的斯温伯恩之前是得克萨斯州的一个童子军团长 [22] ，名叫弗朗兹·米勒。十四岁的克劳德天真烂漫，加入童子军只是单纯想去树林里，开开心心地过野营生活，玩玩童子军军刀啊什么的，有点事干干，在那里，弗朗兹第一次见到了克劳德。这个童子军团长照例喜欢上了这个童子军男队员。我不搞同性恋，克劳德也不是同性恋，不过，我还得详细叙述一下这个奇怪的故事。顺便提一下，弗朗兹本人不是个坏家伙，一九三六年左右在巴黎待过好几年，遇见了一个十四岁的法国男孩，长得跟克劳德一模一样，弗朗兹喜欢上了他，试图与他性交，或者腐蚀他，或者不管法国人或希腊人说的什么，经过某种调查之后，他立即从法国被驱逐出境。回到美国后，他找了份周末童子军团长的工作，而工作日在路易斯安那一所学院当讲师。他看见了谁？正是这个外貌相同的男孩，只不过他不是法国人，而且是安茹 [23] 法裔贵族的后代。他神魂颠倒了。有钱的祖母把克劳德送进了马萨诸塞州紧靠洛厄尔的安多佛预备学校，红胡子斯温伯恩也跟着前往，他们常常举行盛大聚会，克劳德被安多佛开除，永远失去了进耶鲁大学的机会。随后，他试了另一所学校。弗朗兹尾随而去。这倒不是克劳德希望弗朗兹跟着他，也不是他希望弗朗兹离开，只是他觉得很有意思；比如，有一天晚上，在缅因州的班戈，克劳德与肯尼·惠特洛（约翰妮的朋友）一起登上了“惠特洛”号游艇，他们，十五岁，竟然把塞子拔掉，沉了那艘游艇，然后游泳回到岸上。胡闹，恶作剧，如此这般不一而足。一个荒诞不经的孩子。新奥尔良有个家伙把自己的汽车借给他，克劳德，十五岁，没有驾驶证，什么证件也没有，在贝森街上把汽车撞了个稀巴烂。

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绝对充满阳刚之气，精神上也充满朝气，漂亮，眼睛上挑，绿色的眼珠，聪明绝顶，出口成章，几乎是莎士比亚再世，金色的头发四周有一个光环，格林尼治村酒吧上了年纪的选美皇后遇见他后，写颂歌给他，第一句是这样的：“啊，金发的希腊小伙。”很自然，所有的姑娘也倾心于他，甚至我这个爱幻想的铁石心肠的老海员和橄榄球运动员杰克也喜欢上他，为他落泪。

我记得遇见过一个出身弗吉尼亚绅士家庭的家伙，他曾告诉我，所有新奥尔良的男孩们的心坎上都烙下了悲伤的印痕。甚至新奥尔良的黑人也没多少运气，杰利·罗尔·莫顿 [24] 的运气就可以表明这一点（发明了爵士音乐，死时不名一文），或者像大苗条那样可怜的白人小伙，不过，还有比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25] 运气更好的吗？

言归正传，这个法国经典学的老教授跑进听力室，想全面了解克劳德，而克劳德正想听勃拉姆斯，弗朗兹不得不跑进去解围。克劳德绞尽脑汁想出某种办法，见到了约翰妮，结果发现他几乎（是真的）能躲在她公寓里。当我穿着黑皮夹克从新奥尔良回来时，情况也还是一切照旧，反正他一直与塞西莉睡在长沙发上。我们这种公寓俱乐部就这样开始了。

他看着我说：“你总是想写作，可是每次我都觉得你想不出写什么，你看上去呆呆的。”

我瞟了他一眼。

那个雨夜，他从房顶进了屋，也就是说，从屋顶沿着太平梯下来，楼下枪声、叫喊声大作。“发生什么事啦？”

“有点误会，酒吧有人打架，警察在追，我翻过栅栏，你知道我不会伤害任何人，我个头太小……现在我要睡觉了。过一会我要冲个澡。杜洛兹，你的问题是，你是个铁石心肠的卑鄙的吝啬的臭狗屎，没有一个优秀的法裔加拿大人会在马尼托巴 [26] 中心地带冻僵他的屁股的，你和你那些卑贱的亲属就是那个地方的人，你这个没出息的印第安恶棍。”

“我不是什么恶棍。”

“我觉得你就是，给我来杯饮料。”

我发觉，他想用话语来吓唬我，因为那时他还没开始闹出其他事情来。不过，我意识到，他看到了我身上的缺点，而这些缺点我自己应该看到。但是我也意识到他只不过是个淘气的蠢货。

于是，到处都是书，他实际上在哥伦比亚听课，他听了我在伦敦皮卡迪利的故事之后，就一定要我或多或少帮他写英语写作课的作文，我遵命了，写了一个有关在伦敦一些冒险的故事，他得了个A，这个卑鄙的家伙。他说：“我祖父发明了扁行李箱 [27] ，我想你祖父在这些箱子里装了土豆。”

“是的。”可他斜眼看我，因为他能悟出所有这一切背后所包含的意思，可追溯到土豆和加拿大以前的事情，对，可追溯到苏格兰、爱尔兰、康沃尔、威尔士，以及马恩岛和布列塔尼半岛。凯尔特人能相互辨认出来。你可以宣布这种发现。

<h2>九</h2>

此外，因为他对象征主义艺术感兴趣，对超现实主义不那么感兴趣，比如，莫迪里阿尼 [28] ，法国的印象派画家，我夜间海上生活所有的黑暗似乎都消失了，在春天的阳光里，色彩似乎正泼洒在我的灵魂之上。（这听起来有点像斯温伯恩！）

不管怎么说，一天下午，他与约翰妮外出跟乔治·格罗茨学习裸体模特素描；一天下午他们也叫我去试试，我去了那里，坐在那儿，所有的学生都在素描，乔治·格罗茨在讲课，我看到了她，一个黑发浅黑皮肤的裸体模特儿直愣愣地看着我的眼睛，我不得不离开，在门口我对克劳德说：“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你说是什么，窥淫老手？”原来他们外出干这种事情！我冲了个澡，这时，约翰妮公寓房的门上传来敲门声，门口站着一个瘦高个家伙，身着一件泡泡纱外套，他身后是弗朗兹·斯温伯恩。我说：“什么事？”已经在酒吧里与克劳德一起跟我交谈过的斯温伯恩说：

“这是他们跟你说起过的威尔·哈伯德，从西部来的。”

“嗯。”

“他也在新奥尔良待过很长时间，换言之，是我和克劳德的一个老朋友。他只想问问你，如何可以上商务海轮出海远航。”

“不在军队服役？”

“噢，不在，”威尔向四周看了看说，嘴里叼了一根牙签，他取下牙签，草草看了我一眼，“只是4F [29] ，哼！”

“哼”是他擤鼻涕的声音，一种鼻窦炎，也是英格兰贵族的说话方式，和他的名字那样古老。

<h2>一〇</h2>

事实上，将来某一天，我会写一部有关威尔的书，就写他本人，浮士德式的人物，不断进取，尤其要写威尔逊·霍尔姆斯·哈伯德，我不必等到他逝世后才去完成他的故事。首先，他是最棒的，且仍在奋勇前进，挥动着他那积极进取的臂膀，穿越世界上各式各样的麦地那 [30] ……嗨，说来话长，等着吧。

不过，这次他来找我是有关克劳德的事，可开口说的却是有关商务海员的事。“你最近一次干的是什么工作？”我问。

“纽瓦克酒吧服务员。”

“这以前呢？”

“芝加哥灭害虫的，具体来说灭臭虫。”

“只是顺路来看看，嗯，”他说，“了解一下如何弄到证件，出海去。”不过，当我听说“威尔·哈伯德”时，我脑海里闪现的是一个粗壮黑发的家伙，神经特别紧张，因为有不少有关他的报道，说他行为古怪率直；可这里，他走进我的住所，瘦高个子，戴副眼镜，穿着泡泡纱外套，好像刚从赤道非洲的矿工院归来，黄昏时刻，他坐在那里，喝着马提尼酒，讨论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高高的个子，六英尺一，怪怪的，像谜一样，因为长相普通（可以理解），像个腼腆的银行职员，一张冰冷有教养的脸，薄薄青紫的嘴唇，钢架玻璃眼镜背后的那对蓝眼睛毫无表情，浅棕色的头发有点纤细，微风中他柔软的头发轻轻抖动，有点像愁眉苦脸的德国纳粹青年——他坐在约翰妮起居室中央的踏脚凳上，十分低调，问我一些枯燥的问题，比如怎样才能搞到出海的证件……这是我对威尔初步、秘密、直觉的看法。他来看我，并不是因为此时此刻我是那年夏天整个戏剧性事件的主要人物，而是因为我是个海员，于是作为海员一类的人物，人们可以向我询问出海远航的事情，以此作为挖掘海员一类人物性格的初步手段。他来找我之前不曾想到我有着丛林般复杂的有机深度，或者各种乱七八糟的精神灵魂，上帝可以证明，在各个层面上，我都是那种人，亲爱的老婆和亲爱的读者，你们可以看到这一点；他脑海中的商务海员属于这类商务海员：蓝色的眼睛眺望远方，出言慎重，行为独特，远去无边无际的空间，一个平淡无奇的“商务海员”——尽管我与他一样古怪，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并不承认这一点，而且从来不觉得怎样，在他的想象中，我总体上差不多处在这同样肤浅的水平之上。因此，一九四四年七月，在纽约那个灾难性的下午，当他坐在踏脚凳上询问我有关航海证件的时候（弗朗兹在他后面微笑着），我刚刚洗完澡，只穿着裤子坐在安乐椅中回答他的提问，开始了一种关系，如果他认为这是与一个“有趣的、蓝眼睛黑头发的、认识克劳德的英俊海员”保持一种平淡无味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注定不会这样维持下去（对此我引以为自豪，因为我一直比他们更努力地在书写这段传奇般的经历）——好吧，开玩笑的……不过，那天下午，他没有理由猜测任何事情，因为我们只是随便谈谈，从你的姨妈谈到我的姑妈，“对，你现在该走了，先去搞到你的海岸警卫队证件，在南边靠近巴特里公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