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应该发生却没有发生的事情，也跟病人自己的背景有关系。

库尔特·怀拉兹克为人温和谦逊，没结婚也没有什么好朋友。他是运输公司的职员，一个人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孤独者”。没人来医院探望过他。他生在美国。父母是波兰移民。母亲已离世，父亲和怀拉兹克尚未婚嫁的姐姐住在堪萨斯的一个小城里。他们是这世界上库尔特·怀拉兹克仅有的亲人。但是，他没有通知他们自己生了病，住在圣比德医院。

直到怀拉兹克住院的第二天，都没发生什么状况。

次日晚间，8时左右，汤森医生又来看怀拉兹克。这时，安德鲁和这件事也产生了一些间接的联系。

最近，诺亚·汤森不按常规的时间到医院来看病人。事后，安德鲁和其他人都推测，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避免白天遇上医院的同事，也有可能是药物让他犯迷糊了。恰好那天晚上，安德鲁也在医院，他从家里被叫来接诊一个急诊病人。安德鲁正要离开，汤森就到了医院，他们说了几句话。

从诺亚·汤森的言谈举止中，安德鲁立刻觉察到这位老医生可能刚服药不久，他还处在药物的作用之下。安德鲁迟疑了一下，但是他遇到这种情况已经太久了，他不认为会发生什么事故，也就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后来，安德鲁为这一疏忽痛苦地谴责自己。

安德鲁开车离开后，汤森乘电梯到了病房，看了好几个病人。年轻的怀拉兹克是最后一个。

那时，汤森心里在想什么只能靠猜测了。人们只知道怀拉兹克那时的情况虽然不算紧急，但是病情已经有点儿重了，体温升高，呼吸困难。汤森很可能是在迷糊的状态下，认定早先开的药没见效，应该换一种药。于是，他写了新的处方，离开怀拉兹克，自己把医嘱送到护士值班室去。

新处方是每隔6个小时注射60万单位青霉素，肌肉注射，并立刻打第一针。

一个老护士生病不在岗，值夜班的是一个新来的年轻护士。她当时很忙，看了看汤森医生的处方单，也看不出什么异样的地方，就马上给病人打了第一针。她先前没看过病人的医院档案，打针前也没去查看病历上记录的东西，因此不知道病人对青霉素过敏。

护士到达时，怀拉兹克本人正发着烧、昏昏欲睡。他没有问护士给他注射的是什么药，护士也没有主动告诉他。一注射完，护士就出去了。以后发生的事，一部分是同病房里的一位病人提供的情况，另一部分只能靠猜测了。

根据对青霉素过敏的人在类似情况下发生的反应，怀拉兹克打针后很快就会感到恐惧，浑身奇痒难忍，皮肤变得通红。紧接着，他会因过敏反应而休克，脸、眼、嘴、舌、喉迅速肿胀变形，同时，伴随着哽咽声、喘气声以及其他濒死的绝望的声音。其中，喉咙肿胀是最危险的，因为肿胀的喉头会堵住空气进入肺部的通道，使人窒息，然后——上帝保佑，在痛苦和恐惧之后——他会失去知觉，最后死去。整个过程大约只需要5分钟或者稍微再长一些。

如果采取急救措施，那就需要注射大量肾上腺素，立即在颈部切开气管，使空气进入肺部。但是，病房里的人并不懂这些，等医护人员赶到时，为时已晚。

病房里的另一个病人看到邻床的病人翻来覆去、听到他呼吸困难的急促声，赶紧摁铃叫护士。但是，等到护士赶来时，库尔特·怀拉兹克已经死了——死得凄楚孤独、没有得到任何帮助。

护士马上跑到扬声器跟前呼叫住院医师的名字，也呼叫了汤森医生，希望他还在医院。他果然还在，他最先到达病房。汤森接手之后为什么会那样做，也只能靠猜测了。

看来最可能的情况是，尽管他还是很迷糊，却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他努力厘清思路，试图掩盖事实真相，如果不是后来安德鲁插手，汤森很可能成功。汤森当时一定清楚，护士是不知道病人对青霉素过敏的。要是特别走运的话，人们或许不会把足以证明汤森有罪的两个证据联系起来——病历表上关于过敏的记载以及是他让护士为病人注射青霉素的。所以，如果他能把死亡描述成是出于自然原因的话，人们也许就不会注意到真正的死因了。此外，汤森肯定还注意到：库尔特·怀拉兹克没有什么亲朋好友——只有这类人才会来刨根问底。

“真是一个可怜的人！”汤森对护士说，“他心力衰竭了。我一直担心出事。你知道，他的心脏有问题。”

“是的，医生。”年轻的护士见汤森没有责怪她的意思，顿时放下心来。这时，汤森仍是一位给人留下良好印象的、有经验的权威人士，护士对他的话毫不怀疑，被呼叫过来的住院医师也一样没有怀疑。住院医师来病房之后，看到有医生在现场处理。既然不需要他帮忙，他也就去做别的事了。

汤森叹了口气对护士说：“小护士，有病人死了，我们必须做一些事情。我们两人一起来做吧。”

一件事就是填写死亡证明书，诺亚写的死因是“肺炎继发急性心力衰竭”。

安德鲁在星期四上午偶然听说库尔特·怀拉兹克已经去世。

走过他、汤森和阿伦斯共用的诊所接待室，他听到接待护士——接替离职的维奥莱特·帕森斯的佩吉——在电话中提到“汤森医生的、昨晚死去的那个病人”。过了一会儿，安德鲁碰到汤森，就表示同情地说：“听说你的一位病人死了。”

这位长者点点头。“真悲惨。是一个年轻人，你还替我给他看过一次病，他叫怀拉兹克。他的肺炎很严重，又心脏衰弱。他死于心力衰竭。我本来就担心会出这种事。”

安德鲁本可能不再提这事的。病人死了，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而且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然而，汤森的言谈举止有一种让人不安的尴尬。这种不安促使安德鲁抽出怀拉兹克的病历档案来查看。那是大约1个小时之后，汤森已离开诊所。“对，是他。”安德鲁这时记起病人的模样来。同时，在查阅时他注意到两件事：其一，病历中有青霉素过敏的记载，这看来不太重要；其二，病历上从未提到心脏病，这倒是显得挺重要的。

安德鲁这时还不太在意，只是好奇，他决定当天到医院去之后，小心地打听一下怀拉兹克死的情况。那天下午，安德鲁去了圣比德医院的病历档案室。怀拉兹克死后，他的病历档案和其他所有相关文件都从病房送到了那里。

安德鲁先看病历上的最后一条——汤森医生写的死亡原因，然后准备从后往前读。就在这一刻，汤森亲笔写的医嘱映入了他的眼帘——注射60万单位青霉素，这对安德鲁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同样让他震惊的是护士的记录，护士做了打完针的记录。而根据时间顺序来看，那一针的时间就在怀拉兹克死前不久。

安德鲁看完整个记录——包括实习医生记下的关于青霉素过敏的记录以及早先开红霉素的处方，他看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把病历还给档案室的保管员时，手一直发抖，心怦怦乱跳。

两个问题猛地跳了出来：怎么办？现在该去哪里？

安德鲁去太平间看怀拉兹克的尸体。死者眼睛是闭上的，神态安详。除了皮肤泛着青紫色（也会有其他原因造成皮肤呈青紫色），没有任何反映过敏反应性休克的迹象。此时，安德鲁已确定：正是过敏性休克造成了这个年轻人的枉死。

他问一旁的太平间管理员：“要求进行尸体解剖检查了吗？”

“没有，先生。”那人说，“死者有个姐姐说要从堪萨斯州过来。等她来了以后就火化尸体。”

安德鲁脑子里一片混乱。他想起上一次和管理主任的谈话，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仍然拿不定主意。显然，必须采取措施，但是应该做些什么呢？他是否应该提醒一下同事，需要进行尸体解剖检查？有一点安德鲁可以肯定：尸体解剖检查会证明眼前人的逝去绝非心力衰竭所致。但是即使不进行解剖检查，病人住院病历上的记录也足以说明问题。现在已是傍晚时分，医院里的领导大多已经回家，没办法，只能等明天了。

整晚，西莉亚睡在安德鲁身旁，却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的心事。安德鲁脑中翻腾着各种行动计划，让他难以入睡。他应该去医院里把自己了解到的事都告诉大家吗？或者，他应该找院外的有关部门谈一谈，这样是不是能确保得到更公正的处理呢？他应该不应该先找诺亚·汤森，听听他的解释？但是，安德鲁马上就意识到这样做毫无意义，因为诺亚的品性明显变了，外表变得更多——这都拜多年来的药物成瘾所赐。

安德鲁曾经熟悉、敬重，甚至一度热爱过的诺亚，本来是正直、高尚的人，他极度重视道德、医术，也绝不宽恕自己或别人由于专业上的疏忽而犯下错误，也不宽恕别人对自己的重大错误狡辩——可是，他现在竟然这样做。从前的诺亚·汤森会勇敢地站出来，主动承认错误，承担一切后果，不管这个后果有多严重。不，现在私下找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所有这些行动计划，让安德鲁感到极度的惆怅和失落。最后，安德鲁疲惫地决定，只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医院内的人。如果需要对外采取行动，必须由医院里的其他人参与决定。第二天一早，他抽时间在诊所里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份详细的总结。然后，在将近正午时，他到了圣比德医院去跟管理主任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