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每一物种的个体出生的要比可能存活的多，因而经常不断为生存而相互竞争，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生物，只要在生命的复杂的、有时不断变化的条件下能以任何方式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化——哪怕这种变化十分微小——就能具有更好的存活机会，从而是“天择”的。

——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

实际上，这位乘船前往中国的受害者当天晚上要当一回东道主。他和欧内斯蒂娜为特兰特姨妈准备了一个惊喜：两位女士将一起到白狮旅馆来，在他的会客室里用餐。一盘刚上市的美味新鲜龙虾，一条清蒸的刚从淡水中捞起的鲑鱼，搜遍酒店里的各个酒窖所找到的陈年佳酿。我们曾在波尔坦尼太太家里短暂见过一面的那位医生，也被请来，以保持性别比例平衡。

格罗根医生在莱姆镇也算得上是了不起的人物之一。大家都认为，他在“婚姻河”里是一条人人垂涎的大鱼，就像他那天晚上坐下来享用的那条鲑鱼，在阿克斯河里是人人垂涎的对象一样。欧内斯蒂娜拿他无情地开她姨妈的玩笑，指责这位本质上性情温和的女人对一个可怜的孤独男人的苦苦追求冷酷无情。但是这位悲剧式人物既然已经成功地打发了六十年以上的可怜孤独，你不免怀疑他追求的执着程度，就像你会怀疑特兰特姨妈是否真的冷酷无情一样。

其实格罗根医生是个坚定的老光棍，与特兰特姨妈是个坚定的老处女无异。他是爱尔兰人，充分具备性无能的爱尔兰人的那种奇特本领，可以和女人打情骂俏，可以巴结讨好女人，但决不动心，不乱方寸。他是个干瘪的小老头，像一只逆风飞翔的红隼，很敏锐，有时很难接近，但是只要跟他趣味相投，跟他在一起还是很轻松愉快的。他给莱姆镇社会增添了一种愉快的尖刻，因为只要有他跟你在一起，你会感到他总是四处盘旋，随时准备对任何愚蠢言行发起猛烈攻击——但是，如果他喜欢你，他总是妙趣横生，令人精神振奋，富于博爱精神，为人宽容，不但自己活得好，还学会让别人也像他一样活得好。不过他也有些神秘，因为他出生在天主教家庭：用我们这个时代的条件衡量，他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共产党人不无相似之处——可以接受，但身上仍然带有魔鬼的烙印。他现在一定是英国国教会一名备受尊敬的教徒（这一点和迪斯累里一样），否则，波尔坦尼太太绝不会允许他出现在她面前。这个猜测肯定没错，因为他每个星期天都一丝不苟地参加晨祷（这一点和迪斯累里不同）。如果一个人对宗教满不在乎，清真寺或犹太教会（如果那是主要的敬拜地点）他都敢去，这在莱姆镇人眼里便是不可想象的欺骗行为。此外，他还是个很好的医生，对医学的最重要分支——病人的性格有透彻的了解。对那些心里想要受威吓的，他就对他们进行威吓。根据不同病情的要求，他对病人或强力压制，或爱抚，或置之不理，各种技巧一样娴熟。

在莱姆镇，数他最喜美食佳酿。查尔斯和白狮旅馆准备的佳肴得到他的认可，于是他便一声不响地取代查尔斯，自己充当东道主的角色。他是在德国海德堡学的医，后来在伦敦开业行医。他对世界及其荒唐怪诞无所不知，这只有聪明的爱尔兰人才能做得到。也就是说，当他的知识和记忆不够用的时候，他随时可以发挥想象来填补漏洞。没有任何人完全相信他讲的那些故事，但大家都还是很爱听。在莱姆镇，最熟悉他那些故事的大概要数特兰特姨妈，因为她和这位医生是老朋友，她一定知道，他每次讲的故事都和前一次自相矛盾，很不一致，但是她还是笑得很开心，有时候甚至笑得毫无节制，以致我真替她担心，要是让住在山坡上的那位社区栋梁偶然听到了，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

这个夜晚，查尔斯本来应该觉得很愉快的，然而并非如此，原因之一可能是，医生讲故事所使用的语言和故事中的具体情节——尤其是那条大鲑鱼被刀叉肢解殆尽，只剩下骨头和残渣，接着两位绅士打开了一瓶波尔图葡萄酒的时候，与欧内斯蒂娜在其中被训练成淑女的社交礼仪不太合拍。查尔斯发现她有一两次略显震惊，特兰特太太则无所谓。他两位上了年纪的客人回忆起各自年轻时代比较开放的文化，快乐之情仍然溢于言表，令他羡慕不已。望着小个子医生顽皮的眼睛和特兰特姨妈欢乐的样子，他不由得对自己的时代感到一阵恶心：它令人窒息的礼仪，以及它不仅崇拜运输和制造业中的机器，而且还崇拜在社会习俗方面正在形成的可怕得多的“机器”。

查尔斯看问题如此客观的确令人钦佩，但是这种看法与他当天早些时候的表现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他对自己未必如此严格苛求，但是他对自己的前后不一也并非全无觉察。此时他仿佛已经改弦易辙，便觉得自己对伍德拉夫小姐未免太过于认真了，可以说是犯了一个错误，有失泰然自若的稳健风格。他对欧内斯蒂娜特别关心，她身体已经没有什么不适，但还不像平时那么活泼，是偏头痛的结果呢，还是爱尔兰医生滔滔不绝讲个不停破坏了她的情绪，这就很难说了。如同前一次在音乐会上一样，他又一次认识到她似乎有些浅薄——无论就智力而言，还是从字母组合来看①，人们之所以觉得她敏锐主要是因为她长得漂亮。在她聪明、娴静的外表底下不是有某种机械控制的成分吗？和霍夫曼的故事中那些灵巧的女机器人差不多。

但是他又反过来一想：她在三个成人中间毕竟还是个孩子。他在红木餐桌底下轻轻地捏了一下她的手。她脸红的时候显得特别可爱。

最后，两位男士——身材高大的查尔斯长得有点像女王的已故丈夫，另一个是瘦小的医生——护送两位女士回家。时间是十点半，伦敦的社交生活才刚刚开始，但在这里的小镇上，人们早已进入梦乡。他们脸带微笑看着女士们把大门关上之后，突然发现布罗德街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医生把一个手指头放到鼻子上。“先生，现在我要亲自动手为你调一杯内容丰富的香甜热酒。”查尔斯有礼貌地表现出犹豫的样子。“你要知道，这是医嘱。诗人有云：Dulce est desipere.②好酒在合适的地方品一两口真有味道。”

查尔斯笑了。“只要你能保证你调出来的格罗格酒比你的拉丁文好，我很乐意喝这杯酒。”

十分钟后，查尔斯已经很舒服地坐在格罗根医生称之为“小屋”的房间里了。那是二楼的一间书房，前面是弓形，可以俯瞰科布门和科布堤之间的小港湾。爱尔兰医生声称，夏天可以看到海中仙女来这里游泳，景色更加迷人。一个医生要为女病人开出如此愉快的处方，同时又让自己大饱眼福，其境界堪称绝佳。前面弓形的窗户前有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台小巧的铜制格雷果里反射式望远镜。格罗根顽皮地吐了一下舌头，眨了一下眼睛。

“当然只作观测天文之用。”

查尔斯把头探出窗外，嗅到带有咸味的空气，看到右边远处沙滩上几台方形黑色更衣车的轮廓，海中仙女就是在那里面换好衣服走出来的。但是当天晚上能听到从大海传来的声音只是海浪轻轻拍打沙石滩的声响，以及更远处栖息在平静水面上的海鸥发出隐约的嘶哑叫声。房间里点着油灯，他听见格罗根在他背后为他配“药”发出轻微的叮当声。他觉得自己被悬在两个世界之间：背后是温暖、洁净的文明，外面是冷漠、黑暗的神秘。我们都写诗，但是只有用语言把诗写下来的才是诗人。

格罗格酒味道极好，与酒一起送来的伯马赫方头雪茄烟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在这两个男人生活的那个时代，有智慧的人尽管彼此陌生，但还是有共同的语言，因为大家的知识领域是相通的，见闻差异也不大，有一套公认的规则和固定的意义。试问，今天的医生对古典文学有多少了解？今天的业余科学爱好者与科学家又能有多少沟通？他们那个时代尚未发展到专业界限森严的地步。当然，我也并不希望，而且你将会看到，格罗根医生也不希望，你把进步和幸福混淆在一起。

他们静默了一阵，快乐舒适地返回比较严肃的男人世界。吃晚饭时为了应付场面和两位女士，他们不得不放弃这种乐趣。查尔斯很想知道医生持何政治观点，为了转向这个话题，他问主人，书堆中两尊白色的半身雕像是谁。

医生笑了，他引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一句话作为回答，其大意为：我们安排自己的命运，是通过对神的选择来实现的。

查尔斯也报之一笑：“我认得出一个是边沁，没认错吧？”

“你认得对。另一块希腊帕罗斯岛白大理石刻的是伏尔泰。”

“由此我可以推断，我们可能属同一党派。”

医生诘问：“爱尔兰人还能有什么选择吗？”

查尔斯用一个手势表示承认他的确别无选择，接着主动解释自己为什么会成为自由党人。“在我看来，格莱斯顿先生至少已经看出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基础业已腐朽不堪。”

“天啊，现在跟我坐在一起的该不会是个社会主义者吧？”

查尔斯大笑起来。“现在还不是。”

“说真的，在这个蒸汽和伪善言词的时代，我对别人什么都可以原谅，除了要命的宗教信仰。”

“你说得对。”

“我年轻的时候曾是个边沁主义者。伏尔泰让我摆脱罗马，而让我摆脱托利党阵营的则是边沁。可是现在这套新的谎言——什么扩大选举权。跟我毫不相干。我对出身门第是毫不在乎的。一个公爵，甚至一个国王，都可能跟另一个人同样愚蠢。但是我感谢大自然，因为再过五十年我就不在人世了。当一个政府开始害怕群众的时候，这就等于说它是在害怕自己了。”他眨了一下眼，“我的同胞对到都柏林去宣传自己的纲领的宪章主义者说的话，你听说过吗？‘弟兄们，’宪章主义者高声喊道，‘人与人不都是一样的吗？’‘对，演说家先生，你说得对，’爱尔兰人对演讲人喊道，‘说得太好了！’”查尔斯笑了，可是医生迅即举起一个手指。“你还笑，史密森。但是你听着，爱尔兰人的话是对的。这可不是一句废话。这一句‘说得太好了’将会毁掉整个国家。你记住我的话吧。”

“但是你家里的这两个偶像就完全无可指责吗？是谁在鼓吹最大多数人的幸福？”

“我不反对这句名言，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去实现它。我年轻的时候没有铁文明③，”“我们还不是照样过得很好。你让大家不会走就先学跑，并不能给多数人带来幸福。”

查尔斯颇有礼貌地低声表示赞同。他以前曾触及他伯父的同一痛处，尽管他伯父的政治态度截然不同。许多人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曾为第一个选举法修正法案奋斗过，但是三十年后却反对这个法案。他觉得有一种机会主义，一种两面三刀的行为侵蚀了整个世纪，产生了嫉妒和反叛的险恶心态。医生出生于一八○一年，也许真的是奥古斯都时代人文精神的遗存，他认为进步只有在井然有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凡是过去曾允许他自由成长发展至今的一切，均可称为秩序，结果是他更接近隐蔽的自由党人伯克，而不是隐蔽的法西斯主义者边沁。但是他那一代人对新不列颠持怀疑态度，对一八五○年后于经济繁荣中兴起的英国政治家持怀疑态度，并不是完全错误的。许多年轻人，名不见经传者如查尔斯，声名显赫者如马修·阿诺德，均与他们所见略同。后来不是还听说被认为已改变了宗教信仰的迪斯累里在临终时还用希伯来语为犹太死者低声祷告吗？在现代政治史上，尽管格莱斯顿用高尚的雄辩做伪装，但是最后还是落了个专搞模棱两可骗术的大师称号，勇敢的宣言演绎成了懦怯。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完全不可理解，最糟糕的……不过，此时显然已经到了该更换话题的时候了。查尔斯问医生对古生物学是否有兴趣。

“不，先生。我还是说实话好。今天晚上我是不想破坏快乐晚餐的气氛，其实我是个新实体论者。”他坐在椅子里冲着查尔斯笑。“我们还是等对活人有了更充分的了解之后，再去研究死人吧。”

查尔斯接受了他的批评，同时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加以利用。“前天有人给我介绍了一种本地植物样本，它使我倾向于部分同意你的看法。”他狡黠地略作停顿，“这样本十分奇特，你对它的了解无疑比我多。”说了这句话之后，他觉得用这种拐弯抹角的方法说话可能会使对方觉察他并非出于偶然的兴趣，于是又赶紧补充了一句，“我想她的名字叫伍德拉夫，现在受雇于波尔坦尼太太。”

医生望着手里的带把的银容器，容器里放着玻璃酒杯。“对。是可怜的‘悲剧’。”

“我这么说是不是太冒昧了？她可能是个病人。”

“唔，我常上门去给波尔坦尼太太看病。我不允许别人说她一句坏话。”

查尔斯仔细地观察着他的表情，准确无疑地发现他方框眼镜后面的眼睛里露出一丝凶光。年轻人低头窃笑。

格罗根医生伸出手来，拨弄壁炉里的火。“我们对沙滩上化石的了解较多，对那姑娘脑子里发生的情况则知之甚少。有一位聪明的德国医生，最近把抑郁症分成几种类型。他把其中的一种称为自然型，指的是天生性格忧郁的患者。另一种他称之为偶发型，由特定情境引发，你知道，这种情况每个人都会偶尔有之。第三种他称之为不明型，他的真实含意是，他自己也无法搞清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她是属于遇上特定情境才发病的，你说对吧？”

“你要这样说也可以，可她是第一个被抛弃的年轻女人吗？光在莱姆镇，我就可以再给你列出十几个来。”

“她们的处境也都如此艰难吗？”

“有些人的处境比她还糟。可是她们今天都还活泼愉快地过日子。”

“这么说你是把伍德拉夫小姐归入不明类了？”

医生沉默了一阵。“我被请去——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在最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我被请去给她看病……那是十个月前的事。我立即看出了她的问题——无缘无故哭泣，不说话，眼神异样。抑郁症无疑，就跟出麻疹一样明摆着。我知道她的故事，我认识塔尔博特夫妇。事情发生的时候，她正在他们家当家庭教师。我认为，原因很清楚，别说在马尔巴勒宅住六个星期，住上六天就足以把一个正常人逼成疯子。你我私下里说说就算了，史密森，我是个老外邦人，我真希望看到那座虔诚的宫殿连同它的主人都被烧成灰烬，到那一天我一定在它的废墟上跳吉特舞，骗你是龟孙子。”

“我想我可能会和你一起跳。”

“老天爷作证，决不会只有我们两个人。”医生喝了一大口香甜热酒。“全镇将会倾巢而出庆祝它。但是那跟我们正在谈的话题无关。为了那个姑娘，我已尽我之所能。但是我发现，治疗办法只有一个。”

“让她离开这里。”

医生使劲点头。“那以后又过了半个月，一个下午，我正走进自己的家门时，这位姑娘正朝着‘科布’堤的方向走去。我把她请进屋里，跟她谈话。我待她很温和，就像她是我喜爱的侄女一样。但是跟她谈话就像赶着马车要跳过十英尺的高墙一样，白搭。天啊，史密森，她真的让我知道什么叫白搭！我不仅是跟她谈谈而已，我还对她说，我在埃克塞特有一个同事，是个可爱的男人，他有个快乐的妻子，还有四个天使般的小孩，当时他正在物色一个家庭女教师。我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她。”

“她就是不愿意离开！”

“一英寸都不肯动。情况就是如此，你有什么办法。塔尔博特太太很善良，起初还想把姑娘再请回去。可是她不干，她偏要到波尔坦尼太太家，现在她应该尝到滋味了，那是活受罪，女主人从来不知道仆人和奴隶有什么区别，她的职位就像一只刺人的荆豆枕头。可是她却乐此不疲，毫不动摇。你可能不相信，史密森。你就是把英国王位让出来给她，她也不会接受。”

“但是……我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你刚才告诉我她所拒绝的，正是我们考虑的事。欧内斯蒂娜的母亲——”

“对老太太来说，这只能是浪费时间，我的老弟。”他对查尔斯苦笑，接着收起笑容，从壁炉搁架上取下格罗格酒壶，把酒杯满上。“但是优秀医生哈特曼也描绘过类似的病例。他谈到的一个病例十分突出，我想起来了，他说的是一个年轻寡妇，名叫韦玛，她的丈夫是骑兵军官，在野外演习事故中身亡。你看，情况何其相似。这个女人深深为其举哀，属正常情况，是意料之中的事。可是事情变得没完没了，日复一日，史密森，年复一年。家里的一切她都不允许改变。死者的衣服还挂在他原来的衣柜里，他的烟斗照样放在他生前喜欢坐的靠背椅旁边，甚至在他死后收到的一些信件……你瞧……”医生指向查尔斯背后的阴影处，“你瞧，信就放在像那样的银盘子里，原封不动，年复一年，纸都变黄了。”他稍作停顿，对查尔斯莞尔一笑，“你的菊石里是永远挖掘不出这样的奥秘来的。这可是哈特曼亲口说的。”

他站起来，注视着查尔斯，讲话的时候用一个手指比画着，似乎想让他把每一个字都记住。“那女人抑郁成瘾了，就像上了鸦片瘾一样。现在你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她的悲伤变成了她的快乐。她想成为祭品，史密森。你我畏缩不前之处，她却大踏步向前。她疯狂了，你明白吗？”他重新坐了下来。“玄乎，太玄乎了。”

两人缄默无言。查尔斯把方头雪茄烟头扔进壁炉，立即燃起了火苗。他提出下一个问题的时候，发现自己没有勇气正视医生的目光。

“她从不向任何人袒露心扉吗？”

“她最亲密的朋友无疑是塔尔博特太太，但是她告诉我，姑娘对她也守口如瓶。我以为我能……可是我也败下阵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