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二岁那年，到了夏天老奶奶就把我和西蒙打发出去干活了，去品尝人生的滋味，也为了取得一点赚钱的本领。在这以前，她曾为我找到过一份工作。当时有个上午上课的弱智儿童班，每天早晨我把乔治送到学校后，便赶到赛维斯特的明星电影院干活，为电影院散发广告传单。这是老奶奶和赛维斯特的父亲一起作的安排，他俩是在公园的老人亭里认识的。

要是在我家的后间里见到天气好——暖和又无风，老奶奶喜欢这种天气——她就到自己的房间去穿上身体较丰满时留下的紧身胸衣和黑色套裙。妈会给她装一瓶茶。然后，她就戴上花帽，围上兽尾毛皮披肩，用獾爪扣住，到公园去。她带着一本书，可从没打算读它，老人亭里谈天说地热闹得很，哪有时间看书。这是个商定婚姻大事的地方。那位老无神论者安蒂科先生去世大约一年以后，他的遗孀就是在这儿找到第二个丈夫的。对方是个鳏夫，就是为了续弦，才特地从衣阿华城来到这里。两人结婚后，有消息传来说，他把她锁在屋子里，逼她签字放弃一切遗产继承权。老奶奶听后并没有装作为她难过的样子，只说了声：“可怜的伯莎！”可是说这话时，用的是她擅长的那种诙谐口吻，像小提琴的琴弦细声细气的，但变化无穷。她自己则因没有像她那样再嫁而得到颇多赞美。我早就不再认为所有的老年人对他们年轻时要做的事已经无动于衷，可是她却要我们这样想——常说“像我这样一个老太婆”——于是我们都信了她的话，把她看成是个收敛了虚荣心的、清心寡欲的老圣人。不过，要是从来没人向她求过婚，我可不打算说这对她来说是件无所谓的事。她不可能无缘无故对《安娜·卡列尼娜》那么入迷，还有另一本我应该提到的她爱读的书《曼侬·莱斯戈》[1]。而且她兴致好的时候总是自夸她的腰身和臀部，更何况，凡是我所知道的任何荣誉和权势她从不放弃，所以我看出，她回卧房去穿上紧身胸衣、梳妆打扮一番，不完全是出于习惯，也为的是招引一位七八十岁的伏伦斯基[2]或德·格里欧[3]的注意。有时候，我诱使自己撇开她那斑驳的枯黄肤色、深深的皱纹和干涩的刘海，从她的眼里看到了一个较为年轻、满怀怨艾的女人。

不过，不管她在老人亭里为自己的事打什么主意，她并没有忘记我们，还通过老赛维斯特为我找到了这份散发广告传单的工作。人们都管老赛维斯特叫“面包师傅”，因为他常穿白帆布衣服，头戴白高尔夫球帽。他还有颤抖病，人们便取笑他这是在搓面包。可是他修饰整洁，说话干脆，充血的眼睛朝人凝视时，神情庄重，明知自己来日无多，可是仍强打精神，就像他那撮马蹄形白色小胡子的髭尖那么挺括。我猜老奶奶一定照例和他讲了一通她所保护的这家人的事，于是老赛维斯特便带我去见他的儿子——一个好像老是为钱或家庭的事急得冒汗的年轻小伙子。有时候，他那电影院生意极差，两点钟时座位还是空的，那个小提琴手和放映室里的放映员只为他一个人在演奏和放映，这使他变得非常糟糕，弄得连给我两角五分钱的工钱都感到心痛。那也使他发了狠。他说：“我以前雇的孩子曾有人把传单塞进阴沟了事，这要是给我发现了，可别怪我不客气，我有办法检查的。”因此，我想当我散发广告传单的时候，他也许会沿路跟踪我，我便不断注意街上有没有出现他那秃得头发稀疏的脑袋和饱含焦虑、褐色如熊的眼睛。他警告我说：“我也有几个办法专治自以为能骗得了我的小子的。”起初，我按照他的指示把广告传单卷成圆筒形，插进人家门铃上方的铜传话口里，不是乱塞在信箱里使他得罪邮局，而当他相信我干活可靠了，便请我喝汽水和吃土耳其软糖，还说等我长高一点，就叫我做收票员，或者是让我负责管理他打算购买的爆玉米花机；还说近几年内，他要回阿穆尔学院去读完工程学学位，到时候将雇用一名经理。他只需要去一两年，他妻子竭力怂恿他这样做。我想他告诉我这些，是把我当作比我大的大孩子了，就像免费诊疗所里的那些人一样。实际上，像常有的情况那样，他对我说的我并不全懂。

不管怎样，他还是受了我的一点骗。因为他说别的孩子曾把广告传单塞进阴沟，我觉得我也不能不来它一下，而且终于等到了机会，就在中午去接乔治的时候，把广告传单大叠大叠地分给乔治班上的那些痴呆孩子。那所监狱似的学校，像附近最大的建筑——制冰厂和棺材厂一样，是砖砌的，里面阴森森的，和世界各地的监狱没有什么不同，要睁大眼睛才能看出天花板，木头地板则已踏出印迹。在夏天，学校辟出一角对弱智儿童开放，进去时，你得先领教一下制冰厂的水雾，然后才能听到做纸链的剪纸声、低声的说话声和教师的指导声。我坐在楼梯上，把剩下的广告传单分成若干份。一放学，乔治就来帮我把它们分发掉，然后我就牵着他的手领他回家。

乔治虽然爱温尼，可是怕陌生的狗，由于他身上有温尼的气味，把那些狗都给招引来了。它们老是嗅他的腿，我只好随身带着石块打跑它们。

这是最后一个闲散的夏天。第二年夏天，学校一放暑假，西蒙便被打发到密歇根州的一家风景区饭店去当侍者，我则到城北的考布林家去帮考布林送报。我得搬到那儿去住，从我们住的地方到那儿，要坐半个多小时电车，而报纸早上四点钟就进发报棚了。不过，我并不完全是到了陌生人家，考布林的妻子安娜是我妈的表姐妹，所以他们把我当亲戚看待。海曼·考布林开了自己的福特车来接我。我离家时，乔治又嚎又叫的；他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情，我妈受那老太婆的压制却不能有所流露。乔治硬被关在小客厅里，我把他带到火炉边坐下就离开了。表亲安娜在自己家门口等我，见我因初次离家伤心得发呆——对我来说这只是一时的伤感，差不多像是从我妈那儿暂时借来一用似的，我妈眼看两个儿子小小年纪就去吃苦真是伤心透了——便伤心地哭了，其程度足以代表所有的人，而且还不断使劲吻我。是她出面给我安排这个工作的，可结果数她哭得最凶。她赤着一双脚，头发蓬乱，黑色上衣的纽扣都扣错了。“我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待你的。”她许诺说，“像待我的霍华德一样。”她从我手里接过帆布洗衣袋，把我安顿在厨房和厕所之间霍华德的房间里。

霍华德已经偷偷离家出走。他是跟殡仪馆老板的儿子乔·金斯曼一起走的，虚报岁数进了海军陆战队。正当两家人家在设法把他们弄回家时，他们已开往尼加拉瓜和桑地诺[4]及其叛党作战去了。安娜伤心极了，仿佛儿子已经死掉。她身材高大，精力充沛，因而一切都超乎常人，就连身上的种种也是如此：黑痣、疱疹、毛发、额上的肿块、脖子上的粗筋；她有一头颇有点魅力的螺旋形赤发，蓬松四弹，在后脑剪成鸭尾巴式，离耳根很高处缠得像乱麻一团。她本来声音很响亮，由于哭泣和气喘变得有气无力，她的眼白也因此泛成铜色，一张极度忧伤的脸，可怜巴巴的；她这人不懂得多想想。有些人就想得开，安于比她更糟的命运。劳希奶奶说过，就安娜在生活方面总的看来已可满足的情况来说，像她这样一个女人还想要什么呢？她的兄弟们替她找到一个丈夫，还出钱给她搞起一爿生意，她有两个孩子，房子是自己的，还有点房地产。要不，她也许还一直在闹市区瓦巴希大街那家女帽厂里干苦活哩。这是表亲安娜来和老奶奶谈话——来向一位博识的女人请教——之后，我们所听到的评语。她当时身穿套装，鞋帽俱全，坐在厨房桌旁，一面说话一面照着镜子，不是漫不经心，而是认认真真、一直不停地朝镜子里的自己看，一面愤愤地诉说着；甚至说到最伤心处，在哭得最凶、嘴巴拉得最阔时，也继续照着。妈头上扎着一条印花大头巾，把煤气灶上的一只鸡也烧焦了。

“亲爱的，你的儿子不会出什么事，他会回来的，”老太太对抽噎着的安娜说，“别的母亲也有儿子在那里。”

“我早就叫他不要再和那殡仪馆老板的儿子来往了。那算是哪门子的朋友？把他拉去当了兵。”

她把金斯曼家的人都看成是丧门星，我发现她上街买东西时，为了避开金斯曼家的殡仪馆，宁愿绕弯路多走几个街区，尽管她以前总是夸耀自己和金斯曼太太——一个个子高大、容光焕发、机警狡猾的女人——同属一个共济会分会，有钱的金斯曼夫妇是她的朋友。考布林那位当银行高级职员的叔叔死时，丧事就是在金斯曼殡仪馆办的。安娜的女儿弗丽德和金斯曼的女儿曾同到一个演说技能课教师那儿去补习。弗丽德有天使指点摩西用炉灰医治的那种口吃，可后来她讲话变得很流利，不再结结巴巴了。若干年后，在一次橄榄球赛上我去买红肠面包时，听到了她在讲话；那天我戴了顶白帽子，她已认不出我了，可是我还记得我曾教她朗诵“当寒霜落在南瓜上的时候”，也记得表亲安娜曾发誓说，待我长大了一定把弗丽德嫁给我。是那天在她家门口，她流着眼泪迎接我时，搂着我说的。“听着，奥吉，你以后就是我的儿子了，我要把女儿嫁给你，我的乖孩子！”那时候她认定霍华德已经死掉。

她一直叨念着这桩婚事计划。我磨刈草机时不当心割破了手，她就说：“不要紧，在你结婚那天前伤口就会愈合的。”又说：“我敢发誓，还是跟从小就相熟的人结婚好。跟陌生人结婚最要不得。你听见没有？你听着！”她之所以要为将来作好安排，因为小弗丽德十分像她，可以预料她以后在婚姻生活方面会有困难；她自己就是全亏兄弟硬做主才结了婚。没有母亲帮助她。也许她觉得，要是不替她找个丈夫，她会被自己那强抑住的本能活力毁了一生，使她不能生儿育女；她为男人们流的眼泪，一定会像奥菲利娅投身的那条小溪里的水一样[5]，把她淹死。越早结婚越好。安娜的娘家那边从不鼓励孩子享受童年，她自己的母亲十三四岁便结了婚，因此弗丽德也只有四五年了。安娜自己结婚的时候，至少已超过这年龄十五岁；我想，在考布林娶她之前那几年，她一定忧伤得可怕。因此，她这时候就已在为女儿物色对象了，据我推测，我决不是唯一的一个，每个男孩都有可能被选中，而我，就目前来说，只不过是最现成的而已。她要弗丽德去上音乐课、舞蹈课以及演说技能课，还要她和街坊中的上流社会来往，这样就使得安娜和她们属于同一共济会分会完全有理由了；她这人性情太阴郁，老爱待在家里，一定要有重大意义，才肯出去参加义演和义卖。

任何人怠慢了她的孩子，就成了她的仇人，她就会散布种种谣言去损人名誉。“这是钢琴教师亲口告诉我的。每个星期六都出同样的事。她到明妮·卡森家去给她上课时，卡森先生总想把她拖进自己的房间。”无视真假，这很快就成了她的定罪之词。不管对什么人，不管钢琴教师来央求她不要再说，她都照说不误。就因为卡森家没有邀请弗丽德参加生日聚会，他们便结下一个有如科西嘉人那样誓不甘休的仇敌。

如今霍华德离家出走，她认为她所有的敌人，那伙魔鬼的爪牙和代理人，都阴谋参与其事。她躺在床上，一边哭一边对他们大声咒骂：“啊，上帝，宇宙的主啊，求您让他手脚萎缩，脑袋干枯”，以及其他夸张的言词，而对她来说，这些只不过是日常用语而已。夏日的阳光透进窗帘和前院那棵梓树树阴，淡淡地洒在她身上，她平躺在那儿，背后摊着湿布、毛巾、手帕什么的，她身躯很长，露出被单的一双脚板黑得像石墨拓片，就像拿破仑进攻西班牙战役中被烧毁的村庄里那些战争受害者的脚。苍蝇成排地停在长长的电灯开关线上。她一边喘息一边用悲痛和恐惧折磨着自己。在以夏娃和哈拿[6]为首的饱受苦难的母亲队伍中，她有一个在乐园里扛着血肉模糊的头颅直到世界末日的殉教者的决心。由于安娜极有宗教虔诚，对时空也有自己的见解，因此在她看来，天堂和永恒都不太远；她把一切事物都分割开，压扁，使它们叠成一层层，就像斜塔的层次一样，而尼加拉瓜远在有两个地球圆周距离的地方，矮小好斗的桑地诺——他跟她有什么关系，我想像不出——正在杀她的儿子。

当时她家，特别是厨房，脏得实在惊人。不过，尽管她两眼浮肿，充满怒火，行动缓慢，对着电话哇哇直叫，不知在讲些什么，脸仿佛已被那头使她成为艳后般的漂亮头发照亮，可不知怎的她居然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她准时为男人们开出三顿饭，督促弗丽德练琴和朗诵，考布林没能亲自处理时，她还得核对收来的钱，点数，大小钞分开，把辅币包卷好，以及处理新的订单。

“孩……子……奥吉，有电话，听着！别忘了告诉他们，现在星期六午报另外收费！”一天我试吹了一下霍华德的萨克斯管时，我才知道她能多快地从床上跳起直跑过来。她冲进房间，一把从我手中夺走萨克斯管，大声吼道：“他们已经开始在抢占他的东西了！”她使的劲那么大，把我头上和脖子上的皮都给抓破了。于是我看到一个女婿——只能算个女婿候选人——和她亲生儿子地位的差别。那天她没有原谅我，虽然她知道她把我抓伤了。不过我想，我内心所受的创伤看来要比皮肉的创伤大得多，可她还认为我没有悔过之意。其实主要的还是我这人不爱记仇，不像西蒙那样有南方的老荣誉观和他当时特有的那种危险的、从容面对决斗似的好汉作风。此外，怎么能对安娜这样了不起的人记仇呢？她甚至在从我手里夺过萨克斯管时，还朝衣柜上的小镜子里搜寻自己的倩影哩。我下到堆着防风窗和工具杂物的地下室里，考虑后决定，眼下还不能回家，那样只会被劳希奶奶送回来，接着我就对抽水马桶何以滴水开始发生兴趣，于是掀下水箱盖，可正当我在下面摆摆弄弄消磨时光时，厨房的地板压得弯了下来，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这大概是五产在厨房里走动。他是安娜的哥哥，个子十分高大，臂长背驼，脑袋就像长在一段粗大的肉柱子上，他的头发细软，颜色褐绿，眼珠碧绿、晶莹、纯朴、满含讥讽，他的笑容也像爱斯基摩人[7]那样憨厚纯朴，露出爱斯基摩人那样牙龈很高的牙齿，爱开玩笑，快活乐天，可是并不直率，是个一心想发财的大角斗士。他开一辆送牛奶车，那种司机像舵手似的站着开的电动车，牛奶瓶和木头、铁丝做的箱子摇晃得稀里哗啦直响。他带我在他送货线上跑过几趟，给我五毛钱帮他收空瓶子。一次，我想搬一整箱，他摸摸我身上的肌肉、肋骨、大腿和胳臂——他喜欢这样——接着说：“还不行，你还得再等些时候，”他自己拖下那箱牛奶，砰的一下把它放在冰箱旁边。他送牛奶的地方是弥漫着猪油味的平静的波兰人小食品杂货店，在这些店里他很自在，跟老板们头顶头地假打取闹，或者用意大利话咒骂意大利人，说声“屌！”，并在那结实的膀子上指出一段，对他们表示长度。他自己得意非凡。据他妹妹说，他是很精明的。就在不那么久以前，他还在那场帝国间的毁灭性战争中担任个小角色，把一车车的俄军和德军尸体运到波兰农场上去埋掉，而现在，他在银行里有存款，在牛奶场里有股份，还在犹太剧院里学到剧中一个神气活现、人人憎恶的肥胖求婚者的一句口头禅：“五宗产业，好多钱。”

星期六早上，当卖气球的小贩在蓝天之下、枝叶葱郁的恬静街头吹着笛子时，他穿一套白衣服下楼来吃早餐，仔细地剔着牙，硬草帽下像塞西亚人那样的头发梳得很平伏。然而他还是没法去掉身上平日的那股牛奶味儿。不过这天早上他精神抖擞，兴高采烈，牙齿、牙床和面颊构成了一团龇牙咧嘴的笑容。他捏了眼泛铜色、含着泪水、闷闷不乐的妹妹一把。

“小安娜。”

“去，早餐准备好了。”

“五宗产业，好多钱。”

一丝微笑在她脸上掠过，她心情沉重，原想忍住，可是她爱她哥哥。

“安娜小乖乖。”

“去！我的孩子没了。这世界也完了。”

“五宗产业。”

“别装傻了。你自己以后也会有孩子的，到那时你就知道伤心的滋味了。”

五产对于人不在了或者死了毫不在意，而且还公开这么说。去他们的。当那些尸体在他的运货马车上颠簸着穿过枪林弹雨时，他头上戴的脚上穿的就是他们的帽子和靴子。在他有话要说时，那口气通常总像斯巴达人或总督，迅速而有力。“闻不了火药味，就别去打仗。”“要是奶奶有轮子，她就是一辆手推车。”“跟狗睡，醒来身上就会有跳蚤。”“别在你吃的地方撒尿。”所有这些话中，都有一个简单的寓意，就是说“别怨天尤人，只能怪自己”，或者像法国人说的那样——因为我曾在那世界之都待过一阵子——“你还是怨自己吧，乔治·当丹。”[8]

五产对外甥从军的看法如何，由此可见。不过对自己的妹妹，他还是留有余地。

“你还想怎样？他上星期才给你来过信。”

“那是上星期！”安娜说，“谁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这会儿他搞到个印第安小妞，正搂着她，在呵她痒哩！”

“我的儿子才不会哩，”她说着，把眼睛转向厨房里的镜子。

事实上，那两个小伙子真的都搞了一个女孩同居。乔·金斯曼给他爹寄来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两个头发垂直、穿着短裙、手拉手的当地少女，没有说明。金斯曼给考布林看了照片，两个做父亲的都没有怎么不高兴，至少他们认为不宜向对方露出不快的神色。不过表亲安娜没有听到这张照片的事。

考布林对自己的儿子自然也担心，可是他不像安娜那样把怒气都对着金斯曼。他在办公室里和金斯曼保持着必要的联系，这当然是因为那位殡仪馆老板进不了他的家门。反正一般来说，考布林的主要活动路线是在外面，他整天来来去去，生活步调稳定而有秩序。与安娜和她哥哥相比，他的个子显得小一点，而实际上他是颇为魁梧健壮的；他的头光光的，头发已秃得一扫而光，脸膛很大，既圆又扁，眼泡皮肿胀，眨眼睛的习惯几近滑稽的地步。如果你认为他这种习惯通常是为人温顺的表现——那就算了吧，有些特征和习惯已经发展到欺骗人类的经验了。他并没有被安娜、五产或这个家里的其他人所压倒。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条堂堂的汉子，他有自己的主张，并以那种打起架来颇为凶狠的人的决心，使自己做事不容人干涉的权利得到了确认。安娜也屈服了。因此，他的衬衣一定得放在衣柜里的抽屉里，衣领里插好鲸骨片，他早上送完报回来吃的第二顿早餐，必得有玉米片和煮鸡蛋。

每餐吃的饭菜怪得惊人，而且其量特多——安娜很相信吃。有几大碗不放盐、椒、奶油和任何味汁的通心粉，炖牛脑、炖牛肺、牛蹄上还留着少许毛的牛蹄冻、切开的煮蛋、冷腌鱼、塞了面包屑的牛肚、罐头玉米杂烩羹，还有几大瓶橘子汽水。这一切对五产很合适，他用手指把牛油抹在面包上。考布林吃相比较斯文，但对五产的样子也没什么意见，他好像认为这很自然。不过我知道，他到闹市区去参加送报人会议时，吃的就不一样了。

首先，他脱掉像米勒[9]的名画《播种者》似的每天背着一大袋报纸去发送时穿的格子旧外套，换上一套新衣服。头上戴顶帽檐可推上拉下的侦探戴的呢帽，脚穿大头皮鞋，带着账单和一份《论坛报》，为了看报上的连环漫画、球赛结果、股市行情——当时他在炒股票——以及黑社会火并新闻，以便及时了解有关在西赛罗的科洛西莫[10]和卡彭[11]以及在北区的奥巴尼恩帮[12]的最新发展情况。奥巴尼恩大约就是在那个时候在自己的花坛间被打死的，凶手还用握枪的那只手跟他亲切地握过手哩。考布林上了阿什兰车。他先去一家好饭店吃午饭，或者上莱克的饭店吃肉烧豆和黑面包。然后去开会，听发行经理做报告。会后在闹市区南端的餐室里吃肉馅饼、喝咖啡，接着上秣市[13]或丽尔都[14]看滑稽表演，或者去一个比较便宜的地方，那种有乡下姑娘和黑人女孩扭摆屁股、用意单一而娱乐无多的低级趣味场所。

至于，对丈夫在闹市区的所作所为，安娜有什么想法，那就不得而知了。你不妨说她还处于正在进化的沙丘、山野之中，适应不了伯沙撒在即将灭亡的穷凶极恶日子里设宴纵饮的那种奢华场面[15]。其实，就连考布林也不能真正适应。他是个不太想赶时髦的平实人，一心扑在生意上，决不肯在闹市区多待上一小时，弄得第二天到规定时间四点钟起不了床。他炒股票，可那是做买卖。他玩扑克，但输钱决不超过口袋里带的沉甸甸的零钱。他没有不能自拔的不良嗜好，不像有的人那样开始只是小玩玩，后来就一直陷身其中——像多疑的法官们看到那些原来颇有名声的人在乌七八糟的场所出入时得意地指出的那样。一般来说，他对我还是不错的，尽管他也有不高兴的时候，那时他便会找我麻烦，要我加快把星期增刊夹进报纸里。这通常都是安娜的关系，这种时候安娜对他的影响最大，在她硝烟弥漫的战壕中，她能使他和她处于作战状态。可是当他独自一人时，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欢乐心情。举例说吧，有一次，我走进那间舱房似的没有窗户的小浴室，只见他躺在热气腾腾的浴缸里，胯下之物笔挺，在用海绵往身上淋水。当时我想，要去弄清一个海军陆战队员和一个年轻姑娘的父亲，表亲安娜的丈夫，怎么会如此没有体统，这也许是比较麻烦的事——现在我知道，实际上比这要麻烦得多。不过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看得有多严重；我一直认为，表亲海曼基本上是个待人仁慈、体贴，对我很慷慨的人，怎么也不觉得他是个荒淫放荡之徒。

事实上他们全都很慷慨。表亲安娜是个节俭的女人，她整天叫穷，在自己身上从不多花钱，可是给我买了一双冬天穿的长筒靴，还有一把大折刀。五产爱带吃食回来，成箱成箱的巧克力牛奶，荷叶边大盒子装的糖果、冰砖、夹心奶油蛋糕等等。考布林和他都认为东西多多益善。不论是买条纹绸衬衣、衬衣袖子扣带、织花长袜，在电影院里买纸杯冰淇淋，或者带弗丽德和我去划船时在公园里买玉米花生糖时，他们一买通常至少就买一打。五产付的是钞票，海曼·考布林付的是一大堆辅币，照样很得意。家里总能见到很多钱，小茶杯里、大玻璃杯里、罐子里都有，甚至摊在考布林的写字台上。他们似乎认定我决不会拿，也许是因为反正样样东西都那么多，我也就从来没有拿过钱。我这人在这方面是很容易引起兴趣的，只要人家相信我的本事，认为我能领会整个计划方案，就像老奶奶派我去完成任务时那样，我也同样能投入全部身心去干骗人的勾当。所以别认为我不想去干这类事。要是调教得当，可以把我培养成加图[16]那样的人物，或者是在边地的零度寒风中跋涉四英里，给顾客退还三分钱的少年林肯。我倒不想把自己看成具有这些传奇名人的天赋素质。只是说，要是激发起我的正确感情，那四英里路对我来说也不在话下。这完全要看我被哪一边拉过去了。

每逢我半天休假回家，相比之下总觉得自己家里是那么整洁、亮堂。安娜家，每到星期五下午才拖地板，这时候她从床上下来，赤着双脚，跟着拖把在水里朝前蹚。拖完后，为了吸干水分，铺上干净的报纸，一直要到周末过后才把报纸拿掉。而在我家，你每天都可以闻到清扫后打上蜡的气味，每样东西都放在经过精心计划的地方——饰面板擦得闪闪发亮，小垫巾摊得平平整整，从一角商店买来的雕花玻璃器皿、麋角、时钟，全都适得其所——整齐得如同女修道院的会客室，或者以家庭整洁来表达对上帝爱戴的任何地方；一切东西都放得远离毫无防护的墙上那幅风暴汹涌的海景。西蒙和我睡的那张床铺得鼓鼓的，十分整洁，枕头上铺着绣品；书本（西蒙的英雄丛书）叠成一叠，学校锦旗在墙上钉成一排；老奶奶和妈坐在厨房窗前，在清新的、被墙纸映成褐色的夏日空气中织着毛线。乔治在院子里的向日葵和绿色晒衣绳杆之间，踉踉跄跄地跟在行动缓慢的温尼后面。那狗一处处嗅着麻雀停落过的地方。

我想，当时我看到家里可以没有西蒙和我，而且我俩不在时家里平静如常，使我心里感到难过。妈一定看出了这点，于是便尽可能地为我忙这忙那；她还特意做了一个蛋糕，我居然有点像个客人了，她摆开了餐桌，果酱碟子也盛得满满的。这表示承认我在挣钱。当我从表袋里掏出折拢的钞票时，我感到非常得意。而当那个老婆子讲的笑话引得我笑得比平时响时，发出的声音犹如百日咳患者的咳嗽声——我还只是刚刚度过童年，虽然我的个子已长得瘦高，我的头已大到不会再大，可我穿的仍是短裤和硬阔领童装。

“喔，他们那边一定教会你很多东西吧，”老奶奶说，“这是你学习文化和文雅的机会。”她的用意是在夸耀她已把我培养成型，不必害怕庸俗的影响。可是她说话中稍含讥讽，以免万一我有了受什么影响的危险。

“安娜还是那么哭哭啼啼么？”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