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尼娅·利文斯顿和梅尔·贝克斯菲尔德在主航站楼的中央大厅分开已经快一个小时了。虽然中间插进来很多事，但她现在依然记得他们两个在电梯外手碰到手的样子，还有他说那句话的语调，“这样，今晚我就又有借口见你啦。”

虽然塔尼娅知道梅尔今晚必须去市里一趟，但她还是希望梅尔记得自己说过的话——会抽时间先来她这里。

梅尔说的“借口”——好像真需要借口似的——是他对塔尼娅在咖啡厅听到的消息感到好奇。“80号航班上，有个逃票的乘客。”环美航空的一位票务员这么跟她说的。“他们在找你，”还有“听说，这个逃票的人可不好对付。”

事实证明，这位票务员说得没错。

塔尼娅此时又回到了那间环美航空值机柜台后面的小型私人会客室。今晚早些时候，她刚在这里安抚了一位心烦意乱的票务员，也就是年轻的佩茜·史密斯小姐。但现在，塔尼娅面对的不是佩茜，而是一个从圣迭戈来的小个子老妇人。

“您以前就这么做过，”塔尼娅问，“对吗？”

“哦，对啊，亲爱的。做过几次。”

这个老妇人舒舒服服地坐在那儿，一脸轻松。她双手交叉，优雅地放在膝头，手里还露出一角带有蕾丝花边的手绢。她穿了一身黑，很整齐。上身是一件老式的高领衬衫，活像谁的曾祖母要去教堂做礼拜。可实际上，她被抓到没买票就非法登机，想从洛杉矶飞往纽约。

塔尼娅想起来，自己在别的地方读到过，早在公元前700年，就有人偷偷搭乘腓尼基人的船前往地中海东部。那时，偷乘者一旦被抓，将被残忍地折磨致死——大人会被开膛破肚，小孩会被放在祭石中间活活烧死。

从那以后，惩罚逐渐减轻，可逃票者却屡禁不止。

塔尼娅怀疑，在航空公司员工这个有限的圈子之外，还有没有人知道：自从喷气式客机提速并加大民航客运能力之后，偷乘飞机这种事也像传染病似的蔓延开来。也许没人知道。航空公司煞费苦心地把这种事隐瞒起来，就是怕万一泄露出去，那些不掏腰包偷乘飞机的偶然事件会变得更加普遍。但挡不住还是有人知道，想逃票简直再容易不过了，这位从圣迭戈来的老妇人就深谙其道。

应该叫她艾达·昆赛特太太。名字是塔尼娅从她的社保卡上得知的，如果不是半路犯了一个错，这位昆赛特太太肯定一路畅行无阻，早就顺利到达纽约了。她错就错在把自己逃票的事告诉了邻座的人，然后邻座又通知了乘务员。乘务员报告给了机长，机长用无线电告知了机场，一位票务员和机场保安便提前候在林肯国际航空港，准备把这个老妇人赶下飞机。她被带到了塔尼娅的面前，作为一名乘客关系维护员，处理这些碰巧被航空公司逮住的逃票者就是塔尼娅的工作之一。

塔尼娅轻抚她的紧身制服裙，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动作。“好了，”她说，“您最好把一切都告诉我。”

这位老妇人松开双手，蕾丝手绢稍微换了个位置。“好，你听我说，我是一个寡妇，女儿结了婚住在纽约。有时候我觉得寂寞，就想去看看她。所以，我会到洛杉矶搭去纽约的飞机。”

“就这样吗？您没说逃票的事。”

昆赛特太太似乎很吃惊：“哦，亲爱的，我可付不起机票钱。我只有社保，还有我亡夫留下的一点儿退休金。我只付得起从圣迭戈到洛杉矶的汽车票钱。”

“您坐长途汽车真的付钱了吗？”

“那当然。灰狗巴士的人查得可严了。有一次，我买了张只能坐一站的车票，打算一直蹭着坐下去。但他们每到一个城市都会查一次票，司机发现我的票不对。他们可生气了，一点儿也比不上你们航空公司。”

“我很好奇，”塔尼娅说，“您怎么不从圣迭戈机场出发。”

“亲爱的，恐怕他们早就认识我了。”

“您的意思是，在圣迭戈也被逮住过？”

那位老妇人把头歪向一侧：“对。”

“除了我们，您以前还偷乘过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吗？”

“哦，乘过啊。但我最喜欢环美。”

塔尼娅尽力保持严肃，心里却很想笑，因为她们俩的对话就像在聊着散步去街角商店似的。但她还是一本正经地问道：“此话怎讲，昆赛特太太？”

“你们在纽约的那些人总是特别通情达理。在女儿那里待上一两周后，如果准备回家，我就会走到你们航空公司的办公室，直接告诉他们。”

“实话实说？说您偷乘飞机来的纽约？”

“对啊，亲爱的。他们会问我日期和航班号——我总会把它写下来，所以我记得。然后他们会查一些文件。”

“应该是航班乘客名单。”塔尼娅说。她思忖着：也不知这番话是真的，还是这老妇人编出来的。

“对，亲爱的。我估计就是这个。”

“请继续往下说。”

这位老妇人看上去惊讶极了。“别的就没啦。后来，他们就送我回家了啊。通常是安排在当天，坐你们公司的飞机。”

“说完了？没别的了？”

昆赛特太太淡淡一笑，神态自若，仿佛是在教区牧师那里喝下午茶似的。“有时候，他们也会责备我几句。说我太不守规矩了，让我以后别再这样。但我做得并不过分，不是吗？”

“对，”塔尼娅说，“确实不算什么。”

塔尼娅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事在于，这一切显然都是事实。航空公司都知道，这种事经常发生。打算逃票的乘客就这么轻而易举地上了飞机——他们混进去的方式五花八门——安静地坐在那里等着飞机起飞。只要不混入很容易清点人数的头等舱，逃票者就很容易蒙混过关，而且只要航班没有坐满，乘务员也很难察觉。乘务员会清点人数没错，他们点到的人数有可能和登机口的旅客名单不一致。这时，他们会怀疑有人偷乘飞机，但相关负责人就会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让飞机起飞，把实际人数和机票数不符记录下来，要么就重新查验每位登机乘客的机票。

如果决定重新验票，还要花上半个小时左右；与此同时，价值600万美元的喷气式客机停在地面延迟起飞的成本会迅速升高。航班的原定起飞安排和在整条航线上的飞行时间都会被打乱。需要接洽业务或有约在身的乘客会着急上火，焦躁不安，而机长一向喜欢保持准点记录，因此会对那位负责人大动肝火。那位负责人心想没准自己弄错了，而且如果没有非要延迟起飞不可的理由，事后可能还会被他的地区航运经理臭骂一通。最后，即便真揪出了那个逃票的人，整架航班运营成本升高、名声受损，实在得不偿失，还不如让那个人免费乘一次飞机算了。

因此，遇到这种情况，航空公司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关上舱门，让飞机起飞。

通常，这件事到这儿就完了。一旦上了飞机，乘务员会忙得顾不上验票，旅程结束之后，乘客当然也不愿意再等着查票，既浪费时间又嫌麻烦。因此，逃票的人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出去，既没有人盘问，也没有人阻拦。

关于她怎么坐飞机回来，老妇人跟塔尼娅说的一点儿也没错。航空公司认为，偷乘飞机的事是不应该发生的，但如果真发生了这样的事，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错，因为他们没有阻止该事件的发生。同理，航空公司有责任保证这些偷乘飞机的人能够回到他们的出发地——由于没有别的方式搭载他们——这些人会坐上回程班机的普通座，享受正常服务，包括航班上的饮食。

“你也是个好人，”昆赛特太太说。“我总能一眼看出别人是好是坏。但你比航空公司的其他人年轻多了——我是说，比我不得不见的那些人年轻多了。”

“您是说那些处理逃票骗子的工作人员？”

“对。”这位老妇人似乎一点儿都不觉得羞愧。她的眼睛四下打量着塔尼娅，像是在揣测什么。“我猜你28岁了。”

塔尼娅简单地回答：“37岁。”

“你长得年轻，却又很成熟。也许是结了婚的缘故。”

“别东拉西扯的，”塔尼娅说，“没用。”

“但你的确结婚了呀。”

“结过婚。已经离了。”

“真可惜。不然你的孩子一定很漂亮。遗传你的红头发。”

红头发，也许吧，但不会变灰，塔尼娅心想——她今早又发现了几根银灰色的头发。至于孩子，她可以告诉这位老太太她的确有一个孩子，现在待在她家的公寓里，但愿已经睡着了。但是，她没说这些，而是一脸严肃地对艾达·昆赛特太太说：

“您做的这些很不诚实。您这是诈骗，是违法的。您应该知道我们是可以起诉你的吧。”

这位老妇人无辜的脸上第一次浮现出一丝胜利的神情。“但是，你们不会起诉我的，不是吗？你们从来没有起诉过任何人。”

塔尼娅心想：再谈下去已经没有意义。她很清楚，昆赛特太太显然也明白，航空公司从来没有起诉过偷乘飞机的人，因为弄得人尽皆知比息事宁人损失更大。

只不过，可以再问她几个问题，得到的答案将来也许用得上。

“昆赛特太太，”塔尼娅说，“既然您多次免费搭乘环美的飞机，起码能帮我们一点儿忙。”

“能帮我自然乐意帮。”

“我想知道，您究竟是怎样登上我们的航班的。”

老妇人笑了。“亲爱的，方法可不少呢。我每次尽量用不同的办法。”

“都告诉我吧。”

“最常用的一种是尽早到机场，给自己弄到一个登机牌。”

“这不是很难办吗？”

“你说弄到登机牌？哦，不难办，其实很简单。现在航空公司都爱把票夹当登机牌用。所以，我会走到登机柜台前，说我把票夹弄丢了，请再给我一个。我会挑那个有很多人等着，业务非常忙的柜台去问。他们总是二话不说就给我了。”

塔尼娅心想，他们自然会给。因为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请求，经常发生。此外，大多数人和昆赛特太太不一样，他们需要新票夹当然不是为了干违法乱纪的事。

“但那只是一个空票夹，”塔尼娅指出来，“不是登机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