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春天多变的天空：科齐大夫就在那边。狭小的候诊室，诊室的墙上挂满了文凭证书：大夫在他们中间。公园里，三个操纵木偶的黑人在音乐的轰炸声中跟他们的木偶一起舞蹈。大夫在他们中间。孩子们的方阵，游泳池。左右分岔的小径。各种年龄、各种肤色的过路人。科齐大夫被克隆成几十个匆匆忙忙的一模一样的替身。
小小城堡的万花筒：小小的科齐大夫在中央。
钳子般的折磨夹紧了他的额头和太阳穴。两片老戈摩尔的老镇静剂，加一片新鲜完美的巴比伦的新鲜完美的阿司匹林。连续几个夜晚聚集成了唯一的一个。
彼得·加什帕尔被抛弃在一个崭新早晨的岸畔。在镜子前。侏儒科齐重复着句子：
“你从一面镜子里瞧自己吗？一头大象！一头大象。天平不会骗人。一头大象。”
过了一会儿，大象坐在了一把长椅上，在附近的公园里。他走出公园，瞧了一眼他的表。目光朝上，很朝上，朝天上。现在，他新生活的格言：现在。就这个。陌生人伸出来一只白白的小手。
“一个电视广告。钱付得很多。象棋手集中精神于棋局，疲惫不堪地，朝可口可乐杯伸出手去。”
百老汇大道和第63街的夹角。向左迈出一步，又一步。出租车！黄色的拉达在街沟边刹住了车。
方向盘上方，司机的照片和姓名。俄罗斯口音。老烟鬼的嘶哑嗓音。脸很宽，温和，小眼睛，大牙齿，额头上满是皱纹。列奥瓦开车很慢，很放松。在火车站前，他关上了马达和计价器，同时地，很平稳。
“八美元。”
乘客嘟囔了一下，没嘟囔出来。
“两美元！我只有这些了，两美元。我的信用卡在皮夹子里，忘在了图书馆里。在图书馆的快餐厅里。或者兴许是在科齐大夫的诊所里。我请你原谅。我有一个新买的地铁卡，值二十美元。我把它给你。我是在今天新买的呢。”
“拿上你的地铁卡，给我滚蛋！赶紧滚蛋，滚—你的—蛋！”列奥瓦嚷嚷起来，用俄语或乌克兰语骂着。
疯子没有动。
“把你的地址给我。”
“什么地址？”
“你的地址。你的电话号码。你的银行账号。”
“你是不是还要我的电子邮箱号？在这世界上，没有电子邮箱，什么东西都行不通。”
“随便什么，只要能找到你，把钱寄给你。我的冤家。”
列奥瓦死死地盯着这冒失鬼，就如一个眼科大夫监视着一个什么家伙的视网膜。他从方向盘右边抓起他的收据本，撕下一页来，递给他。
“行。我希望你还不至于会来拜访我。”
“没有危险的！”
人群麇集。嘈杂。吵闹。旅客终于发现了车站的信息公示牌，9号月台，列车。
现在，就这个。不错，不错，列车有节奏地离开了月亮之城。不错，本来会更糟糕的，乘客想道。这俄罗斯人，就是说，乌克兰人，苏联人，还真是个正直的人。一个很正直的白天，这就是结论，大夫。
河流流动，在列车左侧，平静地旅行。人们永远不能两次在同一条河流中洗澡，河流不会老，但又永远不是同一片水。浮动的地平线，浮动的睡眠，有疗效的。验票员轻微地碰了碰他的肩膀。睡着的人迅速捡起他的挎包，他的上衣。
他下了车，他现在迟钝地待在车站中，瞧着眼前宽阔而又平静的河流。月台上空空如也，群山屹立在地平线上，河流近在咫尺。
一个新鲜、宁静的下午。世界的开始。世界的终结。在两者之间，一段短暂的停火。秒表吞噬了日历的分分秒秒。
***
白日并没有向黑色的波浪让步，天色还没有暗下来。筋疲力尽的彼得从旧长沙发上转到了旧扶手椅中。他起身，在他那又长又老的两腿之上摇晃着。一小步，一大步，又是一小步。床的墓穴。
午夜。森林的沙沙声。小木屋周围静夜的潺潺流水。喃喃声，结巴声。沉睡的躯体，迷惘的精神。躯体，我们的寄居之所，抑扬顿挫地议论着小阿维塞纳。
白天并不在巴恩斯-诺布尔书店前面开始，那里闪现出了电视制片人库尔蒂斯先生，也不在科齐大夫的诊所中开始，而是在森林深处的小木屋中，在无限仁慈的床的墓穴中。
他醒来，如鼹鼠，软体动物，昆虫。就像昨天早上，就像前天。根本不急于挣脱黑夜的盖棺石板。
他回想起胸部的疼痛，头一天晚上。这些折磨揪紧了额头与太阳穴。死亡吗？那不是永恒的安宁，而是一个固执地不断回返的噩梦。
太晚了，他不能再打电话给医生了。医生们都已经烦了：要向他们证明是死神来临了，得马上死去，咽下最后一口气，就这样。他吞下了两片老戈摩尔的老镇静剂，外加一片新鲜完美的巴比伦的新鲜完美的阿司匹林。必须习惯你自己，漂泊者！一连好几夜，聚集成了唯一的一夜。摇摇晃晃，四肢膨胀，皮囊走形。担忧，叹息，突然惊醒。
不，他没有死。瞧，他还活着，被一阵电话铃声卷到一个新的早上的岸边。他把他那厚皮动物的躯体翻到另一侧，床吱吱地呻吟，他终于起来了。对着镜子：一头象！不是一只鼹鼠或一个昆虫，而是一头象，还没怎么为白天的跳跃准备好呢。
他伸了伸他那沉甸甸的腿，叹了一口气。镜子前的一个小丑。电话。电话铃在响。小朵拉的声音，嗓音低沉的弱小的西班牙女郎。
“十分钟之前大夫就到了。他收到了你的信息，他在等你。科齐大夫在等你。今天，一点钟。”
“我能跟露说话吗？”
朵拉有些慌乱。
“不，露不在。而且我很忙，我妹妹过来看我了。行，我们等你好了。一点钟，今天，星期五。”
腿肚子软软的，腹部下坠，臌得像一个口袋。
他本来不该打电话给科齐的！他根本就不想受人的训诫。
“你是在外国人的国家中，没有一个人是外国人。入选之民的居所并非不幸，我对你说吧！假如你不相信我，你就回到腐烂的丹麦王国去，你将会有一篇用你母语写的悼文！”
一个傲慢的侏儒，这位科齐先生！生来就是为了上一堂威严的大课，而不是为了问诊的。
病人来到为露而设的修辞学诊室。奥秘不再成为一个奥秘：大夫的女雇员每次都不在。自从人们看穿了他的策略，厚皮动物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贵宾般的欢迎，被立即引入诊室。他得乖乖地等着轮到他。再好不过了！半个小时，嗨，就这样交代了！奇迹会发生。假如，露急于消失掉，偶然中忘了她的手包呢！她兴许甚至都没有时间走掉，然后再露面，面对着追逐者时，她是那么的不谨慎。
门开了，科齐一副厌烦的神态，向他点头示意。
病人跟着走进诊室。他毫不见外地倒在了阿维塞纳的扶手椅中。科齐用一个食指的动作，灵巧地打发他去了他该去的位子。
“站到秤上去。”
这秤可并不太友善。训诫将接踵而来，欺人太甚的治疗法。
但是科齐根本就不想演戏，可说呢。他久久地瞧着病人，从头到脚，用他有黑斑的小食指指了指秤上的红针，然后又指了指病人，接着又指了指秤。
“一头象！你简直就是一头象。秤是不会撒谎的。一头象！”
过了一会儿，大象坐到了一条长凳上，在附近的公园中。他忧伤地打量着行人，饭前的不耐烦。
他出了公园，瞧了瞧手表。目光朝上，很朝上，朝天。
现在！现在：这步行者重复着他新生活的格言，走进了巴恩斯-诺布尔书店，百老汇大道和第66街的街角。
“请问你们有没有带大象图案的明信片？”
电脑后面的年轻人朝他投来一道长久的认真的目光。
“我想没有吧。我没有见过，我想不会有的。”
“这怎么可能呢？这可是总统的政治符号。难道所有的书商都是反对党吗？”
年轻人变得更饶舌。
“我们同样也没有民主党的驴……我不认为我们会有带大象或驴形象的明信片。但你可以找一找。那边，楼下，左边，有相册，艺术复制品，艺术作品，照片。”
左边，角落后。
彼得小心翼翼地查看一块块油画板，一本本相册，一沓沓明信片，然后……找到了意想不到的东西。红色的天空，两头象向前走着，野外，一头走向另一头，背上有沉重的负担。长长的腿，又长又细，从天上一直伸到地面。达利。
他走出了书店，手里拿着明信片，抬头朝向天，然后……很惊讶地发现，自己的面前站了一个陌生人，朝他伸出一只又小又白的手。
詹姆斯·库尔蒂斯。
白天黯淡下去。彼得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又是一杯。他不开灯，附近停车场的灯光已经足够。他倒在扶手椅中，又转到了沙发上，真正醒了过来。桌子上，堆放着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的邮件。信件、广告、杂志、报纸、明信片。Junk mail[1]。他把整整一大堆东西都推到桌子边上。现在变成了过去：昨天上午，1079邮箱，去火车站的出租车，河流，火车，宾州车站的拥挤，图书馆，隐藏着露的科齐诊所，医生，惯常的侮辱。达利天空，达利大象。制片人库尔蒂斯。列奥瓦，巴贝尔[2]的奥德萨的好心人。
他站起来，走向衣帽架，在他的上衣兜里找到了詹姆斯·库尔蒂斯烫金的名片，把它扔到那一大堆邮件上。说是过去又没有过去的这一天的证明。
火车站，列车，原始之水，小小的终点站，另一辆出租车。不再是列奥瓦·波尔坦斯基，而是红帽子，杰里。左肩膀颤抖，病态的嘶嘶漏风音。挥之不去的词语。九块半美元！假如你没有钱，就给我乖乖闭嘴，直到下车，至少，彼得·加什帕尔这个惊诧的人教育了他。他请司机等一下，他过一分钟就把钱带来。一分钟，两分钟，掏一下兜的时间，裤子兜，上衣兜，衬衣兜，解渴的梨就忘在那里了。最终他凑齐了十四美元。司机应得十二。还剩下两美元。两张新美元加两张旧美元就等于四美元，四个四分之一硬币就得一个美元整。
然后，夜晚，睡眠，夜间的骚动。黎明又来到，大象又醒来，没怎么准备好迎接纷繁细碎的白天。
最近他在一张报纸上读到，马戏团的大象奥利佛总是很难记住节目的表演内容。一天晚上，它迷迷瞪瞪地离开了马戏场。驯兽员准备惩罚它，却在幕后发现了一次比它演砸了的节目强过许多的表演：筋疲力尽的奥利佛四条腿再也站不住，轰然倒地，在地上喘气，直喘得让你心灵融化。眼泪哗哗地从它多皱纹的灰脸上流下。彼得不知所措，瞧着镜子中的它。
新的一天，新的一星期，在达利的穹顶下，马戏团的艺术家。
从现在起到那时，我们将读一本书，一本杂志，一封信。一年来，一切全都堆在那里，从他浸泡在这个森林学院以来：书本，学生、教授、行政部门的信，教育学杂志，政治呼吁，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广告。塔拉的信。他没忘记把它放在哪里了，这，他没有忘记。任何形式的指控都值得保留下来。
教授：
My mother called me with my mid-term grades[3]……我母亲给我来电话，想知道我期中考试的结果。
为什么不给我打“不及格”或至少“不完整”？？？你知道，我没有交作业。另一个老师待我更好，他把我给毙了！我很尊重他。这是第一次有人很正直地对待我，我自己真是这样认为的。一种轻松。一种解脱。我希望至少得到两个不光彩的分数。为了最终能有一种挫折感。你让我失望了。
尾声给出了整个一个华采乐章。
I had even prepared my mother[4]……我甚至告诉了我母亲，说我这个学期里没干什么。作为回答，她给我寄来了一些衣物。我还给我哥哥写了信。他以一个忏悔作为对我的回答：他承认自己的同性恋。因此，我，对抑郁，我又知道什么？！……他给我寄来一盒饼干，还有我童年时代的那个长绒玩具小兔子。
请你真诚地告诉我，你有没有毙掉过一个学生？我是不是太虚荣了，无法想象不可能的事？
“请注意，游荡者，”拉里院长说，“在今天的大学中，是大学生说了算，是他们的家长，他们的钱，他们的律师。教授们只是一道布景。人们在最想不到的时候，带着一种难以想象的糊涂，重新置身于你曾逃脱过的那个温柔的教养院。”这就是拉里一号所说的话。反正，就是这样的。
在拉里院长的劝导下，临时教授向管理学生事务的女教务长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萝丝玛丽：
如同我曾向你说过的，塔拉·内尔森，在这一学期里，曾是我最好的女学生之一，但是她学期末没有向我交作业论文。我还是给了她一个很好的分数。她以前完成的作业中有两个评价为优秀，口头报告完成得很好。而且，课堂参与也很好，一种完美的出勤。
她刚刚把论文寄给了我。很好。在此我一并附上她的信。令人担心！如同昨天简短的电话交谈，以及星期二同样简短的那次会面，她为写信的情况而道歉。很可能，她正经历着一段精神抑郁期，她需要帮助。
塔拉没有离开学院，就像她曾经希望的那样，暑假里她也没有回家。她在图书馆的资料室找了一份工来做。一天晚上，当她独自一人在附近的小路上散步时，他遇到了她。然后，又在一家咖啡馆附近，在图书馆的大厅里。然后，一直就更经常了。
黄色信封最早出现在五月的一个早晨。现在，它又在那里，颜色更黄了，在这个三月的黎明时分，几乎一年之后！在他杂乱的纸张和回忆之中，女学生的信可能是丢失了。但它并没有丢失。
我晚交了你作业。这是一种义务的结果，而非思想。它在发臭还是只有点不好闻？这里的差别并非那么的学究式。当它发臭时，它令人恶心，当它不好闻时，它只是有些令人不高兴。脏内衣发臭。放了好几天的食物不好闻。好好地思考一下后，这篇文章是一种没有冒犯性的组合。作为气味散发出来的懒惰。
五页的打字稿，单倍行距，小号字。
在他第一年教课期间，加什帕尔给了只有十四名学生的一个班上六个人“不及格”。一年后，他学会了慷慨、宽容、多文化的幽默。分数也从“中等”打到“良好”或“优秀”不等，只不过这里多了一分，那里又少了一分而已。
这是我的作业：含糊，平庸，累赘。结论兴许还站不住脚，但是我很愤怒。你知道是针对谁的。我做了一个计划，想获得一个坏分数的美丽花束：一声“救命！”你来到，你决定：我将成为好心先生。A benevolent Hardnose. A kind man.[5]好人。无论如何，我要给这个不幸的女学生打一个“优秀”。她有一双美丽的腿，她有一些办法，此外，我还不知道我都把她的作业弄到哪里去了。无论如何，我给所有人都是好分数。
这些被自由怪坏了的孩子！人们要求你善解人意，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你却踢人家的屁股。
我处在无底深洞中，而你却给我送来了温暖！和蔼会是最恰当的词语。你很和蔼，我就因为这一点而恨你。
我甚至都不恨你，我仇视你。我仇视你的痛苦。你送上了一个我配不上的分数：要强加于人吗？你白有了梦想者的神态，悠闲，想入非非，你始终有一种，谁会相信呢，跟你自己的深刻联系。而这个，尽管你看起来心不在焉，满怀期望，随时准备碰上意外的人。你十分珍惜你的笨拙和不幸。你展现你的隔离，而这让我心烦。跟你唯一可能的对话，就是你自己选择了词语的对话。当人们不尊重它们时，你就变得雄辩。实际上，我知道你的唯一事情，就是你本该更经常地刮胡子。
这一往事如烟的年份中的书简还留下了什么？Nice legs[6]。是的，腿还是原来的腿。You should shave more often[7]。是的，这也是，这很管用。
可笑：这就是你给我的分数和最根本的反应之间的全部共同点。你是不是已经偶然地想到了这一点？你担心吗？
美国森林中的那个睡美人，对那个不常刮胡子的避难者都知道些什么呢？游荡的大象是不是懂得在新世界的新一代人的忧伤呢？
我母亲要我去看心理医生。我对她嗤之以鼻，我哭，然后我笑。人们怕个空气啊，这话怎么说来的？怕个屁！怕个屁！……是的，什么都不怕，无定见。下个星期，当她给我来电话时，她恐怕早就忘记她之前说过的话了。我不想要怜悯，也不要同情，也不要你像以前那样高估我。你把你自己当做谁了，竟跟我如此亲切？一天早上，你在去图书馆的路上，经过我身边。你嘟囔了一句不知什么话。我也嘟囔了一句。一声诅咒！谁允许你当一个勇敢的人？但愿你的假期常常下雨！
加什帕尔折起信，重新塞进放在故纸堆最上面的黄色信封里。他走开了。无比仁慈的床。长长的安宁的睡眠。星期六，即便伟大的无名氏也在休息。
***
1079号信箱。你摁下密码，就能让小窗口的圆盘转动，从而打开它。假如忘记了密码或者摁错了，那就无法打开了。你从皮夹子里掏出玫瑰色的小卡片，读那上面的指示。要是忘了带或者弄丢了小卡片呢？服务窗口的雇员就会去查单子，找到你的姓名，给你另外一个玫瑰色的小卡片，上面写有指示。一次，两次，三次。再多，那就太多了。
最终，塔拉毛遂自荐，要替加什帕尔教授管邮件。她已经不是他的学生了，但他们经常见面。他把带有号码和密码的小卡片交给她，让她每星期给他捎一次邮件过来，星期六，先分拣一下。慈善协会与商业招牌的互相比拼，教授会议的邀请信，演出，阅读会，为了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政治宣言，关于恐怖主义的研讨会，出版社的书目，健身中心的新时刻表，可作为司机、打字员、园丁、泥瓦匠、电脑助手来使用的学生的名单。
人们彼此见面时直呼其名，像是老朋友。这一不怎么讲究礼仪习惯的做法让人以为，你们都是行星上的居民，正在接待地球家族的使者。
他对广告不感兴趣，也再没有人给他寄私人信件。塔拉扔掉无用的，留下有用的。简单地清除垃圾。最终的分拣任务属于收信人。
星期六，微明时分，塔拉敲响了木屋的门。门开了，加什帕尔教授从门槛上打量着白雪皑皑的森林。他关上门，打开收音机。莫扎特。晶莹剔透，如同冬天。
按照老习惯，塔拉瞥了房间一眼，好像她是第一次看见它。一种方式，走进事件，而不是房子。一把长沙发，两把扶手椅。书架，卷宗。电话旁是日历。窗帘。一沓旧信，乱堆在桌上。隐藏了的事件在哪里？以前的那个信封沉睡在床头柜的抽屉里。
塔拉走向桌子，把新的一摞信放在旧的那一摞上，把上衣扔到长沙发上。
消瘦，苍白，微笑。她青春活泼的头发拢成一束马尾巴，散到肩膀上白如洁雪的套头衫上。黑色的长裤紧裹着大腿，细长的小腿上穿着靴子。食指的红指甲指着满桌的故纸。
“你没有分拣。那还是我上星期，还有两个星期之前做的呢，这个星期一点儿用都没有。你最好还是全都扔掉干净。我们去对邮局的佩格说，把信箱给别人算了。”
“你说的有道理，”加什帕尔微笑道。“来吧，我们一起决定！不要拖太久。假如我又拖延了，所有这些垃圾将会窒息我。”
他倒在扶手椅中。伸直了腿，美国式的，搁在面前的小矮桌上。塔拉坐在另一把扶手椅中。他们之间，是最近两三个星期的邮件，还有最后一个星期的。
塔拉拿起一个信封，递给教授。假如它没有用，彼得就撕了它，并扔到左边的地上。假如看来有用，他就留着它，扔到右边的地上。
窗子外，森林沉睡着。收音机里，神童莫扎特，晶莹剔透。旁边扶手椅上，新世界的年轻女郎。现在的房主人并不感觉自己处在白送过来的非现实中。
“来一杯咖啡？”
“等一会儿吧。先把这干完了。你把明信片扔了。”
“哪一张？”
“《纽约时报》的那张。”
“重要吗？”
“你连瞧都没瞧一眼，就把它扔了。”
“我对它不感兴趣。”
“我分拣过了！我留下了这张。”
“好的，我们来瞧一瞧。假如我还没有把它撕了。”
“你还没有撕了它。我都看见了。你只是把它给扔了。”
彼得弯下腰，在地上翻找，取回了那张明信片。
“你说得有理，我都没有好好瞧它一眼。但是，即便我瞧了，我还是不知道我会看出什么来。图像太小了。镰刀和锤子？这就是我看到的。一个读者的来信。10月4日头版的文章让我吃惊：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8]有意展出印象派艺术，它被认为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丢失了。这篇文章很早了，去年十月份的。”
“精彩的还在后头呢。请一直把它读完……”
“好的，我读。在70年代中期，游历当时还叫列宁格勒的圣彼得堡时，我参观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我问国际旅行社的导游，是不是有可能看一下法国印象派作品的收藏，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被弄到了德国，后来又被转移到了苏联的那一些。很有意思。你觉得这些很有意思吗？”
“你应该一直读完。”
“Much to the delight of my mother…[9]啊！没完没了的故事。俄罗斯妈妈，无疑是六十年代来到美国的，当她八岁时。令我母亲和团里其他六个美国人大为开心的是，导游带我们来到艾尔米塔什的一个僻静的大厅。我们乘坐一部似乎没有使用过的电梯，来到了最高的一层。好几个房间里展放着著名的作品。你想要我继续读下去吗？”
“是的，我希望你继续读下去，读吧。”
“他们允许我们转上一圈，看看那些油画。我心想，有多少外国游客享受了这一特殊待遇，参观了艾尔米塔什啊。导游也好，博物馆的行政人员也好，谁都没有对我们的要求表示惊讶。”
“这么说，他们赶上了好运，他们受到了特殊照顾，回来后，妈妈就能跟她的女邻居们大讲特讲她的奇遇了。全部完了吗？我看未必。结论是疑问的。针对记者的一种劝诫。你怎么会觉得这一套‘收藏’是一个‘国家秘密’呢？我是不是得找一找这位通讯员所影射的那篇文章？男的还是女的？你已经为我找了10月4日的《纽约时报》吗？”
“我没有找。卡片有两面。两边都有文章。”
教授翻过卡片来看。
“是这样的，大字标题，The New York Times, Wednesday, October, 12.[10]一份剪报。”
“是的，一份剪报。”
“卡片分为垂直的两部分。右边，地址。我的地址。Professor，某某，College，某某，等等。左边，是文章。一开始，就是名字。如同写给从未谋面的老朋友。Dear什么。Dear Peter[11]。商家就是这样邀请我的。请我穿戴得优雅，请我购买汽车、浴衣和雨伞，请我光顾健身俱乐部或者提供借贷的银行，或者出售人们梦寐以求的城堡的魔法师的家。Next time… Next time I kill you, I promise. The labyrint made of a single straight line which is invisible and everlasting. Yours truly, D.[12]这都是一些什么玩意？”
“我不知道。”
“一个玩笑。”
“也许吧。”
“也许是别的东西？”
“我不知道。应该把这拿给院长看。”
“给院长？这一类白痴玩意，每天都有成千上万。D.？这是签名。Death[13]的D？真的，是死神？”
“在这个国家里，犯罪并不稀罕。我们把玩笑都当真了，你也是，你给我讲述了一桩罪行。它很像是一出闹剧，但它并不是。”
“罪行发生在这里，在美国，但理由却在别处。”
“一个同胞。教授，他也是教授。”
“他，确实是教授。而我，我只是在扮演教授。”
“一桩没被揭露的罪行，这就是你所说的。牺牲者，许多本书的作者，有好几个博士头衔。他催促你写了一篇文章，惹怒了你的祖国。这引起了一桩丑闻，你们俩全都知道，会有丑闻的。教授被杀死，而文章的作者，冒名顶替者，如你所说，被报界以下流的方式一棍子打死。”
“我没看到报告。杀人的事是很严重的。跟前秘密警察有牵连。”
“你已经跟我说过了。前秘密警察和新秘密警察。”
“比这要复杂得多了。”
“你时常这样说的。远远要复杂得多。当你说到过去时，当你说到现在时。很复杂。这里，我们是在简单化的国家。要让每个人都能明白，这就是法律。”
彼得·加什帕尔又一次感到患了幼稚病，在陌生中摸索。一年前，塔拉曾火冒三丈地对待一个笨拙的火星人，根本不知道当地密码和新时代的局外人。现在，她在保护他！
彼得·加什帕尔不说话了，他不看他请来的客人，他不想看她的手，她的腿，她的头发，她的嘴唇。
“你应该把这卡片交还给教务长。”
“给教务长？”
“是的，给那个乘风破浪的水手，他后来成了心理学博士，现在，又当了教务长。他训练了当地棒球队，假如你想知道的话。这就是美国！是凯雷先生，学院的教务长在管学生，而不是萝丝玛丽·布莱克。这么说，是凯雷，总之，P.C.”
教授认真地听着，不说话，想着别的东西。
“或者，你不妨直接去找简妮芙。”
“哪个简妮芙？”
“简妮芙·唐，安保部的头。一个优雅而彬彬有礼的女士。”
“这你是从哪里知道的？”
“我知道一些小故事。唐夫人是一个研究远东文化的卓越的越南教授的遗孀。他在那次把强大无比的美国军队打败了的战争中受伤致残，她照料他一直到死，就像一个修女。后来，她来学院工作，她成了安保部的头。很值得去看她一下。优雅，微妙。如钢一般，金发。”
“金发女郎？一个金发的越南女子？”
“退色了。很有意思，你将看到……总之，简妮芙·唐。简称J.T.”
“你知道得太多了。”
加什帕尔教授似乎有些活跃起来了。
“我还没有说完。她喜欢女孩子。这尽人皆知，是允许的……你兴许已经注意到，我们今天对那些爱上同性者的女人和男人已经有了更多的宽容。比对我们这些其他人还更……九月份，当开学时，新鲜肉到货，男孩和女孩中间的竞争就展开了。经常，是女孩子们获胜，她们得到了新鲜货。你还不知道的。”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教授谦虚地承认道。“但是，我既不会去看水手，也不会去看金发越南女郎。我不愿意显得比我本来的样子更可笑。人们给予我的角色就够我演了。”
“什么角色？”
“避难者的角色。怪异。惊愕。连接而又未连接。交流而又未交流。”
“这不是真的。我认识某个人，他就跟他交流了。”
“但是他不经常刮胡子。”
两个人全都露出了笑脸，气氛没有轻松下来。彼得不再瞧他的膝盖。他瞧着塔拉，而塔拉心里明白，实际上，他并没有看她。
“来吧，我们喝一杯咖啡。我完成了任务，我分拣了邮件，我有权喝一杯咖啡。假如你愿意，等我走后，你可以再证实一遍。要不就算了。现在，喝咖啡。煮咖啡。”
加什帕尔站了起来。去厨房时，他把收音机关了。莫扎特结束了，瓦格纳就不必听了。他要喝上一杯酒。最好别喝。小心，拉里说过的，让你办公室的门开着。女大学生们露着乳房闲逛呢。假如你瞧她们太认真，而且你还戴着眼镜，她们就会叫喊起来，说你在想鬼知道什么呢。开着门，不然，麻烦就会来找你啦！
小木屋可不是办公室，女学生的胸脯也被高领的套头衫遮盖着。请她喝酒吗，就一杯葡萄酒？最好还是别喝。他在图书馆的快餐厅买了塔拉喜欢的土豆片了。
教授端着盘子回来了，女学生翻阅着一本书。她没有帮他，像她习惯的那样，她等着他的服务。她知道他不灵敏，但她没有动一下来帮他。她认真地瞧着他放下小碟子，倒土豆片。
“我要喝一杯葡萄酒。”
沉默。现在的房东不说话了。
“假如你有的话，假如允许我的话，我要喝一杯葡萄酒。你不会被抓起来的。我已经超过二十一岁了，我有权利。而且这是一个冬天的晚上。”
“既然这样，还不如喝一杯伏特加呢。”
“不，不要烈酒。一杯葡萄酒，假如你这里有的话。”
“有的。红葡萄酒。”
“好极了。”
他们继续对话。大约两年前那位东欧教授的被杀，彼得·加什帕尔发表的回忆他那位著名同胞的文章，还有那个牺牲者的文章。
异国情调的话题。彼得·加什帕尔意识到，在自由的狂欢节中，自己是一个异国情调的哑角。
***
红色的天。火烧的苍穹。两头大象踩着高跷彼此相对而行。身体在天上，细长细长的腿一直伸到地上。
一只有着大象躯体和外表的神奇蜻蜓。一只变成了大象的原始鹳鸟。纤细的关节，透明，半透亮，勉强碰到了地面。星辰的、远古的昆虫，来自史前的荒原。支撑在似是而非的天堂细棍面包上的大象躯体。巨大的耳朵，又厚又肥，威武的象牙，长鼻中流出淤泥。
背上盖一块毯子，毯子上，墓碑。在墓碑和毯子之间，在厚皮动物的背上，一片空无，墓碑飘在空中。左边，母象的长鼻子像一根曲柄那样卷动。公象的长鼻子垂着，冷漠地瞧着下面，远方：烟雾色的山岭，飞机跑道，岗哨，两个身影在奔跑，举着一面旗帜，一把火炬。
公象和母象无谓地试图接近。高跷原地踏步。天空被那些在躯体的重压下快要折断的细腿之箭划出条痕。公象在右，母象在左。墓碑摇摇晃晃，摇晃的毯子上画了眼睛，在深渊边上，深渊中响起了地狱般的警报。
加什帕尔被颤抖的窗户的声响惊醒。他不在露的卧室里，是在另一家旅馆，另一个房间，警报真的唤醒了他。
消防队员为月亮之城而出车。对面的消防队车库中，警笛鸣叫，白天的消防龙头已经打开。他等在他的床上，目瞪口呆。时钟莫名其妙地指向八点。他抓起电话，慢慢地，慢慢地拨着无所不知的戈拉的电话号。戈拉接了电话，加什帕尔又改了主意，挂了电话。
游荡者之城，摩天大楼抓挠着达利的天空。下面，瞬间的麇集。从窗口，他打量着妖魔。垃圾强盗十分守时，如同往常，右手拉了一个很大的铅皮行李箱。军裤，黄颜色高帮皮鞋，紧身T恤衫突显出一个摔跤手的胸脯。在黏土脑袋上，命运挖掘出一些巨大的红色眼眶。光溜溜的脸，胶泥的。一些金色乱毛从他的鼻子上挂下来，粘上了鼻涕。开裂的嘴唇，歪斜的鬼脸，嘴里缺了牙，两颗黄色獠牙，海象一样，石头般的脖子，又宽又大的高鼻子。粗壮的胳膊，跟他的躯体一样，一种杀人凶手的狠劲。
他就这样待在街角，拖着陨石的行李箱。每走一步，他都费力地弯一下腰。
第一个垃圾桶。他掏了掏，从垃圾堆里掏出一个口袋，打开，拿出里面的盒子，扔掉，又掏出另一个口袋，打开行李箱，俯身，翻着口袋。他穿过马路，到对面的人行道上去看另一个垃圾桶。手里有了另一个口袋。他掏出里面的面包，扔掉口袋，把面包塞进衣兜里，等着路口的绿灯亮起，走向另一侧的柱子，停下，又俯身瞧垃圾桶，打开行李箱，关上行李箱。他坐到小广场的一把长椅上。身边，行李箱，满是铅、汞或尸体。他嘬着从最后那个垃圾桶里捡来的一个塑料啤酒瓶的最后一滴内容，把他那猛犸的獠牙插进面包。
后仰起脑袋，目光向着远方。鼻子闻着危险，鼻孔的天线，满是明胶，微微搏动。开裂的嘴，史前动物的獠牙。行人停下，然后又离开，行色匆匆。
加什帕尔可以开始他的一天了。虚无的搬运夫又一次肯定了现实。他离开旅馆，图书馆并不远。围猎图书，大海里捞针，记忆的迷雾中的诱饵，以前熟悉的一段语录，消失在了另一种语言的丛林中。你在自己的语言中记住它，你以为还能认出它来，但实际上，在你移民的那种语言中已经认不出它来了。
陈旧的副歌还在脑子里转悠。零碎的片断，重组起来。威胁信！语录！另一部词典的密码。往昔的节奏拒绝了新时代中借用的语言。另一个时代，不可复返。Next time I kill you[14]，这声音回响在青春狂喜的戈摩尔。往昔的笔法、音质、嗜眠并不迁移到游荡的替代中。锁闭的记忆，永不盛开的冰镜之花。
不，他不记得语录了。新词语启迪不起旧词语，昨天的语音不能成为今天语音的同谋。把它们分隔开的夜晚没有一颗星星。
他落入了围猎词语的圈套中。迷宫？看不见的罪行？一个新的密码，无法钻入。
乞丐，其实也不真是乞丐，在行星之上翻腾着他沉重的空行李箱，他就在那里，两步远的地方，俯身翻着垃圾桶。下一个垃圾桶，再下一个，直到他自己跳进最后一个里。
小旅馆对面的广场。受了侮辱的加什帕尔一屁股倒在长椅上。目光朝向陌生的天。他没有勇气端详他的邻人，他只看到了军鞋。边上，洞穴的守卫。短小、坚硬的手，钢铁的腿，妖魔的脑袋，无底的眼眶。细丝从鼻子上流下，黏糊糊的头发。对称的獠牙，黄色的嘴。
彼得在长椅上待了很久，直到那位虚荣的士兵重返岗位去掏垃圾后，他才离开。脑袋后仰，眼睛盯住驮着墓碑的大象，在天上。
***
不负责。需要不负责，彼得·加什帕尔就是这样定义在新世界的溅落的。跟死神玩躲猫猫游戏，在方向盘前，或从梯子上摔下来。
这个自杀者看来并不惧怕死，只是怕受女性求偶狂苦苦折磨的黑夜。
大学里小教堂的大钟敲响，该是午饭时间了。校园里满是急于填饱肚子的学生和教授。叫喊声，唱歌声。突然，荒漠，宁静。饥饿的人们消失了。白色、干净的卫生间等待着他们。帕拉德微笑着沉思，在厕所的马桶上。目光迷惘在了涅槃中，孩子般的大眼睛，被书本引诱所迷惑。蛇在上升，悄无声息，爬在分隔卫生间的壁板上，一直爬到了边上，停住，从上往下瞧，最后一小会儿，瞧那该死的人团在废物宝座上的躯体。从那蛇的嘴里，突然飞溅出谋命的射线来。
凶手悄无声息地潜入到隔壁的马桶间中。一脚踏在马桶盖上，悄无声息地，轻轻地，然后是另一只脚，成了，他爬上去了。他清楚地看到了隔壁这一间：教授端坐在方便的宝座上。总之，瞥了辨别的一眼。闪亮的手枪瞄准了对方的太阳穴，子弹击发，悄无声息。
醒来时，彼得·加什帕尔试图回想起那个没有面容的雇佣杀手，他的手，他的脖子，他的肩膀。他只看到黑黑的洞，还有磷光。他大汗淋漓，可怜的彼得。
躺在另一些尸骨旁边的，是爱娃·基施纳。在她惨白的两腿之间，长了一副老鼠脸的婴儿脑袋已娩出。检察官大卫·加什帕尔把左胳膊伸向戴红十字袖章的哨兵。护士用一把利刃在干燥的皮肤上割出号码。轻轻地，耐心地，一个数字接一个数字。皮肤上带血的小方块，一个接一个地扔掉。一个数字，又一个数字。五个数字，并未死去的死者的假名字。检察官浑身透明，眼睛渗出血，从眼眶中突出来，两手和脑袋直颤抖，他的胳膊上流下屠宰场的血。
在这小心翼翼的尝试之后，人们惧怕地惊醒。女性求偶狂又做了一个新的测试。恐惧和失眠在侮辱，它们并不满足于使人疲竭。彼得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看到从梯子上摔下来之前的那一瞬间。他胳膊肘撑着，挺起身来，蒙住了眼睛，电影还在继续过景。救护车，手术台，木棒慢慢地、慢慢地进入到破裂的小腿中，痛苦一直钻进肠子，脑子。安眠药没有任何效用。黑夜被撕裂，白天疲惫得昏昏沉沉。
他慢慢地抓起电话，慢慢地，拨了戈拉的号码。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戈拉不说话，但他就在那里，在世界的尽头。
“你知道，我对聋哑人感兴趣吗？”
戈拉不说话，但他在听着，在世界的尽头。
“我对聋哑社会主义的聋哑人很感兴趣。我就属于其中。你没有读那个小故事吗，它曾让我一举成名，让我的外号进入到社会主义？我的主人公，明海尔，是个聋哑人，就像我们所有人那样。”
戈拉不说话，但能听到他混浊的呼吸声。
“现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对你说过，我度过了一个失眠危机。”
“你没有跟我说过。到底出了什么事？”
“什么都没有，我漂亮的表姐也很好，而我已经很久没见到她了。你一定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敢肯定。”
“不，我问你……”
“我的消息，你要探问我的消息，我都傻得会相信。都是被失眠搞傻的。老做梦，是的，做梦。不，吃药都不管用。看医生？阿维塞纳？假如我能见到露就好了，但现在不是时候，我不在状态。因此，聋哑人，我说到他们。有时候，我就待在电视机前，整夜地，亮着电视。几天前，兴许是昨天，我都不记得了，我看了一部关于聋哑人的电影。是的，是的，一部纪录片。是的，是的，在这里，他们可真会做，职业水平，完全的职业水平。它的题目，说出来你都不会信的……Sound and Fury[15]！你会对我说，疯狂的写作阅读可卖不动。比尔·福克纳，当然。Academy Award Nominee. Best Documentary Feature. Powerful. Insightful… emotionally wretching[16]。这就是广告。”
戈拉不说话，哑巴，在电话那一头。
“其实，这里也一样，我又找到了我的老朋友们。这里也一样，我是他们的一员。被我不明白的一切弄得又聋又哑。是的，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发生了一件事……一种威胁，但是，我们还是算了吧。一个聋哑家庭的三代人。不是全部，是大部分。现在，新技术作为时代的宠儿，提供了治疗办法。S.夫妇都是聋人，他们的困境是要知道，他们该不该利用新的可能性，为他们的女儿试一把。你还不说话吗，老师？你不明白这跟我的关系吗？有一种关系。我从月亮上落下，落到另一个月亮上。另外的世界，另外的语言，另外的聋，另外的哑。另外的密码。我是他们的人，属于这些人，聋哑人！但他们却不是，我不明白他们。甚至连他们都不。那么，你现在明白了我为什么失眠了吗？”
戈拉不说话，但他在听，交流没被切断，他听得很认真，肯定的，他在听并做着笔记。
“小希瑟实在太棒了，我见到了她。早熟，活泼，在拯救者的积极干预下努力响应。但是身份呢？对身份这一大问题又怎么办？如何否定部落的身份，哪怕它是聋哑人的身份？如何，如何？那帮人很自豪，很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自豪，能跟所谓的正常人相媲美。他们兴许有道理。团结，密码，正直，腼腆，人们所要的一切！由此，身份。大写的，用红色的大号字母写的。神奇的钥匙，所有人都巴望的，能打开任何一道门，所有的门。身—份！是这个，清洗掉，结束掉。你—来—对—付—吧。你—来—摆—脱—吧。”
看起来，彼得已不再关心戈拉是不是还在听他，他放弃了停顿，他冲着他一个人演讲。
“那小女孩得在她聋人父母和她完全正常的祖父母之间作选择。而祖父母则期待着能最终跟那可爱的残疾女孩交流。哦，他妈的！使用这一词汇是不允许的。正常，不正常，这么说不正确，不政治，不算politically correct[17]。以前曾有过一个联合国残疾人日。甚至还有过一个联合国残疾人年，我记得。我希望，联合国能把残疾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的茅坑中拉出来。现在，我们为任何一种身份而自豪，不是吗，教授？而我，我将成为什么？我没有神奇的钥匙，或者我把它弄丢了，要不，我始终就从来没有过。”
戈拉始终不说话。他可能在微笑。他对威胁信连一点点概念都没有，加什帕尔拒绝跟他说这个。
“是的，我很矛盾。每一天我都面对着两难的矛盾。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是应该继续装聋作哑，就像刚来到时那样，还是高喊着冲向现实的嘴脸。我要给小希瑟打电话，没错。假如她戴上了助听器，她就将回答我，不然，我就将一直很幸福，跟我现在一样。”
戈拉不说话，微笑着，兴许：这个饶舌的加什帕尔一点儿都没变。
“老师，还有比这个国家更神奇的国家吗？这里一切都有。一切。甚至有我，我在这里……你还熟悉能跟月亮之城媲美的地方吗？这就是我要问你的。你，这个什么都知道的人，你是个圣贤，你肯定能回答我的。”
戈拉不说话。
“我看你总是不回答。要不要来帮你？老师，一个同样精彩的国家，它存在着！我们遥远的美好祖国。一个神甫作家在那里成功地把祈祷书翻译成了聋哑语言。这在基督教世界是唯一的成就！它传达了使徒们的神圣激励，要说得让所有人都明白。现在，只是现在，人们可以同样地为聋哑人做弥撒了。而这，就发生在我们那世界尽头的神奇的超现实主义小小国家中。他们没有选择技术来让非正常人正常化，而是选择了精神。更高级，不是吗？祈祷书还陪伴有照片，它们解释了祈祷中每一阶段的动作。沉默的使徒，人们就是这样来称呼那些新人。教堂里同样也有一个唱诗班。它以手势来歌唱。你说怎么样吧？哪个更厉害，我们在这里的国家，还是在那边的国家？这就是我的两难矛盾。我应该回去吗？”
戈拉听着但不说话。他兴许在微笑。
“你以为我在说胡话吗？那是在皮特施蒂的玛弗罗多约教堂。你还记得皮特施蒂在哪里吗？它在祖国的南方，而不是在北哈布斯堡的特兰西瓦尼亚，那里是加什帕尔家族的故乡，也不是在北哈布斯堡的布科维纳，它曾荣幸地哺育了数学家和哲学家米赫内阿·帕拉德和我的表兄奥古斯丁·戈拉。我们是表兄弟，不是吗？通过姻亲、低就的婚配与不和谐。是在皮特施蒂，因此，是在南方，那里曾有从巴勒斯坦带过来的罗马军团，犹太人为当地的女人播撒了种子，让人种兴旺起来。你知道吗？当然你是知道的！”
戈拉不说话。
“哎，这就是我失眠的原因，我的两难境地。回到聋哑人的教会，还是留在这里，在流亡者的医院。我希望你能明白，你能帮我作个决定。还有别的。给聋哑人的教会新话语方便了某些神圣篇章的两种解释。平行的另一世界——帕拉德的。我还能期望别的什么，什么，什么，告诉我，教授。”
加什帕尔并不等待回答，他满足于在那里深呼吸。
“你投票吗？我得知道，这对我的决定很重要。你来这里有二十一年了。你一定投过好几次票了。你投票了吗？投大象还是驴子？醉了的公民投谁的票[18]，这里，投票很重要，不像在我们那里。”
“是的，确实如此。很少有人投票。”
“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政府就叫做行政管理。好极了！楼房的管理！没有身份证，只有驾驶证。你投谁的票？”
“我还没有投票。我没有投任何候选人的票。”
“为什么？”
“当竞选运动开始时，人们感觉到就像在幼儿园。选民们又哭又跳，又是拥抱，又是化装，齐声高呼口号。候选人像是机器人，朗诵口号。让人心惊肉跳。没有丝毫的怀疑精神。”
“民主！所有的权利。当然，也包括犯傻的权利。这很重要！非常重要……不朝你脸上吐唾沫，不把你淘汰，你是一个人。精—彩—极—了！”
***
狭长的房间，金属的板壁，银色的金属地板。一个长长的金属笼子，没有窗子。小房间尽头，有一张金属桌子。桌子后面，有一把生锈的扶手椅。桌子前，还有两边，各放了一把银色的椅子。
将军坐在桌子后。高大，魁梧，白色小胡子，黑的头发。褐色军衣，宽宽的金色肩章上，有三颗很大的星星。胸前满是勋章。上衣没扣扣子，卡其布的衬衣同样没扣扣子。一种浴室的热气。
他摁了一下桌上的按钮，人们听到了铃声，金属门打开，两个卫兵带着露进来，一人抓着她的一条胳膊。他们以轻盈的小步，走过从门口到金属办公桌的那段距离。女俘坐到椅子上，面对将军，士兵立正，敬礼，向后转，金属门在他们身后又悄无声息地关上了。
将军打量着女俘。俄罗斯公主。毛皮短大衣，黑色长靴高及膝盖。一块农妇的又旧又破的围巾盖住了脸。
露低着脑袋，怕冷似的紧紧缩在短大衣中。袖子头里，灰色的袖口翻转过来，露出绿色的小手套。戴手套的手在颤抖，露蜷缩着，在她过短的皮毛大衣中。
铃声响起，一共三下，又长又强烈，就像警铃。将军僵僵地坐在位子上，女俘则僵僵地坐在椅子上。
门迟迟没打开。将军站立着，等候。他很快把衬衣和外衣的扣子都扣上了。
女俘在她的毛皮短大衣中颤抖。
最终，金属门缓缓地滑动。一个又瘦又小的男人悄悄走了进来，身穿囚徒的条纹丝质制服，剃得光光的脑袋上戴了一顶条纹的橄榄帽。那是一种很重很密的丝绸，一种优雅的睡衣，配一顶睡帽，一顶退休老富人喜欢戴的绒帽。脚上，则是棉毡的拖鞋。
将军脚后跟啪的一并，算是行了个军礼。他离开扶手椅，恭恭敬敬地退在一边，让位给他的上司。
小个子匆匆地在将军的扶手椅上坐下。将军则坐到了女俘左边的那把椅子上。头领从自己睡衣的胸前衣兜里掏出一支金笔，把它递给将军，并把办公桌上厚厚的黑皮卷宗也推到他跟前。
他冲女俘微微一笑，后者并没有抬起眼睛。
“我们认识的，是吗？”
被问者一直低着头，目光投在金属地板上。
“我希望你能把这脏围巾拿开。”
露从她剃得光光的脑袋上慢慢掀开围巾，让它掉落在椅子边的地上。她顺从地瞧着大卫·加什帕尔，她母亲瑟拉芬同志的表弟，爱娃·基施纳的丈夫，彼得的父亲。
“我相信，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见没有回答，盘问者冲将军做了个小小的手势，后者从自己上衣兜里掏出一盒健牌香烟，一个镀金打火机，把它们放在办公桌上。大卫·加什帕尔拿起一支香烟，将军点上火，大卫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一次，三次，带着那种被长久剥夺了这一快感的人的贪婪。将军把烟灰缸从桌子的边沿推到中央，正对着他的上司。
“你出身于一个可靠的家庭。你父母在战后很靠近我们的党，兴许在战前就是。尽管他们的资产阶级出身和他们的财富，瑟拉芬同志夫妇都是可靠的好同志。”
将军很认真地记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