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瓦的礼物我没有打开。那次见面后，我多年来潜藏心底的希望彻底宣告破灭。我继续用习惯性的冷漠回应着命运。接下来的一段时光就像一团废纸，毫无意义可言。
直到两年半后，我才再次听到她的消息。那会儿，我已经和诺拉在一起了。她是我以前的同事，来自布里斯托，跟我一样很害怕生病。只要电视里一出现关于恶性疾病的报道，我们就抢着换台。对我在寄宿学校里度过青少年时代这件事，她一点都不感到奇怪：“我第一次见你吃饭时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就在心里想：这家伙不是牢里出来的，就是在寄宿学校待过。”当时，诺拉刚刚回英国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实习。临走前，她不停地暗示我。虽然我不像她爱我那样爱她，但这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在公司里，我被擢升为演出部的负责人，经常到欧洲各地出差，观看那些从小样上看起来前途无量的乐队的演出。这是份美差，有些年轻的同事一直对我的升职耿耿于怀。为什么派尤勒斯做这件事情，他们问。在他们看来，我缺少激情，跟不上时代。但我的老板一直很支持我，而我签下的乐队也的确取得了成功。我从不会签那些一看就很有天分的艺术家，因为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我要找寻的是那些想要成功的乐队和歌手。他们至少要拿出比我当年做摄影师时更大的决心。我坚信，人必须逼迫自己，才会有所创造；幻想可以改变，意志却不能转移。真正的天赋在于意志。现在我明白，让我的年轻同事们恼火的正是我的这种理念。
那时，丽兹和托尼已经成了好朋友。姐姐经常和托尼一起逛跳蚤市场，去看他的魔术表演，还让托尼开摩托车载着她同行。但只有一个话题从未被提及。
“你俩之间有什么进展吗？”有一次，我这样问她。
“别胡说八道，托尼太矮了。”
“也就比你矮几厘米嘛，你就对这个耿耿于怀？这也太肤浅了吧？”
姐姐看着我，像是在说你根本就不懂。“没用的，他跟我不合适。”
我知道有一天晚上，丽兹吸了点什么，超出了身体能承受的量。在她的嘴里，这不过是“一段小插曲”。当时她找不到我，绝望之下就给托尼打了电话。托尼很快赶了过来，在她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一整晚。
“有一次，我对她说，我爱她，一直如此。”托尼后来跟我说，“你姐姐说，她早就知道了。于是我说，我不指望得到任何东西，只是想把话说清楚。”说到这儿，他笑了，“我说，只要以后能让我稍微照料一下她，我就心满意足了。你知道吗？”托尼盯着我说，“我做到了。当然，能得到更多自然最好，但现在这样也算可以了。”
“过几个月，等她交了新男友，我再把这番话复述给你听听？”
“还是别了吧！”
当时，丽兹已经在一所中学里找到了固定的教师职位。一次吃晚饭时，她跟我说班上有个学生偷偷给她写了好几封情书。“他是班上学习最差的孩子之一，”她说，“写‘感觉’这个词的时候总会落掉一个相同的字母。太可爱了，是吧？”姐姐像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个笑容使我想起一个被遗忘多时的场景。
我经常想到阿尔瓦，想到与她在慕尼黑的那次会面。起初，我以为只是我感伤的老毛病又犯了，后来我才发现，一再出现在我脑海里的不是阿尔瓦，而是她提的那个问题：父母双亡后，我们姐弟三人第一次去寄宿学校，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现在，这幅画面就像宝丽莱胶片上的影像一样，从无到有慢慢浮现在我眼前。
二十多年前，在通向过往的时光隧道里，我和哥哥并排坐在车后座。开车的是海伦妮阿姨，丽兹则坐在副驾的位置上。想到即将去寄宿学校生活，一路上我都闷闷不乐。我不停地回忆起父母的葬礼，想着他们的骨灰盒被安放进那两个小洞穴的场景。
车窗外，冬天的大地寸草不生，最后一缕日光渐渐消失在天边。就在这种阴郁的气氛中，姐姐谈论起了我们的新家。
“我敢打赌，那儿肯定要穿校服。”她说，“女生穿衬衫和裙子，男生穿西装打领带。”
“我不喜欢西装，”马蒂搭话说，“也不喜欢领带。”
“那儿的食堂肯定很大，”丽兹接着说，“而且肯定有游泳池。体育场里可以打网球，说不定还能打板球。”
“我不喜欢板球。”这几个星期，马蒂每说两句话，就有一句是以“我不喜欢……”开头的。“你是怎么想到板球的啊！”他质疑道，“这玩意儿只有英国人和印度人还在玩。”
丽兹越扯越远，给我们描绘了装修豪华的卧室和设施齐全的公共厨房。当时我只感到奇怪，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明白她这么说只是因为害怕。在一张餐巾上，她最后一次描画着自己的名字。丽兹，丽兹，丽兹。
第一块指明寄宿学校方向的路牌出现了。接下来的几天里，新学校的同学们将会以怎样的态度接纳我？想到这里，我的胃开始抽搐。
“那里一定很棒，”姐姐又说，“你们怎么看？”
“不要！”马蒂一边擦眼镜，一边朝我投来担忧的目光。
阿姨也试着给我们鼓劲，这家寄宿学校就是她替我们选的。“小时候，我总想上寄宿学校。但家里人不让我去。那里肯定棒极了。”
“就是，棒极了！”丽兹傻乎乎地说，“快到了，我已经等不及了。”
到达目的地后，望着寄宿学校那破败不堪、只有几扇窗户亮着的大楼，就连她也陷入了沉默。
我坐在车上，看到校长正跟阿姨说着什么。哥哥姐姐从后备厢拿出行李，不知所措地站在停车场上。我也下了车，正想拿着我的行李跟他们一起走，校长却说，我所属的五六年级被安排住在另一幢楼。还没等我意识到自己即将与马蒂和丽兹分离，他俩已经背起行李，匆匆打了个招呼，走进了较大的那幢楼。走到门口，姐姐回头看了我一眼。之后发生的一切，从这个眼神中已经可以看出端倪。她像孩子一样忸怩地笑了下，然后就走了，再次回来已经是几年之后。
二〇〇五年深秋，我去巴伐利亚听一场音乐会，顺道看望马蒂。我们和埃莱娜以及她的侄子侄女们一起去参加一个节日庆典。旋转木马和小吃摊上铺着午后金灿灿的阳光，四处都是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和闲聊声，还有烤杏仁的香味。马蒂跟我说，纸质书很快就会被电子书取代。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我说，“这样一来，现实将被掏空。为什么要把书籍、唱片和胶卷丢在一边，走进一个永远无法进入的数字世界呢？未来的孩子只能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与四面白墙为伴了。”
“白墙儿童，”哥哥插话说，“是个不错的乐队名字。”
我皱了皱眉头，说：“从前，洗胶卷需要耐心等待。但人们喜欢的不仅是照片，还有等待的过程。”
“是啊，老大爷。”马蒂调皮地微笑着，“可惜谁都不能让时光倒流。”
我摆了摆手。但这番对话中的某些东西一直在我心头挥之不去。它就像手指上一道细微的伤口，刚开始未被发觉，过后才感觉痛彻心扉。让我难以释怀的是“谁都不能让时光倒流”这句话。
“你还好吗？”马蒂撞了我一下，“你看上去有些抑郁。”
“挺好的。”
“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说，”他说，“你马上就三十三了，有时候，我真担心你就这样虚度了大好年华。最近你还说，你讨厌自己的工作。”
“我的原话是，我可能不会一直做下去。那又怎么样？一切都很好啊！别自寻烦恼了！”
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的嗓门可能有些大了。
“该死，尤勒斯，我可不想跟你吵架。我就是不想看到你一年涨一岁，快到五十的时候，才后悔自己错过了大好光阴。你就知道沉浸在另一种人生里做梦。”
马蒂抓住我的肩膀，继续说道：“你总得学会忘记过去。你知道有多少人比我们更不幸吗？你的童年和父母的死都不是你的过错。若任由这些事情支配你的人生，那就是你的不是了。只有你才能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如果再这样下去，你的结局现在就可以预见。”
我沉默不语。接下来的几分钟，我完全不知道市场里发生了什么。突然，我发现了一台“击打卢卡斯”游戏机。来不及多想，我便冲上前去，付了钱，拿起锤子，使出浑身的力量朝那个标记砸去。金属球一跃而起，只跳到八十分的高度。
我使出全身的力气，带上所有积聚的愤怒和沮丧，又使劲砸了一下。这一次，小球只跳到六十五分。
一个软弱无力、小丑般的声音从机器那头嘲笑我说：“这就没劲儿了吗？”
我又砸了一锤。七十分。
“就这点能耐了？”机器刺耳的笑声越来越大。
我一锤锤砸向那个黑色的标记，尽管我使出了浑身解数，也没能让小球冲到顶点。
那天晚上，我打开了阿尔瓦的礼物。
那是一本白色的平装书，亚历山大·尼古拉·罗曼诺夫的短篇小说集《转念》。和我送的尼克·德雷克的唱片一样，这也是一件怀旧的礼物。罗曼诺夫是我们学生时代最喜爱的作家之一。
我先读了阿尔瓦相当简短的题词。之后，她丈夫显然也写了点什么。
亲爱的尤勒斯，
我妻子一直对您赞不绝口。祝您阅读愉快。
致以诚挚问候
亚历山大·尼古拉
我把这几行字读了一遍又一遍。这是真的吗？我想起了阿尔瓦当年说到罗曼诺夫的短篇故事时赞不绝口的样子。她给我读其中一个片段时，声音里满是崇拜之情。为什么上次见面时她没告诉我她跟罗曼诺夫结婚了呢？是因为我的成就无法与之匹敌，她不想让我太过难堪吗？
我骑着踏板车去乡间。夜幕降临，在深蓝的天空下，周围的一切都显得神秘而迷人，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光影。远处依稀传来城里沉闷的熙攘声，只有置身城外，我才能在头痛欲裂的同时意识到我没有利用好自己的时间。为了赶上公交，我可以分秒必争；但在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上，我已经浪费了好些年。
就在那天晚上，我给阿尔瓦和她的丈夫写了封邮件。我打趣说自己稍微耽搁了几年，终于读了她送我的书，我很喜欢这件礼物，也对有些出人意料的题词感到惊喜。与上一次不同，阿尔瓦这次很快就回了信。在信的最后，她这样写道：
如果你能来我们家做客，我和我丈夫将十分欣喜。我们现在住在卢塞恩的一栋木屋里，随时欢迎你的到来。
期待与你再见
阿尔瓦
她迅速的回信和反复的邀请触动了我。我又像十五岁、三十岁时一样燃起了希望。同时，我也明白了，如果不想一辈子追逐一个魅影，就必须给这段故事画上一个句号。这时，诺拉就像约好了一般打来了电话，说她期待回来后跟我见面，还说要给我一个惊喜。“等着吧！”她说，“你会喜欢的。”打完这通电话后，我想到诺拉是多么喜欢跟我一起跳舞，还总从英国给我带我爱吃的司康饼。我想起她美丽的脸庞，她的嘴唇上方有一块微小的胎记，出于好玩，她给它取名叫“西蒙”。我再次意识到，我喜欢她，她不在的这段时间我很想她。她才是真实的存在，是能让我的生活变得有意义的人。
与托尼谈过一次后，我做出了决定。他的公寓在奥拉宁堡大街附近，客厅里摆放着一张巨大的台球桌；走廊的相框里都是威尔·斯泰西的相片，边上摆着罗斯科的画册；工作室里摆满了工具箱、灯光道具、磨削器械、电烙铁和其他魔术道具。托尼最新的节目是在舞台上将一束绿色的激光扭曲打结，然后将它切成两段，再以不知什么方式把一个挂衣钩拴在上面。除了这束绿色激光，在空中来回晃荡的挂钩再没有别的着力点。
我去找他时，常常会和他一起打台球，这次也不例外。还在寄宿学校时，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和哥哥一起去“头彩”打球。马蒂曾是学校里最棒的台球手之一，他手握台球杆，身着黑色皮衣，配上又长又油的头发，活像B级片里的人物。我们当时都不是他的对手。
“她有男朋友了。”托尼边打边说，“人还不错。”
“那现在怎么办？”
他无奈地望着桌上的球，最终选了黄球作为目标。“不知道。我想我喜欢你姐姐，我深深地爱上了她。喜欢她的那部分可以容忍她男友的存在，深爱她的那部分却想将他碎尸万段。”
这一杆打偏了。“我知道，你肯定在想，为什么我还不放弃你姐姐。”他说，“为什么我不减少和她联系的次数，另找一个人过日子。那不也挺好吗？到时候，我会偶尔站在那儿想：可惜没能追到丽兹，但这也未尝不好，反正就这样了。”他边说边摇头，“可我就是做不到！”
“我知道。”
“我永远做不到。也许过上半年，我又会换一套说辞，或是开始自欺欺人。但至少现在我是诚实的。”他放下球杆说，“我的意思是，就算有人一辈子都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谁又能说这就是不对的呢？”
一月的一天，灰褐色的夕阳照进车厢，天边的云彩有棱有角，显出几分金属的质感。火车慢慢减速，滑行了一阵，终于停了下来。阿尔瓦已经在卢塞恩的站台上等着我了。她在我脸上亲了三下，带我走到她的汽车旁。她的丈夫坐在车里等我。
“不敢相信，你真的来了。”她一边走一边说出了我心中所想。
亚历山大·尼古拉·罗曼诺夫已经六十七岁了，但看上去至少要年轻十岁。
“我是亚历山大，”他伸出手对我说，“很高兴认识您。”
他说话几乎没有任何口音。他又瘦又高，一头灰色鬈发，长得仪表堂堂，那天还特地穿了西装和衬衫，衬衫最上面的扣子解开，整个脸庞就像雕刻的一样棱角分明，嘴角挂着一丝调皮的笑容，但除此之外，他就是一个过时的老人。很难想象他从前也能灵活地避开他人的拳头，像许多年轻人一样不知道如何修理漏水的下水管道。
阿尔瓦管她丈夫叫萨沙，这是亚历山大在俄语中的昵称。她开车带我去他们的木屋，一路上罗曼诺夫都在给我介绍这一带的情况。他洪亮的声音令我着迷，我从中品味出了他许多私密的想法。罗曼诺夫在二十岁出头时成名，作为一个有学识的花花公子，他的中长篇小说被翻译成了三十种语言。如今，他的名声早已今非昔比，只有在网上还能找到关于他第一段婚姻的报道以及许多黑白照片，其中既有他与同时代著名艺术家的合影，也有他独自一人在卡姆登区的一家酒馆里抽烟的照片。
两年前，阿尔瓦和他离开卢塞恩，搬到皮拉图斯山[24]脚下这个名叫艾根塔尔的小山村居住。这一带乡村味十足，除了几个农民和当地人，几乎没有外人。从外面看，大多数度假小屋都空着，远处依稀能听见黄色邮车规律的喇叭声。
我们在一处被腐烂的木栅栏围起的开阔地前停了下来。这栋木屋很高大，下面是石块砌成的地基，上面是木头搭建的房子和屋顶。房子后面是花园和草坪，上面覆盖着白雪。这栋偏远的小屋与外界的联系似乎不怎么紧密。我一面把我的东西在客房里摆放整齐，一面思索着此行的目的。
晚饭吃烤芝士、土豆和白葡萄酒。摆在抽屉柜上的留声机放着爵士乐。
“《再续节奏实验》，”我说，“您吃晚饭的时候听这个？”
罗曼诺夫高兴地说：“有时候听。您喜欢吗？”
“我妈妈很喜欢布鲁贝克[25]。”
“我在旧金山听过一次戴夫的现场。他很会聊天。演出结束后，我们凑巧到了同一家酒吧，在里面聊了好几个小时。”
阿尔瓦瞥了我一眼，说：“你知道，萨沙在整个六十年代一直对他穷追猛打，跟在他屁股后面听了一场又一场演唱会。终于，布鲁贝克大发慈悲，赏了他五分钟闲聊时间。”
罗曼诺夫抓住她的手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在她面前炫耀了。我已经搬出了戴夫·布鲁贝克，她却还想要更多。”
阿尔瓦自在地抚摸着他的手背。见他俩如此恩爱，我的心里一阵痛楚。罗曼诺夫的笑容让人捉摸不透，就像只有他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却偏偏不说出来，而她恰恰喜欢他这副样子。我想象着他俩一起度过的那些欢乐的时光。起初她也许还不大乐意，后来就习惯了待在他身边。以前，她经常把罗曼诺夫的书借给我看。有几处文字下面画了横线，讲的是他父亲的死和恐惧如何摧毁了他的幸福。我能看得出来，直到今天，她依然很崇拜他。
“来这儿的路上，我又读了一遍《不屈的心》。”我说，“据我所知，它和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是写得最好的两部中篇小说。”
“谢谢，但它其实被夸得有些过头了。”罗曼诺夫一边往奶酪上撒胡椒一边说，“您得知道，写这个故事时，我才二十岁。距今已经超过……反正是很久了。这个故事不严密，有些庸俗，还满是错误。”
“但它还是感动了我。”
罗曼诺夫望向阿尔瓦：“你付了多少钱，才让他说出这番甜言蜜语？”
“我们的账户已经空了。”
于是，他又像在火车站时那样朝我伸出手，说：“尤勒斯，谢谢你的夸赞。”
晚饭后，我们一起在客厅闲坐。大家都喝得有些多，罗曼诺夫的脸颊都红了。他心情不错，甚至跟我们描述起了自己的灵魂。“它直径大概二十五厘米，悬浮在胸口的位置，”他说，“发着灰绿色的光。要是伸手去抓它，起初感觉像摸到了上等的鹅绒，然后手指很快穿透了它，就像摸到了一团空气。”
后来，他又跟我们讲起了他与纳博科夫[26]的交情，还有他的中国之旅。“像您那么大的时候，我跟几个朋友连着好几个晚上去澳门的一个地下赌场找乐子。”为了用双手同时比画，他把葡萄酒杯放在了一旁，“那儿笼罩着一股无与伦比的犯罪气息，提供的服务都再直白不过。你可以在里面肆意调情，或是跟一些罪犯和身份可疑的商人交谈。头一天晚上，我的朋友们想玩老虎机，我则想玩轮盘赌，我们约定午夜零点在货币兑换柜台前汇合。或许是新手运气好吧，接下来的几小时，我赢了两千美元，当时那对我来说就是一笔巨款。零点的时候，我准时来到约定的地点，但我的朋友们还没有来。”他抿了一口酒，“等待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桌已经连续出了二十三次红色号码。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我想。于是我走过去押了一百美元黑色，以为胜利唾手可得。可出来的还是红色。我又押了一百美元黑色，但结果连着红了二十五次。为了回本，下一次我押了两百美元黑色，可结果还是红色。这下，我不得不下注四百美元了，但这钱还是打了水漂。八百美元，还是红色。就在这时，我的朋友们也来了。我从他们那儿借了钱，押了黑色两千美元。两千美元哪！可愣是连着红了二十九次。就在我失魂落魄地走出赌场时，身后传来发牌员的声音：黑色。”
这段逸事其实稀松平常，但叙事大师罗曼诺夫把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讲到点子上的时候，我们不由自主便跟着笑了起来。
他从一个银色的小盒子里拿出一根香烟，对我说：“临睡前来一根，您抽吗？”
我婉拒了他的好意，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吞云吐雾。他是多么享受这种简单的快乐啊！“阿尔瓦说，你们小时候就认识？”
“没错。”
“那后来怎么失去联系了呢？”
“因为……”我望了阿尔瓦一眼，可她却自顾自地低着头。一幅在我心中埋藏多年的画面又浮现在我眼前：简朴冰冷的房子，我按捺不住欣喜，兴冲冲地跑上楼，却看见了赤身裸体的阿尔瓦，我们的友谊也在这一刻土崩瓦解。我常常问自己：她母亲是故意支使我上楼的吗？
罗曼诺夫看看我，又看看阿尔瓦，眼神中拂过几缕忧郁。
他起身朝我走来。我们个头差不多。“您还年轻，尤勒斯。请记住这点，因为您有的是时间。”他强调“时间”这个词的样子着实令我着迷。他最后又吸了一口，把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很高兴您能来做客。您想待多久都可以。您会发现，在高山上睡眠质量非常好。”他亲了亲阿尔瓦，从容地上楼去了。
他走后，我躺倒在沙发上，大口喝着芬丹酒。“你是他的狂热追随者吗？”我半开玩笑地问，“还是他的缪斯？”
“两者都有吧！”她说，“萨沙已经好久没有说过这么多话了。我觉得，他是想在你面前露一手。他上楼时甚至都没拄拐杖，这可不是他平时的做派。”
“我喜欢他，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阿尔瓦盘腿坐在抽屉柜上。“那是在十年前，圣彼得堡的一次研讨会上，我在那儿做学生翻译。他当时约莫五十五岁，看上去就像一个演员，但也有几分乔治·格什温[27]的味道。他一开始引起我注意是因为他的德语说得很好，而且有一群女的冲上前去围堵他，我之前从没见过这种场面。他一边发言，一边不停地朝我这边看。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他那种潇洒的气质吧……很是吸引我。”
“那你父母怎么看他呢？他们来这儿看过你吗？”
“爸爸一年会来几次，妈妈已经好久没有联系了。自从高中毕业考试后，我们就没说过话。”
外面很安静，最近的一户人家也相隔甚远，隐在墨色的墙壁后面。我打量着阿尔瓦，过去这些年，她几乎没有变老。她戴着眼镜，一头红发盘在头顶，露出脖子上两道象牙色的伤疤。
她低下头说 ：“实不相瞒，我爱萨沙……”她突然悲伤起来，“但你千万别被他今晚的表现给迷惑了。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出过门了，这段时间，他变得有些……健忘了。”
楼上传来水龙头放水的沙沙声，之后则是脚步声。
“从前，我们经常出门，去旅行，去参加朗读会和研讨会。他在世界各地交游甚广，但主要还是因为他很活跃，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在认识他之前，我总觉得他应该是个忧郁的人，因为他写了那么多悲伤的故事。但实际上，他身上有一种孩子般的乐观，而这种态度是会传染的。这也是我最爱他的一点。”
阿尔瓦重新将我们俩的酒杯斟满。“两年前，萨沙得了一场重病。虽然治疗的过程一切顺利，但这场病却改变了他。他的魔力似乎消失了，他恢复了一个普通老人的模样，有着常人所有的恐惧和脾气。只不过，他依然在山上写作，决心要把手头的书写完。最近有一次，他跟我说，他已经感觉到自己大限将至了。就在这个房间里，你也能感受到？这是他的原话。我拥抱了他，但不可思议的是，我真的感受到了。”
她顿了顿，脸色不太好看。接着，她打起精神，转过头来对我说 ：“对了，他知道你在写作。”
“可我早就不写了，基本不动笔。那已经是陈年旧事了。”
“也许你没将你的故事写在纸上，而是写在了脑海里。”她一边小声说，一边轻抚着我的手臂，“你一向如此。你是个回忆者和收藏者，这你自己也清楚。”
远处的皮拉图斯山沐浴在晨曦之中，耳边传来溪水哗哗的流淌声。深吸一口气，空气是那么清爽。我起了个大早，出来沿着小溪跑了一圈，一路穿过农庄和森林。一个小时后，我大汗淋漓，喘着粗气，回到了木屋。出乎我意料的是，罗曼诺夫正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等我。
“运动去了啊！”他说，“我妻子喜欢爱运动的人，这个您自然是再清楚不过了。”
“您妻子最喜欢的是作家。”
他抓住我的袖口，说：“尤勒斯，过来一下。”
他把我带到了楼上的书房。房间里有一股温暖干燥的尘土味。一张放着台奥利维蒂打字机的大书桌，一张放在墙角的小桌，一架钢琴，几页散落的手稿，挂在墙上的木雕苦像[28]，仅此而已。
“我需要一些空间思考。”罗曼诺夫说，“从前，这儿还有两个书架，但那样我就写不下去，老想找书看。所以我把它们搬走了。我必须抓紧时间工作，时光飞逝啊！”
这句“时光飞逝”似乎是他的中心思想，他一再重复。有一次，他说自己小时候写过一首诗，名字就叫“飞逝的时光”，后来在搬家时不慎丢失了。这个标题来自他最喜爱的作曲家舒伯特的一部歌剧，稍有改动。这是一首儿童诗，头两行是：
飞逝的时光
请你带上我
我指了指钢琴：“您会弹琴吗？”
“会一点。”
罗曼诺夫弹起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三首幻想舞曲》。他的手指轻车熟路，毫不费力就能找到正确的琴键。“当年，我被音乐学院拒之门外。”他说，“但好在我还有打字机。可以说，我的一生就是在敲击键盘中度过的。唯一的不同在于动作的优雅程度。”
弹完这支曲子后，他合上了钢琴盖。他似乎有心事。终于，他指了指放在角落里的小桌：“您要是愿意，也可以在这儿工作和写作。”
“谢谢，但我不想打扰您。”
“不会打扰到我的。相反，从前我一直喜欢在图书馆写作。看到其他人奋笔疾书的样子，我也会受到鞭策。一开始，阿尔瓦经常坐在我边上。但她的好奇心太强了，让我有些受不了。”他看着我说，“怎么样？有您做伴，我真的很开心。”
虽然他的语气有些漫不经心，但我感觉到了恳求的意味。所以，午饭后，我便来到了他的书房。他的书桌在窗前，我的桌子挨着墙。在他远眺瑞士风光的时候，我只能看到木梁。他坐的是一把带轮子的皮椅，我则坐在一把塑料折叠椅上。两个阶层间的差别显而易见。
起初，我在修改给公司的报告，但似乎很难专注其中。于是，我干脆合上文件，随意提笔写了起来。与一个我从前景仰的作家同处一室的感觉是那么荒谬，但这的确激发了我的干劲。我的幻想就像一座废弃已久的矿山，我再次推着采矿车下井，却意外地开采出许多矿藏。我很快便有了许多想法，沉睡在我心里的计划在这一刻苏醒了。
罗曼诺夫正盯着我看。
“怎么了？”我问。
“您写得很快，简直是奋笔疾书啊！嚓嚓，嚓嚓。”
我望了一眼他的打字机。夹在里面的白纸上只有寥寥数行。他戴着眼镜，噘着嘴，似乎有些劳累。
“您在写什么？”
“一本关于回忆的小说，分五个故事。它们相互关联，核心主题是回忆对我们的约束和操纵。真是……”罗曼诺夫想了想，气呼呼地说，“真是糟透了！”他站起身，继续说道，“我恨不得将打字机丢出窗外。我的上一本书六年前出版，这本书已经一拖再拖了。”
他拄着从壁角一个筐里拿出来的拐杖在屋子里转悠。他几年前在一次远足中出了点事故，那之后，医生便要求他拄拐。他轻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说：“这里现在空空如也，就像一座被吃空了的餐馆。一切都已经写成了书，揉成了纸团，成了说过的话。我只能……”
话说到一半，他似乎忘了自己想说什么，就此打住。直到这时，我才听见墙上挂钟的嘀嗒声。
“我在您这般年纪的时候，尤勒斯，也是文思泉涌。嚓嚓，嚓嚓。”他又模仿起我写字的声音，“当时的我无忧无虑，以为一切都会水到渠成，但我的成果却越来越少。我本该知足，但我就是不愿罢手。只要您认为《不屈的心》是我最为出彩的故事，我就没法停笔。毕竟那只是我二十岁时信笔写成的啊！”
他停了一阵。接下来，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他话锋一转，又把那个地下赌场的故事一字不差地复述了一遍。
与阿尔瓦共处的头几天，就像远游后重归家门。对我而言，青年时代的每一个瞬间都比日后的经历更加珍贵；当年与她的每一场交谈，每一次对视，甚至她带给我的每一次失落，都像一座座雕像，耸立在我的记忆中。而现在，我重新回到了源头。当我们坐在厨房喝着葡萄酒谈天说地，或是一言不发地在树林里漫步，当她笨拙地在钢琴前弹着什么，或是听我讲我哥哥姐姐的故事，当我们在夜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听着音乐，她靠在我身旁——在这一个个场景中，我仿佛看到我们的过去正与现在和未来缓缓交织在一起。
我到访的第三天，阿尔瓦和她丈夫一大早就开车进城去了。他们走后，我来到二楼，发现他俩是分房睡的。整个楼层都弥漫着一股呛人的气味，那是药草、软膏和药品的气味。阿尔瓦跟我说过，罗曼诺夫自从动过前列腺手术后就一直药不离口。他的房间像是一家旧书店的储藏室，床头柜上除了一盏亚洲风格的竹藤灯，还放了一个地球仪、一沓笔记本和一只泛白的玩具兔。阿尔瓦的房间更像是临时布置的，一张圆形的床，堆到齐腰高的书，一株龙血树，还有床边快长到天花板的丝兰。
这次出门慢跑，我选择了一条横穿潮湿的冷杉林的山间小路。这条徒步道一路向上，通向克莱古驰峰。冰冷的风从下面的田野里呼啸而过。
回到木屋时，坐在门口等我的不是罗曼诺夫，而是阿尔瓦。“我从窗户里看见你了，”她说，“谁又能想到，这辈子还能看见你跑步？”
吃完晚了的早饭，我们一起出门散步。木屋旁边就有一片森林，树木十分茂密，几乎遮天蔽日。这片森林让我联想到阴暗神秘的地下世界。阿尔瓦走在我身边，脸冻得通红。
“过去这些年，我经常想到你姐姐，”过了一会儿，我说，“想到那件后来找到的外套。真希望你能早点告诉我，那样我就能更好地理解你了。”
阿尔瓦沉默不语。她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盯着看，像是盯着一块珍宝。
“说来话长。”她扔掉石头，“姐姐失踪后，父亲就像疯了一样。他最难接受的是，警察在姐姐的外套里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他辞掉了工作，亲自参加了所有的搜救行动，还独自跑去和证人谈话。他夜不能寐，最后终于坚持不下去了，住进了医院。母亲在最初几周以泪洗面，但之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就好像芬妮从未存在过。”
阿尔瓦的声音越来越小：“后来，他们开始了无休止的争吵。离婚后，妈妈和我搬到了那个远离家乡的小镇上。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当时我患了抑郁症，还有过自杀的念头。但我总在想，万一芬妮哪天回来了，我却不在了，那可怎么办？”
我想拥抱她，但她躲开了。我们从一片冰冻的牧场旁走过。有那么一刻，我甚至想尝尝触摸电网的滋味。
她一把抓住我的肩膀，说：“班上其他同学不知道我的遭遇，他们嘴里只有假期和父母，个个看上去都那么幸福。只有你……”我感到背上有些发凉，“只有你看上去不是那么幸福，所以当时我坐到了你身边。”
我们掉转方向，朝一家叫“下劳尔伦”的高山牧场餐馆走去。
“所以，你也了解这种感觉，就像人生从一开始便被下了毒药。”我平静地说，“就像把黑色的液体注入一杯清水里。”
“我以为旅行会有帮助，所以毕业后先去了新西兰半年，后来又到了俄罗斯。之后，我跟着萨沙去了世界各地，但这些都没什么用。”
“文学呢，有用吗？”
“偶尔吧。”
“罗曼诺夫呢？”
她笑了。“也是偶尔。其实我看书只是为了逃避，想从某些句子或某个故事中找到一丝慰藉。从前，我一心想成为小说中的人物。我想在书中永垂不朽，每个人都可以阅读我，观察我。这很蠢，我知道。”她不好意思地看了我一眼，继续说道，“但要说实话，我还是想成为一个小说人物。”
这下我明白她把我叫来瑞士的原因了：她觉得自己被骗了。她嫁给罗曼诺夫，是因为他能提供两种她最爱的毒品：信念和花言巧语。但久而久之，这个已经年近七十的供应商变得不太靠谱了。我能想象阿尔瓦近几年来在山上的生活。她每天就像一颗卫星一样，围着木屋里的书房转，而她的丈夫依旧在打字机前徒劳地努力，几乎不怎么跟她交谈。
我们在小餐馆里坐下。她继续讲她父亲的故事。那辆红色的菲亚特就是他送给她的十八周岁生日礼物。她父亲现在迷上了登山。“听说女婿比自己还要大十岁，他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
“他现在怎么样了？”
“挺好的，我觉得。他又找了份工作，在一家公共诊所里当内科医生。他很喜欢跟病人交谈，我小时候经常去他上班的地方。”
“之前你从没跟我说起过他。”
她盯着面前的餐盘说：“妈妈得到监护权后，爸爸就搬到奥格斯堡去了。起初，我每两周会在他那儿待上一个周末。我在那儿有自己的房间，他还会送我书，带我一起去远足。但之后，我们有好几年都没有联系。我以为这都是我的错，可能是我让他忘不了姐姐。但在我十八岁的时候，他突然找到我，跟我把一切都说开了。能够重新得到他的爱，我开心极了。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妈妈一直没有把他寄来的信转交给我。她还跟爸爸说，我不想再和他见面了。”
“她为什么这么做？”
“不知道，从前她一直偏爱芬妮，所以对她的失踪耿耿于怀。我们经常争吵，相互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她对我十分冷漠，当我离开家时，心里只有欢乐和解脱。我以为一切都到此为止了，但几年前，她通过我父亲交给我一封信。没写寄信人。她说自己现在住在国外，但具体在哪儿没有说。这封信写得很凄美，像是在与我诀别。”
阿尔瓦摇了摇头。“我多么希望她能在我还小的时候就说出这一切。当时，我简直恨透了人生。我认为，姐姐不见了，妈妈仍旧不爱我，那我肯定一文不值。我想成为值得被爱的人。”
她的眼里闪动着泪光。我凑过去抱住了她。
“你还会再待一阵吗？”她在我耳边问。
望着她恳求的目光，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肃性——或许在她之前。
我试了两次，才在老板吃惊的语调中宣布了辞职的决定。第一次，我假装自己得了肺炎；但因为我从来不擅长撒谎，所以在第二通电话中，我干脆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不会再去上班了。我几乎没有考虑后果，这不是我的风格。我回复了诺拉那封充满爱意的邮件，告诉她我暂时没法再跟她见面了。她又给我写了好几封信，给我打电话、留言，但我都无动于衷。
短短几天内，我便给我从前的生活画上了句号。我不知道自己和阿尔瓦会有怎样的未来，我只知道，这次我不能再让她溜走。我不想为年轻时犯下的错误悔恨终生。
“虽然万般不情愿，我还是要再跟你说一遍：过去找不回来，也没法改变。”哥哥在电话那头说。
“谁说的，我就可以。”我说。
我坐在客厅里上了几小时网，才发现阿尔瓦竟然没在家。起初，我以为她在楼上陪罗曼诺夫，但我既没听到她的脚步声，也没听到水龙头的响动。木屋的隔音效果并不好，往常这个时候，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又在客厅里等了一会儿才上床睡觉。当时正值二月底，外面下着鹅毛大雪。清晨六点，我被一阵关门声惊醒了。后来我问阿尔瓦她去了哪儿，她只是耸耸肩，仿佛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她对园艺的热情令我惊讶。随着春天的到来，她常常会连着好几个钟头在外面拔蔬菜，或是给植物移栽和浇水。每次从花园里回来，她的指甲缝里都是黑泥，但她却高兴得很。木屋则是罗曼诺夫的王国，如果用一种声响来形容，那就是打字机缓慢但却孜孜不倦的咔嚓声。
有一天，罗曼诺夫突然拿起拐杖，说要跟我决斗。我也抓起一根他的拐杖，跟他比画了一阵。当我问他原因时，他只是简单地说：“一个人能得到的最好的评价就是：‘他曾是个孩子，但他也曾是个男人。’”
这场决斗显然让他筋疲力尽，他坐到椅子上，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尤勒斯，您父母是做什么的啊？”
“我十岁的时候，他们就在一场交通事故中死了。”
“对不起，节哀顺变。”
我摆了摆手，反问道：“您的父母呢？他们是怎样的人？”
他说起了他的母亲。她是一位女作家，出身彼得堡世家。“她喜欢德国文学和德语，所以我们小时候都读过德国童话。我的父亲则家境一般，他的老家在叶卡捷琳堡附近。这个爱做梦的农民，脑子里全是各种伟大的商业方案，却从没成功实现过。十月革命前夕，年幼的他随家人逃亡到了国外。他在美国认识了我母亲，后来我们一家搬到荷兰定居。再后来，他还是自杀了。”
我看向他。
“因为失败，”他说，“他又搞垮了一家公司，害得我们一家生路渺茫，彻底露宿街头了。这都是他的错，所以他开枪自杀了。有些亲戚觉得这是懦弱的表现，但我觉得这就是他的宿命。”他看着我说，“儿子总和母亲亲密无间，却在暗中观察自己的父亲，对他既尊敬又怀疑，还会拿自己跟他比较。我一生都在思考他的故事。”
“我几乎不了解我的父亲，”我说，“我常常问自己，要是他还活着，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怎样？我们会经常联系吗？还是早已形同路人了？我好想跟他一起坐在酒吧里，以成人对成人的方式谈天说地。但这一切都不存在，对话、微妙的瞬间、父子关系。直到二十岁时，我才发现自己刮胡子的方法是错误的。当时，我和室友一起去洗澡。沿着下巴往上刮，他说。而我之前都不知道。”
我在罗曼诺夫身旁坐下。他轻拍着我的肩膀说：“您是个好人，尤勒斯。我相信您的父亲如果还在世，肯定会喜欢您的。”
我面露尴尬，问道：“那您是怎么来到瑞士的呢？”
“我怎么来的这儿？我的第一任妻子是瑞士人，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国度，而且阿尔瓦在国外待久了，也想回来。说句实话，当时我也正有此意。经济改革后，我回到俄国，但在那儿却没有找到那种家的感觉。”
“对了，我正在读您和纳博科夫的通信集。您小时候真的上门拜访过他吗？”
罗曼诺夫笑着捋了捋自己的额发。有那么一会儿，他几乎全无老态。“也没那么小啦！我记得当时我十六七岁，刚刚读完《洛丽塔》。这是第一本让我心动的书，虽然我大概只读懂了一半。但光是其中的幽默戏谑和连珠妙语就足以让我着迷。我觉得我必须结识这位作家。当时我们住在俄勒冈州，有一天晚上，我偷偷溜出家门，乘坐一辆灰狗巴士去了纽约，想到康奈尔大学拜访他。他那天恰巧没课，于是我说我是他的侄子，还特地秀了一下我的俄国口音，从校方弄到了他的私人地址。几个小时后，我按响了他家的门铃。听说我因为他离家出走，他瞪大了眼睛。我们一起给我的父母打了电话，然后喝着茶，聊起了我们都很喜爱的作家和网球选手。后来，我自然而然地把我写的故事都寄给他，到了瑞士后也不例外。虽然他比我年长四十岁，但他一直在读我的作品。”
一阵短暂的沉默。“阿尔瓦晚上出门干什么去了？”我问，“她已经消失过好几回了。她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她也没跟我说。从我们相识起，她一直都这样。我总觉得不该多问，因为她不想多谈，但她需要晚上出去走走。”
我点点头。“亚历山大，我能不能再问您一个问题？您为什么要娶阿尔瓦？”
“为什么要娶她？”罗曼诺夫重复了我的提问。令人不安的是，近来他忘事、分心和找眼镜的次数明显增加了。“阿尔瓦跟您说过她跟我搭上话的那次研讨会了吧！当时我就注意到了她。她乐于给人指路，做每一件事都十分热心。对，很热心，但也很神秘。我能感觉到她经历过一些苦痛。”接着，他又骄傲地说，“当然她也是个美人。有时候，人就是应该貌相，从远处看去，她是一个集忧伤、热心和欢乐于一体的女人，而且她还爱看书。天哪，她随时随地都在看书，在台阶上，椅子上，地上。哪怕只有几分钟的空闲，她也书不离手。”“然后呢？”我小声问。
他想了想说：“阿尔瓦很矜持。我们一起吃过几次饭，她总是一副羞涩的样子，起初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一般在这种时候，我都会说一些活跃气氛的话，比如稍微聊一下我自己。但在她面前，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内心的平静。她就像一只冰凉的手，正放在我发烫的额头上。”
后来，我独自站在客厅的落地窗前，望着外面渐渐暗下来的天色。起初，木屋的夜晚总让我觉得阴森恐怖。挂在墙上的非洲面具仿佛死而复生的幽灵在张嘴大笑，鹿头和其他一些战利品也直勾勾地盯着你。扭头望向窗外，能看见的只有山谷上方那片地狱般的暮色，和随之而来的虚无的黑夜。有时候，我们连着好几天都见不到生人，感觉就像只有我们生活在山上。只有文明的声响能将我们拉回到现实之中：暖气管的流水声，还有灶台上茶壶的鸣叫。这儿的日常生活单调乏味，甚至有些古怪。后来我才回过味来，我们就是一批在此搁浅的失意的人，每个人其实都在等待着什么。当明白那是什么之后，我不寒而栗。
一天晚上，从少年时代起就压在我心头的一幕在我眼前重现。当时我们刚在电影院看完一部比利·怀尔德的电影，准备在城里找些吃的。罗曼诺夫一般不愿意去人多的地方，这次却破例跟我们同行。在回木屋的路上，他跟我们说，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跟自己的父亲大吵一架。没过多久，他父亲就死了。为此，韦伯一直不能原谅自己，在父亲死后成了一个废人。
“他放弃了教职，”罗曼诺夫说，“在那次事故后甚至连说话都困难了。”
“就因为这一次争吵？”我问。
“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原因，但没能跟父亲和解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从内部彻底摧毁了他。韦伯的妻子管它叫‘罪恶的东西’，它从地底下将魔爪伸向了她的丈夫。”
回到木屋，罗曼诺夫独自上楼去了。阿尔瓦把尼克·德雷克的专辑放进唱片机。“上次在慕尼黑见面后，我经常听这张专辑。”她说，“当时我以为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她合上书，坐在餐具柜上。阿尔瓦总喜欢坐在奇奇怪怪的地方。
“有时候我听见你在上面和萨沙说话，都不敢相信你竟然真的在这里。从前，跟你一起聊天听音乐，是我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但过去这些年，我一直把这当成一场梦，好像它们从未发生过。现在想来，一切都恍如昨日。”
“那是因为我们听了从前听的曲子。时间不会直线行进，回忆更是如此。人们总是更容易回忆起曾带来更多感触的事情。比如每到圣诞节，人们总会觉得上一个圣诞节仿佛才过去不久，其实它已经过去十二个月了。六个月前的夏天其实更近，但感觉却仿佛更遥远。与当前情感联系更为紧密的回忆往往会抄近道。你看……”我在一张纸上草草画了张图，指给她看。
“好吧，原来你成天就想这些啊！”她说。
我抓起罗曼诺夫的拐杖，拄着它在房间里走了几步。阿尔瓦走过来，劈手夺过拐杖。
“你走路也需要这玩意儿了？”她伸出手指，抚摸着桃心木打磨成的拐杖。
“把拐杖还给我，我需要它。”
她笑着说：“不行！”
外面隐隐传来一阵打雷声。群山之间雷雨交加，闪电在山峰间跳跃，照亮了夜空。这时候，坐在有屋顶遮蔽的房间里，听着狂风从树梢的枝条间呼啸而过，真是一件惬意的事情。
阿尔瓦凑上前来：“你当年到底为什么放弃摄影啊？”
“我以为摄影可以让我更接近我的父亲，但很快就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我的脸有些发烫，“但我开始摄影，本来就只是为了……”
她又上前一步，继续逼问道：“为了什么？”
一幅我本以为早已遗忘的画面重新浮现在我眼前：夜晚的路灯下，一辆出租车从我身边驶过，在街角处拐弯。我想冲它喊些什么，大概是什么重要的话，但就是开不了口……
我愣愣地望着阿尔瓦。我要把我想到的告诉她吗？毕竟连我自己都不愿承认，我是因为潜意识中的负罪感才肆意挥霍我最好的年华，先是去学了一个不知所云的专业，后来又拿起了相机。虽然我一直喜爱写作，这些年却从未认真写过什么。
“下次再跟你说吧！”
“下次，下次。”阿尔瓦说。她的声音多么迷人，我来不及多想，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肘。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沿着她的手臂一路往上，直到摸到她的脸。只要再上前半步，我的下巴就要碰到她的额头了。我低头看她，她也正抬头看我，我们各自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她抓住了我的手，但就在这时，她突然后撤了一步，用拐杖戳了一下我的肚子，甩下一句“晚安”。
此时的我还没有注意到，罗曼诺夫的身体每况愈下。在短短几天里，他两次让浴缸的水溢了出来，因为他忘了自己打算洗澡。他是一个善于掩藏自身真实状况的大师，整个人就像一座危楼，从外面看完好无损，其实里面早已分崩离析。
我陪他下到木屋的地下室，那是调节暖气和洗衣服的地方。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洗衣粉、旧报纸和湿乎乎的烂墙混杂在一起的味道。底下单独辟出了两块地方，分别作为酒窖和武器柜，武器柜里放着口径不一的步枪、短猎枪、前膛枪和双管猎枪。
“从前我经常打猎，”他说，“现在已经有好几年没去过了。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父亲就教会了我打猎，当时我大概九岁。他是个出色的猎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