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北非人在福楼拜雕像下玩金属地掷球。掷球时发出的噼啪声，清脆响亮，盖过了拥堵的交通所发出的隆隆声。一只褐色的手，用指尖在银白色的球体上做了最后嘲弄般的抚触后，就把球投掷了出去。球落下，又沉重地弹了起来，然后顺着弧形曲线在缓缓散去的大粒大粒的尘土中滑落。投掷手继续保持着如同一尊漂亮的临时雕像一般的姿势：膝盖似伸直而又没完全伸直，右手出神地伸展着。我注意到了一件翻卷起的白衬衫、一条赤裸的前臂以及手腕背面的一个色斑。那不是一块手表，起初我还以为是，它也不是一个文身，而是个彩色摹绘：一个在沙漠地带颇受人敬仰的政治圣人的面孔。
就让我从这尊雕像开始吧：一尊高高在上、亘古不变却并不漂亮的雕像，一尊挂着铜色的泪水的雕像。脖子上领带松散，身上穿着古板的马甲，裤子鼓鼓囊囊，胡须蓬乱，机敏冷傲，这就是这个人的形象。
福楼拜并没有回敬行人注视的目光。他的眼睛从修士广场开始一直往南，朝大教堂望去，掠过这座他鄙视的城市，而这座城市也完全忽视了他的存在。他的头颅自卫般地高高昂起：只有鸽子们才能充分欣赏作家的光头。
这不是原先的那尊雕像。1941年，德国人把首尊福楼拜雕像弄走了，连同栏杆和门环一起带走了。也许，他已被加工成了帽徽。有十多年时间，雕像底座是空的。后来，一位鲁昂市长喜爱雕像，发现了原先的石膏模型，那是一名叫利奥波德·伯恩斯塔姆的俄国人制造的。后来，市议会同意塑一尊新的雕像。鲁昂为自己购买了一尊金属雕像，其中百分之九十三是铜，百分之七是锡：雕像的浇铸工们，沙蒂村的工匠断言道，这样的合金可以防止腐蚀。另两个城镇，特鲁维尔与巴朗坦，对这个项目也做出了贡献，得到了石头雕像。这些石像不耐磨。在特鲁维尔，福楼拜的大腿不得不进行修补，他的部分胡须也已脱落：如他上嘴唇的钢丝戳在了外面，像长在混凝土树桩上的枝桠。
也许可以相信铸造厂的保证；也许这第二版的福楼拜雕像会经久不衰。但我看不到值得自信的特别理由。其他许多与福楼拜相关的东西都没有长久地保留下来。他一百多年前去世，而他所留下的都是纸上的东西。纸张、思想、词语、隐喻，可转化为声音的构思精美的散文文字。这恰巧可能正是他希望得到的；只是他的崇拜者们却在感伤地抱怨着。作家在克鲁瓦塞的故居在他死后不久便被人拆除了，取而代之建起了一座用受损小麦提炼酒精的工厂。要销毁他的雕像也不用费多少力气：如果说一位爱好雕像的市长可以建立它，那么，另一位中规中矩的书呆子，读了一点萨特写福楼拜的文章，也许就可以狂热地将它拆除。
我从福楼拜的雕像开始，因为那正是我启动整个计划的地方。为什么作品会使得我们去对作家刨根问底？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作家清静一点？为什么作品本身还不够？福楼拜希望作品是自足的：几乎没有作家会更加相信书写文本的客观性，更加相信作家个性的无足轻重；然而，我们还是要忤逆他，去刨根问底。形象，面孔，签名；百分之九十三的含铜量雕像以及抗变色合金照片；衣物的残片与头发中的一绺。是什么使得我们对遗物充满着欲望？我们难道不觉得词语足够了吗？难道我们认为一个生命遗留物包含着某些有助于理解的真实？当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去世时，他那位有生意头脑的苏格兰奶妈就开始悄悄地出售头发，她称这些头发是四十年前她从作家的头上剪下来的。崇拜者、探索者还有研究者一共买下了足以填满一只沙发的头发。
我打算把克鲁瓦塞留到晚一些时候。我在鲁昂逗留五天，儿时的天性依然使我把最好的留到最后。作家创作时有时是不是也拥有同样的冲动呢？别急，别急，最好的还在后面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没有写完的书该是多么令人心急啊。顿时，有两本书浮现在我脑海中：在《布瓦尔与白居谢》中，福楼拜竭力囊括整个世界并企图征服之，囊括人类奋斗与失败的历程；而在《家庭的白痴》中，萨特则竭力想囊括福楼拜的全部：囊括并征服这位大师级作家，这位高明的资产者，这个叫人恐惧的人，这个敌人，这个圣人。中风结束了第一本书的计划；失明使得第二本书草草收尾。
我曾经想自己写书。我有了些想法，我甚至还做了笔记。但是我是医生，成了家，有了妻室儿女。我只能做好一件事：福楼拜很清楚这一点。当医生是我所能做好的事。我的妻子……死了。孩子们现在都各奔东西了；什么时候感到内疚了，他们便给我写信。自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生命！生命！要不断地勃发！”前两天，我正读到福楼拜这样的呐喊。它使我觉得，自己像一尊大腿上修补过的石像。
那些没有写成的书呢？它们并不是憎恨的原因。已经有太多的书了。另外，我想起了《情感教育》的结尾。弗雷德里克和他的好友德洛里耶正在回顾他们的人生。两人最后最喜欢的是多年前一次一起逛妓院的事。那时，他们还是学生。他们对这次冒险进行了详尽的计划，还特地卷了头发，甚至还为姑娘们偷了花。但当他们到达妓院时，弗雷德里克便没了胆子，于是两人一同逃跑了。这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福楼拜暗示说，欢乐的预期，难道这不是最靠得住的欢乐形式？谁愿意一下子就到达获得欢乐的凄凉楼阁中呢？
第一天，我在鲁昂四处看看，努力想辨认出我在1944年来时所看到过的鲁昂。大片的地方当然遭遇过炮弹轰炸；四十年后的今天，他们还在修补大教堂。我没有找到多少东西给单色调的记忆增光添彩。第二天，我驱车到了卡昂，然后向北到了海滩。你可以按一系列受风雨侵蚀的锡制路标走，这些路标是由公共工程运输部竖起来的。这样一条条联军抢滩登陆的环线路：是诺曼底登陆中的一条旅游线路。在阿罗芒什以东是英国军队与加拿大军队登陆的海滩——黄金、朱诺、宝剑。不是凭想象选择的词语；远不如奥马哈和犹他难忘。当然，除非是人们的行动使得这些词语叫人难忘，而不是倒过来。
格雷滨海，库赛叶滨海，维拉帕米滨海，阿内勒，阿罗芒什。沿着窄窄的背街小巷，你突然走到一个叫皇家工程师的广场或一个叫温斯顿·丘吉尔的广场。生锈的坦克守着海滩小屋；厚厚的石板纪念碑就像是船上的烟囱，上面的英文与法文宣告说：“1944年6月6日，在这里盟军的英勇作战解放了欧洲。”四周很宁静，没有一点凶险的感觉。在阿罗芒什，我把两枚一法郎的硬币投人全景望远镜里(15/60的高强度、长时间），顺着弯曲的海象般的桑椹临时港，一直向外望到大海。混凝土桥墩沉箱看上去是“点—横—横—横”的样子，海水在中间从容不迫地流淌着。绿鸬鹚成了这些方方正正的战争时遗留的石块上的移民。
我在那家俯瞰着海湾的舰队酒店里吃了午饭。紧挨着我的朋友们——是那时的岁月里突然结识的朋友——死去的地方，但我的心情却依然平静。英国第二军团的第五十装甲师。一段段的记忆从看不见的隐蔽处浮现出来，却没有出现情感的波澜；甚至没有任何情感的记忆。午饭后，我来到了博物馆，观看了一部关于登陆的电影，接着，驾车十公里到了巴约，去察看九个世纪前的另一场越过海峡侵人的遗迹。玛蒂尔德女皇挂毯就像是一部横向展开的电影，把一幕幕都连接了起来。两起事件似乎同样奇怪：一件过于久远，缺乏真实感；另一件太熟悉，使人难以置信。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我们能够抓住吗？当我还是个医学院学生的时候，在参加期末舞会时，不知哪个爱开玩笑的人把一头身上满油脂的小猪放进了舞会大厅。小猪一边尖叫一边在大家的腿脚间躲来躲去，以免被大家抓住。大家扑过去，想抓住它，结果跌倒在地上，在整个过程中人们表现得滑稽可笑。过去似乎就常常像那头小猪。
在鲁昂的第三夭，我步行到了主宫医院，那是古斯塔夫的父亲当外科主任的地方，也是作家度过他童年时代的地方。沿着古斯塔夫·福楼拜大街，经过了福楼拜印刷厂以及一家名叫福楼拜的快餐店：你一定会觉得你的方向是正确的。在医院附近停了一辆大型的带仓门式后背的白色标致车：上面漆着蓝色星星、一个电话号码以及福楼拜救护车的字样。作家是一个救死扶伤者？不太可能。我记得乔治·桑对比她年轻的同行有过严肃的批评，“你制造凄凉，”她写道，“而我制造慰藉。”这辆标致车上应该写乔治·桑救护车的字样。
在主宫医院门口，迎我进门的是一个形容樵悴、心神不宁的看门人，他的白外套让我纳闷。他可不是医生，不是药剂师，也不是板球裁判。门外套意味灭菌消毒和清明裁断。为什么博物馆的管理人员要穿着它——为防止福楼拜的童年受细菌侵袭？他解释说，博物馆部分的内容是有关福楼拜的，部分内容是有关医学历史的，接着，他匆匆忙忙地带我参观，在我们身后响亮而迅捷地锁上门。我参观了古斯塔夫出生的房间，看了他的古龙香水瓶、烟草罐以及第一篇刊登在杂志上的文章。作家各式各样的肖像，证实了他从早期的英俊少年变成了大腹便便的光头的悲惨变化。有人得出结论说，是因为梅毒。有人给的答案是，那是十九世纪正常的衰老过程。也许仅仅是他的身体的一种规律吧：当心智宣告过早的衰老时，肌体便尽量相伴而行。我不时提醒自己，他曾经长着一头金发。要记住很不容易：照片使每一个人看起来都黑乎乎的。
其他的房间里摆着十八与十九世纪的医疗器械：沉重的金属遗物很醒目，一个灌肠机的口径甚至使我都大吃一惊。当时的医学一定是个令人兴奋、不顾一切、充满暴力的行业；而现在，药丸和官僚作风便是它的全部内容。或者说，是不是过去比现在更带有地方色彩？我研究过古斯塔夫兄弟阿希尔的博士论文：其命名为《绞窄性疝手术时的思考》。兄弟间的相似之处：阿希尔的论文后来成了古斯塔夫的一个比喻。“我觉得，看到我所处时代的一切愚蠢，汹涌的仇恨之浪潮令我窒息。粪便涌到嘴里，我就像是患了绞窄性疝症。但我想把它留下来，让它凝固，使它变硬；我想要把它调成一种糨糊，用它来覆盖十九世纪，就像人们用牛粪涂抹印度的宝塔一样。”
把刚见过的福楼拜纪念馆与医学馆放在一起，开始会觉得很奇怪。但当我想起莱蒙那幅著名的福楼拜解剖爱玛·包法利的漫画时，才意识到其中的道理。漫画里，小说家得意地从他的女主人公的体内扯出心脏，用一把大叉把鲜血淋淋的心脏举在手里挥动着。他把心脏高高举起，像举着一个珍贵的外科展示品，而漫画左边，刚好可以看得见受到冒犯的斜着身子的爱玛的一双脚。作家是屠夫，作家是敏感的野兽。
这时，我看到那只鹦鹉。它被放在一个小小的壁橱里，亮绿的羽毛，得意洋洋的眼神，侧着头像是在询问。在Psittacus的栖木的一端题有这样的字样：“古斯塔夫·福楼拜借于鲁昂博物馆，在创作《一颗质朴的心》时置于他的案头，被唤成露露，是故事中主人公费莉西泰的鹦鹉。”一封福楼拜书信的复印件证实了这样的事实：他在信中写道，这只鹦鹉在他的案头放了三个星期，后来一看到这只鹦鹉，他就开始心烦意乱起来。
露露被保存得很好，羽毛鲜艳，它的目光一定像它一百年前那样，叫人心烦意乱。我呆呆地注视着这只鹦鹉，吃惊地感觉到，自己对作家产生了火热的激情，虽然他倨傲地禁止子孙后代对他本人产生兴趣。人们重塑了他的雕像；拆除了他的故居；他的书籍自然有它们自身的生命——对他作品的反应不等于对他的反应。但是在这儿，在这只并不特别的绿色鹦鹉身上，它用一种既普通又神秘的方式保留着某种东西，使我觉得，自己几乎早已认识这位作家。我既感动又高兴。
在回旅馆的路上，我买了一本学生版的《一颗质朴的心》。也许你知道这个故事。那是关于一个未受过教育的穷苦女佣的故事，她名叫费莉西泰，她给同一位女主人做了半个世纪的佣人，任劳任怨地把内己的生命奉献给了他人的生命。她先后把自己的感情付出给了一个粗野的未婚夫、她女主人的孩子们、她自己的侄儿以及一位手臂长了恶性肿瘤的老人。自然，这些人都从她身边消失了：他们有的死了，有的离开了，或者完全把她忘了。这并不令人吃惊，一种靠宗教的慰藉弥补了人生的凄凉的生存。
在费莉西泰的那些不断消失的感情维系中，最后一个消失的是露露，这只鹦鹉。当他后来也一命呜呼的时候，费莉西泰将他的身子制成了标本。她把心爱的旧物保留在她的身边，甚至跪在他的面前作祷告。在她简单的头脑中出现了一种宗教教义上的混乱：在传统意义上，圣灵是以鸽子形象显现的，她想知道如果以鹦鹉来显现会不会更好。当然她拥有她的合理逻辑：鹦鹉与圣灵都会讲话，而鸽子不会说话。在故事的结尾，费莉西泰自己也去世了。“她的嘴角含着微笑。她的心脏跳动得越来越缓慢，每一次跳动听起来都更遥远一些，就像泉水在干涸、回声在消失一样；当她吐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看到一只巨大的鹦鹉在她头顶盘旋，天堂的大门在为她开启。”
语气的控制至关重要。请想象一下创作这样一个故事的技术难度：故事里，一只制作得很糟糕的标本鸟，名字滑稽可笑，最终却成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中的一位；而且写作的意图既不是讽喻，不是情感宣泄，也不是亵渎神灵。进一步想象一下，还是从一个无知的老太太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又不能使故事听上去有贬义或忸怩作态。然而，《一颗质朴的心》的目的却完全在别处：这只鹦鹉是福楼拜式的诡异风格的一个完美而有控制的典范。
如果我们希望（并且不顾福楼拜的意愿）的话，可以对这只鹦鹉另作阐释。例如，在作家未老先衰的生命与费莉西泰年老体衰的生命之间潜藏着一种相关性。批评家对此进行了探索。两人都很孤独；两人的生命都因失去亲人而变得暗淡；两人虽然都满心忧伤，但却坚韧不拔。那些乐于进一步探究的人会说，费莉西泰被邮车撞倒在去翁弗勒尔的路上这一起事故，是暗暗指涉古斯塔夫第一次犯癫痫病之事，他在阿沙尔堡郊外的路上突然发病。我不清楚。一个指涉隐藏到什么程度才会彻底淹没？
当然，从一个重要方面看，费莉西泰与福楼拜则全然相反：她事实上不善于言辞。但你会争辩说，这时就需要露露登场了。鹦鹉，这个故本章中有时将指涉译成“相关性”，方便读者理解。能说会道的动物，这个能发出人的声音的尤物。费莉西泰把露露与赋予人们语言的圣灵相混淆，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费莉西泰+露露=福楼拜？不完全是；但是你可以说，这两者之中都有他的存在。费莉西泰包含着他的性格；露露包含了他的声音。你会说，鹦鹉能聪明地发声，但没有思维能力，因此他是纯粹的语言。如果你是一名法语研究人士，你也许会说，鹦鹉是un symbole du Logos。作为英国人，我急忙返回到有形的物质上：回到我在主宫医院里见到的那只体态娇美、自鸣得意的生物那里。我想象着露露栖息在书桌的另一侧，像游乐场镜子里的一个嘲弄人的影像，回望着作家。难怪它在那儿嘲弄了三个星期，惹得作者十分恼火。作家是不是远远胜于一只老辣的鹦鹉？
也许，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关注一下小说家与鹦鹉家族成员的四次重要的相遇。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福楼拜家一年一度在特鲁维尔的度假期间，他们经常会去拜访一位名叫皮埃尔·巴尔贝的退休船长；我们听说船长家里有一只华美的鹦鹉。1845年古斯塔夫去意大利旅行途经昂蒂布，他遇见一只病了的长尾小鹦鹉，它成了他日记中的一段内容；这只鹦鹉常常小心翼翼地停在主人轻便手推车的挡泥板上，晚饭时会被带进家里，放在壁炉上。写日记的人注意到，人与宠物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奇怪的爱恋”。在1851年，福楼拜取道威尼斯到东方旅行，回来时，他听到一个镀金鸟笼里有只鹦鹉在大运河上空正在模仿着船工的吆喝声:“Fàeh, capo die”在1853年，他再次到特鲁维尔度假。他与一位药剂师住在一起，发现有只鹦鹉不停地尖叫：“ As-tu déjeuné, Jako”与“Cocu，mon petit coco.”这让他好不心烦。鹦鹉还发出“J’ai du bon tabac”的叫声。这四只鹦鹉是不是都是，或者说，部分是露露的灵感之源？在福楼拜从鲁昂博物馆借鹦鹉标本的1853年至1876年期间，他是不是见过另外的活鹦鹉呢？我把这样的事情留给专家学者们。
我坐在旅馆的床上；从邻近房间传来一台电话模拟其他电话的响声。我想着那只鹦鹉，它只在半英里远的壁橱里。一只厚脸皮的鸟，不仅令人疼爱，甚至还令人肃然起敬。写完《一颗质朴的心》后，福褛拜怎么处置了这只鹦鹉？他是不是把它放进橱柜后忘记了它恼人的存在，直到再想找毛毯时才又发现了它？当四年后，一场中风使他躺在沙发上奄奄一息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他也许想象到一只巨大的鹦鹉盘旋在他的头顶——这时不再是接受圣灵的欢迎而是文字语言与他的诀别？
“我苦恼于自己使用比喻的倾向，而且一定非常过度。我被比喻吞噬了，如人们遭受跳蚤噬咬一样。我什么也不做了，而把时间全花在掐死它们上。”福楼拜运用语言得心应手，但是他也看到语言潜在的不足之处。记得他在《包法利夫人》中给出了伤心的定义：“语言像一面破锣，我们敲着这面破锣，奏出让熊翩翩起舞的曲调，同时我们一直希望能感动天上的星星，生出怜悯之心。”因此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小说家：他是一个顽强地追求至善至美的风格大师；或者，他是一个觉得语言存在着令人伤心的不足的人。推崇萨特思想的人赞成第二个观点：对他们而言，露露的无能体现于他只是在重复他所听到的词语，这就等于间接地承认了小说家自己的失败。鹦鹉即作家，他无力地承认，语言是可接收的、具有模仿性的、无生命力的东西。萨特自己指责福楼拜的被动性，指责他的on est parlé——语言被说的观点（或者说，指责他在这种观点中的共谋作用）。
泡沫的破碎是不是宣告另一个暗藏的指涉咕嘟咕嘟地死去了呢？在你读故事过程中，在猜疑自己是否过于陷入故事中的时候，也是你感到最脆弱、最孤独，也许也是最愚蠢的时候。批评家把露露看成语言的标志是不是错了？读者把主宫医院的那只鹦鹉视为作家的声音符号是不是错了——更糟的是，是不是太多愁善感了？那就是我所做的。也许，这使我变得与费莉西泰一样头脑简单。
但是不论你把它称为故事还是文本，《一颗质朴的心》在我脑中不停地回响起。请允许我引用大卫·霍克尼自传中的温和但也许并不明确的话：“这个故事真的感动了我，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能深入并真正使用的主题。”1974年，霍克尼先生创作了两幅蚀刻画：一幅是漫画版——费莉西泰对去国外的看法（一只猴子用肩膀杠着一个女人偷偷跑了），还有一幅是费莉西泰与露露一起睡着了的宁静画面。也许他以后还会创作一些。
在鲁昂的最后一天，我驾车到了克鲁瓦塞。天上正下着诺曼底雨，轻轻的，密密的。以前只是塞纳河岸边的一个背靠着青山的遥远村落，而现在已经被淹没在一片砰然轰响的港区。打桩机轰轰震响，起重机挂在你头顶，塞纳河商船穿梭往来。经过的卡车把不可缺少的福楼拜酒吧的窗户震得哐当哐当响。
古斯塔夫注意到并也赞赏东方人把亡故之人的房子拆掉的习惯；因此，也许他不会因他自己故居遭到毁灭而像他的读者、他的追随者那样难过。用受损麦子炼酒的工厂后来也被拆除了；一家大型造纸厂现在矗立在工厂原址，显得更合适。福楼拜故居所剩下的只是沿路走去几百码远的一座独层的凉亭：当作家比平时更需要独处时，他就会隐居到这座夏日用的房子里。现在看来，小屋简陋、没有棱角，但是至少它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外面平台上，一段长笛形柱状的树桩竖立在那儿，纪念《萨朗波》的作者。树桩挖自迦太基。我推开大门；一条阿尔萨斯牧羊犬叫了起来，一位白发苍苍的看门人走过来。她没穿白外套，而是穿着一件裁剪讲究的蓝色制服。当我开始用法语说话时，想起了《萨朗波》的迦太基译者们的特征：每一个人都在胸口文一只鹦鹉，作为职业的标志。而今天，玩金属地掷球的非洲人，在棕色的手腕上绘了一个毛的画像。
那座凉亭只有一间房间，方形的，房顶呈帐篷形状。这让我想起了费莉西泰的房间：“它的神气，既像一座小教堂，又像一个集市。”这也是福楼拜式的诡异风格：一个颇具嘲讽的组合——无足轻重的小玩意儿与庄严肃穆的遗迹并行不悖。展示的物品摆得很糟糕，我常常不得不跪在地上斜着眼朝橱柜里看：姿势虔诚，又像是一副在旧货店里寻宝的样子。
费莉西泰在她一堆杂七杂八的零碎物品中找到了慰藉，这些东西纯粹是凭借着主人的热爱而维系在一起的。福楼拜也一样，让琐事保留着带着种种问忆的芬芳。在他母亲死后的几年里他仍然有时提出要她的旧围巾与帽子，然后拿着它们坐下来梦游一会儿。到这个克鲁瓦塞的凉亭的访客几乎会有相同的感受：漫不经心地摆在那儿的展览品随意地捕捉着你的心。肖像，照片，一尊泥塑半身像；烟管、一个烟草罐，一把拆信刀；一只张着大嘴的蟾蜍墨水池；那尊站立在作家的书桌上的金佛陀倒是从未惹他气恼；一绺头发，自然，比在照片里的金黄色要深一些。
两件放在边柜里的展览品很容易错过：一只小杯子，福楼拜在去世前的一些时候从这只杯子里喝下了最后的一口水；还有一块皱巴巴的白色手帕，他用它来擦拭着自己的额头，这也许是他生命中最后的手势。如此普通的道具，似乎不够激起悲恸和感动，却使我感觉到自己在亲临一个朋友的死亡。我几乎感到尴尬：三天以前，我无动于衷地站在亲密的战友惨遭杀害的海滩上。也许，这是与那些已经死去的人做朋友的好处：你对他们的热情永远不会冷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