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辆马车在等你，女士！”女人喊道，声音响亮。阿尔玛跌跌撞撞地来到门口。“我没在等马车。”她说道。“噢，马车在等你。”女人喊道，“换好衣服。那人说如果没等到你，他就不走。他说让你带上行李。他已经付清了你的住宿费。我不晓得这些人为什么以为我会做传话服务。”
阿尔玛昏昏沉沉地换了衣服，给她的两件小行李打包。她多花了点儿时间铺床——或许是因为认真尽责，也或许是在拖延时间。什么马车？她被逮捕了吗？被遣送出境？这是不是某种诡计，对游客耍的花招？可她不是游客。
她走下楼，看到穿制服的车夫，在一辆普通的私人马车旁边等她。
“早安，惠特克小姐。”他说道，伸手抬了抬帽子。他把她的行李袋抛到他的前座旁边。她有一种即将被送上火车的糟糕感觉。
“很抱歉，”她说，“我没叫马车。”
“范·迪文德博士派我过来，”他打开马车门，说道，“上车吧——他正在等着，急着想看到您。”
马车在城市里迂回前进，回到植物园几乎花了一个小时。阿尔玛觉得走路会快得多，也会比较让人放松。如果能让她走路，她会比较不焦躁。马车夫最后在霍特斯后方的植物大道上一栋精美的砖房旁让她下车。
“去吧，”他拨弄着她的行李，回过头来说，“您自行进去吧——门是开的，我确定他在等您。”未提前告知就自行走进私人住家，这让阿尔玛有些不安，不过她还是按照指示做了。再说，这个家也不是完全陌生，如果她没弄错的话，她的母亲就在这里出生。
她在接待厅旁边看到一扇打开的门，她向内看了看，是客厅。她的舅舅坐在一张长沙发椅上，等着她。
她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狗儿罗杰——令人难以置信地——蜷伏在他的腿上。她注意到的第二件事是迪斯舅舅右手拿着她的论文，轻轻搁在罗杰的背上，仿佛狗儿是一张携带式写字桌。她注意到的第三件事是，她的舅舅满脸泪水。他的衬衫领子湿透了，他的胡子似乎也湿透了。他的下巴颤抖着，他的眼睛红得惊人。看来他已经哭了好几个钟头。
“迪斯舅舅！”她奔向他身边，“发生了什么事？”
老头儿咽了口唾沫，握住她的手。他的手又热又湿。有一会儿，他完全说不出话来。他紧紧抓住她的手指，不愿放开她。
最后，他用另一只手，拿起她的论文。“喔，阿尔玛，”他说道，没有拭去眼泪，“上帝保佑你，孩子。你有你母亲的头脑。”
29
四年过去了。
对阿尔玛而言是快乐的四年，为什么不？她有了一个家（她的舅舅直接让她搬进范·迪文德家中）；她有了家人（她舅舅的四个儿子，儿子们可爱的老婆，和他们正在长大的孩子们）；她能和远在费城的普鲁登丝和汉娜克定期通信；她在霍特斯植物园拥有一份责任重大的工作。她的官方职称是Curator van Mossen——苔藓馆馆长。她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在一栋宜人的建筑物二楼，沿着街走下去，仅隔范家住宅两个门面。
她派人从远在白亩庄园的马车房取来她的旧书和笔记，以及她的标本收藏。东西抵达的那个星期，让她感觉就像在过节；她拆开所有的箱子，好几天的时间都在怀旧情绪中度过。她想念每一件东西和每一本书。她红着脸、觉得有趣地发现，她从前那些淫荡的读物全都埋在书箱底部。她决定把这些书全部留下来——尽管她肯定会藏得很好。首先，她不知如何把这些不体面的著作体面地处理掉。其次，这些书仍然具有令她春心荡漾的力量。即使活到高龄，一股顽强的欲望依然滞留在她体内，在某些晚上向她提出要求，那些时候，她会在被子底下再次造访她那古老熟悉的私处，再一次忆起明早的味道、安布罗斯的气息和生命中最顽强、最坚决的紧迫冲动。她甚至不再抗拒这些冲动；这些冲动如今显然已成为她的一部分。
阿尔玛在霍特斯领有一份体面的薪水，也是她的第一份薪水，她和真菌学总管和蕨类监工（他们都成为她的朋友——是她首次交往的科学界朋友）共享一名助理和一名办事员。不久，她不仅让自己以出色的分类学家而著名，也是出了名的好表亲。尽管阿尔玛一直过着独居生活，她却对喧嚣吵闹的家庭生活适应自如，这使她万分开心又讶异。她喜欢迪斯的儿孙们在晚餐席间的机智对答，也以他们的许多成就和才华为荣。当女孩们就她们震撼或可怕的浪漫风波，来寻求她的意见或安慰时，她感到自豪。她在她们兴奋的时刻看到一点儿芮塔；在她们含蓄的时刻看到一点儿普鲁登丝；在她们感到疑虑的时刻看到一点儿自己。
久而久之，阿尔玛逐渐被范家全家人视为重要资产，就霍特斯和家族两方面而言——反正这两个主体完全没有区别。阿尔玛的舅舅把棕榈室的一个阴凉小角落让给阿尔玛，请她制作一个叫“苔藓洞穴馆”的长期展览。这是一项既棘手又让人满足的任务。苔藓不喜欢长在它们的非原生地，阿尔玛很难把必要、精确的条件结合起来（准确的湿度，光线和阴暗的正确组合，适合当基底的石头、碎石和木头），好使苔藓部落在这些人造环境下生长茂盛。不过，她成功执行了这项壮举，不久，来自世界各地的苔藓样本，在洞穴里茁壮成长。维持这项展览，将是长达一生的计划，需持续喷水（借助于蒸汽动力引擎而达成），需通过隔热墙冷却，且绝不能在阳光下直接曝晒。有侵略性、成长快速的苔藓必须予以控制，好让更为稀有的小型品种得以进展。阿尔玛读到过，日本和尚用小镊子除草，以维护他们的苔藓园，于是她也开始这么做。每天早上在苔藓洞穴都能看到她，用钢制小镊子的尖端，借着矿工灯笼的光线，将入侵的部分一次除去一小撮。她期望十全十美。她期望洞穴像翡翠火焰那样闪闪发亮——就像多年前在塔希提，那个非凡的苔藓洞穴，为她和明早闪闪发亮。
苔藓洞穴成为霍特斯的知名个展，却只为了某一种人：渴望阴暗、寂静和遐思的人。（换句话说，对艳丽的花朵、巨大的荷叶或成群喧嚣的家庭不感兴趣的人。）阿尔玛喜欢坐在洞穴一角，观察这些人走入她创造的世界。她看到他们抚摸苔藓的毛皮，看着他们神色缓和下来、姿势放松。她认同这些沉默寡言的人。
那些年里，阿尔玛也花了大量时间钻研她的竞争转变论。迪斯舅舅自阿尔玛在一八五四年来到此地，读过她的论文后，就催她发表，可那时阿尔玛拒绝了，并持续拒绝。此外，她也不准他和任何其他人讨论她的理论。她的不肯妥协只是给她可怜的舅舅带来挫折，因为他相信阿尔玛的理论不但重要，而且很可能完全正确。他指责她太过胆小、踌躇不前。他特别指责她害怕宗教的谴责，假使她将她的连续创造和物种变异论公之于世。
“你只是没有勇气当上帝杀手，”这位一生中每个安息日都上教堂虔诚做礼拜的好荷兰新教徒说道，“得了吧，阿尔玛——你在害怕什么？表现出一点儿你父亲的胆量，孩子！往前走去，让世人恐惧你！必要的话，把整个争论界都唤醒！霍特斯会保护你！我们可以自己发表！你如果害怕谴责，我们甚至可以用我的名字发表。”
可是阿尔玛之所以踌躇不前，不是出于对教会的恐惧，而是她深信，她的理论在科学上仍非完全无可争议。她很确定她的逻辑有个小漏洞，而她还找不到方法弥补漏洞。阿尔玛是完美主义者，而且相当墨守成规，肯定不想因为发表一个有漏洞的理论而出丑，即使是小小的漏洞。她不担心触犯宗教，就像她经常对她舅舅说的那样；她担心触犯的，是对她来说更为神圣的东西：理性。
这是阿尔玛的理论漏洞：她无论如何也不了解舍己为人和自我牺牲的进化优势。如果自然界的轨道果真像看起来那样，是不道德、接连不断的斗争，如果打赢对手是统治、适应、坚忍的关键所在——那么，对于比方说像她妹妹普鲁登丝这种人，我们该如何解释？
每当阿尔玛就她的竞争转变论，提起她妹妹的名字时，她的舅舅便呻吟着说：“够啦！”他会扯着他的胡子说，“阿尔玛，没有人听说过普鲁登丝！没有人在乎！”
可阿尔玛在乎，而她所谓的“普鲁登丝问题”，眼看就要摧毁她的整个理论，这非常困扰她的心灵。尤其困扰她的是，这一切是如此个人化。毕竟，近四十年前，普鲁登丝的慷慨举动和自我牺牲，选定阿尔玛为受益人，而阿尔玛从未忘记。普鲁登丝默默放弃她唯一的真爱——希望霍克斯将选择和阿尔玛结婚，使阿尔玛能受益于那场婚姻。普鲁登丝的牺牲之举尽管徒劳无功，却无损其真诚。
为什么有人愿意做这样的事？
阿尔玛可以从道德立场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普鲁登丝善良无私），却无法从生物学的立场回答。（善良和无私何以存在？）阿尔玛完全清楚她舅舅为什么每回听她提起普鲁登丝的名字，都会扯他的胡子。她承认——在规模庞大的人类和自然历史中——普鲁登丝、霍克斯和她本身之间的悲剧三角关系，显得如此渺小而微不足道，提及这个话题（而且居然放进学术讨论内）几乎是件可笑的事。不过——问题仍不会就此消失。
为什么有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每回想到普鲁登丝，阿尔玛便不得不又一次问这个问题，而后，眼睁睁地看着她的竞争转变论在眼前分崩离析。毕竟普鲁登丝算不上特例。为什么有些人的行为超越卑下的利己之心？比方说，对于为什么母亲为自己的子女做出牺牲，阿尔玛能够说出令人信服的论点（因为有利于接续家族血统），可是她无法解释，为什么一名士兵为了保护受伤的战友，愿意扑向刺刀队伍。这种行为对勇敢的士兵或他的家族能有什么帮助或好处？完全没有：通过自我牺牲，已经死亡的士兵不仅剥夺了自己的未来，也剥夺了他的血统延续。
阿尔玛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挨饿的囚犯，愿意给囚友食物。她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位女士愿意跳进运河拯救另一个女人的宝宝，却在过程中溺毙——这一悲惨事件不久前才在距离霍特斯不远处发生。阿尔玛不知道若是面对这种情况，她自己是否也会表现得如此高尚，但不容置疑的是，其他人确实这么做了——而且从各方面看来，还相当寻常可见。阿尔玛毫不怀疑，她的妹妹和韦尔斯牧师（极端善良的另一个例子）为了让另一个人活下来，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食物，也会毫不犹豫地冒着受伤或死亡的危险，去拯救陌生人的宝宝，甚至陌生人的家猫。而且，这种人类自我牺牲的极端例子，在其他自然界没有类似的情况——据她了解并没有。没错，在一蜂窝的蜜蜂、一群狼、一群鸟，甚至一个部落的苔藓当中，个体有时为群体利益而死。可我们从未见过狼拯救蜜蜂。也从未看过一簇苔藓出于关怀，把珍贵的水源让给蚂蚁而选择死亡！
这些论点使阿尔玛的舅舅迪斯恼怒，他们晚上迟迟不睡，年复一年，争论这个问题。眼下正是一八五八年的初春，他们却仍在争论。
“不要当讨厌的智者！”迪斯说，“照原来的论文发表吧。”
“我没有办法，舅舅，”阿尔玛含笑答道，“别忘了——我有我母亲的头脑。”“你让我不胜其烦，外甥女，”他说，“把论文发表了吧，让世界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别再继续这场乏味冗长的批评。”可她不愿动摇。“如果我在我的论点上能看到这个漏洞，舅舅，其他人肯定也能看到，那我的研究就不会得到重视。假如竞争转变论确实是正确的，那对整个自然界来说也必须是正确的——包括人类。”
“为人类破个例吧。”她的舅舅耸耸肩建议，“亚里士多德就是这么做的。”“我所说的可不是‘大生物链理论’，舅舅。我对伦理或哲学观点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一种宇宙生物论。自然法则不准许例外，否则法则便站不住脚。普鲁登丝不能免于引力；因此，她也不能免于竞争转变论，只要该理论确实成立。另一方面，假如她是例外，那理论也就不成立。”
“引力？”他翻了个白眼，“我的天，孩子，听听你的口气。你现在想当牛顿啦！”
“我想要正确。”阿尔玛纠正道。
在比较轻松的时刻，阿尔玛发现“普鲁登丝问题”几乎令人发笑。在她们的整个少女时期，普鲁登丝对于阿尔玛始终是个问题，而现在——即使阿尔玛已学会对她的妹妹关爱、感谢、敬佩有加——普鲁登丝依然是个问题。
“有时候我觉得我希望永远不再听到普鲁登丝的名字在这个家被提起，”迪斯说，“我已经受够了普鲁登丝。”
“那就跟我解释解释普鲁登丝吧，”阿尔玛坚称，“她为什么领养黑奴孤儿？她为什么把她的每一分钱分给穷人？这对她有什么好处？这对她自己的孩子有什么好处？跟我解释吧！”
“这对她有好处，阿尔玛，因为她是基督教殉道者，她不时喜欢少许的受难滋味。我了解这种人，亲爱的。有些人喜欢救济和自我牺牲，而你现在肯定也发现了，就像其他有些人喜欢抢劫杀人一样。这种令人生厌的范例并不多，却肯定存在。”
“这就又谈到我们的问题核心！”阿尔玛反驳说，“假如我的理论是正确的，这种人根本就不该存在。别忘了，舅舅，我的论文可不是叫‘牺牲自我的快乐理论’。”
“发表了吧，阿尔玛，”他无力地说，“这是一件优秀的思想成果，完好无缺。
发表了吧，让世界讨论这个问题。”“我不能发表，”她执意说，“除非论点已无可辩驳。”因此对话如同往常一样，继续循环、绕圈、终止，困在同样令人沮丧的一角。迪斯舅舅低头望着蜷曲在他大腿上的狗儿罗杰，说：“我要是快淹死在运河，你会救我吧，是不是，我的朋友？”
罗杰饶富兴味地摇着尾巴，以示回答。阿尔玛不得不承认：迪斯舅舅要是快淹死在运河、困在大火中、在牢里挨饿或卡在倒塌的建筑物底下，罗杰很可能会拯救他——而迪斯肯定也会为它做相同的事。迪斯舅舅和罗杰之间的爱完全像当下一样持久。从见面那一刻起，他们这对人与狗便从此形影不离。四年前，罗杰在抵达阿姆斯特丹不久后就让阿尔玛明白，它不再是她的狗——事实上，它从来不是她的狗，也不是安布罗斯的狗，而是纯粹由于命运的缘故，始终都是迪斯的狗。罗杰生在遥远的塔希提，迪斯·范·迪文德却住在荷兰，罗杰显然认为这只是不幸的文书错误，如今幸好更正了过来。
至于阿尔玛在罗杰生命中的角色，她只是个信差，负责把这只焦虑的橘色小家伙运过半个地球，为了让狗与人在永恒忠诚的爱中，公正合理地结合在一起。
永恒忠诚的爱。为什么？
罗杰是阿尔玛弄不懂的另一个例子。
罗杰和普鲁登丝，两者都是。
一八五八年的夏天到了，一个突然的死亡季节也随之而来。悲伤始于六月的最后一天，阿尔玛收到她妹妹的一封来信，宣布了一连串可怕不幸的消息。
“我有三则死讯要通知你，”普鲁登丝在信的第一行提醒她，“或许，姐姐，在你继续读下去前，最好坐下来。”阿尔玛没有坐下来。她站在位于植物园区的范·迪文德公馆家门口，阅读这封从遥远的费城寄来的悲伤信件，双手悲伤地颤抖。
普鲁登丝首先报告说，汉娜克过世了，享年八十七岁。这位老管家在白亩庄园的地下室，在她那私人宝库的铁栏杆的保护下过世了。她显然是在睡梦中死去的，没有受苦。
“我们无法想象，少了她，我们在这里该如何过下去，”普鲁登丝写道，“我无须向你提起她的善良和价值。她对我来说就像一个母亲，就像我知道她对你也是。”
然而，汉娜克的死讯刚传来，普鲁登丝写道，一个男孩就带着霍克斯的口信来到白亩庄园，说芮塔——“这些年来的疯狂把她变得让人认不出来”—— 在格里芬精神病院的房间中死去。
普鲁登丝写道：“我们很难知道，该对谁更感痛惜：芮塔的死，或是她令人痛心的人生境遇。我努力回忆许久前那个多么快乐、无忧无虑的芮塔。在我的脑海里，我几乎看不到那个女孩，在她变得心智不清之前……因为正如我方才讲到的，那是许久前的事了，当我们都还那么年轻时。”
而后传来最令人震惊的消息。普鲁登丝说，芮塔死后没隔两天，霍克斯也死了。他刚从格里芬归来，料理过他妻子的后事，就在他的印刷厂前门瘫倒下来。享年六十七岁。
“原谅我在过了一个多星期后，才写给你这则不幸的信息，”普鲁登丝最后说，“我的脑袋遭遇种种忧虑、悲伤的侵袭，使我难以写信。这使人心思错乱。我们大家都十分悲痛震惊。或许我之所以迟迟未写此信，是因为我不得不认为： 我一天不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可怜的姐姐，她就无须承受。我在我心中给你寻找一丁点儿安慰，却发现很困难。我自己几乎都找不到安慰。求主接受他们，保守他们每一个人。我想不出还要说什么，请原谅我。学校持续运行。学生们不断进步。狄克逊先生与孩子们捎上他们不变的关怀——最真诚的，普鲁登丝。”
阿尔玛这时才坐了下来，放下信函，搁在她身旁。
汉娜克、芮塔和霍克斯——一晃眼间都走了。
“可怜的普鲁登丝。”阿尔玛低声说出。
确实，可怜的普鲁登丝永远失去了霍克斯。当然，普鲁登丝许久前就已失去了霍克斯，可如今她再次失去他，这回是永远失去。普鲁登丝从未停止爱过霍克斯，他也从未停止爱她——至少汉娜克是这么告诉阿尔玛的。然而，霍克斯跟着可怜的芮塔进了坟墓，和他从未爱过的悲剧小妻子的命运永远绑在一起。他们年轻时的一切可能性，阿尔玛想道，都白费了。这是她第一次想到，她和她妹妹所呈现的命运是多么相像——她们两人都注定爱上她们无法拥有的男人，尽管如此，她们两人都决心勇敢地坚持下去。一个人当然尽己所能，而在不屈不挠的精神当中，同时能找到尊严，然而说实话，有些时候，这个世界的哀伤令人几乎难以承受，而爱的暴力，阿尔玛想道，有时是最不留情的一种暴力。
她的第一个直觉是立即返家。可白亩庄园不再是她的家，甚至想象着走进那栋旧宅第，却见不到汉娜克，都让阿尔玛感到难过沮丧。她来到她的办公室，写了封回信，在自己心中寻找一丁点儿安慰，却几乎找不到。她一反常态，向《圣经》、《诗篇》求助。她给她妹妹写道：“上帝挨近心碎者。”她一整天都待在她关上的门后，悲伤得默默欠着身子。她没有让她舅舅承担这则坏消息。他知道他心爱的保姆汉娜克还活着的时候，是那样高兴；她不忍心通知他这则死讯，或其他的死讯。她不想给他快乐的好心情带来折磨。
两个星期后，她为这个决定感到庆幸，她的舅舅迪斯发高烧，卧病在床，一天之内就死了。那时正值夏季时分，周期性热病席卷了阿姆斯特丹，运河发出陈腐的恶臭。一天早上，迪斯、阿尔玛和罗杰一起吃早餐，到了第二天早餐时间，迪斯就走了。他享年七十六岁。阿尔玛为舅舅的过世——紧跟着其他人的过世——肝肠欲裂，几乎不知该如何克制自己。她发现自己晚上在屋里走来走去，一只手按住胸口，唯恐自己的肋骨迸裂开来，心脏掉落在地上。阿尔玛觉得她认识她舅舅的时间这么短暂——几乎还不够长！为什么时间永远不够？一天他还在那里，但是随后，即被召唤而去。他们都被召唤而去了。半个阿姆斯特丹城的人似乎都聚集来参加迪斯·范·迪文德博士的葬礼。
他的四个儿子和两个最年长的孙子抬着灵柩，从植物园区的房子抬往街角的教堂。一群媳妇和孙儿女们抓着彼此哭泣；他们把阿尔玛拉到他们中间，她从家人的紧拥中得到安慰。迪斯受人敬仰。大家都仿佛丧失了亲人。不仅如此，家庭牧师还透露，范·迪文德博士毕生都是个默默致力于慈善工作的楷模；这群哀悼者当中的许多人多年来的生活都受过他的帮助，甚至是拯救。
这一深具嘲讽意味的新发现——根据阿尔玛和迪斯没完没了的午夜辩论——令阿尔玛同时想哭又想笑。他毕生的匿名行善，确实把他高高放在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 的阶梯上，她想道，可他原本可以对我说的！他怎能坐在那儿，年复一年，驳斥利他主义的科学相关性，同时却又偷偷热衷于此，锲而不舍？这令阿尔玛对他感到惊叹。这使她思念他。这让她想询问他、逗弄他—— 可他却走了。
丧礼过后，迪斯的大儿子埃尔伯特——如今将接掌霍特斯植物园的园长职位——极具风度地走近阿尔玛身边，向她承诺，她在这个家和霍特斯植物园绝对占有一席之地。
“你永远无须担心未来，”他说，“我们大家都希望你留下来。”“谢谢你，埃尔伯特。”她尽力说道，两个表姐弟相互拥抱。“你像我们大家一样爱他，使我觉得安慰。”埃尔伯特说道。可没有人比狗儿罗杰更爱迪斯的了。从迪斯生病的那一刻起，这条橘色小狗就拒绝离开主人的床；在尸体被移除后，它也不愿离开。它把自己埋入冰冷的床单中，不肯移动。它拒绝进食——甚至是阿尔玛亲自为它准备的、泪眼汪汪地尝试用手喂它的肉桂吐司。它转头面对墙壁，闭上眼睛。她抚摸它的头，用塔希提语跟它说话，使它想起它的高贵血统，可它没有一点儿反应。没过几天，罗杰也走了。
要不是阿尔玛的人生风景在一八五八年的那个夏天笼罩着死亡黑云，她几乎肯定早已听说伦敦林奈学会在那年七月一日发表的报告。她通常总是尽量阅读来自欧美各重要科学集会的讲稿。然而那年夏天，她的心神大乱，而这也是可以原谅的事。由于哀恸的缘故，未读的期刊堆积在她桌上。她勉强能提起的精神，都投注于照顾她的苔藓洞穴。
因此，她错过了。事实上，她什么也没听说，直到次年十二月底有天早晨，当她打开她那份《泰晤士报》，读到一本新书的书评，新书作者是查尔斯·达尔文，书名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物种起源论”。
30
当然，阿尔玛知道达尔文；每个人都知道。一八三九年，他出版过一本相当畅销的旅游传记，关于他在科隆群岛的旅程。这本引人入胜的书使他在当时名噪一时。达尔文文笔精湛，成功传达出自然界带给他的快乐，其清新友善的语言吸引了不同背景的读者。阿尔玛记得她十分佩服达尔文的才华，只因她自己永远都写不出这样有趣的大众散文。
如今回想起来，阿尔玛对《小猎犬号航行记》最清楚的记忆，是达尔文描述企鹅晚间从发出磷光的水中游过去，在黑夜中留下“烈火的轨迹”。烈火的轨迹！阿尔玛欣赏这种描述，过去这二十年来一直牢记在她的心中。她甚至在前往塔希提的航程中想起过这句话，在艾略特号上的那个美妙的夜晚，当她目睹这种磷光的时候。然而她不太记得书中的其他部分，达尔文也从未再有任何程度的杰出成就。他从旅行退居到更注重学术研究的生活——对藤壶进行精细认真的研究，假使阿尔玛没有记错的话。她从不认为他是他那一代的权威自然学家。
然而现在，在读过这本新书的书评后，阿尔玛发现达尔文——这位语调柔和的藤壶爱好者，这位文雅的爱企鹅人士——一直没有亮出他的底牌。事实证明，他有一些相当重大的东西，要提供给世界。
阿尔玛放下报纸，双手托住脑袋。烈火的轨迹，的确。
她花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才从英国拿到真正的书，她辛苦度过那个星期，神情恍惚。她觉得除非能够逐字阅读达尔文本人要说的话，而不是阅读别人对他的评论，否则她无法适当地回应这种事态转变。
一月五号——她的六十岁生日——书寄到了。阿尔玛回到她的办公室，带着足够的食物和水，做好能让她待上很长时间的准备。而后，她打开《物种起源》的第一页，开始阅读达尔文优美的散文，从此坠入洞穴深处，四面八方回荡着她自己的观点。
不消说，他没有窃取她的理论。这种荒诞的想法一刻也没有掠过她的脑际——只因达尔文从未听说过阿尔玛·惠特克，也不该听说过。然而，就像两个探险家从两个不同方向寻找相同的宝藏，她和达尔文两人都在无意中发现了同一个宝藏箱。她从苔藓推断出的结论，他从雀类推断而出；她在白亩庄园的巨石田野中观察到的一切，他也在科隆群岛上看到重复出现。她的巨石田野本身就是群岛。毕竟，岛就是岛——无论直径三英尺或三英里，而自然界当中一切最具戏剧性的事件，都发生在野生荒凉、充满竞争、有如小型战场的岛上。这是一本优美的书。她读着书，时而心碎，时而拥护，时而悔恨，时而赞赏。
达尔文写道：“诞生出来的个体或许比可能生存的多。天平上的细微差异即可决定哪些个体将生存，哪些个体将死亡。”
他写道：“简而言之，我们随处都看得到优美的适应性变化，在有机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她感觉内心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如此排山倒海，如此浓厚密集，使她觉得自己就要晕厥过去。她就像遭到一股炉膛喷出的热浪袭击：她的观点是正确的。
她是正确的！ 她的脑袋涌入对迪斯舅舅的思念，即使在她继续阅读之际。她对他的思念持续不断，同时却又矛盾：要是他能活着看到这件事，那有多好！感谢上帝，他没活着看到这件事！他定会同时感到骄傲又愤怒！她永远听不到结尾：“你看，我早就叫你发表！”然而，他也会庆贺他的外甥女获得这样的认可。没有他在身旁，她不知如何体会这种状况。她万分渴望他。她甘愿忍受他的责备，好换取他的一些安慰。自然而然地，她也希望她父亲能活着看到这件事。她希望她母亲活着看到这件事。安布罗斯也是。她懊悔她没有发表。她不知该作何感想。
她为什么没有发表？这个问题刺激着她——然而，读着达尔文的杰作（显而易见，这是一部杰作），她知道这个理论该归他，也必须归他。就算由她先提出，她也绝对无法讲述得更好。甚至可能的是，她要是发表这一理论，也没有人会听信她——不是因为她是女人，也不是因为她不出名（尽管这些因素也帮不上忙），而只是因为她不晓得怎么像达尔文一样，振振有词地说服世人。她的科学很完美，她的文笔则不然。阿尔玛的论文有四十页长，《物种起源》却超过五百页，可她很确定的是，达尔文的论文是更为可读的作品。达尔文的著作技巧娴熟、详尽、妙趣横生，读起来就像小说。
他把他的理论称为“物竞天择”。这是个准确卓著的字眼，比阿尔玛累赘的“竞争转变论”更为精简。达尔文耐心地创建他的物竞天择论，从不尖锐也没有戒心。他给人的印象是读者的亲切邻居。他描写阿尔玛看到的那个黑暗暴力的世界——充满无尽的杀戮和死亡——然而他的语言不包含丝毫暴力。阿尔玛永远没有勇气用如此温和的手法写作，也不知该怎么写。她的散文是榔头，达尔文的则是圣诗。他手持蜡烛走来，而不是刀剑。此外，书中随处可见他在暗示一种神性的精神——却甚至没有提起过造物主！他通过对时间力量本身的狂想，引发一种奇迹感。他写道：“我们不能领会的无限个一代又一代，肯定在漫长的年代中彼此接替！”他对变异的“美丽分枝”感到惊叹。他提出美妙的观察：适应性变化的奇迹使地球上的每一种生物——即便最卑微的甲虫——都显得珍贵、惊奇且高贵。
他问道：“对于这种力量，能加上什么样的限制？”他写道：“我们看见大自然的面孔焕发喜悦的光辉……”他下了结论：“此种生命观气势磅礴。”她读完这本书，让自己哭泣了起来。
面对如此辉煌、如此惊人的成就，除了哭泣之外，她没有别的选择。
一八六○年，大家都在读《物种起源》，每个人都在为之争论，却没有人比阿尔玛读得更仔细。她在所有对物竞天择进行的客厅辩论中不发一语——即使当她自己的荷兰家人谈起这一主题时——然而，她听进了每句话。她参加相关主题的每一个讲座，阅读每一篇书评、每一个攻击、每一个评论。而且，她反复阅读该书，怀着探究的精神，用赞赏的眼光。她是个科学家，她想把达尔文的理论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她想把她的理论拿来跟他的一起对照检验。
当然，她最重要的问题是，达尔文如何解决“普鲁登丝问题”。答案很快就显现出来：他没有解决。达尔文之所以没有解决，是因为——相当精明地——他在书中完全避开人类的话题。《物种起源》谈的是自然，却从未公然讨论人类。达尔文在这方面小心翼翼地打他手中的牌。他记录雀类、鸽子、意大利灵缇、赛马和藤壶的演化——却从未提过人类。他写道：“强壮的、健全的和幸运的总会生存，还能够繁殖。”却从未加上：“我们也是这体系的一部分。”有科学头脑的读者会自己得出这个结论——达尔文非常清楚。宗教头脑的读者也会得出这个结论，认为这是令人恼怒的亵渎——可达尔文并未真正说出来。因此他保护了他自己。他可以坐在他位于肯特郡的那栋寂静的乡村别墅中，天真无邪地面对公众的愤怒——对雀类和藤壶做简单的讨论，有什么害处？
就阿尔玛的观点来说，这一策略正是达尔文最伟大的天才之举：他没有讨论到整个问题。或许他将在日后讨论，可他现在并未这么做，并未在他谨慎、初期的进化论话题上这么做。这一领悟叫阿尔玛钦佩，她几乎惊呆地拍打自己的额头：她永远想不到，一位好科学家无须立即解决整个问题——无论在什么题目上！基本上，达尔文所做的，正是迪斯舅舅多年来尝试说服阿尔玛做的事： 他发表了优美的进化论，却只是在动植物领域内，从而听由人类辩论他们本身的起源。
她渴望跟达尔文对话。她希望她能冲过英吉利海峡到英格兰，搭火车南下到肯特郡，敲达尔文的大门，问他：“根据生物不断斗争的压倒性证据，你如何说明我的妹妹普鲁登丝的所作所为，以及自我牺牲的概念？”可近来大家都想跟达尔文说话，而阿尔玛并不具备必要的影响力，能安排一场和当红科学家的会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这位达尔文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她这才明白，这位先生不是辩论家。他或许也不会喜欢和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美国苔藓学家辩论。他或许会和气地对她微笑，说：“可你看法如何，女士？”然后把门关上。
确实，当整个知识界极力想给达尔文下结论时，这位先生本人却出奇地保持沉默。当普林斯顿神学家查尔斯·霍奇控诉达尔文是无神论者时，达尔文没有为自己辩护。当凯尔文勋爵拒绝接受这个理论时（阿尔玛认为这很不幸，因为凯尔文会是个相当可靠的支持），达尔文没有抗议。他也没有讨好他的支持者。当著名的天文学家乔治·瑟尔写到，物竞天择的理论在他看来很符合逻辑，对天主教会不构成威胁时，达尔文没有回应。当圣公会牧师兼小说家查尔斯·金斯利声称，一位“创造有自我发展能力的原始形式”的上帝让他感到自在时，达尔文一句赞同的话也没说。当神学家亨利·德拉蒙德尝试引发一场有关进化的《圣经》辩护时，达尔文完全避开讨论。
阿尔玛看着自由思维的神职人员投靠隐喻（宣称创世纪的七天，如《圣经》 所提及，实为七个地质纪元），路易斯·阿加西斯之类的保守派古生物学家们则气得眼睛发红，指责达尔文与其支持者们的卑鄙叛教行为。还有些人为达尔文而战——非凡的英国人托马斯·赫胥黎，能言善辩的美国人阿萨·格雷。达尔文却让自己和整个辩论保持英国绅士般的遥远距离。
另一方面，阿尔玛把每一个对物竞天择的攻击都看成是针对个人，就像她同时也私下对每一个肯定感到振奋——因为受到审视的不仅是达尔文的想法，同时也是她的想法。有时她觉得自己对于这场辩论变得比达尔文本人更为苦恼激动（或许也因此，他比她更可能成为这一理论的好代表），可她同时也因达尔文的保留觉得受挫折。有时候，她想摇醒他，叫他出手。她若是处在他的位置，早就像亨利一样马上展开攻击。她肯定早就让自己在过程中鼻子流血，不过，她也会让一些人的鼻子流血。她会使劲儿为他们的理论辩护（她不得不认为是“他们的”理论）……也就是说，倘若她发表理论的话。当然，她没有这么做。因此，她没有权出手。因此她没有说话。这一切都十分惹人苦恼、引人入胜、令人困惑。而且——阿尔玛不得不留意到——仍然没有人让“普鲁登丝问题”得到满意的解决。
依她看来，这个理论仍有漏洞。
理论仍不完整。
但是不久之后，阿尔玛的注意力分散了，而后逐渐为其他别的事所吸引。
在整场达尔文辩论激烈进行的同时，她隐约、逐渐地意识到另一个人物隐藏在阴暗的边缘地带。就像阿尔玛年轻时，有时她会因为瞥见在她的显微镜载玻片周边有东西在动而努力聚焦（在知道是什么东西之前，她怀疑可能很重要），此时，她也能看到有个奇怪、可能意义重大的东西在角落出没——不大对头的东西，存在于达尔文及物竞天择的故事当中，却又不该存在的东西。她旋转旋钮，抬高杠杆，将一切注意力集中在这个神秘事物上——她就是如此得知一个叫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人。
阿尔玛出于好奇，回去探索。官方首次提及物竞天择，是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在伦敦林奈学会的一个会议上，也就是在那里，阿尔玛首次看到华莱士的名字。由于当时正在哀悼期，阿尔玛没有看到会议原先发表的记录重点，不过此时，她回去仔细检视记录，立即发现一些奇特的东西：当天发表的另一篇论文，就在介绍过达尔文的论文之后。这篇论文的标题是《变种可能永远脱离原生种》，作者是一个叫华莱士的人。
阿尔玛找到论文，读过一遍。论文跟达尔文谈论的物竞天择论完全一样。事实上，论文跟阿尔玛谈论的竞争转变论完全一样。华莱士声明，生命是争取生存的不断斗争：没有足够资源提供给一切生物，人口数量受到捕食者、疾病、粮食短缺的控制，弱者总是先死。华莱士的论文继续说，影响生存结果的任何物种变异，最后都可能永远改变该物种。他说，最成功的变种将继续繁衍，最不成功的将慢慢灭绝。物种就是这样兴起、变化、繁盛、灭亡。在阿尔玛看来，论文简短，同时极为熟悉。
这个人是谁？阿尔玛以前从未听说过他。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她竭力认识科学界的每一个人。她写信给在英国的几个同侪，问道：“谁是华莱士？人们对他有什么看法？一八五八年七月在伦敦发生什么事？”
华莱士出生于蒙茅斯郡，在韦尔士附近，父母是中产阶级，后来家道中落。他算是自学成材，职业是测量员。这位喜欢冒险的年轻人，多年来搭船前往不同的丛林，成为孜孜不倦的昆虫和鸟类标本收藏家。一八五三年，华莱士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叫“亚马孙的棕榈树及其用途”，阿尔玛当时正在从塔希提前往荷兰途中，因此完全错过这本书。自一八五四年以来，他就待在马来群岛，研究树蛙等东西。
在西里伯斯岛的远方丛林中，华莱士染上疟疾，差点儿死掉。他在深度发烧、一心集中于死亡时，突然出现一阵灵感：以生存竞争为基础的进化论。几个小时内，他就写下他的理论。而后，他把他匆促写成的论文，从西里伯斯岛寄至英国，给一位叫达尔文的绅士，他见过他一次，对他非常敬佩。华莱士毕恭毕敬地问达尔文说，这个进化论可不可能有任何价值。这是一个天真的问题： 华莱士无从知道达尔文本人自一八四○年左右，就一直在尽力研究这一确切主题。事实上，达尔文已经写了近两千页日后的《物种起源》，却只让他的好朋友，也就是皇家植物园邱园的约瑟夫·胡克看过他的作品。胡克多年来鼓励达尔文发表，可达尔文——阿尔玛很能体会这一决定——由于缺乏自信或举棋不定，没有贸然行动。
如今，在科学史上的一个重大巧合中，达尔文优美独到的想法——他私下耕耘了几乎二十年之久——似乎由地球另一端一个默默无名、三十五岁、感染疟疾、自学成材的自然学者，几乎逐字逐句地表达出来。
根据阿尔玛在伦敦的来源透露，由于华莱士的来信，达尔文不得不发表他的物竞天择论，担心华莱士万一先行发表，他可能就此丧失整个见解的所有权。很讽刺的是，阿尔玛想道，达尔文显然担心在竞争理念上被竞争对手取代！出于绅士风度，达尔文决定，华莱士的信应当在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发表于林奈学会——与他本身的物竞天择研究放在一起——同时提出证据，证明假设论是由他先行提出的。不到一年半后，《物种起源》紧接着出版。出版得这么着急，如今在阿尔玛看来，达尔文慌了——他也该慌的！华莱士正在逼近！像许多面临毁灭威胁的动植物一样，达尔文被迫行动，被迫采取措施——被迫适应。阿尔玛想起她在自己的理论当中也曾写道：“看来，危机越大，进化越迅速。”
回顾这则离奇事件，阿尔玛毫无疑问地认为，物竞天择的理念是达尔文先想到的，却不仅仅是达尔文的理念。是的，有阿尔玛，却还有其他人。得知此事，阿尔玛无比惊讶。这在智慧上似乎完全不可能。然而，得知华莱士的存在，也带给她奇特的慰藉。知道德不孤必有邻，使她感觉温暖。她有个同侪。他们是默默无闻的惠特克与华莱士同志——尽管当然，华莱士并不知道他们是默默无闻的同志，因为她甚至比他更默默无闻。可阿尔玛却知道，她感觉他就在那儿——她这位神奇的心灵弟弟。如果她虔诚一些，她或许会为华莱士这事而感谢上帝，因为这一点点亲切感，帮助她优雅安然地——没有受怨恨、绝望或羞辱的折磨——走过围绕着达尔文及其改造世界的伟大理论而引发的骚动。
是的，达尔文将属于历史，然而，阿尔玛有华莱士。至少在目前，这已足以安慰自己。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过去了。荷兰平静无事，美国则因一场不可思议的战争而分裂。在那可怕的几年间，从家乡传来无止无尽、可怕的杀戮消息，使科学论述在阿尔玛心中占据较少的分量。普鲁登丝失去了她的大儿子，他是个军官，死在安提塔姆 。她的两个孙子甚至在上战场之前，就死于军营病。普鲁登丝一辈子为结束奴隶制而战，如今结束了，她的三个亲人却死于战争。“我先欢欣，而后悲伤，”她给阿尔玛写道，“从此，我继续悲伤。”阿尔玛再次拿不定主意，是否该返回家乡——甚至主动提出——然而她妹妹鼓励她继续待在荷兰。“我们的国家此时对访客来说过于悲惨，”普鲁登丝说道，“待在世界比较平静的地方，我为那种平静祈祷。”
不知怎的，普鲁登丝在整个战争期间继续经营她的学校。她不仅坚持了下去，还在战争期间接收更多孩童。战争结束了，总统遭人暗杀。南北统一了，州际铁路完成了。阿尔玛心想，或许这将把美国缝合在一起——由粗韧钢铁编织而成的强大铁路。阿尔玛从远方审视，美国近来似乎迅猛成长。她庆幸自己不在那里。美国有如隔世，她认为她再也认不出它来，而它也认不出她来。她喜欢她身为荷兰人的生活，身为学者，身为范·迪文德家的一员。她阅读每一期科学期刊，也在许多期刊上发表论文。她和同事们边喝咖啡吃糕点，边进行热烈的讨论。每年夏天，霍特斯植物园都给她一个月的假，让她去欧洲各地搜集苔藓。她逐渐熟悉阿尔卑斯山，也爱上那里，她拄着手杖、带着搜集装备走过雄伟的山岭。她也逐渐认识德国蕨类密布的潮湿山林。
她逐渐成为一个十分心满意足的老太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了。在平静的阿姆斯特丹，阿尔玛走入她生命中的第八个十年，却仍全心投入她的工作。她发现登山已非易事，却仍继续照料她的苔藓洞穴，偶尔在霍特斯做关于苔藓学的演讲。她的视力下降，她担心她再也无法辨识苔藓。预料到这个悲哀的必然性，她练习在黑暗中处理苔藓，学着凭触摸辨识，逐渐变得相当熟练。（她无须永远观看苔藓，可她永远想认识苔藓。）幸运的是，她现在有个优秀的工作帮手。她最心爱的年轻表亲玛格丽特——被昵称为“蜜蜜”——对苔藓具有与生俱来的迷恋，不久即成为阿尔玛的门徒。女孩完成学业后，来到霍特斯和阿尔玛工作。由于蜜蜜的协助，阿尔玛得以完成她那部内容详尽、厚达两卷的《北欧苔藓》，也获得好评。这部著作附有精美插图，尽管作画者不是安布罗斯。
然而，没有人是安布罗斯。也没有人会是。阿尔玛看着达尔文更进一步成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她不介意他的成就——他值得称颂，且能够自信地表现他自己。他致力于他的进化论，她也很高兴看到他那卓越与谨慎的高度融合。一八七一年，他发表了论述详尽的《人类的起源》——在书中，他终于将他的物竞天择论应用于人类。等了这么久，是明智的选择，阿尔玛想道。这时，该书的最终裁定（是的，我们是猿）几乎已成大局。在《物种起源》问世以来的十多年中，世人一直在提出并讨论“猿猴问题”——划了阵线，写了论文，提出了无穷无尽的反驳及论点……。就好像达尔文等着世人逐渐适应上帝或许不是用尘土创造人类这令人不安的想法，而后他才宣布这个冷静、有序、缜密的定论。阿尔玛又一次像其他人一样，仔细阅读此书，并赞叹不已。
然而，她依然没有看到“普鲁登丝问题”的解答。她从未对任何人说起她自己的进化论——关于她本身与达尔文之间的小小关联。她仍对她的影子弟弟华莱士更感兴趣。这些年来，她也悉心留意他的事业，对他的成功有一股与有荣焉的骄傲感，对他的失败感到难过。起先，华莱士似乎将永远是达尔文的注脚——甚至脚夫，因为他花费六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写论文捍卫物竞天择，以此引申，也捍卫了达尔文。而后，华莱士出现奇特的转变。在那十年当中，他发现唯灵论和催眠术，开始探索正统人士所谓的“秘术”。阿尔玛几乎听得见达尔文隔着海峡对此事发出不满的叹息——因为这两人的名字将永远被连在一起，华莱士却展开了一种不体面、不科学的异想天开之旅。华莱士参加降灵会和手相会的事实或许情有可原，可他发表《超自然力的科学面向》这类标题的论文则不然。
然而，华莱士的非正统信仰，和他那些热情无畏的论点，使阿尔玛忍不住对他更钟爱有加。华莱士本身的生活过得越来越悠静而局限，然而，看着这位狂野无羁的思想者在各方面同时造成的学术骚乱，是阿尔玛的一大乐事。他一点儿都不像达尔文那样具有贵族礼节；他洋溢着灵感、杂念、一知半解的理念。他也从未在单一想法上停留太久的时间，而是遨游在奇想之间。
在华莱士最超凡的吸引力中，阿尔玛无可避免地想起安布罗斯，这使她格外喜欢他。像安布罗斯一样，华莱士是梦想家。他坚决站在奇迹的一方。他认为，观测似乎抗拒自然法则的事物是最为重要的事，毕竟我们怎有资格声称自己了解自然法则？凡事都是奇迹，直到我们解释其神奇之处。华莱士写道，第一个看到飞鱼的人，很可能以为自己看见奇迹——而第一个描述飞鱼的人无疑被称为骗子。阿尔玛喜爱他这些逗趣执拗的论点。他在白亩庄园的宴席上会表现得很好，她经常想道。
不过，华莱士并未完全忽略更正规的科学研究。一八七六年，他出版了他个人的伟大著作：《动物的地理分布》，这本书立即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具决定性的动物地理学文本。这是一部令人惊叹的作品。阿尔玛的年轻表亲蜜蜜把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念给她听，因为阿尔玛的视力如今已相当退化。阿尔玛很喜欢华莱士的理念，有时她甚至为书中的某些段落大声欢呼。
蜜蜜会停下念书，抬起头来说：“姨妈，你非常喜欢这位华莱士，是不是？”“他可是科学王子呢。”阿尔玛微笑道。然而，随着对偏激政治的参与——竭力争取土地改革、妇女参政权、穷人和一无所有者的权利——华莱士不久即损害了自己复原的声望。他就是无法避免冲突。有权有势的朋友和崇拜者尝试在优秀的机构为他谋求一份稳定职位，华莱士却是公认的极端分子，鲜少有人愿意冒险雇用他。阿尔玛越来越担心他的财务，她发现他缺乏理财的智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他都拒绝扮演英国好绅士的角色——很可能因为他本来就不是英国好绅士，而是工人阶级的煽动者，说话前从来不加思索，发表前从来不曾犹豫。他的热情促成一定的混乱，争议像刺球一样钉着他不放，可阿尔玛永远不希望他放弃。她喜欢看他挑动世界。
“你告诉他们，我的孩子。”每当阿尔玛听到有关他的最新流言，她就自言自语道，“告诉他们吧！”
达尔文从未公开说过华莱士的坏话，华莱士也从未说过达尔文的坏话，可阿尔玛一直想知道，这两个男人——如此才华洋溢，性格与风格却又如此相反——对彼此的真正想法。她的问题在一八八二年四月达尔文去世时得到解答，华莱士按照达尔文的书面指示，在这位伟大人物的葬礼上担任抬棺人。
她领会到，他们爱着对方。他们因为认识对方而爱对方。带着这个想法，阿尔玛有一股深深的孤独感，这是数十年来的第一次。
达尔文的死使阿尔玛惊恐起来，她已经八十二岁了，身体越来越虚弱。可他才活到七十三岁！她从未预期比他活得还久。惊恐感在达尔文去世后伴随了她好几个月。就好像她自己的一段历史也随他而死，却永远没有人会知道。当然，这并不是说有人知道过这件事，可是一个链环肯定丢失了——一个对她而言意义重大的链环。不久，阿尔玛自己也会死去，那将只剩下一个链环——年轻的华莱士，尽管他当时已年近六十，也许不再那么年轻。假如事情像以往一样持续下去，她也会在从未与华莱士相识的情况下死去，就像她从未与达尔文相识。她突然觉得这件事令人哀伤，难以忍受。她不容许这种事发生。
阿尔玛考虑此事考虑了数个月之久，最后，她采取了行动。她请蜜蜜写了封动人的信，用霍特斯植物园的专用信笺，请求华莱士接受邀请，在一八八三年春天到阿姆斯特丹的霍特斯植物园谈论物竞天择的话题。植物园答应给这位绅士九百英镑的酬金，好答谢他花费的时间与经历的烦劳，所有的车马费自然也由植物园支付。蜜蜜对这笔钱感到犹豫——对某些人来说，这是好几年的薪水！阿尔玛却平静地说：“我会自己支付一切费用，更何况，华莱士先生需要这笔钱。”
信接着说，非常欢迎华莱士先生住范·迪文德家的住宅，就在植物园外边，地点便利，位于阿姆斯特丹最漂亮的社区。这里有许多年轻植物学家，会很乐于带领这位著名的生物学家了解霍特斯的一切趣事，以及参观这个城市。能招待这样一位贵宾，是植物园的荣幸。阿尔玛在信上签了：“仅此致意，阿尔玛·惠特克——苔藓馆馆长。”
回信很快就来了，回复者是华莱士的夫人安妮（令阿尔玛感到激动的是，她的父亲是伟大的威廉·米滕，是一位药剂化学家，也是一流的苔藓学家）。华莱士夫人回信说，她的先生很乐意到阿姆斯特丹来。他将在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九号抵达，做客两周。华莱士夫妇对这次的邀请深表谢意，也十分满意慷慨的酬金。信中暗示，这一提议来得正好——报酬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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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个子好高！
这是阿尔玛没料到的。华莱士像安布罗斯一样又高又瘦。他的年龄也和安布罗斯相距不远，假如安布罗斯还活着的话——六十岁，身强体健，尽管有点儿驼背。（显然，这个男人多年来俯身观察显微镜，盯着标本看。）他的头发灰白，胡子浓密，阿尔玛必须抗拒抬起手来、用手指抚摸他的脸的冲动。她的眼睛已经看不太清楚，却想更清楚地知道他的轮廓。可这么做不仅唐突，还可能会吓着他，因此她克制住她自己。尽管如此，她一见到他的面，就觉得像在迎接她的好友。
在他的访问行程开始之际，奔忙的活动使阿尔玛有点儿迷失在人群中。确实，她是个大块头的女人，可她也老了，老妇人在大型聚会中往往被挤到一旁。许多人想见见这位伟大的进化生物学家，而阿尔玛的年轻表亲们，他们本身都是热忱、年轻的理科学生，占去他大部分的注意力，像满怀希望的情人般围住了他。华莱士非常和善有礼——尤其在对待年轻人时。他让他们夸耀他们自己的研究计划，让他们征求他的意见。很自然地，他们也想带他走遍阿姆斯特丹，因此好几天的时间都被愚蠢的观光和市民自豪感占据。
而后是他在棕榈室的演讲，和事后由学者、记者和名流要人提出的沉闷问题，继之以必不可少、漫长乏味的正式晚宴。华莱士在演讲和晚宴上都讲得很好。他成功避开争议，不厌其烦地回答有关物竞天择的一切冗长无知的提问。他的夫人肯定教他举止得体，阿尔玛想道。好女孩，安妮。
阿尔玛等着。她不是害怕等候的人。
最后，包围着华莱士来访的新奇感渐渐冷却，吵嚷的人群开始散去。年轻人转向其他的刺激，因此阿尔玛得以坐在她的客人身边，接连几天共享早餐。当然，她对他的了解比谁都多，她也知道他不想一直谈论物竞天择。于是，她让他谈论她知道的他最钟爱的话题——蝴蝶的拟态功能、甲虫的变态、读心术、素食主义、遗产继承的弊害、他想废除证券交易的计划、他想终止一切战争的计划、他为印度及爱尔兰的自治权做的辩护、他主张英国当局乞求世界原谅大英帝国的残暴之举、他希望建造一个直径四百英尺的地球模型让人们乘着大气球绕行以达到教育目的……这样的事。
换句话说，他轻松地与她相处，反之亦然。他在完全无拘无束时，是个愉快的谈话高手，如同她想象的那样——乐意谈论任何广泛的话题和喜好。她已经多年不曾这么愉快过。他是如此友善迷人，因此他不仅谈他自己，也问起她的生活。于是，阿尔玛发觉自己开始对华莱士讲述她在白亩庄园的童年：五岁大时骑着丝绸装饰的矮马搜集植物标本，她古怪的父母及他们富于挑战性的餐桌对话，她父亲讲述的美人鱼和库克船长的故事，非凡的庄园藏书室，她那几乎过时得可笑的古典教育，她对费城苔藓丛的多年研究，她那勇敢、主张废奴的妹妹，以及她在塔希提的冒险。难以置信的是——尽管数十年来她不曾对任何人谈论过安布罗斯——她甚至对他谈起她了不起的丈夫，说他画的兰花是有史以来最美的，说他死在南太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