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快说吧。你该不是怕我吧，啊？你想问什么事呀？”洛克说。
“是关于奖学金的事。我获得了去巴黎留学的奖学金。”
“真的？”
“是四年的奖学金。可是另一方面，前不久，盖伊·弗兰肯又在他的事务所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今天他说那个位置还为我留着。可是我现在不知道该做何选择。”
洛克注视着他，一边用指关节缓慢地在台阶上有节奏地敲击着。
最后他终于开口说话了：“如果你想听取我的忠告，彼得，那你已经犯了个错误。询问我的建议和询问任何人的建议都是错误的。绝不要去问人家的看法。不要向他们询问你工作上的事。难道你还不清楚你想要什么吗？要是你连这个都不知道，那怎么行呢？”
“你瞧，霍华德，那正是我佩服你的地方。你总是很有主见。”
“别恭维我了。”
“可我是认真的。你做事怎么总是那么果断？”
“可你怎么能让别人替你拿主意呢？”
“可是，霍华德，你知道，我对自己没有把握，我总是拿不定主意。我也不清楚我到底有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除了跟你，我不愿意向任何人承认这一点。我想正因为你总是那么有把握，我才……”
“皮迪(2)！”身后突然传来吉丁太太的声音，“皮迪呀，我的心肝！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她站在门口，身上穿着她最好的一条暗红色的塔夫绸裙子，快活的语调中透露出一丝嗔怪之意。
“我一直一个人坐在这儿等你呢！你穿着礼服坐在那脏兮兮的台子上干什么？还不快给我起来！快进屋来，孩子们。我准备了热巧克力和小甜饼呢。”
“可是妈妈，我有些重要的事要和霍华德说呢。”吉丁嘴里虽这样说着，却已身不由己地站了起来。
她仿佛根本没有听见他说的话。她进了屋，吉丁便也跟着进去了。
洛克看着他们的背影，耸耸肩，也起身走进屋去。
“你俩在外面商量什么事呀？”
吉丁抚弄着一只烟灰缸，抓起一个火柴盒随即又放下，然后，他没有搭理她，把脸转向洛克，说：“我说，霍华德，你就别再装腔作势了。”他说话的调门很高，“你看我是把那份奖学金当作废物扔掉去工作呢，还是让弗兰肯等着，抓住机会去巴黎艺术学院深造，给那些乡巴佬们留个好印象呢？你是怎么看的？”
有一种东西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刚才那短暂的一瞬不复存在。
“得啦，皮迪，还是让我来……”吉丁太太开口说。
“噢，等等，妈妈！……霍华德，我必须仔细地权衡这件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那样一份奖学金的。你得到它说明你很出色。你知道在巴黎艺术学院深造有多重要。”
“我不知道。”洛克说。
“噢，该死，我知道你那些狂妄的想法，可我是说实际的，对于像我这样处境的人来说，得先把理想往一边放一放，那的确是……”
“你并不需要听我的忠告。”洛克说。
“我当然需要听，我这不正在问你吗？”
可是，当有听众在场时，吉丁就表现得与刚才判若两人了。某种东西已经消失殆尽。他并不清楚这一点，可是洛克清楚，而这一点吉丁也通过洛克的表情感觉到了。洛克的眼神使他感觉不舒服，甚至使他恼火。
“我想开始从事建筑设计，”吉丁大声地说，“而不是谈讨论它！一边是能给你带来极高声望的、古老的巴黎艺术学院，能让你置身于那些自以为会搞建筑的过气管子工之上；而另一方面，是弗兰肯事务所的一个空缺，这可是盖伊·弗兰肯本人亲自开口许诺的！”
洛克转过身去。
“有多少小伙子能配得上这样的工作？”吉丁妄自尊大地说，“再过一年之后，如果他们能找到工作的话，他们会夸口说自己跟着张三或李四干。而我却即将为弗兰肯-海耶事务所工作！”
“你说得非常对，皮迪。”吉丁太太说着站起身来，“有关这样的问题，你不想征求自己妈妈的建议。这件事太重要了——我还是留着由你和洛克先生来解决吧。”
吉丁看了看他的母亲，他并不想听她对于此事的看法。他知道他唯一的机会就是赶在她讲话之前作出抉择。她停住了，注视着他，准备转身离开屋子。他清楚那不是在装腔作势，如果他希望她离开，她会的。他想叫她走开，他甚至对此有些绝望了。他说：“哎呀，妈妈，您怎能这么说呢？我当然想听您的意见了。您……您是怎么想的？”
她忽视了他话音中生硬的怒意。她脸上有了笑意。
“皮迪，我没有任何看法。这事由你来决定。一直都是由你来做主的。”
吉丁看着他的妈妈犹豫起来：“那……如果我去巴黎艺术学院……”
“很好，”吉丁太太说，“去巴黎艺术学院深造。那可是个大地方。与你家隔着一个大洋呢。当然了，如果你走了，弗兰肯先生就会聘用别人。人们会议论这件事。谁都知道他每年都要从斯坦顿学院挑选最好的毕业生到他的事务所去工作。如果别的小伙子得到这份工作，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不过，我想那并不重要。”
“人们……人们会怎么说？”
“我想，他们也没什么可说的。他们只会说，那个孩子是他们班上最棒的——我想他会选中史林克。”
“不！”吉丁有些气急败坏，“不是史林克！”
“会的，”她亲切地说，“一定会是史林克。”
“可是……”
“可是你为什么居然要在乎别人说什么呢？你只要让自己开心就行了。”
“那么您觉得弗兰肯……”
“我为什么要想弗兰肯的事，对我来说他一文不值。”
“妈妈，您想让我接受弗兰肯事务所的工作？”
“皮迪，我什么也没想。你说了算。”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爱自己的母亲。可她是他的母亲呀，而且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言外之意就是说他自然是爱母亲的，因此他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对于她的一切感情都是对她的爱。他不知道有什么理由使他应该尊重她的决定。她是他的母亲，这一点足以取代任何理由。
“是的，当然，妈妈……可是……是的，我明白，可……霍华德？”
他是在恳求帮助。洛克就半躺在屋子一角的长沙发上，四肢有气无力地摊开着，样子像只小猫。这总是令吉丁不胜惊奇。他以前就见过洛克这个样子，行止间具有猫一般的无声张力，又如同猫一般地克制和精确。他见过他松弛时的样子，猫一般地悠闲自在，不成体统，仿佛他的身体里没有一块骨头是硬的。洛克抬头瞥了他一眼，说：“彼得，你明白我对你这两种机遇的看法。就选择不那么令人讨厌的吧。你到巴黎艺术学院去学什么？只不过是更多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和歌剧院的装饰罢了。它们将会把你心中原有的潜质消磨一空。你偶尔还能设计出些像样的东西。如果你真想学习，那么就去工作吧。弗兰肯的确是个冒牌货，是个白痴，可是将来搞建筑的人是你。这样做有助于你更早地做好准备，将来自己干。”
“就连洛克先生有时都能说到点子上。”吉丁太太说，“虽然他说起话来像个货车司机。”
“你真的认为我设计得很出色？”吉丁注视着他，眼睛里似乎仍装着洛克刚才的评说——别的什么都不重要了。
“只是偶尔，并不经常如此。”洛克说。
“既然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吉丁太太开口说道。
“我……我还得好好想想，妈妈。”
“既然一切就这么定了，喝点热巧克力怎么样？稍等一下，我立马端出来！”
她冲着自己的儿子微微一笑，那率真单纯的一笑表明了她的忠顺与感激。她走出房间，塔夫绸的裙裾簌簌作响。
吉丁紧张地来回踱着步，停下来，点根香烟，停住脚步，吐出一串短促而猛烈的烟圈，然后看着洛克。
“你打算做什么呢，霍华德？”
“我吗？”
“我这个人没心没肺，这我知道，整天只忙着自己的事。我妈妈的本意是好的，可她都快把我逼疯了……该死，让这些都见鬼去吧。你打算去干什么呢？”
“我打算去纽约。”
“噢，漂亮。是去找工作吗？”
“去找工作。”
“是……做建筑吗？”
“是做建筑。彼得。”
“那太棒了。我很高兴。有明确的雇主了吗？”
“我打算去为亨利·卡麦隆工作。”
“噢，你不能去，霍华德！”
洛克脸上慢慢浮现出一丝微笑，两个嘴角轮廓分明，但他没说什么。
“噢，别去，霍华德！”
“我要去。”
“可他已经是个废物了，已经没什么可取之处！噢，我知道他还空有一点虚名，可是他已经完蛋了！他从来都接不到重要的建筑设计项目，多年来，他什么活儿也没有！有人还说他找了处破陋的房子当办公室呢。你跟着他能混出个什么名堂来？你跟他学习什么？”
“我要学的东西不多。我只想学习怎样建造房子。”
“天呀！你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你是在故意毁掉自己！我原本以为……算了，是啊，我还以为今天你学到了一些东西呢！”
“我的确学到了。”
“你瞧，霍华德，如果是因为你觉得再没有别人能要你了，那更好，因为，我会帮你。我去做老弗兰肯的思想工作，而且我还能托托关系……”
“谢谢你，彼得。不过这没必要。事情已经决定了。”
“他是怎么跟你说的？”
“谁怎么说？”
“卡麦隆。”
“我从来没见过他。”
这时，门外响起了尖利的汽车喇叭声。吉丁突然想起什么，赶紧起身去换衣服，与他的妈妈撞了个满怀，把一只杯子从她手中的托盘上碰了下来。
“皮迪！”
“没关系，妈妈，”他扶住她的两只胳膊肘说，“我得赶紧，宝贝儿。与男同学们有个小小的聚会——好啦，好啦，什么也别说了——我不会回来得很晚的，而且，瞧！我们是去庆祝我即将加盟弗兰肯-海耶事务所的！”
他冲动地亲吻了他的妈妈，带着那种偶尔令他无法抗拒的激情，然后，飞快地跑出这间屋子，上了楼。吉丁太太摇了摇头，满脸通红，她嗔怪地责骂着，却显得很开心。
在自己的房间里，他把衣服扔得七零八散，四下飞舞。突然，他想起要给纽约发一封电报。他这一整天都没想起这件特殊的事情，此刻却万分紧急。他现在就得发这封电报，马上发。他草草地在一张纸上写出以下内容：
“最最亲爱的凯蒂，我将来纽约为弗兰肯工作，永远爱你的彼得。”
那一晚，吉丁挤在两个男孩中间，汽车向着波士顿疾驰，窗外道路飞逝而过，风在耳边呼呼地响。此刻，他觉得世界向他敞开了怀抱，同时，黑暗在急速晃动的车灯前遁逃。他自由了。他做好了准备，再过几年——会非常快，因为在汽车的疾驰中是没有时间感的——他的大名将会像一声响亮的号角，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他准备去干一番大事业，做伟大的有意义的事情……在建筑方面……无比卓越的宏伟事业。
<h2>
3</h2>
彼得·吉丁审视着纽约纵横交错的街道。他发现，人们的穿着极其讲究。
他在第五街的这幢大楼前伫立了片刻，弗兰肯-海耶建筑师事务所和他第一天的工作正在里面等待着他。他注视着行色匆匆的路人。他觉得他们个个衣冠楚楚，潇洒得要命。他满怀遗憾地瞅了瞅自己的衣服。在纽约，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呢。
当他感到不能再耽搁时，便转身来到大楼门前。楼门是陶立克式柱廊的缩模，每一处细节都是严格将那些身着希腊束腰袍的艺术家们的作品按比例缩小了；在完美的大理石门柱之间是一扇旋转玻璃门，镶嵌在门边上的镀镍金属条闪闪发亮，反射出汽车飞驰而过的光影。吉丁走进旋转门，穿过富丽堂皇的大理石门厅，来到一部红漆镀金电梯旁。上到三十层后，他来到一扇橡木门前。他看到一个细长的黄铜牌子，上面以优雅的字体镌刻着：
弗兰肯-海耶，建筑师事务所。
“弗兰肯-海耶”的接待室看起来像殖民地时期的大宅里常有的那种出色的私人舞厅。银白色墙壁上嵌着扁平的壁柱，壁柱上的凹槽展现出爱奥尼亚式的漩涡形优美曲线。壁柱支撑着几个山形墙饰，中间裂开，另外贴上半个希腊古瓮。嵌板装饰着希腊古庙式风格的蚀刻画，画面过小，内容不易辨认，但是却清楚无误地展现出圆柱、山形墙饰以及剥落的石块。
非常不协调的是，打从踏进这间接待室的门开始，吉丁就感觉脚下似乎有个传送带。传送带把他送到坐在佛罗伦萨式露台白色栏杆后面的接待员前，接待员面前是电话交换台。传送带又把他送到一间巨大的制图室门口。他看见里面是一张张条形的平台，密密麻麻的曲尺从天花板垂下来，在台灯的绿色玻璃罩处停住；还有巨幅的设计方案，高耸的带抽屉的黄色橱柜，文件、文具盒、样品砖、胶水瓶，还有建筑公司送来的月历，上面大都有裸体女人的照片。首席设计师还没完全看清吉丁便朝他厉喝了一声。此刻他正觉得心烦，故意弄出劈啪的声响。他竖起拇指，指向一间更衣室，还朝一个储物柜扬起下巴；他站在那里，从脚尖到脚跟不停颤动着，等待着吉丁往自己那结实而尚未长成的身体上套一件珍珠灰的罩衫。弗兰肯一直坚持穿这种工作服。传送带将吉丁送到制图室一角的一张制图台前。他发现台子上放着一套等待着他去扩展的设计方案。首席设计师消瘦的身影仿佛忘记了吉丁存在一般离开了。
吉丁马上伏案做起自己的工作来。他目光专注，连喉头都未曾动过一下。他对一切视若无睹，眼前只有闪耀着珍珠一般光辉的设计图纸。他对自己笔下稳定的线条感到吃惊，因为他确信，他的手肯定在纸上猛烈地抖动过，前后有一英寸。他只是下意识地顺着这些线条往下画，不知道它们要伸向哪里，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只知道这份设计方案是某人的不朽之作，是他既无法匹敌也无法置疑的。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竟一直以为自己是一名有潜质的建筑师。
许久以后，吉丁注意到一件灰色罩衫的衣褶，那罩衫附着在邻座伏案工作着的一副瘦削的肩胛骨上。他先是谨慎地，继而好奇地，然后是高兴地，再后来是轻蔑地扫视着四周。等到那种轻蔑感觉出现时，吉丁感觉又找回了原来的自己，而且感受到了自己对人类的爱。他注意到那灰黄的面颊，滑稽的鼻子，还有缩起来的下巴上的瘊子，大腹便便的肚皮压在桌边上。他喜欢眼前这副景象。无论这些人能做什么，他都会比他们做得更出色。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彼得·吉丁需要他的同事们。
他再度扫视设计方案时，发现其中的瑕疵正从这幅杰作上怒视着他。那是一座私人住宅的地板，他看到大片的空间被迂回曲折的厅堂过道毫无理由地分隔得支离破碎，而那些矩形的、有如香肠一般细长的房间则注定采光不佳。天呐，他想，我要是做出这样的设计来，他们在第一个学期就会把我开除了。之后，他继续工作。他动作利索，干起来轻车熟路，得心应手，而且很愉快。
还不到午餐时间，吉丁就在制图室交上了朋友。也不是什么很明确的朋友，只不过是为友谊的生根发芽铺好一层暧昧的土壤而已。他冲着前后左右的人频频微笑，仿佛彼此理解般地频频点头。利用每一次到饮水机前倒水的机会，他用那和善而快活的眼神去爱抚他所经过的每一个人。那双才气焕发的眼睛似乎是注视着制图室里、甚至是宇宙里最重要的东西；似乎是注视着吉丁最好的朋友。接踵而来的是一种良好的印象：一个聪明的小伙子，好得一塌糊涂。
吉丁注意到，他隔壁的制图台前，一个金发的高个子青年正在做一幢大楼的正面图。吉丁怀着一种亲密的尊敬靠在小伙子的肩膀上，看着刻有凹槽的三层楼高的圆柱上缠绕的月桂叶形花饰。
“对于老人家来说，很不错。”吉丁满怀敬佩地说。
“你说谁？”那个小伙子问他。
“怎么？弗兰肯呀。”吉丁说。
“弗兰肯见鬼去吧。”那个小伙子平静地说，“八年里，他连个狗窝都没设计出来。”他把大拇指冲肩后一指，指向身后的一扇玻璃门，“是他设计的。”
“什么？”吉丁转过头去。
“是他，斯登戈尔。”小伙子说，“这一切都是他设计的。”
隔着那扇玻璃门，吉丁看到露在书桌上方的一副骨瘦如柴的肩膀，一颗小小的三角形的头颅正专注地低垂着，圆形的玻璃镜片反射出两道苍白而漠然的光。
午后，紧闭着的门外似乎有一个人影闪过。接着吉丁就听到旁边有人在悄悄地议论，说盖伊·弗兰肯已经到了，现在在他楼上的办公室。半小时后，玻璃门开了，斯登戈尔走了出来，一张巨幅卡纸吊在他的手指间晃来晃去。
“嗨，你。”他的镜片在朝着吉丁脸的方向停住了，“是你在做这个设计方案吗？”他说着把那张卡纸往前晃了晃，“把这个拿上去请老板签字，用心听他怎么说，尽量表现得聪明些。不过，那都无关紧要。”
他个子很矮，双臂似乎垂到了脚踝处。那双细瘦的胳膊像两根绳子似的在袖管里荡来荡去，但上面却长着两只能干的大手。
吉丁的目光冻结了，一瞬间变得深不可测，凝神盯着那两只漠然的镜片。然后，吉丁堆起一脸的微笑快活地说：“好的，先生。”
他用指尖捏着那张卡纸爬上深红色丝绒的楼梯，来到盖伊·弗兰肯的办公室。卡纸上展示出一幢灰色花岗岩宅子的水彩远景图。宅子设计了三排天窗、五个露台、四个壁洞、十二根圆柱、一根旗杆，还有门口的两只狮子。宅子的一角立着一块牌子，上面用整齐的手写体写着“詹姆斯先生暨夫人公馆”和“弗兰肯-海耶建筑师事务所”字样。吉丁不禁低声吹了个口哨：詹姆斯·S·华托斯可是专门制造各种剃须水的亿万富翁。
盖伊·弗兰肯的办公室抛过光。不对，吉丁想，应该说是上过树脂才对；也不对，应该是把镜子熔化后泼洒在了上面才贴切。只见反射着自己倒影的碎片像一群蝴蝶，尾随着他穿过这间屋子，映照在切宾代尔式的博古架上，映照在詹姆士一世时代的座椅上，也映照在路易十五时期的壁炉架上。他不失时机地仔细端详了一下这间办公室：角落里摆着一座真正的罗马时代的雕像，还有巴台农神庙、雷姆斯大教堂、凡尔赛宫，以及装饰着永恒火炬的弗林克国家银行大厦的深棕色照片。
他看见自己的腿离那巨大的红木办公桌越来越近了。盖伊·弗兰肯就坐在办公桌的后面，面色萎黄，两颊松垂。他看了吉丁一会儿，好像以前从未见过吉丁似的，随后想起来了，报以奢侈的一笑。
“喔，好，好，基特里奇，我的孩子，你来了。都安排好了，随意一些！见到你真高兴。坐，孩子，快坐。你拿的是什么？算啦，不着急的。根本不用着急。来，坐下。你感觉这儿怎么样？”
“先生，恐怕我高兴得有点过了头了。”吉丁说话时，带着一种孩子气的无所适从。“原以为第一份工作我会做得井井有条，但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开始……我想，我受到了冲击，不过我会克服的，先生。”他向他保证说。
“当然，对一个孩子来说，是有些招架不住。只是有那么一点儿。不过你别着急，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
“先生，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
“你肯定会的。他们让你送来的是什么？”弗兰肯把手伸向设计方案，但他的手指最后却柔弱无力地落在了额头上。“我这头痛，真是令人厌烦……不，不，不要紧的——”他对吉丁当即表现出来的关心报以微笑——“只是有点mal de tête(3)，”他用法语说，“工作得太辛苦就是这样。”
“有什么要我帮您去拿吗，先生？”
“不，没有，谢谢你。问题不是你能为我拿来什么，要是你能把什么从我这儿拿开就好了。”他眨了眨眼，“香槟。Entre nous(4)，他们昨晚招待用的香槟酒一文不值。尽管我从不计较香槟的好坏。我跟你讲，基特里奇，了解酒很重要，比方说，你要带客户出去吃晚饭时，就会想弄清楚点哪种酒合适。现在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内行的窍门。譬如，吃鹌鹑时，现在大多数人会点勃艮第出产的葡萄酒。你要什么酒呢？你要叫一九〇四年产的伏旧园葡萄酒。明白了吧？增添了那种特别的风味，口味纯正却又新颖独特。人总得有创造性……顺便问问，是谁派你上来的？”
“先生，是斯登戈尔先生叫我来的。”
“噢，斯登戈尔。”他说出这个名字时所用的语调让吉丁心里仿佛按了快门一样咯噔了一下：那是一个特许证，留起来以待将来之用。“傲慢得连自己设计的拙劣作品都不愿送上来了，嗯？你听着，他可是个伟大的设计师，在全纽约也是最棒的。可是他近来变得有些过于自大了。他以为，在这儿，所有的事只是他一个人干的，就因为他整天在卡纸上胡涂乱抹。我的孩子，等你在这行干得久了，你就会明白，事务所的真正工作是在四堵墙之外完成的。就拿昨天晚上克莱隆地产协会举办的宴会来说吧。两百名来宾，还提供晚餐和香槟酒。噢，是啊，还有香槟！”他自嘲地、挑剔地皱皱鼻子，“在茶余饭后闲聊上几句——你知道，绝不是那种露骨的、庸俗的生意经——是精心挑选话题——有关地产商对社会的责任感，有关选择建筑师的重要性——谁最有实力，谁最得到人们的敬重，谁是完全被人认可的，等等。你知道，有一些短小精悍的标语常常会被铭记在心。”
“是的，先生，比如‘像为你的家选择新娘那样，仔细地选择你家园的建筑者’。”
“不错，相当不错，基特里奇。你介意我把它记下来吗？”
“我的名字是吉丁，先生。”吉丁坚定地说，“您这么想太客气了。它能引起您的注意我很高兴。”
“吉丁，噢，当然！唔，当然，吉丁。”弗兰肯换上一种敌意顿消的微笑说，“哎呀！瞧我！一天要见这么多的人！你刚才怎么说来着？挑选建筑者……说得真好！”
他又叫吉丁重复了一遍，从面前如箭矢一般林立的铅笔阵容里挑出一支，把那句标语记在一个便条本上。那一根根崭新的、花色各异的铅笔，很专业地削出细细的尖锋，随时待用，却从未派上过用场。
接着，他把便条本往边上一推，叹了一口气，用手拍一拍他头发上光滑的发卷，疲倦地说：
“那么好吧，我想我还是看看这东西吧。”
吉丁毕恭毕敬地将那幅图递过去。弗兰肯身子向后微仰，伸直胳膊握住那张卡纸端详起来。他先闭上左眼，然后闭上右眼，继而再把那纸板挪开一英寸远。吉丁枉然地期待着他把那拿倒了的图翻转过来，可是弗兰肯就那样拿着。吉丁一下子明白过来——弗兰肯早就不看那个设计方案了。他之所以那样端详着，完全是照顾他吉丁的面子。于是，吉丁便产生了轻飘飘的感觉，轻得如同空气一般，同时，他也看清了自己通向未来的路，是那么的无限开阔，畅通无阻。
“嗯，好，”弗兰肯一边说着，一边用他那白皙柔软的手指抚摩着下巴，“嗯……不错……”
他朝吉丁转过脸来，说：“不错，相当不错……不过……也许……它本来可以更出色些，你瞧，可是，哎呀，制图又这么漂亮……你觉得怎么样，吉丁？”
吉丁想起正对着那四根花岗石圆柱的四扇窗户。但是，看着弗兰肯的手指抚弄着他那暗紫色与红紫色相间的领结，他决心闭口不提此事，于是说：
“先生，恕我冒昧提个建议。我觉得，对于这样一座雄伟的建筑来说，四楼和五楼之间柱头的涡卷装饰似乎过于优雅了。看上去似乎采用带装饰的束带层会比较得体。”
“说得对。我也正想这么说。带装饰的束带层……不过……不过你看，那样做就等于要减少窗户设计，是吧？”
“是的，”吉丁说，他此刻的语气，比他和同学讨论时更为谦虚、恭敬，“可是窗户比起建筑物正面的尊严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
“你说得对。尊严，我们首先要给予我们的顾客尊严。是啊，的确如此。一个带装饰的束带层……只是……我已经认可了那些初步设计方案，而斯登戈尔又把这张图制得这么漂亮。”
“如果您提出修改意见，斯登戈尔先生会很乐意接受的。”
弗兰肯的目光与吉丁对视了好几秒钟，接着他的双眼垂了下去，仔细地摘去衣袖上的一段棉绒线头。
“当然，当然……”他含糊其辞地说，“不过你认为带装饰的束带层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觉得，”吉丁慢吞吞地说，“做一些您认为必要的改动要比认可由斯登戈尔先生设计的每一幅草图来得更为重要。”
正因为弗兰肯没有作声，而只是怔怔地看着他；正因为弗兰肯看着他的眼神是那么专注，而双手又显得那样无精打采——吉丁心下明白，他正面临一个关键的机会；更令他感到震撼的是，他成功抓住了它。
隔着那张办公桌，他们默默对视着，心中都明白，他们能够理解彼此。
“那我们就采用束带层，”弗兰肯派头十足而又平静地说，“把这个留下，你回去告诉斯登戈尔，就说我要见他。”
他转身正要离开，弗兰肯又把他叫住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既快活又热情：“噢，吉丁，再顺便说一句，我能不能给你提个小小的建议？就我们两人之间私底下说说，没有想要冒犯的意思。暗红色的领带配上灰色的工作服会比较好，你说是不是？”
“您说得对，先生。”吉丁轻松地回答说，“谢谢您，明天您就会看到我打上暗红色的领带。”
他走出来，轻轻地将门带上。
穿过接待室往回走时，他看到一位着装考究、气度高雅而头发花白的绅士，护送着一位女士走到门口。绅士没有戴礼帽，很显然是这个事务所的人；那位女士围着一件水貂皮的披肩，很显然是一位顾客。
绅士并没有点头哈腰，没有铺开地毯，也没有为那位女士摇扇，他只是为她拉开了门。但是他给吉丁一种感觉，仿佛他哪一样都做了似的。
弗林克国家银行大楼矗立在曼哈顿南部，随着太阳的东升西落，它所投下的长长阴影也跟着移动，像一座巨钟上的指针，掠过肮脏的低级公共住宅区，从水族馆一直延伸到曼哈顿桥。当太阳落山时，那支哈得里安陵墓上的火炬便代之而起，突然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将它周围方圆数英里之内的建筑物的玻璃窗照得通红，也照在附近那些高度足以反射它的红色光焰的建筑物的顶楼上。弗林克国家银行大楼以其精选的实例展示出整个的古希腊罗马艺术史，长期以来它一直被认为是纽约最出色的建筑，因为没有别的哪一座建筑能具有哪怕一件它能引以为豪的古希腊罗马式的构件。它采用了如此众多的圆柱，山形墙饰，横饰带，古希腊式的三脚祭坛，角斗士，希腊古瓮和涡形花饰，这使它看起来不像是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倒像是从糕点裱花管中挤出来的。然而，它的确是白色大理石建造的。这一点除了付费的房主之外，谁都不知晓。它现在处于狼狈不堪的色调中，像是长满了疙瘩或者麻风病人的鳞状皮肤一样，既非棕色又非绿色，而是这两种颜色所能调出来的最恶心的颜色，是那种好像患了植物慢性腐烂病的颜色，那种精美石头本来适合于洁净空气和开阔的乡村，现在却被烟雾、煤烟和各种酸性物质侵蚀，显示出那种不堪入目的颜色。但是弗林克国家银行大楼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获得了如此大的成功，以至于它成了弗兰肯曾经设计的最后一座建筑。它的名望使弗兰肯功成名就，从此不用再费心去搞设计。
弗林克银行大楼往东再过三个街区就是黛娜大厦。它比弗林克银行大楼矮几层，也没有什么名气。它结构严谨，线条简洁，展示并强调着内部钢筋骨架的和谐，犹如一个展示它完美骨骼的躯体一样。它并未采用任何其他装饰。除了那锐利的边角以及各个平面的立体感之外，它没有表现其他东西。一行行长长的玻璃窗如同一条条的冰河自楼顶流向人行道。
纽约人很少注目于黛娜大厦。偶尔，难得有一位乡村游客意外地在月光下来到这里，在它面前驻足，不禁啧啧称奇——眼前的幻象可是来自梦境？但这种游客很少。黛娜大厦的租户们说，拿地球上任何一幢建筑与黛娜大厦调换，他们都不愿意。他们欣赏大厅与办公室的光线，欣赏这里的空气，以及大楼布局中漂亮的逻辑。但是，这里的租户人数不是很多，没有哪个知名人士希望他的公司坐落在一幢看着“像个仓库”一样的大楼里。
黛娜大厦是亨利·卡麦隆设计的。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纽约的建筑师们彼此明争暗斗，只为争夺建筑行业的第二把交椅。没有人立志去夺第一把交椅。当时，稳坐第一把交椅的人正是亨利·卡麦隆。那时的亨利·卡麦隆可是个香饽饽，很难“抢到手”。等待着接受他服务的客户们要提前排上两年的队；每一座出自他事务所的建筑都由他本人设计。他选择他希望修建的东西去设计。他做设计项目时，客户们是保持缄默的。他对所有的人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顺从”。他从不准许有任何例外。他经历的那些大红大紫的岁月，就像一枚火箭弹，没有人能猜测出它的方向。人们说他是个疯子，但是他给予的东西，无论是否理解，人们总是接受，因为那是由“亨利·卡麦隆”设计的。
起初，他设计的建筑只有微弱的差异，还不足以吓着什么人。他进行了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实验，只不过是偶尔为之，可这是发生在人们预料之中的事，所以人家并不与他理论。随着一座座崭新的建筑拔地而起，他身上也有一种东西在生长壮大，奋力抗争，逐渐成形，不断上升，最终凶猛地爆发出来。这种爆发随着摩天大楼的诞生来临了。建筑物开始像笔直发射出去的钢铁箭矢一般拔地而起，没有负重，也没有高度上的限制，不再像以往那样依靠笨重的石造建筑层层堆积，层层上升。亨利·卡麦隆就是最早理解这种新奇迹并将其付诸于形式的人之一。他是最早认同这一事实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一幢高楼必须看起来要高。当别的建筑师们诅咒着不知道怎样才能使一幢二十层的高楼看起来像一栋古老的砖结构的宅子一般矮时；当他们使用一切可用的办法隐瞒大楼的高度，把它拉回到传统的高度，为它的钢筋遮羞，使它显得巧妙，让它看着古色古香，能给人以安全感时——亨利·卡麦隆设计出线条笔直、外观陡峻的摩天大楼。它们夸耀着浑身的钢筋铁骨，并以其峻拔的高度招摇于世。当建筑师们绘制横饰带和山形墙饰时，亨利·卡麦隆决定——不能复制古希腊艺术。亨利·卡麦隆决定，任何建筑物都不能彼此复制。
当时他三十九岁，身材矮胖，体格结实，不修边幅，蓬头垢面。他忠实于工作，废寝忘食，很少喝酒但后来酗酒成性，他用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谩骂客户，嘲笑仇恨偏偏又故意激起仇恨，表现得像个封建地主和码头搬运工。他生活在一种紧张得膨胀了的激情里，处处惹怒和刺痛别人。那是一团令他个人和别人都忍无可忍的烈焰。那是发生在一八九二年的事。
芝加哥的哥伦比亚博览会于一八九三年开幕。
两千年前的罗马城在密歇根湖畔再度复活。那是一个用法兰西风格、西班牙风格、雅典风格，以及追随古罗马文化的每一种风格改良过的古罗马城；那是一个由圆柱、凯旋门、蓝色的环礁湖、清澈的喷泉和玉米花组成的“梦幻城市”。建筑师们展开比赛，看谁剽窃得最好，比赛谁窃取的资料最古老，看谁一次援引的原始资料最丰富。它在一个刚刚诞生的国家眼前展示了在旧的建筑物上曾经犯下的所有结构上的罪行。那是一场有如肺病一样的白色瘟疫，蔓延得也像肺病一样迅速。人们来了，看过了，叹为观止，然后把他们所看见的种子带到美国的各大城市去。这些种子生根、发芽，长成莠草，变成有着木瓦屋顶及陶立克式圆柱门廊的邮局，变成砖瓦建造的装有铁制山墙的宅子，变成十二个巴台农神庙堆砌而成的阁楼。这些莠草滋长着，蔓延着，遏止了别的一切东西的生长。
亨利·卡麦隆拒绝了为哥伦比亚博览会进行设计，并且用难听得无法诉诸笔端，但却可以反复讲述的言语辱骂它，尽管不是在男女同席的社交聚会上。那些脏话被反复传播，同样反复传播的还有很多传闻，说他曾经把一个墨水瓶往一位杰出的银行家脸上扔去，这位银行家想请他设计一座火车站，设计成位于以弗所的戴安娜神庙的样子。那位银行家再没有来，别的人也没有来。
就在他到达漫长而不懈奋斗的岁月终点时，就在他将自己所寻求到的真理诉诸形体时，最后的障碍也已经在他面前设置好了。一个年轻的国家看着他一路成长，虽然曾经对他有过怀疑，却也已经开始理解他作品的宏伟庄严。然而，在一个被抛回两千年前一场古典主义大惨剧的漩涡中的国度里，他已没有了用武之地和安身立命之所。
已经没有必要去设计建筑了，只要给它们拍照就行了。哪个建筑师拥有最好的图书馆，他就是最出色的。他们互相抄袭，赝品丛生。批准和认可它们的是文化；是在腐朽的历史废墟中展开的二十个世纪的文明长卷；是那次伟大的博览会；是每家每户相册中收藏着的一张张来自欧洲的明信片。
亨利·卡麦隆无力反击。他拿不出有力的武器，除了一种信念，仅仅因为这个信念是属于他自己的。他没有什么人可资旁征博引，更没有什么微言大义需要阐述。他只说，建筑的形式必须是其功能的反映，建筑物的结构是其自身完美的关键，新的建筑技术要求新的表达形式，他希望能如他所愿地去建筑，而且只为这一理由而建筑。但是当人们在谈论维特鲁威、米开朗基罗和克里斯多佛·雷恩先生的时候，是听不进他的心声的。
人们厌恶激情，不管这种激情是何等伟大。亨利·卡麦隆犯了个天大的错误，那就是他热爱自己的工作。那正是他战斗的原因，也是他失败的原因。
人们说他从不知道自己已经失败了。即便他知道了，他也不会让人家看出来。随着门庭日渐冷落，他对待客户们的态度也愈发地专横傲慢。他的名字在别人耳中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而他说出自己的大名时，也显得越来越傲慢无礼。
他曾经有过一位机敏伶俐的业务经理。此人性情温和又极其内敛，身材矮小但性格刚毅，具有坚强的意志。在亨利·卡麦隆得意之时，他能沉静温和地面对他的火爆脾气，并且为他拉来客户。卡麦隆辱骂客户，而小个子却设法使他们对此宽容谅解，从而回心转意。现在，这个小个子死了。
亨利·卡麦隆从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别人。对他来说他们并不重要，恰如他对他的个人生活一样无所谓，仿佛生活中除了建筑之外什么都无关紧要。他从未学会如何向他人作解释，只知道发号施令。他从不讨人喜欢。他曾经是令人畏惧的。可是现在，再没有人惧怕他了。
他还被允许活着。活着的目的是为那些街道感到恶心，过去他曾梦想重建它们；活着的目的是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一动不动地坐在桌前，无所事事地等待；活着的目的是读一份善意的报纸，上面登载一篇介绍“最近的亨利·卡麦隆”的文章。而活着的意义是在某段时间里开始喝酒，从容地连续喝上几天几夜，烂醉如泥；是对那些把他逼到这种地步的人怀着仇恨和抱怨。当他被提名担任某一职务时，他们却说：“亨利·卡麦隆吗？叫我说，是不应该赞成他的，他嗜酒如命。正因为如此，他从来都接不到任何设计工作。”他活着就是从一栋著名大楼的三层楼办公室搬迁到房租低廉的只占一个楼层的办公室；再后来搬到离繁华区更远的一座建筑的一间套房里；再搬到炮台公园附近的三间房子里，面对着通风井。他之所以选择这几间房子是因为，把脸贴在办公室的窗玻璃上，视线越过一堵砖墙，他就能看得见黛娜大厦的楼顶。
霍华德·洛克爬上通向亨利·卡麦隆办公室的楼梯，他在每一个楼梯平台处都要停下来，看一看窗外的黛娜大厦。电梯出了故障。楼梯在很久以前粉刷成难看的青绿色，现在大部分油漆已经脱落，剩下斑驳的碎块，擦着鞋底嘎嘎作响。洛克爬得飞快，仿佛要赴约会似的，胳膊下的文件夹里装着他设计的草图，眼睛盯着黛娜大厦。有一次，他还和一个下楼的人撞了个满怀。在过去两天里，这是常有的事。他走在纽约街头，频频回头，一门心思地看着纽约的建筑物。
在卡麦隆狭窄昏暗的接待室里放着一个办公桌，上面有一部电话和一台打字机。一个头发灰白，骨瘦如柴的男子坐在桌前，穿着一件短袖衬衫，长裤的背带松松地耷拉在双肩上。他正在神情专注地打一份项目清单，手指移动的速度快得惊人。一只灯泡在他背上投下一抹微弱的黄色光晕，照着他那贴在肩胛上的汗湿了的衬衫。
洛克走进去时，那人缓缓地抬起头来。他打量着洛克，一言不发，等着洛克开口，一双昏花而疲倦的老眼对来客一无疑问，二无兴趣。
“我想见卡麦隆先生。”洛克说。
“是吗？”那人说，语气中没有挑衅、冒犯或其他什么意图，“你找他有什么事？”
“找工作。”
“什么工作？”
“制图员的工作。”
那人坐着，一脸的茫然。这是一个他很久都没有面对过的请求。最后他站起身来，默不作声地拖着步子走向身后的一扇门，进去了。
他进去时并未把门完全关上。洛克听得见他用那拖长了的腔调慢吞吞地说：“卡麦隆先生，外边有个小伙子说，他来这儿找一份工作。”
接着就听见一个声音答话了，那声音听起来浑厚、有力，从语调上判断不出年龄。
“什么！笨蛋白痴！把他撵出去……等等！叫他进来！”
那个老人走出来，并不关门，不出声地朝里面一扬头，示意洛克进去。洛克走了进去，随手关上了门。
这是一间狭长的空荡荡的办公室，没有装修过。在房间一头的办公桌前，坐着亨利·卡麦隆。他身体前倾，双手交叉，手臂放在办公桌上。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像煤炭一样乌黑，中间夹杂着几根粗硬的银丝。他那短粗的脖颈上肌肉虬结，像盘结的绳索。他身穿一件白衬衫，两只袖子卷到了胳膊肘，裸露在外面的皮肤黝黑而粗糙，肌肉结实。他的脸盘很大，面部肌肉僵硬，仿佛由于压抑而老化了，乌黑的双眼炯炯有神、充满活力。
洛克站在门槛上，他们隔着长长的办公室彼此对视着。
一抹晦暗的光线从通风井投射进来，制图台和几个绿色文件夹上的灰尘，仿佛是由那束光线沉淀下来的朦胧的晶体。但是，洛克看到，就在两扇窗户之间的墙上，挂着一张图。那是这间房子里仅有的一张图——一幢从来不曾修建起来的摩天大楼的图纸。
洛克的目光率先从卡麦隆身上挪开，落在这幅图纸上。他从办公室的这头走过去，驻足于前，凝神细看。卡麦隆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紧随着他，那种老于世故的眼神，就像一根细细长长的针，一端稳稳地固定住，慢慢地描了一个圈，它的锋芒穿透了洛克的身体，牢牢地将他钉住。亨利·卡麦隆打量着他那橘红色的头发以及垂在身体一侧的手。这只手的掌心向着图纸，手指稍稍弯曲，那不是手势，而是像要询问什么，抓住什么。
“怎么！”卡麦隆终于开口了，“你是来见我的，还是看画来了？”
洛克向他转过身去。“两种目的都有。”
他走到卡麦隆的办公桌前。以前，在洛克面前，人们往往有无所适从的感觉。但是亨利·卡麦隆在意识到这双注视着他的眼睛时，却突然体验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真实。
“你想干什么？”卡麦隆大声问。
“我想为你工作。”洛克平静地说。明明说的是“我想为你工作”，可那语气听上去却像是“我要跟着你干”。
“是吗？”卡麦隆说，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语气中没说出来的那层意思，“怎么回事？比我们更大更好的公司不愿意要你？”
“我没有申请过任何别的公司。”
“为什么不去呢？你以为我这儿是最容易起步的地方？以为谁都可以随随便便地到这儿来？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这正是我来这儿的原因。”
“是谁指使你来的？”
“没有人叫我来。”
“那你到底为什么会瞄上我？”
“我想你是清楚的。”
“该死的无礼的冒失的东西，竟然以为我会要你？你断定我手头拮据到如此程度，会敞开大门去欢迎一个愿意赏光眷顾我的年少无知的朋克毛头小子吗？你早在心里盘算过了：‘老卡麦隆是一个过了时的醉鬼……’说吧，你在心里早已经这样说过了！……来啊，说吧，回答我！回答我，你这该死的东西！你瞪着我看什么？你是这样想的吗？说呀！赶紧否认呀！”
“没有这个必要。”
“你以前在哪里工作？”
“我还刚刚开始。”
“你都做过些什么？”
“我在斯坦顿理工学院读过三年大学。”
“噢？这位先生懒到连毕业都等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