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是个与视角有关的问题，你离过去越远，它就显得越发具体可信——但当你朝现在逼近时，它不可避免地似乎越来越不可信。设想你是在一个大电影院里，起初坐在后排，然后一排一排渐渐往前移，最后你的鼻子几乎接触到银幕。影星的面孔渐渐化成了跳动的光点，微小的东西放大到了荒唐的程度，幻象消失了——或者不如说，事情变得很清楚，幻象本身就是真实……我们已经从一九一五年讲到一九五六年，因此离银幕已经相当近了……还是不要再用比喻了，我还要将我那个难以置信的话重说一遍，那就是，在洗衣箱里那次奇怪的事件之后，我成了广播电台一类的东西，说这话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害臊的。

……但今天，我给搞糊涂了。博多还没有回来——我是不是该去报警呢？她是不是已经到失踪人员名单上面去了呢？——由于她不在，我的信心分崩离析了。就连我的鼻子也在同我捣蛋——白天，当我漫步在由一群手臂上汗毛很重、强壮能干的女工照管的酱缸之间时，我发现自己竟然分辨不出柠檬和酸橙气味有什么区别。女工们手掩嘴巴咯咯地笑着，她们寻思：这位可怜的老爷遇上什么事了？——肯定不会是爱情吧？……博多不在了，裂缝遍布我全身，从我肚脐向四周散开，就像蜘蛛网一样。天气又热……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点糊涂自然是情有可原的。在将我写的东西再看一遍时，我发现时间上有个错误，上面写到的圣雄甘地遇刺的日期搞错了。但我现在还无法说清一些事件发生的顺序究竟怎样，在我的印度，甘地死去的日子还会搞错。

一个错误是不是会将整篇东西的真实性毁了呢？是不是因为我不顾一切地追求人生的意义，因此到了颠倒是非的地步——只是为了把自己置于中心的地位，我才来重写我那个时代的历史呢？今天，我糊里糊涂，对此无法加以判断。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别人去判断吧！对我来说，没有回头路可走，我已经开始做的事情一定得做完，即使我完成的东西最后不可避免地同我开始写的并不一样也在所不惜……

Ye Akashvani hai.这里是全印广播电台。

在到热得要命的大街上附近一家伊朗咖啡馆吃了一顿快餐之后，我回来坐到活动台灯下面，同我为伴的只有一台廉价的晶体管收音机。夜里很热，热得像是要沸腾的空气中充满了寂静下来的酱缸的气味，久久不肯散去。黑暗中传来了声音。酱菜的气味在灼热的空气中叫人透不过气来，它又激起了回忆的劲头来，使现在与那时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显得更加突出……那时天很热，现在天也很热（热得不是时候）。那时和现在一样，也有人在黑夜里醒着，听到那些说话声，却不见其人。那时和现在一样，一个耳朵聋掉了。恐惧在炎热中变得越发强烈……可怕的并不是那些声音（无论在那时还是现在都一样）。他，那时还很小的萨里姆，想起一件事就害怕——那就是他的父母大发雷霆，结果是从此不再爱他。还有即使他们逐渐相信他的话，他们也会把他这种天赋看成是一种可耻的生理缺陷……而我，现在没有了博多，将这些话在黑暗中诉说出来，也害怕没有人相信。他和我，我和他……我不再具有他的天赋，他从来就没有我的天赋。有时候，他几乎就像是个陌生人……他身上没有裂缝，在炎热中没有蜘蛛网遍布他的全身。

博多是会相信我的，可是博多又不在。那时和现在一样，也饿肚子。但情况不同，那时是因为受处罚不准吃饭，而现在呢是给我烧饭的人跑掉了。

还有一个更为明显的不同。那时，那些声音并没有通过晶体管的振荡传到我耳边（在我们这个地区，自从实行那个臭名昭著的奖励办法——即凡接受绝育手术的即可免费获得晶体管收音机一台——以来，晶体管收音机始终是无法生育的象征。那种叽叽呱呱的机器就代表了男人在剪刀剪断和结扎之前阳痿的事）……那时，将近九岁的孩子半夜里睡在床上，并不需要机器。

既有不同但又相似的是，炎热把我们连在了一起。微微发亮的热雾，那时有，现在也有，它使他当时那段时间变得一片模糊，融入我的时间当中……而我的这种糊涂状态又越过热浪，也成为他的心态。

在炎热之中什么东西生长得最好呢？是甘蔗、椰子和几种粟子。例如：珍珠粟、龙爪稷和高粱还有亚麻籽，以及（如果有水的话）茶叶和水稻。我们这片炎热的土地也是世界上第二大棉花产地——至少，这是我在地理上学到的。那时教我们的是眼神疯疯癫癫的艾米尔·扎加罗先生，墙上挂的镜框里还有个目光严峻的西班牙征服者。但是热带夏天也出产一些奇怪的果实，带有异国情调的想象力之花蓬勃开放，使沉闷的令人汗如雨下的夜晚充满了麝香一般的香气，这又使人做起了满怀不满的暗黑的迷梦……那时就同现在一样，空气中充满了不安。为语言问题游行示威的人要求按照不同的语言将孟买一分为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梦想在某些游行队伍的前面开道，古吉拉特邦的幻影将另一队领向前进。咬啮着心灵中幻想与现实的分界线的热度，使得任何事情似乎都有可能发生。午睡过后半睡半醒的混乱状态使人的脑子糊涂了，空气中黏糊糊的，充满了激起的欲望。

在炎热之中生长得最好的，是幻想、非理性和欲望。

在一九五六年，那时，白天大街上为语言进行着雄赳赳的示威游行。在夜里，语言在我的脑海里造反了。“我们会最为关切地注视你的成长，你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自己生活的镜子。”

该来谈一谈说话声的事了。

要是博多在这儿就好了……

自然，在大天使那桩事情上我是弄错了。我父亲的手——模仿着（是有意还是无意？）另一个曾经劈面对他打了一巴掌的脱离身体的手，猛力扇了我个耳光——至少在一个方面有所裨益，它促使我重新考虑我原来那种模仿先知的立场，并且最终改弦更张了。就在我丢人现眼的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再也不肯开口了，尽管“铜猴儿”不断地烦扰我。蓝色房间里全是她的声音：“你干吗这样啊，萨里姆？你一向都乖得很的啦？”……我还是不理她，最后她没趣地睡着了，嘴巴还不出声地在动着。我独个儿回想起白天的事，父亲的耳光还在我左耳边嗡嗡响着，对我低声说：“既不是米迦勒，也不是安那埃尔；也不是加百列；更不是卡西埃尔、萨切埃尔和撒马埃尔！大天使再也不会跟凡人说话了，宣读早在多年前就在阿拉伯完成了，最后一名先知只有在宣布末日审判时才会来。”那天夜里，我明白了我脑袋里的说话声远远超过了各级天使的数目，我不无宽慰地得出了结论，即归根到底我并不是被挑选出来主持世界末日的来临的。听到的声音根本不战战兢兢，结果证明同尘土一样平平常常，多得数也数不清。

那么，是通灵术，你老是在内容耸人听闻的杂志上读到的那种东西。但我要请你耐心一些——稍等一等，只是等一下。是通灵术，但还不只是通灵术。请不要太轻易地把我一笔勾销。

那么，是通灵术，是所有那些所谓熙熙攘攘的民众的内心独白，来自类似群体和阶层的内心独白，在我的脑海里推推搡搡地争夺一席之地。一开始，在我只满足于当听众时——在我开始表演之前，语言是个问题。各种声音七嘴八舌，从马拉雅拉姆语到那加语，从纯净的勒克瑙乌尔都语到南方含糊的泰米尔语应有尽有。对在我脑壳里面七嘴八舌说的话，我只懂得一点儿。只是到了后来，在我开始调查研究之后，我才明白，在表层传送的内容（我原先理解的也就是这种最浅显明白的东西）下面，语言变得苍白无力了，代替它的是一种人们普遍理解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远远胜过了语言……但这是在我越过脑海中乱七八糟的多种语言、听到了其他那些宝贵的信号之后的事，这些信号与其他一切完全不同，它们中大多数模糊而遥远，就像是远处的鼓声不断地敲着，终于透过我脑海中鱼市场一样热闹的说话声响了起来……这些夜间来到的秘密呼唤，就像是大声呼喊要……午夜之子的无意识的灯塔，指明的只是他们的存在，传送的只有简单一个字：“我”。从远处到北方，“我”，到南方、东方、西方，都是“我”“我”“还有我”。

不过我自己得一步步地来。一开始，在我取得突破，达到比通灵术更高的层次之前，我只满足于倾听而已。很快，我就能够对我内心的耳朵进行“调谐”，来倾听那些我能够理解的声音。不久之后，我就能从这乱成一团的声音当中挑出我家里人以及玛丽·佩雷拉的声音，还有朋友、同学、老师的声音来。在大街上，我学会了如何来区分迎面走过的陌生人的内心独白——多普勒频移的规律在这些超自然的领域仍然发挥其作用。陌生人在我身边走过时，声音先是越来越强，接着又越来越弱。

所有这一切我都不对任何人讲。每天我左面（或者说晦气的那一面）耳朵都嗡嗡作响，使我时时记住父亲的怒气，我自然分外当心不能让我的右耳再出毛病，因此我嘴唇闭得紧紧的。对一个九岁的孩子来说，要藏起心中的秘密是难而又难的。但幸运的是，就像我急于隐藏真相一般，我最亲近的人也急于忘记我那次真情的迸发。

“噢，萨里姆啊！你昨天竟然会说那些话！真丢人呀，孩子，你最好去用肥皂把自己的嘴巴洗一下！”……在我丢人现眼之后第二天早晨，玛丽·佩雷拉（她气得浑身发抖，就像她做的一种果冻一样）给我出了这么一个彻底改过自新的主意。我悔过似的低下脑袋，一句话也不说，走进浴室里，就当着满脸诧异的保姆和“铜猴儿”的面，用牙刷蘸了气味辛辣难闻的焦油肥皂，将我的牙齿舌头上颌牙龈刷了一遍。玛丽和“铜猴儿”立即就把我这一戏剧性的悔过自新的举动传遍全家。我母亲拥抱了我，说道：“够了，好孩子，那件事从此就过去了。”阿赫穆德·西奈在用早餐桌时点着头，粗声说：“这孩子还行，至少能够承认自己做得太过分了。”

随着我被玻璃划破的伤痕逐渐痊愈，似乎我做的那番宣示也被抹掉了。到我过九岁生日时，家里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再记得我那天曾经白白地提起大天使名字那回事。好几个星期，在我舌头上还留着一股肥皂的气味，提醒我天机不可泄露。

就连“铜猴儿”也对我悔过自新的表现感到满意——在她看来，我又恢复了正常，成为家里假正经的乖孩子。为了表示她想要恢复家里的老一套规矩，她把我母亲最喜欢的拖鞋给烧掉了，理所当然地又失去了父母的欢心。但是，在外人面前，她却坚定地按照父母的吩咐行事——你一定不会想到这样一个假小子处世竟然也会如此小心谨慎——无论是在她的朋友还是我的朋友面前，她对我这次的失常行为都缄口不提。

在这样一个把孩子生理或者心理上的任何异常之处都看作是家庭的奇耻大辱的国家里，我父母（他们已经习惯了我脸上的胎记，黄瓜似的大鼻子和罗圈腿）坚决不愿意再看到我身上有什么令人尴尬的地方。而在我这方面呢，以后再也没有提起我耳朵里嗡嗡的响声，有时候又会像敲钟一样一阵耳聋，还会间隙性地发痛。我已经明白有时候还是保守秘密为好。

但是设想一下我的脑袋里面乱成一团的情况吧！在我那张讨人嫌的面孔后面，在带着肥皂气味的舌头上方，就在中间穿孔的鼓膜旁边，潜伏着一颗不很纯洁的心灵，它就像一些九年之久的口袋一般，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你不妨设想一下钻到我的脑袋里，透过我的眼睛朝外面看去，听到各种噪音、人声，却不能让别人有所觉察，其中最为困难的就是装出一副惊异的样子来，就像在我母亲说“哎萨里姆猜猜看我们去阿雷伊米尔克区去野餐吃什么”时我得装着说“噢噢”，真太有趣了！其实我对此心中一清二楚因为我已经听到了她内心的独白。还有在我过生日时我在生日礼物还没有拆包之前就知道那里面是什么东西了因为我早已知道送的人心中的想法。再如寻宝游戏也就变得毫无意思因为每件藏起来的东西的下落都在我父亲的心中明摆着。更加困难的事情是到底层我父亲的办公室里去，一到那里那些天晓得是些什么劳什子就涌到我的脑袋里来因为他正在动他的秘书的脑筋，那个名叫艾丽斯还是费尔南达的新来的“可口可乐女郎”，他脑海中正慢慢地把她身上的衣服剥光，这也同样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她一丝不挂地坐在藤编的椅子上这会儿又站起身来，屁股上全是一个个格子印，这就是我父亲想的东西，我的父亲，这会儿他很有些古怪地望着我“喂！孩子！你怎么啦，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呀？”“不阿爸我很好，我得走了得走了要去做作业呢，阿爸”，就这样飞快地溜出去免得他从我脸上猜出我的秘密来（我父亲总是说在我躺着时我的额头上闪着红光）……你瞧事情有多难，我舅舅哈尼夫来带我去看摔跤，甚至就在我们还没有抵达霍恩比大道上的法拉勃赫·帕特尔体育场之前我已经觉得很烦恼，我们随着人群在达拉·辛格和塔格拉·巴巴以及别的大力士的巨幅纸板画像前面走过。他的烦恼、我最喜欢的舅舅的烦恼也涌进我的心头，它就像蜥蜴藏身在树篱下面一样藏在他欢乐的外表下面，被他低沉的笑声（那曾经是船夫塔伊的笑声）掩盖着，我们坐的是最好的座位，当灯光打在扭成一团的摔跤手的背上时我觉得我舅舅的烦恼紧紧抓住了我的心再也挣脱不开，他烦恼的是他的电影生涯每况愈下，他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拍片子了。但我绝不能让这种烦恼从我的目光中泄露出来，他在同我打岔，嘿小勇士，嘿小摔跤手，你的脸干吗拉得那么长呀，看起来比一部坏电影片子还要长，你是要吃炒豆子？还是油炸卷？还是别的什么？我摇摇头，不，不要，哈尼夫舅舅。这样他才算放心，掉过头去，大叫啊哈加油啊达拉，摔得好，摔扁他，好啊达拉！回到家里我母亲蹲在走廊里，身边是冰激凌桶，她用她真正的外在的声音说，孩子，你来帮我一把，来做你最爱吃的开心果味冰激凌。我摇着手柄，但是她内心的声音却在我脑壳里面回荡，我能够看出她如何尽量想要用日常琐事来填满她心中的每一个角落，例如：鲳鱼的价钱啦，家里各种各样的琐事呀，得叫电工来修理一下饭厅里的吊扇了呀，她竭尽全力想要集中思想来爱她丈夫的各个部分，但是那个不能提起的词儿老是要挤进来，就是那天她在浴室里露出来的那个双音节的词儿，纳——迪尔——纳——迪尔——纳，在那个打错号码的电话来时，她越来越舍不得放下听筒。我的母亲我告诉你在一个孩子钻到大人心里去的时候他们的想法确实能把他弄得狼狈不堪。甚至在夜里也得不到休息，我在午夜钟响时醒过来做的是玛丽·佩雷拉的梦，夜夜如此，总是在我本人施行魔法的时刻，这对她也有特别的意义她老是梦见一个数年前死去的男人的形象，乔瑟夫·德哥斯塔。我在梦中知道了他的名字，这个名字上蒙着我无法理解的罪过的暗影，每当我们吃下她做的酸辣酱时，这种罪过就随着一起渗到我们身上，这其中有个秘密但因为这个秘密并不在她心灵的前部我便无法弄清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与此同时乔瑟夫每天夜里都来，有时候以人的形象出现，但并不总是如此，有时候他变成一头狼，或者一只蜗牛，有一回还变成一根扫帚柄，但我们（她在做梦，而我在观察）知道这就是他，歹毒而无情，带着责难的面容，以他的化身所使用的语言责怪她，当他化成狼的模样出现时向她狂嗥，当他化成蜗牛的模样出现时便用它条条的黏液将她裹起来，当他化成扫帚柄的模样出现时便用粗的那一头向她打去……在早上她叫我洗净身子准备上学时我紧闭嘴唇强忍着没有向她发问，我这个九岁的孩子的心灵完全被别人的生活（这些东西在炎热中模模糊糊地挤在一起）弄成了一团乱麻。

在结束这段有关我的新生活的早期日子的叙述时，我得痛苦地承认，我突然意识到我可以借助我的新本领来提高我的成绩，从而改善我在父母眼中的形象——简而言之，我开始在学校里作弊了。那就是说，我自己做了一番调试，专门去偷听我的老师和聪明的同学的内心的声音，从他们心底里收集情报。我发现大部分教师在出题之前肚子里面都已经有了标准答案——我也知道，偶尔教师也会受到私事的干扰，例如：自己的爱情生活出问题或者经济上出麻烦，这时肯定可以从我们班上的优等生“居鲁士大帝”那天才的早熟的心灵里找到答案。我的分数有了戏剧性的提高——但也不过分引人注目，因为我留神总不让自己的答案同我偷来的原文一模一样。就连我以通灵术将居鲁士的英文作文整篇剽窃来时，我也在好些地方进行改动，使之蹩脚一些，具有我的特色。我的目的就是避免引起怀疑，确实有人对我很不相信，但他们都没能发现我抄袭。艾米尔·扎加罗怒气冲冲地以怀疑的眼光盯着我，我显得像天使那么天真无邪。英语老师坦顿大惑不解地摇着脑袋，我仍然不声不响地我行我素——我知道，即使我万一不小心犯傻，把我的秘密全盘托出的话，他们也是不会相信的。

让我来总结一下吧：在我们这个诞生不久的国家的关键时刻，那时五年计划正在起草之中，大选即将举行，因语言问题而游行示威的人正在为孟买的划分争论不休，一个名叫萨里姆·西奈的九岁大的孩子获得了一种奇异的能力。尽管他这种能力可以在许多至关重要的方面对他贫穷落后的祖国有所裨益，但他决定将自己的天赋掩藏起来，只是将其用在无关紧要的窥探别人的隐私以及小小的作弊问题上。这种行为——我承认算不上是英雄的行为——的直接原因是他心中糊里糊涂，结果总是将道德（做好事的愿望）和讨人喜欢（即做别人喜欢的事那种相当可疑的愿望）混淆起来。由于害怕遭到父母的冷落，他对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硬是缄口不提。为了得到父母的关爱，他将他的才能用于作弊。他性格上的这种缺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归咎于他年龄太小的缘故，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而已。糊涂的观念将会贯串他生涯中的大部分时光。

只要高兴，我在进行自我评估时会相当苛刻的。

在布里奇·坎迪幼儿园平坦的屋顶（你一定记得，你只要爬过白金汉别墅花园的围墙就可以跑到那里去）上方矗立着什么呢？在那个冬天天气也不冷的年头，我们——松尼·易卜拉欣、“眼睛片儿”、“头发油”和我——一起玩儿卡巴迪和法国式板球和造房子，“居鲁士大帝”和其他来访的朋友如胖墩佩斯·费许瓦拉和格兰迪·凯斯·科拉可偶尔也会参加，是什么失去了原有的设计功能的东西在注视着我们呢？托克西·卡特拉克的保姆比阿帕常常从霍米家顶层朝下嚷嚷：“你们这些调皮鬼，啥事不干，只知道乱吵！别闹了！”……吓得我们四处逃散，等她一走掉，大家又回来朝她原先站立的窗户做鬼脸，这时候，有什么东西在一边呢？总而言之，那个高高的外表剥落的蓝色建筑是什么呢？它在一旁观察着我们的生活，似乎是在暂时等待时机，不仅是等待不久的将来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刻，而且也许是等待伊夫琳·伯恩斯的到来。也许，你需要一些提示，哪里曾经藏过炸弹？德哥斯塔是在哪里被蛇咬死的？……在内心痛苦了几个月之后，我终于从成人的声音里找到了藏身之处，我是在一个古老的钟塔里找到它的，那个钟塔没人费神去给它上锁了。就是在这里，时间好像是生了锈，在这寂静无人的地方，矛盾的是，我试探性地朝着那个方向迈出最初的几步，让自己卷入到重大的事件和公众生活之中去，从此以后我再也无法从中脱身……根本没有办法，一直到那个寡妇……

自从我被禁止躲进洗衣箱之后，一有机会，我就乘人不备偷偷爬到那个再也不能报时的钟塔里面去。当由于炎热或者其他缘故或者有人在窥视，圆形凹地那边空无一人时，当阿赫穆德和阿米娜夜里去惠灵顿俱乐部打凯纳斯特时，当“铜猴儿”因为新近迷上了华尔新汉女子学校的游泳跳水队而泡在那里不回家时……那就是说，当环境许可时，我就走进我的秘密的藏身之处，摊手摊脚地躺在一张我从仆人房间里偷来的草席上，闭起眼睛，让我新近苏醒的内心的耳朵（它也同所有的耳朵一样，同我的鼻子相通）自由自在地在城里各处徜徉——而且还更进一步向北向南，朝东朝西——收听各种各样的事情。偷听熟人的心思总使人心中感受到一种无法忍受的压力，为了避免这一点，我便在陌生人身上试验我的手段。因此，我之所以牵扯到印度的公共事务之中，完全是出于并不光彩的理由——对熟人的刺探太令人沮丧，为了使自己内心轻松一些，我便将我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这个小丘以外的世界里。

从这个破旧的钟塔上面看到的是怎样的世界呢？起初，我只是一个旅游者，一个伏在一台个人专用的“来看德里”的机器的奇妙的洞口朝里面窥视的孩子。在我通过一个因旅游而患上腹泻的英国女人眼里第一回看到泰姬陵时，鼓声在我左耳（听力受损）边上响着。在那之后，为了取得南北之间的平衡，我一下跳到了马杜赖的米纳克西神庙，舒舒服服地偎依在念经的祭司那含糊不清的神秘的说法里面。我还化装成机动三轮车车夫在新德里的康诺特大街绕了一圈，抱怨汽油涨价，嫌车费给得太少。在加尔各答我随便睡在一段下水道管子里面。这时候我自己的旅游癖越来越大，我又向南一直拐到科摩林角，成了一个捕鱼的女人。她的纱丽裹得很紧，但品行上却马虎得不像样子……我站在三片海洋冲刷的红色沙滩上，用我并不理解的语言同达罗毗荼流浪汉调情。然后我又北上喜马拉雅山脉，走进圆形彩虹的光芒和戈勒霍伊冰山翻腾的冰碛之下古加尔部族屋顶盖着苔藓的原始茅屋。在杰伊瑟尔梅尔的金色堡垒里我体验了一个做珠绣服装的妇女的内心生活；在卡久霍我成了一个十几岁的乡村少年，田地里昌德勒神庙里那些表现男欢女爱的密宗雕刻使我大为尴尬，却没法不去看它们……充满异乡情调的旅行生活很是简单，在其中我找到了一点宁静。但最后，旅游已经无法满足了，好奇心开始寻事了。“让我们来瞧一瞧，”我对自己说，“这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个九岁孩子在精神上是不拘一格的，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之下，我跳进电影明星和板球手的脑袋里面——我知道了电影节目中有关舞蹈演员维加扬提马拉的闲话是怎么回事，我也和波利·恩里加尔一起在勃拉朋体育场打板球，我也成为电影歌曲配音歌手拉塔·曼格什卡和国内航线主办的马戏团的小丑布布……我在不同的心灵中随意地跳来跳去，不可避免地发现了政治。

有一次我成了北方邦的一名地主。在命令我手下的农奴将剩余的粮食付之一炬时，我笑得肚皮在睡衣带子上直颤动……另一次我在奥里萨邦几乎饿死，在那里又像平常那样出现了粮食短缺的情况，我才出生两个月，我母亲的奶水就没有了。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我深入到一名国大党工作人员的心灵，向一名乡村教师行贿，要他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为甘地和尼赫鲁的政党拉票，此外我也进入到决定投共产党票的喀拉拉邦农民的思想中。我的胆子越来越大，有天下午，我故意进入到我们邦首席部长的脑海里，结果发现了一大秘密，这个秘密在二十年后成为全国的一大笑柄，那就是莫拉尔吉·德赛每天都要“喝自己的小便”……我就在他身上，在他将一杯全是白沫的小便灌下肚时，我还可以感觉到那东西还是热热的。最后，我的试验达到了巅峰状态，我成为镜框里那封信的作者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我同这位伟人一起坐在一堆牙齿残缺不全、胡子乱蓬蓬的星象家中间，对五年计划进行调整，以使它能同宇宙间的音乐完全合拍……高层生活容易使人飘飘然。“瞧我吧！”我暗中为自己的本事得意非凡，“我要到哪儿就可以去哪儿！”在这个曾经塞满了代表德哥斯塔的仇恨的爆炸装置的钟塔里面，下面这一句话（在恰如其分的嘀嗒声音效果的伴奏之下）完完整整地扑通冲到我的脑海里：“我是孟买的坟墓……注意我的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