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有个兄弟，名叫塞拉菲姆，年龄比他长，身形也比他胖。尽管在过去的九年里——哦，不对，等等……上帝，是十年，十年多了——很可能他已经变瘦了，可谁知道呢。过一会儿我们就知道了。列夫离开了俄罗斯，塞拉菲姆却留了下来，离开留下都纯属偶然。事实上，列夫可以说是个左翼分子，而塞拉菲姆呢，刚从理工学院毕业，除了他专攻的学科领域，对其他事情概不关心；对于政治动向，更是谨言慎行……真是奇怪，太奇怪了，一会儿他就到家里来了！需要来一个拥抱吗？毕竟分别这么多年了……他是个专家。英文是specialist，简略成了spets。唉，这样掐头去尾简略了的词就像剁掉了的烂鱼头……
那天早晨，列夫接到一个电话，一个说德语的陌生女人告诉他说塞拉菲姆来了，想今晚过来拜访，因为他明天又要离开。虽然列夫早就知道他哥哥在柏林，但这消息对他来说，还是太过意外。列夫的一个朋友的朋友认识一个苏联贸易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因而他知道塞拉菲姆曾负责安排一些采购工作。他是个苏共党员吗？都十多年过去了……
这么多年来，他们始终不曾联系过。塞拉菲姆对他弟弟的情况一无所知，列夫对他哥哥的情况也几乎一无所知。有几次，列夫在图书馆偶然看到过一些烟灰色的苏联文件，上面有塞拉菲姆的名字。“鉴于工业化的基本前提，”塞拉菲姆长篇大论道，“是广泛整合我们经济体制中的各种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所以农村的快速发展也就成了当前极其重要和迫切的任务。”
列夫已经完成了布拉格大学的学业，虽然毕业有所推迟，也是情有可原的（他的论文写的是斯拉夫文化崇拜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如今，他正打算在柏林闯出一番天地，却又不知道该如何闯荡才是。是像列什车耶夫建议的那样贩卖些小装饰品，还是像富克斯建议的那样做个印刷商？顺便说一下，那晚正是俄罗斯的圣诞节，列什车耶夫、富克斯以及他们的太太们打算前来聚会。列夫用他最后那点钱买了棵十五英寸高的二手圣诞树，另外还买了些深红色的蜡烛，一磅烤干面包，半磅糖果。他的客人们说好要带点伏特加和葡萄酒来。然而，他一收到那个遮遮掩掩、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他哥哥要拜访他，就立刻取消了这次聚会。列什车耶夫夫妇外出了，他只好留话给女仆，说他有些突发事情要处理。当然，和他哥哥单独促膝而谈，已经是种折磨了，但情况有可能更糟……“这是我哥哥，俄国来的。”“很高兴认识你。对了，他们会不会又要呱呱乱叫了？”“你到底在说谁啊？我不明白。”尤其是列什车耶夫，他一向慷慨激昂，偏执难处……不行，这次圣诞聚会必须取消。
现在已经快晚上八点了，列夫在他那寒酸但却整洁的小屋里来回踱步，时而撞到桌子上，时而碰到单薄小床的白色床头板——尽管他生活拮据，但一向干净整洁。他身材不高，一件黑色西装早已穿得磨出了光泽，大翻领对他来说也显得太大了。他面净无须，鼻梁塌陷，貌不出众，眼睛窄小，略带迷离。他总是穿着鞋罩，为的是盖住他袜子上的破洞。最近他刚和妻子分居了。真想不到，她居然背叛了他！而且，看看她是为了谁做出这种事的吧，为了一个俗不可耐的人！为了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他把她的照片收了起来，否则他将不得不回答他哥哥提出的问题（“她是谁？”“我前妻。”“前妻，什么意思？”）。他把圣诞树也移走了，征得房东太太的同意后，把它放到了她的阳台上——否则，谁知道他哥哥会不会取笑一个流亡者的多愁善感呢。当初他为何首先买了棵圣诞树呢？无非是传统使然。宾客盈门，烛光摇曳，然后关掉电灯——这时就只有这棵小圣诞树独自发出幽幽的光，在列什车耶夫太太那美丽的双眸中映出明镜般的光泽。
他应该和哥哥聊些什么呢？是否应该轻松随意地告诉他内战期间自己在俄罗斯南部冒险的故事呢？是否应该开玩笑似的抱怨一下目前的贫穷状态（目前真是不堪忍受，令人窒息）呢？抑或应该表现得心胸开阔，以至于超脱了那些流亡者的怨愤，并且能够理解……理解什么呢？或许塞拉菲姆更乐意看到我一贫如洗，简单纯朴并且乐于与人合作的样子……可是和谁呢，和谁合作？或者，恰恰相反，他会攻击他、侮辱他、驳斥他，甚至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从语法上说，列宁格勒只能指内尔城。”
他给塞拉菲姆画像：厚实的斜肩，巨大的胶鞋。他家别墅前的花园里到处是水坑，他们的父母去世，革命开始……他们从来没有特别亲密过——即便上学时也不亲密。那时他们各有各的朋友，各有各的老师……他十七岁那年夏天，塞拉菲姆与住在附近别墅里的一位律师的妻子闹了段很不光彩的绯闻。那位律师挥舞着拳头，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而那个长着一张猫脸、并不年轻的女人，衣衫不整地在花园的林荫路上飞跑；花园后面什么地方传出恼羞成怒摔碎水杯的声音。还有一次，塞拉菲姆在河里游泳时差点淹死……这些就是列夫对哥哥比较真切的记忆，上帝知道这些加起来也顶不了多少。你常以为你可以准确无误地记住某个人的生动形象，然而当你逐一核实，就发现你所记住的很空洞，很贫乏，很肤浅——只是靠不住的表象，你的记忆其实是冒牌货。但不管怎么说，塞拉菲姆还是他的兄长。他吃起饭来食量惊人，做起事来有条不紊。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有天傍晚，在茶桌旁……
时钟敲了八下。列夫紧张地朝窗外望了一眼。外面下起了毛毛细雨，街灯笼罩在了氤氲的水汽里，人行道上残留着尚未化尽的白雪。这是个相对温暖的圣诞节。几条庆祝德国新年时留下的浅色纸带挂在街对面的阳台上，在夜色中瑟瑟飘动。这时前门门铃突然响起，列夫顿时觉得有一股电流直冲太阳穴。
塞拉菲姆比以前更高更胖了。他一边夸张地大口喘着气，一边抓起列夫的手。两人都满脸堆笑，却都没有说话。他穿着一件厚厚的俄式大衣，领子是阿斯特拉罕羊羔毛做成的，用钩子固定在大衣上，戴着一顶国外买的灰色帽子。
“到这边来，”列夫说，“脱下外衣吧。来，我给放这儿。我这地方好找吗？”
“我是乘地铁来的，”塞拉菲姆气喘吁吁地说，“还行，还行。这么说这就是……”
他有点夸张地舒了一口气，坐到了扶手椅上。
“茶马上就好。”列夫赶紧说道，边说边摆弄洗涤池里的酒精灯。
“天气真是糟糕。”塞拉菲姆一边抱怨一边搓手。其实外面相当暖和。
酒精装在一个铜质球体里，拧一下大头螺钉，酒精就会渗进一个黑色的凹槽。但每次只能渗进一点点，然后拧紧螺钉，再拿火柴一点。一股微弱的淡黄色火苗蹿了出来，沿着黑槽流动，最后渐渐地熄灭了。这时再打开阀门，随着噗的一声响（金属底座处有一个高高的锡制茶壶，壶侧面有个很大的黑点，好像受过伤一般），就冒出来一股与刚才的黄火苗极不相同的蓝青色火苗，形状宛如一个饰有锯齿状边的蓝色皇冠。列夫对酒精灯的工作原理并不知晓，对此也毫无兴趣，只是按房东教的照做而已。塞拉菲姆一开始只是扭过头来看他摆弄酒精灯，不过他因身子发福，头只能扭到一定程度，于是后来干脆起身靠近，两人一起探讨这一设备。塞拉菲姆一边解释着它的工作原理，一边用手轻轻来回拨弄着螺钉。
“嗯，你过得怎么样？”他问道，然后又躺回到他坐着有点挤的扶手椅上。
“这个嘛——你也看得出来，”列夫说，“茶马上就好了。你要是饿了，我这里还有点香肠。”
塞拉菲姆谢绝了，使劲地擤了鼻子，谈起柏林来。
“他们已经赶超美国了，”他说，“看看这儿的交通就知道了。这个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知道，一九二四年我在这儿待过。”
“那时我住在布拉格。”列夫说。
“我知道。”塞拉菲姆说。
沉默。两人都紧盯着茶壶，仿佛那里马上会有什么奇迹发生似的。
“水快开了，”列夫说，“先吃点糖果吧。”
塞拉菲姆拿了点糖，左边的脸颊动了起来。列夫还是不想坐下，因为一坐下就意味着要正式聊天了。他宁愿站着，或是在餐桌与床、床与水槽之间来回转悠。几片枞树叶散落在已经褪色的地毯上。突然，微弱的嘶嘶声停了。
“灯坏了。”塞拉菲姆用俄语说。
“我们能修好的，”列夫急忙说，“一会儿就能修好。”
原来是瓶子里没酒精了。“真可恶……你看，我得去房东那儿弄点酒精来。”
他出门穿过走廊，朝房东住处走去——真是傻到家了。他敲了敲门，但没人应答。不给一盎司的关注，便是一磅的蔑视。为什么会突然想起这句话？那是学童时代的一句格言，受到取笑不予理睬时就这么说。他又敲了敲门。到处一团漆黑。房东出去了。他摸着黑往厨房走去。厨房早就锁上了，似乎料到他会来一般。
列夫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与其说他是在考虑酒精的问题，不如说是趁机享受一下独处的那份轻松。回到那个气氛紧张的房间，跟一个安心坐在那里的陌生人促膝而谈，那是何等的痛苦。跟他能聊些什么呢？聊一聊以前某一期《自然》杂志里论法拉第的文章吗？不行，这行不通。他返回房间，看见塞拉菲姆站在书架旁，翻看着那些破书残卷。
“荒唐，”列夫说，“真是闹心。看在老天的分上，请原谅。也许……”
（也许水马上就开了？不，水才刚刚温热呢。）
“没关系。说实话，我并不是很喜欢喝茶。你读过很多书吧？”
（他是否应该下楼去小酒馆买些啤酒呢？可是钱不够，那里也不能赊账。真该死，他把钱都花在糖果和圣诞树上了。）
“对，读过一些，”他大声说，“真不好意思，太不好意思了。要是房东在……”
“算了，”塞拉菲姆说，“我们就不喝茶了。就这么着吧。对，就这么着。那你的情况大致如何？身体怎么样？感觉还好吗？健康是最重要的。我嘛，不怎么看书。”他斜眼瞥了一眼书架，继续说道，“没有时间看。那天在火车上我碰巧看到……”。
走廊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请原谅，”列夫说，“这有烤面包和焦糖，你自己先随便吃点。我很快就回来。”他急匆匆地出去了。
“你怎么了，老兄？”电话里传来列什车耶夫的声音，“你在干什么？发生什么事了？你生病了吗？什么？我听不见，大点声。”
“有点意外的事，”列夫答道，“你没有收到我的口信吗？”
“哪有什么口信！赶快准备。今天是圣诞节。酒都买好了，我妻子还为你准备了礼物。”
“不行啊，”列夫说，“我真的很抱歉……”
“你可真古怪！听着，我不管你现在正做什么，赶紧停手。我们马上就过来。富克斯两口子也在这里呢。要不这样更好：你到这里来。奥莉娅，安静点！我都听不清电话了。你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