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这么讲，”约阿希姆低声说，“对不起，别加在我头上。这些事情太玄乎，晚上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尽管去想好啦。”

“是啊，我不想否认，你钻研的俄语语法更有用。你必须很快地熟练地掌握这种语言，伙计，一旦战争爆发，上帝保佑，它对你会很有好处的。”

“上帝保佑？这是你老百姓的观点。战争有必要。若没战争世界马上会腐烂，摩尔特克[7]说过。”

“不错，世界是有这种倾向。我赞成你的就这么多了。”汉斯·卡斯托普接过话头，正准备又回到恰尔德人那儿去，说恰尔德人也进行过战争，在战争中征服了巴比伦帝国，虽然他们是闪米特人[8]，也就是说差不多是犹太人——这当口，他们同时发现前边走着两个男人，因为留心到他们俩的谈话而中止了自己的交谈，正扭过头来看着他们。

那是在疗养院与“美景”旅社之间的一段公路上，朝着回达沃斯“村”的方向。谷地穿着节日的盛装，处处呈现的是鲜嫩、明亮和愉快的色调。空气沁人心脾。一曲由草原繁花吐放的芬芳馥郁汇成的交响乐，充溢在清纯、干燥和阳光明媚的氛围之中。

他们认出是罗多维柯·塞特姆布里尼和一个不认识的人。然而，看样子塞特姆布里尼没认出他们俩，或者不希望和他们俩碰头，因为他旋即就转过头去，又起劲地打着手势和自己的同伴专心聊起来，还加快步伐往前走去。自然，等哥儿俩从右手边赶上他，高高兴兴地向他点头致意的时候，他还是装出大感意外和惊喜的样子，一迭声地说“老天爷！”和“真见鬼！”可是仍旧有所保留，想让哥儿俩走过去算了。这两位呢，却不解其意，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那样做没有道理。相反，久别重逢，他们俩真的满心欢喜，便停下来和意大利人握手，问他过得怎么样，同时望着他的同伴表示有所期待。这就逼着意大利作家做了显然并不乐意做、但在哥儿俩看来却是天底下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即介绍他们与那位还不认识的人认识——在走走停停之中，塞特姆布里尼打着惯用的手势，措辞幽默地帮助他们彼此了解，让他们在他胸前握了握手。

原来，与塞特姆布里尼年龄相仿的陌生人正是他现在的邻居，那个二房东和女装裁缝卢卡切克的另一位房客，姓纳夫塔，哥儿俩听懂的就这些。纳夫塔矮小瘦削，脸刮得光光的，模样丑得可以说尖酸刻薄，简直让表兄弟俩感到惊奇。在他脸上的一切无不尖锐锋利：那成为面孔主宰的拱得高高的鼻梁，那闭成了一条缝的嘴，那架在他浅灰色眼睛前边、镜片老厚框子却格外纤巧的眼镜，都概莫能外；甚而至于他那一直谨守着的缄默，也让人感到只要他一说话，必定同样是尖刻锐利和逻辑谨严无疑。他理所当然地没戴帽子，只穿着一套西装——但却穿得挺讲究，深蓝色的套装带白条，按照哥儿俩见过世面的眼光审视和判断，是很能跟上时髦的。与此同时，他们也留意到从纳夫塔方面射来同样的目光，在从头到脚地打量他们俩，而且更加迅速，更加锐利。要是塞特姆布里尼不是那么有风度，那么有气质，知道怎么去穿他那已经露出经纬的粗呢上衣和花格子裤，他让这位漂亮的伙伴一衬托，必然十分寒碜。不，并不如此，特别是他的花格子裤还熨得挺挺括括，你一眼看上去还可能当它是新的哩——这无疑是那位二房东的功劳，年轻人不过是顺便想到。如果说丑陋的纳夫塔以其穿着的讲究入时更接近两位年轻人而不是他的同伴的话，那么，使他与塞特姆布里尼靠近的就不仅仅是他也上了几分年纪，而是还有些更具决定意义的什么。说得简单一点，可以归结到他们两人不同的面孔的颜色上，也就是讲这两位的脸呈褐色和棕红色，那两位则显得苍白：一个冬天过下来，约阿希姆的面孔更是黑得像古铜一般，汉斯·卡斯托普的脸在满头金发的衬映下却显得红彤彤的；可对于塞特姆布里尼那与他的黑胡子配在一起甚至透着高贵的威尔斯人的苍白，日光的照射却一点也不起作用；还有他那位伙伴，尽管头发也是黄色——一种近乎灰白的淡黄，头发全部被他从低低的额头往后梳，平平地贴在头顶上——他的脸却同样白生生的。四个人中两个带着手杖，即汉斯·卡斯托普和塞特姆布里尼；约阿希姆身为军人，没这玩意儿；纳夫塔呢一等介绍完，双手就背到背后去了。他那双手又瘦又小，像他的两只脚也小小的一样，都和他的身材十分般配。他感冒了，不时有气无力地轻咳几声，却没引起哥儿俩的注意。

刚被年轻人认出时的那一点惊愕或者不快，很快让塞特姆布里尼漂漂亮亮地遮掩了过去。他显得兴致极佳，在介绍三人认识时不住地开玩笑——例如，他称纳夫塔作“玄学大师”。他说，欢乐“在他胸中过着奢侈的生活”，就像阿莱迪诺[9]说过的；这是春天的功劳，这样的春天他要赞美。三位先生都清楚，对山上的这个世界他心里不无反感，也从来不曾隐讳过自己的反感。可山上的春天却光荣伟大！——它甚至使他能暂时地容忍这地方的种种可憎可怕。它丝毫没有平原上的春天那种令人烦躁和心慌意乱的特性。没有心灵深处的沸腾！没有腻人的香气，没有窒息胸怀的烟雾！只有清朗、干燥、欢快、明媚！这正合他的意，真是太好太好啦！

四个人不那么整齐地并排走着，只有迎面来人的时候，作为右翼的塞特姆布里尼才让到车道上去；还有，就是个别成员落后了再赶上来，例如走在左边的纳夫塔或夹在作家和表兄约阿希姆之间的卡斯托普，队形也会暂时被打乱。纳夫塔的笑总是很短促，嗓音因为鼻塞而沉浊沙哑，说起话来让人想到利用啃剩的骨头敲破汤盆的声音。这当口儿他把脑袋朝意大利人歪了歪，拖长调子说：

“听听这位伏尔泰的高徒，这位理性主义者吧。他赞美自然，因为它甚至在最生气蓬勃的季节也不用神秘的雾气来扰乱我们的心境，而是保持着古典的干燥乏味。请问潮湿用拉丁语怎么讲来着？”

“幽默，”塞特姆布里尼把脑袋扭向左边大声道，“我们的教授谈论自然时的幽默就在于，他也像西奈半岛的圣女卡塔琳娜一样，一看见红色的樱草花就想起了耶稣基督的创伤。”

纳夫塔反驳：

“这与其叫幽默，不如叫诙谐。无论如何，这都叫将精神注入自然中。自然必须有精神。”

“不，”塞特姆布里尼压低嗓门，没再完全扭过头，只是把嘴靠近左肩，答道，“自然绝对不需要您的精神。它本身就是精神。”

“难道您的一元论还不让您感到乏味吗？”

“啊，您不打自招，您之所以敌意地分裂世界，硬将上帝和自然拆散，原来是为了寻找乐子！”

“有意思，您竟把我谈到激情和精神时想到的东西，称之为寻找乐子。”

“想想吧，您这位不惜用那么伟大的词语来指称那么卑微的欲望的学者，有时候也称我为演说家是不是？”

“您仍然坚持说精神是微不足道的。可它并不因此就丝毫改变它生就的二元性。二元论，二律背反，这是能动的、满怀激情的、辩证的、富有智慧的原则。一分为二地看世界，这就是精神。所有一元论都乏味无聊。亚里士多德总喜欢挑起争端。”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把普通的理念存在，移到了多数个体之中。这是泛神论。”

“错啦。您这不是亚里士多德，您这是托马斯和波纳文图拉，您赋予个体以物质性，把事物的本质从一般中分裂出来，变成单个现象，从而使世界脱离与最高理念任何形式的融为一体，世界便排除了上帝，对于上帝成了超验的存在。这是经典的中世纪，我的先生。”

“经典的中世纪，好个有趣的搭配！”

“请原谅，经典这个词我用得恰到好处，意思就是一种思想发展到了它的极致。古典的并不总是经典的。我发现您……喜欢随意变换范畴，对绝对的东西有一种反感。您也不喜欢绝对精神。您希望，精神，那不过是民主的进步。”

“我希望咱们俩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精神不管多么绝对，它都永远不能成为反动势力的辩护士。”

“然而它永远是自由的辩护士！”

“然而？自由是人类之爱的法则，不是虚无主义、心怀恶意。”

“显然您害怕什么来着。”

塞特姆布里尼把胳膊往脑袋上一甩。争论戛然而止。约阿希姆惊奇地瞅瞅这个，看看那个；汉斯·卡斯托普则扬起眉毛，盯着脚下的路。纳夫塔说起话来果然词锋犀利，有根有据，而且保留了继续攻击的自由。特别是他在反驳对方时的那一声“错啦！”先是撮起嘴唇，然后嘴紧紧地一闭，着实叫人不舒服。塞特姆布里尼与他争论时多半表现得轻松愉快，但在他强调基本观念的一致性时，措词也有几分激烈。眼下纳夫塔不吭声了，他便趁机向哥儿俩讲述他对手的身世；在与纳夫塔的一番论争之后，他认为给哥儿俩一些解释是必要的。纳夫塔也随他讲去，做出漠不关心的样子。他是“腓特烈文科中学”高年级的古典语言教授，塞特姆布里尼解释道，接着又以意大利人惯有的作风，把被介绍人的境况大肆地作了一番渲染。他说，他的命运跟他自己的、跟塞特姆布里尼的一个样。五年前，他也因健康原因来到山上，后来确信不得不长期呆下去，便离开他的疗养院，自行找房子住了下来，也就是住在女装裁缝卢卡切克家里。这位杰出的拉丁语学者，一所教会学院的毕业生，正如他自己不那么肯定地表述的，被本地一家高级中学的慧眼发现了，硬请他去当讲师，为学校增光添彩……简言之，塞特姆布里尼为吹捧丑陋的纳夫塔没少卖力气，尽管他们俩刚刚才有过一场玄虚的争论，尽管这场近乎于论战的你一言我一语马上还会继续下去。

现在，塞特姆布里尼转而对纳夫塔介绍起表兄弟俩的情况来。事实表明，他在此之前已向他谈到过他们。这位嘛，就是原本打算只住三个星期的年轻工程师，贝伦斯顾问在他肺上发现了一个浸润点，他说；而这位，是他提起过的普鲁士军队未来的希望，齐姆逊少尉。他还特别谈到约阿希姆的愤懑及提前出院计划，以便补充说，和工程师无疑可以更密切地交往，因为他不急于下山去工作。

纳夫塔将脸抽动了一下，说：

“二位有一个能说会道的代言人。我不愿怀疑，他准确地转达了你们的想法和愿望。工作，工作——请原谅，如果我斗胆提起另一些时代，提起那些他的花言巧语绝对达不到通常有的效果，而恰好是他的理想的反面受到高得多的推崇的时代，那么，他可能马上就会骂我是人类的敌人，是一个人类之敌。例如伯恩哈特·封·克赖福克斯[10]曾经提出过另一种贵贱等级，那是罗多维柯先生做梦也提不出的。二位想知道是怎样的吗？他最低贱的一级在‘水磨’里，第二级在‘田野’中，第三级也最值得称赞的一级——你听清了，塞特姆布里尼——却在‘卧榻’上。水磨是世俗生活的象征——选得真不差。田野意味着凡夫俗子的灵魂，任传教士和牧师在上面耕作。这一级已经高尚一点。可是在床上——”

“够了！咱们知道！”塞特姆布里尼叫起来，“先生们，现在他将给你们展示放荡者的床铺的功用！”

“我不了解您原来这么害臊，罗多维柯。可是我却常见您对姑娘们挤眉弄眼……您那离经叛道的放浪不羁到哪儿去了呢？不错，床铺是恋爱者与意中人的交欢所在，也象征与世与人的隔绝，因此，同样可用来在沉思默想中与上帝结合。”

“呸！罪过，罪过！”意大利人几乎哭了起来。大伙儿忍俊不禁。塞特姆布里尼却庄重地继续说：

“啊，不，我是欧洲人，是西方人。您的等级排列纯粹是东方式的。东方鄙弃行动。老子的说教是，天地万物唯无为最有益。要是人人都停止行动，世界就会绝对的安宁、幸福。那时候，您就好交欢结合喽。”

“瞧您说的。还有西方的神秘主义呢？还有西方的清寂主义呢？费涅龙[11]大概可以算一位清寂主义者吧。他说，任何行动都是错误的，因为想要行动就意味着亵渎上帝，上帝只希望独自行动。我这是在引述他的《莫里诺斯建议》。看起来，想在清静无为中求幸福，乃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精神倾向。”

这当口，汉斯·卡斯托普插了进来，以他单纯的勇气参加了争论，眼睛望着空中说道：

“沉思默想，与世隔绝。有点意思，值得考虑。我们的生活不是高度的与世隔绝吗？我们这山上，可以这么讲吧。海拔五千英尺，我们高卧在舒舒服服的躺椅上，俯瞰着山下的世界和芸芸众生，随意驰骋自己的思想。要是考虑考虑并且实话实说，那我就得承认，床铺——你们清楚我指的是躺椅——在这十个月中给我帮助之大，使我产生的思想之多，超过了过去关在平原上的‘水磨’里的所有那些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塞特姆布里尼望着他，黑眼睛里闪动着忧伤。“工程师，”他抑郁地说道，“工程师啊！”随后抓住卡斯托普的胳膊，把他拽后一点，像是要背着其他人悄悄开导他。

“我常告诉您，应该有自知之明，时刻想到自己的职责！西方人应有的，不管这样建议、那样建议，都该是理性、是分析、是行动和进步，而不是修行者的无所事事的卧榻！”

纳夫塔也听见了。他扭过头说：

“修行者吗？多亏了修行者，我们才有了欧洲大地的文明！多亏了僧侣和修士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才不再为原始森林和蛮荒沼泽所覆盖，才长出了谷物、水果和葡萄！修行者们，我的先生，工作得很不错哇……”

“完了吗？还有呢！”

“请别急。修行者们不是为劳动而劳动，目的也不在于造福世人或获取功利。它纯属一种苦行功课，是赎罪行动的组成部分，是寻求拯救的手段。它帮助他们抵御肉欲，窒息他们的感官需求。也就是说——请允许我下这个断语——它带有完全非社会的性质。它是一种毫不含糊的宗教利己主义。”

“对您的不吝赐教，本人十分感激，同时也很高兴看到，工作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实实在在地造福于人类。”

“是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正是在这儿，我有了一个重大发现，那就是有益的并不等于人道的。”

“我首先发现的却是您又在搞世界一分为二论了，心里觉得别扭。”

“本人对引起您不快感到遗憾，不过不得不把事物分门别类，从人道思想中剔去种种不纯的成分。你们意大利人发明了钱币兑换业和银行，愿上帝原谅你们。可英国人发明了社会经济学，人类的守护神却永远不会原谅他们。”

“哎，人类的守护神可也生活在那个岛国的大经济学家当中！——您准备发表意见，工程师？”

汉斯·卡斯托普想否认，可还是开了口，纳夫塔也好，塞特姆布里尼也好，都听着他，带着几分紧张：

“对我表兄的职业，纳夫塔先生，听您的意思您想必是喜欢的，并且同意他急不可耐地要去从事它的热情……我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老百姓，我表兄常常因此责备我。我连兵役都不曾服过，纯然是个和平的孩子，有时候甚至想，我也可以很好地当一名教士——您问我的表兄吧，我曾不止一次这么说过。然而，撇开我个人的喜好不谈——或者确切地说，也许我并不需要完全避开——我却相当理解和同情当兵这一行。它有一种极为庄严的性质，一种‘禁欲苦修’的性质——如果您同意我用这个您适才用过的词的话——并且时时得准备着与死亡打交道；教士们归根到底不是也要和死亡打交道吗——除此别无它途。军人因此有他们的礼仪和阶级，注重服从，爱惜名誉，如果允许我这么讲的话；至于一个军人戴的是普通硬领章，还是浆得挺挺的褶子领圈，那没多少差别，到头来全为的是‘苦修’，就跟您刚才巧妙地讲的一样……我不知道，我是否把我的意思给您……”

“当然当然。”纳夫塔说，同时瞟了塞特姆布里尼一眼，只见他转动着手杖，眼望蓝天。

“因此我认为，”卡斯托普继续讲，“根据您说的所有那些话，您是必定同情我表兄齐姆逊的想法的。我这么讲并没联想到‘王位即圣坛’一类的比喻；只有某些爱好秩序和思想纯正的人，有时会用它们来证明两者之间的联系。我倒是想，士兵的工作，也就是服役——在这种场合叫做服役——绝对不为追求功利，与您所说的‘社会经济学’没有丝毫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人只有很少的士兵，一些在印度，一些留在家里供检阅用……”

“您别再讲下去了，工程师，这没有意义。”塞特姆布里尼打断了他，“士兵的存在本身——我这么说不是想开罪咱们的少尉先生——不是一个值得一提的精神问题，因为它纯粹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的形式。士兵的雏形是雇佣兵，可以招募来干这件事，也可以招募来干那件事——简言之，有西班牙反宗教改革的士兵，有革命的士兵，有拿破仑的士兵，有加里波第[12]的士兵，还有普鲁士的士兵。您要我谈士兵，就得先让我知道，他为什么而战！”

“他在战斗这个事实，”纳夫塔反驳道，“总归是士兵阶层摸得着的本质特征，这就够啦。照您的意思，它可能还不足以使士兵阶层成为‘一个值得一提的精神问题’，却足以将其提高到一个领域；对这个领域，资产阶级的入世观是不可能有任何认识的。”

“您习惯于讲的资产阶级入世观，”塞特姆布里尼针锋相对，说话时撮着嘴唇，翘胡子下边的嘴角紧紧地咧向两边，脖子异样地歪扭着，一下一下地从领子里伸出来，“它会无时无刻不做好准备，去捍卫理性与德行的思想，去正当地影响年轻动摇的心灵，以任何一种形式。”

接下来是一片沉默。两个小伙子目光呆痴痴的。又走了几步，塞特姆布里尼的脑袋跟脖子恢复了正常状态，说：

“您俩不要见怪，这位先生和我，咱们经常这么斗嘴，但是都非常友好，在达成了某种默契的基础上。”

这一讲就好了，就显示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大度和人道的本色。谁料约阿希姆——他本意同样也不错，也想把谈话友好地继续下去——却开了腔，好像他处于某种压力之下，不愿讲也非得讲不可：

“我们偶然谈到了战争，我的表弟和我，刚才走在你们背后那会儿。”

“这我听见了，”纳夫塔接过话头，“我注意到了那个词儿，所以转过头来。二位在谈政治？在讨论世界形势？”

“啊，哪里，”汉斯·卡斯托普笑起来，“我们怎么会谈政治呢？从职业的观点看，我表兄正好不宜过问政治，我呢也自愿放弃这么做，对政治一窍不通。自从来到山上，我甚至连报纸都没摸过……”

塞特姆布里尼马上指出这样做不对，在此以前他已指出过一次。同时，他让人知道他对世界大事了如指掌，顺便还下了一个判断，好像形势正朝着有利于文明的方向发展似的。他认为，欧洲总的来说充满了和平和裁军的气氛。民主思潮正大步前进。他声称掌握了可靠的情报，青年土耳其运动不久前已经完成一系列采取决定性步骤的准备。土耳其将成为一个民族的立宪国，这是人类的一个何等伟大的胜利！

“伊斯兰教的自由化，”纳夫塔讥讽道，“真了不起。开明的信仰狂热——很好很好。而且，这与您有关。”他转过脸来对着约阿希姆，“要是阿布杜拉·哈米德垮了台，你们在土耳其的影响也就完了，英国将一跃成为保护国……你们必须认认真真地看待塞特姆布里尼的联想和情报才是。”他对表兄弟俩说，说时语调颇不好听，似乎他已认定他们不肯把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当回事儿。“对民族和革命一类事情他了如指掌。在他家里人们与英国的巴尔干委员会保持着很好的联系。可是，您的进步土耳其人一旦侥幸取胜，罗多维柯，《雷瓦尔协议》又将如何执行？爱德华七世不可能再对俄国人开放鞑靼海峡，而奥地利尽管如此仍会振作起来，执行一项积极的巴尔干政策，于是……”

“收起您凶险的预言吧！”塞特姆布里尼反击道，“尼古拉爱好和平。多亏他，海牙会议才得以召开，并将作为头等大事永留史册。”

“哎，俄国在远东受挫后，是得喘息喘息哟！”

“我说先生，对人类渴求社会完善的心情，可不容您冷嘲热讽。想破坏这种努力的民族，毫无疑问将给自己招来道德的谴责。”

“但政治之所以存在，原本就是为了相互提供使对手丢人现眼的机会嘛！”

“您是热衷于泛日耳曼主义的吧？”

纳夫塔耸了耸他那不一般高的肩膀。也就是说，他除去一般的丑陋，肩膀还是歪的。他不屑于回答塞特姆布里尼的问题，意大利人便自行作出结论：

“您刚才说那些话反正没安好心。您把在国际范围内实现民主化的高尚努力，视为政治阴谋……”

“您难道要求我把它看作理想主义或者甚至宗教虔诚吗？它不过是自保本能残余的最后挣扎。凭借它，一种注定灭亡的世界体系勉强得以维持。灾难应该到来，必定到来，通过所有的道路，用一切的方式。您不妨以英国的政治术为例。英国稳固其在印度的前沿阵地的需要，是合理的。可是后来呢？爱德华跟您和我一样知道得很清楚，彼得堡的当权者必须补上在满洲的亏空，渴望引出一场革命就像渴望得到面包一样。尽管如此，他却把俄国的扩张野心引向欧洲——他必须这样！——使一度沉睡的彼得堡和维也纳之间宿怨复苏，争端……”

“啊哈，维也纳！您为这世界的累赘操起心来了，大概因为您发现以它为首的腐朽帝国，正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木乃伊吧！”

“我发现您是个俄国迷，大概因为您对独裁的政权统治怀有人道主义的同情吧。”

“我说先生，民主甚至对彼得堡也比对霍夫堡[13]抱着更多的期望，这在路德和谷滕伯格[14]的国家是一个耻辱……”

“此外，这显而易见也是件蠢事。但这愚蠢同样是宿命的工具之一……”

“哎，收起您的宿命论吧！人类的理性渴望得到的是它自身，而不是宿命，它正在这样做！”

“可能得到的永远只有命运。资本主义的欧洲希望得到的不过如此。”

“人们如果不表现出对战争足够的厌恶，就等于相信战争必然爆发！”

“您的厌恶在逻辑上并非始终如一，要是您不从国家本身厌恶起的话。”

“民族的国家是现世的原则，您却企图把这个原则出卖给魔鬼。让各民族自由、平等，保护弱小民族不受压迫，创造公理、正义，设立民族的边界，要这样你就……”

“我知道，布伦纳尔边界[15]。解散奥地利[16]。不过我不清楚，不打仗您怎么办得到！”

“我也真想知道，我什么时候反对过民族解放战争。”

“可我听说……”

“不，我得证实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讲的是真话。”汉斯·卡斯托普插了进来。他一直边走边留心听两人的争论，总是歪着脑袋打量着正在发言的那一位。“我表哥和我常常与他探讨这些以及类似的问题，说探讨其实不过是我们听他发表和阐明他自己的观点而已。在这儿我可以证实，我的表哥也会回忆起来，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曾不止一次满怀激情，谈到了民族独立运动和起义以及改造世界的原则问题。我得说，这原本不是个完全和平的原则，它要想普遍取得胜利，建立起一个幸福的世界共和国，还面临着艰苦的斗争。这就是他的话，虽然他比我讲的生动得多，有文采得多，毫无疑问。而我知道得格外清楚并且一句不差地记下来了的是——因为我作为地道的平民，简直吓了一跳——他说过，但愿这一天到来，如果不能由鸽子嘴里衔来，就让老鹰的翅膀托来——我记得，听见老鹰的翅膀我吃惊非小——必须给维也纳以迎头痛击，为了迎来人类的幸福。因此不能认为，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笼统地反对战争。我说得对吗，塞特姆布里尼先生？”

“差不多。”意大利人就回答这么三个字，头转到了一边，挥动着手杖。

“真是糟糕透了，”纳夫塔丑陋地笑了笑，“让自己的学生揭发出您好战的倾向。他们将有老鹰一样的翅膀……”

“可伏尔泰自己也赞成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并且建议腓特烈二世向土耳其宣战。”

“他竟与您结成了联盟，嘿嘿。还有世界共和国！我暂不追问，在实现了幸福和大同之后，民族运动和起义原则又将如何。眼下此刻，造反将会是犯罪……”

“您知道得很清楚，两位年轻的先生也了解，人类将会无止境地进步。”

“可所有运动都是环形的，”汉斯·卡斯托普说，“时间运动如此，空间运动也如此，质量守恒和周期性定律都这么说。我表兄和我前些时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封闭性的运动中，没有方向的持续性能谈得上什么进步吗？当我晚上躺在那儿观察黄道带，也就是说能够看见的那一半，想到古代那些聪明智慧的种族……”

“您最好别冥思苦想，白日做梦，工程师，”塞特姆布里尼打断他，“而是要下定决心，信赖您的年龄和您的种族，它们肯定都在催促着您快快行动起来。还有您受的自然科学教育，也必然使您接受进步的观念。您看见经过不知多少万年的时间，生命从纤毛虫不断进化成了人；你不可能怀疑，人还面临无尽的发展可能。可您要是钻数学的牛角尖，您就只能作从圆到圆的循环运动，只能去赞赏我们十八世纪的学说，相信人本来是好的、幸福的、完美的，只是让社会的失误给扭曲了、败坏了，据说通过批判社会结构的工作，它又会变得好起来、幸福起来、完美起来，将会……”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忘了补充，”纳夫塔抢过话头，“卢梭的田园牧歌，只是曾有过的某一教会信条的理性主义变种；按这个信条，人没有国家也就没有罪孽，人应该回复到与上帝亲密无间、做上帝子民的原始境界中去。可是上帝之国在解散一切尘世组织形式后的重建，只有在天与地、感性与超感性相接触的地方才存在，拯救是超验的。至于说到您的资产阶级世界共和国，亲爱的博士，在这个上下文中听见您讲什么‘本能’，那真是叫人觉得太奇怪。本能绝对站在民族一边；上帝自己将自然本能赋予了人，使各民族彼此区别，建立了各自的国家。战争……”

“战争，”塞特姆布里尼提高嗓门，“甚至战争，我的先生，也曾经不得不服务于进步，要是您回忆一下您所偏爱的那个时代的一些事件，我是指十字军的一次次东征，您就会承认我有道理！这些文明之战十分幸运地促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及政治关系，把西方的人类结合在了一个统一的思想旗帜之下。”

“对这个思想您非常宽容。因此我要更加礼貌地纠正您的错误，向您指出：十字军东征即使活跃了交通，却丝毫未能起到国际协调的作用；恰恰相反，它教会了各国人民分庭抗礼，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国家思想的产生。”

“一针见血，单就各国人民与教会势力的关系而言。是的！那时候，国家民族的荣誉感开始在对抗教会的专横中逐渐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