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这个中学生作为不速之客出现在戈拉位于首都的家中，而二十年之后，这移民又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教授的电话和记忆中，这两个日子之间，一个夏天的晚上，露，奥古斯丁·戈拉的妻子，曾在荒凉的人行道上出现过。
陈年的不安又一次跳将出来，戈拉教授的孤独……他很想把它们推开，继续留在露的镜头中。这让他心中充满快乐和痛苦，把生活还给他，拯救他于虚空之中。
他闭上眼，想就这样留住露，悬在不可能之中。
中学生一旦回家后，就很少有加什帕尔家的什么消息了。
露越来越经常地谈到爱娃·加什帕尔。她并不认识她，但她怀着一种混杂了赞赏和激动的心情提及她。她打电话给她。爱娃的焦虑更多地感动着彼得，而不是她丈夫，露心里想。母性的热忱。这一往昔疗法，爱娃似乎最终找到了，它并不来自她的丈夫，而是她的儿子。彼得的未来让她纠结不已。
“爱娃是一个占有者，”戈拉不快地宣称。“对自己的生活很不自信。而对别人的生活却又太确信。”
露深受震撼，惊跳起来。她瞧着他。她皱起了眉头，很是惊诧。仿佛吓坏了。寂静在延续；后来，戈拉不再谈及爱娃·加什帕尔的话题。他只满足于听一听露的简短信息，它们天生就跟他的阐释相矛盾。
对于露，彼得不是一个预想的或自然的选择。对熟人的适度接受？露不怎么看重适度，并且不看好心理分析思辨。她把它们看成对亲密关系的一些无聊和无用的入侵，她更喜欢根据行为来判断和被判断。此外，她根本就不喜欢被判断。
家人的联系……是不是因此会让露接近彼得？
“我要去加什帕尔家待几天。我想认识一下爱娃。搞明白那里发生的事。尤其是曾发生的事。那个老故事，不属于我的老故事……”
她丈夫并没有掩盖他的惊慌失措。
“你没有看到我生活在一个鱼缸里吗？我毕竟不能应聘，去一个建筑工地当泥瓦工。为了看一看我们美妙的工人阶级过着一种何等美妙的生活，我对它，除了报刊上讲述的那些童话，实在是一无所知。但我可以去加什帕尔家。不是去了解那个检察官为什么不再是一个检察官了，尽管这也很值得去了解，而是去了解别的。最痛苦的那些。”
她想走出鱼缸！鱼缸家庭？鱼缸婚姻？她曾渴望躲藏在家庭中，家庭世界给了她一种平衡，并激励她……为什么会有这次爆发？
她从加什帕尔家回来了，带着集中营的可怕故事。她说话时用的是一种苍白的嗓音，她的脸色也是白的，苍白的，来自另一个世界。某种基本的东西似乎变了。一种痛苦，一种力量占据了她的心。简直可以说，她破译了她自己的、向来就没被弄明白的奇异秘密。落到其他情愫之上的一种转移，戈拉想道。或者，她朝自己的身上转移了她以前没有意识到的，她自己很缺乏的情愫吗？现在她确信，它们原来始终就在那里，在她心中，向来如此。
***
戈拉很晚才得知露和她的年轻表弟彼得之间的奇怪结合。那是在他朋友帕拉德从他那刚刚走出了专制统治的遥远国家回来的时候。帕拉德，在他热爱的美国变成了波特兰，向他的家人介绍了他的未婚妻。他回来了，对那腐败和蛊惑深恶痛绝，他的国家陷入到一片真正的混乱中，不知道要过渡到哪里去。
很久以前，戈拉遇识了米赫内阿·帕拉德，在他开始读大学的时代。东欧国家的一个自由化时代，希望的酵母躁动着阶梯教室的日日夜夜。激昂和怀疑交替领先。帕拉德是学数学的，小个子，瘦弱，厚厚的玻璃眼镜常常会从他的小鼻子上滑下来，他往往先是沉默好一阵，然后再说上好一阵。不知道是谁把他带到阁楼中热闹的辩论会上来的。他认真地听，他滔滔不绝地回答。他读得很多，似乎什么都知道，却又明白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透过大学的那些大窗户，他眺望地平线之外的地平线。他学习很勤奋，抱怨图书馆开放的时间不够长。
他如同一个征服者，来自外省，很快就在学生和教师中出尽了风头；他很快就遭到怀疑，而这一可疑的提名让他心中充满自豪。他不是这个人文主义团体中唯一的擅入者。有一些医科学生，另一些来自综合技术学院，还有几个中学生，甚至还有悠闲阶级的被剥夺者，成了工人或失业者，他们尝试通过阅读和对话来充氧。在朋友小圈子里，人们谈论着他们通过复杂的花招得到的书。一种禁书的地下交易市场，一个知识分子的走私世界。陌生禁令的魔法。
流亡者周围的神话光环在扩大。有些人战后在西方出了名。博学的伟人科斯敏·迪玛成了一个迷人的典范。帕拉德好不容易搞到了他早先的书，有些甚至是在西方出版的。
信息，书籍，传言，争辩。紧急的日日夜夜。一个停顿，仅此而已。每时每刻，幻想都会转化为禁令或罪孽。不可靠和不耐烦点燃了对话，没人能抵抗得了不耐烦。
法语助教奥古斯丁·戈拉常常参与学生团体的活动。会议在一个阁楼中开，是其中一人的家。一个很大的楼顶间，摆满了旧扶手椅和靠背椅。巨大的窗户给他们的感觉仿佛就坐在露天，在屋顶上。
戈拉参加过关于卡夫卡的《审判》的讨论。对K.的随意逮捕充满了内涵，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毫无依据地被捕，恐怖蔓延到了荒诞的游戏。毫无理由地被捕后，K.并没有自称无辜。他似乎被一种隐晦的、形而上的错误压垮了。
年轻人们试图摆脱老一辈的妥协，但他们清楚自己面对当局时的软弱。他们学会了玩弄口号，以争取获得争论和批评的权利。特务在暗中监视：伪装成反抗者的告密为数也不少。人们可以显示出智慧，而不是性格。
晚上会议结束时，米赫内阿·帕拉德曾问戈拉，他是不是可以送他回家。当他们经过环湖的公园时，戈拉有些洋洋得意，他丢弃了谨慎，放松了警惕。在那迷人的醉意中，他随口说出他收到了一个美国大学的邀请。他冒险进行了一场真正的对话，他重新找到了他的尊严。
大学生不说话了，既是因为初次见面就向他显示出的信任，也是因为那消息本身。在那个时代，在这个地方，隔离的效果使得所有的俘虏互相团结。阅读的俘虏当然更有理由团结一致。
下来的那次见面时，他们读了博尔赫斯的作品，是一个学生从西班牙语翻译过来的。虚构的行星特隆，想象中的地方，由一个脑力游戏显现的宇宙。1942年，在法国，在一个公主的套间中，人们发现了一个真实的物件，上面刻有特隆字母的铭文，特隆是一个虚构的行星。然后，又出现了——什么时候，怎么出现的？——在南美洲，在一个死人的衣兜里，一种同样来自特隆的陌生金属。1944年，在蒙菲斯，田纳西，四十卷《特隆百科全书》突然被人提到。
戈拉一边听着这些迷人的奥秘，一边瞧着席地而坐的年轻人，只见他默默不语，全神贯注，对那些争论充耳不闻，一味沉浸于从刚刚读了译文的译者那里借来的这几页作品中。在博尔赫斯的另一个故事中，悬念诞生于对一系列不明罪行的一番调查。那个侦探，一心纠缠于杀人犯的逻辑，太晚地明白到他推理的圈套，意识到他自己将是下一个牺牲品。然而他顺从天命：他欣然赴约。凶手在开枪之前，说出了判词，做出了解释：
“［……］世界是一个迷宫，不可能从中逃逸［……］[12]”牺牲者和凶手被抓在同一个黑暗的、有代码的逻辑中。
刚刚阅读完，帕拉德就像触了电一样，在屋子中央跳将起来。
“复杂的象征主义。实际上，作品的中心话题是逃脱。自由到底是迷宫的出口，还是迷宫本身的延伸？在一条看不见的、杀害人的路径中，‘迷宫’一词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唯一的迷宫般的打击，永恒的……为什么说是迷宫般的？假如它只有一条路径，那就愿它是直线的，迅捷的。作为一个数学家，我还应该明白一条直线的迷宫，两点之间的最短道路，即便这两点位于一段无限长距离的两端。”
大学生的嗓音在颤抖。一种微弱、腼腆的嗓音，与动作和论据的力量形成鲜明对照。
“你还记得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盲人的话吗？‘我了解希腊人所不知道的：不确切，’[13]博尔赫斯承认道。我还要重复一下原话吗？我就不重复了，但最好还是别忘了。自由，就是逃脱一种独一无二的精神体系的暴政，这就是自由。不完整的、公开的、反教条的思想，不确切，可能性的星云。”
眼镜从他的鼻子上滑下来，他激动的时候经常会这样。他嘟囔道：不确切，不完美就允许有争辩和揭示。
戈拉尴尬不已。帕拉德的话使他想起了读到过的或听到过的什么，却又无法将这一回忆定位。他希望大学生能再回到这一想法上来。
送戈拉的路上，年轻的米赫内阿·帕拉德的眼镜又滑落下来好几次。在湖滨街区，城市的优雅近郊，春天的夜晚仿佛也充满了秘密和陶醉。
除了邀请书，奥古斯丁·戈拉还拥有一件更不像是真的东西——护照。
“是的，我都听说了，”大学生一边喃喃道，一边神情尴尬地瞧着沥青马路。“你在该有的地方有个家。”
“我妻子的家，”戈拉赶紧明确道。
天真的搭腔。那些拥有一本护照的人，包括在这一相对宽松的时期里，都不值得信任，甚至连孩子都知道这一点。
“你跟你妻子一起走吗？”
这意味着：你不再回来了吗？一本护照是一种可疑的特权，而对一对夫妇来说，两本护照则消除了所有的怀疑。
“希望如此。我还不知道呢。”
戈拉不想再说了，沉默在延续，越来越凝重。他不怎么好承认说，费尔德曼大夫，露德米拉的叔叔，当时的年轻共产党员，曾跟党和国家的领袖关在同一个监牢中，正是费尔德曼同志为戈拉夫妇办理了护照。
“人们劝我入党，”大学生喃喃道，他十分疲劳，多少有些答非所问。
“也在劝我，”过了好一会儿教授也说。
“护照的代价？”
“我没有接受。”
戈拉的嫌疑显然变得更可疑了。帕拉德毫不迟疑地提高了赌注。
“我接待了一个秘密警察警官的来访。”
这一次，他直瞪瞪地盯着教授看，想看到人们看不到的东西。
“例行公事。连哄带骗的习惯性尝试。这可不行！别来这一套！别的可以，但这个不行！绝对不行。无论以什么代价，都不行。你并不需要党证。我们已经不是在斯大林主义时代了，他们不会逮捕你的。他们只不过会找你的碴。”
“不给我护照。”
“是的，这是有可能的。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戈拉似乎准备好了，要奉献一个信任的新证据，让它缓和一下气氛。
“你今天说到了逃逸。这种自由，逃避一个独一无二的精神体系。不妨说，大脑系统吧？囚徒们与世隔绝，这是对他们的惩罚。但是，有那么一个时刻，一只猫出现在了囚牢的窗口。它从一个窗口转到另一个窗口，从一个囚犯转到另一个囚犯，它很好奇，很想玩。囚禁者朝它做手势，等待它，透过铁栅栏把他们的食物送给它吃，还发明一些诱饵。那猫有时候从栅栏中间钻过来，让他们抚摩。其中一个囚徒再也忍受不了这类小孩子游戏，觉得他的难友们也太容易沉迷于一些愚蠢的娱乐了。‘一帮子小娘儿们，傻瓜蛋，有毛病！’这人疯狂地嚷嚷，不仅是一个囚牢的俘虏，而且还是革命学说的俘虏。他跟别人争论起来，他很固执，凶恶，虚荣，爱记仇。他在党内位于非法等级，这尽人皆知。他们也不打算跟他作对。最后，这个歇斯底里者抓住了猫，把它杀了。就在那里，在牢房中。你知道谁是罪人吗？”
“罪人？这是个真实故事吗？”
“是啊，没错。主人公就是我们伟大的Conducǎtor[14]，人民之子中最受爱戴的那一位。”
“这你是哪里听来的？”
“从我妻子的一个亲戚那里。他跟这个狂人一起坐牢的。始终皱着眉头，那么严肃。脱离了恶习，对任何偏离最高目标的言行均怒火万丈。”
最后的谈话。戈拉最终是一个人走的。他离开了他的国家，离开了他的妻子，而他对任何人，对任何事都不像对她那样舍不得。而令众人吃惊，也令他极度失望的是，露拒绝陪同他去！
他来到新大陆一年后，收到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长信，信中，米赫内阿·帕拉德回顾了他为获得他的地址而遇到的困难，并向他报告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尽管这信是要经过官方检查的。他想放弃数学！眼下，他推迟了计划，努力地学习，甚至包括数学，尽管他对中世纪残酷的司法体系尤其感兴趣，例如对圣女贞德的审判，还有炼金术和天文学。他已经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阅读了博学的科斯敏·迪玛的作品，他还问谁可以为他说个情，与他建立通信关系。戈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他还是帮了一下忙，让帕拉德获得了一份来美国学习的奖学金。不出意料，他的护照被拒发。两年之后，在以magna cum laude[15]获得大学文凭之前，帕拉德收到了一份新的美国奖学金，这一次多亏了那位伟大的迪玛。他们给他签发了护照。帕拉德是不是屈从了党或秘密警察的压力？这问题从来没有提出来过，无论是戈拉和这位早年的大学生在美国重逢的那天晚上，还是在此后。
新移民嘴里只有一个词：逃脱。
天赐良机，由众神和黑暗的力量谈判而成的。在最初几个月的舒适安乐之后，帕拉德深深陷入在消沉中。束缚，孤独。图书馆的庇护显然不再能帮助他。他赖在床上，一连几个钟头，甚至整天，等待着奇迹让他站稳脚跟。
“我很失望，但没有被打败。失望是生命力的一种符号，我希望如此。我被悬置了，彻底自由，我破解不了我所陷入的紊乱。人们还没有给我钥匙。我在无所谓和忧伤中等待。我听到楼梯中传来以往监视者的脚步声。他们始终在那里。”
他们每天都通电话。同时，戈拉向迪玛靠拢。大师对他的所有同胞都很慷慨，和蔼，同意见一见米赫内阿·帕拉德，他那位刚刚从罗马尼亚而来的崇拜者。后来，当戈拉问起他的印象时，迪玛很开心地承认，他觉得帕拉德真的是他的弟子。
见面消除了帕拉德的不安。大师向他建议了一个旨在获得博士学位的精读计划，并答应他让他作为合作者参加共同的注释工作。尽管他不得不在一个大学和另一个大学之间穿梭来回，帕拉德还是在迪玛权杖的庇荫下发表了很多东西。关于神话和神秘主义，关于文艺复兴和宗教裁判所。他追随着大师百科全书式的典范。
帕拉德将在迪玛那给人深刻印象的家中遇识他的妻子。戈拉认识基拉·瓦拉姆，她曾是他的学生，而且，看来，还不只是一个学生。当基拉成为西班牙语助教时，他们还是同事。大三的时候，她就在一部电影中担当了主演：这不应该归功于她那平庸的演技，而应该归功于她那张长了绿颜色杏眼的相貌奇怪的脸。她那长长的如麦穗一般金黄的头发梳成了一根长辫子，一直拖到胯部，她那秀美的大腿从短短的裙子底下露出来。第一部电影之后不久，她嫁给了一个著名运动员，一年之后离婚，一个人带着一个小男孩过日子，一旦完成她的学业后，就携子移居到了克里夫兰，住在一个姑妈家。
从第一个夜晚起，帕拉德就把他们的爱情放置于一种神奇礼仪的徽号下。两位情人食指蘸了自己的鲜血，面对着床，先后签署了一份永恒之约。“变心者将在耻辱中早早死去”，人们在一张特地弄到的羊皮纸的最下面读到，它就放在桌子上那瓶等着开喝的红葡萄酒旁边，十分显眼。九月之夜：一直到她死为止，每年的生日，基拉都会收到十九朵玫瑰，鲜红得就如火红的柴火，要把种种承诺燃尽。
一些媚俗的细节，彼得·加什帕尔会说，就如戈拉教授也会说的那样。很显然，迪玛大师对他的弟子有一种催眠功能，以魔法和奥秘把他迷惑。
帕拉德跟基拉分开之后的那几年，他的生产力没有减慢，他的奇特行为也没有减少。但是，在某一时刻，跟迪玛之间的关系总是集中在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上。在祖国的图书馆中，很少能学到罗马尼亚历史的真相。戈拉和帕拉德只是在到达他们的新国家之后，通过阅读在这里，在大洋此岸，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到的他们遥远祖国的旧报纸，才发现30年代一些奇特的政治插曲，那时，这位还很年轻的博学者被一种基督教-东正教的基本恐怖主义所吸引。
帕拉德在打击下摇摆。迪玛不仅仅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博学者，一个真正的图书馆，而且还是一个慷慨的、利他主义的对话者，在他身上很难找到什么缺点。
戈拉曾试图跟迪玛来一次对话，但没有成功。“他打毛线！他在打一顶小小的睡帽。假如我问他关于这一历史阶段的问题，问他我在这里的旧报纸上发现的问题，他会拿起他的毛线针。他会以一种茫然和谨慎的神态，开始编织他黑颜色的小睡帽，它将保护他抵挡寒冷和回忆。就这样，我将看到他赐予我的沉默，”在一次不断被喘息打断的电话通话中，戈拉对他以前的学生说。
帕拉德被震撼，同时又渴望获得新的证据，他再也不能工作，他被撕裂为两半，一半是对大师的敬仰，一半是不断出现、不断积累的问题。
“一个笨蛋，这才是他的本质，这个被恋爱蒙住了眼的人！”他在电话中咆哮道。“好一个弟子！整整一生，我都梦想着跟大师的伟大会面。但就在学校门口，人们抽走了我的批评神经，让我能够继续留在恋爱中。批评精神是禁止进入爱神的神庙的。”
自我指责，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帕拉德决定忘记两难困境。迪玛是他的保护人，他的友谊是无可估量的，他不能放弃他。智力上和伦理道德上绕了半个世纪的弯路？这可不是指现在。如果说过去的事不清楚，那么现在，它，则是清楚的：博学者是写书的人，而不是柜台前打嘴仗的人。
戈拉问自己，帕拉德是不是入了他所仇视的党，可他毕竟还需要这党来作逃脱。他很可能就这样有了妥协的经验。
恼怒将周期性地反复出现。然而，老人和他的弟子继续共同出版作品。
在科斯敏·迪玛的葬礼上，继承人宣读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词。对他的无比热爱，对他解放的公开肯定。帕拉德用几句话宣告，他对世界，对他卓越的前任以及他本人投身其中的领域，有一种不一样的看法。“我的老师相信一种制度的有机特征，而我，我更喜欢中世纪的ars combinatoria[16]。关于信息的当前理论以及认识理论，在这些理论中，我们从一个空白点出发，走向种种关于逻辑和信息的不同异文。我相信强调不完美的概念，精神上的活力萦绕在我的心中。”
政治上的盲目，甚至还有声称不懂政治或否认政治，这些都无法跟爱相媲美，帕拉德断定，而且，他再一次，公开地，表达了他对逝世者的敬仰和爱戴。兴许还是一种疗法，专门治疗无法忘却政治迷途和对此所保持的沉默。
“在他去世后，迪玛先生给我带来信息。我几乎在驳斥他的思想，我跟他唱反调，但是，我们继续着我们的论战。”
在好好研究了其中的代码之后，帕拉德渴望着能影响世间和宇宙间的种种事件。被社会预言、个人灾难、性欲之谜纠缠得难以自拔，他便询问了星辰。他远离了流亡者社团，在流亡刊物上发表了反民族主义的文章。他每星期都在攻击纳粹分子和共产党人同胞的意识形态，它来自于后纳粹主义和后共产主义。
威胁的开端就是这样：电话、信件、大街上的暴力。他知道自己被人跟踪，但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也没有报警。奇怪的包裹越来越多，他拒绝打开它们，只是把它们扔进院子里的垃圾桶。他公开表白自己愿为任何别的宗教，或者不如说为非教徒的宗教，而抛弃基督教的意愿。
正是在这时，帕拉德决定回祖国一趟，亲眼看一看共产主义之后究竟是2000年，还是30年代。他返回美国时，忧郁而又消沉。关于戈拉教授的消息也不怎么令人放心，传递了顺势疗法的剂量，并且带有空白。
一天晚上，在剧院，他见到了露，她跟一个很年轻的男伴在一起；他得知，实际上，那是她的表弟。
***
彼得，露唯一的表弟。决不可能弄混的。一个小伙子，现在成人了，长得漂亮，能说会道？他像什么呢，这位加什帕尔表弟？他结束了大学学业吗，他变成了一个伟大的运动员吗？他还跟以前那样，也打篮球，也搞田径吗，他写一些马术方面的专栏文章，还有关于艺术展览的批评文章吗？他此前还陪过露吗？
卢奇安·帕拉德，米赫内阿的兄弟，他的妻子跟戈拉以前的夫人维持着友好的关系。他们曾经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见到她，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家庭场合。谁陪同她呢？
跟彼得一起在剧院！之后呢？他们是表亲，不是吗？彼得从国家的另一端过来，来首都待上几天，而他的表姐则邀请他去看戏。仅仅出于客气而已。露实在受不了独自一个人去剧院或电影院，也不会独自去听音乐会或是郊游，他拿这位年轻的加什帕尔当护花使者，本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彼得·加什帕尔是不是碰巧有一辆汽车呢？露讲述道，多年前，在布加勒斯特游历时，这位中学生对汽车着了迷，那时候，汽车还很少，形状也很难看。他是不是弄了那么一辆著名的特拉班，带一个摩托车发动机的这一社会主义的塑料玩具？开起来嗒嗒嗒，噗噗噗地乱响，还直冒烟，得经常换那见鬼的火花塞，重油和轻油的混合液很有效，它消耗很少，这穷人的汽车，等了整整五年，才赶上这一社会进步。加什帕尔检察官是不是从他亲爱的党那里获得了他儿子梦寐以求的好处？大卫·加什帕尔是不是重又成为检察官，或者，他在监狱里待了很多年，如同流言所说的？
往昔。就在人们想不到的时候，一个个片断出现而又消失。瞧，露现在还陪同古斯蒂·戈拉，而以前她曾经拒绝过这样做。她保持着，依然是现在，唯一妻子的角色！不，他们的相遇不是一个幻觉，分离才是幻觉。
“我不是遇到了她，我是重又找回了她。她始终就在我的心中。”戈拉教授喃喃道，对着他那个哑默的听众。
她没有接受陪同戈拉到这舒适和自由的荒漠中，但她同样不能把他抛弃给命运。她曾经离他很近，却并不知道，或者兴许知道，只因如此她抵抗着分离。
这一对人儿静静地走在火车站前的人行道上。彼此紧紧贴在一起。露一边瞧着她的丈夫，一边突然摇晃了一下她那长长的黑发。
“我不相信彼得知道他父母的故事。他父亲，以前娶了莉莎，但她不幸跟他们的小女儿米丽一起烧死了……是彼得代表了这个女人的新生活，而不是大卫。这个篮球手承受不了过度的母爱，我敢担保。”
他们送走了客人之后，又从火车站回了家。戈拉对露一个劲地提到这话题深感惊讶。
接下来的几个月，露似乎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种长期以来处于秘密状态的个性。大卫·加什帕尔和爱娃·加什帕尔为她的个性提供了丢失的密码……透过他们，她开启了她心中的陌生情感。
“彼得兴许不是大卫的儿子。解放的狂潮放纵了人的本能，早先的被遣送者这样说过。自由的狂欢，生锈的感官的狂欢。它们很幸运地赶上了机会，人们都这样说。大卫只是在后来才见到了他那个一时的或一夜的情侣。彼得出生在贝尔格莱德，在返回的路上。爱娃不想回来，但大卫坚持要回想起那段真相。匡复正义！正因有这样的父母，彼得才开始打篮球。”
信息的碎片，重复听来，带有猜疑的成分。那不是简单的闲话，由直到那时还是陌生人的表弟的来访所激励起，而是原来沉睡中的问题的喷涌而出。警告的信号，干涉，等待。露心不在焉。
戈拉感到自己被排斥了，降低为观众的角色，只有权猜到这谜的一部分。以前，露曾有过这一类的失神：迅速的滑动，不易察觉的，突然，人们就无法跟她交流了。人为的和可逆的孤僻。只要在适当的时刻触动她一下，在一阵嗜睡的最终波动之后，她就会从迷醉中跳出来，带着一种比以往更强烈的接触欲望，跟现实紧紧挂上钩。她会立即激励起她的同伴。在积极投身中跟在以往的心不在焉中，她体现出同样的激情，这种形式的强烈交往，兴许就是另一种形式的逃避。黑暗和火炭让他的眼睛大睁，他的双手颤抖，他的嘴唇微微哆嗦，他的嘴巴咧开，贪婪凶猛的吸盘，吮吸猎物的鲜血和浓水。
欲望的魔术激活了回忆，把它贴在了露身上。脱胎换骨，始终是同一个人，而每一次却又是另一个。黑暗的空洞，旷日持久，传来溃败、中邪和忧伤的回声。
他曾不止一次尝试着阻挡这些回忆，但它们像潮水一样返回。露所藏身的那种远避，刺激了一种萦绕不去的顽念，一开始还无法忍受，随后就受到贪婪的期望，变得有魔力。
他接受了这一不太真实的消息：露，成了彼得的情侣！年轻的表弟兴许施展了一种狡黠的计策——谁知道？——但同时又是一种谦卑的练习。还是，为什么不呢？一种发明出来的在戈拉夫妇之间的测试，这就是早先和永远的那位丈夫古斯蒂–奥古斯丁·戈拉所相信的。
漂亮的露没有任何理由跟彼得构成一对夫妇！当然有过更有分量的追求者。选中她的表弟反映出一种可疑的屈服，以及一种同样可疑的对公众舆论的挑战。露不会把社会约定俗成的惯例捧上天，但她同样不会对它们的影响视若无睹。
甘心受辱的受虐狂？无论是想象露的受辱，还是他们之间的同谋，戈拉全都同样的开心。
***
多年前，奥古斯丁·戈拉，这个遇难的人，他也一样，独自一人，自由自在地来到了自由的新世界。几天后，他写信给科斯敏·迪玛教授。他很快就收到一封回信，之后又是多个电话，询问他关于他们共同故国的情况。迪玛立即建议为他提供帮助，给了他一张飞机票，让他得以来看他。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又有了一次新的旅行。
从最初时刻起，他就被老人家的淡定所震惊，他随之就这样称呼迪玛。这位博学者经历流亡生活如同一种启蒙性的历险，向那个已经在书籍之中以及它们的世界中流浪的人打开广阔的世界本身。一种基本的经验：陷入到一个极端的环境中，人们得重新学习更新的策略，软弱的嗓音这样说道。
他就看重他与故国的关系，它由怀恋和废墟所标志，带着同样真实的或表面的超脱。更应该说是表面的。当人们熟悉了国会图书馆的报纸后，人们就明白那里只有表面现象。
他重复着一直到饱和：存在作为特权！巨大的，短暂的，腼腆的嗓音重复道。
为了赋予他低沉的嗓音更多的力量，那双细小的手，因疾病和墨水而斑斑点点，在一大沓手稿上面轻微地哆嗦着，分清着一个个字词。
那么死亡呢？戈拉心里问。他读了他关于死神和病态迷宫的激昂文章，他熟悉他拥戴者们的口号，他们为了净化的启示录而武装起来。老人，如同他早先的同志们，题献给死神一些虔诚的敬意，但同时还有博学的研究和诠释。
一阵短暂的停顿后，迪玛带着忧伤补充说，却不是在回答任何问题：“死神！至高无上者！它到处统治，是绝对的君王，是上帝本身。正因这样，我们只是通过死亡来拥抱它。”他向新来者建议，要跟在罗马尼亚的家人保持接触，对往昔的记忆，什么都别抛弃，不管是好是坏。“我们的坟墓在那边，在往昔。它们比我们存在更持久。”
迪玛有些尴尬，抓住了他那放在书桌边沿的烟斗，开始捏在手中把玩。“甚至连这快感都被禁止了，”他喃喃道，一直不停地转动着烟斗。周围没有丝毫烟丝的痕迹。
“别忘了过去的特权，好好利用今天！”
空瘪的雄辩，戈拉想道。几天后，在一封给露的信中，他回顾了跟阁楼上当年那些迷途者的偶像的谈话，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就在那阁楼上。闻名遐迩的迪玛建议跟美国当局去做一些正式交涉，以便为还留在铁幕另一边的年轻的戈拉夫人提供一本护照。
那里，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戈拉希望露能放弃拒绝，回心转意。他那令人惊诧的决定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身处的那种混乱。他简单地回想起了在阁楼上那些年轻人暴风雨一般的争论，以往的夜晚，一个大学生以胜利者的神态，把科斯敏·迪玛的三本法语著作放在桌子上。
人们立即开始为著名的流亡博学者争论起来，但是，让所有人吃惊的是，戈拉保持了沉默；他不参与讨论，却以简短的和不可理解的意见回答年轻人的问题。用不着提醒露他为什么没能对热情洋溢的学院式争辩感兴趣——他坚信，她也没有忘记他们的第一次见面，那时候，她就跟其他人一样，明白他意外沉默的理由。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明哲保身。他要跟他所掌控的动荡激奋的听众拉开距离，为的是以其与众不同的沉默来吸引那个陌生女子的注意。
不知道是谁把露带到这帮子嫌疑分子当中来的。但所有人看到她是跟谁一起走的。
接下来的几个晚上，他们是一起来，一起走的。然后，他们缺席了很长时间。当他们再度露面时，他们不再表现出对那些颠覆性的争论感兴趣。他们冷不丁地出现，然后连续消失几个星期，直到彻底无影无踪。一年后，他们结了婚。婚后，露似乎比以前更漂亮了，从此很快乐，说话滔滔不绝。而戈拉被婚姻的责任所催熟，变得很幼稚。他很开心地跟随着他妻子的每一个动作。幸福的时光，没有故事。
她拒绝跟随丈夫去那美妙的美国，这是一个谜，哪怕在所有那些岁月之后，戈拉还在不断地开掘其谜底。别人的眼睛发现不了裂缝。但私生活揭示出奇怪的恼怒。理性的和注重实际的伴侣却有着一种野性十足的本性，甘愿迎向黑暗。人们再也认不出来这个局外人，她蜷缩在角落中，罚站墙角，在有毒的藤蔓中悄悄地挣扎。但是自豪感毫不让步。露受的教育告知她，决不抱怨，避免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或忧虑。于是她只在自己的内心，在孤独中哀叹。
最初几年的共同生活的幸福，经受了那些逆行的回落的严峻考验，并渐渐地被同时跟许多人一起争论霸权的刺激味生活所代替。他慢慢地——但又从来没有彻底地——发现了他妻子的密码。他始终保持警惕，等待震撼，等待周期的循环。
他处于回顾性的紧张中，即便在眼前，经过了多年之后……
在最想不到的时刻，盛装衣裙随风飘舞，露突然被剥夺了任何保护，被空无消灭、吸收。怀疑很快就裹挟了她，把她席卷走：再也没有了幸福的往昔，她周围没有了任何坚实的基础，只剩下将会落到她头上的可疑的圈套。这女俘感觉自己被抛弃在了无名者和被放逐者的荒野中，疯狂地顶着逆风，被推向很久以来就一直等待她的深渊。
他不再知道多少的爱包含了叫做露的往昔，他无法确定是什么样的一个谜让他们分离。一切显得是那么稀薄和昏暗。但是有一种暧昧的博爱在坚持，跟一个长得不太像他的姐妹的乱伦。
被婚姻驯服的爱在削弱着爱吗？
流亡、游荡的侮辱在威吓他，始终如一。她是不是在她身边，在她孤儿的巢穴中，安置了一个伴侣，一个年轻的、轻率的、怪异的表弟？家庭的精神？
荷兰人的巴尔干继承者只是一个幻影。时代，它也一样，一种无后代的滑稽戏仿。
后代，在这里到处都有，近在咫尺。装话语和商品的筐筐，被广告诱惑得五迷三道的公民，世界性的博览会。明海尔在为他赢得声誉的闹剧坟墓中的笑声。
一种有毒的思想，带着它，人们可以去睡觉，朋友戈拉。夜晚，确定无疑，将是饶舌的。
***
当彼得拒绝了他那纽约大学的奖学金时，露还没有受雇于科齐大夫。跟戈拉第一次通话时回顾起的无责任？
一个意大利女同学对这一轻易行为极为惊讶，这位东方的求庇护者竟然如此轻易地打算放弃一笔奖学金，投身于陌生之中，尽管那也不是什么太丰厚的奖学金。这个女同学有一个传奇般的名字贝阿特丽丝，是学艺术史的博士生，她跟一个岁数不小的美国富人结了婚。她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解决办法：彼得每天早上都跟她的丈夫一起吃早餐！他们应该谈论种种消息。这一贡纳按理是会得到报酬的。
彼得·加什帕尔的名字似乎一下子就赢得了阿特温先生的信任。他应该带来这一天的报纸，以供讨论，但不是这一年的报纸。阿特温先生对他诞生那一年的报纸很感兴趣。1月5日变成了1920年1月5日，而6月22日则应该是1920年的6月22日。宇宙诞生于阿特温先生诞生于世的那一天：1920年2月24日。
这一奇怪的关注似乎让彼得很受刺激。很显然，成不成为一种仁慈行为的对象，这对他根本就无所谓。“我对你说，这可真的是一个想法！到处听人重复说，美国人都是workoholics[17]，工作狂，他们无法放弃它，他们只想着金钱。而这里就有一个，他加满油并拒绝工作，准备把金钱从窗口中扔出去。真是非典型的快感！他那年轻而又贤惠的妻子毫不妨碍他，监视她或者统治她根本就不是他的想法，他由着她听凭自己的胃口，无论那是什么样的，他雇了一个巴尔干流浪者，早上来跟他就往昔时刻的话题聊天，跟过去似的，男人之间的聊天！”
彼得很热情地效劳。每天下午，他都去市立中心图书馆复印旧报纸，第二天一早，他就得带上这旧报纸出现在他的岗位上。
早餐偶尔会延长，但阿特温先生不会把礼貌推向更远，他不会邀请他吃午饭。他不会有时间，他下午很忙的。
很不幸，命运没能赋予这些会见太长的寿命。阿特温先生出生之后两个月，贝阿特丽丝接待了他，她始终那么优雅出众，告诉她的老同学说，她丈夫遭受了一种打击，他半瘫痪了。
“半瘫痪，这意味着什么，半瘫痪？”
年轻的阿特温太太似乎并没有被她同学的焦急和蠢话所惊呆，他对他老师的状态没有说一句表现怜悯的话。她直瞪瞪地瞧着彼得这个瘦长的人，就像她以前做过多次的那样：
“早上，中午，还有晚上，有人给他读读报纸，我相信，这会对他好的。只是，在他的情况下，这一半身瘫痪意味着他灵魂出窍了。他的身体并没有彻底瘫痪，但他的精神瘫痪了，至少眼下是如此。随着时间推移，他说不定会好起来的。那么……此外，假如我想得明白，我看不出来，继续付你几个月或者一年的钱有丝毫的不好，支付你刚刚被突然剥夺了工作的损失。这是很严肃的，你知道，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每天都来的。你像往常那样提供报纸，即便你的面前什么人都没有。你愿意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
她又一次直瞪瞪地瞧着这位捎信的人。
又一次，彼得拒绝了一次提供。
此后，他有一些小小的计酬工作。他在一个翻译组中工作，为一些飞越大西洋的航空公司翻译菜单，有国营公司，也有多国公司，他们中有俄罗斯人、阿拉伯人、中国人、西班牙人、各种各样的非洲人、印度尼西亚人、希腊人、土耳其人、法兰西人、日本人，整整一个巴别之队。世界性博爱与不和的种种成分不是他的口味，而且工资很可怜，又是临时的。
好长一段时间后，当戈拉又给他打电话时，他正好处在一种更为怪僻的诱惑的前夕。
在他居住的可怜旅馆的小房间里，露和加什帕尔这一对儿养成了一个习惯，一到晚上，就读着电话年鉴作为消遣。
“兔子将从哪里出现？”——那游戏，就是这个。
当他们不再等待时，从陌生姓名的森林中，兔子确实出现了。不是从年鉴，而是从彼得回家时买的画报中，一篇关于东欧黑手党在纽约的长文。主要人物似乎是一个叫迈可·马克的人，其详细的传记则是再平庸不过了：在布加勒斯特攻读化学，颇为复杂地来到美国，带着唯一的一个行李箱，渗透进了石油贸易网。No business is like the gas business[18]，开心的记者明确报道说。后来：改进出租车上的计价器，卖发明专利给市政府，跟俄罗斯和阿尔巴尼亚的黑手党结成戏剧性的同盟，利润不断地增长。马克的家，三层楼的，在昆斯区，从街上看去，没什么像样的气势，但它有三层地下室，一个游泳池，一些摄像头，用来监视周围。六个豪华房间，玻璃的墙壁和天花板。不少房间的门上镌刻着I love America[19]的金字。联邦调查局的情报人员，同时也为联邦调查局所追踪的人工作，偷税漏税的专家，好几次遭到调查，但总能因缺乏证据而逃脱。迈可·马克是两百家加油站和好几栋住宅大楼的老板。
在以往同谋的威胁下，他拒绝了联邦调查局的保护。“我不需要联邦调查局，我比他们更棒。我不会像那些想保护我的蠢蛋要求的那样，让我们家搬走的。我们家是神圣的，我们家的房子是神圣的。”这就是记者反复多次的句子。典范般的父亲和丈夫，尤其，对父母体现出一种狂热孝心的儿子，两位老人都是希特勒和斯大林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也一样，是最近几年来到梦想之国的。石油巨头看重家族的名誉胜过看重一切。
在移民迈可·马克的神奇故事中提到的人当中，同样有他的一个朋友，儿时的街坊，就住在布加勒斯特郊区的同一条街上。露认出了她一个大学老同学的名字。彼得微微一笑。在陌生人的丛林中，现在终于有了一个真实生命的名字。他们避免回想起的那位戈拉教授先生，他也一样，是现实的，可以给他打电话，但这是隐藏在书本鬼魂当中的一个鬼魂。
根本就不值得尝试，露宣布。她在年鉴中狂热地寻找：米舒·斯托茨，就是说，米夏伊尔·斯托茨，只有一个，那只会是他。
彼得微微一笑。露拿起电话，一拨号，成！米舒，米夏伊尔，从虚无中出来，回答说，是的。他像一条醉了的狗似的跟在褐发美人后面穷追不舍的情景，仿佛就是昨天的事。他一点儿都不惊讶。冷静地，但又很礼貌地，米夏伊尔·斯托茨邀请他们夫妇俩去森林山拜访他。先坐好长的一段地铁，然后步行，一直到摁响门铃，就在橡木大门的右边。
中国仆人微微一鞠躬，请他们进去。
米舒·斯托茨在一个威严而又优雅的大厅中等他们。他自己也是威严而又优雅。高大，魁梧，黑色的套装，白色的衬衣，似乎刚刚从一个事务会议中回来，刚刚有时间摘了他的领带。他跟彼得寒暄后，很符合礼仪地向美人儿微微一弯腰，没有了以往的那种陶醉。
老同学很亲切地彼此对视：米舒很高兴能处于一个更高的社会地位，露则为她的崇拜者的美国化身而觉得有趣。
“我一个人生活，我是单身者。”
他热切而又傲慢地瞧着这一对表亲，他们居然是表亲，显然他是不会相信的。
“那个中国人是厨师，也是管家和清洁工，总之，他什么都干。我不算太富，我没有接受迈可的馈赠，我嗅出了危险，我不想牵涉进去。一开始他帮了我很大忙。经济上也一样。对敌手毫不留情，对朋友慷慨大方。一颗金子之心。包藏在粪土中的黄金。”
中国人以一种高贵得不得了的架势，摆上甜馅饼和瓶酒，米舒打听起冒险家们的情景。
会见快结束时，面对着一杯法国白兰地，他承认他同时还拥有三个加油站，若干豪华出租车，有一份相当体面的收入。很多的工作，自然，他从来没有这样忙地工作过，还有相应的激励，当然，人们只有工作，才能挣钱。他微微一笑，很自豪地补充了他的看法，同样还以一记简短的、缺乏真诚的笑声来补充他的微笑：“实际上，人们从来不靠工作挣钱的。不是那些雇员或司机在挣钱，而是老板，是我。”
临走时，他递给每一个来访者一张名片。他眼睛只瞧着露，补充说：“你们需要什么，就给我打电话。第三个电话号码总归不那么忙的。”
这次见面并没有提到下文。但还是有下文的。在几个月的失业和短期的零碎活之后，彼得给斯托茨打电话，却没告诉露，他得到了一次约见和一份工作。很危险，似乎，这就是戈拉教授不久后知道的。
戈拉不需要什么名字，就辨认出了那个活在他心中的嗓音，超越了善与恶，时间与空间，它就活在那里。他哑口无言。双方都很难堪。露是好不容易才决定做出此举的，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是绝望促使了她打这个电话。
“司……司机！司机，你……你听说了！大斯托茨。雇……雇了他！司机！我不知道，彼得……彼得想自……自……自杀。他不想接受。不，他接受了，但他那是开玩笑，”以往那个美妙的嗓音重复道。“一次自杀。根本不能考虑，为挣每小时五美元，要在公园里遛十条狗。或者在邮局分拣包裹。这，这是另……另一回事。”
露停顿了一下，聚集起她所有的力量，来解释这一灾祸。出发前来美国之前，这对夫妇获得了驾驶证。他们没有汽车，但他们知道，在美国人们是少不得汽车的。他们上了驾校的课，成功地通过了理论和实践考试，也在所难免地送了巴尔干的、社会主义的礼物。没有这个，是行不通的。是的，戈拉教授很明白这一点，他同样也屈从于同一礼节。考官为每一个驾照都征收一份小费。露心里很明白，通过了考试，收到了预先付款的驾照，彼得毫不费力地上场了。他收到了寄到他家来的驾照。付了同样的钱，显然。是的，戈拉记得这一习惯。
“他不懂。根本就不。他没有丝毫经验。丝毫都没有。但他被月亮城所诱惑，这就是他说的。当出租车司机，他会绕到星星上去。石膏魔怪是为我们而生的，四处游荡的梦游神，这就是他所支持的。”
沉默。她似乎被她的话语所吓坏，同样也被那种冒险性，生怕对话滑向另一个话题。沉默。戈拉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他也一样，无力在此刻远离这一问题。
露闻到了危险，觉得自己不得不全速地背诵——一个真正的导游——彼得所梦想的美景：布莱顿海滩的莫斯科，小意大利区的意大利，昆斯区的巴尔干国家、巴基斯坦和印度，唐人街的中国人，哈莱姆区的塞内加尔，布鲁克林的哈西德派教徒。
二十多年的一段沉没的坚冰，是不会通过魔术在转瞬之间融化的。戈拉答应跟自杀者好好谈一谈。很自然，没有结果。
他只剩下了露的嗓音的回音。这可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作为他的第一天工作，彼得得跟斯托茨的一辆豪华轿车一起出现在一个要人的家中。大学权威、政治家或外交家，并不太清楚，总之是一个要人，其他的就无关紧要了。得把这位要人送到机场。然后，豪华出租车得去另一个地点，然后，按照斯托茨的调度员制定的程序，再去另外一个地点。
这位新手开着他们住的那家小旅馆的看门人的汽车，练了整整两天，持续了三个小时。
“点火钥匙，脚踩油门。刹车。左边，刹车。后视镜！后视镜，注意后视镜，”墨西哥人提醒道，因焦虑而流汗。“稳一点。不，别这样，太慢了。速度不要太快。倒退！这样，向左。脚，脚，对，踩在刹车上。脚踩刹车！加速，这样。向左。后视镜！向右，右边的后视镜。注意后视镜。始终得注意后视镜。”
早先的社会主义教育课引导着他混乱的运动，手、脚、目光独立地工作。
墨西哥人的头发因恐惧而湿漉漉地粘在头上，他褐色的小手在发抖，他的眼睛似乎快要从眼眶中迸出来了，他连连地画着十字，小小的双手抱住小小的脑袋，不敢看接下来的时刻。但是彼得却极端沉着，很满意他的连贯动作，他喜欢这条踏着轮子的飞龙。
他重复着一个唯一的词：“稳一点”。他的祈祷和他的格言：稳一点。这就是他该重复的一切，仅此而已，这一句口令将驯服众神。稳一点，你开得稳一点，你有时间改正你的错误。死亡的奔跑，一部闹剧化的恐怖电影。
车子启动了，司机却还没有。缓慢的指令，魔鬼般的，向左，稳一点，停，脚踩刹车，这样，加速，刹车，脚，稳一点，向左，过了，过了，现在向右，稳一点，后视镜，注意后视镜，向左，这样，停。红灯了，停。
史前时代的司机，在现代的马拉大车的方向盘前保持了平静和出神。缓慢的反复，简短的指令，重复，祈求：稳一点。他没听到道路启示录的喧嚣，祈求在保佑他。稳一点，慢一点，就像祈求在口授指令那样。
“自杀综合症”，露最终喃喃道，在后排座位上，在古斯蒂·戈拉的梦幻中。
对了，向左。脚！脚踩刹车。加速，这样。向右，右边的后视镜。稳一点，停。红绿灯！停！发证……停。奇迹！他到达了！
稳一点，稳一点，谨慎的拐弯，平稳的转向，喇叭的嚎叫，那些从两侧飕飕地超越他的司机绝望之极，朝天高高地举起胳膊，Happy end[20]：红灯。
众神保佑了他，红绿灯保佑了他，他相信得到了拯救。稳一点，在恐怖中，他到达了！什么时候，怎么到的？他现在到了下城区。小意大利，要人就住在那里。
他闭上了眼睛，筋疲力尽，一脑袋倒在方向盘上永远地睡去了。很长时间的出神和快乐。自杀？无论如何，人们每时每刻都在牺牲祭台前跳舞。世俗的祭台，围绕着你并在你心中的陌生者。上方，命运之鹰，而周围，生命，独特的婚礼。害怕，是的，他害怕，一部哥特式的、疯狂的恐怖剧。加速，刹车，后视镜，喇叭。左，右。稳一点。红灯。停。获救了！总之，无法预见。清了。获救了！
他看到方向盘上方的后视镜中他在微笑，他拥抱了同谋的方向盘，重新苏醒过来，瞧了瞧轮子上的那魔怪。仿佛他是第一次见到这神奇的死亡机器。
他下了车，走去摁响那位要人的门铃。一个矮小灵巧的先生。白色的小胡子，白色的短头发，蓝色的蝴蝶结，很大的手，很大的鼻孔，很急，脾气很好。他简单作了自我介绍，把小行李箱扔在后排座位，一眨眼工夫，他已经坐在位子上了，在轻骑兵旁边。
“你怎么，怎么称呼你自己来的？卡斯帕尔？卡斯帕尔·何塞[21]？那个著名的人物？对了，是卡斯帕尔·何塞吗？”
司机瞧着他，不知所措。终于，来了一个对话者！他随时准备回答任何问题，只要这得费很长时间，只要他不会被迫启动。他将跟这位卓越的顾客谈论那个著名的人物卡斯帕尔·何塞，一直维持到晚上，他将忘记死亡之奔跑。
“不，我不叫卡斯帕尔·何塞。这是一个玩笑，我的名字，叫卡尔。”
“卡尔？马克思？卡尔·马克思？”
“不，罗斯曼。明海尔·卡尔·罗斯曼。”
皮佩尔科尔恩可能被夸大了，罗斯曼就行了。
“明海尔？就是说，mister？Monsieur罗斯曼，Herr罗斯曼[22]？”
那顾客朝他投去长长的一瞥。他微微一笑。正准备要笑出来，他已经微笑了，他喜欢这游戏，他喜欢他的玩笑。他不再着急去机场。他找到了一个对话者，他也是。
“罗斯曼，这就是你所说的？卡尔·罗斯曼？卡夫卡？美国小说？从布拉格看美国？”
司机也微微一笑，坚信这位滔滔不绝的先生一定也会跟那个荷兰人皮佩尔科尔恩很聊得来。很难打断他，他在座位上乱动，不耐烦地想了解那移民的生活，他的国家，他的职业，他说的语言。他懂多种语言，不是吗？这就是小国家的命运，很多语言，不是吗？
“那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到底是什么？”
“RA 0298。”
“什么？”
“我的名字变成了一个号码。我的号码就文在我的胳膊上，就像……你想看吗？”
乘客把眼睛睁得老大老大。
“你是想说……不，不，你还太年轻。这是个糟糕的玩笑。奥斯威辛，那是个糟糕的玩笑。”
“行。同意。很糟糕，我承认。”
“那么，为什么？司机的身份吗？”
“Resident Alien[23]。RA 02987896。简称RA 0298。”
他们久久地说着，没完没了，就是说，五分钟。小意大利的美国很匆忙，很实际，很精神，很匆忙。得启动。
司机启动了。他踩下了离合器踏板，重复了好几次曾把他带到小意大利并且还会将他带得更远的魔鬼的那套魔法。稳一点，稳一点……加速，就这样。脚，对，脚踩刹车。向左，后视镜。
他停下了。几米远的地方，很幸运，他停下了：红灯。神圣的红灯。饶舌的乘客不再说话了，他瞧着出租车司机，惊诧不已。出租车司机等了一会儿，绿灯亮了，他还等了一会儿。“稳一点，稳一点。”再等一——二——三秒钟。他听到后面的车响起了喇叭，但他拥有了那套魔法。稳一点。没有别的办法。他就这样到达了小意大利，他将就这样到达机场的墓地。稳一点，魔鬼只明白这个词。
谨慎，他又勤快地再出发，不太远。
“不，不，”那小胡子叫道。“够了！这不行！不，不，这不行！”那位要人恼怒地叫道。
“这不行，”“这不行了，”谁知道这顾客还嘟囔了什么。他面色绯红，处于中风的边缘。
“停车！我要下去。”
司机停了下来，等着这优雅的先生要他的行李箱，等着丑闻爆发。但这位要人忘记了他的行李箱，甚至连瞧都没有瞧一眼后排的座位。
“下来！你也下来！”
司机不明白。他瞧着顾客，一脸惊愕，他不明白，他没有勇气来弄明白。
“下来！我们换个位置。”
他坐到了方向盘前。来到机场后，他们成了朋友。
走向登机厅之前，拉里让彼得·加什帕尔给斯托茨打了电话，告诉他说他在机场小有不适，他把汽车留在了地下停车场，请他派一个人来取车子。
“喏，这是我的名片。我主管着一个学校。很小，很特殊，但很有生气，我没有空余的岗位，我什么都无法提供给你。假如你混不下去了，就打电话给我，我们会找到什么办法的。别再开车了。选一份毒药或者一颗子弹吧。死在方向盘前实在是庸俗不堪，而你是一个敏感的人。”
彼得瞧着这小卡片，十分震惊。贝德罗斯·阿瓦建！贝德罗斯·阿瓦建博士教授。仅此而已！这意味着他很有名，不需要什么细节。贝德罗斯·阿瓦建。也就是，拉里！彼得明白了，这司机，又叫卡斯帕尔，又叫卡尔。
就这样，彼得认识了拉里。在他此后的叙述中，彼得，移民，将会用这一通称名字，拉里，来指他美国命运的所有信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