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啦嗒啦嗒啦嗒啦嗒。接着是——嘶——在远一点的地方。
发嗒发嗒发嗒发嗒。重新再来。啦嗒啦嗒啦嗒啦塔——发嗒发嗒发嗒发嗒。十一月份的一次轻柔涨潮，使得酒吧那一边的桌子相互撞击，发出金属的嘎嘎声。靠旁边的一张桌子不断地滑过来；而当什么地方出现一种听不到的颤动引起全船变化的时候，桌子略作停顿；接着，船的另一侧传来轻一些的回应。响声和回应，响声和回应；就像笼子里的一对机械鸟。请听这声音的模式：啦嗒啦嗒啦嗒啦嗒发嗒发嗒发嗒发嗒啦嗒啦嗒啦嗒啦嗒发嗒发嗒发嗒发嗒。它在说，继续，稳住，相互支撑；但是，风向改变，潮涨潮落，都可能会中止这一切。
船尾的弧形窗上都是水花，斑斑点点；透过一扇窗子，可以看到一组巨大的起锚机以及一根浸透的绳子，无精打采，像通心粉一样。海鸥早就离这艘渡船远去了。它们哑哑地嘶叫着，一路跟着我们到了纽黑文，看了看天气，注意到在散步甲板上没有三明治包装袋，便扭头飞走了。谁会怪罪它们呢？它们本来可以一路跟随我们四个小时到迪耶普，希望借信风回来；但那样的话得飞十个小时。现在，它们正在罗廷丁的某一个湿漉漉的足球场上挖虫吃呢。
在弧形窗下面，有一只写着双语的垃圾箱，上面有一处拼写错误。最上面一行写着“PAPIERS"(法语听起来多么官气十足：“驾驶执照！身份证！”像在发号施令下面的英语是“LITTERS”。一个辅音会带来天壤之别的感觉。福楼拜第一次在广告里看到自己的名字——作为即将在《巴黎评论》上连载的《包法利夫人》的作者——被写成“福拜（Faubert）”。“如果哪一天我正式登场的时候，我的名字一定会全副武装，完整无缺。”他夸下海口说；但是，即使是全副武装，也水远武装不到他的腋窝和腹股沟。正如他向布耶指出的那样，在《巴黎评论》上他的名字与一个讨厌的商业双关语只差一个字母：福贝（Faubet）是黎塞留街上的一个杂货商的名字，黎塞留街正对着法兰西剧院。“甚至在我还没有露面前，他们就活剥了我的皮。”
我喜欢在旅游淡季穿越海峡。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喜欢通常跨越海峡的月份，喜欢旅游旺季的丰富多彩。年纪大起来后，你喜欢间于旺季的时段，喜欢那些叫人难下决心的月份。也许，这是变相承认吧，事物不再具有同样的确定性。或者说，这也许只是变相承认，喜欢上了空荡荡的渡船。
酒吧里的人数不超过六个。其中一个伸直了身子躺在一张长条软椅上；桌子发出的咔咔声，像催眠曲一样，催响了他的呼噜声。一年的这个时候，学校里不举行聚会；没有电子游戏，舞厅和电影院也一片沉寂；甚至听不到酒吧招待人员的聊天。
这是我一年里的第三次横越海峡。十一月，三月，十一月。只是到迪耶普住两个晚上：虽然有时我带上汽车，开到鲁昂。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改变一下环境，也够了。这确实是一种改变。例如，从法国那边望去，海峡上空的光线完全不相同：更加清晰，但更加变化无常。天空就是一个蕴含着无穷变幻的剧场。我并不是在浪漫幻想。沿着诺曼底海岸有不少艺术馆，进去看看，你会发现，本地的画家喜欢一遍又一遍地画这样的景色：那北面的风光。一片海滩，大海，还有变幻无穷的天空。拥挤在黑斯廷斯或马盖特或伊斯特本的英国画家，眼睛盯着性情乖戾、单调乏味的海峡，从来都画不出类似的景象。
我不只是为了这片光线而去的。我是为了那些不见就想不起来的东西而去的。那里剁肉的样子；那里药店的一本正经；孩子在餐馆里的行为举止；那里的路标(法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告诫驾驶员小心路上的甜菜的国家：BETTERAVES，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红色三角警示牌，附一辆车子打滑翻倒的图案）；散发着艺术气息的市政厅；在路边那些味道难闻的白垩洞里品尝葡萄酒。还有很多，但那已经足够，或者我马上就要喋喋不休地讲椴树、法式滚球、用面包蘸粗制红酒吃他们所谓的la soupe à perroquet即鹦鹉汤。人人都有自己的明细单，其他人开出的单子在自己的眼中立刻就显得既爱慕虚荣又多愁善感。前几天我看到一张款以“我的最爱”的明细单。上面写道：“沙拉，桂皮，奶酪，甘椒，杏仁蛋白软糖，刚割下的干草的气息(你还想读下去吗？）……玫瑰，牡丹，薰衣草，香槟，自由的政治信念，格伦，古尔德……”这是罗兰·巴特列出的明细单，如其他明细单一样，后面还有很多的内容。有的你喜欢，有的让你生气。排在“梅克多葡萄酒”与“换环境“之后，巴特还赞赏“布瓦尔与白居谢》”。好；妙；我们继续往下看。下面是什么？“穿着凉鞋在法国西南的小巷里散步。”让你一路开车往法国的西南去，在小巷上撒一些甜菜，够了。
我的单子上提到了药店。在法国，药店的经营范围似乎总是非常专一。他们不采购球形救生器、彩色胶卷、潜水员用的水下呼吸器材或防盗自动警铃。店员清楚他们的职责，从不在你出门的地方向你兜售麦芽糖。我不知不觉地听从他们的意见，似乎他们是会诊医生。
我和我妻子有一次在蒙托邦进了一家药店，要买一包创可贴。他们问，干什么用。埃伦轻轻敲击她的鞋跟，一双新凉鞋的皮带在她的后跟上磨出了一个水泡。药剂师从柜台后走了出来，坐下来，像一个脚崇拜者那样轻柔地脱下她的凉鞋，察看了她的脚后跟，用一块纱布将其擦净，站起来，严肃地转向我，似乎真有什么事需要我妻子回避似的，然后静静地解释道：“先生，那是一个水泡。”当他卖给我们一包创可贴的时候，我心想，依然保持着赫麦的精神。
赫麦的精神：进步、理性、科学、欺骗。“我们必须与时代一同进步”几乎是他的最初说的话；于是他一路向前，获得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当爱玛·包法利去世的时候，有两个人守护着她的尸体：一个是牧师，另一个是药剂师赫麦。代表了古老的传统思想与新的正统思想。这就像是十九世纪一尊寓言性的雕塑：宗教和科学一起为罪孽深重的尸体守灵。那是沃茨的一幅画。只是不论是宗教人上还是科学人士，在守护尸体时竟都睡着了。起初，只是世界观的错误将他们连在--起，但很快他们一同成了打鼾公，形成了更深层次上的联合。
福楼拜不相信进步：特别不相信道德进步，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愚蠢的时代；由普法战争带来的新时代，甚至会更加愚蠢。当然，有些事情将发生变化：赫麦的精神将取得胜利。不久，每个长着畸形脚的人都将有权获得一次错误设想的手术，而这样的手术将导致一条腿的截肢；但是那又意味着什么呢？“民主的所有梦想，”他写道，“就是将无产者提高到资产阶级所达到的愚蠢程度。”这一行字常常让人们毛骨悚然。那样难道不是完全公平了吗？
在过去的百年里，无产者在资产阶级的骄傲自满中接受了教育；而资产阶级对自身的统治地位信心不足，变得更为狡猾和具有欺骗性。这是进步吗？假如你想见识一下现代愚人船的情景，那么就仔细看看——一艘满载的海峡渡船。你看他们的疯狂样子：盘算着免税的好处；在酒吧里过量饮酒；在老虎机上痛快地玩耍；毫无目标地绕着甲板转悠；心中筹划着在海关应该坦白到何种程度；等候着船员们接着下命令，似乎这个命令决定着他们能否越过红海。我没有评判孰是孰非，我只是在观察；如果大家都挨个儿站在栏杆周围，观赏着光和水的相互辉映，开始谈论布丹的话，不知道我内心会有何感想。而且，我也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也买了不少的免税商品，像其他人一样等候着指令。我要说的只是：福楼拜说得没错。
驾驶后座上的胖货车司机正打着呼噜，像帕夏一样。我给自己又弄了一瓶威士忌；希望你不会在意。只是在振作精神，要告诉你关于……什么？关于谁的事？有三个故事在我心中争先恐后。一个是关于福楼拜的故事，一个是关于埃伦的故事，一个是关于我自己的故事。我的故事是三个中最简单的——它几乎不过是我存在的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明，但是我觉得那是最难启齿的。我妻子的故事较为错综复杂，值得关注；但我也引而不发。把最精彩的留到最后，像我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吗？我想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事实刚好相反。但是等到我向你讲述她的故事的时候，我希望你做好准备：也就是说，我希望你对书本、鹦鹉、失踪的信件有足够的了解，还有熊，还有伊妮德，斯塔基博土的观点，甚至还有杰弗里·布拉斯韦特博士的观点。书本不是生活，不论我们多么希望它们就是生活。埃伦的故事是真实的；也许甚至这就是我给你们讲述福楼拜的故事的原因所在。
你们对我也是有所期望的，对不对？如今都是这样的。人们假定，你们的一部分是属于他们的，尽管相互并不熟悉；如果你莽莽撞撞地要写一本书，那么，你的银行账户、你的病史档案以及你的婚姻状况都将不可挽回地成为公众领地。福楼拜不赞成这一点。“艺术家必须做到这一点，让他的后代相信，他从没存在过。”对于宗教信徒来说，死亡销毁的是肉体，解放的是灵魂；对艺术家而言，死亡摧毁的是个人，解放的是作品。然而，理论上说是这样。当然，也经常出现差错。看看发生在福楼拜身上的事：在他去世一个世纪后，萨特像一个肌肉发达、不顾一切的救生员，花了十年时间拍打着他的胸脯，往他的嘴里吹气；十年时间里他尽力想把他唤醒，为了使他能安坐在沙滩上，听他实实在在地告诉他，他对他的看法。
那么，现在人们是如何看待他的呢？他们是如何想他的？一个秃着头、聋拉着小胡子的人，一个克鲁瓦塞的隐士，一个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的人；一个不可救药的唯美主义者，一个资产阶级的资产厌恶者？信心十足的智慧残片，给匆忙的人们现成的概要。对理解时的惰性和匆忙，福楼拜几乎不会吃惊。出于一种冲动，他制作了一整本（或者说至少一整个附录）的《公认概念词典》。
简而言之，他的《公认概念词典》只是一系列陈词滥调（狗：上帝专门造就它来营救主人的生命。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以及胡言乱语（小龙虾：雄性龙虾）。此外，这本词典是一系列伪忠告的手册，有社会生活方面的（点火：点蜡烛时总是说“Fiat Lux！”），也有美学方面的（火车站：始终会让人想入非非；建筑艺术的范例引证）。有时词典的解释变得狡猾而好笑，有时显得非常一本正经，让你会半信半疑(通心粉：用意大利方法烹饪时，要用手指抓着吃）。读起来像一份成年仪式上的礼物，是一位好捉弄人的浪荡叔叔为一个满怀着踏人社会的雄心壮志、带着一副严肃认真的神情的少年特别写成的。认真研读这本词典，你就永远不会说错话，尽管始终得不到什么正确的指导（戟：看到乌云翻滚时，不要忘了说刀光剑影般的大雨即将来临。”在瑞士，所有的男人都佩戴着戟。苦艾酒：剧烈的毒药：喝一杯就会死。常常由记者在写文章时饮用。毒死的士兵比流浪汉多。）
福楼拜的词典提供了一门讽刺课程：从一个条目到另一个条目，你可以看到他的讽刺语气轻重不同，就像一个穿越英吉利海峡的画家，又用水彩刷了一遍，使天空变得暗淡一样。这诱惑着我去编写一本关于古斯塔夫他自己的《公认概念词典》。只编一本短小的词典：一本引诱傻瓜的袖珍本，一本一本正经但却误导他人的词典。人间智慧的丸药，其中一些丸药是有毒的。这是讽刺的魅力，也是讽刺的危险：表面上看，它似乎允许作家从他的作品中缺席，而事实上他隐隐约约地在场。你可以拿了蛋糕吃掉；唯一的麻烦是，你会肥胖起来。
在这本新的词典里，我们会如何谈论福楼拜呢？我们也许会把他归类为一个“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没错，那样听上去十分自鸣得意，十分不真诚。这一特征并没有因为福楼拜痛恨资产阶级而受到丝毫的动摇。那么，“个人主义者”或其类似定位又该如何解释呢？“在我艺术的理想中，我认为人们不可以将自己的艺术理想表露出来，正如上帝现身于自然中一样，艺术家不可以现身他的作品中。人是微不足道的，而艺术作品是一切……让我说出我的想法，并用这样的言辞说出古斯塔夫·福楼拜先生的内心感受，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那么，我们所谈论的这位先生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这种作家缺席的要求还有更深远的意义。有的作家表面上虚伪地赞同这个观点，但是从后门悄然潜人，以高度个性化的风格冷不丁地棒打读者。谋杀行为完美地执行了，除了遗留在作案现场的棒球拍上沾满了指纹。福楼拜不同。他相信风格；比任何人都相信。他为了美、宏亮、精准命顽强地写作着；他为完美而写作，但从来不是像王尔德那样，单纯地追求完美。风格是主题的一个功能。风格是强加于主题，而是产生于主题之中。风格是思想的真实。正确的用词、真实的同语、完美的句子总存在于某个地方；作家的任务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发现它们。对有些作家来说，这仅仅意味着到超市去的一次购物体验，是装满购物篮的过程；对另一些作家来说，它意味着在希腊平原上的迷路，在黑夜里、雪地里、大雨中的迷路，通过像狗吠这样的罕见的蹊跷事情才意外找到了你所寻觅的东西。
在我们讲求实用与可知的世纪里，我们可能会发现这样的野心有点偏狭(不错，屠格涅夫确实说福楼拜很天真）。我们不再相信语言与现实如此恰如其分地“协调一致”，确实，我们也许认为，正如事物使词语得以诞生一样，词语也使事物诞生。但是如果我们觉得福楼拜天真，或者更可能说他不成功，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支持他的严肃或大胆的孤独。毕竟这是巴尔扎克的世纪，是雨果的世纪，这个时代的一头是姹紫嫣红的浪漫主义，而另一头则是充满格言诗的象征主义。在这样一个由浮夸的人物以及耸人听闻的风格构成的世纪里，福楼拜处心积虑的不显山露水也许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中的一种：古典风格或者现代风格。回顾十七世纪，或者展望二十世纪后期。当代的批评家自负地要对所有小说、戏剧以及诗歌的文本重新分类——把作者送上了断头台！他们不该轻易跳过福楼拜。在他们之前一个世纪的时候，他正在创作文本，否定他自己个人的重要性。
“作者在他的书中与上帝在自己的宇宙中一样，处处有他的存在，又处处看不到他。”当然，我们这个世纪严重误读了这一点。请看萨特与加缪。他们告诉我们说，上帝死了，因此，像上帝一样的小说家也死了。全知全能是不可能的，人的知识是不全面的，因为小说本身一定也是不全面的。这不仅听起来相当不错，而且也非常合乎逻辑。但会不会只是好听，或只是合乎逻辑呢？毕竟小说并不是在对上帝产生信仰的时候出现的；在强烈相信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的那些小说家与那些强烈相信全知全能的造物主的人们之间没有多少相关性。我在此并列引用乔治·艾略特和福楼拜。
更加关键的是，十九世纪小说家身上所假定存在的神性始终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同样，现代小说家的偏好也只是一种乐趣。当一位当代的叙述者犹豫不决的时候，当他声称不确定的时候，当他误解的时候，当他敷衍塞责以及陷入错误的时候，事实上读者会得出结论说，这位叙述者正在真正展现现实吗？当作家给自己的小说提供两个(为什么是两个？为什么不是百个？）不同的结尾的时候，读者会不会认真地认为，他正“得到了一种选择”以及作品正在反映生活中多变的结局？这样的“选择”永远不真实，因为读者被迫吸收了两个结尾。在生活中，我们做出决定——或者说决定成就了我们——接着我们沿着一条路走去；如果我们做出了不同的决定（如我曾经对我妻子说过；尽管我觉得她并不处在一个欣赏我的境地），我们就走不同的道路。一个小说两个结尾，并重现这种现实：它只是让我们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我想，这是立体主义的一种形式。那也没有关系，但是针对相关的艺术手法，我们不能自欺欺人。
如果小说家真正想模仿生命多种可能性的增景变数，这就是他们想做的事。在书的最后，可以设计一系列的色彩各异且封好门的信封。每个信封的外面清楚地标好：传统的幸福结局；传统的悲惨结局；传统的忧喜参半的结局；Deux ex Machina；现代主义的武断结局；世纪终结的结局；悬而未决的结局；梦想结局；含糊晦暗的结局；超现实的结局；等等，等等。你只能选一个信封，而且必须把没有被你选中的信封销毁。那才是我所谓的提供给读者的结局选择；你也许觉得我实在是太缺乏想象力了。
至于说犹豫不决的叙述者，你看，恐怕眼下你正遇上一位。可能因为我是英国人。你已经猜到了，至少——我是英国人了吧？我……我……请看那上面的海鸥。以前我没有察觉到他。他随波逐流而去，等待着从三明治上掉下来的小块小块的软骨。听着，希望你不觉得这很粗鲁，可是我确实得到甲板上去走走；酒吧这里太憋闷了。我们为什么不在船返回时见面呢？星期四两点钟的渡船行吗？我肯定更喜欢那个时候。行吗？什么？不行，你不能与我一起到甲板上去。看在上帝的分上。再说，我要先去一下厕所。我不能让你跟我到那里，从旁边的厕位上窥视我。
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在渡船起航时，是两点钟在酒吧吗？哦，还有一句话。别错过格兰德街的乳酪店。我想店名叫勒鲁吧。建议你买一种布里亚——萨瓦兰乳酪。在英国买不到好的，除非你自己从法国带回。它们被保存在低温之下，否则他们会在里而注射什么化学物，不让它们熟得太早等等。也就是说，如果你喜欢乳酪……
我们如何抓住过去？我们如何抓住外国的过去？我们读书，学习，讨教，记忆，我们毕恭毕敬；后来一件偶然发生的小事改变了一切。福楼拜是一个巨人；大家都这么说。他比伟岸的高卢首领还要高大。然而，根据他自己的权威性意见：他只有六英尺高。高还可以，但并不巨大；事实上比我矮小，而我在法国的时候，从没有觉得自己比高卢首领高大。
所以说，古斯塔夫是一个六英尺高的巨人，由此看来世界缩小了一些。巨人并不高大（侏儒也因而变矮了吗？）。那些胖子：会因为矮小而不那么肥胖了，于是为了看上去肥胖你就需要小一些的肠胃；或者说，胖子因为长着同样的肠胃却没有同样大的躯体了而变得更胖了？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些琐碎而关键的细节呢？我们可以研究几十年来的文档，但我们经常会绝望地仰天摊开双手，宣布说历史只是另一种文学体裁：过去只是装扮成议会报告的自传体小说。
我墙上有一幅亚瑟·弗雷德里克·佩恩（1831年生于莱斯特的纽瓦克，作画生涯在1849-1874年）的鲁昂城的小幅水彩画。它从邦斯库尔教堂墓地的角度展示了这座小城：城里的桥，尖顶，蜿蜒地流过克鲁瓦塞的河流。那是1856年5月4日作的画。福楼拜在1856年4月31日完成了《包法利夫人》：就在克鲁瓦塞那里，就在我可以用手指点出来的两抹展开而又意义不明的水彩之间。如此之近，但又如此之远。然而，这幅由一个敏捷、自信的业余画家画的水彩画，是不是就是历史？
我不知道自己对过去相信些什么。我只是想知道，那时胖子是不是更胖。疯子是不是更疯？在鲁昂疯人院里有一个叫米拉博的疯子，主宫医院的医生与医学院的学生都知道他，因为他具有一种独特的能耐：为获得一杯咖啡他愿意在解剖台上与女尸性交。(这杯咖啡是不是使得他更加疯狂，还是清醒了一些？）但是有一天，米拉博却变成了一个懦夫：福楼拜报道说，当面对一个在绞刑台上被绞死的女人时，这个疯子败下阵来。毫无疑问，大家给了他两杯咖啡，多加了糖，一杯白兰地？（虽然是死了，这种事还是需要有张脸的。那么，这证明他更清醒了还是更疯狂了？）今天我们不允许使用疯这个词。真是疯了。少有的几位我尊敬的精神病医生总是谈论疯了的人们。使用短小、简单、真实的词语。我说：死，垂死，疯，通奸。我不说：谢世，过世，或终点（哦，他到了终点？哪个终点？伦敦尤斯顿，圣潘克勒斯，还是巴黎圣拉扎尔车站？或者说人格混乱，或说乱搞，私通，她老去看她的妹妹。我就说疯与通奸，那就是我用的同语。疯这个同声音好听。这是个普通用词，一个告诉我们疯狂怎样像一辆送货的货车一样来了又去的词。可怕的事物也是普通的事物。你知道纳博科夫是如何在他的《包法利夫人》讲座里谈论通奸的？他说，通奸是“超越常规而又最符合常规的一种方式”。
毫无疑问，任何通奸史都会引用爱玛在那辆奔驶的马车里的奸情：这很可能是整个十九世纪小说中最著名的不忠行为。读者不难想象被描写得真真切切的这一幕情景，并也不难弄清一切，你会这样想。确实是这样。但是还是很容易出差错。我引用一下马斯格雷夫。他是一位素描画家、旅行家、回忆录作家，还是肯特郡博登的牧师，他是《牧师、钢笔与铅笔，或，1847年夏巴黎、图尔与鲁昂郊游的回忆》（附《法国农庄备忘录》（伦敦理查德——本特利出版社，1848年）以及《诺曼底漫游，或卡尔瓦多斯郊游中的人、景、事》(伦敦大卫——博格出版社，1855年）两书的作者。在后一本书的五百二十二页上写道，尊敬的马斯格雷夫正在鲁昂旅游。他把鲁昂称为“法国的曼彻斯特”。当时，正值福楼拜在艰辛地创作他的《包法利夫人》。马斯格雷夫对鲁昂的叙述包括以下的内容：
<blockquote>我刚才正提到马车。我想，停在那儿的马车是欧洲最低·矮的马车。在路上，站在一辆马车旁，我可轻而易举地把手臂搁到马车顶上。这些小马车造得考究，简单而干净，装有两盏漂亮的灯；它们像大拇指汤姆的马车一样"穿梭"在街头。</blockquote>
我们的视线突然出现了倾斜：著名的奸情发生在比我们以前可能设想到的还要拥挤的地方，还要缺乏浪漫色彩。我意识到，迄今为止，这条信息没有出现在对这部小说的广泛评注中；因此我是以充满敬仰的心情援引了这条信息，供专业学者们使用。
高大，肥胖，疯狂。接着是色彩。当他为《包法利夫人》查阅资料的时候，福楼拜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透过色彩斑斓的玻璃看乡村景象。他当时看到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景象吗？可能。但是又如何解释下面这一点。在1835年的特鲁维尔，他观赏了太阳在大海上慢慢西沉后说，它像一个红浆果酱大圆盘。很生动。但是，1885年时，在诺曼底的红浆果酱是不是与现在的颜色相同呢？（还有没有保存到现在的这种果酱可以让我们核实呢？我们又如何能知道在相隔的这么多年里颜色没有发生变化呢？）这样的事让你烦恼痛苦。我决定给杂货公司写信询问此事。杂货公司不像我其他的联系人，立即给我答复了。他们的回复同样让人放心：他们说，红浆果酱是一种纯果酱，虽然1853年的果酱也许不像现代的果酱透明，因为没有使用精糖，但是颜色几乎是完全一样的。至少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可以毫无顾虑地去想象日落景象了。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至于说我的其他问题，如确实有一罐那时的果酱可能存放到现在，但一定毫无疑问地变成了褐色了，除非完全密封存放在一个干燥、通风、避光的房间里。）
那位尊敬的乔治·M·马斯格雷夫牧师是一个关注细节而善于观察的人。他还是个有一定浮夸倾向的人（“在鲁昂的文学名声这一点上我应当高唱赞歌”），但是他对细枝末节的极端关注使他成了一个有用信息的供应者。他注意到法国人钟情韭菜，厌恶下雨。他询问了各种各样的人：他惊讶地听到一个鲁昂商人说他没有听说过薄荷酱油；一个埃夫勒的天主教教士告诉他，在法国男人读书太多，而女人几乎什么也不读（啊，像爱玛·包法利那样的人还是十分罕见的！）在鲁昂的时候，他在古斯塔夫的父亲与妹妹葬到纪念公墓一年后，游览了那里，并赞扬允许家庭购买自由保有地的革新政策。在别的地方，他考察了一家肥料工厂、贝叶挂毯，以及在1840年博·布鲁梅尔死于其中的卡昂疯人院（布鲁梅尔疯了吗？服务员清楚记得他：un bon enfant，他们说，只喝兑了一点葡萄酒的大麦水）。
马斯格雷夫也去了吉布雷的展览会，在千奇百怪的展出中有法国最大的胖孩：艾马布勒·茹万。他1840年生于埃尔布莱，现十四岁，入内观赏要收一点人场费。这个胖男孩有多胖？啊，我们的漫步中的素描家没有亲自入内，用他的铅笔记录下这个年轻尤物；而是等一名法国骑兵付了入场费，进入帐篷，然后出来时嘴里说了“一些非常精彩的诺曼底词语”。虽然马斯格雷夫并没有上前问这位士兵，他看到了什么，但他的印象是“艾马布勒并没有肥胖到这位客人所期望看到的那种程度”。
在卡昂，马斯格雷夫看过一次赛舟会，有七百名观众沿着码头边站着。大部分观众是男人，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是农民，他们穿上他们最漂亮的蓝衬衫。整体的效果就是一种最亮丽的淡蓝。这是一种独特的很正的蓝色；这种蓝色，以前马斯格雷夫只见过一次，那是在英国银行的一个专门焚烧不流通纸币的部门里。那时用一种钴类颜料、硅石、盐以及碳酸钾制成的上色剂给钞票纸上色，如果你点火把一沓钞票烧了，那么灰烬就会呈现出马斯格雷夫在卡昂码头所见到的那种独特的颜色。法兰西的颜色。
当他继续往前走去，这种颜色以及与颜色相关的更粗鄙的东西变得更加清晰。男人们的衬衫与长袜是蓝色的；四分之三的女人的外衣是蓝色的。马厩与鬃饰是蓝色的；马车、一个个村庄的名称牌、各种农家工具、手推车以及大水桶等都是蓝色的。在许多城镇，房屋呈现出蔚蓝色，屋内屋外都一样。马斯格雷夫禁不住对他遇到的一个法国人说，“他的国家比我所熟悉的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所拥有的蓝色都要多啊。”我们透过被烟熏黑的玻璃看太阳；我必须透过色彩斑斓的玻璃去看过去。
***
谢谢你。Santé希望你买到乳酪了？想听一句忠告吗？吃了吧。别装进塑料袋里放到冰箱里，留等客人来时再吃；转眼之间乳酪会胀到三倍大，闻起来就像是一个化工厂。你可以打开袋子，将你的脸置于一段糟糕的婚姻中。
“向大众抖落你自己的生活细节是资产阶级的诱惑，而我一直在抵制着这种诱惑”（1879年）。但是看下而的情况。你当然知道我的名字：杰弗里·布拉斯韦特。别漏字母，否则你把我变成了巴黎的一个杂货商了。不，只是开个玩笑。你看。你知道那些登在像《新政治家》杂志上的个人广告？我想我也许会这样做广告。
<blockquote>六十多岁的鳏居医生，孩子都已长大，积极向上，快乐，尽管有忧郁倾向，和善，不吸烟，业余的福楼拜研究者，喜读书、美食、故地重游、老电影，广交友，但欲觅……你看到问题了吧。但欲觅……</blockquote>
是我吗？我欲觅谁？一个温柔的四十上下的离婚者或寡居者为婚姻伴侣？不行。成熟女性一起漫步乡村，偶尔共进晚餐？不行。喜欢双性同时又爱好三人同乐的配偶？当然不行。我常常在杂志的后面几页读到那些让人垂涎三尺的段落，虽然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去回复这些觅偶广告；而我刚刚意识到这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对它们的广告一段也不相信。它们不是在说谎，确实它们都竭力想表现得真诚，可是它们没有说真话。这个栏目扭曲了征偶者自述的方法。如果不是因为形式的鼓励或要求，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个积极向上的不吸烟者且有忧郁倾向。两个结论：第一，你不能对着镜子直接给自己下定义；第二，如通常那样，福褛拜说得没错。风格确实从主题里产生。尽管那些登广告的人也许已经尽力了，可他们经常被形式击倒——即使在必须坦诚地展现个性的时刻——被迫变成了并非出于本意的非个性化的人。
至少，你可以看到我眼睛的颜色。它们并没有爱玛·包法利的眼睛那样复杂而难以说清，是不是？但它们对你有帮助吗？它们或许会让你产生误解。我并不是在献媚，而是努力想有所帮助。你知道福楼拜眼睛的颜色吗？不，你不知道：简单的原因是我前面并没有说。我是不想诱惑你得出廉价的结论。你看，我小心谨慎地照看着你。你不喜欢？我清楚你不喜欢。行啊。哦，根据杜康说，古斯塔夫这位高卢首领，这位六英尺高的臣人，说话时声音像喇叭一样洪亮，“一双大眼睛像海水一样碧绿”。
前不久的一天，我正在阅读莫里亚克的《内心回忆录》，这是作家写于生命晚期的书。晚年是虚荣最后的一些弹丸积聚到一个囊肿里的时候，这时，自我便开始发出最后可怜的低吟：“别忘了我，别忘了我……”；晚年是一个写自传、进行最后的自我吹嘘的时候，作者记录下那些别人都不再记得的往事，自欺欺人地认为它们珍贵无比。
但是，那正是莫里亚克不愿意做的事。他写了“回忆录”，但它们不是他的回忆录。我们没有看到他儿时的数数游戏和拼写游戏，没有读到第一个女佣待在潮湿的阁楼里的故事，没有看到精明的叔叔镶着金属假牙讲着一个个故事等诸如此类的事情。相反，莫里亚克告诉我们他读过的那些书，他喜欢的画家，他观赏过的戏剧。他在审读他人的作品中发现了他自己。他在对恶魔般的纪德强烈的愤怒中，表达了自己的信仰。读他的《回忆录》，就如在火车上遇到一个人，而这个人说，“别看我，那会误导你。如果你想知道我是怎样的人，等到我们进人隧道，仔细端详我在车窗里的映像。”于是你等到那时看去，看到在移动的黑灰墙、电缆以及突现的砖头建筑映衬下的一张脸。透明的人影晃动着、跳跃着，总是相距几英尺之远。你习惯了这个映像的存在，并随之晃动与跳跃；虽然你知道它的出现是有条件的，可你觉得它是永恒的。这时，头顶传来一声呼啸、一声吼叫，涌现了大量的光线；那张脸永远地消失了。
哦，你知道，我长着褐色的眼睛；你想怎么发挥就怎么发挥吧。六英尺一高；灰白的头发；身体健康。但是我身上哪些是重要的呢？只有我的所知，我的所信，我所能告诉你的。我的性格没有多大关系。不，那不是真的。我很诚实，我最好告诉你这一点。我的目标是讲真话；虽然我想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犯错误的话，至少我周围有好伙伴。《时代》杂志，在1880年5月10日的讣告栏里声称，福楼拜写了一本书，名为《布瓦尔与白居谢》，说他“起初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业：即外科医生的职业”。我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一卷（人们说这是最好的一卷）中写道：查理·包法利是小说家父亲的肖像画。这篇文章的作者，一个名为“E.G.”的人，结果是埃德蒙·戈斯。读到这点，我嗤之以鼻。自从我与埃德·温特顿邂逅以来，留给戈斯“先生”的时间就少了。
我是诚实的人，可靠的人。做医生时，我从没杀害过一个病人，这你觉得有点夸张，难以想象。人们信任我；至少他们会回到我这儿。我善待临终的人。我从没喝醉过，就是说，我没喝得太醉过。对想象自己病了的病人从不给开药方；在进行外科手术时，从不对女人有出格之举。听上去像道德圣人。可我不是。
不，我没有杀死我的妻子。我也许早该知道，你会那样想。一开始，你发现她死了；然后过了一会儿，我说，我从未害死过一个病人。啊哈，那么你杀死过谁呢？毫无疑问，问题似乎很符合逻辑。出现猜疑是多么容易的事。曾经有一个名叫勒杜的人，他不怀好意地声称，福楼拜是自杀的；浪费了人们不少的时光。以后我会把他的情况告诉你们。但是，事情的发展都证明了我的观点：什么知识是有用的，什么知识是真实的？我要么不得不给你提供许多关于我自己的信息资料，使你必须承认，正如福楼拜没有自杀一样，我也不可能杀害了我的妻子；要么我只好说一声，行了，够了。到此为止。J’y suis, j’y reste。
或许，我也可以玩一把莫里亚克的游戏。告诉你，我是如何在阅读威尔斯、赫胥黎以及萧伯纳中长大的；我如何酷爱乔治，艾略特，接至萨克雷，而不喜欢狄更斯；喜欢奥威尔、哈代以及豪斯曼，不喜欢奥登、斯彭德与伊舍伍德之流（把社会主义鼓吹成同性恋法律改革的把戏）；我又如何正在把维吉尼亚·伍尔夫留到我死了再读。我可以详细地谈论所有这些话题；让我用这样的表达来谈论我的所思所想并释放出杰弗里·布拉斯韦特先生的情感，将会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但这对提及的那位先生有什么意义呢？
我宁可换一种玩法。有位意大利人曾经写过，批评家暗地里想要杀死作家。那是真的吗？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的。我们都讨厌金蛋。当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又写出了一部优秀小说的时候，你可以听到批评家在低声说，又是带血的金蛋；难道今年我们还没吃够炒蛋？
但是如果没有优秀作品问世，那么许多批评家就会成为文学的独裁者，规范过去的文学，以悄然无声的权威性，设定艺术的未来方向。这个月，大家必须写这个方面的文章；下个月，谁都不允许写那个方面的文章。除非我们开口，否则不允许重印。所有这种带有诱惑性的坏小说的印刷本都必须立即销毁。（你认为我在开玩笑吧？在1983年3月，《解放报》敦促法国妇女权益部，必须把以下的作品放在“公开煽动对男性至上的仇恨”的禁书目录中：《巨人传》、《无名的裘德》、波德莱尔的诗歌、卡夫卡的所有作品、《乞力马扎罗的雪》，还有《包法利夫人》。）还是让我们玩游戏吧。我先来。
<blockquote>1）从此禁止写这样的小说：说什么有一群人，处在孤独的环境中，返回到人类的“自然状态”，变成了追求基本生存的动物，他们一无所有，赤身裸体。只可以写一篇短篇小说，文学体裁中的最后一种，瓶子的软木寒。我来为你写。一群游客在一个什么地方，毫无疑问是在一个小岛上，遭遇了船难，或者说是空难。他们中的一个人有一支枪，他高大，强壮，不招人喜欢。他把所有其他的人都逼着住进了他们自己挖的沙坑里。他不时拉出一个被他囚禁起来的人，将他或她枪杀了，然后吃他们的尸体。这种食物味道美极了，于是他就长得肥头大耳。当他将最后一个囚禁的人枪杀并食用完的时候，他开始焦虑起来，他将以什么为食呢；但是幸运的是，这时来了一架水上飞机，将他救走。他告诉全世界，他是最初那次海难中的唯一幸存者，说他是靠吃浆果、树叶和树根活下来的。全世界都对他良好的体质报以惊叹的目光，并且还在素食店里张贴了一张带有他的照片的广告。一直没人发现事实的真相。</blockquote><blockquote>你明白了，写作多么轻而易举，多么有意思？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禁止这样的体裁。</blockquote><blockquote>2）从此禁止淫乱小说。不行，甚至是趣味低下的小说也不行。</blockquote><blockquote>3）禁止以屠宰场为地点的小说。我承认，这是当前比较小众的类型，但是我注意到，最近在短篇小说里对屠宰场的使用有上升的趋势。必须在萌芽状态中就扼杀掉。</blockquote><blockquote>4）禁止以牛津或剑桥为地点的小说，禁期为二十年。其他大学的禁期将为十年。不禁止以工艺专科学校为背景的小说(虽然也不鼓励不禁止以小学为背景的小说；中学禁期是十年。对成长小说进行局部禁止(允许一位作家写一部）。对历史小说进行局部禁止（再次允许一位作家写一部）。完全禁止以记者或电视主持人为主人公的小说。</blockquote><blockquote>5）对以南美为背景的小说将引入一种配额制度。其意图是要控制包罗万象的巴洛克风格以及强烈的嘲讽风格的蔓延。啊，低贱的生命与高贵的原则相同，宗教与偷盗相似，无比的荣誉与肆意的凶残混为一谈。啊，代基里鸟在翅膀七孵蛋；哈，弗里多纳树的根长在树梢上，树枝的纤维通过感应帮助驼背人让庄园主的那个趾高气扬的老婆怀上了孕；啊，歌剧院现在成了杂草丛生的丛林。允许我轻叩桌子低声说“通过！”以北极与南极为背景的小说将接受一笔开发奖金。</blockquote><blockquote>6）禁止发生人兽之间肉体接触的场面。例如，女人与海豚间温柔的交欢，象征了广义地修补以前曾使世界和平共处的那些微弱的游丝。不行，不允许这样的场面。</blockquote><blockquote>7）禁止发生男人与（你或许会说像海豚一样的）女人在洗澡时的肉体接触的场面。我的理由主要是出于美学的思考，同时也出于医学的考虑。</blockquote><blockquote>8）禁止有关发生在英帝国遥远的地方的战争小说，这些战争规模小，而且至今已被人遗忘，在这些战争的痛苦过程中，我们首先了解了英国人的普遍邪恶；第二，我们明白战争确实凶残。</blockquote><blockquote>禁止只有一个缩写字母的叙述者或者任何人物。然而，人们依然在不断地这么干！</blockquote><blockquote>9）不再允许出现事实上是在讨论其他小说的小说。不允许有“现代版”、重写、续本或者前传。作者已故而未完成的小说不允许由他人想象着完成。相反，每位作家都将发给一个彩色羊毛织品，挂在壁炉上。上面写着：编织你自已的东西。</blockquote><blockquote>10）对写上帝的小说将有二十年的禁期；或者说，寓言性、隐喻性、影射、旁敲侧击、不确切以及不明确地写上帝。满脸胡子的园了长总是看护着苹果树；充满智慧的老船长从不匆忙下判断；那个你尚未充分认识却在第四章让你感到毛骨悚然的小说人物……把他们统统打包存储起来，所有这些。只允许上帝成为可I正实的神灵，而这个神灵对人类的种种越界行为特别生气。</blockquote>
那么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呢？当过去变得遥远的时候，它的轮廓还清晰吗？有人认为是的。我们知道得更多，我们发现额外的文档，我们使用红外线透过通信中被抹去的内容，并且我们可以不顾当时的偏见；所以说，我们更了解过去。是那样吗？我怀疑。以古斯塔夫的性生活为例。多年来，人们一直以为，这头克鲁瓦塞的熊只是与露易丝·科莱一起时会爆发出他的熊性——“福楼拜生活中唯一重要的感情插曲。”埃米尔·法盖声称。可是后来人们发现了埃莉萨·施莱辛格——古斯塔夫心中的那个用砖头围起来的高贵殿堂、那缓缓燃烧的火焰、那段始终没能圆满的少年激情。后来，更多的书信进入人们的眼帘，还有那些埃及日记。他的生活开始因为女演员而散发着臭气；布耶的床第之事被公之于众；福楼拜自己也承认喜欢开罗浴室男侍。
最后我们看清了他性欲的全景图；他是一个对同性与异性都有性欲的人，他体验过同性恋，也体验过异性恋。
但是不要这么快。萨特宣告说，古斯塔夫从来就不是同性恋者；只是他的心理是被动的，女性化的。与布耶的穿插事件只是戏弄而已，是生动的男性朋友关系的锋芒外露：古斯塔夫整个一生都没有过任何同性恋行为。他说他有过，可那只是他吹嘘的编造：布耶要听他讲在开罗的黄段子，福楼拜就给他提供了。（我们就此相信了？萨特指责福楼拜在痴心妄想。我们不也可以同样指责萨特想入非非吗？他会不会更喜欢福楼拜这个颤栗的资产阶级，在他担心自己会犯下的罪孽的边缘开玩笑地这么说，而不愿让胆大妄为的福楼拜成为颠覆性的纵欲者吧？）同时，人们正在怂恿我们改变对施莱辛格夫人的看法。福楼拜的崇拜者目前持有的观点是，他与施莱辛格夫人的关系最终有了完满的结果：不是在1848年，就是在1843年，后者可能性更大。
过去是一条遥远的、逐渐消失的海岸线，而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在船尾的围栏上有一排望远镜；每一台望远镜以一定的距离将海岸线带入我们的视线。如果船停下来，人们会持续使用其中一台望远镜；那么，它似乎会告诉你所有的真相，不变的事实真相。但是这是一种幻觉；而当船重新起航时，我们重返正常的生活：匆匆忙忙地从一台望远镜跑到另一台望远镜，看到一台望远镜里的清晰景象消失后，便到另一台望远镜前等待着那里的模糊变得清晰。于是，当模糊变得清晰，我们想象是我们自己使它变得清晰起来的。
是不是因为大海比前几天平静了？朝北行驶——布丹所见到的光线。对那些非英国人来说这次旅行意味着什么呢？——当他们边朝着令人窘迫的地方行驶边用早餐时？他们会对滚滚的浓雾与燕表片紧张地开着玩笑吗？福楼拜发现伦敦令人毛骨悚然；他宣称，这是一座不健康的城市，不可能找到法式蔬菜牛肉浓汤。另一方面，不列颠是莎士比亚的故乡，那里有清晰的思维和政治自由，伏尔泰在那里受到热烈欢迎，左拉也将去那里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