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伊头疼鼻塞，早早地上了床，也许是春天过敏，也许是流行感冒，很难区分。每年的这段时间都是这样，树木花粉已经无孔不入，可是寒流和流感还迟迟不走。我给她吃了止痛药和抗生素，她很快在药效的作用下睡着了。我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额头。此时开着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声音弥漫在房间里。

我去客厅和杨柳坐在一起。她在闷头看《清秀佳人》；我假装对着电脑工作。现在，工作是离我最遥远的事情，我已经三天没上班了，三天没想过和工作相关的事。

我的缺勤惊动了办公室，他们送来一大束玫瑰和百合花，还有一张早日康复的贺卡，现在都摆在餐桌上。每天早上，我会给优秀的前台达纳打一个电话，用我最低沉的嗓音告诉她我不舒服，百分百是流感，我埋怨自己愚蠢地忘了打疫苗。我的体温徘徊在38.8摄氏度左右，全身疼，从头发丝疼到脚指头。尽管一件一件地加衣服，可还是得裹着毯子，就这样也感觉不到暖和，不停地发抖。我只能祈求老天保佑佐伊没事，作为一个称职的母亲，我当然没忘给她打疫苗。

“但是现在，”我说，然后我突然咳嗽了一声，听起来真真切切。我暗自窃喜，以前怎么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演悲剧的天赋呢——肺部的挤压和从胸腔里涌上来的黏液，像莫纳罗亚火山的熔岩一样——“还不知道。”

当然，没有一句是真的。

我发现自己特别会编瞎话。

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在地板上熟睡的婴儿，迫不及待地等着她醒来的前奏——忽闪眼皮，挥舞小手——我会从椅子上扑到她身边，抢在杨柳前一秒钟，就像小孩子玩纸牌游戏一样，看谁第一个发现“J”，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把手压上去。

我胡乱地敲着键盘，以此证明我在工作。

我的视线从露比转到杨柳、从杨柳转回屏幕、再从屏幕回到露比，周而复始。此刻，我的眼有点儿花，突然感觉天旋地转。

稍事休息后我听见墙的另一面响起格雷汉姆和他新女友的笑声，她的声音轻浮做作。他们在调情。这是格雷汉姆的特长。我看见杨柳从书上抬起眼睛在听，她在听他们放荡的笑声和尖叫声。当她的眼神和我的眼神交会的时候，她的冰冷刺破了我的心虚，我迅速地避开。我想起赭石色的瘀青，想象什么事会让杨柳这样的人动手打人，想象一个人在失去理智之前到底可以忍耐多久，承受多少虐待。

我不能看她，她的眼神让我心惊肉跳。我盯着白墙上的木镜框，里面是克里斯、我和佐伊的黑白照片拼贴，还有专门放猫照片的镜框，中间的纤维板上有手刻的“家庭”两个字。

我拍了拍紫色睡袍的口袋，感觉到瑞士军刀的存在。

防患于未然。我记着克里斯的警告：你到底对别人了解多少？

这时，婴儿开始躁动，她在忽闪眼皮，在挥舞小手，但是那是杨柳——不是我——闪电般地冲到婴儿旁边，从地板上把她举起来。她的胳膊在抖，颤颤悠悠的，刹那间，我以为露比要掉下来了。我腾地站起来，迈步向前想要接住垂直下降的孩子，但是杨柳的眼神阻止了我，她瞪着我，洋洋得意的样子，无比快乐地享受着我的窘迫。哈！那是嘲笑我的眼神“我赢了”，仿佛她早就知道我一直在等，耐心地等待抱起婴儿的时刻，等待可爱的婴儿醒来，把她搂在怀里的时刻。

我抬起一只手捂住嘴，拦住脱口而出的尖叫和从心底深处迸发的惊恐。

“你没事吧？”她回到椅子上，用粉毛毯裹好婴儿，问我。我没有很快地做出反应，她又问道：“夫人？”

我闭上嘴，把手挪到破碎的心口上，撒谎说：“没事，没事。”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发现当你用外表的平静掩饰内心的混乱时，撒谎是如此的轻巧。

我突然想起卧室里的电视，太吵了。真人秀节目插播的广告正在扯着嗓子连哄带骗地推销某种桉树叶味的衣物柔顺剂。我被激怒了：声音太吵，该死的广告！我诅咒电视台，诅咒网络，诅咒桉树叶味的衣物柔顺剂，我永远也不会买。我大步走进卧室，气愤地按下开关，也许是太使劲了，电视在柜子上向后滑了一点儿蹭到墙上。我身后的大双人床上，佐伊盖着马特拉斯被子翻了一个身，即便睡着了手里还握着遥控器。

她哼哼了一声。

我的心像擂鼓一样咚咚地跳，我好像完全失去了知觉。无能为力，在崩溃的边缘。我站在那里，在卧室里，盯着空白的电视屏幕。我突然感觉到一阵恶心，双腿颤抖，就那么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就像玻璃水在脏玻璃上流淌一样，黑暗蒙上我的眼。我摸黑挪进浴室，坐在浴缸沿上，把头埋在双腿间，让血液重回大脑。

我摸索着拧开水龙头，让水一直哗哗地流，这样如果佐伊迷迷糊糊地醒过来的时候，就不会听见我的哭声。

视觉恢复的时候，我看见墙上复古的红色金丝鸟挂钩。还有一个笨手笨脚地修补过的洞，是克里斯钉挂钩的时候砸歪了留下的纪念。

挂钩是我和詹妮弗六七年前在凯恩的跳蚤市场里买的。有几年休假的时候我们常去逛街，最近也要去离城六十多公里的查尔斯街。我和詹妮弗走马观花地欣赏那些我们不需要的古董和收藏品，佐伊和泰勒则安安静静地坐在红色的小车里吃热狗和爆米花，心满意足。

挂钩，空着。

我摸了一下脖子，也空荡荡的。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链子——套着父亲那枚内圈刻着“永远的开始”的结婚戒指的金项链——挂在金丝鸟上，在我离开去和佐伊道晚安，亲吻她的额头之前，它还在。然后我离开卧室，回厨房去清洗堆在冰冷的灶台上的锅碗瓢盆。接着我把臭烘烘的垃圾袋扔到楼下的垃圾站。最后我坐在电脑前心不在焉地敲击键盘，徒劳地等待露比苏醒。

她拿走了我父亲的结婚戒指。

突然，我感觉他又死了，我的父亲又死了一回。我感应到那天早上妈妈从克利夫兰的家里打来的电话。爸爸已经病了好几个月，我早该做好心理准备，他要死了。但是，当这句话从妈妈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她没有特别悲伤，反倒像是说个通知一样，而我完全傻了。一连好几个星期，我坚持认为是他们搞错了，是我没听清楚，这是不可能的。我出席了葬礼，我看见一个和我父亲很像的人——但是他冰冷而且像橡胶，表情柔和却很怪异——被埋进地下。我，像个称职的女儿该做的那样，在棺材上放下玫瑰花，因为妈妈结婚的时候捧的就是玫瑰花，淡紫色的玫瑰花。

虽然，我内心坚信里面的那个人不是我爸爸。

我每天给他打电话，给我爸爸打电话，他不接电话，我着急担心。每次都是妈妈接，她用最温柔和蔼的声音说：“海蒂，亲爱的，你不能总是这样没完没了地打电话。”可是我停不下来，她建议我和克里斯去见见什么人，见见能帮助我度过悲伤的人。我拒绝了。

我拒绝见什么人——心理咨询师、精神病专家——妇产科大夫杀死朱丽叶，摘掉我的子宫以后也这样建议。

纽约时间快十点了。我从兜里掏出手机给克里斯打电话，我要告诉他杨柳偷了我的东西，但是电话响来响去就是没人接听。

过了十分钟，我再拨。我知道他是夜猫子，肯定还没睡觉，一定还在奋笔疾书地赶写他提过的募股说明书。

他说过的。

还是没有应答，我发了一条短信：回电话，尽快。然后我继续空等了二十分钟，也许更长。

我开始烦躁不安。

我在网上查到曼哈顿酒店的电话，我打到前台，请她帮我转到克里斯·伍德的房间。因为怕吵醒佐伊，我的声音很低，前台总是让我重复。我等着她拨通分机，过来一会儿她道歉说：“夫人，房间电话没人接听。您需要留言吗？”

我挂断电话。

我在考虑要不要把电话转到卡西迪·克努森的房间。

我想要不要搭乘航班飞往纽约，不计后果地现身在他住的酒店大堂，抓住这两个飞来飞去、忘记世界、纵情欢笑的人。我似乎看见卡西迪和克里斯穿着酒店的浴袍，看见贵宾室特供的香槟和草莓。对的，当然是草莓。

房间的门把手上还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

热血顿时涌上脖子，耳朵嗡嗡作响，剧烈的心跳让我头晕眼花，我再一次把头垂到腿下，调整呼吸。对我的丈夫和那个女人的一股邪念油然而生，我盼着飞往丹佛的飞机失火坠毁。

“露比该吃药了。”我听见那个女孩怯懦的声音，那个惯偷，是她偷走了我爸爸的结婚戒指。

我想要怒吼，但是，我极力克制着自己说道：“你拿了我父亲的结婚戒指。你拿了戒指。”我想冲过去掐住她的脖子，掐灭她的生机，因为她拿走了这个世界上对我最重要的东西。

可是我依然坐在浴缸沿上，隔着睡衣摸着瑞士军刀直棱棱的边缘。它是灵活多样的工具，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武器：开瓶器、剪子、螺旋锥，当然还有刀。

“什么？”她弱弱地问，好像她是那个虚弱的受到伤害的人。被抢了，被盗了。她的声音轻飘飘得几乎听不见，她拼命地摇头，发疯似的，低声唠叨着：“没有。”

她的眼睛不敢直视我，双手有些无所适从的样子。她频繁地眨着眼睛，白皙的皮肤开始泛红，这是典型的撒谎的表现。我抬起脚的时候，她迅速地跑开，嘴里嘟囔着上帝、宽恕和仁慈一类的话。

她似乎在忏悔。

“它在哪儿？”我问，追着她走进客厅。我的步伐小，但是速度快，比她的频率快半步左右，我们间的距离越来越小。我穿着羊皮拖鞋冲上去，抓住她的肩膀把她的身体扳转过来，强迫她看着我，像对待做伪证的人那样目光对视。她一下子躲开，我冒犯了她的领地。她把手背在身后，不让我再碰到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