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闭上眼，安德鲁就能想象自己是在孩子们的学校里开家长与老师的联席会议上，或者是在某家生产螺帽、螺栓的工业公司的董事会上，进行着常务表决。

他耳边陆续传来别人的言语。

“我们能不能对这件事做出决议？”

“主席先生，我提议……”

“有没有人附议？”

“……附议。”

“……有人提议……也得到附议。同意这项决议的请……”

“同意”之声宛如合唱。

“有人反对吗？”

无人应答。

“……宣布决议获得通过。全体一致同意，中止诺亚·汤森医生在医院里的一切职务……”

难道事情真的就这样完了吗？为这最惨烈的悲剧伴奏的，竟然是这平淡无奇、一本正经的小调合唱。对一个曾经鞠躬尽瘁的人，这些话标志着他毕生事业突然的、可悲的结束。难道只能是以这些卑劣、伪善的话来做结束吗？

安德鲁泪流满面，也没感到有什么不妥。他知道，医院董事会这些围坐在桌边的人都看着他，他也没想过去擦掉眼泪。

“乔丹医生，”医务执行委员会主席体谅地说，“请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和你一样痛心。诺亚过去是，现在仍旧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同事。我们对你所做的事很敬佩，也知道这不容易。我们刚刚的决定也同样不容易，不过同样也必须这样做。”

安德鲁说不出话，只是点点头。

这位主席是埃兹拉·古尔德医生，一位神经病学专家，也是内科主任，三年前接替了诺亚·汤森的职位。古尔德是一个矮个子，说话声音细小，但是性格沉稳、坚强，在圣比德医院非常受人尊重。执行委员会的其他人是来自各科的主任——外科、妇产科、病理科、儿科、放射科以及其他科室。安德鲁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非常熟悉。他们是正派、通情达理又敏锐的人，在安德鲁看来，他们今天的行动也未免拖得太久了，尽管他们是在做一件必须做的事。

“主席先生，”伦纳德·斯威廷说，“我要向执行委员会报告：我事先估计到委员会的决议，所以准备好了一份通知，会马上发放到全院——各护士站，住院处，药房等。在通知里，我已经自作主张把汤森医生中止工作解释为‘由于健康上的原因’。我觉得这样说比具体点明要更周全一点儿。大家同意吗？”

古尔德探询地看了其他人一眼，大家喃喃低语表示赞同。

“同意。”古尔德说。

“我还想建议，”管理主任继续说，“刚才这里通过决议的细节，在外面最好尽可能少说。”

当这些被匆忙召集起来的主任医生们知道会议的议题时，都惊呆了，感到错愕不已。会议的进程由伦纳德·斯威廷有条不紊地引导着。开会之前，斯威廷赶紧给医院的董事长弗格斯·麦克奈尔——他是在莫里斯敦从业的高级律师——打了一个电话。电话是当着安德鲁的面打的，尽管他只听得见这边的话，但是从听筒里传来的声音中，安德鲁真切地听到了董事长最后着重强调的一句话：“要保护医院。”

“我一定尽力而为。”管理主任是这么回答的。然后，他就走进隔壁的董事会议室，关上身后的门，把安德鲁一个人留在那里。几分钟后，门才打开，安德鲁被叫了进去。

围坐在会议桌旁的人表情都很严肃。

“乔丹医生，”委员会主席古尔德医生说，“刚刚有人告诉我们你指控的性质了。请把你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们。”

安德鲁把之前对主任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不时看看自己写的提要。等他讲完，有人提了几个问题，又讨论了几句。接着，斯威廷拿出已故的怀拉兹克的病历档案、住院登记表让大家传阅，大家一看到那些不证自明的记录，就悲戚地摇起头。

安德鲁分明有这样的感觉：尽管执行委员会成员没想到今天的议题会是这个，但是他们对这一问题本身并不感到吃惊。

接下来就是正式决议，剥夺诺亚·汤森在圣比德医院长期享有的地位。

这时，儿科主任说话了，他是一个瘦削的、讲话慢条斯理的新英格兰人。他说：“还有件事没讨论，就是那个死去的年轻人，该怎么办？”

“如果想知道该怎么办，”管理主任回答道，“重要的是进行尸体剖检。开会之前，我和死者在堪萨斯州的父亲通了个电话——死者的姐姐已经在过来的路上了，他同意做尸检。今天就进行解剖。”斯威廷看了病理科主任一眼，对方表示没有问题。

“那好，”儿科主任继续问，“可是，我们跟他的亲属怎么说呢？”

“对他们坦诚相告，”斯威廷回答，“由于牵涉法律，这个问题很棘手，可能会有麻烦。我建议你们把事情交给古尔德医生、我和麦克奈尔先生决定。麦克奈尔先生马上就过来，他会就法律问题提出意见。”他又补充道：“也许，得过一段时间，我们才能再向执行委员会汇报。”

古尔德医生问其他人：“这样行吗？”大家点头同意，看来大家像是松了一口气。

“也许”——安德鲁想，这真是一个关键词。也许……我们之后会再向执行委员会汇报，也许我们就不汇报了。

从斯威廷和他的顶头上司麦克奈尔所代表的院方来看，毫无疑问，他们希望一切都秘而不宣，希望无辜受害者、年轻的怀拉兹克在被火化后让人遗忘掉。从某种程度上说，安德鲁心想，也怨不得斯威廷或麦克奈尔。他们有自己的责任。如果这一切被人当作医疗事故闹上法庭，陪审团的裁决或相关的经济解决办法定下的金钱数目会大得惊人。赔偿金是否能掩盖这件事，安德鲁不知道，也不关心。他唯一肯定的就是：自己绝不参与掩盖事实的行为。

室内一片嗡嗡的低声交谈，会议主席敲了敲手中的小木槌，让大家注意听他讲话。

“现在，”古尔德医生说，“我们到了最艰难的一步了。”他环顾会场。“我得去诺亚·汤森那里，把我们这里的决定告诉他。我知道他还在医院里。有谁愿意跟我一块儿去？”

安德鲁说：“我跟你去。”他想，至少这件事他可以做。他对诺亚也有这份义务。

“谢谢你，安德鲁。”古尔德感激地点点头。

尽管紧接下来将要面对可悲而不平静的场面，但是在事后平静下来思考时，安德鲁直觉地感到诺亚·汤森在等着他们，而且见到他们去找他才宽了心。

埃兹拉·古尔德和安德鲁走出电梯，踏上病人住院的这层楼。右边是繁忙的走廊、一间间病房和一个护士站。汤森站在走廊的尽头，无所事事，似乎正望着空旷的地方发呆。

他们两人走过去时，汤森掉过头，一看见他们，他似乎像要缩到地板下面去一样。他转过身，突然又改变了主意，把身子转回来，勉强挤出来的笑容让他的脸扭曲着，他把两只手腕并起来，伸了出去。

“带手铐来了吗？”汤森问道。

古尔德显得不知所措，然后说：“诺亚，我得和你谈谈。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吧。”

“何必找安静的地方？”这回答近乎吼叫，看上去汤森是有意提高嗓门的，一个护士和好几个病人都好奇地转过头。“过不了今天，整个医院不是都会知道吗？”

“那好吧，”古尔德平静地说，“如果你非要这样，就在这里说吧。我有义务告诉你，诺亚，医务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开了一个会。大家非常遗憾地做出了一个决议，中止你在医院里的权力。”

“你知不知道，”汤森的嗓门仍然很高，“我在医院有多久了？我为医院做了多少事？”

“我知道你在这里工作了很多年，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做了很多的贡献。”古尔德不安地注意到围上来听他们讲话的人越来越多。“诺亚，难道我们不能……”

“难道这起不了一丁点儿作用吗？”

“很遗憾，在这件事上，一切都无济于事。”

“安德鲁在这儿，你问问他我做了多少事！问呀，快问他！”

“诺亚，”安德鲁说，“我把怀拉兹克的事告诉他们了。实在对不起，但是我必须这么做。”

“啊，怀拉兹克。”汤森的头像抽筋似地点了几下，声音也缓和了许多。“那可怜的年轻人，本来不该这么惨。我也为怀拉兹克感到难过。真的。”

突然，这位上了年纪的内科医生突然崩溃了，他泣不成声，周围的人感到极其尴尬。剧烈的抽泣令他浑身颤抖。抽泣声还伴随着断断续续的话语：“……头一次……出错……的确疏忽了……不会再发生了……向你们保证……”

安德鲁伸手想去扶住汤森，但是古尔德比他快。古尔德抓住汤森的胳臂，不容置疑地说：“诺亚，咱们走吧。你的身体不舒服。我送你回家。”

汤森还在抽泣着，抖动着，尽量让自己平静地往电梯那里走。身后是众人好奇的目光。

古尔德把汤森轻轻往前推了一点儿，转身平静地对安德鲁说：“安德鲁，你留在这里。查一下诺亚今天看了哪些病人，再检查一下他写的处方。尽快。不能再重蹈覆辙了……明白了吧？”

安德鲁不情愿地看着他们两人离去，点点头道：“明白了。”

到了电梯旁，汤森开始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不想离开。突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他心中像是有什么东西崩溃了，使过去的他成了碎片，原来的形象也毁了，所有曾经的气派与风度已荡然无存。电梯门一开，古尔德便硬是把汤森推了进去。甚至在电梯门关上之后，还听得到汤森的尖叫声。等电梯下降后，那声音才逐渐消逝，只留下安德鲁一人站在那里，四周一片寂静。

那天在家里吃完晚饭，安德鲁接到了古尔德打来的电话。

“我有事找你，”内科主任说，“就是今晚。你看哪里最方便？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去你家。”

“不，”安德鲁说，“咱们还是去医院里吧。”安德鲁觉得，眼下还没法跟西莉亚谈诺亚的事，尽管西莉亚和往常一样，预感到出了什么事，但是她也没有刨根究底。

等安德鲁到圣比德医院时，古尔德医生已在医院专门拨给他的那间小办公室里等他了。“请进，”他说，“请把门关上。”

古尔德拉开抽屉，取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两只玻璃杯。“这不符合规定，我也很少这样做。但是今晚我得喝点儿。你要一起吗？”

安德鲁感激地说：“谢谢，一起吧。”

古尔德斟了两杯酒，加上冰块和水，两人默默地喝着。

过了一会儿，古尔德说：“我和你分开之后，几乎一直和诺亚在一起。有几件事你应该知道。第一件是——这会影响你们诊所的业务，还有诺亚的病人——诺亚·汤森再也不会行医了。”

“他怎么样？”安德鲁问道。

“如果把问题改成‘他在什么地方’，我才好回答。”古尔德摇晃着杯中剩下的酒。“他已经被送到纽瓦克的一家私立精神病医院去了。据那里的专家们判断，他不大可能再出院了。”

古尔德费力地叙述着下午和傍晚发生的事。在说到某一段时，他冷酷地说：“希望我永远都别再碰到这种事了。”

离开安德鲁之后，古尔德和汤森来到圣比德医院的主楼层，这位内科主任设法把还在尖叫的汤森弄进一间没人的诊室，把门锁好后，急忙打电话叫来本院的一名精神病科的医生。等这位医生到了之后，两人一起才把汤森制服，给他打了镇静剂。显然，不能让汤森以这种状态回家。于是，精神病科的医生又匆忙打了几个电话，之后，古尔德和那个医生陪着汤森，通过救护车他把送进了纽瓦克的那家精神病医院。

等他们到了医院，镇静剂的药效已经过去，汤森变得很狂暴，他们只好给他穿上束身衣。“哎，真是糟透了！”古尔德掏出手绢，擦擦脸。

这时，人们明显发现诺亚·汤森已经精神错乱了。

古尔德是这样描述的：“似乎诺亚一直像个空壳一样活着——他在这种状态下已经很久了，当然这是他服药上瘾的结果。鬼知道他这段时间是怎么过的，反正他就这么一直留在了医院里。然后，突然之间，今天发生的事让他的这个壳碎了……里面已没有任何东西在正常运转，而且，现在看来，也无法救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