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了好几天。第一批飞机在天空中出现了。我们超过了运输车队，运的全是大炮。我们搭上了一列军车。我寻找我的团队。没有人知道它到底在什么地方。走到哪里，我就住在哪里。第二天早上，我就在那里弄到一点口粮，得到一些含糊其辞的回答。就这样，我带着背包和步枪，又重新上路了。等我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那个被毁坏的地方了。我听说我们已经被改编成突击师之一，哪里情况最棘手，就往哪里插进去。对这件事，我并不感到高兴。他们还告诉我，我们遭受了重大的伤亡。我便打听卡钦斯基和克罗普的下落。没有人知道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

我进一步搜寻，到处乱闯。一夜又一夜，我露宿在外面，像一个印第安人似的。后来，我终于得到了一点确切的消息，那天下午可以到连队办公室去报到了。

那上士就把我留住在那里。连队两天之内就会回来，此刻把我派出去是没有意义的。“假期过得怎么样？”他问。“很好吧，呃？”

“有一段还好。”我说。

“是的，是的，”他叹了口气，“要是一个人用不着再回来就好了。后半个假期，往往就是因此给搞糟了。”

我四处闲逛，直到有一天早上连队开回来，他们面色灰暗，一身尘土，又厌烦又忧郁。我跳起来，挤进他们中间，眼睛一路搜索着，那里是加登，那里是缪勒，在擤着鼻涕，那里还有卡钦斯基和克罗普。我们把草垫并排铺好。当我望着他们的时候，心里有种负罪的感觉，其实是一点理由也没有的。在我们上床睡觉以前，我把剩下的油炸马铃薯饼和果酱都拿了出来，让他们每个人都尝一点。

有两块放在外面的煎饼已经发了霉，不过还是可以吃的。我就把这两块留给自己，把新鲜的分给卡钦斯基和克罗普。

卡钦斯基一边嚼着，一边问道：“这些大概都是你母亲给的吧？”

我点点头。

“很不错，”他说，“我一尝味道就知道了。”

我差点哭出来。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可是回到这里又跟卡钦斯基和克罗普在一起，马上就会好起来的。我是属于这里的嘛。

“你算是运气，”在我们大家还没入睡之前，克罗普低声说，“他们说，我们就要开到俄国去咧。”到俄国去。那边算不得有什么战争。

远处，前线雷鸣般地轰响着。营房的墙壁格格地颤动起来了。

我们做了大量的清洁工作。我们处处都受到了检查。凡是破损了的东西，样样都给换上新的。我从中弄到了一件毫无污渍的崭新的上衣，不用说，卡钦斯基甚至还弄到了全套崭新的制服咧。谣言正在到处流传。说是也许就要和平了，但是还有另一种说法更加可能一些：那就是我们正要开到俄国去。可是，在俄国我们又要这些新东西干吗呢？最后，消息走漏出来了：德国皇帝要到我们这里来巡视。怪不得搞了这么多次检查。

整整八天，大家还以为是在新兵营里，竟有那么多的作业和操练。人人被弄得又暴躁又激动，我们对过量的清洁工作已经没有好感，更别提这种分列前进的检阅式操练了。这些事情比上前线更使一个士兵恼火。那个时刻终于来到了。我们立正姿势站着，皇帝驾到了。我们都很好奇，想看看他的外貌到底是怎么样的。他沿着我们的队列昂首阔步地走过去，我实实在在觉得有点失望：从他的相片上看来，我想象他模样还要雄伟些，身材还要魁梧些，还有雷鸣般的洪亮嗓音。

他颁发了铁十字勋章，跟这个人讲几句，又跟那个人讲几句。随后我们齐步走开了。

后来我们大家纷纷议论了起来。加登惊讶地说：“原来这就是皇帝陛下。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都得在他面前立正站着！”他暗自沉思着。“哪怕是兴登堡[19]，他也一样要立正站在他面前，不是吗？”

“正是。”卡钦斯基证明说。

加登话还没有说完咧。他寻思了一会儿，随后问道：“那么一个国王是不是也得在一个皇帝面前立正站着呢？”

关于这一点，谁也说不准，不过我们认为那是不会的。他们两个人都是那样高贵，大概不会坚决要求对方规规矩矩以立正姿势站在自己面前咧。

“你胡说些什么呀？”卡钦斯基说，“主要的事情是，你自己得立正站着就是啰。”

可是加登却完全着了迷。他那一向枯燥无味的幻想这会儿又活动起来了。

“可是你瞧，”他大声说道，“我简直不能相信，皇帝也得像我一样上厕所。”

“你尽可以完全相信这件事。”克罗普笑了起来。

“疯子加三等于七，”卡钦斯基补充说，“你的脑袋瓜里钻进了一个虱子，加登，你赶快跑到厕所里去，把你的头颅弄弄干净，免得再像一个两岁娃娃那样说话了。”

加登消失不见了。

“可是，我很想知道的是，”克罗普说，“如果皇帝说一声‘不’，是不是仗就不会打了？”

“我敢相信仗肯定还是会打的，”我打岔说，“据说他反正起初就完全不赞成打仗。”

“那么，如果不光是他一个人，而是也许世界上有这么二三十个人都说‘不’呢？”

“那大概就行了，”我表示同意，“可惜他们恰好都说要打。”

“这样的事，你想想也真怪，”克罗普接着说道，“我们在这里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可是法国人在那边，也是为了保卫他们的祖国。那么，到底谁是对的呢？”

“也许两方面都对。”我说，可我自己却并不相信。

“好吧，就算是这样，”他追问下去，我看得出他的意思是想把我逼入困境，“可是我们的教授、牧师和报纸都说只有我们是对的，我们也巴不得是这样。可是法国的教授、牧师和报纸却说他们是对的，这又该怎么说呢？”

“那我可不知道，”我说，“不过不管怎么样，战争还是在进行，而且参加战争的国家还在每月增多咧。”

加登又来了。他仍然很兴奋，马上又加入了谈话，他想了解一场战争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

“大多是由于一个国家严重地侵犯了另一个国家。”克罗普答道，稍稍带着点优越的神气。

于是加登装出一副听不懂的样子。“一个国家？这我可不理解。德国的一座山不可能去侵犯法国的一座山。或者说一条河流，一片树林，一块麦田，都不可能去侵犯别人家的。”

“你是真的那么愚蠢，还是在戏弄我呢？”克罗普喃喃地抱怨说。“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一个民族侵犯了另一个民族……”

“那么在这里，根本就没有我的事，”加登答道，“我自己并不觉得有人侵犯了我。”

“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克罗普没好气地说，“这根本不取决于你这样的乡下佬。”

“这么说，我就马上可以回家去啰。”加登坚持说，我们大家都笑了。

“啊呀，你这个人哪，他说的民族是指一个整体，是指一个国家——”缪勒嚷道。

“国家，国家，”加登鄙夷地把手指掰出响声，“宪兵，警察，捐税，那就是你们的国家。如果你讲的就是这些东西，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对，”卡钦斯基说，“这是你第一次说对了，加登。国家和祖国，这其间有着很大的区别。”

“可它们总是连在一起的，”克罗普坚持自己的看法，“没有了国家，也就不会有祖国。”

“对，可是你只要仔细想一想，我们大家差不多全是普普通通的人。而在法国，绝大多数也是工人、手工业者或是小职员。那么，为什么一个法国的钳工或鞋匠一定要攻打我们呢？不，那不过是一些统治者罢了。来到这里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法国人，而大部分法国人也完全一个样，他们没有看见过我们。他们也跟我们一个样，不会有什么人去征询关于战争的意见的。”

“那么，战争究竟为的是什么呢？”加登问。

卡钦斯基耸了耸肩膀。“一定有一些人，战争对他们有好处。”

“好吧，我可不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加登龇牙咧嘴地笑着。

“你不是，这里的任何一个都不是。”

“那么，他们又是谁呢？”加登追问着。“那对皇帝也没有什么好处。他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样样都有了。”

“那我就不好说了，”卡钦斯基答道，“他到现在为止，还不曾有过一次战争。而每一位卓越的皇帝至少得经历一次战争，否则他就不会有名了。你们去看看学校课本吧。”

“还有将军们，他们也是经过战争才出名的。”德特林说。

“甚至比皇帝都更有名咧。”卡钦斯基作证道。

“在后方肯定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靠战争发了财。”德特林含含糊糊地嘟囔着。

“我认为那是一种疫病。”克罗普说。“没有什么人特别需要它，随后它却一下子就来到了。我们并不需要战争，别人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半个世界依然都卷进去了。”

“可是他们那边撒的谎，比我们的还多咧，”我反驳道，“只要想一想俘虏身上的那些传单吧，那上面竟说我们吃比利时的小孩子。写那种东西的家伙，应当把他们绞死。他们才是真正的罪犯。”

缪勒站起身来。“不管怎么样，仗在这里打总要比在德国打好多了。你只要看一看那些弹坑！”

“话说得对，”加登表示同意，“可是根本不打仗，那就更好啦。”

他很自豪，因为这一回他毕竟胜过了我们这些只须服役一年的应征士兵[20]。而他的意见在这里确实也很典型，人们可以一再听到这种说法，而且也没法加以反驳，因为大家对所牵涉的其他一些因素，了解终究是有限的。军人的民族感情就在于：他来到这里了。可是那也正是这种感情的终结，其他的一切他就以实用的观点来评价了。

克罗普气恼地往草地上一躺。“最好还是别谈这一套无聊事。”

“谈了的确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卡钦斯基附和道。

更加糟糕的是，我们得把新发的东西几乎统统都退还，而把原来有的那些破烂衣服领回来。好东西不过是为检阅用的。

我们没有开到俄国去，却重新上了前线。路上，我们经过一片可怜的树林，枝干被折断，土地被炸开。在好几处地方，还有特别大的窟窿。“好家伙，是个什么东西把它打中了。”我对卡钦斯基说。

“迫击炮。”他答道，随后朝一棵树指了一指。

那树枝上挂着好几个死人。有一个士兵蹲在一根树杈上，头上还戴着一顶钢盔，要不他便是一丝不挂了。坐在那上面的是他的半个肢体，是他的上半身，两条腿都已经不见了。

“那是怎么回事啊？”我问。

“他的衣服都给炸掉了。”加登嘟嘟囔囔地说道。

卡钦斯基说：“说也奇怪，这种情况现在我们已经看见过好几次了。要是迫击炮把你打中了，那它确实会把你的衣服炸得干干净净的。那是气浪冲击的结果。”

我向四周搜索着。情况确实是这样。这里挂着一片片军服，另外一个地方粘着一块块模糊的血肉，原来都是人们的四肢。那边又躺着一个躯干，一条腿上套着一片衬裤，颈项里围着一个军服上衣的领子。要不然他就赤身裸体，衣服都吊到周围的树上去了。两条胳膊都已经不见，好像给拉走了似的。我发现一条胳膊落在二十步开外的一个灌木丛里。

那尸体伏在那里，脸朝着地。胳膊受伤的地方，泥土都叫血水染黑了。脚底下的树叶也给抓得很乱，仿佛那个人曾经用脚踢过似的。

“那可不是开玩笑，卡钦斯基。”我说。

“炮弹碎片打在肚子里也不是开玩笑啊。”他答道，耸了耸肩膀。

“心肠不要变软啊。”加登说。

看来，所有这些事都是不久前发生的，因为血还是新鲜的。我们既然看到那里的人统统都已经死了，也就不再耽误时间，而是马上去把这件事情报告给最邻近的一个医疗站。把那些抬担架的勤务抢过来自己做，那毕竟不是我们干的。

必须派出一个巡逻队去侦察敌方的阵地到底配备了多少兵力。我因为休过假，对别人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以我自己报名要跟他们一起去。我们议定了一项计划，悄悄地溜出铁丝网，随后分散开，各自向前爬行着。不大一会儿，我找到一个很浅的弹坑，便爬了进去。从这里，我朝前面窥视着。

这个地带只有中等的机关枪火力。它从四面八方扫射过来，不太猛烈，但是一直保持这样的程度，使你没法直起身来。

一颗照明弹爆开了。大地僵硬地躺在它的惨白光芒里。随后，黑暗又笼罩下来，四周比先前还要黑。在战壕里，有人告诉我们，前面有黑人部队。那可麻烦，你不容易看见他们，而且他们干侦察工作也很在行。说也奇怪，他们常常又相当愚蠢。不只是卡钦斯基，而且还有克罗普，有一次居然打死了一个敌军的黑人巡逻队员，因为那些人在匍匐前进的时候，熬不住烟瘾竟抽起烟卷来了。卡钦斯基和克罗普只要对着烟卷那燃亮的一头瞄准就成。

一颗炸弹之类的东西落在我身边很近的地方。我没有听到它飞过来，因而大吃一惊。在这同一刹那，一种无意识的恐惧攫住了我。我在这里孤零零一个人，在黑暗中几乎是束手无策的。说不定另外有一双眼睛从我前面的另一个弹坑里注视了我很久很久，一枚手榴弹早已安放好，准备把我炸得粉身碎骨。我试着振作起精神。这不是我第一次担任巡逻，而且这也不是特别危险的一次。不过这倒是我休假以后的第一次，再说，这一地带对我来说还相当陌生。

我对自己说，我的恐惧是毫无意义的，在黑暗中大概也没有什么人在注视我，因为，不然的话，他们的射击就不会这样低了。

这样想也没有用。在一片混乱之中，各种念头在我脑袋里面嗡嗡作响：我听到母亲警告我的声音，我看见胡须飘拂的俄国兵贴在铁丝网栅上，我对摆着安乐椅的营房食堂和法国瓦朗谢讷[21]的一家电影院有着鲜明而美妙的印象。我痛苦又害怕，在想象之中看见一支步枪那灰色无情的枪口，不管我的头试着转向哪一边，它总是毫无声息地在我面前跟着移动。汗水从我的每一个毛孔里渗出来了。

我仍然俯伏在我的浅槽里。我看了看时间，才过去了几分钟。我的额头湿漉漉的，眼窝潮乎乎的，双手在瑟瑟发抖，人在微微地喘气。这不是别的，只是一阵可怕的恐怖的发作，一种简单的兽类共有的畏惧，怕把脑袋伸出来，怕让自己再往前面爬行而已。

我的一切努力仿佛稀粥一般溶成一个愿望，但求一直能待在那里。我的四肢粘在地面上了，我做了一次徒劳的尝试，它们没法松开。我索性把身子紧贴在地面上，我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下定决心待在那里。

可是一股浪潮马上又将我冲刷了一下，一股羞惭、悔恨同时又混合着安全感的浪潮。我稍稍把身子抬起一点，往四周瞭望着。那样凝视着黑暗，我的眼睛都灼痛了。一颗照明弹直蹿上去，我又俯伏在地上。

我展开了一场无意识而混乱的战斗，我要走出这个浅槽，可又滑了回来。我说：“你一定要出去，这是你的伙伴们，不是什么胡说八道的命令，”然后又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有一条命好送咧……”

都是这次休假造成的后果，我愤慨地为自己开脱罪责。可是我没法使自己相信，我变得十二分软弱无力了，我慢慢地抬起身子，把两条胳膊伸向前面，后边拖着我的躯体，就这样伏在弹坑的边缘，一半在里头，一半在外面。