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2 / 2)

诺曼·马内阿 21476 字 2024-02-19

罪行并不隐藏在五角大楼和世贸大厦,而是在图书馆,可怜的迷途者!跟奥萨马的诗并排放在一起的,有垮掉的一代的无耻诗歌、阿亚图拉的古兰经、保罗的使徒列传、爱因斯坦的书、卡尔的《宣言》、《我的奋斗》[21]和但丁。帝国大厨的书旁边,就摆着用世上888种语言和方言写的梦的解析手册。战争和谈判只是一些游戏,在触动我们同类的冷漠游戏的迷宫中。

这就是我所做的,亲爱的爱娃,我跟隐士奥萨马,还有四处流荡的保罗尽情聊天,等待我们亲爱的彼得打来电话。彼得·加什帕尔,而不是使徒彼得。

最近几个夜晚,我都在跟来自圣地的使徒彼得,还有来自希腊散居地西西里的使徒保罗,作无用的争论。我很想知道,假如在两个人的对立中,加利利人彼得要比后来变成了保罗的那个希腊犹太人扫罗更强,那么究竟会发生什么。

那么究竟会发生什么……这是另一个游戏,靠了它,我们杀死厌烦,疾病没能放过万能者本身,后者把19个刺客打发到了九月之鸟的肚子里。那么究竟会发生什么……这是建造和吞噬图书馆的宗派的密码。书架上满是圣经和战争教科书,关于蚂蚁与龙的故事,星空图,集邮册,大地上的各种方言。

爱娃·加什帕尔留在了戈拉下午的长睡中,他现在已经醒来,重新得到图书堡垒的保护。

心境不佳的教授想到了图书馆和书籍。还有字词。只用一个词,萨拉马戈[22]的抄写人改变了葡萄牙的历史,莎士比亚的国王们在作者的思想中统治,但丁把他那时代的教皇流放到地狱中,作为精神财富的商人,拿破仑变成了托尔斯泰专栏文章中的一个轻歌剧替演者,罗斯[23]把亲希特勒的林白安置在罗斯福的总统宝座上,叛逆者拉什迪的胡思乱想使神圣的诗句变得撒旦一般,核按钮的启动钮闪亮了。明海尔诞生在一本书《魔山》中,彼得和保罗生活在福音书的书页中,先知奥萨马居住在古兰经和圣战的新月中。我们亲爱的彼得的不幸同样来自书本。我把他塞进了老头子的复杂的传记和文献中,一个图书迷,被他着了火的图书馆所迷惑,眼睁睁地看着书页和岁月在虚空中灰飞烟灭。当人们责令我摘下他的面具,为了那些值得让他摘下面具的错误,我不能够把他忘记,但我同样也没有忘记,千百万个耶稣被烧死在焚尸炉,连同他们捧在心口的图书,也没有忘记拿撒勒的耶荷舒阿拉比,他随身带了一本书,他出身于千万个其他人。

我坚信,彼得·加什帕尔还活着,但我不是不知道他母亲的担忧。每个星期,她都要问我失踪者的命运。在我们讨论自己要一个孩子的可能性的那个阶段,露常常对我谈起爱娃·基施纳-加什帕尔。那时,即便被充满爱意的崇拜所辐照,我也总是在向自己提问。在爱娃和大卫·加什帕尔两口子死后,彼得·加什帕尔代表了复活吗?为什么我们的继承者不是赠送给我们的光明的印章?

“明海尔”这个外号来自一本书,来自彼得自己想象的寓意,而死亡的威胁摘录了一个自称为图书馆神甫的作者。今天、前天和明天的恐怖分子追随着他们认为由伟大无名氏所写的书中语录。词语神庙旁的商贸交易或战争交易的可怜办公室是什么?一些平庸而又幼稚的消遣解闷!伟大的历险在安安静静的大厅中进行,那里,爱情在科学、抒情文学、航海、美食或者天文学中发明它的庇护密码。以太和鲜血的痕迹溅污了已经积累了几千年的教科书和书简的纸页,最新发明的信息提供与简明对话的小屏幕,同样也出现在了图书馆中。

2001年9月11日那个白天和黑夜之后的那些白天和黑夜,戈拉沉湎在了同一种与虚空的对话中。

有过一个白天,有过一个黑夜,有过第二天,以及接着而来的一天天,一月月,一季季:不确切的无限的日日夜夜。

傍晚来临,光线在窗外宁静的景色中颤动。地球继续绕着自己的轴心,同时也绕着太阳旋转,太阳下山了,忧伤地,如同以往,露的手套和书架上的书在它们自己的位子上,栩栩如生。

戈拉教授每天都等着对图书馆的打击。他的图书馆,还有全世界所有的图书馆。一种针对所有图书馆的同时的和决定性的打击,与这一打击相比,交易之塔与火箭之塔就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即兴行动。一个历史性的日子,铭刻为红色与黑色。

可能是电话坏了,也可能是用户不回答,那个历史性的白天期间是这样,晚上也是,此后也是。然而,一天晚上,十一点,我终于打通了。

“我很好,”教授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他没想到我会打电话给他,尽管他自己给我打电话,那么经常,谈及加什帕尔或玛尔嘉·斯泰因的事。他还跟我谈起过爱娃·加什帕尔的信,还有他记得清清楚楚的2001年9月11日的那些时刻,还有圣保罗、圣彼得、奥萨马·本·拉登,以及那些愚蠢无知的恐怖分子没能成功袭击的目标:图书馆。

我早就准备了关于露和米舒·斯托茨的一个热点故事。最好还是变个花样,我利用了戈拉意外的啰唆。

“有时,闹剧演在悲剧之前,而不是在它之后,如同马克思相信的那样。我想到了彼得收到的信,还有博尔赫斯的故事。”

我让他又一次简述那故事。我答应很快就再给他打电话,尝试一次正常的对话,在正常的时间里。

如同我计划好的那样,下一次谈话一开始就涉及斯托茨和露的消息。在我看来,这是让他从震撼之后的孤独中摆脱出来的唯一机会。我不假思索地就开始了。他静静地听着,没有反应,仿佛那是陌生人的事。他没问我从哪里得来的细节。然后,他就提出了预料中的问题。

“一次节庆?”

“一次生日晚会。一个借口。在长岛,一对管理一个银行家俱乐部的夫妇家中。丈夫,以前当过飞行员,逃到了西方。先是比利时,然后美国。靠了政治压力,他成功地弄来了他的妻子,一个体操教师。在这里,她成功地改行做了时装设计师。他们一起管理俱乐部,没有人时,便自己动手,自娱自乐。晚会在那样一个空闲日举行。在重大打击之后的那个阶段。在自然灾难期间以及之后,人的本能会变本加厉。有时,甚至发展为歇斯底里。露是那位体操女教师拉露佳中学时的同学。斯托茨来时带了一个年轻貌美的非洲女郎,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露出场得比较晚,是跟科齐诊所的同事吴大夫一起来的。气氛已经很热烈了,但没有人想到会发展成交换伴侣。”

戈拉听着,没有询问细节。

我极端曲折的描述似乎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

假如戈拉对露的出席确实变得无动于衷,而且这不是一种策略的话,那么,他是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

这个大都市拥有牧歌般的郊区。辉煌的静止。灰松鼠,棕色猫。乌鸦,野火鸡的高傲队伍。灌木丛之间,有狍子经过。

昨天夜里森林突然出现,白色,如雪,现在,它从四面八方走来。树枝挣动,白色粉末愤怒地从大树上落下,大地似乎也在走来,越来越近,然后,隐退。

森林离得很远,在地平线那里,但靠近时变得臃肿,白色,冰冻。如同在一部无声电影中。听不到丝毫声响,什么都没有。树枝在跪拜,抖动,几乎要折断,风鞭打雪的粉末,但什么都听不到。悲伤的寂静,然后,运动。这奇怪的来回没完没了。

现在,凌晨时分,树木纹丝不动,庄严肃穆。乌鸦着陆又起飞,在骚动不安的松鼠当中。这便是一切,再无别的了,窗户另一侧,寂静,没有一丝声响,甚至没有一丁点声音。什么都听不见,甚至连公路上经过的汽车都听不见,静寂无声。

戈拉教授并不参与,他从来就不参与风景。他在他的故国就已感觉到这一点,更何况,在这新的彼岸,他是擅入一片无意识大自然中的迷途人。

他跟头一年不一样地瞧着这环境。对那存在的和观察者消失后将继续存在的一切更为认真,生活在这里的一辈又一辈的松鼠、乌鸦,还有苗条而又迟钝的狍子。森林将永远在那里,就像河流千百年来一直流过谷地。在他家乡的森林中也一样,他是一种会消逝的体现,一段无情瞬间的豚鼠。他留在大地上的行为轨迹将会消匿,最终彻底地无影无踪。他身后不会留下子女和孙儿孙女。即便他曾有过,后人也不会改变其进程和循环。他发现了界限的密码。

平庸的忧伤!被一个电话激起,仅此而已!

“核磁共振成像显示,动脉堵塞了60%到70%。在你这个年龄不算太糟糕。但我是怀疑论者。兴许会更糟。得去确诊一下。病人的年龄要求我们小心谨慎。”

其实,任何年龄都一样,巴尔-艾尔大夫立即补充道。年龄,再说一遍!这个科齐已经说过了。他的老同学。他曾经问他最近是不是做过一次心脏检查。

“没有,最近没有。最后一次还是八年前了。之后,我换了医生,换掉一个染了头发的大夫,换成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大夫。她说这没有必要。”

“在你这个年龄,最好还是做个检查。我介绍你去找一个很好的心脏病大夫,”科齐决定道。“他的头发还是自然色。他不沉默寡言,但他是以色列人。”

“那些人不得不思维迅速。”

“在你这个年龄,你需要眼明手快的医生。我,我已经不再那样了。在我们那里,没有理由要那么匆忙。”

就这样,他开始了晚年的喜剧。

没错,青春时代和往昔的地点有着另一种节奏。自从伊西多尔·科齐倾听他的同班同学奥古斯丁·戈拉忏悔以来,很多年过去了。那不是在他们一起做作业的房间里,而是在科齐家宽敞的地窖中,里面满是瓶装酒和破旧的皮面扶手椅。伊齐,人们这样称呼伊西多尔,睁开了眼睛,惊讶万分。

“谁?你爱上了上帝的选民?脑子有病吧?是青春期……你爱上了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耶稣的民族了?这难道不是你们这些人说的吗?我们把他送上了十字架,我们要世世代代为这罪行付出代价。你想换个传说吗?”

“假如这是一个传说,我很想换一下。我们同意,以后再也不说什么你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他们……耶稣,是的,他爱他的人民。罗马人想杀死他……犹太人兴许也想,但我不这么认为。他们不接受他作为弥赛亚,他们更希望等他到来。他们更希望有一种未完成的、开放的思想。偶像崇拜是一种不变的成规,是这样的,偶像崇拜。但你不明白我对你说的话。”

“我不明白,这样更好,”伊齐很快回答说。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什么都没读过。我,我站在圣彼得一边,而不是圣保罗一边。”

伊齐不吭声,僵在那里,仿佛有人跟他说中国话。

“圣彼得说,假如人们首先不是犹太人的话,就不能成为基督徒。”

“对极了。只要给你施割礼就行了。切一下小鸡鸡……等一下,我来给你显示一下。”

伊齐做了个动作,准备解开裤子。古斯蒂厌恶地推开他,小伊齐摇晃了一下。

“使徒保罗是个激进的人。他想推广运动,使它国际化。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我,我站在圣彼得一边。”

“你是一头驴,一头蠢驴。你改了传说,你承认了他。我的好老爷,他会超过你的。你已经有过这样的危机。你想成为奥波洛摩夫[24],堂吉诃德。那个荷兰人,皮佩尔科尔恩。”

“我是谁,我,伊齐?什么人都不是。”

“你是一个优秀学生。学校中最棒的。”

“瞧你说的!一个循规蹈矩者:作业完成得很好的小乖孩。”

“你不会总那样的。你想要某种独特的东西吗?你是我朋友,这就是独特的。你,优秀生,你是班里那个懒惰胖子的朋友。伊齐,手风琴。”

“伊齐,你们不一样,你们这些人。”

“你已经答应过,我们再也不说你们这些人,他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了。”

“你们痛苦了,痛苦的奥秘纠缠住了我。”

“是这样啊……你愿意我把你钉上十字架吗?我会好好努力的,我答应你,我要成为班里、学校里最强的,我开始好好干,我准备十字架、钉子、荆冠。”

“没治的蠢驴,是你,不是我。一个畜生,伊齐,你就是这个样。够了,等你长大了,等你有选举权了,我们再来谈。”

几千年之后,科齐大夫有选举权很长时间了,这些玩笑也已经忘记了。病人却在做全面身体检查之前回想起了这一段。

“你把我介绍给哪个心脏病专家了?他叫什么来着?艾尔-阿尔吗?”

“不,那不是一个航空公司。巴尔-艾尔,跟艾尔-阿尔倒是很合拍。巴尔-艾尔。”

贝尔纳·巴尔-艾尔大夫是个高个子,褐色头发。优雅,敏捷。他思维迅速,立即预约安排了检查。俄罗斯助手,他也一样,很优雅,讲礼貌。他小心地量了血压,把了脉搏,做了心电图,往血管中注射了造影剂。半个小时后,上跑步机的地毯。贝尔尼·巴尔-艾尔抓住心脏病人的手,同时注视着监视屏。

“好,好,加速。感觉如何?你能顶得住吗?”

“是的,可以。”

当他觉得他快丢命的时候,结束了:大夫拍了拍他的肩膀。

“行了,行了,你停吧。”

他没有丢命,他没有迫切期待这一次中止。

“最后这段时间里,你有没有觉得胸内疼?呼吸困难,有一阵阵剧痛?”

“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是我的胃。我去见过科齐大夫了。”

“科齐大夫给我寄来了胃镜检查结果,结肠镜检查结果。你的胃很好。”

“但是病人要死了,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玩笑。我的胃在折磨我。科齐改换了好几次药。白费劲。我的肚子里有一条恶龙在折腾。”

“行了,我们会处理好的。现在,我们得对心脏做一个核磁共振检查。很快的。我不知道你的医疗保险是不是可以报销费用。你准备付费吗?”

“假如很有必要,假如很紧急……”

“七八百美元。我立即打电话给医院。”

一个钟头后,病人来到了医院。接待处好心的黑女人立即俯身,很认真地,查阅眼前的名单。戈拉,是的,奥古斯丁·戈拉。

两天后,巴尔-艾尔打电话。对那次检查很不满意。

“我不相信这结果。得核实一下。病人的年龄要求我们小心谨慎。其实,任何年龄都一样。我给你做一个血管造影。给我打电话,我们定一个日期。”

就是这个,早上发来的信息。

神奇的冬季景色对巴尔-艾尔一无所知。凝定,很上镜,一种辉煌。教授瞧着森林。

边上,长沙发上,那本又大又厚的相册:《美国生活的一天》。科林斯出版社。蓝色的封面。戴黑帽子的黑衣骑士,跨坐一匹黑马,在蓝色的夜空上,一钩白色的弯月。底下写道:We are frenzied and happy and hopeful: we are zealots and zanies and high school kids just starting to wonder what the world is all about…[25]疯狂,幸福,充满希望:狂热和激奋的中学生,刚刚对世界之美妙有所感悟……美国佬就是这样幽默地界定他们自己。他的新家庭的相册。

标志性的照片:一个金发姑娘和一个金发小伙子,穿着白衣服,紧紧抱在一起跳舞,闭着眼睛,飘飘若仙。This is May 2, 1986.[26]

1986年5月2日,我在哪里?露在我们的祖国,彼得·皮佩尔科尔恩在一页德国小说中,而未来的病人,戈拉,对自己的动脉堵塞和血管造影术还一无所知。

***

古斯蒂·戈拉和伊齐·科齐一直是朋友,甚至在地窖的秘密约会之后也还是。讨论继续下去,伊齐总是更激动,戈拉总是更固执地作出选择,而且懒于评判其选择。

“不需要爱情,古斯蒂,”朋友科齐重复道。“不需要爱情,请听我说。我们愚蠢地等待的总是这个。爱情。被人爱,它是那么美好!在千百年的仇恨和游荡之后,有人突然一下子爱上了我们。爱你的邻人胜过你自己吗?邻人!嗯!是的,我明白……但即便那邻人不能被爱得跟人们爱自己的小小肌肤那样。一句谎言。永远不会超过自己的!这是不可能的。而假如可能的话,那就过分了。为什么爱我们?我们难道更好吗,更美吗?完美无缺吗?不是的。因此:他们让我们安安静静地歇着呢。仅此而已,仅此而已!你听明白我的话了吗?仅此而已!人们不再要求我们变得更好,更美,完美无缺。仅此而已!不需要爱情,古斯蒂。”

古斯蒂保持沉默。他当即拒绝了跟伊齐或随便什么人谈及这一主题。当出现了关于这一禁忌话题的各种论战或者冲突,出现了关于头上夹卷发纸的人或者关于传统性侮辱词语的笑话时,他就干脆离开房间。做大学生时,他也会使用同样手法,再后来,当他成为大学助教时,他将经常去人们争论世上热门话题的那个阁楼,露对她丈夫年轻时代对使徒彼得的选择这件事一无所知,而伊西多尔·科齐早已远离那个时代了。

上完中学后,伊齐注册了一个体育运动学院,高不成,低不就!戈拉大为惊讶。科齐成了铅球青年冠军,他还练举重和划艇。伊西多尔·科齐,运动员?他的那些同党可不是凭着这类形象才赢得了声誉和反感。似乎他异国情调的选择还远远不够,伊齐选择了特兰西瓦尼亚的首府克卢日去上大学。

“在这里你能上同样的课。为什么去那么远的地方上学?”

“那里,人们都很严肃。我已经受够了关于我的那些笑话,还有我开的那些玩笑。而且,陌生人!无名氏!你想想,没有人认识你!”

戈拉微微一笑。克卢日是一个比布加勒斯特要小得多的城市,无名之人会很快蒸发掉。但戈拉不逆着他的意思说,他满怀深情地瞧着他。

一年之后,伊齐又来到他家。不是为学习,而是为告别。他被一个在委内瑞拉的富裕叔叔“赎救”了,他离开了社会主义天堂。

“我们的马克斯成了一个石油大亨!花钱如流水!你还记得吧……什么时候你想逃脱了,我来买你。不要期待会有一吨重的信件,但你很快就会有我的地址。很快。假如我换了地址,我会通知你的。你给我写信,我来解决一切。我们的秘密。我不会为使徒彼得那样做的,但是为圣奥古斯丁·戈拉,罪人,我会。”

加拉加斯的地址很久后出现在一张精美的明信片上。几个词。“这是我的地址,向你问候。教皇陛下,你永远的使者。”

戈拉定期给他寄去他们同班同学的消息,却不提祖国或者委内瑞拉。没有回信。几年之后,他收到一张照片:伊西多尔·科齐,医科学生,手握一副网球拍,周围有一帮笑盈盈的苗条姑娘。照片反面是他刚刚在加拉加斯大学附近买的一个单套间的地址。然后,学业结束后,一张纽约的照片。婚礼:伊西多尔和伊莎蓓拉·摩托拉。优雅的犹太会堂,优雅的新婚夫妇,优雅的来宾。反面,关于新娘子的几个词:医生,美国人,一个著名的风湿病医生的女儿。“今天,在第五大道举行了我们的婚礼,我的老朋友奥古斯丁·戈拉参加了。他的位子在这儿。请给我写信。”

戈拉没有回信。跟外国人的通信,可能减少他原本就不太确信的得到护照的机会。

来到新世界后,他没跟科齐大夫联系。他没准备好要见一次面,有太多东西要重新回头看,很多东西甚至都不可能再回头看到了。伊齐很可能为露拒绝随他来美国而恼火。在他对他讲起他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封信中,戈拉细细描绘了这位妙人儿的美貌、智慧、微妙之处,但没提到她是什么人种。伊齐没提问。不,他感觉他并没准备好说服科齐大夫相信:人种不是他选择的决定因素,也没有摧毁他的家,或者,他跟妻子的分手并没有动摇他的信念。

当彼得·加什帕尔出现时,戈拉教授毕竟还是出面,跟科齐交涉了一下,让他聘用了他的前妻露。伊齐久久没有吭声,等待着细节,但人们没有提供给他,他便继续不吭声,他聘用了戈拉夫人。

古斯蒂用各种借口,再三推迟着再见他老同学和老朋友的时刻,科齐似乎明白了,此中有一些隐情,便不再坚持。在他们不多的一次电话通话中,他们决定避开这一话题。他们说到做到,一直到九月之鸟突然出现。戈拉打过电话,想知道露是否还活着,当天最重要的消息。然后,沉默。然后,胃中的恶龙出现了,得有一个医生。伊齐会不会变得像美国医生,认真地看电脑和数据,而不是看病人?不然,他也许不会对抗竞争,他在前往老同学诊所的途中这样想。

“你是哪里人?”出租车司机问他。

“巴尔干地区的。你呢?”

“苏联。”

“那很大呀。苏联很大。”

“巴尔干也不是一个小村庄啊。我,我来自苏联。”

是彼得在失踪之前为他订的这辆出租车。他警告他:“它属于我们的青春时代。”

“波尔坦斯基不是一个立陶宛或吉尔吉斯姓氏。”

“我是一个苏维埃人。我曾经是,也一直是。假如我没弄错的话,你是要去看医生。”

“是的,一个中学老同学。”

“巴尔干人?”

“巴尔干人。他帮我找到了我需要的专家。在那边,你是做什么的,在苏联?”

“参军。我在军队里。红军。”

“用这个姓?”

“用这个姓。以色列·列奥瓦·波尔坦斯基。在军校,我们有两人姓这个。在4000名学生中。成绩很好,他们什么都奈何不了我们。我一直是苏联人。假如一个朋友在凌晨两点钟给我打电话,说他需要我,我会回答:我马上来。哪怕我再疲劳或生病。生病,我是生病了。我的肾被打坏了。在你们美妙的美国,最初的十年,我做司机,开卡车。一辆巨大的卡车。夜以继日。我熟悉他们的医生。他们问你的医疗保险如何,而不是你的病如何。你有什么样的保险?号码,我们就是这个。数字,统计。不,先生,我很抱歉,大夫不接受这种保险,对不起。美国佬的礼貌。生意!这个国家的救星。”

“你想说什么?”

“经济!它维持了整个的腐败。贪婪和狡诈。富人越来越富,政客们的谎言,电视上的无聊闲话。民主是一种比镰刀锤子更糟的谎言。”

“真的?”

“是的,没错。你要当选议员,就得有百万美元。你向那些人乞讨百万,并答应随后向他们提供好处?一种唯一的拯救:经济。对人类缺点的操纵!它维持了腐败。劳动,商务,金钱。剥削压榨。假如老板拍了板,两分钟里你就被扫地出门。你失去了疾病保险,然后又丢了房子,丢了汽车,一切。因此,要注意,别把它们弄丢了。你像奴隶那样干,你依附于这一奴隶制。在我们那边,当有人对你说到国家,他是在对你说:‘他妈的国家!’这里,他是在说:‘God bless America[27]!’工作狂。你像畜生那样工作,直到最后一分钟,倒下!人们把你埋了!”

“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嗨……孩子们。为了他们。为了他们,所谓的。一个小子,一个姑娘。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他们可没这概念,他们不在乎。我们拼死拼活,我妻子和我。为了给他们提供一切,为了让他们拥有一切。没良心的一代人,先生……我女儿,我的小心肝,我的索菲西卡。索菲亚·波尔坦斯基。波尔坦斯卡娅。大学生。漂亮,聪明,优雅,被宠坏了。今年夏天她想去上一个短期班,去锡拉丘兹。锡拉丘兹大学!她在互联网上找到了不知什么班。锡拉丘兹大学的一个夏季班。你想远离我们生活吗?你母亲都不知道该为你做什么了,把你的衣物洗干净,熨平整,完美无缺。还有我呢,索菲西卡?你怎么能远离我一个月呢?一个月,爸爸,一个月又算得了什么?我们打电话吧,爸爸,我们打电话好了。在电话里,她可是真好!为什么不通过电子邮件呢,我们还能上网呢!”

伊齐·科齐大夫老了,但他的记忆力还是老样子,而且从不放过显示的机会。

“你来到了你早就该来的地方。我给了你我曾答应过的地址,不是吗?”

“是的,你给我寄来了。”

“每次地址作必要改动的时候,我都告诉你了。是不是?”

“没错。”

“你却躲了起来!那边的冷漠毁了你。几十年。几十年的时间浪费了。”

戈拉不吭声,他微笑着。他瞧着科齐大夫一尘不染的大褂,他的金丝边小眼镜,他蓬乱的白头发,酒红色的领带,蓝色的衬衣,毛茸茸的大手。他瞧着,微笑着,不吭声。

“我希望你保守了秘密。我们在地窖中的秘密。”

“我保守了。”

“你没有公开宣布忠诚于社会主义乌托邦和社会主义恐怖,你没有欺骗那一群傻瓜,你没有签署屈从宣言。你没有那样做,不是吗?”

“对,我没有那样做。”

“你也没有为秘密警察效劳过?告诉我,你没有。我知道,到处都有探子,很难洁身自好,很难不加入他们。有一天,得把它告诉我,不是吗?现在,我们将去诊所,去看看你的身体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好。改天我们再谈灵魂的问题。”

在诊所,科齐大夫很是细致,他给病人做了全面检查。

“对你的胃,我们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但我认为,问题不只是这些。”

戈拉就这样来到了巴尔-艾尔大夫这里。在核磁共振检查结果出来后,他给伊齐回了电话。巴尔-艾尔为他介绍了爱德华·郝斯皮塔尔,一个澳大利亚医生,为他做血管造影术。

“他出生并成长于澳大利亚。是个移民,跟我们一样。一个伟大的医生。你将碰上一把好手。小小的手,但很结实。我熟悉他。不要担心!”

“那……说好的。别让她知道!”

“戈拉先生,我们认识那么长时间了。我们知道什么叫秘密。”

我们知道,我们每天都在了解,直到死神的大棒把我们唤醒。

***

滚毯跑步器跟秒表和脉搏机连到一起。突然,红色警示灯亮起。警告。锣声宣告了倒计时。眼睛大睁向周围,想好好看一看很快就将看不到的那一切。死在房屋前的松鼠,腐朽的树木。生者的衰退,曾有过的一切不可避免地被消除,就仿佛从来就不曾有过。

品味瞬间的快乐,它的圈套。他已经不再年轻,即便他曾年轻过,他也不能希冀一种推迟,偶然性要求得到尊重。

书本把他维系住,免遭岁月的轮回和年龄的损耗。他瞧着书架,那上面摆放着那些封面陈旧的老朋友,是它们在最终迁徙之前的迁徙中陪伴着他。明天,他将来到外科大夫郝斯皮塔尔面前,焦虑而有礼貌地做一个告别。一种带着忧伤的友爱,因为那是最后的一次。作为尾声,伸出手给那个尝试过留住你生命的人,他还能觊觎什么样更人道的礼仪呢?

当一个人无法离开别人时,在最后时刻孤独就将变得更厉害,但它也更纯粹,更不依靠他人。他的父母很久前就不在了,当初他曾很难习惯他们的缺失,还有他痛苦的思念之情,奥波洛摩夫为慵懒题献了颂歌,伊齐留在了青年时代的地窖中,圣彼得在加利利,基拉·瓦尔拉姆[28]毕生奉献给了患孤僻症的儿子,迪玛潜入到了虚空中,某种不应有的安抚,拉曼却的骑士不原谅他那个达辛妮亚的不忠诚[29],帕拉德被一颗子弹给清除了,就像他的主人公罗伦特,彼得变得看不见了,被一种大规模的奢侈证明了他那位荷兰同名同姓者的名声。金发小女子现在还坐在蓝色马车上,如同在童年,经过被妖怪迷住了的小男孩面前……露存活了下来,她也一样,在充满了迷魂药的青春魔力中。在一次并非成功地分离的分离之后多年,跟露分离的一切礼仪会是可笑的,而且,恰如它所显示的,是无用的。

他用手心抚摸干净整洁的办公桌,书籍堆在左边,往日的红手套。明天,在凡人的最后一次惊跳之后,一切都将归于本位,书籍、露,还有那个离开了活人群的人的悼文,直到他们最后也一个个消失,毁掉死者的所有痕迹。只有病人的形象,还在爱德华·郝斯皮塔尔的视网膜上停留一段时间,它曾最终地告慰他,不是以它的感谢,而是以它接受转瞬一霎的那种安详。他总是以一种天真的愤怒来对抗。然而,他会对郝斯皮塔尔说,他还是始终得到了他那非物质的强度和他不可磨灭的快乐的大量支持,尽管他相信物质最后终能取胜。绝对不该忽略的,这一斗争的欢乐,尽管只是暂时的斗争,绝对不该忽略的,这就是他会对那个澳大利亚人说的话。

***

按照要求,病人很早就来到了医院。他竖起耳朵认真听了一会儿:假如血管造影术显示,他的病非得手术来干预,那么立即就做血管支架术;将一个微小的球和一个摄像镜头引入到腹股沟附近的股动脉中,让它们在亟待清理的动脉中前进,膨胀的小球挤压沉淀物,使动脉得以扩展,会在里面插入一段金属管道,让它保持敞开。会给你服用镇静剂的,但不用麻醉,医生需要知道病人活体的反应。

躺在狭窄的床上,手脚都被束缚住,奥古斯丁·戈拉瞧着电脑屏幕。蓬特科沃大夫出现了,一个又高又瘦的人,黑头发。后面跟着大师郝斯皮塔尔,这位教授个子很矮,很健壮。小小的手,小小的蓝眼睛。白头发。强健,敦实,让人感到可信。

“我们不给你打麻药,这你已经知道。我们需要病人的清醒。我们会给你喝一点镇静糖浆的。”

中国女人递给他一杯玫瑰色的汤剂,病人喝下,一滴都不剩。他感到腹股沟的血管有东西扎入,摄影镜头的路径,他闭上眼睛,电蟋蟀紧张地工作,病人抓住了床上的金属杠杆。眼睛紧闭,牙关紧咬。

郝斯皮塔尔重新来到病人身边。

“我有一些好消息和坏消息。我先说什么?”

“好消息。”

“我们可以手术干预了。”

由此说来,情况真是见鬼地有问题,而魔鬼在侮辱垂死者。

“坏消息是,你的动脉堵塞了。堵了90%以上,有些部位还达到了99%。布科维纳的新鲜奶油……假如你同意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我想我别无选择。”

“没有太多选择。手术也不是万无一失的。有危险。梗塞,休克。当然很少发生,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澳大利亚人不吭声了,病人也一样,一直不吭声。

“那么,同意了?我们做手术?”

“我们做手术。”

“我们给堵塞的动脉输氧。这会清除沉淀物。然后,我们要搭上一个架子,我们把这叫做支架。它会维持你动脉的畅通,血液流通会回归正常。”

医生卷起了他的袖子,来到电脑前。

箭头对准了胸脯的凹处。更深一点,再更深一点。在屏幕上,小昆虫探索着路径。一个微微颤抖的醉蚂蚱,蚕食着动脉中的垃圾。尖锐、顽强的疼痛。戈拉闭上了眼睛,他两手紧紧抓住床边的栏杆。

“Taxus支架,”郝斯皮塔尔命令道。“Express2号。”

病人睁开了眼睛:女护士从下面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圆柱体。她撕去包装,把圆柱体递给医生。一个微小的炮弹,小巧玲珑。痛苦在延续,有毒的,直达液化的脑子。然后,另一个圆柱体。又长又细的箭头。重新扎针,气喘吁吁,长呻短吟,病人闭上眼睛,睁开眼睛,死抓住床栏杆,松开手,重又抓紧栏杆。时间不复存在,它自我消耗了。

“一小时十分钟,”中国女护士用喉音宣布。

“我给你放了两个支架,”郝斯皮塔尔解释道。“两条主动脉的问题解决了。其余的,等下一次吧。你一个月后再来,一个半月吧。”

他留在病床旁边,瞧着复活者,朝他微笑。

“We’re only plumbers. Fixing pipes.”[30]

房门开了一半,教授和助手走了出去。他们把病人手上脚上的束缚都解开了。长了小胡子的男护士推着推车,一直把病人送上四楼上的病房。他身上连接了血压计。图表显示在病床对面的屏幕上。药片和水杯放在轮动小桌子上。眼睛闭上,做梦。

下午的那个高个子金发女护士进来了。

“你叫我吗?”

药片已经掀起了一股酸潮,胃里的疼痛又复发了。他好不容易才憋出一句:“你是哪里人?”

年轻的美人微笑道:“波兰人。”

“我还以为你来自好莱坞呢,”病人喃喃道。

她高大,苗条,雅致,开始在新世界打拼时应该是在一家酒吧,或者一个舞台上,而不是在充满了毒气般气味和呻吟的医院走廊里。

成了吸血鬼的俘虏后,戈拉呻吟着,对那漂亮的波兰女人笑脸相迎。“我很像是加什帕尔……我受够了明海尔。”疼痛难忍。哈丽娜带了一小匙黄颜色的药水返回。她把枕头往高里抻了抻,小匙伸向贪婪的嘴唇。病人喝下药水,沉湎于迷幻中。被催眠之水催得昏沉沉的。

醒来时,女护士变胖了。她戴了一副眼镜,像一个蒙古女人。她微笑,开心,充满了母爱,一口好牙洁白无瑕。温度表。嘴里,舌头下。行,你不发烧,一种年轻姑娘的血压。她拿走了小便器,端来了一个茶托,上面放了五粒彩色药片,还有一杯水。你的早餐很快就送来,然后是上午例行的查房和外出。病人们只待一夜,这是规定,时间就是金钱,病人来到,又走掉,票据留下,波尔坦斯基,那个苏维埃人,说得有理。电话。

“我是巴尔-艾尔大夫。你感觉如何,教授?郝斯皮塔尔对我说,你血管堵塞了95%到99%。幸亏我们及时动了手术,我猜想到了急迫性。一切都很好,我两星期后来看你。”

郝斯皮塔尔进门了。身穿大厨师的白褂,头上一顶直筒高帽,刚刚从一个糕点实验室中出来。小个子,敦实,深得他人信任的外表。手上拿着衬衣和照片。

“这就是我们已经手术的以及我们将要做的手术的图像。你瞧瞧,动脉被卡死了,另一边,另一条动脉的拐弯处,是金属支架。在三个地方,你一条动脉上有两处堵塞。最新一代的支架,用一种保护性材料制造,能防止随后的积淀。我希望你感觉很好。我们得重新开始血管成形术。我们将在两个月后修复其他动脉。我认识科齐,他跟我说到了你。我明白布科维纳的早餐有多么美味:野草莓和新鲜奶油。”

不,郝斯皮塔尔大夫不是莫里哀的医生[31],也不是新时代的官僚。

“我看到,这里跟别的地方一样,病人多得人挤人。”

“没错。我晚上八点钟回家,早上五点钟起床。我希望能有更多时间留给我的家人,更多地看看我的孩子。我每天在这里所做的,是推迟那些分离。”

戈拉全神贯注,他并不期待找到他自己的表达。没错,跟这陌生人分离会是一件憾事,而当着另一个证人的面跟自己分离会是很不公正的。

郝斯皮塔尔伸出他的小手,病人把它握在自己的小手中。大夫给了他一张名片。

“我的女助手反应很快,她会应答所有的电话。你什么时候愿意,就什么时候来电话好了。”

病人很艰难地让自己转向左侧卧。郝斯皮塔尔想补充点什么。

“啊,对了!……我忘了。伊齐对我说过,你出院之后没人陪你回去。在这里,在美国,你没有家。”

“确实,没有。”

“好的……我会派一个女护工过来。她将为你叫一辆出租车,并送你回家。她叫艾尔薇拉,她来自你们国家。”

这个头发花白的小老太太,拄了一根拐棍,代理着和蔼亲切的母亲、姨妈、女邻居的角色。一份珍贵的礼物:母语。那么熟悉,简直是荒漠中的一次治疗。强人所难的艾尔薇拉以她的玩笑和她小小的认真,保护着病人一直到家门口。她还准备把他扶上床,为他塞好被子,为他煮上一壶茶。

“谢谢,谢谢,艾尔薇拉,你已经做得太好了。1986年时,你就在这里,在美国了吗?”

小老太太惊讶地瞧着他。

“是的,当然,我已经在这里了。”

“1986年5月呢?你已经来了吗?”

“是的,当然,我是1969年来的。”

“这么说,1986年5月2日,你已经来这里了?”

艾尔薇拉眨巴着眼睛,她不明白这位教授先生想要说什么。她并不出现在相册《美国生活的一天》中,她不知道5月2日就是that day[32]。

戈拉感谢她送他回家,打开门,朝左俯下身,推着她的肩膀。

***

辽阔的世界很小。科齐认识拉里一号,叫阿瓦建的人,后者认识拉里二号,后者又认识贝阿特丽丝·阿特温。

加什帕尔把他自己的世界带到了戈拉的世界中,而后者又把迪玛和帕拉德赠送给了他。寄给加什帕尔的威胁信又让另一个时代的嫌疑者阁楼变得栩栩如生起来。

现在,他又开始了另一个孤独的阶段。在他的康复病床上,流亡的计划并不减轻他的痛楚:他已经发表了一些研究西班牙和法国中世纪文学的文章,一些关于拉丁美洲散文的评论,一些关于在极权国家中的大众神话及民间文化的论文,他在一些大学教书。他感觉到是在延续着打一个空幌子。

他总是赞赏美国,他的矛盾和他的愚蠢并不会让他头脑发热。并不希望扎下根去,却渴望一种宁静的分离。一个迷上了某个玩具的孩子的赞赏,意识到他只是这个,一个无人称的玩具。他用一种更勤奋的试验替代了简短的和有趣的悼文。“更为刺激”,他开心地说。

他不是堂吉诃德,不是K.先生[33],不是奥波洛摩夫,不是汉斯·加斯托普,或者没有个性的人乌尔里希[34],也不是对他的青春期产生过影响的那么多其他人物。阿瓦建院长很遗憾他离开了学院,转投一个更大的大学,他还通过科齐向他转达了自己的遗憾。文明,博学,和蔼,他在跟科齐的谈话中就是这样定义他的,他急于向古斯蒂重复这些好话。“这让自我感觉很适意,”伊齐·科齐补充说。

“是的,我很喜欢你的朋友,大夫。尽管他会挑起罕见的冲突。一些怪异。有人给我讲述过一次教授会议的事,他们讨论秋季那个新学期应该开一些什么新课程。俄语教授建议开设‘俄罗斯文学中的同性恋’这一课。戈拉先生没能管住自己的舌头。俄罗斯文学中?Nitchevo[35]。谁?托尔斯泰,契诃夫,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别尔?果戈理是阳痿者,他跟一个为他特别定做的很大的橡胶娃娃做爱。这不是法语、德语或英语文学,这个东欧人夸夸其谈道。他的同事,男的和女的,全都不吭声。年轻的俄语教授脸色苍白。他碰上了一个比他懂得更多的人。”

阿瓦建讲述这一事时所带的那种愉悦,来自于他第一次听说,甚至包括后来听说这事时所产生的愉悦。

“俄语教授提及了一些小人物的名字,还有茨维塔耶娃。我对茨维塔耶娃一无所知,戈拉先生反驳道,我是连一丁点儿的概念都没有,而且也不感兴趣。她跟一个她所爱的男人结了婚,她有了一个儿子,一些情人,但这些都不是问题。单单一个名字也不足以开一门课。投票表决时……有四票弃权,戈拉教授反对,其余人都赞成。范·拉斯特夫人,教维多利亚时代戏剧的教授离开了会场,很是生气。走到门口时,她伸出食指,冲着流亡者做了一个威胁性的手势。你,你就跟你的东方履历留在这里吧,这里,我们是在另一个世纪中工作。她说得有道理吗?她来看我,为了向我抱怨戈拉,把他当成斯大林分子。别的人也是。我拒绝讨论那个。他没有搁浅在美国遭到封杀,他不是斯大林分子,他从来就不是,我了解他的历史。他表达了一个观点。纯粹是文学的。表决中被否定。他们还想要什么?他没有来抱怨他们,说他们对俄罗斯一无所知。在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的,在这种充满了禁忌的伟大民主中。人毕竟是人,他们需要固定的支撑点。疯狂地挂靠在那上面的思想,产生出周期性的旋风。性侵儿童,节食,飞碟,穿越墙壁的幽灵,死人的信息。其间,我自己发现了俄罗斯同性恋者的某些很有些意思的小说。但是,在那个时代,人们对他们一无所知,无人知道。戈拉从此就再也没有参加过系里的会议。我为戈拉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