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喀斯在车站等我，我一眼就认出他来。火车顺着长长的海湾转弯，放慢速度，几乎擦过高大的柏树。我好爱这些柏树，我总是透过它们预见午后三四点永远令人愉快的耀眼海洋。我拉下窗户，让风拍打我的脸，瞥见我们家笨重的汽车就在远远的前方。抵达B城总是令我开心。让我想起每个学年结束、在六月初抵达这里的心情。那风、那热气、那闪亮的灰色月台配上自一战以来就关闭的古旧站长临时宿舍、那死寂，这一切在一天中这段荒凉珍爱的时间里，共同拼凑出我最喜欢的季节。夏天正要开始，仿佛事情还没发生，考前最后一分钟死记的东西仍然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这是我今年第一次看见这片海。你说的奥利弗，是谁？
火车停了几秒，让五名乘客下车。而后隆隆作响，接着响起液压引擎巨大的嘎嘎声。然后，就像停车一样简单，列车又吱吱嘎嘎驶离车站，一节接一节滑行离开。鸦雀无声。
我在干燥的木制悬臂梁下站了一会儿。这整个地方，包括木板屋，散发一股强烈的气味，混杂着汽油、柏油、剥落油漆，和一股尿骚味。
还有永远不变的乌鸦、松树、蝉。
夏天。
我很少想到即将到来的学年。但此时我感谢炎热的天气带来强烈的夏日气息，让我觉得下学年仿佛仍然是好几个月以后的事。
在我抵达几分钟后，往罗马的快车滑入对向的轨道——那班火车一向准时。三天前，我们搭的正是这同一班车。我想起当时我边向窗外看边想:再过几天你就会回来，你将是一个人，你会恨透了那感觉，所以千万别让任何东西乘虚而入。要警醒。我预演失去他的处境，不只是为了事前一点一点接受，好抵挡痛苦，也像迷信的人，想看看如果我愿意接受最糟的状况，命运会不会减轻打击的力道。我像为打夜战而受训的士兵，生活在黑暗中，以免黑暗骤降，不能视物。预演痛苦来抑制痛苦。依顺势疗法的道理。
那么，再来一次。海湾的景观:确认。
松树的气味:确认。
站长的临时宿舍:确认。
远方山丘勾起记忆的风景，让人想起骑车回B城，加速下山坡，几乎撞上吉普卜女孩那个早上的风景:确认。
尿骚味、汽油、柏油、亮光漆的气味:确认、确认、确认、确认再确认。
安喀斯一把抓住我的背包，说要帮我拿，我请他别这么做；背包的设计，就是专门给包的主人背的。他还搞不清所以然就把背包交还给我。
他问我“奥立法”先生是否离开了。
是的，今天早上。
“真令人难过啊。”他评论道。
“是啊，有一点。”
“我也感到伤心。”
我回避他的眼光。我不想鼓励他说什么，甚或提起这个话题。
我一到家，母亲就想知道这趟旅行的细节。我告诉她没做什么特别的事，只是参观了卡比托①、波格泽别墅②、圣克雷芒教堂。除此之外就是到处走。看了许多喷泉。晚上去了许多奇怪的场所。吃了两顿晚餐。“晚餐？”母亲以一种轻描淡写、“看我说的没错吧”的得意语气问。“跟谁？”“一些人。”“什么人？”“作家、出版商、奥利弗的朋友。我们每天晚上都熬通宵。”“还不满十八岁，已经开始过甜美生活③了呢。”玛法尔达酸溜溜地挖苦道。母亲也同意。
<em>①卡比托(the Capitol):当地人称Campidoglio，为罗马七座山丘中最小的一个。这里曾经是古罗马的政治与宗教中心，有许多重要景点，包括米开朗琪罗设计的卡比托广场、罗马市政府、朱庇特神庙等。朱庇特神庙曾经是罗马世界的中心，这座山丘和神庙象征罗马为“世界之首”，连“首都”(capital)一词都源于这个地名。</em>
<em>②</em><em>波格泽别墅(Villa Borghese):1605</em><em>年为教皇保罗五世的侄子波格泽枢机主教(cardinal s cipione Borghese,1576-1633)</em><em>设计的别墅和公园。</em>
<em>③甜美生活(la dolce vita):</em><em>指奢华自我放纵的生活方式。因费里尼汗(Federico Fellini,1920-1993)</em><em>的同名电影而广为人知。</em>
“我们帮你把房间恢复原状了。你应该也想回到自己的房间吧。”
我立刻觉得悲愤交集。谁给她们这么做的权力？无论是一起或分别这么做，她们显然为了窥探。
我知道我终究得回到我原来的房间，但我希望有更长的过渡期。我曾经想象躺在床上，挣扎着鼓起勇气走到他房间，却没料到玛法尔达已经换掉他的床单——我们的床单。还好那天早上。确定我们停留罗马期间他一直穿着那件宽衬衫之后，我再度要求他把那件衣服给我。我把衬衫放进旅馆房间的塑胶洗衣袋里，很可能下半辈子都要藏在别人窥探不到的地方。有些个晚上，我把衬衫从袋子里拿出来，确认没沾染到塑胶或我衣服的味道，抱着它，将两只长袖围在身上，在黑暗中低声呼唤他的名字。奥立法、奥立法、奥立法——那是奥利弗模仿玛法尔达和安喀斯的古怪腔调，用他的名字唤我的声音；那也是我用他的名字唤他，希望他也用我的名字唤我的声音，我愿意代替他对我唤我的名字，再回应他:艾里奥、艾里奥、艾里奥。
为了避免从阳台进入我的卧房，我走室内楼梯上楼。我打开我房间的门，把背包丢在地上，将自己扔到晒得到阳光的温暖床上。谢天谢地，她们没洗床罩。我突然很高兴自己回来了。我说不定转眼间就能睡着，忘记大波浪衬衫和那股气味，以及奥利弗的一切。谁能抗拒在地中海日照地区午后的两三点睡上一觉？
累坏的我，决定下午晚一点要拿出海顿乐谱，从中断的小节继续改编。不然，我要去网球场，坐在一张温暖的板凳上晒太阳(这么做铁定让我幸福到全身打哆嗦)，看看谁有空跟我比赛。随时都有人的。
我这辈子从未如此平静地欢迎睡意。要哀悼有的是时间。它会悄悄来到，它一向如此，而且也没有任何从轻发落的可能。预期哀伤，好缓和哀伤——明知我是这门技艺的头号实践者，我仍告诉自己，那是没价值又怯懦的勾当。如果它来势汹汹怎么办？如果它来了又不肯松手怎么办？停驻不去的哀伤，像那些夜晚对他的渴望所带来的影响，似乎有什么根本的东西从我的生命中佚失，从我的身体消失，以致现在失去他，就像失去自己的手。那是屋里每张照片里的自己都有的手，但少了这只手，你就不可能再是你。你失去它，就像你一向知道你会失去，甚至做好了准备；但你无法让自己忍受这个失落。希望别去想它，祈祷不要梦到它，然而伤痛依旧。
接着，一个奇怪的念头攫住我:如果我的身体(只有我的身体、我的心)喊着要他的身体怎么办？届时该如何是好？
如果在夜里，除非我有他在我身边、在我体内，否则我无法忍受自己时怎么办？届时又如何？
在痛苦前思考痛苦的意义。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即使在睡梦中，我也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一再一再为自己打预防针。你终究会这么毁掉一切。鬼祟又狡猾，那就是你。鬼祟、薄情、狡猾。我对这个声音微笑。太阳照在我身上，我对太阳的爱，有着近乎异教徒对大地万物的爱。异教徒，那就是你。我从来不明了我多爱这片大地、多爱太阳、多爱海——人、事物、甚至艺术似乎都是其次。或者我在自欺？
下午三四点，我意识到我正在享受睡眠，而不只是在睡梦中寻求庇护。睡眠中的睡眠，就像梦中梦，还有什么更好的？一种得以接近与纯粹幸福同样精致的情绪控制住我。这天一定是星期三，想。这天也确实是星期三，因为磨刀机正式开张，开始磨家里每一片刀刃，一旁的玛法尔达总会跟他聊天，在他用磨刀石磨刀时，替他拿着一杯柠檬汁。机械在午后三四点的热气中发出啪啪啪与嘶嘶嘶的刺耳摩擦声，将幸福的声波送进我卧房来。我一直无法对自己承认，奥利弗把我那颗桃子吞下去那天，他让我多么快乐。当然我很感动，但我也觉得受宠若惊，仿佛他的举动已经表明:我身上的每个细胞都相信，你身上的每个细胞都不该，永远不该死。如果非死不可，请让它死在我体内吧。通往阳台的那扇门半开着，他从外面拉开门门走进来(那天我们没什么交谈的意愿)；他没问能不能进来。我该怎么办？难道要说不准他进来？就是此时，我举起双臂迎接他，告诉他我气消了，而且再也不生气，绝对不会，让他掀开被单爬上我的床。这时，我一听到夹杂着磨刀石声的蝉鸣就知道我可以醒来，或继续睡，两者都好。做梦或睡觉，都一样，我会任选一种或两种都做。
我醒来时将近五点钟。我不想打网球，也完全没有改编海顿的欲望。该去游泳了，我想。我穿上泳裤走下楼。薇米妮坐在她父母家旁边的矮墙上。
“你为什么要去游泳？”
“不知道。我就是想。要不要一起来？”
“今天不行。他们逼我，如果想待在外面就一定得戴这顶蠢帽子。我看起来好像墨西哥歹徒。”
“薇米妮，如果我去游泳，你要做什么？”
“看你游泳。除非你能扶我爬到其中一块石头上，那我就坐在那里，弄湿我的脚，戴着我的帽子。”
“那我们走吧。”
你从来不必请薇米妮伸出手。她总会自动伸出手来，就像盲人自动扶着你的手肘那样。“只是别走太快。”她说。
我们走下楼梯。到礁石那里，我找到她最喜欢的那块石头，坐在她身边。这是她和奥利弗最喜欢的地方。这块石头很温暖，我好爱下午的太阳照在皮肤上的感觉。“真高兴我回来了。”我说。
“你在罗马玩得开心吗？”
我点头。
“我们想念你。”
“我们指谁？”
“我。玛琪雅。前几天她来找过你。”
“啊”我说。
“我告诉她你去哪里了。”
“啊。”我重复说。
我感觉到这孩子仔细观察我的脸。“我想，她知道你没有非常喜欢她。”
争论这件事没有意义。
“所以呢？”我问。
“没什么。我只是替她感到难过。我说你走得很匆忙。”
薇米妮对她的机巧显然颇为沾沾自喜。
“她相信你吗？”
“我想她相信。那不算谎话。”
“什么意思？”
“就是，你们俩是不告而别的。”
“你说的没错，我们是不告而别。我们这么做没什么特别的意思。”
“噢，我不在乎你。但是我在乎他。非常在乎。”
“为什么？”
“为什么，艾里奥？你必须原谅我这么说，但你从来就不是很聪明。”
我花了好一会儿才了解她这句话的意思。我恍然大悟。
“我也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我说。
“不，你还是可能。我可就不一定了。”
我感觉到喉咙绷紧，只好把她留在岩石上侧身往水里跳去。正如我所料。那天晚上我会盯着水看，会有那么一瞬间忘记他已经不在这里，忘记已经没有理由回头往阳台上看，尽管他的影像还没完全消失。然而，不到几小时前，他的身体和我的身体……现在他可能已经在飞机上吃过第二餐，准备降落在甘乃迪机场。我知道他在费米奇诺机场盥洗室里最后一次吻我时，充满了悲伤。尽管在飞机上，饮料和电影转移他的注意力，可是一旦只身在纽约的房间里，他也会再度感到伤心。我讨厌想到他伤心，我知道他也讨厌看我在我们的卧房里伤心，那个太快变回我房间的卧房。
有人往礁石这儿来。我试着想点什么事好驱赶我的悲伤，却想到一个讽刺的事实:我和薇米妮的差距，与我和奥利弗的正好相同。七年。差距七年，我想了又想，感觉喉咙里有东西几乎要爆裂。我潜进水里。
晚餐后电话铃响。奥利弗平安抵达。对，在纽约。对，同样的公寓，同样的人，同样的噪音——很不幸，同样的音乐从窗外飘进来，你现在听到了。他把听筒伸出窗外，让我们感受一下纽约西班牙韵律的风味。一百一十四街，他说。要跟朋友去吃一顿迟来的午餐。我的父母双双在客厅分别用不同的电话与他通话。我用的是厨房的电话。这里？嗯，你也知道啊。像平常一样的晚餐宾客。刚走。对，这里也非常、非常热。父亲希望这对生产力有帮助。
“这”指的是？跟我们一起住啊。父亲解释道。我这辈子最棒的事。如果可能，我想套件衬衫，外加一件泳裤和一支牙刷，跳上同一班飞机回去。大家都笑了。我们展开双臂欢迎，亲爱的。笑话一来一往。你知道我们家的传统，母亲解释道，你一定要常常回来，即使只待几天。“即使只待几天”的意思就只是几天——但她是真心的，奥利弗也知道。“那拜拜了，奥利弗，希望很快再见到你。”她说。父亲大致重复了相同的话，然后补上一句:“那么，我让艾里奥跟你聊喽”我听到两支电话分机挂上的咔嚓声，这表示线上没有别人了。父亲多么圆融啊。但跨越似乎是时间的障碍，太过突然地享有独处的自由，令我呆在那里。他旅途还顺利吗？顺利。餐点他讨厌吗？讨厌。他想我吗？我没有问题可问了，而且应该想出比拿更多问题轰炸他更好的方法。“你想呢？”是他含混的答案。他怕不小心有人拿起话筒？薇米妮向你问好。非常沮丧。我明天会出门替她买东西，然后用快递寄给她。只要我活着，就不会忘记罗马。我也是。你喜欢你的房间吗？还算喜欢。窗户面对嘈杂的院子，从来没有一丝阳光，几乎放不了什么东西，以前不知道我有这么多书，现在床太小了。希望我们能在那个房间重新开始，我说。一起在傍晚时探出窗外，摩擦着肩膀，就像我们在罗马时一样——一辈子天天如此，我说。我也是。带着衬衫、牙刷、乐谱，我就能飞过去，所以也别引诱我。我从你房间带走一样东西，他说。是什么？你绝对猜不到。是什么？自己找找看。然后我说了——那并非我想对他说的话，然而沉默重重压迫我们，这是停顿时刻最容易偷渡的东西。至少我说出口了:我不想失去你。我们会通信。我会从邮局打电话给你——那样比较隐秘。我们谈到圣诞节，甚至谈到感恩节。好，圣诞节。在这之前，他的世界和我的世界之间的距离，原本似乎比不上奇亚拉曾经从他肩上撕起的那块皮那么厚，然而此时他的世界却飘到数光年之外那么远，圣诞节前可能没关系。最后一次，再让我听听你窗外的噪音。我听到劈啪声。让我听听你那时发出的声……一阵模糊、胆怯的声音——因为屋里有别人，他说。我们因此笑了。朋友正在等我一起出门。我希望他没打这通电话来。原本我想再听他唤我的名字。既然我们分隔这么远，我原本想问他和奇亚拉之间究竟怎么了。我也忘了问他把红色泳裤放在哪里。或许他忘记要给我，带走了。
通过电话之后，我先回房间看看他可能带走什么能让他想起我的东西。我看到墙上有一块未发黄的空白。愿上帝祝福他。他拿走一幅1905年前后印制，裱了框的莫奈崖径古董明信片。那是我们早先一位美国夏季住客两年前在巴黎跳蚤市场找到，当做纪念品寄给我的。褪色的明信片原本在1914年寄出——背面有仓促手写的深褐色潦草德文字迹，收件人是英国的医生，旁边有那位美国学生自己用黑色墨水写给我得问候语:有朝一日请想我。那张照片会让奥利弗想起我第一次大胆说出真心话的早上；或我们骑车经过崖径却假装没注意的那天；或我们决定在那里野餐，发誓不碰彼此，以便能更享受当日下午一起躺在床上的那天。我希望他永远把那张明信片放在他眼前，一辈子，放在他的书桌前，床前，每个地方。钉在你去的每个地方。
谜题在当晚的睡梦中解开，一如前例。之前我从来没意会到，然而这件事显然已经存在整整两年。那个送我明信片的人叫梅纳德。某天下午一两点，他必定知道大伙儿都去休息了，他来敲我的窗户，问我有没有黑色墨水，说他的用完了，而他只用黑色墨水，他知道我也是。他走进来，只穿一件泳裤的我走到书桌前，把墨水瓶拿给他。他盯着我看，尴尬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接过瓶子。当天傍晚，他把墨水瓶放在我阳台门口正前方。换做其他人，应该会再度敲门，把瓶子交还给我。当时我十五岁。但我不可能拒绝。我曾经在我们某次谈话中，将山丘上最令我心仪的地方告诉他。
直到奥利弗拿走他送的明信片为止，我从未想起他。
吃过晚餐后一会儿，我看见父亲坐在早餐桌的老位子上。他把椅子向外翻、面海坐着，腿上放着新书的校样。他喝着惯常喝的黄春菊茶，享受夜晚。身旁放了三大根香茅蜡烛。蚊子今晚来势汹汹。我下楼跟他同坐。我们总是在这个时候一起坐坐，但过去这个月我冷落他了。
“告诉我罗马的事吧。”他一看我打算往他身边坐就开口说。这也是他准许自己抽当天最后一根烟的时刻。他有点厌烦似的把手稿丢到一边，表现出一股“现在咱们要进入精彩部分了”的急切感，然后继续摆出准备使坏的姿势，用其中一根香茅蜡烛点烟。
“怎么样？”
没什么好说的。我重复我告诉母亲的话:旅馆‘卡比托’波格泽别墅、圣克雷芒教堂、餐厅。
“吃得好吗？”
我点头。
“喝得好吗？”
再点头。
“做了你祖父也赞同的事吗？”我笑了。不，这次不一样。我告诉他在帕斯基诺像附近发生的事。“好主意，在会说话的雕像前吐！”
“看了电影吗？去听音乐会了吗？”
我汗毛直竖，怕他可能在或许也不自觉的状况下，把话题导向某处。我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在他不断提出一些旁敲侧击的问题、甚至远早于在角落等着我们的东西进入视线范围之前，我就感觉到我不断回避他的问题。我提到罗马的广场总是那么脏污破败。炎热的天气、混乱的交通、修女四处可见、某某教堂关闭。到处都是破瓦残砾。草率的修缮。我还抱怨人，抱怨旅客，抱怨让无数带照相机、戴棒球帽的人群上上下下的小公交。
“去看了我跟你提过的私人内院？”
我们没能去参观他提到的私人内院。
“替我向布鲁诺④的雕像致敬了吗？”他问。
<em>④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 ,1548-1600):意大利哲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神秘主义者。其最引人瞩目的是无限宇宙与多重世界理论，是现代科学的先驱。最后以宣扬异端邪说的罪名被教皇处死。</em>
当然有。那天晚上差点也在那儿吐了。
我们大笑。
短暂的停顿。他又吸了一口烟。
来了。
“你们俩有美好的友谊。”
这比我预期的任何说法都大胆许多。
“对。”我回答，试着让我的“对”悬在空中，仿佛受到暂时窜出头但终究会被制伏的反方预赛优胜者所鼓动似的。我只希望他还没听出我声音里的些微敌意、回避和似乎很疲倦的“对，所以呢？”
但我也希望他能听出我答案里没说出口的“对，所以呢”，抓住这个机会骂我一顿，就像他常常因为我对绝对有理由自认是我的朋友的人，表现出严厉、冷漠或过于挑剔的态度，而训斥我一样。接着他或许还加上一段陈词滥调，说什么友谊多么难得，还有即使经过一段时间证明不好相处的人，多数还是保持善意，而且人人都有优点可以分享。没有人是孤岛，不能自绝于他人之外，人是需要人的，哇啦哇啦。
但我猜错了。
“你太聪明，不可能不了解你们之间所拥有的情谊，是多么稀有、多么特别。”
“奥利弗是奥利弗。”我好像在做结论似地说。
“因为是他，因为是我。(Parce que c' é tait lui，parce que c’é tait moi.)”父亲引用的，是蒙田⑤针对他与博埃蒂⑥之间的友谊所下的断语。
<em>⑤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以其随笔闻名。</em>
<em>⑥博埃蒂（Etienne de Boétie）:法国法官、政治哲学家、作家，为蒙田好友。</em>
但我想的却是艾米莉·勃朗特⑦的话:因为“他比我更像我自己”
<em>⑦艾米莉·勃朗特(Emily Hront,1818- 1848):英国小说家、诗人。</em>
“奥利弗或许非常聪明……”我那不老实地提高了的声调，再度昭告我们之间有一个该死的问题无形地悬在那里。现在什么都好，只求父亲别再引我走这条路。
“聪明？他不只是聪明而已。你们俩之间拥有的一切都跟聪明有关，也都无关。他很善良，你们俩都很幸运能找到彼此，因为你也很善良。”
父亲从来没有这样形容过善良。我因此卸除武装。
“我想他人比我善良，爸爸。
“我想他对你也有同样的评价，这使你们俩相得益彰。”
他往烟灰缸倾身，点了点烟头，伸手碰我的手。
“接下来这段时间很艰难。”他改变声音开始说。他的语气告诉我:我们不必讲出来，不过咱们也别假装听不懂我说什么。
用抽象的方式说，是对他吐实的唯一方式。
“别害怕。事情总会来的。至少我希望如此。而且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自有它狡诈的办法，找出我们最脆弱的地方。只是要记得:我在这里。现在你可能不想去感受什么。或许你从来不希望去感受什么。或许我也不是你想讲这些事的对象。不过请你要去感受你所感受的。”我看着他。这时候我应该说谎，告诉他，他完全搞错了。我正打算这么做。
他打断我:“听着，你有一段美好的友谊。或许超越友谊。我羡慕你。就我的立场来说，许多父母会希望整件事就此烟消云散，或祈求儿子很快重新站起来。但我不是这样的父母。就你的立场来说，如果有痛苦，就去照料；如果有火焰，也不要掐熄，不要粗暴地对待它。让我们夜不成眠得退缩可能很糟，但眼见别人在我们愿意被遗忘以前先忘了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为了用不合理的快速度治愈问题，我们从自己身上剥夺了太多东西，以致不到三十岁就已经破产。每次重新开始一段感情，能付出的东西就变得更少。为了不要有感觉而不去感觉，多么浪费啊！”
我张口结舌，很难接受这一切。
“我僭越了？”他问。
我摇摇头。
“那再让我讲一件事。这么做能够扫除我们之间的芥蒂。我或许曾经很接近，却从来没拥有过你所拥有的。总是有什么东西制止或阻挠我。你怎么过日子是你的事。可是切记，我们的心、灵和身体是绝无仅有的。许多人活得好像自己有两个人生可活，一个是模型，另一个是成品，甚至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版本。但你只有一个人生，而在你终于领悟之前，你的心已经疲倦了。至于你的身体，总有一天没有人要再看它，更没有人愿意接近。现在的我觉得很遗憾。我不羡慕痛苦本身。但我羡慕你会痛。”
他抽了一口气。
“我们可能再也不会谈这件事，但我希望你不要因为今晚而对我有成见。如果有一天，你想对我说话，却觉得门是关上的，或者不够敞开，那我将是一个糟糕的父亲。”
我想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但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怎么可能有人不知道？“母亲知道吗？”我问。我本来要用“起疑”这个字眼。“我想她不知道。”他的声音好像在说:即使她知道，我相信她的态度应该与我无异。
我们互道晚安。上楼时我发誓有一天一定要问有关他人生的事。我们都听过他年轻时交往的几个女人，对其他事情却一无所知。
我的父亲是另一个人吗？如果他是另一个人，我是谁？
奥利弗信守承诺。就在圣诞之前，他回来了，并一直待到新年。起初他因为时差的关系累得不得了。他需要时间，我想。但我也是。
他和我父母一起消磨许多时间，然后是薇米妮——她因为觉得两人的关系完全没改变而狂喜不已。我则害怕我们会不知不觉重新陷入早期的状况，除了在院子里讲些客套话之外，回避和冷漠才是常态。他的电话怎么没让我为此做好心理准备？我是那个该为我们友谊转向负责的人吗？我的父母说了什么吗？他是为了我才回来的吗？或者是为了他们？为了这栋房子？为了离开？他是为了他的书回来的。他的书已经在英国、法国、德国出版，现在总算要在意大利推出。那是一本简洁的书，我们都为他高兴，包括B城的书店老板，他答应明年夏天要为奥利弗办一场发表会。“或许吧，再看看。”我们骑脚踏车路过停留时，奥利弗对老板说。这个季节，冰淇淋小贩不营业。我们第一次离开崖径(就是他给我看他的擦伤多么严重那次)那时曾经逗留的花店和药房也一样。那些都属于一辈子以前的事了。这个城市感觉很空洞，太空是灰的。有一晚他和父亲长谈。他们很可能在谈我，或我上大学的前景，或过去这个夏天，或他的新书。他们打开门的时候，我听到楼下过道有笑声传来，母亲吻了他。过了一会儿，有人敲我卧房的门，而不是落地窗——那么，那个入口就要永远封闭了。“想谈谈吗？”我已经在床上。他穿了一件长袖运动衫，像要出门散步的打扮。他坐在我的床缘，看来紧张的程度铁定不下于第一次、在这个房间还属于他时的我。“今年春天我可能会结婚。”他说。我惊讶得说不出话。“可是你从来没提过。”“嗯，已经断断续续两年多了。”“我觉得这是天大的好消息。”我说。有人结婚总是天大的好消息，我为他们高兴，结婚很好，我脸上灿烂的笑容也够真实，即使不久之后我明白，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绝不是个好预兆。我介意吗？他问。“别傻了。”我说。漫长的沉默。“你现在要到床上来吗？”我问。他小心翼翼看着我。“一下子。不过我什么都不想做。”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修饰过的更为有礼的“回头再说，或许吧。”所以我们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我有一种模仿他的冲动，却克制住了。他穿着长袖运动衫，躺在我身边的毛毯上。除了懒人鞋，什么都没脱。“你想这会持续多久？”他挖苦问道。“不久吧，我希望。”他吻我的嘴，但不像在帕斯基诺像后面用力把我压在灵魂圣母教堂路边墙上的那种吻。我立刻认出那种味道。我从来没察觉我多喜欢或想念这个味道多久了。在我永远失去他之前，为我的难忘事物清单再多留下一笔记录。我正要钻出毛毯，他突然说:“我不能这么做。”然后弹开。“我可以。”我回答。“对，但是我不能。”我的眼神必定冰冷如刀，因为他突然明白我多愤怒。“我最想做的是脱掉你的衣服，至少抱抱你。可是我不能。”我伸出手臂环抱他的头。“那你或许不该留下来。他们知道我们的事。”“我猜到了。”他说。“怎么猜到的？”“从你父亲的讲话方式。你很幸运。要是我爸爸，一定送我去管教所。”我看着他:我还想要一个吻。
我本来应该、或许可以，抓住他的。
次日早上，情况正式变得冷淡。
但那星期确实发生了一件小事。午餐过后我们坐在客厅里喝咖啡，这时父亲拿出一个牛皮纸大文件夹，里面塞了六份申请书，还有每位申请者的大头照。明年夏天的候选人。父亲想听听奥利弗的意见，接着他把文件夹传给母亲、我和一位偕妻子同来午餐的教授暨大学同僚——他去年也曾为相同的理由来过。“我的后继者。”奥利弗边说边挑出一位优于其他人的申请者传给大家看。父亲本能地朝我这儿飞快瞥了一眼，然后立刻收回他的目光。
将近一年前，也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梅纳德的后继者帕维尔在圣诞节来访，看过档案之后，他强烈推荐一位出身芝加哥的学者——事实上，他们很熟。帕维尔和房里其他人都对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什么不好研究)竟然专供先苏学派⑧的年轻博士后研究员感到兴趣缺缺。我花了过久的时间看他的照片，然后因为自己没感觉而松了一口气。
<em>⑧先苏格拉底学派(pre-Socratics):指未受苏格拉底（Socrates,469-399B.C.)影响的早期希腊哲学家。这样的分类方法可以上溯至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B.C.)，他认为苏格拉底特别强调人道主义以及伦理问题，可视为哲学史的转折点。相对地，先苏哲学家比较强调自然哲学和宇宙论，而非伦理学。</em>
现在回想起来，我完全确定，我们之间的一切，早在圣诞假期那时，已经在这个房间里开始。
“我就是这样被选上的吗？”他带着一种诚恳笨拙的率直问道，那种坦率总是能解除母亲的心防。
“当时我希望是你。”后来那天傍晚，在曼弗雷迪载他去车站前几分钟，我帮他把东西装上车，告诉他:“是我让他们选你的。”那晚，我快速浏览父亲的柜子，找出装有去年申请书的档案夹口我找到他的照片。敞开的衣领、大波浪衬衫、长发、带着一点电影明星不情愿被狗仔拍照的架势。怪不得我会盯着这张照片看。但要我记得整整一年前的那个下午我有什么感觉——满溢的欲望旋即带来欲望的解毒剂:恐惧。真正的奥利弗，和一个接一个、每天穿着不同颜色泳裤的奥利弗，或赤裸躺在床上的奥利弗，或斜倚在罗马旅馆窗台前的奥利弗——阻挡在我第一次看见他的快照时，为他描绘的那个烦恼、困惑的形象前。
我看着其他申请者的脸。这个还不坏。我猜想换做其他人来，我的人生会有什么转变。我大概就不去罗马了。但我可能去其他地方。我可能对圣克雷芒一无所知。我可能发现其他我错过并永远不知道的东西。可能不会改变，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今天的我，可能成为另一个人。
我想知道那另一个人如今变成谁。他比较快乐吗？我能否沾染他的生活几小时、几天，自己体验看看？测试一下另一种人生是否比较好，衡量我们的人生如何因为奥利弗而分隔得远得不能再远。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匆匆见上他一面，我会对这另一个我说什么？我会喜欢他吗？他会喜欢我吗？他或我能了解对方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他或我会惊讶得知，事实上我们都分别遇见这样、那样、或男、或女的奥利弗吗？而且不管那年夏天谁来跟我们同住，我们非常可能仍然是同一个人？
是母亲憎恶帕维尔，并可能迫使父亲拒绝帕维尔推荐的任何人选，而改变了命运。我们或许是谨慎的犹太人，她说，但这个帕维尔是反犹太主义者，我不准再有任何反犹太主义者踏进我们家。
我记得那段对话。那段话也铭刻在他的大头照上。所以他也是犹太人，我想。
接着，我在父亲的书房里做了当晚我一直想做的事。我假装不知道这个叫奥利弗的家伙是谁。这是去年圣诞的事。帕维尔仍在努力说服我们接待他的朋友。夏天尚未到来。奥利弗会搭出租车来。我会帮他拿行李，带他去他的房间，领着他走下通往礁石的阶梯到海边。如果时间够，我会带他四处参观我们家远至火车站的地产，然后说说住在悬挂萨伏伊王室标志的废弃火车里的吉普赛人。几周以后，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可能骑脚踏车到B城。我们会停下来吃点心。我会向他介绍那家书店。接着我会带他去莫奈的崖径。一切都还没发生。
第二年夏天，我们听说他结婚的消息，寄了礼物过去，我在里面加了一小句警语。夏天来了又去。我常常想告诉他有关他的“后继者”的事，并渲染各种与我共用一个阳台的新邻居的故事。但我什么也没寄给他。我一年后真正寄的唯一一封信，是为了通知他薇米妮的死讯。他写信告诉我们他多么遗憾。当时他在亚洲旅行，所以信寄到的时候，他对薇米妮过世的反应与其说是舒缓了裸露的伤口，更像是轻轻擦破已经愈合的伤口。写信给他谈薇米妮，仿佛通过我们之间最后一座步桥，尤其在我们显然永不再提我们之间的过往以后，或者，因此，我们甚至连提都没提。如果积极跟所有过往住客通信的父亲还没告诉他，我也会写信跟他说我打算上美国的哪一家大学。讽刺的是，奥利弗把回信寄到我在意大利的住址;这是另一个延误的原因。
接着是空白的几年。如果我用床伴来为我的人生加上标点，如果这些人可以分为“奥利弗之前”与“奥利弗之后”两类，那么人生所能赐给我的最大礼物，便是将这个分隔标记的时间往前挪了。许多人帮我把人生区分为某人之前与某人之后的段落，许多人带来欢喜和忧伤，许多人迫使我的人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其他人则没有造成任何不同，因此长期如天平支点隐约出现的奥利弗，最后得到许多后继者。这些人或让他失色，或将他降格为早期的一座里程碑，像是一条不重要的岔路，或是前往冥王星等更远的旅程途中一颗火热的小水星。想不到吧!我可能会说:认识奥利弗的时候，我还没跟某某邂逅呢。但人生少了某某，根本无法想象。
有一年夏天收到他最后一封信之后九年，我在美国接到父母来电。“你一定猜不到谁来我们家住两天。就住在你的旧卧房，而且现在就站在我面前。”我当然早就猜到，却假装猜不出来。“你拒绝说你已经猜到，其实已经透露许多事实。”道别前，父亲窃笑着说，接着父母争论谁该把电话交出来。总算传来他的声音。“艾里奥。”他说。我听见父母和背景中有小孩的声音。没有人会这样唤我的名字。“艾里奥。”我重复，意思是我在听，也为了启动我们过去的游戏，证明我什么都没忘。“我是奥利弗。”他说。他已经忘了。
“他们给我看照片，你没变哪。”他说。他谈起他两个儿子，分别是八岁和六岁，此刻正跟我的母亲在客厅里玩。说我应该见见他的妻子，说他很高兴又回来。你不了解，不会了解。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我说，假装以为他是因为场所感到快乐。你无法了解我到这里来有多快乐。因为讯号的关系，他的话断断续续。他把电话交还给母亲，母亲跟我讲话之前，仍亲切地对他说话。“他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了呢。”她总算对我说。“但愿我跟你们大家在一起。”我回答，为了一个几乎不再想起的人激动不已。时间让我们变得多愁善感。或许，到头来，令我们受苦的是时间。
四年后，经过他所在的大学城，我做了不寻常的事。我决定露面。我坐在他下午授课的讲堂里，下课后，趁他收拾书本，把散置的纸张收回档案夹时，我向他走去。我不会要他猜我是谁，却也不打算让他好过。
有一个学生想问他问题，所以我在旁等候，好不容易那学生总算离开了。“你或许不记得我了。”他略微眯着眼猜想我是谁时，我开口说。他突然变冷淡，仿佛害怕我们是在他不愿想起的地方认识的。他端起踌躇、讥讽、质疑的表情，还有一抹不自在不安的微笑，仿佛预演一场“恐怕你认错人”的戏。接着他停顿了一下。“老天爷—艾里奥!”是我的络腮胡让他困惑，他说。他拥抱我，拍了我毛茸茸的脸几下，仿佛我的年纪甚至比多年前那个夏天还小。他拥抱我的方式，是他走进我的房间，告诉我他快要结婚那一晚所做不出来的。“多少年了?”
“十五年。昨晚我来这儿的路上算的。”接着我补充说:“不是真的啦。我一直都知道。”
“十五年了。看看你!”
他又说:“来喝一杯吧。来我家吃晚餐，今晚。见见我太太我儿子。拜托，拜托，拜托。”
“我很乐意……”
“我得去办公室放东西，然后我们就走。到停车场这段路很漂亮。”
“你不了解。我很乐意。可是我没办法。”
“没办法”不是说我没空拜访他，而是我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