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赶上一份好差事，我们八个人得去守卫一个村子，那里因为被轰击得太猛烈，已经被放弃了。

我们特别要去照看那个军粮库，因为那里还没有搬空。我们自己的给养也得从那个库里去领取。干这个勤务，我们这几个人正合适，卡钦斯基、克罗普、缪勒、加登、勒尔、德特林，我们这一帮子人统统都在。尽管海伊已经死了。可是我们大家，运气还是很好，所有别的部队，伤亡都比我们多。

我们挑了一个用混凝土加固的地窖作为掩蔽壕，有台阶从上面通到下面。入口处另外有一道混凝土墙作为防护。

现在，我们进行了很多准备。这还是一个机会，不仅可以舒展一下双腿，而且还可以舒展心灵。对这样的机会，我们都充分加以利用，因为我们的处境太绝望，也不允许长久地多愁善感。只是在情况并不十分糟糕的时候，才有这种可能。然而，除了实事求是之外，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实事求是到这样的程度，每当战前的一个思绪偶尔闯进头脑里来的时候，我往往会战栗起来。不过，持续的时间是不长的。

我们必须把情况尽量看得轻松一些。因此我们总是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让无聊的废话直接、紧密、无间地跟恐惧依傍在一起。别的可能是没有的，那是我们用以激励自己的办法。于是我们热情地着手工作，来创造一种田园生活，当然是一种吃啊睡啊的田园生活。小木房里起初铺的是垫褥，那是我们从几间屋子里拖过来的。就算是一个士兵的屁股，也喜欢坐得柔软一些。只有房间中央，留着一块空地。于是我们就设法弄来了毛毯和鸭绒被，豪华的柔软的东西。村子里，样样东西都有的是。克罗普和我还找到一张拆得开的桃花心木床，有着一顶蓝色的绸帐和一条带花边的罩单。把它搬进来的时候，我们像猴子一般流着大汗，但是一个人总不能把这样一件东西放过啊，不用说，在一两天之内它也准会被打得粉碎的。

卡钦斯基和我到几所房子里去稍稍巡逻了一下。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收集到了十二只鸡蛋和两磅相当新鲜的黄油。蓦然间，客厅里轰的一声，一只铁炉子穿进墙壁，越过我们，在离开我们一米的地方，又从后面一堵墙壁里蹿了出去。两个窟窿。原来它是从对面一所房子里飞过来的，那里正巧中了一发炮弹。“畜生！”卡钦斯基龇牙咧嘴地笑道，我们继续进行着搜索。猛然间，我们竖起耳朵倾听，抢步穿行过去。一下子我们着了魔似的呆住了：在一个小小的猪圈里，竟然还有两只活生生的小猪在跑来跑去。我们揉了揉眼睛，又看了看到底是不是真的：一点不假，它们仍然在那里呢。我们一把将它们捉住，毫无疑问，是两只地地道道的小猪。

这就可以做一顿出色的饭菜了。离我们的掩蔽壕大约五十步路，有一所小小的房子，原来是军官的住所。厨房里有一只巨大的炉灶，带着两个格栅，还有锅啊、罐啊、壶啊这些东西。样样都有，甚至在棚屋里还放着一大堆劈成细片的木柴，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懒汉乐园咧。

我们中有两个人一个上午都在田野里寻找马铃薯、胡萝卜和青豌豆。我们相当骄矜，对军粮库里的罐头觉得毫无兴趣，我们要的是新鲜蔬菜。在餐室里，早已有两棵花椰菜搁在那里了。两头小猪都给宰了。是卡钦斯基动手干的。和烤肉配在一起，我们想做些油炸马铃薯饼。可是我们找不到一个刨马铃薯的刨子。不过，这个困难很快就解决了。我们用一根钉子在一个罐头盖子上打了好多洞眼，这样就做成了一个刨子。三个人戴上了厚厚的手套，为了使用刨子时可以保护手指，另外两个人削马铃薯皮，一下子大家就这样干起来了。

卡钦斯基负责处理猪肉、胡萝卜、豌豆和花椰菜。他甚至在花椰菜里还加了点白酱汁。我负责油炸马铃薯饼，一次四个。过了十分钟，我发现这样一个窍门，把平底锅甩动一下，让一面已经炸好的马铃薯饼往上一抛，在空中翻了个身，落下来时又用锅子接住。小猪是整只烤的。我们大家围住它们站着，仿佛就在祭坛前面一般。

同时我们还招待了客人，有两个无线电报务员，被慷慨地邀请来吃饭。他们坐在客厅里，那里有一架钢琴。他们一个弹琴，一个唱《威悉河[23]上》。他唱得很有感情，不过带着相当多的萨克森口音。尽管如此，当我们站在炉灶旁边准备着佳肴美馔的时候，它还是使我们深受感动的。

随后我们逐渐发觉，我们就要招来麻烦了。侦察气球已经找出了我们烟囱里的炊烟的方位，炮弹开始朝我们发射过来。它们都是那种该死的小玩意儿，打在地上只有那么一个小小的洞，散开去的时候那个范围可很广，离地又很近。它们接二连三地掉在我们的四周，距离越来越近了，可我们总不能把这些吃的东西撇下不管啊。那一批家伙继续在发射。有两三块弹片，打厨房窗子的顶上呼呼地穿过去。小猪我们已经烤好。但是要炸那点马铃薯饼，这会儿就难了。轰击来得那么紧密，弹片越来越频繁地打在厨房的墙上，随后从窗子里钻进来。每当我听到有样东西在呼呼地飞过来的时候，我就拿着煎锅和炸饼弯一下膝盖，蹲伏在窗子旁边的墙底下。随后我又马上直起身来，继续炸我的马铃薯饼。

那两个萨克森人停止演唱了，一块弹片扎进了钢琴。后来，我们终于把一切都准备停当，便组织大家把东西运回掩蔽壕去。在下一次轰击过后，两个人带着几罐蔬菜，冲过五十米，到了掩蔽壕里。我们看到他们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又是一次爆炸。大家都蹲了下去，随后又有两个人往那儿奔跑，各人带着一大壶最高级的咖啡，在下一次轰击以前到达了掩蔽壕。

随后，卡钦斯基和克罗普抓起那件杰作：盛在一只大平底锅里的两头棕黄色的烤小猪。一声呼啸，一弯膝盖，他们一口气冲过了五十米空旷的田野。

我留下来要煎好那最后的四个油炸饼。有两回，我不得不趴到了地上，可我毕竟多煎了四个饼，而那正是我最最爱吃的。

于是我抓住那只高高堆着油炸饼的盘子，紧紧地贴在房门背后。嘘嘘地响了一阵，啪啪地爆了几下，我把盘子用双手抱住，压在胸口，飞也似的直奔过去。差不多快要赶到了，忽然有个呼呼的声音越来越响，于是我像一头鹿一样撒腿狂奔，掠过水泥墙，炮弹碎片溅在那道墙上，我在地窖的台阶上摔倒了，臂肘也被擦伤，可是我一个油炸饼也没有丢失，连盘子也没有破。

两点左右，我们开始用餐。这顿饭一直吃到六点。咖啡，我们喝到七点半，是军粮库里那种给军官喝的咖啡，还抽军官抽的雪茄和纸烟，也是从军粮库里弄来的。七点半整，我们开始吃晚饭。大约十点光景，我们把小猪的骨头抛到了门外。随后是干邑白兰地酒和朗姆酒，也都是从那个上帝保佑的军粮库里弄来的，接着又抽了那种又长又粗、缠着商标纸圈的雪茄。加登认为，眼下只少一样东西：军妓院里的姑娘。

到了深夜，我们听见了喵喵的叫声。一只小灰猫蹲在入口的地方。我们便把它逗引进来，还拿了点东西给它吃。这一下又把我们自己的食欲引起来了。我们嘴里还在嚼着，就躺下来睡了。

可是，那一夜过得很糟糕。我们吃的油脂太多了。新鲜的小猪使肠胃很不好受。掩蔽壕里不断地有人在进进出出。总有这么两三个人褪下裤子，蹲在外面，嘴里还在咒骂。我自己一共出去了九次。清早四点钟左右，我们创造了一个纪录：所有十一个人，卫兵和客人，统统都蹲在外面。

夜里，燃烧着的房子看上去像是一个个火炬。炮弹轰隆隆地飞过去，又哗啦啦地落下来。运送弹药的车队在大街上疾驰着。街道一边，那个军粮库被炸开了。于是那些车队的驾驶员，不顾满天纷飞的弹片，一窝蜂拥进去抢面包。我们也就乖乖地随他们的便。要是我们吭上一声，多半会挨他们一顿毒打。所以我们采取另外的办法。我们解释说，我们是卫兵，因而了解里面的情况，我们弄来了罐头食品，拿去交换我们缺少的东西。

不管怎么样，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要不了好久，这一切反正都会被炸得粉碎的。我们自己从库房里拿了一点巧克力，分成一块一块地吃着。卡钦斯基说，这对吃坏了的肚子有好处。

就这样吃啊，喝啊，闲游浪荡啊，过了差不多有十四天。没有人来干扰我们。这个村子在炮火底下逐渐消失，而我们却过着快乐的生活。只要军粮库还有一部分依然存在，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无所谓的，我们巴不得一直住在这里，直到战争结束。

加登已经变得过分讲究了，他雪茄只抽半支就扔掉。他趾高气扬地解释，说这是他的习惯。而卡钦斯基，他是精神最饱满的。每天清早，他的第一声叫唤总是：“埃米尔，把鱼子酱和咖啡送进来。”我们都摆出一副十分高贵的气派，人人都把别人当作是自己的勤务兵，使唤他，命令他。“克罗普，我脚底有点发痒，赶快把那虱子捉掉。”勒尔说道，便像一个女演员那样朝他伸出一条腿去，克罗普就把这条腿抓住了将他拖上台阶。“加登！”“什么事？”“稍息，加登；此外，不要说‘什么事’，要说‘是，遵命’！那么，加登！”加登就用歌德的《格兹·冯·伯利琴根》[24]这部剧里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来回答他，这句话他往往能够脱口而出。

又过了八天，我们接到调回去的命令。快乐的日子过去了。有两辆很大的汽车把我们运走。那车上高高堆着许多薄木板。可是克罗普和我还是把那张有四根柱子的床，连同一顶蓝色的绸帐、垫褥和两条带花边的罩单统统装在那顶上。床头后面还放上一袋最好的食品。我们不时摸进里头去，那些硬邦邦的火腿香肠，一罐罐的肝浆灌肠，一听听的罐头食物，一箱箱的纸烟，使我们心花怒放。每个人都随身带了满满一袋。

克罗普和我另外又抢救出来了两把红色的大靠背椅。它们就放在那张大床里面，我们伸开四肢坐在那上头，仿佛坐在包厢里似的。床帐的绸子在我们的头顶上给吹得鼓了起来，如同一顶华盖。每个人的嘴里都衔着一根长长的雪茄。就这样，我们居高临下地观看着这一带的风光。

在我们中间还放着一个鹦鹉笼，那是为了装猫而找来的。那只猫也跟着我们来了，它躺在笼子里，面前放着一盘肉，喵喵地叫着。

汽车在路上慢慢地开动着。我们唱着歌。在我们后面，从那眼下已经完全放弃了的村子里，炮弹掀起了一股股喷泉般的泥土。

几天之后，我们被派出去撤离一个村子。一路上我们遇见那些逃难的居民。他们拖着所有的家财杂物，放在手推车上，婴儿车上，或者驮在背上。他们形体伛偻，脸上充满着忧伤、绝望、慌忙和无可奈何的神态。孩子们牵着他们母亲的手，往往有个年纪较大的姑娘领着几个年纪小一点的，他们跌跌绊绊地往前走着，一再回过头来看。有几个还带着样子很可怜的玩具娃娃。他们打我们旁边走过的时候，大家都默不作声。

我们列成纵队行进着，法国人对一个还住着居民的村庄当然是不会轰击的。可是过了几分钟，空中呼吼着，大地震颤着，叫喊声响了起来，一发炮弹正好落在殿后队伍里。我们分散开，扑倒在地，可是就在那一霎时，我觉得自己的急智丧失了，这种急智一向使我在炮火底下往往不知不觉地把事情做对。“你完蛋了”的思想，伴着使人窒息和难受的恐怖闪现出来，于是下一刹那，一个打击活像抽一鞭子那样掠过我的左腿。我听见克罗普叫了一声，他就在我的身边呢。

“赶快，起来，艾伯特！”我喊道，因为我们都毫无掩蔽地躺在空旷的田野里。

他踉踉跄跄站起身来奔跑。我紧紧地跟在他旁边。我们必须翻过一道篱笆，这道篱笆比我们的个头都还高些。克罗普抓住一根树枝，我就托住他的腿往上一举，他叫了一声，我便将他一推，这样他就翻过去了。我纵身一跃，也跟着过去，却掉在篱笆后面的一个池塘里。

我们满脸都是浮萍和污泥，不过掩蔽倒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就泡在齐颈的塘水里。每当炮弹声嘘嘘地响过来的时候，我们便把脑袋往水里一钻。

这样做了十几次以后，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于是克罗普抱怨着说：“让我们离开这里吧，要不我会沉进里头淹死的。”

“什么地方你挂了彩啦？”我问。

“在膝盖那里，我觉得。”

“你还能跑吗？”

“我觉得……”

“那就离开这里吧。”

我们赶到路边的水沟那里，弯着腰，沿着沟一路奔过去。炮火跟踪着我们。这条路通往军火库。要是那个地方爆炸的话，那么我们便没有一个能保住自己的脑袋。因此我们就改变计划，从田野里斜穿过去。

克罗普渐渐走不动了。“你走吧，我随后就来。”他说着，便倒了下去。

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摇着他。“起来，艾伯特，你只要一躺下来，就再也不能往前走了。赶快，我扶你起来吧。”

我们终于走到了一个小小的掩蔽壕。克罗普跌了进去，我便给他包扎好伤口。那一枪正好打在他膝盖上面一点点地方。随后我看了看自己。我的裤子血淋淋的，手臂也一样。克罗普用他的急救药包把我的伤口包扎好了。他的腿早已不能动弹，我们两个人都很奇怪，我们到底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只是恐惧，才使这样的事成为可能，我们甚至还会奔跑，即使我们的双脚都被打掉了，我们还能用剩下的残肢来奔跑。

我还能爬这么一点路，便唤住一辆过路的救护车，他们把我们给带走了。车上装满了伤兵。有个一等兵护理员在场，他在我们的胸口打了一针预防破伤风。

到了野战医院，我们整理了一番，两个人就并排躺下来了。他们给了我们一碗稀薄的清汤，我们贪婪又鄙夷地用汤匙舀出来吃了个光，因为我们虽然过惯了好日子，但是这会儿毕竟都饿了。

“现在可以回家了，艾伯特。”我说。

“但愿如此，”他答道，“我只希望知道自己受了什么样的伤。”

痛得更加厉害了。绷带像火一样地燃烧着。我们喝着，喝着，一杯水喝完了，又是一杯。

“我中弹的地方，在膝盖上面有多远？”克罗普问。

“至少有十厘米。”我回答。其实也许只有三厘米。

“我已经下定决心，”过了一会儿，他说，“假如他们要把我的腿截掉，那我就一了百了。我不愿意一辈子做一个残疾。”

就这样，我们思绪万千地躺在那里，等着。

傍晚时分，我们被拖到了“屠宰场”去。我吃了一惊，便很快想到我该怎么办。因为人人都知道，野战医院的医生，轻易就动切除手术。在大批伤员源源涌到的情况之下，切除手术要比复杂的修补工作简单得多。我忽然想到了克默里希。怎么说我也绝对不让他们上麻醉剂，哪怕我非得砸碎他们几个人的脑袋瓜。

总算还好。那医生在我的伤口里拨弄了一转，弄得我眼前一片昏黑。“别再这样装腔作势了。”他骂道，便又乱戳起来。那些医疗器械在明亮的灯光下闪耀着，如同一群凶恶的野兽。那疼痛是难以忍受的。有两名护士牢牢地抓住我的两只胳膊，可是我还是挣脱了一只，正想砸碎那个医生的眼镜，却被他发觉，往后一跳避开了。“给这个家伙上麻药！”他愤怒地吼道。

于是我就镇静下来。“请原谅，医生先生，我会乖乖地一动也不动的，可别给我上麻药。”

“那么好吧。”他咯咯笑着，又拿起了他的医疗用具。他是一个金黄色头发的小伙子，年纪不出三十，脸上有几处伤疤，还戴着一副叫人讨厌的金边眼镜。这会儿我才发觉，他这是在故意折磨我，他只是在我的伤口里拨弄，还从他的眼镜上端偷偷地斜觑着我。我的双手使劲地抓住把手，我宁可死去，也不让他听到我一声轻微的叫喊。

他已经挖出一块弹片，扔给我。从表面上看来，他对我的这种行为感到满意，因为他现在为我上夹板的时候就很仔细，他还说：“明天你就可以回家去了。”后来我又上了石膏。等我回去又跟克罗普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明天早晨很可能会开来一列运送伤兵的火车。

“我们一定要跟那个上士军医疏通一下，好让我们能够一直待在一起，克罗普。”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把两支贴着商标纸圈的雪茄奉送给了那个上士，随后又把我的来意透露给他。他闻了闻那雪茄，问道：“这种东西你还有吗？”

“还有一大把咧，”我说，“我的伙伴，”我指指克罗普，“他也有的是。我们倒很愿意明天拿来，从运送伤兵火车的窗子里递给您。”

他当然心中有数，便又闻了闻雪茄，说道：“行。”

整个晚上，我们一分钟也没有睡着。我们这间病房里，一共死了七个人。其中有一个，在呼吸开始困难、咯咯地喘气之前，竟用又高又尖的破嗓子男高音唱了一小时的赞美诗。还有一个，从病床上下来，爬到了窗口。他躺在那里，好像最后一次要向窗外眺望似的。

我们的担架停在月台上。我们在等候火车。天下着雨，月台却没有屋顶。我们的毯子又很薄。我们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了。

那名上士像母亲一般照顾我们。我虽然觉得情况很不妙，可是我并没有放弃我们的计划，心里一直想着它。偶尔我让他看看那个背包，还预付给他一支雪茄。作为报答，那上士给我们盖上了一块帐篷布。

“老兄，”我忽然想起自己的事情来了，“我们那张有四根柱子的大床，还有那只猫……”

“还有那几把俱乐部里用的安乐椅。”他补充说道。

是的，还有那几把俱乐部里用的红丝绒的安乐椅。一到晚上，我们往往如同王公似的坐在那上面，而且打算以后把它们按钟点出租。每小时一根纸烟。那倒是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也可以成为一项正常的营生。

“艾伯特，”我又说道，“还有我们那盛食品的袋子。”

我们有点忧伤起来。那些个东西，我们可能还会有用的。只要火车晚一天开走，卡钦斯基肯定会找到我们，而且会把东西带给我们的。

倒霉的命运。肚子里我们装的是面粉薄糊，医院里的糟糕伙食，而在我们那几个袋子里，却除了罐头食品，还装有烤猪肉。不过我们已经那么虚弱，对这样的事再也不会激动了。

火车早晨开到的时候，担架都已经湿透了。那上士留心让我们待在同一节车厢里。那里有一批红十字会的护士。克罗普被安置在下铺。我被抬起来，关照好要住在他上面的那个铺位。

“老天爷！”我突然叫了起来。

“什么事啊？”护士问道。

我朝那个铺位斜觑了一眼。那上面铺着一条雪白的亚麻布床单，无法想象的干净，连熨烫过的皱褶都还留在上面。而我的衬衫却已经穿了六个星期都没洗过，脏透了。

“你自己一个人爬不进去吗？”那女护士担心地问。

“可以，”我流着汗说，“不过请您先把被褥拿掉。”

“为什么？”

我觉得自己活像一头猪。我一定要睡进去吗？“那会……”我踌躇着。

“有点脏吗？”她鼓励似的问道。“那没有关系，我们以后还会把它洗干净的。”

“不，不是那个——”我激动地说。对这种突然来临的讲究，我简直经受不了。

“你们既然在前线睡过战壕，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洗这么一条床单。”她继续说道。

我瞅了她一眼，她年轻又漂亮，皮肤光滑而细腻，就跟这里所有的东西一样。一个人不能理解，这样的人竟然不是只服侍军官的，对此他会觉得很不舒服，甚至多少还会感到失措。

女人毕竟是个折磨人的东西，她在强迫我说出这句话来呢。“只是……”我又说了，她一定会知道我的意思的。

“那么又是什么呢？”

“因为那些虱子。”我终于吼叫起来了。

她笑了。“它们也该过一天好日子嘛。”

现在我什么都不管了。我爬进了铺位，盖好了被子。

有只手在被子上摸索。是那个上士。他带着雪茄烟走了。

一小时过后，我们发觉，我们在移动了。

夜里，我睡不着觉。克罗普也安静不下来。火车轻声地在轨道上滚动。这一切我还没法理解：一张床，一列火车，家。我低声唤道：“艾伯特！”

“嗯。”

“你知道厕所在哪里？”

“我估摸，在车门的右边。”

“我想去看一看。”车厢里黑乎乎的，我摸到了床边，想小心谨慎地溜下去。可是我的脚找不到一个立足点，我开始滑下来，那上着石膏的腿也帮不了什么忙，于是轰的一声我便倒在地上了。

“该死！”我说。

“你撞着了吗？”克罗普问。

“你能听清楚，”我喃喃地抱怨着，“我的脑袋——”

车厢后面的一扇门开了。那位女护士拿着个灯走了进来，直朝我望着。

“他从床上摔下来啦。”

她按了按我的脉搏，摸了摸我的额头。“不过，你没有发烧。”

“没有。”我表示同意。

“那么，你是不是做梦了？”她问。

“大概是的。”我把话岔开了。现在，盘问又开始了。她用一双明亮的眼睛瞅着我，她越是干净和优美，我就越是不能告诉她我需要的是什么。

我又被抬到了上头的铺位上。那固然很好。等她一走，我就得试着再爬下来。如果她是一个老太婆，那么把真情实况说出来也比较容易，然而她是这么年轻，最多只有二十五岁，那就不好办了，我对她不好开这个口。

这时候，克罗普来搭救我了，他不怕羞，别人被弄得难堪他都无所谓。他就去招呼那位女护士。她转过身来。“护士小姐，他要——”可是艾伯特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把这个意思无可指责、合乎礼貌地表达出来。在我们前线，只要说这么一个词就成，可是在这里，对着这样一位女士，可他一下子想起了在学校里的情形，便流利地续完了他刚才说的那句话。“他要出去一下，护士小姐。”

“原来是这样，”那护士说，“不过上了石膏，他不应该从床上爬下来。那么，您要什么？”她转身问我。

对于这个新的转变，我大为震惊，因为那个东西行话叫什么，我毫无所知。那护士倒来帮我的忙了：“小的还是大的？”这种丢人的事！我像猴子一样冒着大汗，狼狈地说：“唔，只要小一点的——”

不管怎么说，这句话至少产生了一点效果。

我拿到了一个瓶子。几小时之后，就不再光是我一个人了，到了早晨，我们对这些事都已经习惯，而且提出什么要求，也一点不觉得什么不好意思了。

火车走得很慢。有时候它停下来，把死了的人抬下去。停车的次数很多。

艾伯特在发烧。我的情况还可以，只是有点疼，不过最糟糕的是，在那石膏绷带下面可能还有虱子。痒得厉害，而自己却挠不到。

整天，我们就是睡觉。田野风光从车窗外悄悄地掠过去。第三天晚上，我们到了赫伯斯塔尔[25]。我从护士那里听到，艾伯特因为发烧，就要在下一站抬下去。“这一列火车开到哪里？”我问。

“到科隆。”

“艾伯特，咱们会在一起的，”我说，“你瞧着吧。”那护士第二次来巡视的时候，我屏住呼吸，把气逼到脑瓜里，脸又胀又红。她站住了。“您觉得疼吗？”

“是的，”我哼哼着，“一下子疼起来了。”

她给了我一支体温计，就往前走去。要是我连这点窍门都不知道，那就说不上拜过卡钦斯基为师了。这种军用体温计，没有把有经验的军人考虑在内。你只要让那水银柱子升上去，那它就会停留在真空管里，不再落下来了。

我把那体温计夹在胳膊底下，向下倾斜，用食指持续不断地弹它。然后我再把它一摇。我就让它升到了三十七度九。可是这还不够。赶快点根火柴小心翼翼地放在它旁边，使它上升到了三十八度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