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诺夫注意到了我的目光，点点头，继续说道：“他经常用这把勃朗宁手枪，这是他的最爱。我的父亲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他的死是一场悲剧，但我佩服他自杀的勇气，如今这种感觉更甚于往昔。”

他抚摸着枪管，接着说：“你听好了，”他突然对我以“你”相称，“两年前，我得了癌症，算是已经去死神那儿报过到了。它说我的时日不多了，所以我必须写作。我知道我的妻子为此承受了许多痛苦。山上的生活与外界隔绝，我一直叫她去城里找个房子，但她坚持跟着我留在这里。很遗憾，我已经不是那个她深爱的男人了，我对此无能为力。我希望你能跟她做个伴，陪她说说话，打发打发时间。如果阿尔瓦不再那么孤单自闭，我也会感到欣慰的。你是我们的朋友，这份情谊我会铭记于心。”

他把一只手放到我肩上，盯着我的眼睛看了一会儿，突然转过头去。

“天哪，你搞了她。”

过了好几秒，我才反应过来他指的是什么。我本能地后退了半步：“我不想……”

“我不是傻子，”罗曼诺夫没有看我，“未来是属于你们这些年轻人的。但只要我还活着，就不想看到她背叛我。几年前，我尚能亲力亲为，知道该怎么把一个女人拴在身边。可现在……答应我，您不会碰她。”

我看了眼柜子里的枪，又看了眼他。

“答应我，尤勒斯！”

罗曼诺夫再次盯着我，眼神里流露出一丝焦躁，平时温和的眼睛里满是强硬和无情。

到了六月，我已经在山上待了五个月了。为了不把积蓄挥霍一空，我让丽兹把我在柏林的公寓转租了出去。这一切是多么遥远啊，我想。当时，我正和阿尔瓦开车去一个高山湖边游玩。这个湖并不大，我们从冰冷的湖水中哆嗦着出来，躺在毛巾上，等着身上的水晾干。周围弥漫着青草的芳香，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一架滑翔机从远处飞来，慢慢朝着谷底降落。我们盯着它看了一会儿。我仰面躺着，阿尔瓦则趴在地上，不停地晃动双腿，每次都故意用脚趾撞一下我的小腿。

“好玩吗？”我问。

“嗯……你读过《心是孤独的猎手》吗？”

“嗯，上学那会儿就读了。我很受触动，为此我还给你写了一封信。”

“奇怪，”她说，“我没收到过你写的信。”

“我觉得它太庸俗了，就没寄出去。”

“信还在吗？”

“找不到了。”

“你骗人，尤勒斯。我敢打赌，你肯定还藏着这封信。”

一只长着黄翅膀的蝴蝶从草地上飞过，落在我的正前方。

“我想读点你写的东西。”阿尔瓦说。

“我还没写完。”

“你们两个成天都在干什么？我老是听见你们在说话。”

“我们大多数时候都在谈论你。”

她的脚趾又撞了一下我的小腿，算是轻微的警告。

“萨沙怎么样？”

“不好说。”我斟酌着措辞，“你有没有发现，他这段时间精神涣散了许多？我感觉，他的情况比几个星期前糟糕了不少。”

“我知道。”阿尔瓦轻声说，声音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这意味着什么？”

她没有说话。这个问题，我们三个人都不知道答案。

最近我正在写两部中篇小说，进展还不错，而罗曼诺夫依然举步维艰。有时候，他会给我念几个句子，甚至会征求我的意见；但有时候，他只是望着埋头写作的我，嘴里念叨着：“嚓嚓，嚓嚓。”他的语气里有戏谑的成分，也有失落。至于他是否写得更好，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毕竟他再也不可能像我这样奋笔疾书了。

“一会儿去看场电影？”阿尔瓦问。

“只要你不哭。”

“我肯定不会哭的。”

她每次都这么说，却每次都流泪。悲伤的剧情肯定会让她潸然泪下，就连一些老掉牙的场景，比如情侣分而复合，或是饱受伤病困扰的老将在最后一刻掌控了绿茵场，也能让她感动得稀里哗啦。她常常为此感到羞愧，我也爱用这点戏弄她。

“注意，他俩马上就要接吻了。”我说，“你要回避一下吗？”

我现在最欣赏阿尔瓦的一点就是她的小心谨慎。这个词就像是为她量身打造的。她小心地移植盆栽，小心地说话，小心地轻抚丈夫的后背，写信时也十分注重措辞。就连餐具、盘子和杯子，她也会小心翼翼地放置整齐，然后再仔细地把桌子盖好。她显然不希望出任何差池。

入夜时分，我拿着笔记本准备去书房找罗曼诺夫。楼上传来了音乐声。我从门缝向里张望，罗曼诺夫坐在钢琴前，阿尔瓦搬了把椅子坐在他身边。他低声跟她说了些什么，把她逗得哈哈大笑。他们相互亲吻对方，但没有擦出太多火花。接着，罗曼诺夫又开始演奏。他的手指优雅地在琴键上飞舞，突然，他弹错了谱。他试着找回调子，却没成功，他已经记不清谱子了。最后，他合上了钢琴盖。阿尔瓦用俄语说了些什么，之后，她把头靠在他胸前，任由罗曼诺夫抚摩着她的头发。他失落的目光令我难以忘怀。

那天晚上，阿尔瓦又消失了好几个钟头，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到木屋。

我不知道哥哥姐姐能否和阿尔瓦相处得来，但他们一下火车就热情地拥抱了阿尔瓦。丽兹和马蒂要在这儿待一个周末。我们一起上山，阿尔瓦握着方向盘，小心得有些过头，汽车在盘山公路上行驶得很慢。这让我想起了她年轻时开车的样子。

“这儿简直就跟夏尔一样美，只是没有霍比特人。”马蒂激动地望着铺满晚霞的天空。不久前，他的椎间盘出了点问题，此时坐在副驾上，身体显得有些僵硬。

“我们这儿还能直接从农民手里买鲜奶呢！”阿尔瓦说，“我们有一个两升的铁桶，拎回家的奶还泛着奶泡。”

“你是想说，这鲜奶都是我拎回去的吧！”我插话说。

“那我还给你做了好几个月的饭呢！”

“尤勒斯不做饭，真是太可惜了。”哥哥说，“他小时候总爱在厨房里待着，有时甚至会把我们的父母赶出来，因为他们总爱说这说那。”

“这我可不知道。”阿尔瓦说，“不久前我还问过他会不会做饭，他说不会。”

我没再答话，而是望着哥哥姐姐说：“阿尔瓦的丈夫很欢迎你们到来。”

“我在谷歌上搜过他，”马蒂说，“美国、荷兰、俄国、瑞士，他一生都在漂泊。他今年多少岁了？”

“六十七。”

马蒂的目光转向阿尔瓦。她显然知道车里其他人都在想什么，但她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我觉得很好啊，”姐姐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想嫁一个比我大好多的丈夫。”

“老天爷啊，”马蒂说，“我知道你当年跟一个三十六岁的家伙相处过好几个月，你那个奇怪的未婚夫也比你大了快二十岁，而且他从来不跟我们说话。”

“我弟弟不懂这些，”丽兹对阿尔瓦说，“他从一百年前就跟同一个女人在一起，也就她能看上他。”

马蒂亲吻了一下自己的婚戒，若有所思。

伴随着一阵刺耳的嘎吱声，汽车停在砾石铺成的停车场上。罗曼诺夫在阳台上注视着我们，就像一个猎人在高处打量猎物。他热情地向我的哥哥姐姐表示欢迎，但直到晚饭前，他都独自躲在二楼。

“他不习惯家里来客人。”阿尔瓦正在厨房里切洋葱，“你怎么从来没说过你喜欢做饭？你要能给我们做顿饭就好了。”

“如果有些事情没出岔子，我早该给你做过饭了。”

“啊，什么时候？”

“高中毕业前夕。我问你愿不愿意跟我去慕尼黑一起租房，我们说好了在那天晚上边吃边聊。我把食材都买好了，我以为你吃了我的肉丁意大利面，就会忘了出国的计划。”

她笑着说：“啊，没错，我想起来了。那后来怎么没吃成饭呢？”

我吃惊地望着她，她的笑容突然不见了，厨房里一阵沉默。皱纹又出现在她的额头上，她默默地翻炒着锅里的烩饭，显得有些紧张。终于，她把锅铲放到一边，说：“对不起。”

“无所谓啦！”

“你能再给我做一次饭吗？”

我盯着她看了一阵，点了点头。

晚饭时，罗曼诺夫呆坐在桌子一头，似乎不知该如何同两位稀客搭话。他穿着一件黑色衬衫，外面披着灰色西装，从穿着上看几乎无可指摘。但跟和我第一次见面那天相比，他显然沉默了许多。

马蒂介绍说，他已经取得了大学执教资格，埃莱娜也在慕尼黑开了一家心理咨询诊所。丽兹则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惜字如金。她看上去有些不安，随时都可能发作。姐姐身体里那只睡了好几年的野兽又在蠢蠢欲动了。它在牢笼里张牙舞爪，坐立不安。

后来，我们在客厅闲坐，罗曼诺夫总算恢复了一点活力。我已经不记得他是从哪儿说起的了，只记得他提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她是苏黎世一位家财万贯的实业家的女儿。当时，他正在“王冠大厅”庆祝小说《心灵禁地》的出版，在那儿的吧台结识了她。

“可惜她去世太早，”他说，“这是我人生中的一大不幸。当时我回到俄国，已经准备隐退了，但亲爱的上帝再一次眷顾了我。”

罗曼诺夫举起酒杯，向阿尔瓦致敬。我知道，在提到亲爱的上帝时，他十分认真。他常常在我面前长篇大论，认为只有傻瓜才没有信仰。

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一件件奇闻逸事。他以为这能给我们解闷，但这天晚上，我发现他并不是故事的主人，而只是它们的奴仆。他的头脑不停地运转，疯狂地拉开一个个可能的抽屉。尽管阿尔瓦在我们面前极力掩饰，我还是注意到了她的痛楚。

罗曼诺夫说到一半，突然停了下来，盯着我的哥哥姐姐看。他的眼神有些迟疑，有那么一刻，他似乎忘记了坐在他跟前的这两个人是谁。可怕的停顿。终于，他恢复了笑容，自信满满地问丽兹和马蒂是不是第一次来这儿，对此地印象如何。这些再寻常不过的问题几乎适用于任何陌生人。我早已明白，这不过是他的掩饰和伪装。没过多久，阿尔瓦就搀着他上了楼。

客厅里安静得有些压抑。马蒂皱了皱眉头，却没有开口。

丽兹点了根烟说：“他有两下子。”她想了想，又说：“他从前一定很帅气。”

“他看上去有些……”马蒂犹豫了一下，“糊涂。不是一整晚都如此，但经常发作。阿尔瓦怎么办？”

“她心里有数，只是不想跟我说。她都没告诉过我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应该是老年痴呆吧，但我也不是很肯定。”

“那你怎么办？”丽兹盯着我，“我们有些担心你在这儿的状况了。我是说，你跟阿尔瓦怎么样了？你们有没有……”

我摇摇头。

丽兹瞪大了眼睛：“我的好尤勒斯，你真是浪漫到骨子里了。跟她丈夫相处不容易吧？”她弹了弹烟灰，继续说道，“天哪，你在这山上待了多久了？几个月？”

楼梯上传来响动，阿尔瓦走下楼来，手中拿着一杯酒，朝我们点了点头。“有兄弟姐妹真好啊！”她对我说。

“我小弟有女人了才是真的好。”丽兹说。

我瞪了丽兹一眼，但很快又为自己的这一举动感到懊恼，因为我错过了观察阿尔瓦表情的机会。

刚刚入夏，夜晚还没有那么热，我们坐在阳台上，马蒂因为椎间盘的问题，干脆躺在地上。我们面前的山谷里一片漆黑，有不少人在对面的山上野营，生起了一堆堆篝火。

“可惜托尼没来，”我望向姐姐，“他因为你新交的男朋友心碎了吗？还是没到那一步？”

“我觉得快了。”丽兹一脸歉意地说。

哥哥冲阿尔瓦说 ：“你知道吗，我们绝对是世界上最孤单的姐弟。我们三个人分摊一个好朋友，有时候我开玩笑管这叫‘公共好友’。也许可以开一家中介，把托尼租赁给我们这样的人。你要是愿意付一个月租金，也可以把他租给你做一个月好朋友。”

“至少你们还有个这样的人，”阿尔瓦说，“我最好的朋友离开我快十五年了。”

我向她投去询问的目光，但她没有理睬。

哥哥姐姐能够和阿尔瓦相处融洽，甚至还有些喜欢她，这让我很开心。后来丽兹问她是不是也有兄弟姐妹，阿尔瓦沉默了一小会儿，有些犹豫地提起了生死未卜的芬妮。令我欣慰的是，说出这些话似乎让她感受到了一丝解脱。

浅灰色的天空越来越亮。我不由得想到，我很少有机会和其他人一起分享看日出的喜悦。在寄宿学校时有过那么几次，再就是同丽兹和马蒂在蒙彼利埃的时候。似乎在朝霞的映照下，一个人真实的一面也会暴露无遗。我们四个就这样坐着，在谈笑声中望着第一缕日光照射在山巅。

马蒂和丽兹走后，我突然感到木屋太大了，显得空荡荡的。如果说起初我们不知道如何应对他们带来的聒噪，那在他们走后，留下的只有一片静谧。罗曼诺夫依然可以神志清醒地说话，但他似乎已经丧失了抽象描述宏观场面的能力，常常在一个细节上纠结好几分钟。此外，他把东西放错地方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有时候，我甚至会在浴室的柜子里看到几本书，或是在更衣室的鞋柜里发现一个茶杯。

一天晚上，我和阿尔瓦坐在客厅里玩拼字游戏。房间里点了一根蜡烛，亮着一盏小台灯，外面下着小雨，不时传来牛铃声。阿尔瓦盘腿坐在沙发上，正想摆出一个词，楼上传来了罗曼诺夫的脚步声。

突然，阿尔瓦重重地把手中的字母摔在了拼字板上。

“我受不了了！”她喊道，“我坚持不下去了。他要疯了，尤勒斯。”她站起来，接着说道，“他再也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男人了。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跟一个陌生人生活在一起。”

她的嘴角在抽搐：“每过一天，他就迷失得更厉害一点，就会忘掉一点关于我的事情。虽然有时候他挺正常的，但我知道，他的内在正在消失。”

“你就不能跟他谈谈吗？想法子帮帮他？”

“萨沙不肯，而且这病也无药可医。”她停顿了片刻，让这句话的效果自行发挥。

接着，她叹了口气：“我去弄点喝的。”

她从冷藏室里拿来一瓶威士忌。我们干了几杯，但没有真正喝醉，就这样神志恍惚地坐在冰箱旁的架子上。

“这个是怎么弄的？”我指了指阿尔瓦耳朵下方的两道疤。

“那是遇见萨沙之前好久的事情了，那会儿我刚到俄国。”她声音很轻，也不看我，“住在莫斯科，我的生活就像一场噩梦。我在那儿人生地不熟，交了一些不该交的朋友。我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什么事情？”

“我不想细说。”她摆了摆手，“都是陈年旧事了。反正最后我跟那段生活一刀两断了。父亲给了我一些钱，后来我就搬到了圣彼得堡。”

阿尔瓦很少说起她在莫斯科的那些岁月。有时我能隐约觉察到，她当时肯定出了什么岔子，甚至至今都没能从那段黑暗的回忆中走出来。我真希望当时我也在那儿，可以阻止那一切发生。

“你晚上出去散步的时候都做些什么啊？”

“没什么，就是随便走走。我享受独处的时光，那样我才有时间思考平时来不及细想的事情。”她看了我一眼，接着说道，“我开始这么做是因为，我确信，总有一天，我晚上出去散步就不再回来，从此一去不归。一想到这个，我就有一种无限自由的感觉。”

“你想自杀？”

“我可没这么说，而且我不都好端端地回来了嘛！”她的语气缓和了一些，“有时我觉得，自己这么做不过是出于习惯。虽然我知道这有点奇怪。”

她喝光了杯中的酒，失神地望着我说：“尤勒斯，你走吧。最好明天就动身。”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直到这时，我才感受到酒精的冲击力，整个人就像瘫痪了一样，除了疲倦还是疲倦。我无法做出合适的回应，甚至连和她对视的力气都没有。

“我不想再跟你这样下去了。”我听见她说，“我清楚萨沙所面临的状况。事已至此，我不想把你也牵扯进来。你最好现在就走。快要死去的是我的丈夫，一切都是我的义务。”

我像被麻醉了一样坐在原地，想象着自己第二天拎包离开的情景。我就这样抛下阿尔瓦和她的丈夫吗？我要重蹈覆辙，拥抱毫无意义的自由吗？

快要死去的是我的丈夫。

这一瞬间，我突然听出了她的弦外之音。就像年轻时一样，她在轻声对我说：“是我不够好。”

我眼前闪过十一岁时的阿尔瓦，她羞涩地来到我在寄宿学校的房间，翻阅着我的物品。紧接着出现的是十九岁时的阿尔瓦，她那么痛恨自己，所以也无法容忍我的存在。然后是二十五岁的阿尔瓦，她初坠爱河，幸福甜蜜，而我却无缘与她相伴。三十岁的阿尔瓦已成人妻，性格温和，在慕尼黑把我送上了火车。几年之后，她与我并排坐在高山之上的小屋里，遍体鳞伤，心惊胆战，根本无法做出正确的抉择。

冰箱发出一阵声响，外面下起了雨。当我把手伸向阿尔瓦的脸庞，把她的头掰向我这边时，我的呼吸开始加速。她吓了一跳，全身都绷紧了。

她似乎想说什么，但我却只听见她的舌头摩擦上颚发出的细微声响。就在这时，我亲吻了她的嘴。我能感受到她的诧异，还有犹豫，但很快她就回应了我一个吻。

第二天早上六点刚过，我就醒了。我穿上跑鞋，来到室外。雨滴不断从树叶上落下，山谷里弥漫着乳白色的水汽。这画面就像神话里描述的一样。但太阳渐渐露出了脸，有那么一刻，我感觉像是回到了二十岁。于是，我撒开腿跑了起来。

起初，罗曼诺夫并没有注意到在他眼皮底下发生的变化。他太过沉迷于他那日渐消散的灵魂，阿尔瓦也依旧睡在她自己的床上。在罗曼诺夫面前，我们尽量避免任何形式的亲近。

“尤勒斯，您看上去很开心啊！”有一天，他坐在书桌前对我说，“整个星期您都在打字，还常常自个儿笑出声来。您在写什么呢？”

“还是之前的两部中篇小说。第一部讲的是一个已婚男子对自己的梦失去控制的故事。他每天晚上都会进入同一个梦境，梦到另一种生活，另一些人，从事另一种职业，还在梦里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后来，梦境与现实渐渐难以分辨。梦中那个女人的死也对他的现实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给这部中篇小说取名《另一种人生》，这个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主人公最后被征召入伍，而在梦里，他却依旧在乡间过着宁静的生活。

罗曼诺夫拄着拐杖来到我的书桌旁，他的眼镜已经滑到了鼻梁上。他读了几行。看完之后，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像是在对我表示恭维或鼓励。我又给他讲了我第二部中篇小说的构思。这个故事与菲茨杰拉德的《本杰明的奇幻旅程》有些类似。菲茨杰拉德的小说讲的是一个人返老还童的故事，而我故事中的这个人却能让时间加速流逝。看似只跟他闲聊了几分钟，时间其实已经过了半个小时。如果有位女士同他一道出行，对她而言似乎正好过了三个小时，实际上可能已经过了七个小时，有时甚至是十二小时。这个男人孤苦一生，一旦人们发现了他的秘密，就对他避之唯恐不及。他一直在寻找一个愿意承受这一切、甘愿在他身旁老去的人。对那个人而言，与他共处的短暂时光和有他在场的回忆，远比没有他的一生要珍贵。

这一整天，我都信心满满。我负责买牛奶和打扫，还承担了洗衣服的重任。入夜时分，我吹着口哨打开地下室的门，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罗曼诺夫独自站在房间中央，正不安地自言自语。注意到我的出现，他不再出声，只是一个劲儿地盯着我看。

“几点了？”他问。

“七点差一刻。”

这句话不但没能让他镇定下来，反倒加深了他的困惑。

“晚上七点差一刻。”我补充说。

“那我在这儿干吗？”

我瞟了一眼武器柜说：“您下来开了暖气，房间里太冷了。”

罗曼诺夫思索了一阵，点点头说：“嗯，没错。”他和善地看了我一眼，走到了温度调节器旁边。

我又花了几天时间写这两篇小说，然后把它们交给阿尔瓦阅读。作为中篇小说，它们有些冗长，而且也没有彻底完工。不过，反正重要的也不是故事情节，而是可以借此看到我埋藏已久的心声。有些事情我不能说，只能写。因为说话的时候，我只是在思考，而写作的时候，我却是在感受。

我们一起躺在我的床上。阿尔瓦一边咬着苹果，一边浏览我的小说。我在一旁紧张地看着她。有一次，她读着读着就笑了；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像站在漆黑的街道上，见到街灯突然齐刷刷地亮了起来。不知什么时候，我睡着了。半夜时我醒了一会儿，阿尔瓦依然坐在我身边读着小说。她似乎很受触动，说我的文字简直写到了她心坎里。我看着她拿起水杯喝水，接着重新闭上了眼睛。

几个小时后，我再次醒来。外面已经很亮了，但时间可能还只是清晨。

“终于！”阿尔瓦只穿着内衣坐在我怀里，伸出手指抠着我的肚脐眼。她的红发编成了一根辫子，眼镜放在一边。见我疑惑地望着她，她指了指放在床头柜上的我的小说，上面有明显的阅读痕迹，摆放得也有些杂乱。在她扑倒在我身上之前，她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耳边：

“尤勒斯，写得真好。”

那天下午，我依旧坐在书房里。罗曼诺夫根本没动打字机，就这么直愣愣地盯着我。

“你还好吗？”我问。

他六神无主地点点头，站起身来。突然，他摸了一把胸口，声音沙哑地说：“这儿痛。”

我连忙跑到他身边，心里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他猛地一抓，我的脑袋被他紧紧夹在了肋下。他抓住我的头朝书桌撞去，接着又砸向打字机的键盘。后来，我终于挣脱了他的控制，但脸上又挨了一巴掌。打完之后，他一屁股坐在凳子上，自顾自地喘着粗气。

突如其来的袭击吓了我一跳。我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坐好，脑袋还在嗡嗡作响，嘴里一股金属味。

“您真以为，有人搞了我老婆我会不知道？”他说，“我虽然老，但却不瞎。您以为自己是谁？情圣卡萨诺瓦？老年人睡眠质量不好，我每天早上五点准时醒来。自从和阿尔瓦住到这儿，我每天都在这个点去她的房间，看她在床上酣睡的样子。今天她却不在那儿，也没有出去散步。她在您的房间。”

我用舌尖舔了舔嘴唇上的伤口，没有作声。

“我请求过您，在我死前不要碰她。”

“那是威胁。”

罗曼诺夫的颌骨咯咯作响：“您竟然连一个奄奄一息的乞丐都不放过，都不愿意等他死了再下手……”

他用俄语自言自语，语气听上去十分苦涩。我能想到他在说些什么。一切就像一个倒置的沙漏，每分每秒都有沙子从他那头流到我这头，而他却无力阻拦。

我缓缓朝他走去。“从我十一岁起，阿尔瓦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不能就这么让她……”我本能地不想把阿尔瓦要打发我走这件事告诉他，“对不起，亚历山大。”我简单地说，“对不起，但这不只是你我之间的事，还关系到阿尔瓦，关系到她的意愿。”

罗曼诺夫没再说话，他的眼睛绕开我，望向远方。最后，他指了指我的书桌说：“我要读您的小说。”

“您还从没读过我的作品。或许您会不喜欢我的语气，或是故事。”

“您跟一个您爱的女人上床。”他神色黯然，“您现在写的东西，要不是十分糟糕，就是十分出色。”

罗曼诺夫和阿尔瓦大吵了一架，我能听见阿尔瓦越来越激动的声音。不管怎样，她似乎再也受不了罗曼诺夫渐渐垮掉的样子了。她睡得不好，成天睡眼惺忪地拖着脚步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我真希望自己能为她做点什么，随便什么都行。她似乎越来越害怕做出抉择，但同时又期盼着那一天的到来。

浓雾笼罩着树梢，天空灰茫茫一片。今年的第一场雪在十月底飘落，进一步把我们困在了屋内。虽然我每天早上依旧会出去跑上一圈，但冷风刺割着我的脸，寒气似乎正在深入我的骨髓。

罗曼诺夫说他喜欢我的两个故事，之后就没再多加评论。他继续在打字机前工作，虽然进展缓慢，但一刻也不曾停歇。他似乎想用没完没了的敲击声提醒我们他的存在。

有一次，我们正在我的房间里做爱，外面又传来了打字机的控诉和警告。我们试着忽视它的存在，但这个声音却不知疲倦。终于，阿尔瓦一把推开我，一言不发地穿好衣服，闪着泪光出去找他了。

我不知道罗曼诺夫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一天早上，他在山下的街上神志不清，不小心摔了一跤。我扶他起来的时候，他甚至前所未有地拥抱了我。

近来，他一直把纳博科夫的一本书带在身边。他走到哪儿，这本书就跟到哪儿。只有一次，他把这本书落在了餐桌上。我想给他送上楼，却在无意间发现了夹在书里的小字条。我首先注意到了自己的名字。在那旁边，一段几乎难以辨识的潦草字迹简要描述了我的外貌，最后写了“朋友”二字。下面一行写着“阿尔瓦，红发，戴眼镜，年轻。我妻子。”之后则是对他书房和卧室的描述，以及他的出生年月。在字条的最后，写着大大的“瑞士，二〇〇六”。但最让我吃惊的还是写在字条右侧边缘的两个词：

1.写作

2.地窖

我把这本名叫《说吧，记忆》的书连同字条给他送上楼去。他一言不发地接过两样东西。我以为会听到一个神志错乱的人的胡言乱语，他却很快明白过来。这也是我与他之间最后一次清醒的对话。

“您肯定也注意到了，我病得很厉害。”他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我妻子一开始以为是前列腺手术改变了我的生活，但其实一切都是术前检查惹的祸。老年痴呆，当时还在早期。我一开始还想着把她蒙在鼓里，但她很快就发现了。”

他低下头，继续说道：“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脑袋变得有些不对劲儿了。我来到这儿过乡间生活，就是因为对城市的生活感到力不从心。一开始还有朋友和熟人来这儿看我，但我其实更需要清静。住在这山上，我只需要记住几样东西就够了。我，我的妻子，您，这个房间，还有我的书。我的理智正在加速流失。”

“您为什么不愿接受帮助？比如可以叫个护工。”

“我跟阿尔瓦谈过这个。我不想让医生不停地过来检查，不想吃药，不想做记忆训练，一切都不想。我的治疗方法就是写作。”他扭过头去说，“我也不想拖累阿尔瓦，让她照料我。我希望我的妻子能够享受自由。”

“所以您更希望直接住院？”

“您没明白。”罗曼诺夫每说一句都要停顿片刻，显然每个字都经过深思熟虑，“我母亲很早就患了痴呆，最后死在护理医院。临终的时候，她就像一个流着口水的孩子，有木偶戏看就开心得不行。她是个作家，是个有着很强洞察力的文化人，可她就是不能放手，及时做出应对。我还有几周的时间，可以自主决定我的生活。我知道，现在离我大脑彻底崩溃的时候已经不远了。真到了那时候，我无法自理，只能去护理医院苟延残喘了。”

他打开一个抽屉，说：“但在那之前，我还要交代几件事情。这个……”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大信封，“是给您的。在我死后您再打开。不许提前。”

我犹豫地接过信封，问：“您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您为什么还要相信我呢？”

“因为这是您欠我的，尤勒斯。”罗曼诺夫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伸手抓住我，“这段时间，我清晰地记起了自己的童年。寒冬，美国的晚餐，和早已被我遗忘的父母的对话。这一幕幕在我眼前重现，它们在追踪我。”他揉了揉颈背，“现在我得放手了，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知道自己大限将至？知道我就要跟自己的理智说再见了，因为它将一去不复返？”

他摇摇头：“我还记得，我跟您一般大的时候十分抗拒死亡。现在我坐在这儿，就像坐在一座正在着火的图书馆里。一切都将付之一炬，而我却无力挽回。”

他的嘴角开始颤抖。

“让我再交代一下我的后事吧，”他轻声说，“我还没法放手。但我会早做打算的。”

之后的几周，每次阿尔瓦要跟我商量她丈夫的未来，我都表现得十分克制。我想给他争取点时间，替他洗衣服，采购东西，尽可能地给他俩提供一些帮助。罗曼诺夫一直为自己生活尚能自理感到骄傲，可现在，就连穿衣也成了一个问题，他不得不经常叫阿尔瓦帮忙。

他还时不时想出一些更适合过去的计划。一天晚上，他说要去美国看他哥哥，可他哥哥早就死了。他从我们的表情中意识到自己犯了错，整张脸扭曲成一团。“这不可能。”他嘀咕了一句。

他近来也很容易暴怒，这同样令人不安。

“我不需要你！”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冲阿尔瓦大喊大叫，我还没来得及插手，他又猛烈地摇晃着她的身子，“我一个人就能做！”

阿尔瓦没有反抗。我走到他俩中间，牢牢抓住罗曼诺夫。他一边拉扯着我，一边用俄语嚷嚷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们花了好久才让他安静下来，但没过多久，他似乎就忘了这起意外，又温柔地抓起了阿尔瓦的手。

后来，我们一起吃午饭时，阿尔瓦宣布她已经受不了了。在我面前说到罗曼诺夫脑力衰退时，她有意对某些细节避而不谈。

“我们可以请个人来照顾你。”她说。

罗曼诺夫没有答话。因为害怕说错话，他现在变得寡言少语，连清晨读报这件事也放弃了。只有在吃饭的时候，他才显得不那么失魂落魄。只见他切下一块肉，先使劲闻了闻，再把它放进嘴里，一边嚼，一边享受地闭上了眼睛。

“这样能让你好过些。”阿尔瓦继续试探道，“也能让我们好过些。”

罗曼诺夫盯着面前的盘子。“不要护工，”他说，“我不想请人来这儿。”

他拉过她的手亲了一下，站起身来，径直踱进了书房。在餐厅里，我们依然能听见他在楼上缓慢而固执地敲着打字机的声音。这不过是欲盖弥彰。我曾经翻看过他的废纸篓。从废纸上的内容看，他已经写不出什么有意义的文字了，最多不过是罗列几个名词或是写几句不知所云的笔记：

周一，雨……

晚上，一个赌徒。边走边停。

最后也无法决定

到底想要什么。

但问题却摆在这里

他依然坚持坐在打字机前，他也用同样的执拗和骄傲拒绝阿尔瓦的照料。每天他都会与人发生争执，还经常指责别人。直到有一天，他又在外面迷了路，把自己冻得不轻，阿尔瓦不得不提议在圣诞节后把他送到苏黎世的克里斯蒂安养老院。那是一所私立疗养机构，她已经给那儿的院长介绍过他的情况，并当场预订了一个床位。

听说这个消息后，罗曼诺夫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但此后，我经常能看到他愤怒地望着远方。

时间到了十二月十七日，海伦妮阿姨的生日。“很好记，就在圣诞节前一周。”每次我们这些孩子忘了她的生日，她都会这么说。

整个早上，我都沉浸在一种莫名的不安之中，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但究竟是什么呢？阿尔瓦去了城里，我给哥哥姐姐打了个电话。两个月前，我曾邀请他们一块儿来这儿过圣诞节，现在我不得不取消这个计划。丽兹说，她和托尼都会去慕尼黑我哥哥家过节。我说，要是有什么需要布置的，我也可以抽出一天过去帮忙。

“出来走走。”在挂电话前，姐姐这样说。

我走到窗边。房子后面的花园和草坪都不见了，我的眼前只有一个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山谷。木屋里一片寂静。这下我终于意识到究竟少了什么：罗曼诺夫在二楼打字的声音。

我跑到书房，里面空空如也。几秒钟后，我推开地下室的门。发现罗曼诺夫正拎着一个洗衣袋站在我面前。他面色惨白，下巴上布满了灰白色的胡楂。他似乎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才认出了我。万幸的是，他还能准确地叫出我的名字。

“尤勒斯，你得帮帮我。”他突然又开始对我以“你”相称，语气也十分和善。他从裤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字条，上面只写着一个词：地下室。

“我要来这儿做什么？”

我想到了正在城里购物的阿尔瓦。买完东西之后，她还要跟克里斯蒂安养老院的院长见面，商量下一步的方案。此时此刻，我却跟她的丈夫一起站在这里，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来洗衣服还是来自杀的。我又想起了他那张字条，上面除了对我外貌的描述，还有“朋友”二字。我走向他父亲最心爱的手枪，触摸到了那沉甸甸的金属枪管，我的太阳穴砰砰直跳。

我把手枪塞到罗曼诺夫手里。

多年以后，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地下室这一幕。时至今日，我仍经常梦到它。

“勃朗宁手枪。”他很快就认出来了。

“您还记得您的父亲吗？”

“当然。”

“您还记得他是怎么死的吗？”

“他是自杀的。不管你信不信，他用的就是这把手枪。我以前经常带它去打猎，我父亲也酷爱打猎。”

罗曼诺夫若有所思地望着面前的武器。接着，他的神情为之一变。我看到了他的恐惧，他的嘴变了形，双手也开始颤抖。

“哦，我的天哪，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了。”他小声说。

这个念头显然让他吃了一惊。他睁大双眼望着我，我意识到，这可能是他尚能自制的最后一刻了。从此之后，摆在他面前的将只有疯癫和错乱。

“我这样做对吗？”他问，依旧抓着手枪不放，“说啊，尤勒斯！这样做对吗？”

“您的妻子在城里。”我的嘴巴有些干燥，“她要跟一个养老院的负责人见面，她……”

罗曼诺夫不解地看着我。

“您不想进医院，”我说，“不想变得像您母亲一样。您听懂了吗？”

我能看出他绞尽脑汁回想的那种绝望。

“不，我不想。”他最后说。

我上前一步说：“您能放手吗？亚历山大，能放手了吗？”

罗曼诺夫似乎并没有在听我说话。“我的母亲最后精神错乱了。”他用几乎有些幼稚的语气说，“她就像一个畜生，既不知道谁是她的儿子，也不知道她自己是谁。”他走到柜子旁，拿出一个弹夹装进手枪。一颗子弹掉在地上，他吃力地把它捡起来。

“要我给您妻子带什么话吗？我会转告她您爱她。”

罗曼诺夫没有回答，只是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手枪。能看得出来，他害怕极了。

“小时候，我总在观察候鸟。”他说，“我想，它们要飞去哪儿呢？它们要去哪儿？”

在我的脑海里，有一个声音命令我赶紧去报警，赶紧把枪从他手里夺下来。但我只是拥抱了罗曼诺夫，默默地离开了地下室。

我匆忙回到我的房间拿起外套，沿着山坡朝山谷跑去。我滑倒了，掉进了雪堆里。我挣扎着爬起来，继续朝前跑去。我在等着枪响，却一直没有听到动静。我想象着罗曼诺夫拿着手枪站在地下室的样子，他将独自在失去理智和失去生命之间做出抉择。最后再花上一刻钟，与一切告别，然后只须拿出一秒钟的勇气，坚持住，就能彻底放手了。

我一直走到山下的马路上才听见了那声枪响。几只惊鸟拍打着翅膀从树上飞走了，山谷里又恢复了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